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1
生态权：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生态权是指生态系统中生物在所处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农民的生态权是农民在农村生态系统中对生态安全、生态利益、生态选择、生态保护、生态发展等所拥有的各项权利总和。农民生存在农村生态系统中，是农村生态系统的拥有者、使用者、经营者和维护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于农村生态系统，生态权是农民在农村生存的基础，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农民没有生态权，农民就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态权遭受破坏，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农民的生态权是农民享受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基础，是农民的基本****衍生的权利，农民在农村生态系统中生存，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一个连接点，只有享有对生态系统的安全监督权、利益享受权、生态保护权、生态发展权和选择生态系统的权利，才能够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生存与发展下去。
农民生态权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其一，生态安全权。生态安全权是农民生态权的第一权利，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间，农民的一切都必须依靠生态系统供给，生态安全是农民最重要的生态权。其二，生态利益权。生态利益权是农民对所处生态系统利益的享有权，是农民生存的物质基础所在。其三是生态选择权。农民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很高，生态系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存状况，因此，在合法的途径和条件下，农民应该有对自己生态系统的选择权利，就是农民自己为了生存，可以选择哪个生态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其四，生态保护权。农民应该拥有对自己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权利，有权跟破坏自己生态系统的一切行为作斗争，有权对破坏自己生态系统的行为请求赔偿或补偿。
生态权：新农村生态环境的保障
农民生态权是农民权益的基础，是农民生存发展的保证，同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农村自然生态和谐，没有生态权，农村的自然和谐环境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它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是新农村建设主体权利保障的要求。农民是农村生态建设和维护的主体，是农村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民生活在农村生态系统中，他们的权利衍生于生态权，没有生态权，他们就不能生存，其他权利也不再存在。保障农民的权利，必须有生态权作为根据和基础。农民居住在农村社会，农村的生态环境是他们最大和最亲近的环境，生态变迁会影响农民的生存、发展，他们对所处的环境理当可以主张权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和谐的新农村之权利，有维护新农村生态平衡的力量。
2、是构建和谐生态农村的保证。生态和谐是生态平衡的重要特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之一。生态和谐是农民的夙愿，特别是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和谐的农村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日益显得紧张，环境污染、人口问题、资源紧张、粮食短缺等问题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很大程度都与农村生态有关。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城镇化的发展，是城市环境恶化向农村的转嫁，这种转嫁使农村生态环境更加恶化。严重影响了农村生态和谐的建设。因此，给农民以生态权，是农民有权利抵制城市生态恶化的挤压，能够使农村和谐协调发展，为构建农村生态和谐提供权利保证。
3、为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问题提供长效机制。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农村生态问题不是农民本身造成的，也不是农民自己引起的，而是农民生态权缺失引起的。农民是农村生态保护的主体，也是生态环境的受益者，但是，由于我国农民至今生态权缺失，农民不能拥有保护农村生态的权利，眼见生态环境被破坏却无能为力。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权在国家，环境保护局代表国家行使生态保护权，环保局本身的权威有限，在加上其对农村的监管有限，还有许多破坏农村生态的行为都以城市建设为名，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项目。因此，使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力量不足。只有赋予农民强有力的生态权，农民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才能抵制来自各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能建立起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长效机制。
4、为维护农村生态平衡增强主体力量。生态平衡是新农村建设的环境基础，生态平衡不是政府单方的事情，也不是政府单方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生态系统中所有组分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大事。维护生态平衡要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要动员全社会人员参与。农村生态的平衡是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因为农村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本营。当前，我国主要在环境保护基础上促进生态平衡，进而保护生态系统，没有赋予社会广泛的生态保护权利，这就造成了生态保护的主体力量弱小的局面。特别是在农村，农民还没有保护生态平衡的主体资格，没有形成主体力量。因此，只有赋予农民保护生态的权利，使他们成为保护生态的主人，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生态保护的主体力量。
切实保障农民生态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创新环境保护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现行环境保护体制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把环境保护的权利通归国家所有，造成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缺位。农民对侵犯自己生态权的行为缺乏保护的主体根据，因此，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自己没有保护的力量。这种理念认为，环境保护是国家的重大事情，只能由国家统一行使保护职权。这种理念对我国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也收到了显着的效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破坏主体的日益多样化，仅仅由国家保护的机制也日益出现缺陷。因此，必须创新环境保护的理念，赋予公民自力保护环境的权利，让社会所有公民形成环境保护的合力。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理念，赋予农民环境保护的权利，使农民能够对自己的环境权利进行自力保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是保障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这也是农民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的要求，还是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
2、增强农民保护生态的主体意识。我国过去在地大物博的环境观念下，形成了一种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在农村，节约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远远不够，农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被错误的资源观隐没。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增强农民保护生态的主体意识，特别是农民生态权利意识，是我国新农村环境建设中的首要问题。生态权是现代社会里日益重要的权利，对于当代农民，生态更加重要。我国农民保护生态权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自主保护意识不够强。生态权是一项随着生态危机而发展和凸显的权利，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因为生态危机不严重，农村生态环境良好，农民的生态权也没有觉醒。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生产日益被生态危机影响，农民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态权利的重要性。我国农民要求生态权的主体意识正在逐渐增强，生态维权意识急剧上升，有农民和政府要生态权的，有农民不准企业上马的，不准企业开工的，但是，自主保护的能力和力度还是不够，不能有效的维护自己的生态权。
3，完善农民生态权保护的法律，为农民生态权提供保障。我国现行的生态保护法律几乎都存在于环境保护法律之中，可是环境保护法律还只是恢复性的保护，没有建设性和超前性的生态保护。对于农民自主保护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还缺乏法律保障。近年来各种在农村的项目开发、工业事故等造成的农村环境问题，农民没有相观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保护，只能由国家进行行政处罚，并且对造成的损失进行索赔也缺乏相关依据。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农村生态保护的有关法律，明确赋予农民自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权利，为农民生态权的行使提供平台。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2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到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生态安全应该主要指人类生态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危险的状态。可以说，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因素。生态安全概念区别于传统安全概念，具有许多鲜明的与传统安全概念不同的特征。
(1)整体性与全球性。传统安全概念主要是一种区域性概念。现实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综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地球，人和其它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戚戚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事实也表明，生态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开生态危机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地解决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边主义地保护自己的生态安全。生态安全的表现和性质、本质和产生的根源和后果、解决途径等都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所有生态安全问题的性质都这样。因此，生态安全已经是全球性事务。(2)自然性和社会性。传统安全主要是社会性概念。生态安全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态的好坏表示，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表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具有社会性。自然灾害成为安全问题，虽然它起源于自然因素，是自然规律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由于它对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评价，由人的利益来定义;人和社会的活动又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和控制，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失，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变现了它的社会性，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3)综合性和根本性。在国家安全网络中，其他安全多表现单一性特点，生态安全则具有综合性和根本性。生态安全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三大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同时，生态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安全，人类和其他生命必须依赖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这种依赖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4)滞后性和动态性。传统安全大多是立刻和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生态安全则常表现了滞后性和动态性。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活动引起的，与这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相比较，它的不良的环境后果会在过了很久才表现出来。问题的滞后性是普遍的，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现，森林慢慢地消失，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出现有一个过程。生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也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的因素是单独起作用，更多是叠加地起作用，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
(一)我国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限于立法方面)。我国已经颁布的关于生态安全的法律大致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土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气象法》、《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从现有这些法律看，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有着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特点，具体存在这样一些缺陷：(1)生态安全立法缺乏预见性。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拓展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中起基本法作用的《环境保护法》主要围绕环境污染防治角度进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则留给了其他单行法规定，给人一种只是污染防治法的不完善印象。(2)生态安全立法的手段单一。生态安全法的涵盖综合性要求采用多种手段方法来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但目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地方、部门及个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导致开发者为争夺资源开发的利益而不顾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对生态安全造成客观威胁。从而生态立法应注重生态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多学科、多种方法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或者国际上生态安全理论的介绍，对生态安全的概念、价值、制度体系的研究，对生态安全的某一部分内容生物安全、环境安全、遗传资源、物种入侵、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西部开发中的生态安全等等，没有深入的具体制度研究，尤其是能够对现行法律的解释、修改与完善直接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客观而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对其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意义都不容否定。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目前这种仅仅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远离中国实际与司法实践现实的研究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这些年来环境立法的理想化与执法环境、执法效果之间的距离，已经对理论研究的某些倾向敲响了警钟。
(二)可以借鉴的国外生态安全法律保护状态(限于俄罗斯)。(1)俄罗斯关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现状。俄罗斯对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确立了生态安全法调整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②确立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法;③确立了对生态安全保障进行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在俄罗斯有关学者起草的《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中指出，现有的有关生态安全的立法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过于抽象，多半是宣言式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法律文件不一致，国内缺少生态安全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法律关系应作为法律关系调整的优先方面加以考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创建俄罗斯生态法的特别法体系以及实现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将是保障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和终极目标。有关生态安全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方面，有关学者提出应该制定并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安全学说，认为以先前已经通过的有关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然后再由各联邦主体制定各自的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的做法将会对生态安全造成损害，应该制定实用于全国的、直接生效的联邦生态安全法，可在一些领域中给各联邦主体留有一定的余地。(2)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构建。俄罗斯生态立法概括起来有四部分构成，即：宪政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为了保障生态安全立法能够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俄罗斯制定了《关于生态安全法律信息实用的分类方法》，作为推荐性的实用标准在立法实践中加以采用。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首先体现为生态安全保障被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为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权利。经济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立法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中，对生态安全机制的广泛采用，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在立法的层面上将生态安全的保障确定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活动和环境利用行为的具体要求;在经济立法中确定了生态安全保护的客体、技术参数以及独立的追诉程序。社会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现在企业和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性生态灾难和技术灾难对各国生态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促使各国必须面对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俄罗斯生态安全的国际立法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
三、生态安全法治化的初步设想
(一)关于生态安全法治理念的问题。从发展趋势来看，生态安全立法必须从法的规范主义占主导地位向自然权利至上传承与转换;从利用刑事惩罚手段与生态犯罪作斗争向预防生态犯罪这一首要的国家政治任务的法治理念转型。这样，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必须加大对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生态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力度。理想和实际中，都应该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再生利用作为生态安全保障的目标和基础，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再生和质量提高纳入生态安全范畴，以此促进将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体系看作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手段。
(二)关于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设想。完善的生态立法体系可以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两方面的法律规则较为全面，而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两方面的立法需要引起重视，并尽快用生态安全的观念指导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
(三)关于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设想。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至少必须首先在宪政意义上明确立法保障，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形式，在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生态权。建议在生态安全保障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对公民及生态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公共参与的权利及义务作出详尽规定，以此推动公众参与生态安全保护的实践。建议主动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等形式的国际法律规范，健全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
(四)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设想。必须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来实现对生态安全的保障。一是建立相应调节制度，规定生态审计、生态保险、生态认证、生态许可、生态税征收、生态警察制等经济的和行政的调节制度，进行一定的制度整合与创新。二是开展对经济决策的生态影响评价，从经济决策与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进行考虑。三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对生态效益受损害的地区给予补偿，例如对林地的生态效益的补偿;江河上游地区环境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或减灾受益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四是进行生态安全教育，在生态安全基本法中明确生态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形式，确立以普及生态知识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为目标、多层次的生态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3
论文关键词：生态补偿；生态科学；生态法律制度；生态法学
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有关生态补偿的规定。然而有关生态补偿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关生态补偿概念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下面笔者将从”生态补偿”这一名词的原有含义，即生态科学中的生态补偿概念开始对生态补偿进行分析研究。
一、生态科学中的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一词，源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生态补偿的概念和生态平衡思想，所谓自然生态补偿是指”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与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的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
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生态补偿实质上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发生在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调节的过程是自我还原，调节的结果是使生态系统又回到平衡状态。生态系统的这种”补偿”固然是理想的，但是在现实中，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远远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使得生态系统不能恢复或者很难恢复，严重威胁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在生态科学的视野下，由自然生态补偿所延伸出来的人类的生态补偿概念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包括了所有人类做出的和应该做出的有利于生态系统恢复的活动。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的调整范围是有限的，法律调整下的生态补偿的内涵与外延要小于生态科学背景下的生态补偿的内涵与外延。
二、生态法律制度中的生态补偿
曹明德先生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这一概念是对我国目前生态法律制度中的生态补偿的概括。也与国际上生态补偿的含义一致。我国的《森林法》、《水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制度作了相应的规定。就以森林保护中的生态补偿制度来说：1981年《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国家林业基金制度，适当提高(除黑龙江、吉林、内蒙林区外)集体林区和国有林区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的征收标准，扩大与林基金征收范围。”1998年7月1日修改的《森林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至此，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正式的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出现。2000年，国家的《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中国林业最高主管部门也已经明确提出将”由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向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中国林业发展的五大转变之一，2001年财政部出台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明确将森林生态补偿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即公共财政体系中。
2o04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其中对补偿标准做出了规定。2007年国家财政部和林业局又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2oo4年的《办法》进行了修订。
以上总结了我国目前法律制度框架下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在实践中为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森林生态补偿基金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途径狭窄，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对象的划分不明确、生态补偿资金运行程序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其次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即我国目前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中仅有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一项制度，这对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森林的生态效益来说是远不够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应该包括多种途径，涉及更多方面。
三、生态法学中的生态补偿
正如上文所说，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的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着缺陷。生态法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不限于目前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的规定，丽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对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下面就列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加以评析。
(一)吕忠梅先生等人把生态补偿作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生态补偿概念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上的生态补偿概念还包括对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
从上面的这个定义我们能够看出，吕忠梅教授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给生态补偿下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定义。在狭义的生态补偿概念中，体现的是人地补偿，即人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在广义的生态补偿概念中，把人际补偿也包括了进来，即人对人的补偿。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1)在狭义的概念中，主要体现了生态保护的事后性，未能体现出预防为主的原则。当然，生态补偿中的补偿二字在字面意义七意味着事后性，但是在全球生态系统已经遭到破坏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我们一定程度上的预防不也意味着对遭到破坏的大生态系统的补偿么?实践中的生态补偿对这一点也作了肯定，比如自然保护
区的建设。(2)在人际补偿关系中，补偿的对象中没有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做出贡献者。(3)在广义概念中，吕忠梅教授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也包括到了生态补偿概念中，这扩大了生态补偿的范围，是没有理论根据也是不合适的。
(二)毛显强先生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刺激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从而达到了保护资源的目的。这个定义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理论依据是外部性理论，主要是通过收费的方式使损害环境资源的行为成本增加，即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同时通过对保护环境资源行为的补偿，使其外部经济性能转化为收益。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的利用了经济的手段，注重分配的正义，迫使损害者限制其行为，而对保护者的积极性起到了调动的作用。但是它在强调经济手段的时候忽视了其他的手段，并且未能直接体现出对生态系统本身的偿，这与实践中存在的对生态的直接补偿现象不符。在人际补偿的对象中只是包括了对保护环境资源者的补偿，但是对因环境资源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者，即做出特别牺牲者却没有规定补偿。
(三)致公党副主席王钦敏先生则从”谁污染，谁治理，谁利用，谁补偿”角度出发给生态补偿下了如此定义：所谓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或不良影响的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进行补偿，对环境资源由于现在的使用而放弃的未来价值进行补偿。
在此定义里，包含的主体只有生态环境破坏者和资源利用者，包含的内容只有对生态环境现在和未来的补偿。而没有包含人际补偿的内容，并且忽略了生态补偿中的国家主体。它的可取之处是体现了对未来的补偿。
四结论
通过对以上概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上学者的概念是对生态补偿原有内涵的迷失。生态补偿一词，源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生态补偿的概念和生态平衡思想，自然地理科学学者们认为生态补偿制度中的生态补偿应该对生态补偿的自然概念有一定的回归，也就是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生态系统在遭到人类的破坏很难自身恢复时，人类应该有所补偿，使生态系统在人类的投入下能够恢复良性运转。这既是人地补偿的生态理论基础之一，也体现了生态补偿的根本目的，即生态补偿的根本目的是对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但是这个理论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看待人际补偿。其实人际补偿也是生态补偿的目的之一，只有协调好了人地补偿与人际补偿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有关人地补偿和人际补偿之间的关系，有位学者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生态补偿的目的具有二重性：一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即人地补偿)，实现生态正义；二是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补偿(即人际补偿)，实现生态利益分配正义。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是基础性的，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补偿是衍生的；但前者往往又是通过后者实现的，后者的实现某种程度上又提升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它们是互为条件共同促进的。”这段话既指出了生态补偿的目的，又从理论上阐明了人地补偿与人际补偿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实践中我们也能够发现人地补偿与人际补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退耕还林(草)，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植树(种草)体现的是对生态的直接补偿，而同时又给因退耕而丧失发展农业的机会的人一定的补偿，这体现的是人际补偿(虽然是政府对人的补偿，这里的政府相对于生态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人”)。这个案例明显的反映了人地补偿是根本目的，人际补偿是人地补偿的衍生。再看另一种类型的补偿：以流域补偿为代表的补偿类型。就拿长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来说，从直观上来说，体现的是人际补偿：下游的受益者给上游的保护者、丧失发展机会者一定的补偿。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发现，下游的受益者并不是自发的给上游的保护者、丧失发展机会者补偿，而是由于有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这些规定虽然承载着实现分配正义的目的，但是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体现的仍是人地补偿。同理，在污染物排放交易中，虽然通过市场的强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际补偿，但是污染物排放交易产生的根本依据在于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存在，这个制度体现的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即人地补偿。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4
1.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哲学基础
1.1体现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林业经济发展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是林业发展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如果片面追求林业经济效益而破坏林业生态环境、就会导致林业产业陷入昏乱状态，林业生态环境被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这显然是违背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保护林业生态环境而忽视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会造成林业资源的浪费，不能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功能和作用。我国林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需要依靠林业经济的推动，林业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调动林业经营者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林业经济和林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林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在林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
1.2充分发挥人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应该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刻认识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善于合理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创造良好的林业经济与社会效益，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林业生态科技研究，将生态环境保护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中去，提高林业生态建设效益，始终坚持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意识，以坚强的意志和十足的干劲从事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林业经济活动必然涉及到林业生态环境，人类应该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守自然规律，如按照林木的生长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采伐时间和方式，人类活动不能超越林业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1.3注重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普遍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是构建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资源安全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改善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林业生态环境不仅与林业经济关系密切，而且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人们的居住环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林业建设必须加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才能使林业的生态价值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观点的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充分发挥林区群众的作用，天然林、公益林的养护和经济林的推广和种植都离不开林区群众。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为林业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有利于提高林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林业生态环境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保障农业生产，同时改善林区周边生态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国，提高人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创造了条件。
1.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因此，在发展林业过程中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正确处理好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关系，是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是整体与个体关系，是大厦与基础的关系。人类要提升生态伦理关怀，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林业产业体系，使林业生态环境和林业经济能够共同发展，在拥有优美的林业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挥林业在增加农民就业增收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来推动林业服务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1.5蕴含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蕴含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我国森林资源丰富，古代人在利用林业资源中也有关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如儒家的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其中就要求遵守林木的生长规律，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林木采伐。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关于林业环境保护的生态智慧可以借鉴，在当前的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应对其进行继承和创新，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林业发展状况，按照现代林业的发展要求，研究新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可以从加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研究、创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加强林业产业管理等方面来完善和创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2.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林业生态文明建设，在长期的发展林业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经验，不断探索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制定生态与经济双蠃式林业发展战略，妥善处理林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进林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2011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资料显示，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工程全年造林57.16万hm2，森林改培3.33万hm2，森林抚育175.13万hm2，1.15亿hm2森林得到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制约着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2.1未形成科学的林业生态保护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部分地区和群众尚未形成科学的林业生态建设意识，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作用，这就阻碍到林业生态环境的发展。一是政府对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宣传不够，使林区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律意识薄弱，偷砍滥伐现象依然严重存在。林业具有商品生产的属性，部分地区为了获得林业经济效益，对在林业发展过程中‘‘重用材，轻护林”的现象没有加以引导。二是对林区的生物多样性重视不够，有些地方采用单一林木品种培育模式，缺乏林下经济意识，因此浪费很多林地空间，没有形成科学的林业生态结构，森林增长量与消耗量比例不合理，导致森林生态功能下降。三是利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的意识不强，我国对林业生态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不够到位。
2.2群众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努力使群众获得更多的生态经济效益，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体现，但实际的情况是贯彻不力。一是目前林区群众参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号召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但是按照林业的发展规律，这样的群众参与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部分林区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部分林权所有者不能按规定获得国家的生态补偿，林农利益得不到保障，没有严格依法实施管理经营，导致公益林建设效果不佳。三是林业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林场职工应该既是森防工作者又是森林的保健工作者，然而对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培训较少，不利于他们开展林业生态保护工作。
2.3未实现林业生态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
结合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当前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且增长较快，对林业资源的需求量大，但是林木生长量较低。我国现阶段的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只达到世界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的21%，而人均森林蓄积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这种供需的不平衡是人类活动造成林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实现林业生态建设质的发展的阻碍因素。二是林业生态保护科技的研究仍须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较低，林业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水平尚待提高。三是林业产业对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后劲不足，林业生态保护激励机制不健全。生态文化体系初步构成，但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格局，还需要以林业产业为支撑、全社会共同努力繁荣林业生态文化。
3.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森林是大陆生态系统的主要环节，所以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应该针对当前林业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推动林业生态环境优质、稳定地持续发展。
3.1增强科学的林业生态保护意识
—是强化群众的林业生态意识。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必须通过政府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推介，增强群众的林业生态意识。大力宣传生态林业的重要性以及内涵，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意识，是建设好生态林业的重要措施之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要获取长远的和宏观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从单纯地追求提高经济效益转为追求提高生态经济效益，使产业与生态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所以，要转变传统林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林业生态保护的观念。在农村中推广新能源的应用，降低农村生产生活对于林木的需求量，减少人类活动对林业资源的破坏。二是重视林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林区的生态平衡，根据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理，形成以林木为主体，其他物种共同发展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植物，提高林业资源的利用率，推动近自然林业的发展。三是增强利用科学技术来促进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识，完善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科技服务体系，增加林业生态科技研究经费的投入。加强林业科技人员相关知识培训，安排林业科技人员深入林间进行技术指导与服务，从而为林业生态建设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使林业生态科技在森林有害病虫防治、防护林信息化建设、荒漠化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3.2充分发挥林区群众的主体作用
林区群众在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因素。一是保护森林资源要从保护利益主体开始。林区群众既是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又是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收益的主体。发展林业经济，增加林业群众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提高林区群众进行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增加公共财政对林农的生态补偿，保障林农的利益，促使他们依法进行林业经营管理。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9。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保障公益林建设顺利开展。三是加强对林业工作者的生态保护技术专业技能培训，做好以生态伦理观和现代生态保护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林业生态保护教育，壮大精干高效的林业科技保护工作队伍，为林业建设和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全面推进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3.3推动林业生态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
实现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要做到统筹林业经济与林业生态的发展，保障林区群众生产和生活所需的林业资源，利用科技来提高生态环境建设的效益，以林业产业的发展推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一是严格做到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多样性和稳定性，以保证森林资源总量。在当前造林绿化的高潮中，要改变那种只求数量的造林方式，加强技术指导工作，应大力发展工程造林，确实做到“造—片，成一片，管一片”。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天然林养护，打造品种多样、层次复杂、结构稳定的公益林，另一方面加强经济林科学的经营管理，充分利用林业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行绿色无公害培养，林种结构和林龄结构要合理，增强森林资源的接续能力。二是加强与林业科研院所、高校、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切实保障维持林业生态工程研究经费，建立基层林业生态科技推广机构和壮大从事林业生态保护的人才队伍，充分利用科技巩固和发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成果。三是繁荣林业生态文化。林业生态文化建设要广泛地传播生态文化知识和观念，体现不同地区的生态文化特色，处理好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关系，完善林业生态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鼓励林业生态文化的艺术创作，推动林业生态文化蓬勃发展，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结语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5
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要实现环境法的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必须克服观念上、法律制度层面和国际合作方面的障碍。论文关键词：系统论，价值，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法的价值问题一向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作为新兴法律学科的环境法，价值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然而，学者们在论及环境法的价值时，基本上是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着笔，只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环境法固然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环境法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②，这决定了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传统环境法学理论却忽视了环境法的这一特色，依然是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思维来定位环境法的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苍白无力。人类的环境立法日渐增多，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一个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物种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员，理应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但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断地变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系统日益膨胀，而自然系统渐趋萎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环境法价值的新定位。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义。“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口爆炸、疾病丛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如有的学者将环境法的价值归结为正义和利益，认为“正义和利益是法律的两大主要价值，环境法也当然要将其作为价值目标”，“正义和利益是环境法的主体价值需要，其满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值-正义和功利，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从传统法学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以上价值定位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价值模式毕竟是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其仅仅把自然系统视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并把自然界的万物视做人类的资源，而忽视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尽管这种立法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但其终究难以摆脱人类自身利益的“诱惑”，当人类眼前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保护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主张，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正是人类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立法、倡导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同时，环境资源却日趋恶化的根源。因此，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二）环境法终极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系统论的视角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做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将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定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树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当然，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作为法的最高原则和精神的价值，其不仅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含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极致的性质。就此而言，法的价值始终是高于法律本身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成为人类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环境法作为一种法律，理所当然也不能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却可以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便是环境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体现。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环境法的价值定位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上。如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法的唯一价值追求，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绝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本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自同于人与环境组成的社会系统，必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处关系，并力求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种理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是，据此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首先，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中看出来。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会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从法律价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续发展观不宜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这一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虽然这是从人类的福利来谈论法的价值，但对环境法的价值来说，也可以类推适用，即环境法的终极目的是生态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只是为了达到福利（利益）价值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为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目的性价值。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应在树立以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这种观点已经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应尊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以此作为环境立法的终极价值是可取的。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综上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一旦自然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必然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境界。尽管环境法是由人类社会制定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立法上必须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受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影响，传统法学理论将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认为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分配。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尽管主权国家可以宣称各自的主权范围，在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但在生态规律面前，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生态系统的循环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12]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已变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得具有渗透性，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传统的分区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过去被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如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生存的生态基础产生着影响。”[13]因此，过去那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体为单位、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见，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同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环境法又不能仅仅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还必须兼顾自然系统的利益。这是因为，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系统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统遭到破环，必然又反过来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近些年来，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类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需要保护环境，而却没有承认自然系统利益的结果。必须看到，自然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从个体上说，这种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并不需要人类的认可，早在人类存在之前，这种权利已由“上天”赋予给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整体上说，这种利益是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即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这最终将关系到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伦理学家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14]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在制定环境法时，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统一起来。（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内与代际的整体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的，这种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的问题。全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环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机会。由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当代人手中，当代人就成了未来几代人资源和财富的托管者。因此，当代人必须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的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的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在论及世代间利益平衡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主张是：“现世代什么也不消费，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全部资源，以使环境的任何方面都维持在同样水平的质量上”。另一种极端的论调是富裕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存在将来的世代现代还没有完全的确证，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费是为将来世代财富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因此，现世代今天消费欲望的全部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15]这两种论调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要保持稳定，必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否则，系统会随着内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使系统出现无序化或不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不管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必须依赖这个唯一的生态系统来生存。因此，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类，必须从世代间利益衡平出发，兼顾当代与后代的整体利益平衡。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并主张应赋予自然物以权利。这显然与传统思想观念是冲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环境法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注定其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生态整体利益？如何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分配这种利益？既然人类与自然都享有权利，这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这些问题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会与传统法学理论相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实现的又一大障碍。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1.观念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当代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变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转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实现了对人的强调向对自然的强调的转变，提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他认为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16]这种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维转变将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行动的一种意识。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2.法学理论的突破：生态法的兴起传统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法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环境法作为直接反映这一思想的法律学科，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环境法终究是以环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其不可能逃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学定式；要真正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仍需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生态法由此应运而生。生态法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法律学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为了更科学地反映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的要求，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18]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基础，应用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19]综观这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把生态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来看待的，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的一种突破。这种定位模式是在尊重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但其仍没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在保护生态平衡上难免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赞同郑少华博士的观点，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社会理论为前提的，即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的转变之后，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这种社会强调生态利益至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法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四法域，其规范散见于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中。[20]由此，对应于传统社会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从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渐进和共生的局面，这四种法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法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法主要由生态人理论、生态权利理论、生态契约理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责任理论等构成。[21]这些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将对自然的保护上升到新的法学高度，并形成一套独有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仍须承认，生态法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甚至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3.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最终将各个国家纳入环境保护的统一轨道，国际环境法的兴起因此而成为必然。要克服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的障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就是要构建国际发展新秩序，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国际发展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发展法”逐渐产生。从性质上说，国际发展法是一部过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体现为一套调整国际关系的规则，着眼于促进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弥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国际发展法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共同协商全球生态与发展问题，这对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环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国际组织制定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软法”，以避开国家之间在环境合作上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条件的成熟，再逐步将其上升为国际环境“硬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言和决议，如《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公园大会宣言》、《环境与发展宣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世界自然宪章》等国际文件都属于此类。这些决议和宣言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他们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是在这些宣言和决议的促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大量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注释：①系统理论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科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分析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系统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整体、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突破了传统孤立、片面和局部认识事物的缺陷，这对认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蔡守秋：《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本文采纳后一论文摘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破坏都会带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此，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应将其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利益是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也是当代生态整体利益与后代种观点。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生态文明；科学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具体标准，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明确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又将生态文明这一崭新亮点写进党的报告中，文明生态村已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创建载体。因此，无论从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来说，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道德建设尤为重要。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诉求。
生态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的产生、繁衍与进化都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历程中逐渐完成的。第二，人类应该尊重和善待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手段，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和善待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进化，注重可持续发展。第三，人类应在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以及自然界的恩赐的同时，彼此的矛盾和不协调因素会逐渐显现。人只有遵循客观生态规律，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凭借人类的聪明才智来逐步消除这些矛盾。第四，应坚持制度、科技进步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马克思认为，从表象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出现异化现象，但从本质来看，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的反应，要解决这个困扰全人类的难题，唯有解放人类，消除人与社会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科学发展观强调人是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要充分尊重自然、珍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代际利益，把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人与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与马克思自然观一脉相承的，是社会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思想精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伦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2.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道德意识是衡量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的综合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逐步经历了从表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过程。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按照人的需求理论，人类生存首先要解决饮食男女等物质生活的需求，当这些条件满足后，人们必然有更高层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例如，环境优美的宜居环境，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喜闻乐见的生态文化，等等。其中，环境质量的优劣不仅会影响居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以及幸福指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生态道德体系，必将极大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具体来说，生态道德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公德意识、生态道德规范和生态美学观念等三个方面。所谓生态公德意识就是要求公民积极树立起保护环境的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生态保护要摆脱狭隘的自我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生态道德规范即是指建立起从生态道德认识、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行为等三位一体的道德约束、监管与奖惩机制，以规范环境个人行为、环境集体行为、环境职业行为、环境决策行为等。生态美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审美欣赏、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能力，形成正确的审美视角，感受生态美的愉悦性，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坚持“三同步”（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原则和“三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发展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3.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农民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构想，是人类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思想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最佳组合与可持续发展。在农村，某些地方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代际效益，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生态道德建设，有助于加强农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唤醒农民的危机意识，树立起生态意识，从而有效制止破坏生态道德的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是加强农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之一。生态道德教育从塑造理性生态农民的方面来展开，把农民培养成具备生态道德修养的劳动者，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就可持续发展人才。从根本上说，就是造就具有优良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品质和行为的新型农民，使他们具有保护环境的强烈责任心，热爱自然、与自然为友，具有把开发、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相结合的意识，具有为维护生态平衡而献身的精神。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主要原则。
1.平等和谐原则。
生态环境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自然环境的价值并非是无限的，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就要遵循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只有顺应了这种规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才能不断进步。生态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道德的形成，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都是直接在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所以更应尊重和顺应生态环境的内在规律，树立与生态环境平等和谐的观念。这种与生态环境平等和谐的观念，并非是农民对其所处的环境毫无干涉，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认识农村生态环境的内在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去生产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状况，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公正原则。
新农村生态伦理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实行利益公正，具体而言，生态道德范畴的“利益公正”原则主要涉及人与天地自然间的关系，人与人在共同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过程中权益与义务关系以及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当代与后代的关系。首先是人地公正，即人类和自然应保持一种公正关系，人类要理性地对待自然，合理节制自身欲望，有效利用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次是代内公正，即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做到权限明晰、机会均等、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其目的是强调社会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要公平享有和保护自然资源，要公平拥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更要求先进富裕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上要承担比落后贫穷地区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最后是代际公正，主要是指地球上有限资源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合理分配和补偿。
3.适度原则。
适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理性原则。第一，适度发展。要彻底扭转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重增长不重结构的粗放式农村经营模式，适度发展传统农村产业，积极发展生态型和环保型农业，将生态环境作为潜在物质财富和潜在生产力保护起来。第二，适度消费。要积极倡导消费文明化、消费生态化和消费适量化。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包装、流通、消费都要环保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消费的生态良心；同时要积极调整消费结构，消费方式要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决不能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浪费资源的高消费。第三，生育节制。从农村生态伦理建设的角度分析，控制人口是重中之重。农村人口的增加会加剧代内矛盾冲突，势必影响代与代之间的利益平等，这就要求树立自觉节制生育的道德观念，控制农村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结合起来，与社会文明进步结合起来，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4.统筹兼顾原则。
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要坚持德治和法制相结合，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首先，生态道德是发展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培养具有生态道德意识的公众，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树立起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感，进而培养广大农民的生态道德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其次，应加大环保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包括加大执法频次和处罚力度，使农民感受到国家和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形成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利舆论氛围。最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公众环境意识，要通过农村素质教育培养农民环境意识、环境知识和环境技能，提高其有效地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能力。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的路径。
1.加强宣传与教育，提高生态道德认知。
生态道德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取决于广大农民是否能够受到全面系统的生态知识教育，形成清晰的生态道德认知。首先，我们要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以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使生态道德观念成为广大农民深层次的道德认识，并使这种道德意识渗入到农村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环保长远教育规划，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依靠县农干校、党校、职业培训学校、村委会等农村教育平台，以农村领导干部、中小学学生和农村居民为受众重点，以环保常识、环保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开展不同层次的生态教育。最后，要特别注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生态道德意识的培养，完善干部考级制度，将环保工作列入考核范围，使他们正确处理环保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改变粗放式的资源开发模式。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村建设的信息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增加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报道频次，树立典型，推广经验。环保部门要经常性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帮助农民排忧解难，要大力普及环保知识，利用图片、乡土教材、乡村短剧、村头板报、科普报告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知识性与趣味性，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广大农民自觉养成环保理念，树立起良好的生态价值观念。农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农民具备环保能力的基础上，因此，有关部门还应加大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生态技术的宣传与培训的力度，如沼气使用技术、合理施肥和施药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珍稀动植物的繁殖和保护技术以及防污、排污、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等。
2.发展生态农业，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生态道德教育不仅要有理念的树立，还要有情感的培养。生态情感的萌生主要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会油然而生对自然的敬重和爱惜之情；二是因为自然界是满足人生存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原始基础，对此有深刻认识的人们会对自然产生出一种认同、依恋、感恩和爱护之情。因此，我们要重视从审美需要和生存需要的角度去培育农民的生态情感，培育农民热爱自然、与自然为友的生态情感，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道德教育要融入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发展新产业。当前，重点要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层面。生态道德教育要与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给农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激发农民学习生态知识、运用生态知识的积极性。同时，生态道德教育还要与改变农民生存环境相结合。当前，生态道德教育重点要与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鼓励农民参与到新农村的规划中来，建设新人居，使“三清”（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3.强化管理，规范生态道德行为。
强化管理是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机制运行的保障。要综合运用法律、新闻舆论、经济奖惩、技术检测、行政处罚等多种手段，加大生态环境的监控力度，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方针，明确责任。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彻底转变资源部门管理体制。目前，我国资源部门担负着资源保护执法监督、生态建设、资源经营和开发等多重角色，政企不分，严重制约了其生态保护的主要职能的发挥，因此，实行资源管理政企分开，明确各自责任，已迫在眉睫。第二，建立并逐步完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加强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监测，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态系统监测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优先建立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状况监控系统，建立重大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处理系统。第三，制定有关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土壤污染等方面的法律，制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矿山生态恢复、生态脆弱区评估、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生态旅游管理等法规和标准。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流域的重大生态破坏案件的查处力度。第四，建立生态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纳入政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导社会经济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上来，建立生态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下游对上游、开发区域对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利益补偿，积极探索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机制。
4.监督反馈，科学设计生态道德评价体系。
设计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信息反馈系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力推动和强大约束。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提供了途径，反映出绩效。所谓提供了途径，就是明确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寻求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重点和关键，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其他各项社会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相互作用及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应立足践行科学发展观，设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环境友好和运行效率五个方面并兼顾其他因素，能体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能否协调发展，人民群众是否分享了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是否满意的评价指标。评价体系不仅要体现经济增长，更体现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对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作用。所谓反映出绩效，就是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评判，体现出各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差距及出现的问题。通过社会评判和公众监督，形成强大的约束力，督促各级地方政府不断纠正偏差，使公共决策和执政行为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决定着制度设计、政绩考核，影响着公众评判和舆论导向，唯有科学设计、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促进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对其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做出全面准确的评判。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7
深刻认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严守生态红线。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时指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8
[关键词]和谐生态伦理；生态伦理学；合理性
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失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中心吗?非人存在物具有价值吗?围绕这些问题的伦理追问，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生态伦理观对道德谋划失败的事实，必然要求人们再度审视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笔者认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和谐生态伦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所谓和谐生态伦理，就是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人与自然冲突为终极目标的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实现生态平衡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本文仅就这个可能会在生态伦理学界引起争议的和谐生态伦理合理性问题展开论证。
一 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必须质疑
纵观现代中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所有观点或学术主张，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思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围绕着“人与自然谁是中心”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走进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争论，其争论的针锋相对和学术观点的不可调和，笔者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理论上使得生态伦理学本身发生了形而上学的危机，在实践上除了产生大量的文字垃圾以外，就没有给人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因此，传统生态伦理观在两种对立观点喋喋不休的争吵中遇到了合理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可能导致生态伦理学难以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基本主张是以人为中心，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它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它是把这种统一视为人对自然的统治，自然物必须附属于人的意志或者自然被人化。它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质疑。人类如果是自然的中心，它就会导致“自然为人而存在”的结果。康德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这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命题。然而，世界本是没有中心的。你可以说人类是中心，也可以说自然是中心，“中心”的观念只能是人类单方面意志的一种说法，人类有意识，所以硬给造出一个什么“中心”或者强推出一个世界的中心来，自然界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就被破坏了。因为如果站在自然的立场，自然也赋予它以“意识”的话，“自然”不也会说它们是中心了?两个中心并立的局面能够存在下去吗?二是实践的质疑。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且不说工业文明给人类环境带来了多大的破坏，单看现在世界生态环境恶劣的程度，就使人触目惊心，地震、海啸、山洪等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猛烈。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不仅联合国的官员在呼吁人类应该停止对自然的破坏，很多的环境保护主义人士在自觉地保护环境，而且世界还有了一个“世界环境日”。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生态文明观念”。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使得“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占了上风。把自然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似乎凸显了存在的合理性，施韦兹、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风行全球，他们以“热爱自然”的美妙语言感动世人。然而，细加推敲，人们就会发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必须质疑。
第一，“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价值观不能成立。自然具有价值，这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价值观基础，它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认为其价值观有合理性的：一是认为自然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存在的本身；二是认为只要合乎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三是认为自然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就是与人类评价者无关的价值关系。而这些合理性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价值是相对于人来说的，它是物对人的一种效用，也就是说，价值是存在对人的“效果”，而不是存在本身，这种“效果”不是存在的固有属性，而是事实的固有属性同评价者关系的产物。例如，当人们说“红玫瑰花是美丽的”这句话时，是因为有人们对红色的偏爱这一主体评价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红玫瑰花就是红玫瑰花，而不会有“美丽”的价值存在。再比如，人们说张家界很美丽，张家界的美丽是以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为评价标准的，如果人们评价美丽的标准发生转变，他们可以说任何一座山都是美丽的，就如同有的人以瘦为美，而另一些人却以胖为美一样，推而广之，自然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的评价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自然有价值”观点合理性的三条依据都因为没有人的评价基础而无法成立。
第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支柱概念必须质疑。“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有一个支柱概念就是“自然有权力”。权力概念属于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概念，它是一个法律术语，它仅仅表示行为主体选择某种行为的合法性。根据刘福森先生的观点，作为权力概念，必须有三个要件：一是它必须有意志，因为只有有了意志，才能形成维护自己权力的行为，反之，就缺少了维护权力行为的主体；二是它必须有自我意识，才会有权力要求，如果没有自我意识，它就不能有权力要求，外界的力量是不能赋予权力的自我要求的；三是它必须有奉献精神，才会形成物种之间的义务关系，因为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权力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是权力概念的三个必要条件。而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都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它们只有“本能”的活动。因此，权力实际只存在和适合于人类自身内部。例如，我们说一个婴儿有生存的权力是因为他是人类的同类，而当我们说一条鱼有生存权力时，理由就不充足了，这也仅仅是因为鱼不是人类的同类。另外，人类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也是建立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说，人类保护环境的义务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力是对等的，而动物就没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因而它们也就谈不上有权力。
第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逻辑推理是错误的。刘福森先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企图从“是”(生态自然规律)中推导出“应当”(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这种逻辑推理是不对的。自然规律只是决定了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决定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它只能决定人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不是“必要性”，即不是“应当性”，“能做”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应当做”是由人的价值选择决定的。从“是”中无法推导出“应当”，因为自然原理与人道原理不是一回事。
总之，“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一样，经过许多年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它们之所以不能为解决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主要是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它们不能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走出传统生态伦理观的新的生态伦理观，它既能够克服传统观点的缺陷，又可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新的观点。笔者认为，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人与自然冲突为终极目标，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实现生态平衡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的和谐生态伦理，可以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的不足，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二 和谐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依据
通过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知道，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是必要的。而找到新的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必须先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支点。“和谐生态伦理”这个新概念可以担当起这个新的理论支点的重任，因为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就它的理论合理性来说，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其一，和谐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表现为它具有存在的逻辑依据。从逻辑上说，“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都有合理的见解，但也都有局限性，充分汲取二者的合理性，使二者由对立走向统一，从肯定到否定，必然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境界，这应该是和谐生态伦理何以可能的逻辑路径。黑格尔的意志自由分析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为和谐生态伦理提供了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意志自由作了深刻论证。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以及建筑于其上的个人“意志自由”。《法哲学原理》论述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等问题。他从意志自由来谈法，认为在抽象法阶段，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有了主观的自由；伦理是前面二者的真理和统一，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得到了充分具体的体现。他还认为绝对的自由只存在于观念中，并不存在于现实中。逃出一切规定和限制的意志是一种否定的意志，无规定性的自由是一种不自由。“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在黑格尔看来，作为普遍性的意志要成其为意志，就得限制、规定、否定自己，否则，它就只能是抽象的、不实的意志。意志的自我运动必须进一步扬弃共性与个性的差异，达到抽象性与现实性统一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是否定前两个环节的片面性，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并包含差别的全面性，是对否定的否定。当意志实现了无规定性和有规定性的统一后，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
以黑格尔对意志自由的逻辑分析来审视传统生态伦理观，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没有达到真正的意志自由阶段。因此，逻辑的发展顺序要求自我意志进一步发展，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使意志自我又回归到自身，实现自己规定自己，自己限定自己。意志自由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对立，这种扬弃不是全盘抛弃，而是走向否定之否定。和谐生态伦理也绝不是对生态伦理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继承与创新，因此，和谐生态伦理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生态伦理学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不是纠缠在“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的无谓争论中，而是扬弃二者的对立，走向和谐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念的意志自由阶段的时候了。
其二，和谐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表现为它具有存在的哲学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各执一词，二者很难达成一致，使它们由对立走向统一，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构和谐生态伦理，还必须找到哲学依据。
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和谐本质上要求构建一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性观。对此，古代哲学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古希腊人曾经将人类看作“小宇宙”，把自然界视为“大宇宙”，提出过“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命题，这种和谐意识，曾导致了“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实践理性；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曾经认为，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确切位置，他们提出过“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法自然”的理念，这些意识产生了“万物齐一”和“民胞物与”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
实际上，古代哲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可贵的直觉，只有马克思才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一种理论的自觉。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统一定位于人与自然关系自身内在一致上，否定了人与自然统一于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上，这就达到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为一体的和谐境界。马克思的这种人与自然本质上融为一体的思想，彻底解构了人与自然谁是“中心”的问题，自然是中心也即人是中心，人是中心同样自然也是中心。这种内在的一致还体现为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自然界就向合乎自己本性——和谐、美丽、稳定复归。这也同样说明，和谐生态伦理合理存在的哲学依据并不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不只是自然有无道德地位的问题，更是一个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的问题。人不能随着自然而转移，即不能使人自然化；自然不能以人的意志为中心，即自然不能人化。人成为与自然和谐的人，自然才能成为与人和谐的自然。只有人与自然实现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和谐才有了实现的依据，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才能被人们所内化和接受。
一种新的观点要存在，必须要有存在的理论依据。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点，它不仅能够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理论合理性。当然，找到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理论依据，还是不能完全说明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论一旦与实践脱离，就会丧失理论存在的现实性土壤。因此，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还必须有现实依据。
三 和谐生态伦理的现实合理性依据
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关键在于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和谐。如何达到这种和谐的主动权应该是掌握在人的手上。近年，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加剧，人类在遭受自然报复的同时，也在增强保护自然环境的自律意识，这种增强了的保护自然环境的自律意识就是和谐生态伦理得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依据之一。
康德是最早提出道德自律的人。他认为自律就是道德意志受制于道德主体的理性命令，就是“自己为自己立法”。马克思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认为自律不是从内在天赋的先验的道德原则出发，它必须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自觉性是自律的显著特点。自律要求建立良好的内心法庭，它是解决人类自身与自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缓解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一种基本策略和基本做法。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的现实，越来越让人们提高了生态道德的认识，了解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共存共荣的关系，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误区。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活动中，应遵循生态自然规律，建立道德约束，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人类的活动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这种生态道德认识的提高就是和谐生态伦理主要的现实合理性依据，它是促使人类不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并使之走向和谐的强大内驱力。
生态道德他律的不断增强，也是和谐生态伦理得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另一依据。在康德那里，他律原是指依据外界或情感冲动，为追求道德之外的目的而制定的伦理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律是指道德主体在外部条件制约下遵守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它与自律不同。他律强调的是他人、社会、国家对道德主体的外因作用。现实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仅仅靠道德自律是不够的，还要依靠法律等他律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美国制订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水污染控制法》等，日本有《国土综合开发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德国在2002年5月将保护物种写入《宪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与人的权利一样的物种权利写入《宪法》的国家。这些情况说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和谐，还可以从各国制订的法律中找到依据，这是一种他律，它对于人们破坏环境的行为可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自律与他律并重，和谐生态伦理的存在就更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变迁，“和谐”已经成为社会和时展的强烈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是和谐生态伦理合理性重要的现实性依据。我们的城市在发展的时候，人们发现不仅是城市的道路变宽了，城市的绿化变得更好了，而且文明的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东风吹拂下，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和谐了。人们向往旅游，这就是人们和自然融合的具体实践体现。人们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到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三大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在这三大和谐领域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基础，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六大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落脚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以党的最高文件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思想，这就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实践依据。同时，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个精神，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建设“文明城市”“和谐社会”等实践活动，这也为和谐生态伦理的现实合理性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四 结语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9
关键词：生态旅游评估
自从Ceballos-Lascurain.H于1988年在《生态旅游的未来》一文中正式引入生态旅游的概念以来，在生态旅游的概念以及由其延伸的具体实施方案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在我国，尽管对生态旅游的乐观估计时有报道，生态旅游也被广泛地认为是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被期望能促进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生态旅游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对生态旅游的内涵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从而导致缺少一个评估生态旅游贡献大小的明确的指标体系。而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力图初步建立一个对生态旅游进行评价的框架。该框架是基于对生态旅游内涵的正确认识以及对当地居民、自然资源和旅游三者间关系上进行设计。
关于生态旅游内涵的认识
由于缺乏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生态旅游的概念，因此生态旅游和其他旅游方式的区别显得模糊不清。王家骏选择了44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生态旅游定义来进行分析，将关键词一一选出,按聚类方法将其归纳为6大类11组分，构成了生态旅游定义分类系统。然后根据构成生态旅游定义分类系统的6大类组分的内在联系,参考edward·S·等人的模型,构建起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模型。这一模型对于我们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有一定的帮助。从这一模型中，可看出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生态旅游既可以促进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部分的定义仍将生态旅游对象局限在自然生态、自然环境方面,忽视与自然相伴而生的历史遗产、传统社区等文化生态。也就是从旅游资源角度来看，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狭义的生态旅游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一种旅游形式，包括风景、地形、水文特征、植被和野生动植物等；广义的生态旅游资源则把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等人文景观也包括了进去。也就是说，广义的生态旅游还包含了民俗旅游等文化生态的内容。笔者的观点倾向于后者。
笔者认为对生态旅游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认识：从旅游者角度来看，生态旅游是对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同时具有高质量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的一种全新体验过程；从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破坏较小，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保护为目的的旅游方式；从当地居民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对当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较小、并可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新型产业。总的来说，生态旅游应当以实现当地居民、生态旅游资源以及旅游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为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必须是以对生态旅游产品的正确规划设计和有效管理作前提的。
生态旅游评估框架的设计
通过上面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旅游应当以实现当地居民、生态旅游资源以及旅游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以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生态旅游评估指标框架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对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资源之间联系的评估；对当地居民和旅游业之间关系的评估；旅游业和生态旅游资源之间关系的评估；对规划和管理有效性的评估。选择评估因子时应注意其是否具有相关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敏感性等特征。这样才能使设计出的评估体系不仅能够实时监测生态旅游点的状态以及发展趋势，并进行优劣判断，而且还可为管理决策体系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
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资源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在现实中居民和环境间的冲突时常发生，这一情况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当地政府一相情愿的保护和开发政策，没有征求和顾及当地居民的意见、想法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居民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缺乏对生活、生产方式加以选择的余地。持续的环境压力不仅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而且会危及到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旅游业的发展，以至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后果。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地资源之间应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居民主动地参于生态旅游点的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同时从良好自然环境带来的旅游产业中获得回报；另一方面，居民完全可以通过适度的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从自然资源中获得回报，但同时应避免资源的过度开采掠夺，造成生态系统处于过度的环境压力之下。
对两者关系的评估可从居民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对待资源保护的态度、地方参与资源保护的程度（数量和类型）、当地居民和保护区内员工的关系、对资源的使用频率等方面来进行。
生态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自然景观（包括风景、地形、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等）和人文景观（包括过去和现在）决定了生态旅游点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自然景观连同人文景观同时可以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自然体验和文化交流，这是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一个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也会加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环境和文化保护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就是一个生动的环境和文化保护课堂。反过来，对环境和文化保护必须在资金上给予保障，在当地旅游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中，必须保证充足的资金返还到环境和文化保护中去,促进旅游业发展与环境、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生态旅游的开发不能使资源退化,而应当实现一种敏感于环境的发展方式，即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避免超出旅游景点的环境本底，破坏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因此评估生态旅游资源与旅游业的关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要评估生态旅游资源对旅游业的贡献率，这可从生态旅游资源是否提供了有质量的旅游经历，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环境教育的场所，对现有容易利用的物质改进的潜力如何，对文化生态的体验质量怎么样等来进行；其次要评估旅游业对生态旅游资源所应做出的贡献，这可从旅游业是否对生态旅游资源有意识地进行保护，保护如何，对当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的环境教育怎么样等方面来进行。如果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都比较高，说明这两者的关系处于良性的互动之中。
旅游业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生态旅游应该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利益，让当地居民加入到生态旅游建设中来，即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参与生态旅游开发,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正当经济利益。只有居民对生态旅游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及和生态旅游之间建立起这种正向的互动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难题。
在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当地居民的经济来源不能完全依赖生态旅游业，应该补充其它的经济形式，使经济多元化。旅游业不仅可以为国家和地方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同时可以为当地居民带来社会和经济效应。反过来，旅游设施的改善和良好的自然及文化景观会给旅游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并为生态旅游业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与此同时还会增进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从而有利于当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要评估旅游业和生态旅游地当地居民的关系，主要要看当地居民是否从旅游业中获利。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利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由于开展旅游业而提高了的经济收益，在这方面主要看地方居民从事旅游业及其与旅游业相关行业的数量，看地方的旅游业企业或与旅游业相关的企业数量以及当地居民与外来者的比例。二是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方面主要是评估当地离供应商品与服务的最近城镇的距离，医疗状况，教育状况、邮政、电话和电力供应，道路质量、公共交通状况等。三是社会福利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是评估居民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上升，收入增加的影响，地方居民对旅游者和旅游业的态度，真正的认识或经历地方文化等。
对规划和管理有效性的评估
没有好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开展生态旅游不能成功。因此对生态旅游地的管理机构以及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评估是对生态旅游进行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也是能够调控生态旅游地域系统的能动因素，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对生态旅游地域结构是否有序及系统是否能够良性循环有决定性作用。而要对生态旅游进行有效管理，首先就必须有科学的管理目标。其次要做好生态旅游规划，生态旅游区要确定区域的游客临界容量。第三还要加强旅游环保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的科研工作，加快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加强对国民的环境教育，重视环境质量的监测和效应评估工作，同时还要增加环保经费的投入。第四是要加强对生态旅游经营者的管理，要求经营者慎重选择旅游目的地，精心编排旅游路线，培养游客的环保意识，严格控制旅游团人数，培养好的生态旅游专业领队。
评估能影响生态旅游是否最终取得成功的管理因素的指标，因此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要看管理政策的完善和有效性，这包括了环境保护法规的制订和执行情况，生态旅游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生态保护区的规定和使用限制如何，对社区的介入的支持如何等。二是要看管理策略如何，是否对生态旅游地的年度资料进行更新（包括物种、旅游者数量、周围社区统计等），是否有社区共享计划以及对旅游者的管理如何（包括对旅游者行为的控制、群体的数量、运载量等）。三要评估保护区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素质，这可从对物种的监控，担当旅游向导、景区巡逻和执法的状况，跟科研单位的合作情况以及跟社区的公共关系等。
通过认识资源、当地居民和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了解到对生态旅游的评估，其实就是看这三者的关系是否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之中，如果三者的关系良好，可见生态旅游地开展的生态旅游是成功的，而发现三者关系中任何两方的关系处于不好的互动时，就可以提醒当地的旅游管理者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使三者的关系重回正轨。这个评估框架也显示了只要通过运用适当的管理策略，在资源、当地居民、旅游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生态旅游既可以促进保护，又可以促进发展。因而这个框架既可以评估生态旅游业的各个重要方面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可以评估一地生态旅游的地位。
参考资料：
1.王家骏，关于“生态旅游”概念的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03-106
生态系统保护的意义篇10
一、关于景观生态学和景观生态规划
(一）景观生态学
对景观生态学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景观管理与自然保护所Langer的定义为：研究相关景观系统的相互作用、空间组织和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viqk(1983)在讨论景观生态学在农业中的应用时，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把土地属性作为客体和变量进行研究，包括对人类要控制的关键变量的特珠研究，以景观生态学为桥梁，把关于动物、植物和人类的各门具体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景观利用的最优化。Forman等(1986)认为：景观生态学探讨诸如森林、草原、沼泽、廊道和村庄等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组合、相互作用与变化，从荒野到城市景观，研究的重点是：(1)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的分布格局；(2)这些景观要素中的动物、植物、能量、矿物养分和水分的流动；（3)景观镶嵌体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他认为：景观生态学就是研究由相互作用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地表的结构、功能与动态。
一般地认为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它的主体是地理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交叉。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面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傅伯杰。1991：邬健国2000)。
(二)景观生态规划
广义的理解是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也就是将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及知识作为景观规划的基础，实际上是景观的生态规划，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在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植物学家和规划师patrickGeddes(1854-1932)的先调查后规划和美国景观之父oimsted及eliot等在城市与区域绿地系统和自然保护系统的规划。直到20世纪60年代mchang的设计遵从自然的景观规划途径，当然也包括80年代迅速崛起的景观学在规划中的应用。景观生态规划的狭义理解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的规划，也就是基于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和空间过程水平过程或流的关系原理的规划。在这里，景观更明确地被定义为在数平方公里尺度中，由多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异质的土地嵌合体Landmosaic(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995)。本文研究的景观生态规划是指狭义上的理解。
二、景观生态规划的四大战略
(一)战略之一：维护原初生态环境的安全
原初生态环境是各类物种最原始的栖息地，物种在千百年的进化演替中，达到了与现有生态环境的和谐与默契。维护原初生态环境的安全就是要维护原有山水环境的整体格局，维护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维护大自然演进的过程。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几乎无所不能，开山辟路，围海造田，筑坝拦河。然而，当人们沉浸于征服自然的喜悦之中时。人类同时也不断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地震、海啸频频发生，沙漠化加重，洪水泛滥等等。这些无不是由于人们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引起。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途径。维护原初生态环境的安全，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安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古代风水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与自然和谐的朴素自然观的体现。古代城市的选址遵循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自然格局，城市是一个大穴场，被喻为大自然的“胎息”，通过水系、山体及风道等，吸吮着大自然的营养。破坏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就切断自然的过程，包括风、水、物种、营养等的流动，必然会使城市这一大地之胎发育不良。
断山、断水被堪舆认为是最不吉利的景观，如果古代中国人对山水格局连续性的吉凶观是基于经验和潜意识的(俞孔坚.1998)，那么，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则是对我们维护这种整体景观基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navehandLiebeman,1984；FormandGochrn,1986;Forman，1995)。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借助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学观察和资料积累，面对高速公路及城市盲目扩张造成自然景观基质的破碎化，山脉被无情地切割，河流被任意截断，景观生态学提出了严重警告，照此下去，大量物种将不再持续生存下去，自然环境将不再可持续，人类自然也将不再可持续。因此维护大地景观格局的连续性，维护自然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区域及景观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Hamis,1984;Schreiber,1988;noss,1991)。
(二)战略之二：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系统
我们往往只注重即将灭绝、稀有珍贵物种生境系统的保护，却忽略了乡土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致使在城市化过程和农田水利建设中毁掉了曾被认为荒滩野地的许多乡土动植物的栖息地。如野兔、黄鼠狼、獾、山鸡、野猫等往日常见的野生动物，如今已不再多见。大地景观是一个生命的系统，一个由多种生境构成的嵌合体（mosaic,Forman,1995;HanssonandFahrig,etal,1995)，其生命力就在于其丰富多样性，哪怕是一种无名小草，其对人类未来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可能不亚于熊猫和红树林。
我们划定的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仅占国土面积的极少一部分，城市公园和绿化系统大多是人工种植，物种单调，整体生态功能不强，这些不足以维持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平衡。相反，一些多年形成的、没有人工干预的乡土生态环境系统，却是许多乡土生物的极好的也往往是最后的栖息地。
这些乡土生态环境系统包括:(1)古老村落中的一方龙山和或一丛风水树；(2)均质农田上的坟地，它们往往是黄鼠狼等多种兽类和鸟类的最后的栖息地；(3)村落残址，由于长期免受干扰，加之断墙残壁及水塘构成的庇护环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生境条件，为多种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4)荒滩、冲沟或低洼湿地，这些地方是多种微生物的栖息场所。
(三)战略之三：维护和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
河流水系是大地的血脉，是景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干旱断流和洪水是中国河流水系所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人们在河流整治和城市建设中，由于认识上的不到位，犯下了不少错误，包括以下几种：
1．水泥护堤衬底。看似清洁、整齐，实际上破坏了原生的自然环境。曾经是水草丛生、白鹭低飞、青蛙缠脚、游鱼翔底，而今寸草不生。水的自净能力减弱，水土植物生物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被破坏；河床衬底后透气性降低，与大地的接触减少，原有起伏多变、基质多样的水生环境不复存在。许多生物无法生存，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形态。
2．裁弯取直。弯曲的水流是自然形成的大地机理，是顺应自然过程的结果。古代风水也讲究河流弯曲有致，弯曲的流水是运动的旋律，富有变化和情趣。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弯曲的水流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性(Forman,1995)。弯曲自然的河流形态为各种生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境，是生物多样性的景观基础，同时也可以降低河水流速，减少洪水冲击力。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为了争得更多的空间，不惜将自然弯曲的河道填平取直，花费巨大，却破坏了生态环境。
3．高坝蓄水。我国古代非常重视治水，但不是筑坝拦水。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采用疏导的办法来避水害，秦汉时期，李冰父子用都江堰调节水位，但非筑堰挡水，保证河流的连续性。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不断增强，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在不断地争论中，截断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地血脉。其弊端颇多：一是流水变死水，富营养化加剧，水质下降，丧失了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二是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使鱼类及其它生物的迁徙和繁衍过程受阻；三是影响下游河道景观，生境破坏；四是丧失水的自然形态，降低了河流的天然情趣。
(四)战略之四：恢复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是地球表层上由水、土和水生或湿生植物相互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湿地是众多野生动物、植物的重要生存环境，生物极为丰富，被誉为“自然之肾”，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BolundandHunhammar,1999ton等，1998；mitsch等，2000吕宪国，1998；刘红玉等，1999；孟宪民，1999；左东启，1999；王瑞山等，2000；余国营，2000；)。这些生态服务包括：
1．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湿地由于其生态环境独特，决定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特点。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湿地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湿地已知高等植物825种，被子植物639种，鸟类300余种，鱼类1040种，其中许多是濒危或者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类群。
2．调节局部小气候：湿地碳的循环对全球气候变化起着重要作用。湿地还是全球氮、硫、甲烷等物质循环的重要控制因子。它还可以调节局部地域的小气候。湿地是多水的自然体，由于湿地土壤积水或经常处于过湿状态，水的热容量大，地表增温困难，而湿地蒸发是水面蒸发的2--3倍，蒸发量越大消耗热量就越多，导致湿地地区气温降低，气候较周边地区冷湿。湿地的蒸腾作用可保持当地的湿度和降雨量(孟宪民，1999)。
3．减缓旱涝灾害：湿地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能够发挥调节河川泾流、补充地下水和维持区域水平衡的作用。
4．净化环境：湿地植被减缓地表水流的速度，流速减慢和植物枝叶的阻挡，使水中泥沙得以沉降，同时经过植物和土壤的生物代谢过程和物理化学作用，水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溶解物和悬浮物被截流下来，许多有毒有害的复合物被分解转化为无害甚至有用的物质，这就使得水体澄清，达到净化环境的目的。
以前，由于对湿地认识上的不足，加上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我国对湿地的利用主要是开垦种地，如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就是湿地的开发利用，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我们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可喜的是我国对湿地的保护已经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三、结语
景观生态规划需要从战略上把握全局，但具体到每一个景观设计项目，还需要我们的景观设计师结合实情实地，认真地做好景观生态系统的研究，切实保护和利用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