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1
摘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actualitiesandFutureofLiteratureResearch
methodsinZhubingYuanhouLun
YaoJie-min，advisor:YanShi-yun
（BasismedicalCollege，ShanghaiUniversityoftCm，Shanghai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YuanhouLunistheearliestChinesespecialistliteratureincauseofdiseaseandpathogenesis,whichnamedas"backboneofdiagnosisandtherapy",forthegreatinfluenceonlaterdevelopmentoftCm.aftertime，therehavebesomanyresearchesonthisbook,suchabundantachievementshavebeenbroughtup,whichimpossiblysumedupinonesingletreatise.thus,themethodsofdifferentresearchesweregatheredandcategorized,therelationshipsbetweendifferentmethodsandresultswereanalyzed,andanewvisualangleforresearchinZhubingYuanhouLunwasprovided.
Keywords:ZhubingYuanhouLun；literatureresearch；thoughtand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版本流传考证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语词研究点校注释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辑佚、辑要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探讨学术理论渊源《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中医辨证方法角度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疾病个性研究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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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2
蛋白质组学和功能蛋白质组学随着蛋白质组的提出，蛋白质组学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产生。但目前，蛋白质组学仍无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它是研究蛋白质组或应用大规模蛋白质分离和识别技术研究蛋白质组的一门学科，是对基因组所表达的整套蛋白质的分析。现阶段，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各种蛋白质的识别和定量化，还包括确定它们的细胞内外的定位、修饰、相互反应、活性，和最终确定它们的功能。并对由此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库构建，以及不可或缺的推动这一学科进步的蛋白质组分析技术研究。由于对全部蛋白质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策略：功能蛋白质组学。它是位于对个别蛋白质的传统蛋白质研究和以全部蛋白质为研究对象的蛋白质组研究之间的层次。研究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和试验条件下基因组所表达的蛋白质。
2 中医证候的现代研究方法
“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的反映，“候”的原意是说明事物变化的性状，在医学范畴是指病变的临床表现。“证候”说明了中医学是通过观察病人的异常表现来把握疾病本质的。证具有整体性、定型性＼定系性、制约制、时相性，可以概括反映疾病发生的原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反映邪正相争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类型和机能异常。证候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而证候的多态性是指在目前所认为的某一最基本的证型中包含着若干可分辨的有意义的不同病理状态网。中医的“病”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理论体系，每一个病都有各种不同的临床特征，各个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等一整套理论体系。中医的病与证是密切联系的。病统辖证，证从属于病，一病可以见数证，某一证候可以见于数病。临床上，一般先了解病人的各种临床症状，舌脉表现，判断疾病的证候，使用相应的方药进行治疗。辨病与辨证是用药的前提，没有正确的疾病诊断和辨证分型，就无法正确地进行治疗。
目前，中医证候学研究方法有：(1)多学科多层次多因素分析法。该法是借用数学模型达到辨证的计量目的。(2)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寻找证的客观指标，探讨其本质，即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3)主次症状判断法，根据中医的现证，用传统的辨证方法分析综合，通过临床实践，反复修改、完善，确定主次症状，制定辨证标准。(4)主症辨证法，主症通常是诊断该证必须依靠的特征症状或非特异性症状的特意组合，在证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而次症只起补充和参考作用，此法在辨证中将复杂的辨证条理化、简明化、系统化。
中医重视疾病某阶段机体的整体状态。传统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侧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通过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推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归纳出证的概念。证候是致病因子与体质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应，这种综合反应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来揭示其物质基础并进行定量和定性对证候及辨证的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医界早年致力于探索证候的高特异性和高灵敏性的指标，试图建立证候实验诊断单个金指标，然而，由于证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异病同证，同病异证等特征，不可能用单一指标作定性、定量、定位的说明。据此，脏腑证候客观化研究采用综合指标，精选非特异指标进行特异组合，建立能反映证本质并能区别他证的定性、定量、定位综合实验指标，辅助四诊，确定证候诊断。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3
辨证论治是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方法，抓住“辨证标准”这一关键环节开展研究，就有可能推动中医理论、临床疗效、证候本质研究的发展。作为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症状及证候的规范化、客观化研究是带动中医药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证候属于高维高阶的复杂系统，证候的高维高阶特性为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实质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等带来了困难[1]。随着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研究的兴起，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信息系统视角研究同样是系统的、复杂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在合理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特征提取和规律探索，可能是研究中医学临床规律的一条可行的途径[2]。
1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优势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学中近2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分支，它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如研究多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数据结构和数据简化等。多元统计分析能综合体现出人体生命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中医更有内在的切合性。中医药学理论中充满了数学语言和思维，如证的分类、组成和演变中饱含着多元模糊的数学思想，证候是以症状群组合的形式出现，但同时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证与症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和正态的。中医证候的客观标准由某些特定的症状、舌象、脉象等“软指标”或定性指标构成，仅凭主观经验或文献资料进行辨证标准研究难免导致“选择性偏倚”和“测量性偏倚”，而较大地影响了证候标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将数理统计引入证的研究不但可行而且是科学的。
2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辨证论治研究中的作用
2.1用于症状的分类与筛选
症状是疾病所反映的现象，它是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重要依据，主要来自传统中医运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病情资料，多为宏观的、表面的、缺乏定量和定性的可检测指标，必然具有一定的不清晰性和随机性，易受假象和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专家指出，疾病的症状表现可大致分为三类，即：第一类代表疾病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二类代表证本身特征的症状，第三类对辨证辨病皆贡献不大的症状[3]。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症状中筛选出属于中医证本身的主要症状，是认清证本身特点的前提。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筛选出对证候辨证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症状，如何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某些变量(症状)对应变量(证)的不同“贡献率”来加以取舍，这对于甄别证的有意义症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筛选出一些与该证有关的症状(群)。如张氏等[4]运用因子分析、C均值聚类和模糊综合评价对确诊为肝炎后肝硬化900例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提取该病的中医证候因子，得出结论：肝炎后肝硬化症状和体征信息经多元统计分析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疾病的共性特征信息和证候病机分类的特征信息。前者反映疾病所具有的中医基本病机，后者反映疾病的不同综合病理状态。
2.2用于证的分类及危险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出病变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疾病的证型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变化，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型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病机，也反映了疾病的轻重及危险性。当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了，所以，分析每一证型危险程度的大小就显得十分必要。如丁氏等[5]对375例胸痹心痛患者通过二值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不同证型的危险度。结果提示，胸痹心痛的危险证型按其影响程度依次由高到低为血瘀证、痰浊证、气虚证、阴虚证、寒凝证。另有顾氏等[6]通过系统聚类的指标分割法，根据聚类结果，发现肝炎后肝硬化的单元证有阴虚、肝胃不和、湿热、血热、肝郁/肝火、脾肾阳虚等6种类型，结合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前5个单元证发生率较高。证候是基于症状、体征、舌象、脉象反映出来，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的特点，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综合分析、辨识而提取出来。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反复修正临床四诊信息调查表，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提取特征信息，可为证候分类提供依据，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候的病机。
2.3用于辨证分型及标准研究
“辨证分型”的基本形式是将西医或中医的某一疾病分为几个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通过“辨证分型”得出的证型虽是模型，却是在对患者群和症状群高度分析总结基础上对疾病过程的模拟，是建立在“病”的基础之上。而“疾病”是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化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的相应证候，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在病的基础上的证和证型也有规律可循，可以运用数理统计如多元分析等客观化的手段来探索其规律。如刘氏等[8]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可以分为气虚、阴虚、肝郁、冲任失调及脾虚痰湿型。李氏等[8]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焦虑症的中医症状、证型分布特征，将焦虑症的临床10余种证型简化为5种证型组合，以心脾两虚型最为多见，与临床观察实际基本符合。目前，临床上辨证分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临床经验的总结上，辨证分型不统一，证名不规范，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索疾病的辨证分型及其标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4用于证候危险因素的研究
证候作为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病理概括，影响因素常常涉及病因、病位、病程、病性、气候及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虽然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点，但其中仍有一些规律可循。如崔氏等[9]采用二元回归法对739例首发中风急性期患者的辨证分型单个和多个危险因素关系进行分析，结果高血压病、吸烟、饮酒分别为中风之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证的危险因素，其它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无统计学意义。另有专家认为，个体的体质是形成不同证的基础，故理清体质类型成为解答证型构成特点的钥匙，而中医体质、证候的分类、症状的组合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实现[10]。
2.5用于证候的实质及辨证客观化研究
应用现代先进的实验方法与仪器，结合多元分析建立辨证诊断实验指标，是探究证候的实质、实现辨证客观化的必要手段。在研究证候的实质时，由临床检测到的生化、特殊检查指标或现代分子生物学指标等，可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能真实反映某疾病证型规律的主成分。如温氏等[11]运用多元分析探讨iga肾病的病理损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指标与中医证型的关系，结果显示，iga肾病的病理和临床表现与中医辨证相关联，阳虚证与水肿、阴虚证与尿血关系密切。王氏等[12]采用多元分析方法探讨血瘀证量化诊断的方法和血瘀证证候实质，通过对170例血瘀证与非血瘀证患者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内皮素、一氧化氮、纤溶酶原激活物6因素的逐步回归显示，其贡献度的顺序为内皮素>血红蛋白>纤溶酶原激活物>一氧化氮，三酰甘油及总胆固醇未能入选。对证候进行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以症状、体征以及客观指标为立足点，以临床实践为准绳，综合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模糊数学评价，进行动态与定量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中医证型的本质，实现中医证型的客观化。
2.6用于证治规律研究
传统的辨证论治规律归纳和总结研究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无法通过定量方法来处理数据，往往主观加以选择、摒弃。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数据处理时掺杂的主观因素，客观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在文献资料中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通过文献整理与多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中医病证的证治规律，重新审视中医学对病机属性、证治方案的认识，以此可揭示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点。如卢氏等[13]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方药的频数和剂量两个角度探求唐、宋、金、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治疗糖尿病的方药规律，得出补虚药、清热药是治疗此病的两类主要药物这一重要结论以及方药配伍关系，提示热盛伤阴、气血两虚应是历朝代总的糖尿病证候群的分型归属。丛氏等[14]通过总结中医历史上著名医家的医案建立大型数据库，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统计筛选出肺病的常见临床证候，与某一证候正相关和负相关的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和用药，并定量地表达了这些病因或病理结果、症状及用药对该证候的重要性。多元统计方法适用于分析散在、庞杂的中医文献资料，有助于透过复杂的数字资料发现事物内在规律，已成为临床科研设计、分析和评估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3结语
辨证论治是中医几千年来防病治病的实践和理论沉淀，占据中医学诊疗体系的主导地位。中医药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其中数量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随机化实验设计和方差分析理论、方法，特别是SpSS和SaS统计软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得辨证论治的研究方法由单纯的频数分析向多元回归、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向过渡。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辨证论治客观化、标准化和数量化的研究，为中医药科研逐步从传统的以定性描述为主的方式向定量性描述过渡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当然，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通过多元分析所得到的证型分类往往与传统中医辨证分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也提示今后如何将现代科学的多元分析方法与传统临床辨证论治经验相对接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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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4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 nad mkhris 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 skran 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 nad mkhris gyu或mngal nad rlung 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 skran 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 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西藏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 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 nad mkhris 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 tshab或rlung 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5
研究生自身临床能力较弱。目前，我国临床研究生生源主要来自应届本科毕业生、工作1－2年的年轻医生、基层医疗单位和部队卫生所等小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这些生源由于入学招考制度偏重于理论考试成绩，不少学生缺乏扎实的临床规范化的培训。部分来源于小医疗单位的学生，由于医疗条件的局限，缺乏严格规范性临床训练的机会。少数应届本科毕业生未获得职业医师执照，入学后难以在临床得到充分的实践。因此，研究生入学前临床能力较弱成为入学后培养方式的难点之一。研究生入学后，为保证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导师需强化研究生临床培训，严格按规定轮转临床二级学科，达到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中规定要求的临床工作水平，始终贯彻以临床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培养模式。培养和考核方案重科研轻临床。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是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专业学位的培养仍然受到学术型学位教育习惯的影响，导师在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临床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重科研轻临床，科研选题重基础医学轻临床医学，忽视了对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学到的仍然是与他们的临床实践联系不紧密的理论知识，而临床专业技能得不到有效训练，无法满足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务主管部门侧重于最后答辩的通过，而对临床培养具体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部分研究生临床轮转未完全达到要求，部分学生临床技能水平无明显提高，实际上仍然是科学型学位。导师指导临床实践时间不足和方法单一。由于近年来研究生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个别导师研究生人数达5个或更多，加之临床和科研工作繁忙，研究生和导师见面频率缩减，研究生达到一对一的临床指导和交流时间相应减少。部分导师知识教育方法单一，重使用轻培养，重知识轻方法。进入课题研究后，个别导师存在“连拖带抱”和“撒手不管”的两个极端现象，未能发挥导师的有效指导。研究生初出茅庐，临床和学术相对稚嫩，需要导师的悉心知道，让他们穿越学术迷宫，少走弯路，如果导师没能认识到导师的作用核心，不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科学指导学生，不能为研究生培养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那么一个不好的结果是，研究生的知识水平不会有多大程度的提高，他们不可能真正掌握临床科学的真谛。
2导师指导的三个核心
带到临床知识的前沿。临床知识的前沿主要是指临床专业领域的热点、难点、重点以及最新进展和研究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由于随着基础医学、诊断学、影像学、药物学以及医疗技术的理论与技术的进步，各种新理论和新技术不断更新，临床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飞跃发展的阶段。如出现新的疾病禽流感、SaRS等;新的诊断技术如免疫、遗传基因疾病、病因诊断、诊断技术等;新一代如Ct、B超等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均显著提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因此，只有大量阅读有关学术期刊和论文，才能掌握学术动态和某个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不能放松自己的学习，更新知识，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融进临床的实际和课题之中，让学生第一时间感受和领悟临床前沿知识的价值和先进性。提升临床诊治水平。临床诊治水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三基”掌握情况，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二是临床思维能力，包括分析综合能力、诊断治疗、临床技能、决策能力等内容，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诊疗过程实际上是“三基”知识和临床思维能力相结合，经过反复、缜密的分析整合，最后得出诊断及治疗方案并将其用于疾病诊治的过程。临床医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临床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临床实践。导师应该全力增加研究生的临床实际操作机会，采取典型病例、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等方式强化他们的知识，从事临床操作时要做到“放手不放眼”，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科室轮转期间要指定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带教，要按照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要求强化“三基”培训，更新相关学科知识和临床技能知识，以达到独立处理二级学科范围内常见病、多发病的培养要求，以使他们的临床诊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提升临床科研水平。临床科研是指以病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科学研究，其目的是提高诊断水平、治疗效果，改善预后和进行疾病病因的宏观研究。临床的研究问题从哪里来?首先是从临床实践中来，再带着问题去查阅文献，分析和评估文献后才会有科研问题的产生。因此，导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发现和分析问题，对未知和难点未解问题提出思考，形成问题。问题形成后，又要进行临床科研方法的指导。随着近年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及循证医学兴起和应用，临床科研正由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变，临床科研不单是以病例报告、病例分析的方式来总结临床经验，而更多的采用随机对照试验、交叉研究设计、病例对照研究、诊断试验、医学序贯分析等方法来研究临床问题，因此，导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研究生选题、设计和方法等研究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指导，才能保证临床课题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3导师指导的有效方法
3．1病案讨论
病案讨论教学法是病案教学法的重要形式，是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病案，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所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查阅参考资料进行讨论、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并提出正确处理意见，以达到培养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讨论式教学法。临床病案讨论主要包括典型病例、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病案讨论教学法的好处在于可在短期内较全面地提高研究生的临床能力，这教学法有如下的优点:①可把最新的疾病诊治指南运用到病例讨论;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急性左心衰竭的诊断和治疗，患者突然出现的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口唇发绀、大汗淋漓、心率加快、两肺广泛湿罗音及哮鸣音、心尖部奔马律等，哪些症状反映了患者疾病危重程度?左心衰竭发生肺淤血或慢性肺淤血的原因是什么?最新的认识和治疗措施有哪些?怎样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针对这此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对于多学科参与的全科和全院疑难和危重病例讨论，研究生要积极参与，查阅相关诊断和治疗的文献资料，踊跃发言，锻炼自己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从多学科的角度拓展临床视野和全科临床实践能力。其次，病例教学还能增加导师的知识储备，拓宽导师的知识面。因为教师在准备病例问题讨论时，必须要准确地掌握和熟悉病例中涉及的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刻苦钻研，精心准备，扩大知识面，对导师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3．2文献检索
医学文献是生命科学重要的信息载体。要了解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就必须学会查阅医学文献，这是每位生命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可很多研究生缺乏这一技能，不会应用文献检索去更新自己的临床知识，选出的临床研究课题也不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当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疾病，遇见不懂的临床表现或治疗方法，碰到现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检索文献，通过文献可以知道现有的临床诊治现状，他人的认识、经验、成果，最新的临床诊治指南和今后的研究热点、难点和方向，通过这一工作更新了知识，提高了对疾病的认识，对于尚不能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方向。对于临床硕士专业研究生，检索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临床诊治现状和进展;②搜寻循证医学证据;③查找临床科学研究的立论依据。因此，导师要充分利用研究生在病案讨论、课题开题、撰写文献综述和论文时加强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古人曰:“授人以鱼，一食之需，授人以渔，终身受用”。对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其“会学”比“学会”更重要，通过文献检索，让他们能有效地检索生命科学文献，提高筛选、阅读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将最新的知识指导临床工作和科研将使研究生的诊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3．3循证医学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6
abstract:therearemanyessentialdifferencesbetweenclinicalresearchandmedicalcareontheaspectsofprimaryaim，basicmethodology，thejustificationofrisksandtheethicalprincipalstheyshouldfollow.inthetheoriesandpracticesofclinicalresearch，theconfusionbetweentheclinicalresearchandmedicalcarecausestherapeuticmisconception，whichisinbreachofethicalprinciplesofinformedconsentandcompromiseshumansubjects’interests.thisarticlewillexplorethemajorreasonsoftherapeuticmisconception，themainethicalissuesitcausedandthecorrespondingresolutions.
医学传统往往把生物医学研究看作是临床治疗的一部分，并没有对治疗和研究进行明确的区分。医生只能在医学文献研究以及对个体病人的治疗经验的基础上了解并改善某种药物或治疗方法[1]。随着临床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科研伦理学的蓬勃兴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临床治疗和医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把两者混同起来，必然会造成治疗性误解，从而损害了临床试验的伦理学基础和基本的道德要求。关于治疗性误解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医学生物研究领域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我国在诸多人体试验案例中也都涉及到这一问题，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1研究和治疗的区分
研究和临床治疗在根本目的、基本方法、风险的正当性，以及应遵循的伦理原则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区别。研究和临床治疗的根本目的截然不同。临床治疗的目的乃是为个体病人提供最佳治疗，促进病人健康。而临床试验的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人体试验，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generalizableknowledge)，以便未来病人从中获益。世界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于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2002)，其中对“研究”一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即“是指经过科学设计，提高或促进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的一类行为。”这种以受试者群体为核心，以未来病人受益为目的的生物医学研究和以当前个体病人健康为最终目的的治疗是根本不同的。
治疗和研究截然不同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两者采用不同的基本方法。治疗的基本方法是个体性治疗，针对个体的综合症状，施用常规治疗方法和伴随药物;并根据个体病人的病情变化对治疗方法加以调整改变。而研究则不然。生物医学研究需要按照严格的科学设计方案来进行，除非超过了设计方案规定的界限，一般不能根据受试者的病情变化而改变;同样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减少人为的偏倚，研究还要采取随机、对照(甚至安慰剂对照)、双盲等方法，而且严格限制剂量的改变和伴随药物的使用。研究还常常要求在随机分组之前，建立一个未使用其他药物的基线，以便评价研究的有效性。可见，生物医学研究采用这些基本方法主要是为了科学目的，而非为了受试者本人的健康利益。尽管许多病人通过参与研究获得了治疗性的收益，有些收益甚至高于常规治疗带来的收益。但研究所带来的治疗性收益仍然不同于治疗收益，这些收益是不确定的、间接的，可以说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的副产品。
治疗和研究都带有一些难以避免的潜在风险，但两者风险的正当性不同。无论在治疗还是研究中，病人或受试者都要接受各种化验检查以及各种医学干预措施，包括服用药物、注射、手术等等。这些活动本身都带有或大或小的风险。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风险的正当性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治疗的情况下，病人所承担的风险可以为治疗为病人自身带来的受益所抵消。也就是说，病人所承担的治疗上的风险是以自身获得健康为目的的;相比较而言，研究中受试者承担的风险更加不确定，其正当性并不是因为受试者从中直接获益，而是和未来病人以及社会的受益相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有时显然更加难以把握。
鉴于治疗和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两种行为理应遵循不同的伦理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说，尽管生命伦理学的四大原则(尊重，有利，不伤害，公正)适用于以上两种行为，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治疗和研究实践中对这些原则各有侧重。如治疗过程强调治疗上的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主要含义是任何治疗行为一定要以个体病人的健康利益为最终目的。其中产生的任何新的知识都是附带性的。而生物医学研究则更为强调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从而非常注重自由自愿的知情同意。如果说，知情同意在某些治疗情境下可以有所妥协的话，那么，在研究的情境下，家长主义则是绝不能被允许的[2]。研究过程也强调不伤害原则，但如何在风险和受益间进行功利主义的权衡更是科研伦理的重要议题。但是，个体病人治疗性获益的重要性将永远次于研究的首要目的，即获得可普遍化的知识。
2治疗性误解及其伦理问题
从以上分析来看，研究和治疗有着非常明晰的分界线。但无论在临床试验实践中还是在相关理论研究中，都普遍存在着混淆研究和治疗的现象。如果病人/受试者中也存在这种混淆和误解，那就是治疗性误解(therapeuticmisconception)。当参加研究的受试者认为他能从研究中获得普通临床治疗所提供的服务，医生应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就会出现治疗性误解[3]。自1982年治疗性误解这个概念提出以来[4]，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休，而且也不乏数据表明，治疗性误解确实普遍存在。如1995年人体辐射试验专家委员会(theadvisoryCommitteeonHumanRadiationexperiments)对1882名接受过试验的受试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受试者(同时也是病人)相信，如果某种医学干预不能给病人带来受益，医生/研究者就不会建议使用;许多人还确信，如果这种干预会带来重大风险的话，医生/研究者也不会让他们使用。美国生命伦理学家Lidz和allbume的研究也表明，在大量不同的临床试验中，高达70%得受试者存在着这种治疗性误解[4]。我国目前对这一问题及现实状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均与治疗性误解有关。如在某一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申述自己当时不知道正在接受试验，他们称自己一直以为是在接受“国外先进的免费药品治疗”。而研究者坚持已经作了充分的知情同意，详细告知了研究带来的可能风险和潜在受益等等。在此类争端中，治疗性误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治疗性误解违背了研究伦理准则，从而损害了科研伦理的基础。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意味着受试者同意放弃直接的治疗性受益，这必须要以受试者的充分知情同意为基础，因此，受试者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误解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必然会使其作出的知情同意大打折扣。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必须向准受试者充分阐明他们即将参加的研究和通常的临床治疗到底有什么区别。
既然两者在概念界定上有着清晰的区别，为什么受试者对此仍然如此难以理解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患者受试者本身的心理期待。大多数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同时也是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这种身份背景以及求医的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试验目的、试验方法以及风险的理解。病人一贯的看病经验使他们确信医生的天职就应该是救死扶伤，促进患者健康的。治疗性误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paulS.appelbaum和他的同事曾通过访谈证实了这一观点。当他们向患有肿瘤的准受试者详细讲述了他们将要进行的一种抗肿瘤的药物临床试验后，要求受试者们叙述出他们自己对这一试验的理解。结果发现超过70%得受试者夸大了这一实验将带来的治疗受益，缩小了可能的风险，并坚信如果这种药物对他们的疾病没有好处的话，医生是不会建议他们参加这项研究的[5]。即使研究者对受试者进行了诚实、充分的知情同意，受试者对即将参加的临床试验的治疗性受益仍可能普遍具有过高的预期。
第二，不充分的甚至诱导性的信息告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临床试验中都可能存在着医生诱导乃至欺骗受试者，为了招募到更多受试者，不明确告知研究的性质、目的、具体方法，而是许诺许多直接受益，有意隐瞒或淡化可能的风险，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某些研究者会使用“免费药”、“进口药”等误导性的词语。这使知情过程本身听起来就像在介绍某种治疗方案一样。药物的研发过程涉及到诸多利益。我国对此问题尚无系统的调查研究，但药物临床试验实践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种问题。SFDa在1999年的GCp中重申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强调充分的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的重要性。但毋庸讳言，我国在药物临床试验方面还缺少完善的管理监督体制，尤其是对利益冲突的有效控制还远未实现;而且，对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领域而言，知情同意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无论从公共意识、职业道德，还是操作实践等各个层面，知情同意的水平都还有待提高。
第三，研究者对治疗和研究的混淆。很多时候即使是研究者也难以把治疗和研究区分开来。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临床均势(clinicalequipoise)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研究者的治疗性误解。临床均势是指临床研究人员对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对比治疗效果处于不确定的真实状态，即对于一种特殊病例，不确定哪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6]。
如果研究者明明知道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方法，伦理学就要求研究者只能使用好的方法。临床均势一直是临床试验基本的伦理要求。从根本上讲，临床均势认为任何受试者不能被随机分组到明知不利的一组中，临床试验应该承担起治疗的基本义务。可见，它强调的是治疗和研究的相同性，而忽略了治疗和研究的根本性差别。而这种混同无疑会在各种层面上造成治疗性误解。其二，国际或国家的各种管理规范和伦理要求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冲突，这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误解。如日内瓦宣言称，医生应该永远把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赫尔辛基宣言则规定，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改进预防性诊断和治疗程序以及对疾病病原学和病理学的认识。这样，医生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与双重目的使得研究者常常混淆了研究和治疗的界限。糊涂的研究者必定造成糊涂的受试者。研究者和受试者都不区分科学研究存在的受益和风险与一般治疗带来的受益和风险，从而都陷入了治疗性误解的圈子。
3主要对策
治疗性误解由于其削弱了临床研究中知情同意的要求，违背临床研究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对受试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只有消除治疗性误解才能真正践行临床研究的伦理原则。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对策:
(1)强化知情同意信息告知的要求，突出研究的性质以及风险告知，并建立测量受试者理解程度的方法模式
《赫尔辛基宣言》明确规定，在任何涉及人体的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必须向所有受试者提供关于该项研究的充分信息，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可能的获益以及潜在的风险等;另外还要告知受试者有充分自由决定是否参与这样研究，可随时自由选择退出研究等。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学准则》则更加详细地规定了知情同意的告知内容。其中，除了《赫尔辛基宣言》涉及到的内容外，更加强调研究者应该告知研究的性质，说明研究设计的特点(如随机，双盲)，并详细解释该项研究和普通治疗的区别。
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报道已经表明，我国临床研究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知情同意中信息披露不充分或不实的问题[7，8]。这种不充分的、不实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告知常常导致受试者产生治疗性误解。所以，要消除这一问题，必须按照CiomS颁布的国际伦理学准则，进一步细化信息告知内容。同时，建立科学可靠的方法模式来帮助研究者确定受试者对研究信息的理解程度，即了解受试者是否由于心理期待、理解能力等而产生治疗性误解，并据此加以纠正。
(2)在招募受试者过程中，尤其是在做知情同意的时候，研究者要有意识地进行医生和研究者的角色转换
研究者实际上还担负着另一个角色，那就是医生。而后一种角色对患者受试者决定是否参与该项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医生的天职乃是治病救人，以患者的健康利益为首要目的，这乃是人们对医生不言自明的角色期待。所以当他进行科学研究，对患者病人进行知情同意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消除医生角色的影响。实践中，可以通过一些细节上的改变来实现，例如，研究者和患者受试者谈话的时候，应该首先向患者说明他们的双重身份;这种交谈最好选择在会议室，而非诊室;最好不要着白大褂等等。
(3)完善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规范术语的使用
研究者应该以书面的形式在知情同意书中告知受试者必要的研究信息，并需要受试者的签字。在相关的管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中，某些术语有待进一步的明确规范。如“研究”、“试验”、“治疗”、“疗法”等在知情同意书中经常被混淆使用的术语，应该得到确切的解释和严格的界定。这样，在研究者进行知情同意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对这些术语加以区别，减少使用上的混淆，从而消除由此产生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
(4)加强伦理审查
治疗性误解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伦理审查能力的提高。伦理审查委员会不仅要审查对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受益和风险的评估等，而且还应对受试者的选择、知情同意过程等进行严格审查。在审查知情同意过程的时候，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注重审查一些重点内容，如研究信息告知是否充分、是否有足够证据表明受试者能够完全理解被告知的内容，以及是否存在治疗性误解的可能性等等，必要时可以召研究者至现场加以询问，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方案等。严格细致的伦理审查是消除治疗性误解行之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FRanKLinGm，DonaLDLR.thetherapeuticorientationtoClinicaltrials[J].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2003，348，14:1383-1385.
[2]翟晓梅，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11.
[3]paULSa.ClarifyingtheethicsofClinicalResearch:apathtowardavoidingthetherapeuticmisconception[J].americanJournalofBioethics，2002，12(2):222-223.
[4]appeLBaUmpS，RotHLH，LiDZCw.thetherapeuticmisconception:informedConsentinpsychiatricResearch[J].internationalJournalofLawandpsychiatry1982，(5):319-329.
[5]paULSa，LiDZCw，GRiSSot.therapeuticmisconceptioninClinicalResearch:FrequencyandRiskFactors[J].iRB:ethics&HumanResearch，2004，26(2):1-8.
[6]BenJaminF.equipoiseandtheethicsofclinicalresearch[J].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1987，317(3):141-145.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7
生命科学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主流，人类的医学史证明了仅依靠单一学科，如：细胞学、发育学、肿瘤学、人类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难以完成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保护。人类基因组学的产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HGp）的完成，使得人类能够对生命现象进行系统和科学地认识，揭示疾病产生的机制以及长寿与衰老等生命现象。本科生通过对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什么是基因组科学，其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如何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为今后更深入地在临床上应用这些知识为患者服务或是继续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1课程改革的特点
弥补本科生对于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关系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或是对于走上临床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有促进作用。本课程是我校在本科生中新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的开设得到了学校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多次论证和在学生中征求意见，学生的反响强烈，因此可以看出本科生对于本课程有极大的兴趣，期望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对于人类疾病从基因水平有全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2教学研究探索的几个方面
2．1更新教学内容课程讲授是当前生命科学中前沿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课程安排如下：前言；人类基因组计划与Dna测序（包括基因组测序的发展、方法、Dna测序的规模化与工业化）；cDna测序和基因表达谱的研究（包括cDna文库的构建、全长cDna的克隆、基因表达谱的概念及其在医学应用中的意义）；人类基因组Dna序列变异及其分析方法（包括人类基因组序列及其变异、基因组序列变异检测的常用方法及基本原理、突变检测在识别疾病相关基因中的应用）；基因治疗（包括基因转移和基因治疗的早期历史、基因治疗的现状、遗传型基因治疗、表遗传型基因治疗、基因治疗的问题与展望）；基因工程技术（包括理论依据、基因工程技术的内容—目的基因获取、克隆、表达、基因工程技术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现状）；生物信息学（包括生物信息学的概念、产生的背景、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生物信息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蛋白质组学（包括蛋白质组学的概念及其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蛋白质组学研究发展展望）；生物芯片（生物芯片的原理、种类及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的概念及含义、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转基因动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医药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生物安全、国内外生物安全法规及管理）等内容。
2．2本课程将采取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敢于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老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学内容。根据学生人数安排一定的动手操作实验的课程［1，2］。
2．3采用多媒体教学形式，加深学生的理解一方面，可以加深同学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条件不允许的实验，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了解实验过程［3］。
2．4将科研的思路、科研的方法融入教学之中，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课堂教学中和课下作业安排一定量的文献检索、文献翻译阅读、科研方法设计、预测实验结果等内容。
2．5改革考试形式采取闭卷笔试与课下查文献、答题相结合的形式。
2．6改革课程用教材重新更新编写适合本科生参阅并适合当前基因组科学最近发展的教材，并计划出版发行。
3教学效果的学生评价
听取学生反馈意见分为3种形式。
3.1采用不记名问卷的形式反馈学生意见问卷内容包括实验内容的安排、教师授课质量、希望的授课内容方式、感兴趣的实验内容等等。
3.2建立学生公共信箱一方面可以将某些授课内容、习题、思考题等通过公共信箱让同学下载，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将公共信箱作为与老师的互动平台，及时反馈对课程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老师定期浏览信箱，及时调整课程安排。
3.3整学期课程进行中期和结课前安排两次学生课堂讨论讨论时间20min左右，及时反馈信息，提高理论与实验教学质量。
总之，本科生的基因组科学与人类疾病课程是一门较新的课程，在诸多方面需要进行改革探索，以适应当前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并满足学生汲取新知识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常冰梅,王惠珍,张悦红.医学七年制生物化学教学方法探索.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5,(6):37.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教学法，研究生，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R69；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7）04（a）-0153-05
[abstract]Graduateeducationreforminourcountryissteadilypushforward，especiallyintheinnovationofteachingforthe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educationissignificantly.Clinical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studentshavemoretimedirectlyinvolvedinclinicalpracticeinclinicaldepartments.However，theclassroomteachingtraininghoursreduced，thegraduatestudenthavelesstimetolearnprofessionalknowledge，especiallyabluthowtoestablishtheresearchdirectionforgraduatestudentbringsgreatchallenge.Clinicalprofessionalgraduatestudentsofcombine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needtomastertwoaspectsofknowledgeinclinicalpractice.Forthesereasons，theauthorthinkingabouthowtoabletoworkwithoutaffectingthegraduateteachingplan，withinalimitedtimetocarryoutonthebasisofcombining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clinicalprofessionaldegreeofmastergraduatestudentteaching.theteachingandresearchsectionofDepartmentofintegrate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SoochowUniversityexplorestheintroductionofcasebasedlearning（CBL）withproblembasedlearning（pBL）methodforprofessionalgraduatestudentstocarryouttherelevantteachingwork.inviewofthesubjectdevelopmentprioritiesandthestudent'sprofessionaldirectionaroundthechronickidneydisease（CKD）tocarryouttheteachingofrelateddiseases.itfindsasuitabledevelopmentmodeofteachingandeducation，atthesametime，theteachingpatternalsosuitableforotherprofessionaldegreegraduatestudentresearchdirectiontocarryoutthismethodinthefuture.
[Keywords]Chronickidneydisease；teachingmethod；Graduatestudents；teachingpractice
近年恚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和教学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培养高学历和高素质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队伍适应我国医学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研究生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和临床能力。苏州大学（以下简称“我校”）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教研室探索引入病例教学法（case-based-learning，CBL）并与问题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联合的教学方式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以慢性肾脏病（chronickidneydisease，CKD）为例开展教学改革实践。CBL联合pBL教学方法工作的核心是以具有典型意义和亲身体验的临床病历为引导、以认识和解决具体临床问题为根本的综合教学方法。此种方法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也可以提高研究生临床工作的能力。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既包含了传统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注重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广泛融合。本学科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特点的学科，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知识学习，而传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基于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教学往往采取循序渐进的课堂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教师而言开展系统教学达成教学目的，对于学生而言可以使医学基础知识更加稳固，但这种家学方式会使部分学生产生乏味的感觉。而CBL与pBL联合的教学方式恰恰是解决这个问}最好方式[1-5]。因此，我校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教研室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国内率先尝试临床典型病历与临床核心问题教学相结合（CBL联合pBL）的教学模式。对于没有太多临床经验的研究生而言可以使其掌握如何面对患者、如何看待临床常见症状、如何应对常见并发症、如何查阅文献认识疾病等诸多问题从而提高临床处理病患的能力。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分析典型病历，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学理论知识，并以参与者（医生）的身份与指导教师一起询问患者病情、中医四诊、研究病历、分析检查单、讨论和解决患者的治疗方案等典型临床疑问，促使参与学习地研究生积极思考，综合判断和分析病情，可以快速提高学生地临床思维及综合分析能力[6]。通过对近年毕业研究生工作单位回馈的评价该培养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这种培养方式值得应用和推广，本文就近年来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肾脏病方向）的CBL联合pBL教学法的体会总结如下：
1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应用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实施方式
基于CBL联合pBL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施方案主要是将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肾脏病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以不同病变阶段的典型慢性肾脏病病历为引导、以临床核心问题为根本的综合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开展和实践对于研究生的基础及临床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实施过程中，研究生的基础知识、思维能力和临床应变水平获得了提升，独立临床工作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CBL联合pBL的教学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7-13]：
首先，采用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方式选取合适的病历。结合CKD病变不同时期的特点结合选取的病历特点体现不同阶段CKD患者典型表现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问题按照CKD的发病特点和不同病变时期临床变化和症状特点，选取的病历紧密结合临床CKD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重点和难点，选择的病历病史和诊疗措施记录详细，病历的诊治和特点对于专业研究生临床工作具有较好的启发性和针对性，注意在教学活动的同时与医学影像、临床检验等兄弟教研室紧密合作，将患者的影像和实验室辅助检查等资料完整地呈现给学生。结合CKD患者病变特点设计的问题由易到难、层层深入，可以使学生在研究客观病例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相关知识，经过思考得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病历中既要注重问题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同时把握基础及临床知识点之间的衔接，通过渐进和启发的方式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开展此项教学工作之前，教研室所有授课教师进行了多次集体备课，设计问题和编写教学大纲，通过会诊的形式确立教学病例并编写针对学生和教师所使用的教案。
其次，考虑到研究生培养不仅是培养具备诊治疾病的医生，还需要具备从事相关临床研究工作的能力。按照教学计划在进行病例教学之前两周，课题组授课教师选择典型的慢性肾脏病病例提交课题组集体备课，确立病例和思考题目。在进行病例教学工作之前一周，课题组授课教师指导研究生阅读指定的专业书籍并精读部分重要章节。指导学生将基础知识与临床问题相互借鉴，有利于研究生对病历进行深入思考。开展教学之前三天将相关教案资料发给参与学习的研究生，让学生提前了解近阶段教学工作中需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知识，特别是可能涉及到的案例和疑难问题。指导研究生课前进行必要的文献查阅并对相关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进行积累和学习。设置课堂讨论的工作，考虑本学科研究生人数的限制，每两个研究生为一个研究小组，强调学生之间的协作意识。正式进行学习讨论时授课教师结合病例特点、教学大纲与自身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讲授，病历导入并围绕案例提出的问题展开课堂讨论。在此过程之中征得患者同意的基础上，让患者直接出现在教学现场。由于教学的准备时间和临床诊治疾病的工作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差，这就需要提前对教学病历的患者情况进行再评价，并对患者进行培训和指导，注意患者病变过程定阶段病情和症状相关的影像等资料的留取，特别是能够直接反映患者病变情况的相关资料。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实际问题，一方面直接向患者询问病情，开展四诊和体格检查；另一方面根据病史、实验室和影像学等检查结果、文献和论著等资料，对案例资料进行再分析从而确定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指导研究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工作中注意动态观察典型病情，随访和了解治疗效果。由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既包含现代医学的病理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和内科学等基础和临床知识，同时也包括中医学中的四诊、病因病机和中医内科学的知识。通过典型的病例学习和讨论可以将上述这些知识内容融会贯通，这样既保证教学的直观性，同时也有效地融合基础与临床相关内容，保证研究生所学习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课堂讨论是知识应用和检验的过程，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知识的梳理和巩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学生进行病历的分析和讨论，分小组讨论或者编排时间表让学生轮流担任讨论组长，由组长带领大家将案例资料总结归纳，确定初步诊断及相应的分析，罗列诊断依据和鉴别诊断的分析思路，特别是分析慢性肾脏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的临床症状和最新的治疗策略。特别需要注意在此环节中医药知识的学习和分析归纳，将本专业具有学科特点和诊治优势的知识能够被研究生掌握。学生将对临床诊治问题的解答融合到讨论和分析过程之中，通过讨论和分心过程完成新知识的学习，逐步掌握CKD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培养研究生处理具体问题时独立分析推理、归纳等临床思维能力。真正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教师的分析和点评。教师分析是全面检阅学生的讨论中的亮点和不足，点评主要是结合病历相关疑难问题的设置和涉及核心知识的制定原则，这些问题的知识点和难点，使用的病历资料应该如何分析使用、基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对病因病机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教学工作处置临床问题时的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2.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应用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体会
2.1通过教学模式改变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教学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变是课堂教学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临床实践时间明显延长。研究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临床实际工作。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提高实践能力和巩固基础知识融合一体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培养模式的改变自然就要求相应地改革旧的教学模式和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改革的目的是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高层次人才。课题组在教研室指导下开展以CKD为例实践CBL联合pBL教学方法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CBL与pBL教学法包括多个工作模块，这些工作模块彼此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核心的模块包括病历选择、问题设计、课前指导、亲身体验、小组讨论、解决问题等多个环节[14]。将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讲学改为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核心、客观病例为辅助的互动式教学，CBL联合pBL教学模式的特点和关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抽象的理论通过临床现实活动直观的展现出来，研究生可以直接接触客观真实的患者及相关病历资料，指导老师通过问题提出和寻求解决的方式引导研究生在学习和分析病历的基础上查阅病历相关的知识和资料，通过这个过程掌握病历相关知识并获取解决临床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学生是教学过程中认知活动的主体，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临床实际问题可以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相关的知识，有利于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进而通过课堂讨论和小组发言等学习环节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应用这些方式学习的过程有助于研究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临床思维模式并较快成为具有独立处置能力的合格医务人员。
在教学过程中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可以为培养高层次临床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包含传统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相关知识，中医药基础和临床诊治知识比较抽象，学习难度大，导致研究生毕业后独立应用时产生恐惧感和压力感。指导老师直接通过患者的客观症状和体征解释病历中疾病的问题所在和相对应的处置方法，会让学生直接体会临床治疗的过程和方法，通过问题的提出和如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使得研究生获得直接处置患者的亲身体会，从而促进研究生提高学习兴趣和处置患者的能力。通过教学过程中指导研究生针对性地查阅图书文献不仅提高了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同时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不但可以提高研究生地表达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同时有效地检测学生的处置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检验和肯定研究生处置患者的综合能力有利于提高其学习的欲望和动力。
2.2融入立临床思维的教学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临床能力
CBL联合pBL教学法改革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填鸭式教学，传统教学方式束缚了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合作精神。CBL联合pBL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客观病历的综合分析，借助所学知识和问题解决的过程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整个学习过程围绕客观真实的临床病例，学生可以直接和患者对话并通过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将CKD相关的中西医学知识、肾脏专科理论知识和自主学习过程的医学新进展融汇贯通。在此过程中促使学生面对实际患者能够有效地运用所学的中西医临床医学知识从容地解决临床问题。通过病历体验和讨论阶段指导每位研究生针对每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大胆质疑和分析他人意见，促进对临床问题更深入地思考，形成良好地临床工作习惯，提高综合评判能力。整个教学过程体现了以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指导教师通过一系列中西医结合临床肾脏专科疾病问题为基础，通过多个相互关联地学习模块如病历诊治问题的拟定、临床文献和基础知识地查找以及课堂讨论等方式变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学习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渐进式地逐步指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临床思维，从而使研究生具备独立运用所学知识认识临床问题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3借助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医学研究生而言，从理论学习逐步向临床实际工作过渡的过程中建立患者和病情的直观认识非常必要，既可以增强研究生处置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在医患交流过程中提高患者对于研究生的信任度，从而获得较好的效果。临床处置之前仅仅通过文字描述很难使学生印象深刻，如果借助先进的多媒体影像设备在教学中将病例通过文字、图片、影音等方式立体性地呈现出来，有利于对患者全面情况地了解、分析和诊断。特别是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望诊、舌诊和问诊等内容，使诊治疾病的过程客观真实，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于中医药临床的认知能力。精选典型案例――设计合理问题――资料汇总――讨论与分析――教师点评。教师通过建立与研究生的微信群和QQ群等方式形成固定的联系，有利于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进行教学互动，实时地讨论和解答问题并建立长期的互动教学模式，有利于师生的信息交流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2.4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
课题组在进行CBL联合pBL教学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高素质的指导教师团队是开展工作地先决条件。参与教学改革的教师均是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且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骨干教师。指导教师团队对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导教师要有能力根据专业特点和某个疾病重点和难点相关临床实际问题选择恰当的病历，熟悉本专业研究生培养的要点和专科疾病诊治的要点与新进展。其次，指导教师需要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在教学活动展开之前能够了解学生地基本能力、医学专业知识水平和综合工作能力。了解研究生医学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地形成方式和方法。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指导研究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完成新知识和新技能地学习。第三，开放和讨论是教学工作的核心，因此要求指导教师能够有效的控制课堂节奏、善于调动研究生的学习和发言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因此，培养高素质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是CBL联合pBL教学法的先决条件。
2.5不可忽视传统医学的作用
传统中医学经过长期积累和临床检验，其优势不言而喻[15-21]。传统医学科学在重大疾病诊治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基础性、完整性和循序渐进性等特点。因此，教学中不能轻易减少或放弃传统中医学知识的教学。特别是面对复杂和危重病例时如何运用传统医学知识诊治疾病、提高临床疗效值得关注。教学中应根据研究生目前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因材施教，通过传统中医学教学提高研究生运用传统医学知识的能力，通过CBL联合pBL教学法使传统医学知识与其他临床知识相互融合，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和运用传统医学知识的主动性。
综合我校中西医结合硕士临床专业研究生（肾脏病方向）CBL联合pBL教学法的教学实践可以直接有效地提高学生中西医并举诊治和处置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走入实际工作中较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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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9
1网络药理学的概况
在过去的10多年中，新药研发的失败率不断增高，面临困境［6］，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与疾病相关单靶点高选择性药物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疾病的生物学本质认识不断深化，西方医药界逐渐认识到多基因、多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引起的复杂性疾病。2007年，andrewLHopkins提出了网络药理学，将成为新药研发领域里新的发展方向［7-8］。网络药理学是在系统生物学和多向药理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在生物网络中各生物实体(疾病、表型、基因、靶标、药物等)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观察药物对生物网络的作用和影响，使药物的研发更能针对疾病的实际情况，提高研发成功率。
网络药理学理解复杂的生物系统不仅仅需要实验，同样也需要计算方式的支撑。计算方法能够使网络药理学在复杂生物相互作用网络中获取整体、机制性信息，并能够发现新药靶标以及特效药的组合。尽管在网络药理学中的计算方法还处于实用建模和理论探索阶段，但是它已经为制药业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网络药理学概念出现比较晚，但是其内涵已经在药理学实际应用中出现，作者概括了药物靶标识别、疾病关联基因发现等方面的研究，总结其方法主要有5个类型的计算方法:网络拓扑分析、靶标准则分析、分类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模型分析。
网络药理学采用文本数据挖掘(textmining)、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ofdatabase，KDD)、网络分析(networka-nalysis)等技术探索生物实体之间潜在的未被发现的关系，如构建疾病靶标的二部图网络，其中节(顶)点(vertex)代表疾病或靶标，边(edge)代表节点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若2个节点以边相连，则其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反之，则认为无相互作用或潜在未被发现关系。这种靶标网络体系具有评价疾病的发生发展状态，药物对疾病靶标网络的干预与影响预测等功能。网络药理学多以生物学数据库为处理对象，如在蛋白质相关的HpRD［9］，BinD［10-11］，Dip［12］等;与遗传、性状及其基因相关的omim［13］;药物研发方面的DrugBank［14］。
网络药理学采用这些生物学数据库，能够从系统生物学角度，理解“疾病表型-基因-靶点-药物”相互作用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分析方法，来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与影响，使研发的新药更接近于疾病的实际情况。它对人类疾病的认识具有系统性、动态性以及相互作用等特点，药物干预机体靶点，调节机体平衡，从而达到治疗作用。
2中药网络药理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传统中药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的组合应用形式，重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的组合效果，中医药被认为是古老又经典的系统生物学［15-16］，开展中药网络药理学的研究能够明确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提高中药的研究水平。中药网络药理学既需要借鉴网络药理学的技术和手段，又需要结合中药本身的特点。相比较西药而言，中药具有2个特点:一是中药具有针对证候进行治疗的特点。但是，网络药理学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是以现代医药学数据库为基础，通过网络方法进行构建的。所以进行中医药与现代医学进行嫁接是中药网络药理学的一个桥梁，病症结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二是中药具有多成分综合作用的特点。中药常用的用药形式是方剂，由成百上千个化合物组成。但是，中药大多数是口服制剂，必须经过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程，即aDme过程，到达靶标器官、靶组织而发挥作用。有些化学成分在体外药理活性必经强，但是由于生物利用度很低，在体内很难达到有效治疗浓度，有些成分经过肠内菌或者肝脏代谢以代谢产物发挥作用。所以，网络药理学必须与体内aDme过程相结合，才能更好提高中药的研究水平和切合中药的实际情况。
3基于体内aDme过程和网络药理学的中药现代研究思路
中药在中国以及亚洲地区被广泛应用，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但是，中药研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和问题，其中2个问题最关键:一是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二是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不清楚。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明确药效物质基础，才能更好的阐释其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只有明确药理作用才能更好的辨识有效成分。作为中药的药效成分应该具有2个方面的属性:一是具有药理作用或者与药理作用相关联;二是该成分在体内具有适宜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网络药理学与体内aDme过程相结合对开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途径，其研究思路见图1。中医药最常用的用药形式是方剂，由君、臣、佐、使组成，是十分复杂的化学体系，通过化学分离、分析的方法研究中药方剂的化学成分，包括定性、定量分析等，建立方剂的化学成分信息库。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王喜军教授认为入血的成分才真正是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出“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方法［17］，关注中药在体内的移行成分，并迅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认可。对于中药方剂，通过高通量的定性、定量分析获得外源性药物本身及其所有代谢产物随时间和空间(各个组织)的动态变化情况，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各种代谢途径、方式的信息和药代动力学的各种参数等，研究方剂的体内aDme过程，获得方剂的代谢指纹，明确入血成分(包括原型成分及其代谢产物)以及到达靶器官、靶组织或者靶蛋白的成分，即达靶成分。但是，如果这些成分没有合适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例如生物利用度很低，没有达到最低有效浓度，或者消除太快，很快被排泄，对于这些成分很难被认为是有效成分。所以必须进行药代动力学的特征分析，获得具有适宜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入血成分和达靶成分(包括原型成分及其代谢产物)即药代标示物(pK-marker，pK-m)［18］。然后，对以生物学医学数据库为处理对象，通过文本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网络分析等技术构建与疾病/证候的相关的网络靶标。再次，对药代标示物进行计算机靶标的虚拟筛选，与方剂治疗病症/疾病的网络靶标进行分子对接，评价药代标示物对靶标蛋白的作用位点及其作用力，从而预测方剂对疾病靶标网络的干预与影响等功能，有效阐释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
4中药aDme研究内容介绍
4.1计算aDme高通量筛选中药是一个十分复杂化学体系，基于体内过程发现中药的有效成分群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途径，通过计算的方法进行虚拟筛选，进行有效成分群辨识是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之一。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性质是与其理化性质密切相关的，Lipinski等［20］早在1997年根据化合物的结构及理化性质总结预测药物口服吸收的“五倍律”定律。ekins等［21］曾在220届美国化学年会的报告中总结了当前应用计算机构建的预测化合物aDme性质的一些模型，其中包括StephenJohnson应用回归树和神经网络方法构建的预测药物血清蛋白结合的模型，williamegan应用统计模式识别方法预测药物的被动小肠吸收，BerndBeck用半经验定量方法构建的预测药物血脑屏障通透性的模型等，但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不足就是都是基于化合物的二维结构来预测。从化合物的分子场中相互作用的能量计算出化合物的性质，并将此方法应用于根据化合物的三维(3D)结构计算预测其理化性质及药代动力学性质是一种全新的方法［22］。VolSurf软件就是将从化合物的3D结构图中提取的相关信息，转换成几个容易理解和解释的描述符(参数)，用这些描述符来构建一个用化合物的3D结构解释其生物学行为的多变量预测模型［23］。通过计算进行中药的aDme虚拟高通量筛选，为中药药物代谢物组学研究提供预测，使之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4.2体内过程的试验研究
4.2.1血清和组织药物化学日本学者田代真一基于“人体胃肠道中寄生菌群能够通过水解苷类物质获得能量来源，中药产生生物活性的成分可能是中药经过菌群代谢之后的产物”的想法，提出了“血清药物化学”的概念［24］，我国学者对“中药血清药物化学”进行系统研究。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正是通过研究中药或复方口服后被吸收入血的各个移行成分，来间接、快速地筛选有活性的药效成分，探明移行成分与传统疗效的相关性，同时对阐明中药及复方的作用机制、生物转化和代谢等过程，以及对药理、毒理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25］。王喜军等［26］对茵陈蒿展开研究，发现其给药血清中主要药源性物质6，7-二甲氧基香豆素，并通过药效学试验发现其具有利胆、抗炎、利尿、降血脂等药效，从而证明其是茵陈蒿的有效成分。中药组织药物化学研究，分析达到靶器官的移行成分，并对了解药物浓度高、蓄积时间长的组织和器官，以及在药效或毒性靶器官的分布等。通过对血清和组织中移行成分与疾病的网络靶标进行分子对接，有利于从网络药理学角度，系统的阐释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
4.2.2多成分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药药代动力学起步较晚，多成分药代动力学研究一直是中药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靶标分析是中药药物代谢物组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尤其是对在中药中大量存在、具有合适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具有与药效相关的药理活性的化学成分，即对药代标示物［19］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对用它们表征复方制剂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体内时量关系、时效关系，并用数学模型提供药代动力学参数。同时整合药代动力学是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方向，整合机制研究是难点，笔者认为以“组效关系”［27］为核心开展整合机制研究将会突破这个难点。通过这些研究，可为药物的初步筛选、剂型设计、质量评估及给药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可合理地指导临床用药，同时药动学研究对复方的组方、药物作用机制及药物相互作用等也可提供基础和依据。
病理学基本研究方法篇10
[摘要]21世纪是基因科学高度发展的世纪,针灸学可望在“后基因组时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针灸学在关键基因调控方面优势明显,针灸的作用机理研究可望通过借鉴基因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与技术而有所突破,并借鉴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思路,提出了21世纪针灸学的研究思路与发展方向。
[主题词]针灸学;研究设计;基因组,人GeneScienceandacupmoxibustionScienceofthe21thCenturywuHuangan,ZhangBimeng,LiuHuirong(
Shanghaimunicipalinstituteofacupmoxibustionandmeridians,Shanghai200030)[abstract]the21
thcenturywillbeacenturyofhighdegreeofdevelopmentingenescience.acupmoxibustionsciencemay
playanimportantroleinthe“latergenometimes”.theauthorsholdthatacupmoxibustionsciencehaso
bviousadvantagesinregulationofcriticalfunctionalgenes;studiesonmechanismsofacupunc
tureandmoxibustionmayhavesomebreakthroughbymeansofadvancedtheoriesandtechniqueso
fgenescience.theyalsoputforwardresearchthinking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acup
moxibustionscienceinthe21thcenturybasedonthinkingofstudyontreatmentofulcer
ativecolitiswith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
[Keywords]acupuncturemoxibustionScience;ResearchDesign;Genome,Human第一作者简介:吴焕淦,男,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所长。
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学在现代化研究进程中,充分吸收、借鉴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在针刺镇痛机理研究,经络、腧穴本质探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针灸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相关性研究成果也已为医学界所认同。我们也意识到,有关针灸作用机理研究和其他与针灸学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是针灸学本身所能解决的,只有将其融入生命科学这一大环境中,针灸学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可以预测,在到来的21世纪里,生命科学必将获得空前的发展,“基因科学”将渗透到医学的各个领域,在新的“基因时代”里,针灸学将受到哪些影响,它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一发展时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应引起每一位针灸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结合我们课题组在长期从事针灸免疫(包括分子免疫学)相关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
1基因组学快速发展
自20世纪以来,生命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特别是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1985年Crick的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的提出,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基因组学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技术革命,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工业、农业、环保、医药等方面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基因组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人类基因组Dna的全序列测定为标志的“结构基因组学”阶段。自美国从1990年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协作项目,它的意义可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及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媲美,但现阶段HGp的完成仅为今后全面认识人类基因组的功能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1]。随之而来的是竞争更为激烈的“后基因组时代”,为了确保我国在未来的生命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确立了从“功能基因组学”和“疾病基因组学”入手的研究策略,同时,也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医药(包括针灸)在这方面有巨大潜力。
2针灸学的优势
针灸是在中医的脏腑经脉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针刺或艾灸来达到调整脏腑的阴阳气血、虚实正邪等,最终起到治疗作用。它擅长从整体上对人体进行调整,并可根据机体不同的功能状况,通过选用不同的穴位或采用不同的针刺手法来达到调整机体功能状态之目的。针灸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治疗思想是将疾病的病理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它通过影响多靶点和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从而激发机体自身内在的调整能力来达到治疗目的[2]。其整合作用不仅表现在影响疾病的病理过程,对体质改善也有作用,在解决疾病易感性方面优势明显。当前,人类的疾病由以感染和营养失调为主的单因素疾病转向以机体自身代谢和调控失常为主的多因素疾病,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西医未能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复杂的病理过程,难以遏止疾病的发展[3]。虽然基因科学带给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被称为“基因科学导致医学革命”,许多科学家也提出可以用改变基因结构来治疗单基因疾病,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迄今为止,基因治疗尚不成熟,它的负面效应还不清楚[4]。况且,绝大多数发病率高、危害性大的疾病是多基因疾病,是有多个调控基因失常所致,因此,治疗策略应该是以修饰或调控基因表达与基因产物功能来达到治疗目的。在研究基因组过程中,认识到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能否发病以及预后情况怎样,是疾病相关基因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诊治的个体化等新的治疗观念,这与中医学(针灸学)的辨证论治观相一致。针灸学在整个发展过程,都贯穿着辨证论治思想,其以多环节、多靶点的整合调节为特点,在治疗与病种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基因组学与中医针灸学在思维方法学上的趋近性,为两者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可能。
3基因芯片在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有关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古代及近代医家都作过探索,但基本上停留在以传统的中医理论进行阐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在针灸作用机理研究,如针刺镇痛机理的研究,针刺对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调节的研究等方面,均作了大量细致而有意义的工作,并证实了针刺的确切疗效,但尚缺少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合理解释。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与机理的系列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Colitis,UC)属难治性疾病,病因涉及免疫系统、环境,以及尚未确定的慢性肠道炎症易感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引起一系列级联改变,导致慢性肠道炎症、组织病变和疾病。我们的研究发现:隔药灸治疗UC不仅具有满意的近期疗效,也有一定的远期疗效,且副作用小[5]。有关隔药灸治疗UC的临床及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1)艾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形态学研究(SCi收录)[5];(2)从细胞因子与基因调控探讨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机理(SCi收录)[6];(3)针灸治疗大鼠溃疡性结肠炎分子免疫学机理研究[7],发现隔药灸与电针能够上调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结肠粘膜中iL1ramRna表达,降低iL1βmRna、iL6mRna表达及inoSmRna的表达,从而有效地控制溃疡性结肠炎已启动的炎症和免疫级联反应[6、7]。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从基因表达调控水平上研究UC提供了理论及实验基础,也为研究隔药灸调节相关基因表达及表达产物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这种只针对单基因的研究思路对揭示UC的发病本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毕竟众多细胞因子之间及其与靶细胞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国外有研究选择性删除小鼠一个感兴趣的基因(或称为“敲除”)而产生慢性肠道炎症。特发性肠道炎症可以是免疫系统特异基因异常的结果,在这些有基因改变的动物,正常肠道菌群能诱发慢性肠道炎症。但对各种溃疡性结肠炎“敲除”突变体模型的思考,强烈支持环境(在这里指肠道菌群)可能与特异基因(特别是那些上调或下调免疫系统者)相互作用而引起溃疡性结肠炎的设想[8]。但无论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在基因表达调控、机体免疫及细胞分化等重要生命活动中,并非每个基因都是单独的发挥作用,众多基因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调节的。目前,国内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相关研究,未能阐明溃疡性结肠炎的确切发病机理,这给有效的治疗该病带来了困难。因此,筛选在影响UC的多个环节上起作用的分子和起关键性调控作用的基因,从基因的整体调控水平来揭示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及针灸治疗的可能作用机制应是医学界所关注的问题。
借鉴生命科学领域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应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生物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出UC差异表达基因及隔药灸“天枢穴”治疗UC的反应性基因,并克隆部分未知基因全长cDna,进行功能分析,初步建立“UC相关基因表达谱”,阐释UC的发生机制与隔药灸治疗UC的基因调控和功能修饰的机制,探讨能与隔药灸起反应的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与UC相关的基因,也可能是未知功能的基因,国内尚未对溃疡性结肠炎基因表达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从整体水平出发来研究针灸的基因表达谱为最终揭示针灸的作用本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针灸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以来,不仅给现代医药学带来新机遇,也为针灸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契机。国内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在“功能基因组”与“疾病基因组”的调控方面,针灸具有巨大的潜力,并且意识到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的话,将使我国在即将来临的“后基因组时代”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3]。在考虑将“功能基因组学”与针灸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时,不仅要严格遵循“功能基因组学”本身的研究规律,同时也要认识到针灸疗法本身的特点,选择针灸疗效显著的溃疡性结肠炎进行研究,因此,开展“UC隔药灸”基因表达谱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实践证明,针灸学只有采取中西医结合方式,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手段,把中医基础理论的阐释、确切的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理提供给人们,充分发挥其在调控基因功能方面的优势,才能在21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理由认为,只有充分地将针灸学的特色融入到生命科学的领域中,将宏观现象的研究与微观机理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针灸学才能在当今迅速发展的生命科学里得到丰富和发展。相信,针灸学必将在21世纪里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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