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发展篇1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手执“科学”、“民主”的利剑，挥向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旧伦理、旧道德。从对其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影响角度看，五四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道路的失败和终结，同时为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干部和阶级基础。揭开了中国现代政治运动的新篇章，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
经由“五四”精英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中国思想界的活力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释放，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对外部世界来说，中国思想界可谓四面洞开。在呼唤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声中，中国人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单一的价值取向。尽管中国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公开并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则归之于“五四”精英。五四时期宣传科学，其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在于提倡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愚昧落后，迷信盲从，偶像崇拜和“灵学”，从而与民主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斗争。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全面进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老文化产生新的转机。
在政治方面，陈独秀、提出了较辛亥革命运动为彻底的“惟民主义”主张。认为民主政治决不仅仅是制定宪法，建立国会；民主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这唯一根本之条件，就是当时先进分子对民主政治的解说。因此他们要花大力气唤起国民觉醒。这就明确而生动地表明，五四时期对民主的理解和宣传，较之过去把民主只看成是国体政体问题，是大为丰富、深入和前进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政治发展在经历了漫长的动荡与紊乱时期以后，恢复秩序，建立统一政权，再造民国已成为人心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一方面顺应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图构建新秩序，重建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对建立民主政治只停留在口头的承诺上，民主成为其政权的标签或打击异己势力的借口。对已获得的权势视为私有，始终不愿意主动地开放政权，与的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共产党人始终以民众的最高利益为重，不仅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百余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也为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高度发展民主和科学精神。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民主和科学是不可分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更为重要。直至今日，封建主义遗毒和小生产观念习惯相当严重，各种特权和腐败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的机体。我们是以行政权控制社会，但党权和行政权都缺乏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就是不上品级的“芝麻官”的权也难监督或难于处理。我们还习惯于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往往为权所左右。由于官的重要和权的“妙用”，很多人在追求“官”、“权”上很下工夫。我们也强调为官“清廉”，但官无监督无制约一定会走向腐败。我们需要“廉洁”政府，从实际情况看，似亦需要“廉洁”政府。如果为官掌权只是为国家尽义务多作贡献，没有其他任何特权和“好处”，大家都不去争官弄权，“廉洁”也就易于出现。我们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经济环境，很有必要，而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进度不大。我们常常在“集权”或“分权”问题上争论徘徊，实际上那不过是形式，主要还在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我们也讲学术自由，但没有切实的民主和思想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落空。所以关键还在于民主化，建立和健全严格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督制度，使党和国家政治生产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2
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政治参与热情、对待权威的态度、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都是不同的。
中国从农业大国发展为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文化的变迁。农村政治文化是一种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但它不是单一的,是几种类型的混合,但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时代特点。
一、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阶段及特征
(一)“人多力量大”: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建国后,要迅速改变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极其匮乏的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自然成为优选之策,于是,“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变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组织起来的农村民众,集体劳作,集体活动,这样的氛围形成一种顺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依附的主体即是集体,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广大村民对国家及领袖人物的了解渠道单一、信息有限并抱有基本相同的情感,而距离最近的下达国家政策的基层干部与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无太大的不同。整齐划一成为这种政治文化类型最大特征,从众是自然的反应,也是“安全”的选择。因此,单个的村民无需“多余”的辨别与评价,集体的标准便是个体的标准,个人只需要遵从即可。
党的领导者清楚认识传统社会农民群体散漫、盲目、无纪律的特点,亟需对其进行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p1477党向来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农民的教育。在社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每年都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8月29日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央又一次提出在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0年起中央多次发次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6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至1966年,“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历时四年之久的“四清”运动不了了之。[3]p1-3在那特殊的年代,连年开展的运动是广大农民参与政治最直接的方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达到最大值,极大地冲击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领地,进而培育新的文化土壤:不仅使广大农民认清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而且在活动中逐渐养成自觉维护国家-集体权威的心理和意识。
(二)“先富带动后富”:自治型的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使集体束缚的力量逐渐“松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政治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政社(人民公社)分开、撤社建乡,之后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实行“三自”原则,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它是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改变以往政府包办一切的管理方法。
这是一个强调个体、突显个性的时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有些“另类”,但无需屈于集体的压力。在“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下,“万元户”成为标杆,农村的种植、养殖能手、能人成为经济上的榜样。富裕程度是最大的认知,而能带动村民富裕起来的村干部则是新的评价尺度。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那就是“自治”,个体自治。由于经济独立、倡导发挥个人能动性,村民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和评价出现多样化,个体意见予以保留和尊重。领袖人物既已走下“神坛”,随着改革推进,讨论、质疑改革的声音出现,甚至在城市里爆发浪潮。而中国农村这片“汪洋大海”,则是风平浪静,许多村民对前一个时代的政治还抱有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自治的文化根基还没有在集体主义的土壤中牢固树起。随着物质的积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某些村落以直接而世俗的方式表现,乡村选举中,贿选、金钱拉选票的报道时有出现,选举成为走过场,家族、宗族势力在抬头,这是“上级”权威在农村的式微,也是自治文化在基层的变异。农村政治动员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在去集体化的背景下,利益-金钱悄悄成为新的政治文化 导向,情感与评价的标准于是走向另一种集中,模糊而无序,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短视——看得见的利益才实在,以及了自轻——认为个人对农村政治体系是消极的存在,那是有钱人有背景的人和“能人”玩的“游戏”。(三)“和谐社会”: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改革二十来年进入新世纪,商品的极大丰富已经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政治层
面的诉求便提上日程。当“和谐社会”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流行语时,大多数人其实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全部内涵。这个口号之所以盛行,一来它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极大地契合,“和为贵”、“和气生财”是百姓社会通俗而有用的哲学,二来反映人们过安稳生活的心愿,业已创造的生活基础确实不易,在他们看来,和谐的对立面是矛盾——冲突,与其付出重大代价且打乱既有的秩序,不如以较小的损失换取宁静,于是,矛盾冲突能以某种方式消弭在初始状态。
和谐的大局并没有隔绝不同的声音,我们仍然记得新世纪初那位学者上书中央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各种目光聚集在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天地,高层也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并逐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重大决策。从开始作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到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废止农业税条例,2007年发出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再到城乡统筹的科学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农民的价值取向已由传统日益向现代转变,新的生活观、消费观、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在成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加速,不仅导致农村思想文化出现了一些危机,包括婚姻家庭、财富价值、孝道伦理等,也致使农村政治文化悄然发生变化。见识越广,媒介愈发达,信息愈加对称,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城市“习得”参与政治的知识、心理和素质,“讨个说法”的影视台词早已成为老黄历,“民告官”的提法也不再新鲜。纵观这个阶段的农村政治文化,参与是突出的时代特征。“和谐社会”有几个特征,前两条即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不是要掩盖、压制矛盾,而是要以现代文明理性的途径予以化解,问题在基层能够解决。要实现和谐农村建设,无疑需要推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建设。可喜的变化是,村民逐渐重视权利,通过正常有序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理性诉求表达日趋成为一种风气,社会公平正义将能更大程度地实现。
二、城市化与农村政治文化发展
城市化战略是三十余年发展中的重大决策之一,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另一方面乡村逐渐发展为城镇,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在减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在上升。传统的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农村政治文化的基因在发生变化。城市化发展对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
(一)人口流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4]这组城乡人口比例的数据反映了我国目前城市化的水平。同时,在乡村籍的人口中,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进城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5278万人,举家外出有3279万人。[5]因此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对农村政治文化生态而言,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首先造成的是农村集体生活组织变得更加困难,政策落实与传达更为不易,乡村干部与离乡村民越来越疏远。其次,青壮年外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弱势往往又助长了部分乡村干部的胡作非为,进而恶化了乡村政治的风气。再次,学界指出数量庞大的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如何落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共鸣与思考,虽然长年身在城市,但城市的政治生活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根——户籍还在乡村,而乡村的政治也似乎与他们没有关联。总之,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他们,对乡村政治的淡漠是无可奈何,生计是他们眼里最大的“政治”,如此,乡村政治文化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
(二)物质层面。我们似乎无需论证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指标的正相关联系,以某欠发达、后发展的自治区为例,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28.15%,同期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为2080.04亿元和220.0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65元。”至2010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11%,而同期上述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也分别达到9569.85亿元、1228.61亿元、17064元和4543元,分别增长360.08%、458.43%、192.49%、143.59%。”[6]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建设投入积累更多的资本,如“村村通”这个国家系统工程,包括公路、电力、电视广播、网络、饮水等,不仅根本上改善乡村的生活,而且信息的涌入大大提高了村民对外界的认知,自然也包括对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认知。即使在遥远的村落,关心关注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国家领导人的换届、机构的改革等都是平常事,与城市居民一样,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3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这个世纪，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漩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惘、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除工业化浪潮外）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仍将受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上个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等各类现代权威主义政治，甚至传统的君主专制、家族统治、部族政权、教派专制，显得更适合本国国情。它们被打扮成各种地区特色、国家或民族特色、意识形态或宗教文化特色的民主，顽强地抗拒着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直到本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但是，就在这个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前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出现了民主化的改革或躁动，有的建立的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原有的一些民主国家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的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强大的民主势力与权威主义政权处于尖锐的对峙中。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从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含其三个分支）、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拉丁美洲)、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主为归宿。
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就在本书脱稿的时候，统治印尼30多年的政治强人苏哈托在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辞职，新政权作出了民主的允诺。这个长期以来似乎难以摇撼的权威主义大国也展现出了民主的前景。黑非洲权威主义大国尼日利亚一直抵制民主化浪潮，最近由于军人首领的病逝，按“还政于民”的时间表过渡到民主有了新的希望。
“民主胜利了”，这个世纪末的人们可以如是说。因为人们看到了稚嫩的民主幼芽在20世纪的凄风苦雨中幸免于难，看到它在这个世纪末伸展了它的枝蔓，开放得繁花锦簇。它在新世纪的进程也许不会太轻松，一些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正在品尝着民主化带来的苦涩：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经济困境……一些国家也许还会出现反民主化的回潮，但人类民主化进程从总体上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经验就是，在那些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容易一些，民主制度更稳固一些。经过此次民主化浪潮的扫荡，权威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已丧失殆尽，民主的根基扎得更深了。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是否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困扰着人类的关于民主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向已经非常清楚，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推动着民主。此次民主化浪潮昭示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代社会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资源，组织政治权力，如果拒不承认这个真理，就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终将失败。所以，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民主，也无论民主是好是坏，现代政治必然是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人类向民主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会的每项进步都是推动民主的助力，所有的事和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讲这番话的时候，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而在今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托克维尔还没有注意到民主价值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这在本世纪曾引起激烈的辩论。今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为此作出了结论：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
民主化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有着较好的纠错机制，所以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历史上民主制度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或个别人。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的确，民主制弊病很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那就是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遵守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服从自己参与选择的公共权威，而不是屈从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这是现代人要求民主的绝对理由。民主也不是灵丹妙药，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实行了民主就能解决的，但是，民主也许比其它制度更能有效地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总之，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凭借它，人类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之境。
由权威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是政治发展的终结。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僵化的终极模式。几百年来，冲击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的发源于西欧和北美，它由那里泛起并漫延到其它地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进程最初都是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启动的。西方政治文化也是对非西方国家一波波后续冲击的源头。所以，为了把握政治发展的新趋向，为了应付非西方国家今后会遇到的新的政治挑战，我们需要了解在率先实现民主化的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需要了解它们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初显端倪的新趋向。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一方面不断在扩张，另一方面也经历着转型的深刻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民主生活的深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它们使公民更广泛、深入和直接地参与政治，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历来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她们在本世纪初才获得了选举权。60年代西方各国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社会里新的通讯手段“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为民主又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开创了直接民主和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对我们而言，这些变化也许预示着西方政治文化新一轮的冲击波。
二、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政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不同模式
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特别是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民主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国家形成初期有过发达的城邦民主。随后的帝国时代仍然保存着某种共和形式，以及城市和教会的有限民主。到中世纪君主制盛行的时期，君权受到习惯法的限制，早期的贵族会议，后期的等级议会和城市自治，还有教会内部有限的民主形式，都分散和制约着君权，使其难以成为绝对专制和独裁。即使在17~18世纪专制主义极盛的时代，教会的独立、城市的自治权和等级议会也没有完全消失。至于民主的理论传统，则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所以，民主文化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在西方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自然形成的，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
尽管西方传统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民主的传统成为西方人构建现代民主的能量源泉。从中世纪盛期到近代初期，西方的每次革命性变革都仿佛是对传统的回归。罗马法复兴、教皇革命、亚里士多德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每次回归都对包含着对民主传统的吸纳、唤醒和组合重构。直到19世纪，传统的资源似乎耗尽，西方人开始掉转头来朝向未来。
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民主文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的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怠惰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从15世纪起，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到1914年，地球上84%的土地被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所控制。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法意瓜分时，这个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只有俄国、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少量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这些在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强劲冲击。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的回应，构成数百年人类文明关系的主题。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问题而言，西方政治文化构成非西方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的“第一冲击力”或“原始推动力”，从此，这些国家在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借助于内在的动力而自动地运行，这就使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千差万别，民主制度也着上了民族的颜色。同时，在各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一波波新的冲击力，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然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的确，西方文化究竟会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还是灾难的深渊，至今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绝对是一种“强势能”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具有扩张性，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其它文化成为“弱势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较强的冲击力，较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精神。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普遍具有整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它需要压抑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将个人溶合于整体之中。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当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它侵蚀和毁坏传统社会整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引发个人脱离整体而独立，释放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和本能。这种个人的欲求一旦释放出来，就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自我膨胀性，数千年为阻止个人的膨胀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制度建构和生活模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波遇到其它文化的壁垒时，产生了类似“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
西方文化的强势能还来源于它创造的巨大力量。西方人以其较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超过了其它民族，这使西方人能够以其国力的强盛而征服世界，将其文化强加给其它民族。其它民族的精英也因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服膺其政治价值。所以，许多国家的政治先行者接受民主价值，并不是出于内在的需要，而是由羡慕西方的强大而产生的联带模仿。
非西方国家遇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仿佛是一个头足倒置的过程，带来头晕目眩的反应。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在政治领域表现尤为剧烈。
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带给它们的是现代民主的成熟形式。在它们这里，民主没有一个起源积聚的长期过程，而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中世纪贵族享受的民主和近代少数有产者的民主都创造了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排除了个人专制。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获得和扩大了政治权利，民主的基础不断向下层扩张，直到最穷的人、黑奴和妇女都获得政治权利。在民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给有资格享受民主的人以民主权利，使真正有民主要求的人得到民主权利。非西方国家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民主观念，它的民主一建立，就只能是全民的民主。结果，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多数国家，摹仿西方民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难以健康运作，或者将民主的理论原则与政治现实相妥协，建立一种民主的折衷形式，或者虚假形式。直到20世纪末，民主的条件在多数非西方国家才趋于成熟。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西方文化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接受其政治文化。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首先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有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文化由表层向深层不断渗透，而非西方国家便经历了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在理性上被接受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便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各国传统王(皇)权的垮台。王权的垮台仅仅表明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可能，但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结果，王冠坠地后，王座并没有被搬倒，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和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的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这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蹴而就的。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一种现象：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且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变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这些人希望国家民主化，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民主化，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民主的政治人格。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有可能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民主文化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代际更迭来实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广泛出现的“代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一般说来，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受影响更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代人之久或更长时间的反民主的回潮后，前一代人学习西方的成果被清除和遗忘，后代(有时是隔代)人还要从头开始。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沿着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由少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负作用可能会刺激起内地对沿海、农村对城市和民众对少数精英的反抗，结果可能出现超前激进的知识精英被大众所淹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被农村和内地的影响所压倒的情况。政治现代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
从长的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对各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但并不是均匀的。国际上大环境的变化和各国内部的变化，使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式的冲击形式。当浪潮扑来时，其势汹涌，仿佛一切都被淹没，浪潮过后，一切似乎又复原如初。但每次冲击都侵蚀了传统政治的根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传统政治几乎不存在了。
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基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而发生畸变，或与西方政治文化中某种特殊的因素（如西方的极权主义）相结合而结下现代化的怪胎，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结果，政治现代化误入歧途。在这些国家，只有割除现代化的毒瘤后才走上正常道路。
西方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相溶性因素。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一个类的表现。人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能够相互融通。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一些因素是容易被其它民族接受、吸收和消化的因素，也有不易被溶合和消化的因素，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溶合消化的因素。前者如官僚制度的组织形式、卢梭式诉诸情感的激进民主要求等，后者包括对待政治的理性态度、强调宽容和妥协的价值、权利义务观念、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宪政观念等。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中能够真正理解洛克式民主与卢梭式民主区别，认识到卢梭式民主隐含着极权倾向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至于能够认识到民族主义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则可谓凤毛麟角。西方学者强调，代表西方价值特征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这一点在民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而各种非自由和非宪政的民主大量涌现的时代更具有突出意义。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决定了现代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1)西方文化与各国文化接触的不同方式。
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渗入式(或浸润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缓进的，以这种方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相对来说社会震荡较小，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不强。第二，嵌入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加到其它社会的机体中，本土文化对其产生了本能式的拒斥反应。第三，遮入式。一个国家完全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西方人以其统治地位，全面系统地实行西化政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和得到重新塑造。特别是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深。一位前法属非洲的政治家就曾坦率地表示：“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儿子(桑戈尔)。”第四，混合型。它包括上述各种形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不同形式的影响。
(2)各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距离不同，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难易程度不同。
从历史上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各种非西方文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立型，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等，这类文化是在历史上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第二类是混合型，其发展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或是由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中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中有俄罗斯那样“文化上不知所属”的文化和拉美那样与西方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拉美文化可以说属于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亨廷顿)。当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后一种类型无疑比前一种类型的文化更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同一文化圈而言，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发源区或自源区由于其文化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文化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文化较难，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外缘区由于其传统文化本身也属于外来因素，根基不深，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拒斥较弱。而在这样的边缘区，历史上就长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所以容易接受和包容外来文化。此外，世俗文化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宗教文化则会产生对西方文化较强的和持久的拒斥反应。
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层次差距的，可以说，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的横向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仿佛有纵向关系性质，各国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仿佛是西方国家历史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当西北欧进入工业化社会，创立了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民主时，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大体上是亚欧大陆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已经进入古典农业文明时代，它们建立了准民族国家，发展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采行家长制或神权政体。它们的发展水平比西方人差一个时代级差。而在这一文明带之外的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大多数民族仍处于前古典文明和前国家阶段，社会生活以部落或部族为中心。他们比西方差二个级差。发展水平高的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力量较强，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能力较弱，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弱。一些民族由于发展水平过低，无力起而应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结果至今仍是原始政治文明的活化石。
(3)西方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既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整体主义传统；既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西方国家内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斗争，往往折射着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按民主传统的强弱和实现民主的先后，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级：第一级主要是英国及英国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是近代民主的源头，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摇篮。法国也可以勉强归于这一类。处于第二级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级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二类国家民主传统较弱，实现民主较晚，甚至晚于某些非西方国家。它们尤其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这三类国家分别在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分别是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源头。英美等国率先实现了民主化，其它西方国家部分地是在它们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其实已经在西方范围内预演过一次。
从宗教文化上分，上述三类国家中英美是新教国家，而另两类国家多属于天主教国家。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民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现了民主并积极向外传播民主价值的主要是新教国家。天主教在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转向民主。
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或与哪个西方国家地理上较接近，就使它容易受哪个国家影响。印度之所以在独立后走上民主道路，得益于英国的影响。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受到美国影响较深。日本在19世纪以德国为楷模，结果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在政界军界的政治精英中，从日本、俄国和法国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主体，在这些国家文化的熏陶下，许多留学生们选择了以激进的手段来实现极权主义的政治目标。政治英美留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商界和知识界，所以自由主义只在知识界有过微弱的影响。在韩国，50─60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但是从70年代起，美国留学生开始占多数，政治精英成分的变化对韩国向民主的转变有着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经过二道手接触到西方文化。日本由于比较早地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强盛起来，俄国因为其与西方地理上的近缘关系，它们都充当过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这两个国家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极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因素，并将其输送到其它一些国家。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是复杂的，其中一种有利的因素可能被另一种不利的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纷繁多样的民主化形式。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主”形式，如“东亚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以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都是非西方国家对自己民主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它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表明，权威主义政权也必须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出现的一党优位制(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亚洲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的“寡妇政治家”或“女儿政治家”现象，政府、政党和军队等现代组织制度的私人化现象，政治关系中渗透的家族关系、裙带关系等，都是各国以本土政治文化为基础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表现。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的渗透，这些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类型的权威主义（或各种特色的“民主”）都被冲垮。在拉美国家是军人政权转向民选的文人政权；在黑非洲是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东亚和南亚是一党独大体制和“君子政治”受到冲击；“斯拉夫—东正教”地区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解体；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是对神权政体、个人专制、一党制和传统的君主制等进行自由化和半民主化改革，同时伴以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民主化不大容易纳入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轨道。
尽管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千差万别，但是，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从制度的层面上，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的采纳，西方式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方式等也部分地被接受。那么，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此是否接近达到了一个极限呢?对西方政治形式的摹仿是否仍然是表面风浪?一个民族有史以来，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中积累起来的特质，难道是数百年的异文化影响能够消除的吗?当“西风”漫卷形成的表面上浪涛平静后，人们也许会发现，深层洋流的变化是有限的。
也许，这次民主化浪潮标志着西方政治文化向外扩张能量的耗尽，或至少是高潮已过，从此各民族文化将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民族将会以自己固有的气质和性格运作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人把现代民主传授给了世界，然而政治文化的发展却倾向于本土化而不是普世化，各种民族特色的“民主”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当然，这不再是实现民主化之前的各民族特色的“民主”，而是在实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各种特色的民主。西方的宪政文化还会持续影响非西方国家，但要使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成熟的宪政文明要困难得多。这使我们联想起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当古希腊罗马人将他们的文化扩张到极限后，他们便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罗马人当年将公民权授予帝国内全体自由民，结果是罗马人自己公民权特定内涵的丧失，少量罗马公民被淹没和溶解于广大的东方臣民之中。现代西方人是否会重蹈他们先人的覆辙呢?毕竟，西方人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在全球化的未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也许会转化成弱势，如果这样，就应了传统中国哲学的的逻辑，即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相遇的结果，最终是柔弱克刚强。
三、中国：挑战与抉择
在中国，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了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重构和变迁。1998年春的九届人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
从世界的角度看，20年里我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毋庸置疑，中国民主进程并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不是对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摹仿。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曾以极大的热情盲目地移植美国政治模式，20世纪中期，我们又“一边倒”地搬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经过这两次左右摇摆后，时至20世纪末，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的选择，而是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摹仿和移植其它文明，甚至也很少受其它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中华文明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天然混成的有机结构，是自足自得，和谐圆满的文化体系。到近代，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完全成为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经历过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世界上一些走西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很低，不能支撑本民族的现代政治发展，也就是说，缺少现代政治由以成长的基础，所以，它们容易直接移植西方政治模式。而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在非西方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在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早熟的。类似西方国家到中世纪末发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部分地在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比如，建立民族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通过建立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建立国家系统的财政税收体系等，使国家权力制度化，这些内容中国在秦汉时代即已接近完成。国家的世俗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和其它一些地区那样顽强而悠久的神权政治传统。在二千多年中，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虽然在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属于世俗政治。所以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是“移植”西方政治文化，而中国只能是在本土政治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政治文化。
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世界各国在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下而普遍发生的政治变迁，在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由西方中世纪末形成的民族主义浪潮漫延至世界各地，导致一个又一个多民族帝国纷纷解体。民族主义的潮流首先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后向东漫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相继解体。印巴分立，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内战，非洲的部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是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相对来说能够和平共处，多民族国家表现出了其它国家不能相比的内聚力和向心性。同样，困扰着各国政府的宗教纷争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政治麻烦。中国有一个各教派和平共处和与政府合作的悠久传统。有史以来，纯粹的宗教分歧没有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它们大多属于装扮上民主衣饰的权威主义。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它们大多都被西方式的民主潮流所冲垮。佛朗哥时代西班牙那句流行的口号：“西班牙就是西班牙”（“Spainisdifferent”，或译为“西班牙与众不同”。）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民主化大潮绝不承认西班牙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只是在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上，以及深层的政治文化上，民族的特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
但是在中国，在顺应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同时，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构想却可能成功。因为，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不是另起炉灶。民主化是我们不可选择的命运，但民主化的道路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具体形式却是可以选择的。
在制度的层面上，我们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公众需要政治参与，政治应该开放和自由竞争，竞争规则应该平等和公正，法律要有最高权威，司法应该独立，公共权力必须予以规范和限制、分割、制约和监督，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等，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几乎难有例外。由此必然会派生出一些制度，如，没有结社自由，公民难以实现政治参与；没有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公共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公民难以成为充分知情的公民，政治竞争也不可能公正，等等。
但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也许是所谓中国特色得以展现的地方。我们设想，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可能溶入当代公民文化中，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高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尊重和服从等等。传统臣民文化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可能使我国建立和谐的而非冲突的民主。但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这种折衷，或许只是阶段性的现象。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越来越深的渗入，社会越来越个人主义化，这个进程恐怕是不可逆转的。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4
关键词：行政文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032-02
民族自治地方成立以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应当积极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更应当不断提升。在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加快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建设的进程。
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发展存在的困境
（一）封闭保守的行政文化发展模式
在行政生态环境中，行政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与相互影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多在山区等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严重影响了民族自治地方与外界的交流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行政文化也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政府活动透明度底，缺乏社会监督，管理理念相对落后。缺乏学习服务型开放型等先进行政文化的精神和行政改革的动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增加了成本，政策难以实施到位，求稳怕乱，因循守旧的思想观阻碍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民族认同”的行政心理的负面影响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并且应当在干部任用上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这一规定使政府各机关部门活跃着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少数民族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使得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容易对本民族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而偏向于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包容性不够，使得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干部的行政心理具有浓重的“民族认同”色彩。
从理论上讲，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解释了公务员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普通的公民也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而作为公务员担当着行政主体的角色，要求在行政活动中必须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完全抛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很难避免公务员角色存在冲突。
（三）宗教文化中的消极成分
我国宗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聚居着各少数民族，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宗教，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已经渗透到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与政治、行政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各宗教团体都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爱教的热情，积极探索道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更相适应，对边疆的发展与稳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有其消极的方面，宗教的保守性、落后性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上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神灵崇拜信仰至上的生活理念阻碍了法制性进程。有部分人利用的排他性阻碍选举的民主性，干预司法教育政策的实施，妨碍政府的管理活动，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四）行政观念缺乏法制性
民族自治地方有其特殊的民族宗教文化。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强调自律，忽视行政机构中他律机制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政文化盛行。具体来说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缺乏法制性，存在着人治倾向，忠于上级、唯上是从、强调个人权威的行政思维模式，使得特权意识严重，缺少民主与法制思想，通常不通过法律手段而是以人情传统解决问题，阻碍了政策改革的实行，使得政策实施不到位，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级与下级行政部门之间关系、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等方面，表现出“集中性”、“一致性”，只注重地方利益而忽视大局，严重制约着行政文化的法治化建设。
（五）公民参与意识淡薄
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受封闭保守的行政文化和本民族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民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实质性参与很少，公民的话语权较低，公民很难广泛参与决策，民主渠道不畅通，导致公民无法把自己的意见及时的传达到有关部门，没有切实实行政务公开政策，群众很少能参与，从而使政府的决策不能完全表达公民的意愿，这种集权型行政文化导致政策的制定实施的非民主性，既不利于各民族团结也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种非参与意识严重地制约着行政文化的发展。要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出公民自主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发展途径
（一）加强行政理念建设
行政理念是行政管理中所奉行的基本思想、观念，行政理念是行政文化思想具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的行政行为取向和模式深受行政理念的影响。第一“民族认同”的行政心理引起的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发展，要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必须要培育健康的行政心理。树立公务员服务人民、公平公正、依法执政的行政价值观，努力摆脱族际观念和狭隘的民族意识，维护好各个民族社会监督、受教育、等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族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维护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第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缺失法制性问题，就要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这一点对民族自治地方尤为重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较为复杂，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深入持久的普法教育，并且根据实际使用多民族的语言来宣传法制观念，通过法律咨询等方式切实帮助各民族解决实际问题等。第三只有发扬本民族中的优良传统，摒弃封闭保守的行政思想，学习先进的行政方式和管理理念，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
（二）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
1.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公务员培训及考录制度
公务员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主体，公务员的素质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中尤为重要。加强理论学习并且选派民族自治地方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锻炼，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训，让少数民族干部认识到，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干部在执行决策时不能只从本民族利益或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从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共同发展的愿望出发，从而消除“民族认同”行政心理的负面影响。
2.建立科学的竞争机制
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原则，以公平公开的考核为根据，建立相应的规定和措施，依照严格的制度流程和规定，依法确定工资待遇的调整和职务的变动。坚持以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对公务员进行选拔。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选拔了解各民族风俗习惯，熟悉各民族语言，全心全意为各民族服务的优秀干部。最大限度地缩小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
（三）加强法制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发展，必须健全行政法律制度，严格依法行政。
1.健全行政法律制度
民族自治地方具有它的特殊性，因此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就需要以完善可行的法律法规作基础。我国现在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行政法规保障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活动的法制化进程，但是许多法规并没有落到是实处，部分领域还存在着法律空白，因此，要结合现行制度的具体情况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中的适用部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增强对宗教方面的制度法规，既要保障少数民族宗教自由，还要保证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受宗教活动的影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细则来丰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自治权落到实处，更好地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2.严格依法行政
“法治”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行为都应该依法而行；二是指法律必须是良法和正义之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法制建设的基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依据法律来执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权意识严重，人情风盛行，因此要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改变唯上是从，个人权力高于职位权威等现象。加强执法监察力度，确保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按照法制化程序进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法制化发展。
（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1.建立通畅的各民族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是公民向各级政府机构或其组成人员反映、提出自己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有力保护和促进的过程。公民提出不同的利益要求与主张，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为形成公平公正的决策提供了前提。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交错居住，因此要制定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政策，必须明确公民参与行政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完善各族人民表达意愿的机制，运用信息化电子化的行政方式，扩大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广泛收集各族人民意见，建立互动、协调、对话的行政文化模式。只有充分激发各族人民自主性、自立性和创造性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和谐发展。
2.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所以，完善各类法律制约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机构的监督，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建立起多角度、全方位、上下结合的监督网络。根据不同的监督主体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通过行政监督机制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运行活动，提高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效益，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减少工作失误，保证行政机关的清正廉洁，在加强监督，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提高了政府的工作透明度，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由封闭保守的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
三、结语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发展，既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全面发展过程中形成，又是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努力地探索、积累和完善的。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严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5
【关键词】流行文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39-02
一、流行文化的内涵
流行文化属于大众文化的一种，是大众文化中大部分人向往和追求的、而只有少数人所享有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方式。豍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所宣扬的自由、平等、自我张扬等深深地吸引着青少年，因此，年轻人为其主要的欣赏者与传播者。流行文化以其特有的消费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影响着当代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思想道德理念和行为等。这对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要求。
二、流行文化视域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流行文化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流行文化在青少年中的盛行，增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比如各种网络论坛、博客，为青少年追求个性、展示自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资源与条件，利于他们的独立，让青少年在表达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不断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可以说流行文化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性和开拓精神，但另一方面由于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商业行为进行渗透的，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明星文化、消费文化等来体现的，而青少年由于自身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不成熟性，对事物的辨别力有限，理性不足，由此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甚至造成违法犯罪行为。例如有些青少年盲目追逐流行和时尚，他们依照当下的流行模式来包装自己，比如夸张的发型、纹身等，更多地追求外表的独特和感观上刺激，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①；有些受到“超女”“快男”等一夜成名的影响，把财富、声望、地位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过分强调个人的价值，片面追求自我实现，忽视了对社会、对他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在另一方面，流行文化也滋生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这就给流行文化视域下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依赖物化社会而伴生的流行文化逐渐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在这一情形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辩证分析、科学应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如何向流行文化有效渗透使之成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新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在流行文化盛行的环境内如何科学构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如何正确认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功能与价值？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当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应当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理性的看待这些问题，坚持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是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流行文化丰富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内容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思想理论与道德价值观，注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而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呈现更加的纷繁复杂使得人们无法找到一种或是几种主导样式，流行文化就在这种形势下盛行起来。流行文化与技术进步紧密结合、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各种西方的思潮、话语、主义也一并涌入国内，这些共同构成了青少年当前所面临的多元的生活空间。多元价值观空间为当代青年价值观的选择与追求提供了众多的方向。但从流行文化的内涵看往往体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它导致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同我国传统倡导的勤俭节约、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和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流行文化的一种现象网络文化已经成为青少年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比如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当前的青少年的价值观态度，“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没房没车”，“没有钱，泪汪汪，拿红薯，当干粮”。这些内容既折射出青少年内心的自由，也透视出青少年内心的无奈与苦闷。因此，在流行文化渗透的现实条件下，随着它对青少年影响的加剧，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容，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下，要求体现更加鲜明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发展。对于多元的流行文化，应当抱有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引导青少年对流行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精神境界。流行文化渗透在青少年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思想开放、思维敏捷的群体，青少年不断追寻着适应当前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接受新文化、新知识,通过流行文化,他们可以更多地与人交流和沟通，扩大了社会交往，更快地融人社会。因此，在流行文化盛行的情形下，结合全球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化的大背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帮助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青少年的合作意识、集体观念，形成科学理性的对待各种文化思潮，提高辨别力，有理有节的（下转第141页）（上接第139页）看待多元文化的传播。总之，在确保我国文化安全的条件下，增强青少年的开放意识，国际意识，集体合作意识等等都是流行文化发展下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新内容。
（三）流行文化改变着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形式
网络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它体现在青年上网行为的广泛性和频繁性，他们渴望充分的信息与通讯。由于网络综合了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录音录像、户外宣传等其他现存媒体的优势，青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信息搜索。网络不但有助于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拓宽想象力、创造力的空间，而且也创新了青年文化的传输方式。与传统文化单向性传统不同，网络上的文化信息传输是双向的，具有交互性。因此流行文化中的网络文化的发展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载体，他们通过互联网搜集知识进行专业学习、娱乐、与外界联系沟通。网络以其自由、便捷、客观的特性，极大地拓宽了青少年的视野。但是网络虽然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和交流的需求，却也存在着管理和保护不完善等方面的缺陷，而青少年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尚不全面，容易造成对网络文化缺乏甄别的现象，导致部分青少年终日沉迷于网络，封闭自己，失去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忽视了自身情感的需要，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导致学习成绩下滑、人际关系淡化，等等豎。网络文化的兴起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形式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网络文化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巨大的信息，网络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价，网络化成为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
流行文化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变化的流行文化也是不同时期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青少年在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甚至反叛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同时不断地创造着体现他们自身特点和要求的新的文化和价值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不仅要抓住流行文化所带来的青少年好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背后的问题，对青少年进行教育，通过不断的学习、接受、质疑、创新的过程中，保持青少年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态度，逐步成长为中国社会的新的脊梁。
注释：
张晨郁.流行文化对“基础”课教学的借鉴意义[J].世纪桥,2009(13)：103．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6
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历史趋势
世界多极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大体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以雅尔塔体系为标志形成两极格局: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从6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系列亚非国家纷纷独立,两大阵营内部一些国家不满于超级大国的控制,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乃至公开的冲突。此刻,已催生了世界多极化的萌芽。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正式宣告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跃然而出。1997年4月,中俄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欧洲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主张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和加强区域合作,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多极化遂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形势,一方面使得美国政府主宰世界的欲望更加膨胀,于是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两极格局解体留下的空间,客观上有利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大国之间,包括冷战期间敌对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众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都要求美国与其相互尊重、平等互利,通过对话和合作,促进共同的发展和繁荣,这使美国推行单边扩张政策越来越困难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急剧衰落,但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终保持了独立自主前提下的东西方平衡外交。加上它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以及苏联时期留下的雄厚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实力,使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保持着大国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统一和自主、自强的速度和规模令人关注。欧盟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扩充和完善共同市场,发行欧元,建立货币联盟,进而推行共同外交政策和防御计划,推行统一的宪制改革,以及欧盟和北约的扩大,使欧洲不事声张地切实地成为多元世界里的重要成员。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树立起了一个力量整体的形象。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遵循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经济增长迅速,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显着增强,政治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中国的国力比起西方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坚守原则,不结盟,不当头,不怕压,不信邪的严正态度,不能不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种种事实表明,世界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世界范围而言,多极化意味着存在多个“力量中心”(或称“力量支点”),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种趋势一般被概括为“一超多强”。
但是,当今世界的力量布局是很不平衡的。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它的超强地位没有动摇,但它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很难行得通。首先,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战后初期,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50%左右,到20世纪末只占世界GDp的30%上下。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它对世界的总体控制力和影响力减弱。与此同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强劲发展,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大削减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经济利益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多极化的发展。其次,美国国内确有一部分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对世界局势的新变化视而不见,迷信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绝对优势”,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但是,冷战后,各国的自主性普遍加强,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原先被两极矛盾掩盖着的地区冲突、宗教纷争、民族矛盾骤然凸现出来,如波黑战争、以巴冲突等等,美国穷于应付,显得力不从心。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要解决地区性的或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不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它必须借助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参与和协助, 因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了更多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伊拉克战争中的外交斗争就是明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尽管当今世界离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毕竟为各国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多极化发展道路是曲折的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7
关键词：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发展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是促进党的先进性的有效策略，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对于促进石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的联系
现代化建设中，石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都是为了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促进企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因此，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教育作用
石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具有教育作用，可以有效的指导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和工作，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识，从而提升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主动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中。
(二)导向作用
通过思想政治文化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学习，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从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综合素质能力，促进职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石油企业可以明确发展目标，制定合理的发展路线，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
(三)激励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企业文化的学习都有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提高石油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先进事迹的鼓励，增强自信心，提升工作热情，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加认真和努力，推动石油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规范作用
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中，都有很多党的先进性的表现，因此，对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和行为具有规范作用，督促企业员工按照规范标准执行，提高综合素质修养，以促进企业整体形象的提升。
二、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用于企业文化的有效策略
目前，我国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企业文化作为石油企业经营发展的经验总结，对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应用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促进企业员工对思想政治和企业文化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石油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用于企业文化的有效策略有如下几点：
(一)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企业员工的日常行为规范具有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因此，石油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要注重企业员工精神文化的建设，以保障企业文化的有效性，促进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促进石油企业的长远发展。例如：在企业中开展先进模范的奖励活动，对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助人、工作积极性强等的员工实行定期奖励和表扬，以促进企业员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学习，从根本上提高思想觉悟，促进石油企业团结奋进工作氛围的有效建设。
(二)加强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建设是石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员工的生活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此，石油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要高度重视企业员工的物质文化建设，给企业员工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物质文化建设与企业员工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石油企业管理人员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要深入企业员工的生活，真正为员工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创建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从而促进企业环境的有效共建。例如：石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保持与企业员工的联系，在加强企业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通过提升服务意识加强与员工生活方面的交流，从而潜移默化的提升石油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达到提升企业服务水平的目的。
(三)完善管理制度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石油企业想要有效开展政治文化工作，就必须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规范企业员工的工作和日常行为，以促进石油企业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障石油企业的正常运营。只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因此，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中，合理的规范标准，才能促进企业员工提升对企业文化的认识，维护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
(四)开展企业活动
企业文化中，各种企业活动是宣传企业文化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石油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效应，促进企业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开展。与此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联系，促进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开展企业活动对于促进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中的实际应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不断创新。
结束语：总之，在石油企业今后的发展中，以企业文化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石油企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石油企业环境和谐健康发展。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有利于提升石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石油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和长远发展，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侯亚军.企业文化视角下的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途径探析[D].东北石油大学,2012.
[2]曹佳.石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2.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8
首先，国有企业管理和发展需要落实该协同发展。国有企业管理和发展需要实现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发展，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对国有企业而言，只有对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所存在的弊端不断进行改革，才能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焕发活力，才能推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展开。其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国有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针对当前形势，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改革创新才能够有效的改变以往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滞后性，以推动国有企业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发展环境。因此，应该兼顾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的文化建设，只有实现了两者的协同发展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注入创新活力，实现企业精神文明的发展战略。最后，国有企业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离不开思想机制的改革、完善，只有实现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新发展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转型，才能够提高企业的员工凝聚力，进而为实现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
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协同发展的策略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导向功能的协同发展
推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想要实现企业文化建设导向功能与其的有效融合，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多层次的融合过程，因此，具体进行过程中必须对相关因素实现全面的考虑，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首先，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就是通过思想道德影响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首先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道德功能，对企业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等价值观念进行科学指导，力求促进企业文化的积极上进发展方向。其次，注重推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协调功的有效融合，文化建设具有的协调功能主要是指对企业和个人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很好的协调。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的矛盾类型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在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对企业文化建设实现有效的渗透。最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教育功能要实现融合[1]。应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的教育功能，推动企业职工形成正确、科学的价值观，积极展开各项思想道德教育，同时可以通过丰富教育内容的方式来提高职工的职业道德水平，通过优化职工的思想道德来提高企业的整体文化水平。
（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形式的协同发展
对企业而言，文化建设属于其精神价值的建设，是企业全体职工的精神财富。因此，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情感熏陶以及丰富文化。首先，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在企业内部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为员工创新提供保障，使其才能和智慧得以充分释放。企业领导者要适时地了解员工的心理需求，实现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另外，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应结合企业实际积极开展一系列文化主题活动。例如在企业上下宣传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并定期对企业内部涌现出的优秀服务人员进行嘉奖表扬，开展相关的责任意识培训，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通过组织参观学习、演讲比赛、风采展示、技能比武、军事化训练一级当下流行的微信微博交流平台等形式各异的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提升其思想道德水平，能够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侵害和不良价值观的腐蚀。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9
摘要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和提高企业文化建设水平，使企业文化更好地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和服务企业发展这一命题，亟需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和谋划。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的作用分析，论述了企业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工作间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共促的实践路径，以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发生了新变化，如何巩固和提高文化发展水平，如何使企业文化更好一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更好地促进和服务企业发展这一命题，亟需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和谋划。下面，从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二者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一下简要论述。
一、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观念，是由企业管理者当局所倡导、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本企业的群体意识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正确的精神文化一旦被群众所认同，就会成为物质生产的巨大推动力量。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提升员工素质。现阶段，部分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方面，过度强调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社会效益，从而导致企业形象和整体素质下降。在此时，彰显企业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和向心作用就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正确对待个人的荣辱得失，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并将个人的远大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二是有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信念，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依靠感和安全感，从而焕发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企业文化还会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能够实现个人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既确保职工的积极劳动会受到尊重，又实现职工对于企业发展不断贡献的良性循环，达到步调一致。
三是有利于实现自我调节。企业文化是管理制度的升华，它把名目繁多的制度压缩凝聚成几条富有哲理性和感召力的企业精神和行为准则。管理者按此精神和准则去启发引导职工适时修正自己的言行，达到与企业目标和价值准则的一致。同时，企业成员如果违反了行为准则，即使他人不知道或不加以指责，本人也会感到内疚、心理失调而倒逼自我调节。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共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经营管理文化，属于管理理论范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思想文化，属于政治思想理论范畴。但两者并存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实践活动之中，有不少相类似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有共同出发点。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强调人的因素，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二是在工作内容上有类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都进行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企业文化是用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等精神文化熏陶和教育职工的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思想政治工作也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理想、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三是在价值取向上有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者都很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企业文化讲究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其本质是挖掘职工的内在潜力；思想政治工作着眼于教育人、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有不少共性，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范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两者范畴不同。企业文化在本质上是属于经济文化范畴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工作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二是作用方式不同。企业文化主要通过营造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来影响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谈心、疏导、激励等方式，围绕着生产经营这个中心，着重解决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问题，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工作内容不同。企业文化建设包括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领域，通过“软”、“硬”两种管理方式作用于职工的思想；而思想政治工作则作用于职工的思想，通过解决思想问题对职工的行为起导向作用，因此它较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更鲜明的党性和社会政治性。
四、如何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有共性，也有区别，二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因此，要使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就必须抓住重点，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充分发挥文化的规范作用。文化建设可以拉近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更好地接受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从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企业文化的规范约束作用往往无处不在而且力量巨大，企业应该充分发挥道德信仰、共同价值观、文化氛围等方面无形的规范作用，用管理来制约每一位员工，严格执行作业标准，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人的工作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其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决定了结果，决定了绩效的好坏，因此必须有形约束与无形约束相统一，外部企业制度约束与内部员工自我约束相结合，使员工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真正发挥管理的实效和高效。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文本”的中心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使之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理想信念的关键作用，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的变化动向，更好地促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同步最大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篇10
公民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政治文化根植于公民政治文化中，国家政治文化是公民政治文化系统的需求与升华，国家政治文化因为有了系统的国家机器的物质、精神支撑和公众整体认识与支持及其它社会主体的拥护而运行良好，发展快速。在现代，特别是在我国，虽然整体生产力水平上升了，社会进步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也发展了，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区域各方面发展悬殊，导致某些地区公民政治文化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于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速度。政治文化的不均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社会政治利益和其它利益的不均衡分配，使公民的政治心理变得浮燥，自私自利的人性开始滋长并漫延。长期以往，必将不利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公民形成健康、科学的政治认识、情感、评价。为此，要准确把握区域政治文化的需求。
(一)始终满足区域政治文化的“和”而“不同”需求
坚持区域政治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区域政治文化丰富多彩、繁荣昌盛的重要路径。为此，就要求实现区域文化的“和”而“不同”。这不仅有利于保持本区域与其它区域、国家的整体协调，保持区域政治文化各部份的活力与发展，又利于保持区域政治文化的特色。始终保持区域政治文化的“和”而“不同”，关键是要做到以下两方面:1.“和”是指区域政治文化要与国家主导政治文化相一致。在我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区域政治文化才能真正健康地发展，才能真正造福于人民。否则，脱离了国家，脱离了大方向，我国区域政治文化的建设就失去意义，甚至会形成一种区域的堡垒，各区域间相互封闭，失去交流与合作，最终会导致区域政治文化的落后，导致国家政治文化建设挫败。区域事务是在国家区域规划的宏观指导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在我国，各区域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区域的发展，区域政治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区域政治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是指区域政治文化各部分要素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一种状态。世界万物，即使形态、发展程度、生存状况各异，也井然有序、和谐安宁，形成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不至于混乱。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各物种间的尊重与包容。尊重与包容是“和”的重要的内容。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其它物种之间，都要实现“和”，彼此之间相互包容与尊重，才能做到相互发展。区域政治文化也一样。区域内政治文化包含众多的组成部分，同时，区域跟区域之间的政治文化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只有以“和”为原则，实现区域政治文化各部份的和平共处，实现不同区域间政治文化的和平共处，才能够相互吸收借鉴经验，达到共赢。2.区域政治文化的“不同”，主要是指区域内和区域间政治文化多元性。区域内政治文化种类多，主要是指区域内各阶层在政治认知、情感、评价方面存在多样，包括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分类上的差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区域并不像一个国家，有辽阔的领土和权力，但是，区域事务，却像国家事务一样，复杂繁多，自有一套运行的体系。区域政治文化也一样，由于区域内，政治参与的主体层次不同，有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因而，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层次是也是不同的、多样的。同时，区域内，政治文化的每一部分的发展情况也都是不同的，甚至不对等，不相适应的。比如，有的政治参与主体具备较好的发展条件，发展水平高，受到区域公众、政府及国家的支持与激励，相应地，政治文化就发展较好;有的阶层对政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相对于其它阶层来说，可能处于一种抵触的状态，并且，他们的政治文化需求时常得不到重视和满足，因而，这个阶层的政治文化水平就比较低。对于区域内各阶层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差异，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区域内的各阶层慢慢形成一个健康、科学、系统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区域政治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努力打造“不同”，才能使区域政治文化活跃、丰富，才有利于区域政治文化体系趋于成熟。正是: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盎然。区域间政治文化存在的差异，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区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发展程度不一样，使得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和区域特色政治文化百态千姿。一般来说，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政治文化水平也不高，而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高的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等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意识就强烈，政治文化水平就相对较高。但是，不管这些区域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是拥有自身的特色的，而这些特色的长期存在及发展，又会对公众、社会的政治思想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因而使政治文化也打上了区域的烙印，形成了各俱千秋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政治文化。因此，要把这些特色放大，形成一个优势和亮点，以促进区域政治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此外，每一个区域内的政治文化都有它的特色，这也是值得其它区域欣赏、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在区域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抄其它区域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区域的客观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实现本区域政治文化的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二)努力满足区域政治文化的发展需求
1.大力推进区域与主导政治文化机制的融合与发展。主导政治文化，就是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代表着一个阶级、民族或者国家总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并由此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它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核心和灵魂。［4］我国区域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在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家主导政治文化也是区域必须要坚持的主导政治文化，区域要在完善自身政治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相关机制的同时，要积极与主导政治文化的融和与发展，以更好地提高区域政治文化建设水平。区域政治文化相关机制主要是实现为政治文化的建设、发展而提供的机构、制度和其它保障机制。它不仅包括一系列的宣传、教育体系，还包括政治认识、情感表达和评价的制度及保障机制。如今，我国国内外社会问题和矛盾形势复杂，国内的、、势力仍对我国的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很大的威胁，国外分子的破坏尢为严重。因此，在区域政治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同时，必须以主导政治文化为依据，针对区域实际情况，统一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行动上与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领土完整。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区域必须将主导政治文化融入到区域政治文化发展中，坚持国家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完善区域政治文化相关机制，才能更好地建设、发展、丰富区域政治文化，更好地将区域政治文化与国家主导政治文化相融合，更快地将区域公众的政治认识、情感、评价各方面提升到国家层面上来，才能真正提高区域政治文化建设与发展水平。2.重视提高区域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是公民在政治认识、情感、评价方面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公民政治参与中。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下而上的旨在影响国家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等政治过程的活动，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主要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5］一般来说，当社会的不平等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还不很明显的时候，可以暂时放缓对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推动，这样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当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时，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很高涨，这时，就应当积极加以引导、推动，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体制条件。如果在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已经日趋高涨的时候，而执政党因缺乏政治敏感性并忽视这种趋势，或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参与采取抑制的态度，则反而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很有可能会受到冲击。［6］由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受其制约，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高低也不同，因而，要提高区域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推进区域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切不可盲目来“强制”推行或者“抑制”公众的政治参与，压制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免伤了群众，害了政府，损了国家。反而，要努力引导公民政治文化，大力培育公民合法、合理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抵制、反国家的各种意识、行动，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要完善公民政治文化的相关机制，为公民的政治认识、情感表达、评价提供完整的有效的机制保障，完善公民参政参与保障机制，以确保公民政治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顺畅，防止因公民政治情感表达受阻而带来的公民与政府、国家之间的矛盾的积累与恶化。
二、要严格警惕区域政治文化的异化
由于每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都不一样，因而每一个区域的政治文化建设起点与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在比较发达的经济水平下会出现高水平的政治文化，而落后的经济则对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因而，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区域政治文化难免会因为多变的区域情况而出现一些异化，而为了促进区域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确保国家政治文化建设工作顺利进展，必须严格警惕区域政治文化的异化。
(一)坚决遏制政治超人现象
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得到很大的提高，公民与政府、机关的交流变得方便、快速，公民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些个人的主观看法对国家或者政府的议程有一定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超人现象。政治超人现象的传播主要得益于网络的发达，通过网络，公民有些不合法、不理性的政治参与快速得到传播，传染给其他网民，并得到其他网民的支持，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体，以各种偏激的方式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对此做出妥协。在区域政治文化建设中，政治超人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并危害着公民政治文化，甚至是主导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政治超人现象。1.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在公民中，深入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知识，提高公民政治素质，引导公民政治文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选择宣传的场合，可以是通过网络普及式地学习，可以是通过一定的事件启发式的学习，也可以是通过一定的演讲、培训。2.坚决打击公民不合法的、非理性、偏激的政治行为。不合法、非理性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个人政治行为偏激之上的，这可能会对其他公民带来生命、财产的威胁，甚至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事务的发展起到阻滞的作用。因而，要坚决与这种行为做斗争，维护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使区域政治文化健康、持续发展。3.要使区域公民政治文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区域行政人员政治文化的榜样作用非常重要。区域行政人员的政治文化建设良好，表示区域行政人员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组织工作高效，这会增加区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但是，如果区域行政人员自身政治素质不行，思想作风低下，组织工作拖拉，但是，却拥有较高的权力、较高且有保障的收入，公民就会出现一些抵触情绪。因而，区域行政人员的政治文化建设不可忽略，这是带动区域公民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说，区域行政人员政治文化建设，关键要加强行政组织风气建设，提高政治素养，提高办事效率等等。
(二)注重协调，防止区域间政治文化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