保护非遗的建议篇1
摘要：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从立法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家+省+市+县”的4级保护体系也可以看出我国举全国之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部署。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工作中，认定的标准为：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笔者认为，在严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和程序的前提下，对于我国已经公布的和潜在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进一步做好后续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四点建议如下：
一、分类别制订传承与保护方案
截止2011年，我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为29个。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多达三个批次总计1000多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几个类型。不同类型的非遗应采取不同的传承与保护方案，有些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传承，比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应在了解其起源的基础上，恢复其传统活动内涵；而有些非遗则应先在小部分地区和少数群体中保持和延续，比如纳西族的语言和东巴文字，在该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就应该坚持教授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以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纳西族青少年第一语言是汉语而非纳西语的现状，更别说东巴文字的书写。在制订方案时，尤其要注意体现“非物质”三个字，因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非物质”性，最难传承和保存的也在于其“非物质”的活态传承。
二、注重非遗研究人员的培养与交流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中已经开设了非遗本科专业，如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有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国内较早进行非遗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如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已经培养出了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我国一些教学、科研机构也已在一些特色领域招收与非遗相关的博士研究生。非遗研究人员需要同时具备知识的专业与广博，涉及非遗的传承、保护、发展、管理、研究能力等多个层次。在这些研究人员中，既包括人文、美术、音乐等学科的高层次专业人士，也包括地方上的民族民间艺术家和传承人，这两类研究人员之间应加强交流，将专业人士在理论上的独到见解与民族民间艺术家和传承人的文化实践相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非遗研究队伍也存在研究机构分散、学科发展不成熟、研究人员缺乏身份认同等问题，需要在未来逐步解决。
三、跨国跨地区跨部门合作
2006年，我国高票入选由18国组成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我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汲取其他国家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经验，也分享自己取得的成果。此外，有些非遗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如蒙古族长调民歌，需要中蒙两国携手合作；有些非遗涉及我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如格萨（斯）尔，它是多民族共享的口头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涉及的地区有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需要整合各地区、各部门资源，才能最大程度的解决实际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四、多渠道宣传和普及非遗知识
1.利用网络平台。比如由国家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网站包含了丰富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信息，能查到我国每一个世界级和部级的非遗介绍，更新及时的新闻动态、专题报道、论坛，还有部分传承人的信息，以及与非遗相关的其他知识，是一个很全面的非遗宣传网站。
2.举办有特色的非遗文化节。目前成都地区已经举办了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并且在非遗公园立碑刻《成都宣言》，让非遗节永不落幕。
3.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题博物馆。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开展非遗博物馆的申报工作，鼓励民营资金开办此类博物馆。
从2006年起，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旨在动员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也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宣传和保护。相信在多方努力之下，会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非遗、关注非遗，主动投身到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行列当中，为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2）
[2]时吉光，喻学才.我国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综述[J].长沙大学学报，2006（1）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2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cultural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转贴于中国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转贴于中国
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转贴于中国
中国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形式”(forms0fcultural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0／masterpieces0／the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q／human讧7：guide扣rthepresentation0／candidature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revvingthebangui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roundtable0／ministers0／culture-intangible
cuhural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3
1．关注每个国家保护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一致讨论通过的文化多样性统一宣言，帮助制定由第32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推荐的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确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宣言。
2．回顾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在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遗产公约，和1954年的第一议定书以及1999年通过，于2004年3月9日正式生效的第二议定书。
3．回顾国际蓝盾委员会1996年4月成立时的目标和2000年4月14日在斯特拉斯堡签署的。
4．深切关注因人为的或自然灾害对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破坏而造成的影响。
a．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签署并批准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战时保护文化财富公约、1954年的第一协议书和1999年的第二协议书。
B．（1）建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将保护移动的、非移动的文化遗产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件纳入到他们的为世界和平工作中去，以免遭破坏和替代，（2）鼓励各国政府将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他们的人文工作中，以免遭破坏和替代。
C．建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行动起来，阻止对文化遗产保护地和建筑物的掠夺和破坏，以及文化财富的非法交易。
D．鉴于风险准备、反应和修复工作的重要性，建议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工作者和其他人士，把这些工作纳入到他们的日常工作计划中。
e．建议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纪念馆与古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图书联合会的成员国，在那些还没有成立国家蓝盾委员会的国家成立这样的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的权威人士支持他们的工作并发挥作用，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时，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4
“蓝盾”是与“红十字”对等的文化名词。1954年《海牙公约》规定用“蓝盾”这个符号标注于文化遗址处，使它们免受由于战争冲突引起的攻击。1996年，国际蓝盾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BlueShield)简称iCBS成立。
国际蓝盾委员会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免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由四个非政府组织机构组成，分别是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纪念碑和遗址协会以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蓝盾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通过协调预防措施，解决并回应人为的和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并欢迎世界各国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与古遗址部门和博物馆加入该委员会。
2004年7月，国际蓝盾委员会在意大利城市都灵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大会。国际蓝盾委员会创始成员的代表和来自比利时、捷克、法国、意大利、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挪威、波兰、英国、爱尔兰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蓝盾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来自文化应急和无国界文化遗产机构的代表分别参加了大会。
第一次国际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关注每个国家保护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一致讨论通过的文化多样性统一宣言，帮助制定由第32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推荐的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确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不得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宣言；深切关注因人为的或自然灾害对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破坏而造成的影响。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签署并认可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战时保护文化财富公约、1954年的第一协议书和1999年的第二协议书；建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将保护移动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件纳入到他们为世界和平工作中去，以免遭破坏和替代；鼓励各国政府将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他们的人文工作中，以免遭破坏和替代；建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行动起来，阻止对文化遗产保护地和建筑物的掠夺和破坏，以及文化财富的非法交易；建议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博物理事会、国际纪念馆与古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图书联合会的成员国，在那些还没有成立国家蓝盾委员会的国家成立这样的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的权威人士支持他们的工作并发挥作用，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时保护移动的和非移动的文化遗产，决心把国际蓝盾委员会建设成受世人瞩目的、高效组织。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9-0107-01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一、文化馆为什么要从事“非遗”保护工作
首先，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赋予的职责。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责任。早在民国时期，各地就开始设立“民众教育馆”专司文化宣传工作，通过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鼓舞了一代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县文化馆，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图书阅览、幻灯放映、书画展览以及群众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唱活动。为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时代赋予了文化馆新的功能，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普及科技知识，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全力的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是文化馆的重要职责。而在国家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大力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今天，文化馆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因此说，文化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它自身的功能所在。由于文化馆集结了当地文学艺术各门类人才的精华，指导着当地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群众文艺演唱活动，担负着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而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是喊口号、走过场，而是在政府的重视、支持和领导下，通过大量的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参与而进行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救和保护，最后才能达到传承、发展和利用的目的。而文化馆是一个地区唯一具备这种专业功能和业务能力的单位。因此，文化馆从事“非遗”的研究和保护是它自身的功能所在。
其三，文化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是它身处基层的位置所决定的。文化馆是最基层的文化业务单位，他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形形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承人，它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它调查、研究、挖掘、整理“非遗”资源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按照目前文化机构改革的结果，基层的文化、文物工作已由两个行政部门来分别主管，虽然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和文物馆是一个单位，甚至统称为文化馆，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业务分工上线条都非常的清晰，很自然文物馆的业务就是搞文物，而文化馆就担负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责。这种业务分工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基层工作条件下的自然选择。
有人会说：“文化馆么，就是配合政府搞一些宣传，辅导一下群众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另外自己再搞一些创作，发表些作品就行了，怎么会扯到‘非遗’保护方面来呢？应该另组织机构来完成这个事情。”说到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文化馆的工作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今天，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要求文化馆的服务功能、服务内容都是多元化的，服务方式也不再是原始的、单一的手段。因此，文化馆按照自身的性质，它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了“最大限度地服务群众，满足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之上。目前，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这一宏图大略的实现，最基层的文化馆必将起到先锋和主力军作用。所以，文化馆要把“非遗”保护工作当作自己的主业来抓，而且一定要把它抓好、抓出成效，要充分发挥出文化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馆如何搞好“非遗”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课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而且它的专业性、长期性、可持续性和量大面宽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要搞好此项工作所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然而，大部分的文化馆基本情况都是：编制少，人员少，工作经费匮乏，设施设备简陋，业务难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搞好“非遗”保护工作，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认识到位：作为干具体事情的基层文化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搞好“非遗”保护是文化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文化馆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把“非遗”工作列到文化馆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中，教育干部把它当作自己的主业来抓，做到“不等、不靠、不摆困难”，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利用馆内一切力量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宣传到位：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就要大力地向群众宣传，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宣传，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争取领导的重视、社会的支持和群众的参与，促使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同时也积极的向大众宣传“非遗”保护的相关知识和政策法规，为整个的保护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
3.组织到位：首先要成立以主管县长、文化局长为核心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文化馆长、业务干部为核心的“非遗”保护工作部，争取成立有专人、专款、专门设备的“非遗”保护中心，建立“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这些组织机构的牵头、带领下，解决保护工作当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决策工作中的重大事情，并充分发挥其领导、协调作用，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6
［摘要］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2―008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文化精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
齐齐哈尔市已有800年建城史，是历史上最早的黑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最早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近期笔者对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内涵，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我国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发展经验,深入分析自身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内涵丰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切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1.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是有效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条件
自2006年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积极有效的组织开展了本辖区的普查工作。并及时召开各县（市）区文体局局长、文化馆馆长参加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将省、市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要求传达下去，抓好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建立了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目前全市有克东、依安、富区梅里斯等9个县、区都已成立了非保中心或办公室；昂昂溪、建华等县区设立了专、兼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科学有效的保护网络的建立，才使齐齐哈尔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
2.市级保护中心完善运行机制，履行职能，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齐市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3月以来，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对该项工作非常重视，在全省地市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办公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市市群众艺术馆。并由市编委批准，配备了三名专职业务干部，装修改造了100多平米的接待室、资料室、办公室。建设了数据库，收集整理了65项有申报保护价值的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自保护中心办公室成立以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库、制作了舞蹈、器乐、剪纸等40余卷艺术档案。并整理制作了相关的图片、文字介绍、光碟等完整资料。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担负着对上组织申报和对下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是上级保护中心和基层申报单位之间的纽带。这个中间环节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
3.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
2006年9月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筹备期间，举办为期两天的齐市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文体中心）骨干培训班，并聘请省保护中心专家讲课，向他们讲解了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文化的相关知识，使基层文化干部对国家文化部等决策部门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的各项指示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对搜集、整理、申报的相关程序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共有29人参加了培训；2006年10月市文化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各县、区文化局长、文化馆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来自全市16个县区的32位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详细的介绍；2006年10月8日我市组织17名基层骨干参加了省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
专业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各项文化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更多的专业干部尽快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知识是极其迫切的。齐齐哈尔市采取的办法是省、市两级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职干部的两轮培训。虽然时间较短，但是这些专业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后都能根据市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工作的同时加强自学，现在都已经初步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工作方法，并成为实际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应该与时俱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文化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大环境，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良性的传承土壤。
1.在挖掘、整理保护项目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申报工作，全力争取国家对保护项目的各项支持
自齐齐哈尔市非物质保护中心成立已来，做了大量的普工作，已搜集整理了20项名录，其中有哈库麦勒、乌钦两项入选第一批国家名录；罕伯岱民歌、古驿道站丁习俗、鄂温克瑟宾节、齐齐哈尔木板书四项入选第一批省级名录，这四项省级名录正在申报第二批国家名录中。
2.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
在市保护中心普查的65项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龙沙区的北大仓传统酿造工艺；富区的达族婚礼、后库勒满族花棍舞、达族萨满舞、传统医药、罕伯岱达族传统舞蹈；克东县的克东腐乳传统工艺、满族刺绣、剪纸；富裕县的三家子村满族民俗文化、满语教材；讷河的鄂温克民间文学、鄂温克族口弦琴等都是历史悠久，极具保护价值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齐齐哈尔市已经完成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第一、二批市级保护名录已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并在2007年11月17日召开了部级名录哈库麦勒、乌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到会，进行了研讨，并即将将学术研讨成果结集出版。
3.加大资金投入
2006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投入资金三万元，用于改造和装修市非保中心办公室及增添内部设施。在申报国家、省级名录过程中，各县、区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都能根据项目需要投入挖掘、申报经费。其中梅里斯在申报哈库麦勒和乌钦这两个部级项目中投入资金2万元；富区申报罕伯岱民歌和木板书投入2.90万元；富裕普查申报站丁习俗投入资金2.85万元；讷河申报瑟宾节，市财政投入资金5.30万元。这些政府资金支持基本保证了挖掘、整理、申报工作的顺利完成。
资金困难是困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又一难题。在齐齐哈尔市申报第一批部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名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申报项目书的制作和申报光盘的制作都很不理想，只能凭借申报项目的独特性和历史文化内涵来争取专家评审组的目光。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很多老艺人、传承人的声像资料因为相关设备短缺而无法完整纪录下来。相信这中情况并非齐齐哈尔独有，全省甚至全国的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4．整合资源,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7月24日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省民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了齐齐哈尔首届“库克塔拉”民族民间原生原创文艺精品展演，集中展示了满族舞蹈、达族舞蹈、赫哲族舞蹈、罕伯岱民歌、大手绢绝活等民族文化遗产精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7年3月，为了配合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市保护中心与鹤城晚报联合策划了“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景纪录”。先后在鹤城晚报上发题为“奔放的旋律、艰难的挖掘”（罕伯贷达斡尔族民歌）；“郑焕江木板书”及300年，生生不息的“站丁文化”等3篇专访报道，详细记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各个项目的特点，在社会取得良好反响。与市电视台《视点》栏目联合策划拍摄了三部专题片：郑焕江木板书、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及保护边疆风雅颂（乌钦、哈库麦）。这些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从观念上起到了引导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使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其在全市产引起较大反响。
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是非常紧迫的。第一，一些依靠口传心受方式加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流失。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立法滞后，没有法制保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与各项工作发生冲突或矛盾时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障。第三，由于保护工作未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与保护工作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系统解决，经费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第四，在实际保护工作中，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借创新之名对一些传统文化进行篡改，严重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意义。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7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78号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2017年3月24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认定、传承、传播、开发等保护活动以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三)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记录并建立档案;
(四)组织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
(五)组织认定、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和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六)监督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
(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教育、体育、旅游、民族宗教、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宣传、保护、传承以及开发利用。
第二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认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代表性项目)，建立健全本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资料体系。
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单位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完整;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公示，报本级人民政府认定并公布。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将本级代表性项目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经上一级人民政府认定后列入上一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条代表性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在一定群体或者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传播的特点;
(四)具有地域或者民族特色，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
第十一条对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本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明确保护单位。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并实施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
(二)全面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实物、资料，并整理建档;
(三)确保项目不失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工艺、技艺或者特点，开展传承、展示、展演、培训以及学术交流等活动;
(四)为项目传承以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五)按照规定使用保护资金;
(六)向文化主管部门报告保护、传承等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类保护，对濒危、存续良好、生产性、少数民族等代表性项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办法，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代表性项目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当实行整体性保护，有计划地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保护名镇、老街、传统村落原貌和原住民生活形态。
第十四条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代表性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实行生产性保护，使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目录，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救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保存。濒危项目目录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在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时，对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六条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
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传承人)，建立本级传承人名单以及信息资料库。
第十八条传承人由代表性项目技艺持有者申报，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申报材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公示;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项目的技艺;
(二)在一定的区域或者领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和传播活动;组织或者推荐其参加各类展示展演、学术交流、培训等活动，并提供必要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公共媒体应当采取措施，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
鼓励公园、广场、车站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将本地优秀的代表性项目内容纳入素质教育，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鼓励和支持街道社区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及宣传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代表性项目。
第二十三条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渊源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代表性项目以及传承人申报、评审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项目管理、传承人管理等制度。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活动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需要设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展示)馆、传承基地(传习所)等基础设施，或者利用现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综合文化站(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集中开展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展示和展演等活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八条规定，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不予评审、认定，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保护单位不履行义务或者导致代表性项目失去传统工艺、技艺以及特点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保护单位资格。
第三十条未按照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由财政和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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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制定工作起步较早，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及省文化厅先后多次赴省内各地及外省(市区)开展调研。多次召开由全省各相关职能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相关责任人和传承人参加的非遗立法座谈会和征求意见会，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先后通过了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人大常务会议审定。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共六章三十二条，包括总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条例》中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代表性项目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当实行整体性保护，有计划地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保护名镇、老街、传统村落原貌和原住民生活形态。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代表性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实行生产性保护，使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该条例立足吉林省保护工作实际，充分凸显吉林的地方立法特色。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8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9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具体工作方面，扎实全面地开展和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非遗资源；初步培育和建立起了事业管理服务系统和一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江苏加强非遗立法工作，力争在全国领先，依法推动事业发展；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馆及保护基地建设，江苏先后建成和开放包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内的非遗专门博物馆67个、民俗馆8个、传习所295个；加大非遗宣传普及力度，提升全社会认知水平，定期定点举办群众性非遗专题节庆活动，如中国昆剧艺术节、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古琴艺术节等，唤起社会非遗保护认知、彰显江苏优秀传统文化；针对不同非遗项目采取不同保护方式，推进非遗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工作。
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新型事业。目前江苏非遗工作中还存在着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全社会对非遗工作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一些地方政府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保护层次较浅，没有形成系统的保护思路和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经费地区、项目差异较大。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民间资金介入全省“非遗”保护传承领域几乎为空白；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特别是基层组织缺乏稳定从业人员；非遗事业基础理论与实践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专业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日益恶化，流失现象严重，面临传承危机，其现实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缺乏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本省有关法规的要求，着力制定切实可行的非遗保护措施，开创非遗事业的新局面。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强化宣传工作力度，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和力量。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运用文化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服务、督促、检查、指导等职能，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社会团体组织在非遗调查、保护、研讨、交流、辅导、培训与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组织专家学者，将特色鲜明、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力的非遗项目，编辑出版成各类非遗普及读物等系列丛书，以供群众阅览，增进了解，尽最大可能整合社会各界资源，营造良好保护氛围和保护力量。持续开展非遗事业的传播、展示工作，构建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机制。
千方百计整合利用各方面的宣传资源，利用各种媒介，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如展览展示展演、论坛讲座咨询等形式，通过广场宣传、街头宣传、流动宣传、节会宣传、网络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普及非遗保护知识，使热爱、珍视、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最终使非遗事业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目前全省的非遗保护规划工作还相对落后，建议各级政府把非遗保护工作提升到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和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同时参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先行编制部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规划，把规划实施工作纳入到各地年度建设计划之中。
加强区域性非遗生态保护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基地建设，着力拓展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体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需要的是活态传承，因此整体的、群体性的、能够自然传承的保护更重要。以往非遗的保护大多侧重于单个项目，侧重孤立、静止的保护，“生态”整体保护方法的使用依然比较滞后。建议借助于历史村落保护、民俗村建设、农家乐及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等契机，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园），进行非遗动态、整体和可持续的统筹保护，从而为非遗传承提供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立体空间，使它们具有更加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对大量珍贵实物和物质载体，手工艺品、乐器、戏服等，要进行分类收藏、展示和研究。利用非遗博物馆和非遗基地，将保护项目与文化活动相结合，邀请一些代表性传承人来现场献艺，或者结合其他行业来延伸、拓展保护空间，活跃传承方式。
以传承人为核心，推动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
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活态载体，是保护工作得以持续有效进行的根本性保障。对传承人应设立专门的扶助与奖励政策，制定明确的给予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补贴制度，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等方式，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的领军作用和传承作用。同时不仅要给予老年传承人以资助，更重要的是鼓励青少年和有一定技艺基础的中青年拜师学艺，对学习效果显著、成果突出的继承人要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对那些必须要通过团体传承的项目，鼓励相关团体开展传承工作，或鼓励有关人员进行传承组合，开展有关传承工作。对部分技艺有一定的秘诀不宜面向社会公开的项目，要鼓励家族传承。
积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促进生产性保护，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路之一，是做好“在保护中发展”的工作。把有自身发展能力的非遗项目适度推向市场，让其重新焕发生命活力，通过非遗生产性保护，使之形成文化品牌，成为新兴文化产业。发挥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的引导、参与及组织协调作用，尽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来，为非遗项目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培育和构筑适合于非遗资源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的新平台。
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制定各类优惠政策与奖励政策，推动部分非遗项目走生产性保护、发展道路。可以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表演队伍，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让地方性非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加强非遗与旅游业融合，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出版非遗丛书、系列光盘，开发具有“非遗”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一批非遗特色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有效保护和不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做好适度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保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的数字化建设。
保护非遗的建议篇10
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是文化大挣钱，指望文化挣大钱的观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和精神不符。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建议各个城市的文化干部选拔要进行文化考核，让懂文化的领导干部抓文化建设。
张艺谋、张会军、冯小刚、尹力、冯小宁、陈国星六位政协委员联名：
希望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市场规律对电影票采取“建议性指导票价”和“最高限价”。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凌解放（二月河）：
不能一窝蜂地搞“文化产业化”，以牺牲文化价值而仅仅追求利润。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
建议中国应设立“艺术投资银行”，在此基础上画廊与评论家、画家建立契约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
应该建立国家收藏国外艺术品机制，使其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一项新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非：
金融对文化产业的结合，重点应放在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银行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应该在末端，在它最需要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歌舞团团长刘春梅：
建议国家把直补资金转移给文化产业单位，来引导和刺激普通民众多进行文化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王立平：
现在的文化不能嫌贫爱富，文化的繁荣最重要的标志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相声演员姜昆：
要发展文化，管文化的领导必须要对文化的真正内涵和概念有深刻认识，学习中国传统历史，再去管好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闫冰竹：
商业银行仅靠贷款利息无法覆盖文化企业可能发生的高风险，建议以风险分担为原则，制定差异扶持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文化要大发展不要，这样不但违反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也违反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建议国家对艺术品拍卖加强管理，杜绝不合理的“天价”拍卖现象，“天价”拍卖不但破坏艺术的价值标准，更破坏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
文化产业不能代替文化建设，文化产业以挣钱为主，文化建设有可能赔钱，要考虑其社会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
电视晚会劳民伤财，应该刹住这股攀比、浪费、雷同之风，把钱用到贫困地区改善教学等有意义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池莉：
应该把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观结合起来，构建一种能够滋润心灵的文化内涵，才能减少浮躁，增加幸福感。
全国政协委员、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杨澜：
文化事业必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
建立公益的儿童电影的放映或校园的公益院线，开拓现有的放映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陈德：
要加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建立以国有资金投入为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齐让：
全国的科技馆应该逐渐实现对公众免费开放，提供更便利更宽松的科普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吴建平、李焕然、周兆达等联名：
建议设立公民道德最高奖――“中国雷锋奖”，嘉勉各行各业中乐于助人、默默奉献的优秀公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实体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应该把民营书店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给实体书店以减免税的政策，保留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
建议由文化职能部门制定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长效机制，鼓励、督促文艺家走向火热的社会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
政府应该做好影院的布局规划，让高昂的电影票价降下来；加大对本土电影业的支持力度，让票房高上去。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
国家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由于税负负担沉重，利润微薄，许多年轻人觉得从事这个行业赚不到钱而不愿意学习该项技艺，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
传承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校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
借申遗之名，对文物遗产进行不负责任的过度开发，尤其盲目复建文物古迹，造成无可挽回的保护性破坏，与申遗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京剧演员谭孝曾：
建议降低剧院的租场费，对剧场进行补贴，降低院团演出成本和票价，促进“国粹”传承发展，保护民族艺术。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建议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着手制定《故宫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加强故宫文化遗产保护和促进故宫博物院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利益。
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亟待保护的真实文物上，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把它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长苏士澍：
文物鉴定应该上升到立法层面。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
希望修改文物法，适当放开文物市场，地方文保单位可转让部分文物，适当允许民间收藏和买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
地方戏要保护自己的特色，发展要有新的东西，“千人一面”的趋势会破坏文化的多样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
建议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门人才，扶持农业传统技艺传承人，把现场保护与建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相结合，建立农业生态博物馆。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宝成集团董事长柴宝成：
尽快修改文物法，允许“地下”收藏的文物市场流通。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何水法：
倡议将对城市文脉的保护上升到环境保护等同的高度，一要加大破坏文脉建筑的惩罚力度，二要制定以保护为主的城市文脉保护方案。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
在保护文化生态的时候，既要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强调保护以徽派老村镇和老街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结合起来，按照它的原生态来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
太极拳是中国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建议国家优先推荐太极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数字化保护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永久保护，只有用高保真数字技术把文化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留存档案，才能做到永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申遗只是保护的开始，建议申遗改为“审遗”，审查遗产保护得好不好。必须对后代负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
全国人大代表、泸州市副市长马宗慧：
中国酒类酿造遗址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陈福今：
要把传承文化遗产作为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民生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刘晓武：
“织麻为布、制作衣裳”是炎帝功绩之一，炎帝是服饰文化的鼻祖，建议设立中国炎帝服饰文化研究所和博物馆。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中央委员马立群：
新时期的大学要快速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在传承、发展和引领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厉无畏：
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适度的竞争压力可促进文化创新，也需要国家在转企过程中给予适当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
推广中国，怎么开始很重要，文化的“交流”、“对话”比“输出”更贴切，交流才能求同存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星亮：
在文化的国际互动中，传统范畴的中国元素要获得现展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具有文化竞争力和说服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歌舞团副团长陈维亚：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要打造一批“强悍、自强不息、自信”的优秀作品，向世界传递中国人的和谐观，传递中国对社会、对国际甚至宇宙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
文化体制改革不能坐而论道，首先要改变人的观念，体制要被观念打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周莉：
真正好的作品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企业需要完善制度来保障文化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吴碧霞：
中国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企业，缺少十分优秀的讲故事的能力，怎样让外国人了解、喜欢中国文化，需要拿他们的东西做“敲门砖”。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
只有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走出去了，才能真正增强国家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