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范畴篇1
【关键词】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成因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体系；贸易理论分类
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趋势。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融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融合、商品贸易与要素贸易的融合、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内部化的融合等等现象使得当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混合化，甚至很难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国际贸易，哪些交易属于国际投资，哪些交易属于服务贸易，哪些交易属于要素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现实的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贸易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等等不断地与贸易理论融合对接交叉，使得贸易理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它使我们对贸易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贸易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的把握越来越糊涂，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分类，难以分清其隶属的知识模块。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学中，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贸易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差别很大，哪些理论该讲，哪些理论不该讲，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取舍排序。二是在贸易理论研究过程中，因为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关系理不清楚，科研选题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哪些领域是成熟的，哪些领域是前沿的，哪些领域是残缺的，很难说清楚，导致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现了错误。我们没有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写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义做法，力求简单实用，能够说明问题。
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一）国际贸易的制约因素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贸易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的，因此，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贸易格局的制约因素入手对贸易理论进行类型划分。从广义上来看，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产供给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因此，贸易理论体系也就由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四大模块构成。不少教科书将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做出了严格区分，我认为从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来说，过分严格的区分很容易造成误解。
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价格因素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价格（成本）理论，这属于国际贸易供给理论的范畴；波斯纳的新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非价格理论，这是另一类型的国际贸易供给理论。
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较早进行国际贸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论，该理论不仅强调供给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更加重视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对贸易格局、贸易条件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而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视供给因素的同时没有忘记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林达尔的需求重叠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样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和可变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国际贸易需求理论的重要代表。
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现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更多涉及到了市场结构差别、不完全竞争与垄断、国际市场的内部化和封闭化等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相关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因素的，因而可以称为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例如，布兰德和斯潘塞关于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克鲁格曼关于规模经济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格局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导致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地区性国家集团导致的关税同盟理论、协议型国际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视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甚至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例如，贸易条件恶化论、国际不等价交换理论、内生性增长理论等等同样给予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始终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从广义上可以归入贸易理论范畴，从狭义上也可以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单独作为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的贸易政策研究文献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纯理论问题，例如，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最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研究、国际垄断同盟的定价策略、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规则和伦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很难界定它们是理论范畴还是政策范畴。因此，从贸易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做出过于严格的区分。
（二）贸易理论的研究角度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层次、关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贸易理论研究的角度、关注的主体、考察的范围、所在的层次不同将贸易理论划分为：微观贸易理论、中观贸易理论和宏观贸易理论三个模块儿。
微观贸易理论包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都是以一种产品为分析对象，研究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来源、制约因素及其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都是研究产品竞争优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贸易理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于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从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向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转移升级的问题。
中观贸易理论包括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比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视野更加宽广，它强调的是产业链条整体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威力更加强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哪些产业值得培养和利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培养和利用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中观贸易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相关文献实质上研究的是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观贸易理论的有一个表现形式。
宏观贸易理论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例如，有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或者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实际上属于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范畴，这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特别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经济和管理类文献都在借用这个词汇，很时髦。但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家政府在培养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再例如，近些年国际多边谈判中不断被提及和争论的ppm标准问题、Sa8000标准问题、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碳排放和碳关税问题等等实际上属于社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研究和争论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与贸易理论融合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
三大模块儿六种类型的贸易理论研究视野是不一样的，一个比一个看的视野广，一个比一个站得层次高，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现实，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特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得我们对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国际贸易现实理解更加全面，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国际贸易政策导向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自古以来就有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分，而且两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当丰富的理论体系。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传统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双方互利的，即“双赢游戏（positive-sum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伦、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剩余资源的出路理论、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以及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保护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单方有利的即“单赢游戏（zero-sumgame）”。
两大理论体系争论几百年了，至今也没争出个结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结果，关于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歧问题实质是考察时期长短不同、理论假设条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标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们的结论自然不同。这两大理论族群本质上讲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保护贸易理论顾及到了；而保护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自由贸易理论顾及到了；两者之间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贸易理论去批判保护贸易理论，我认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经犯了严重逻辑错误。
自由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长期动态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甚至主张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保护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本身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论证推理都是正确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产业会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还是自由化贸易政策，这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形成机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比较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即保护贸易理论是完全反对对外贸易的，而自由贸易理论则是完全支持对外贸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凯恩斯学派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并不反对对外贸易，恰恰相反，它们都极力追求贸易顺差，鼓励扩大出口；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李斯特也不主张只出口不进口。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和产品都应该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对国防安全相关的产品就不应该搞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就应该搞贸易保护。所以，无论是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保护贸易理论都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保护贸易。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四）竞争手段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实质是研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理论，而国际竞争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两大类。标准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只能是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价格竞争手段），而差别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依靠的则是非价格竞争优势（非价格竞争手段）。
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早期的贸易理论一般都假定贸易品是同质产品，也就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早期的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可以说是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既然是标准化，产品没有差别，那么，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只剩下了价格竞争优势，只能是拼成本、拼价格，谁的成本低，谁就具有出口优势。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战后出现的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等都把成本和价格作为决定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培养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
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开始关注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可能是贸易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是否发生与成本或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我会做，你不会做，所以，你要从我这里进口；或者说我会做，你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质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须进口。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料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都把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看成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探讨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构成、来源和培养途径。
关于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和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低级竞争战略，只知道拼成本拼价格，而非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高级竞争战略，既要卖高价还要能占领市场。其实，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好的战略，不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不好的战略，无论是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还是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五）比较成本优势的扩展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和基础理论，例如，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和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且都属于马歇尔所说的“纯粹贸易理论”的范畴，这种纯粹贸易理论抛开现实中的货币、价格、价值等问题，从更加原始、更加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实物交换关系和规律。纯粹贸易理论的概念很容产生误导，使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学习过这些早期经典贸易理论的人也感觉这些理论有点儿“太理论”，道理很正确、很明白，但是，距离贸易现实似乎远了一点儿。
这些早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不管它们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还是以供求均衡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质都是在分析生产成本对竞争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只不过生产成本的制约因素以及生产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将生产成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把更多的影响贸易成本的现实因素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就有可能把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做出系列化、体系化扩展，进而使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贸易理论走向更加现实的贸易理论。
现实中国际贸易成本有很多构成要素，除了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成本以外，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海关行政监管的效率和成本、税费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属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范畴，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绝不仅限于比较生产成本优势，也应该包括比较物流成本优势、比较监管成本优势、比较税费成本优势、比较信息成本优势、比较时间成本优势等等。这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就走向了系列化、体系化，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概念的扩展，也使得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理论走向了现实生活。Gatt和wto历史上曾经致力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近年来又致力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探讨如何降低比较物流成本、比较监管成本、比较税费成本的问题。
（六）商品与要素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商品贸易理论体系和要素贸易理论体系两个族群。传统贸易理论基本上属于商品贸易理论体系的范畴，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交换问题，这是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包括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国际贸易难以发生，国际贸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国际贸易，有关商品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贸易理论体系。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变成了国际买卖的对象，要素跨国流动交易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要素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资本、技术、人才、劳工、服务等等要素都成了国际贸易买卖的对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关于要素贸易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经典理论构建尚面临着很多理论的和现实的困难，因为每一种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定价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它们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论加以回答，可以说每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关于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无论是贸易理论的演变还是贸易现实的发展似乎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国际贸易发展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无商品贸易又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各自为政，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经济贸易往来，封闭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有商品贸易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开始发生商品贸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许多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有商品贸易又有要素贸易阶段。正如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所呈现的情况，世界范围内商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要素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要素贸易理论亟待建立。第四阶段，无商品贸易有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商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渐渐减少，要素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最终国家之间的贸易主流格局将会是要素贸易替代商品贸易，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由商品贸易演变成直接配置要素，尽管第四个阶段的世界贸易现实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集团内部这种贸易现象正在演变为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在为要素贸易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环境条件，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有可能实现要素贸易对商品贸易的替代，从而导致商品贸易流量下降、要素贸易流量上升，这可能是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深感“要素贸易理论”与“商品贸易理论”区别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如何区分清楚，却甚为困惑。因为所谓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贸易理论则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为统计学概念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关于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贸易理论的区分就很难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很难深入。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3
国际贸易也称通商，是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交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所组成，因此也可称之为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进出口贸易可以调节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改善国际间的供求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等。同时，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专业属于经济学学科范畴，主要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托，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世界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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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范畴篇4
一、我国国际经济法体系建立之初存在的间题
我国经济法的引进与体系的建立，始于已故前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姚梅镇教授，其将日本学者樱井雅夫的《国际经济法研究—以海外投资为中心》第一章译成中文①，并明确提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鸣。姚先生如此划分的依据仅是“其(国际经济法)法律行为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所涉及的法律规范，都具有同其他法律部门不同的特点。”这些是否足以决定一个法律部门的形式和出现呢?上述不同的主体、内容和规范由什么来进行统摄呢?姚先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直至1989年姚先生在其主编的那本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的《国际经济法概论》一书中，也未论及该问题。(其他与姚教授意见相左者如王铁崖教授提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新分支啼等学说，因影响较小故略过)。
实际上，姚梅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建构、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这种“大经济法”理论，来源于对美国经验的一种借鉴。这从姚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可以发现④。这种“大经济法”的观点，采用归纳实证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学者思潮和规范实证主义法学思潮的体现。如果从解决实际间题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当然是科学的、可取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的法律问题往往不是借助于某一部门法的理论或知识就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一个专利纠纷的解决，往往会涉及劳动法、行政法、民法等多个部门法。但如果仅基于这个原因，而将这些相互独立的部门法规范综合成一个“部门法”，恐不为学者们接受。以哈佛大学凯兹、布利斯特、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塞普为代表的这种融自然法、法人、国家等多个主体、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国内法和国际法为一体的“大经济法”观点，与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传统有深刻渊源。正如美国大法学家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心。这种观点在美国大行其道，除与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及经验主义法学传统甚为合拍的原因外，从法学学科的分类来看，也是没有间题的。在美国国际私法就叫冲突法，它解决管辖权、法律选择及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三方面的问题，它与国际经济法的界限依然是清晰的。
然而中国的“国情”却不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学者将统一实体法纳入国际私法体系中以来，实体法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造成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在“实体法”上的严重交叉和重叠。究其根源，就在于借鉴美国的经验时，没有考虑中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的理论架构，过于追求实用，忽视了建立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法的功能和任务认识上存在着偏差，实质上反映的是我们一向所遵循的大陆法系的理性主义传统与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思维上的基本分歧。可以说，中国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根据先天不足。那么，如何弥补这些在建立之初即存在的缺陷。追本溯源，最终的解决方式就要从法学基本理论中来寻找了。
二、国际经济法划分的依据:调整方法的特殊性
法理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和命题:“划分部门法的标准主要是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的方法。’心这一标准尚未遭到质疑。
如果国际经济法能够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则对其界定仍有必要坚持法理学上的这个标准。“这一点至少目前是应该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心。否则，将直接导致现有部门法体系的崩溃。因此，应从其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方面着手确定其划分依据。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调整对象的广泛性使其不能成为划分依据。
1.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经济关系，既非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也非国际经济活动。法律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法都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但是都不调整法律关系。如果不存在需要被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不会产生法。法的历史表明，是先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后制定了众多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这才有了法。法律关系是根据法的规定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发生以法的存在为前提，是先有法后有法律关系。就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而言，它是根据国际经济法的规定发生的，是以国际经济法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先有国际经济法后有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而不是相反。应该明确，国际经济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它们是分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不同范畴的两种社会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牡质关系的上层建筑。’咽把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等同起来，或者将权利与义务关系视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抹煞他们的原则界限，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显然是不正确的。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不能把国际经济活动当作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是因为，法制由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法律后果，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简言之，法的规范对象是人们的行为，其调整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人们的行为体现社会关系，又影响社会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有联系，但有区别。不能把人们的行为当做法的调整对象。我们知道，法理学所讲的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人们的活动。在国际经济法学中，国际经济行为或者国际经济活动，是国际经济法的规范对象，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过于复杂、缺乏统一性。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国际商业交易，没有国际商业交易，就不会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自然也不会有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因此，应当首先分析国际商业交易，而国际商业交易是从非国际商业交易发展而来的。为此，最初的研究起点是一般的商业交易。
一般的商业交易起源于实物交易。从法律角度看，实物交易意味着所有权交易，这是货物买卖的法律实质。尽管人类社会已进步到电子商务时代，货物买卖仍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商业交易形式。至今，无论是调整纵向或横向的国际经济关系法律制度，都以货物买卖中的法律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前者如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者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一般的商业交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a.商业交易与市场相联系而存在，不同的商业交易会有不同的市场形式。比如，近年来出现的电子商务与依托;国际互联网的电子化市场相联系而存在、发展，可以说商业交易本质上是市场交易。B.商业交易是人为的一种经济行为，与之联系的市场则是人为的制度安排。这种在一定时间、空间内进行商业交易所包括的三方面要素，即交易的主观要素(物及价格的主观判断)、客观要素(可观察的交易行为、交易时间、地点和设施等)、客体(主观要素所指向的被交易物—商品)。从法律角度看，一般的商业交易都形成了市场交易主体，即平等的民事或商事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
因此可以认定，就一般的商业交易性质而言，国际商业交易和国内商业交易并无本质区别。即便是在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方面，各国的法律制度也在求同存异，并且相同的程度正逐步提高。但是，国际商业交易和国内商业交易毕竟是有区别的。在有国家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商业交易是超出一国范畴的商业交易，因而带来了一系列在一国范畴内没有的法律问题，包括与一国领域范围及其国内法有关的适用空间、时间效力，一国国民的国籍及其待遇等许许多多国际公法或私法(冲突法)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经济关系是市场交易主体之间跨国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关系和政府(或单独关税当局)及政府间对这些经济关系加强管理与协调的综合关系。其所涉及的对象与国内法、国际法均有较大的交叉和重叠，作为划分依据明显不当。
(二)调整方式的特殊性可以作为划分依据
1.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在国家调控跨国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经济需要国家协调，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协调，体现了国际经济管理职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体现了“国家之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国际经济运行需要的国家协调有时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经济运行的单独协调，有时则是两个以上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运行的共同协调，即国际协调。国际经济法正是基于此对自然人、法人进行管理和调控，在国家之间进行磋商解决，其调整手段与其他法的部门有明显的不同。
2.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使以国家为主体、为核心的调整方式成为可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20年以来，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在全球一体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国际经济关系趋于多样化、综合化。如今，国际贸易已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包括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在内的综合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社会呼吁各国的贸易部长和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联合商讨对策，而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各行其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相结合，增大了国际经济竞争的范围和力度;国际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愈加引起了各国的极大重视;最后，当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将世界经济发展推进到“无边界经济嚼。第二，各国政府及政府间对全球化经济的管理及协调趋于加强。以实际贸易组织的问世为标志，政府间对全球化经济的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或者说具有框架性意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区域性(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和全球性(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间协调齐头并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以调整方式为基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独立的部门法就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6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7
关键词：演化解释；可持续发展；文本联系；文化表现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DF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83-0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多边自由贸易的深化，wto框架下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自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颁布《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以来，大量的文献关注于讨论《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这一国际公法渊源与wto多边协定的关系。其中最核心问题为：在wto的具体诉求中，是否可依《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来解释wto协定项下的条款并援引为抗辩。
我国于2006年12月29日批准了《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并在应诉2007年美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SettlementBody，“DSB”）提起的“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首次试图援引该公约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来证明其采取影响市场准入及分销措施在保护目标方面的重要性。对此美国主张其自身非《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而无法适用该公约，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根据《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第20（2）条有关“本公约的解释将不影响缔约国在其他条约项下的权利义务”这一规定简单地回避和排除了该公约的适用（panelReport2009；appellateBodyReport2009）。尽管历时近三年的“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于2010年以我国败诉并承诺修改相关文化贸易措施而告终。此案所涉及的《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与wto规则之间的关系却值得进一步思考。本文在梳理分析有关《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是否可用来解释wto条款以及援引为抗辩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以演化解释的视角，提供一种将文化考虑纳入wto框架下的可行性方案。
一、wto框架下《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之适用的理论争议
有关《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是否可用来解释wto相关条款，学者的主张不一。总结来看，主要有否定说、肯定说以及折中说三种观点。否定说以Janwouters和Bartdemeester为代表，其基本出发点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DSU”）第3.2条规定wtoDSB可参照“国际公法解释的惯例规则澄清该适用协定的现有规定”，上诉机构也屡次提及该规定一般可以理解为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31条及32条所表述的条约解释原则。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1）条的规定，“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其中“上下文”不仅包括条约成立之际已达成的协定或实践，也包括任何与待解释条款相关的新的协定或实践。进一步的。wouters和demeester等（2008）主张非wto规则包括新的协定或实践应为“wto全体成员”所批准，至少是默示（implicit），也即无需wto成员明示其对《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的异议，如此才可体现对wto成员自的尊重。考虑到美国以“不仅减损以文字和图像为载体的创意的自由流通，而且影响到包括贸易在内的其他领域”为由对《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投反对票，并要求记录在案，wouters和demeester等认为以《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来解释wto条款的希望是渺茫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wouters和demeester等持较为谨慎的观点，但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承认不适用于wto全体成员的非wto规则可用来解释wto协定中用语的一般含义，例如《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可用来理解“公共秩序”这一概念。此外也认为，当wto与UneSCo之间无协商联系（consultativelink）的情况下，其适用将会非常困难。
以Joostpauwelyn（2005）为代表的肯定说的基本出发点为，以国际公法规则解释wto条款是可能的，即使该规则并不约束待解释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因此，wFoDSB可依据《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来解释wto协定的用语，包括涉及未批准或签署该公约的wto成员的诉求中，因《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已获148个国家的同意，这一实践已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当代关注”，也即意味着促进和保护文化表现多样性系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此外，pauwelyn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主张未明确被wto协定所排除的国际公法包括《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应仍可适用于wto诉求中。
折中说为国际法委员会的下设研究组等（2006）所主张，主要关注何种协定和实践可用以解释wto条款，认为非wto规则是否可用来解释wto条款主要取决于争议方（无须为wto全体成员）是否均受该非wto规制约束。taniaVoon（2006）持类似的观点，并且认为，考虑到上诉机构在解释wto条款时倾向于尊重文本，为使得《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可为wto诉求援引抗辩，须建立一种文本联系（textualanchor），即在wto协定中须存在一个与文化有关的概念（concept），该概念不必为“文化”本身，而为其他任何可将文化包含在内的概念。关于“文本联系”的可行性，Voon认为仍须证明有关《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的规则优于wto协定。然而，考虑到公约第20条规定“不改变缔约方在其他条约项下的权利义务”，这种可能性几近为零。
应当看到的是，就《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在wto框架下的适用而言，仅少数学者持绝对的否定说或者绝对的肯定说，大多数学者赞同折中说，强调需要寻求一种恰当的文本联系。由此，一个仍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寻求《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与wto的重要关联点，从而为公约进一步适用在wto司法解释中创设可能性。根据DSB的文本解释，现今的wto体系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来保护当代艺术创作或文化表现多样性，为此，ChristophBeatGraber（2006）在wto框架下提出了三种可能的修改途径，即：演化解释（evolutionaryinterpretation），引入保障机制（inclusionofasafeguard）以及程序性连接（proceduralinterface）。Graber认为，在wto与《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无任何文本联系的前提下，因一方面达成共识修改wto项下的权利义务是十分费力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在第20（2）条中已明确本公约不修改其成员国加入的其他条约中的义务，故演化解释这一途径是极其困难的。引入保障机制则要求修改现行的法律框架，这一艰巨的工程似乎更不可能获得所有wto成员国的同意。相对而言，Graber认为程序性连接较为可行，而wto的序言可谓最佳的连接。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强调wto协定的序言“应为我们对wto项下所附各协定的解释润色（addcolour，textureandshading）”（appellateBodyRepoa1998）。程序性连接系指通过wto的程序建立一种连接，例如以部长级决定的形式引入程序性条款，或者在DSU中引入程序性规则要求专家组成员应包括文化方面的专家等。尽管Graber认为较之上述两种方案，程序性条款更易于达成，但也立即意识到这一方案“无法成为纳入文化考虑的直接渠道”。
如此来看，《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适用于wto框架下的可能性似乎已经穷尽。笔者认为，因wto序言反映的是整个wto体系的宗旨与目的，倘若“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蕴含在wto序言之中，那便能建立《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与wto之间的文本联系而无须修改任何权利义务，进而可将文化的因素以演化解释的方式纳入wto框架的考虑之中。为此，以下将对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解释分两层视角来考察：第一层是探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如何演进的，从而涵盖文化的范畴：在此基础上，第二层进一步分析如何将包含文化这一延伸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以一种更加演化的方式来解释wto协定的条款，从而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文化的现解。
二、“可持续发展”之“文化”范畴：第一层演化解释
演化解释系一种在随时间推移而导致条约用语出现缔约时不具备的新意义时，以不改变该特定条约的方式修改条约的解释方法。RosalynHiggins（1997）将演化解释视为一种“适用通过目的和宗旨而反映出当事方意图的更广的原则”。pierremarieDepuy（2011）认为演化解释“并非赋予文本以违法当事人原意的含义：相反，法官的任务在于确保此番新的解读正是反映了当事方的共同意志，就好似当事方将已演化的情况纳入考虑之后再次达成了协议”。就演化解释适用条件而言，通过回溯判例法中的发展，Depuy指出演化解释适用于条约中那些从文字上可推断出将条约成立后事实的或法律的变更纳入考虑的概念上。此处变更的情势可属事实上的或者国际法的变更，其中国际法的变更往往与设立组织机构的条约相关。Dupuy发现对该类条约的演化解释更多的是为其所在的整个法律体系所驱动，较之“当事方的个别意图”（individualintention），该解释更关注一种“共同意图的动态视角”（commondesign）。纳米比亚案的附带意见提到“条约应在解释当下所盛行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予以解释与适用”，这被经常引作国际法的变更。此外，待解释的概念应为可解释的，也即倘若概念本身是发展性的，那么当事方已接受如此。
本文关注的是wto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美国海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以演化解释的方式，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生物多样性公约》、《21世纪议程》等引入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解释，也即环境已被理解为包含在“可持续发展”之中。类似地，在涉及文化问题上，我们亦须首先考察“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如何演化的，是否涵盖文化的范畴，此乃第一层意义上的演化解释。在磋商和起草建立wto的马拉喀什协定时，“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便写入了协定的序言中，即所有的贸易关系应“促进全球资源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行最佳配置”。除此之外，无任何其他wto协定中提及该概念（ChristinaVoigt2009）。可以肯定的是，wto最初对可持续发展的关心主要是与环境有关（worldCommission1987）。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提出wto协定的全面履行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一陈述出现在贸易与环境领域（SingaporeministerialDeclaration1996）。1998年日内瓦部长级会议之后的部长宣言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分开，对其进行广义解释，并将其归为wto领域应实现的目标之一（GenevaministerialDeclaration1998）。wto总干事pascalLamy在其2006年“人性化的地球”发言中赋予可持续发展以广义的内容，指出wto旨在打开市场实现全球化，应以与其他法律、社会规范及价值相符的方式理解与运作，由此实现我们共同的、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Lamy还明确提及了文化价值（pascalLamy2006）。
marie-ClaireCordonnierSegger（2005）提出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有i大主要核心。第一是经济发展（包括贸易自由化和企业融资），第二是保护和保持环境（包括保护自然和跨境污染），第三是社会发展（包括人权、健康和发展援助）。在这一全球化的世界上，全球与区域贸易，社会和环境等领域均有越来越多的交叉可能性，由此也会造成各种矛盾、分裂以及冲突。越来越多的主张认为应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融合这些不同的领域，以平衡贸易、竞争、健康、人权以及其他政策。此处的“其他政策”包括文化的范畴。有关文献表明，发展已拓展至文化的范畴。许多学者已将文化视为发展的第四大核心，认为文化须为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之一，应加强文化保护，以期为后代所用。1982年于墨西哥城举办的文化政策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文化对发展的挑战，并在会后的宣言中强调了发展中文化的维度，指出均衡的发展须融入文化因素的考虑（Lourdesarizpe2004）。文化与发展相关的这一想法最终在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中获得突破。在该框架下，UneSCo全员大会于1991年采纳了一项决议，要求总干事Federicomayor与联合国的总秘书长BoutrosBoutros-Ghali合作，设立一个独立的文化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由来自不同科学中的专家学者起草有关文化与发展的世界报告（uneSCo1991）。当UneSCo决议为联合国全员大会所批准，世界委员会开始开展活动，并在1995年发表“我们创造的多样化”的报告，表明发展已超越货物和服务生产，也包括人类发展。尽管文化可持续发展并未明确地定义在该报告中，但对发展的广义看法贯穿整个报告，并进一步的体现在两个“世界文化报告”中（UneSCo1998；2000）。此外，在《世界文化多样化性宣言》以及《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等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软法”和“硬法”中，可找到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有关依据。以《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为例，除在序言提及可持续发展外，“可持续发展原则”还作为指导原则规定在公约的第一章中，明确“文化多样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财富。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此外，公约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要求“缔约方应致力于将文化纳入其各级发展政策，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并在此框架内完善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相关的各个环节”。
由此可见，在演化解释的视角下，设立wto的马拉喀什协定序言中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本身是发展性的，其源于发展的经济与环境范畴，但逐渐扩展至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范畴，这是发展的概念自经济发展趋向人类发展的演进性结果。
三、《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适用于wto协定：第二层演化解释
倘若wto序言中的可持续发展涵盖文化的范畴，那么wto协定与《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之间便建立了一种文本联系，由此对wto协定条款的解释就具有不同的维度，同时也使得《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在wto诉求中用作抗辩成为可能。如上文所述，依据《维也纳公约》第31（1）条所规定的“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可持续发展”作为wto的核心目标之一，将会推动着以有利于文化表现多样性的方式来解释wto协定条款，从而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文化的现解，此乃第二层意义上的演化解释。例如，在对GatF1994第20（f）条“为保护本国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财富而采取的措施”这一例外规定的解释上，peterVandenBossehe（2007）认为应给予现代解读。在达成此条规定时什么构成了本国艺术财富，可能与作出解释时不同，也即在依据《维也纳公约》第31（1）条参照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对GatF第20（f）条进行解释时，须以一种演化的视角来看待“可持续发展”之下的文化范畴。在1947年制定该条规定时，可能旨在保护有形文化财产。显然，这一文化保护已发生演变，反映在国际公约和宣言中的现代国际社会赋予文化以特别考虑，将最初源自历史性的理解通过现代对文化的解读扩大至不仅包括有形文化遗产，也包括无形的和活态文化遗产。随着《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以及《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的问世，文化可以多种形式获得保护。即使是普通形式的文化例如电影和音乐，也会因某种原因而面临威胁，全球化即为造成此种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在环境问题上国际规则已演化为包括耗竭性自然资源一样，在实现文化保护措施的这一新环境下，亦须对国家艺术价值财富作出重新解释。VandenBossche的这一创新性解释虽尚未引起wto司法以及学界的重视，但没有理由怀疑wto缺乏这种促进文化保护的目标。除在解释Gatt第20（f）条外，VandenBossehe甚至认为在解释诸如“相似产品”等概念时，DSB亦可以演化解释的视角引入对文化的考量。
以演化解释的视角，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之内，从而建立wto协定与《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的文本联系，可谓一种尚未尝试的可行性方案，为我国在今后涉及与此相关的wto案件中提供了另一种抗辩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可持续发展而赋予文化在wto中以合适地位，从而更好地协调文化创造性国家的各种具体措施与wto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至于抗辩是否可导致修改或wto条款，并非本文的论证意图，很难说基于《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就可对抗wto协定的规定。为此，笔者建议，在wto框架下应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来实现贸易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具体可从Davidthrosby（2012）提出的几点有关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意见中获得启示，包括：（1）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发展应持长远观点，且并非为对未来后代享受自由资源和满足其文化需要的一种妥协；对一国有形和无形文化资产的保护和提高须特别予以考虑；（2）代内公平（intragenerationalequity）：发展应提供所有域内成员以公平和非歧视的方式平等享有文化产品。应特别关注贫穷的成员，以确保发展与减少贫穷的目标一致：（3）多样性的重要（importaneeofdiversity）：正如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应考虑文化多样性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价值。（4）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ie）：当面临不可逆转后果的决定时，譬如破坏文化遗产或者宝贵的文化习俗频临消失时，应采取规避风险的措施。（5）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体系不应相互隔绝。应采整体方法论承认相互关联，特别是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此外，paolaConconi和Joostpauwelyn（2011）也从经济学角度提供了协调贸易与文化的一种思路。在简短地回顾了文化产品的各种经济学视角之后，他们在文中指出已有一些经济学者将“确保文化产品的合理性保护性措施”与“打破垄断文化的市场开放措施”的具体情形进行了类型化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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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法在中国的兴起
商人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商事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贸易商事往来的增多，对国际商事法律的要求自然也有所增强，特别是由于各国法律对国际贸易规定的不同，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容易发生冲突，为此国际法上需要有统一的商事法律来进行规范。
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和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载体的世界多边贸易法律制度的创立，更表现为商人法（law merchant）的复兴与迅速发展。但是暂且不论什么是商人法，商人法最终又是如何演变为国际贸易中通行的商法，商法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我国在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其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对商人的评价却是“商人重利轻离别”。商事法律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新中国建立以后，本着逐步消灭私有制，实行从上至下的公有制的思想，商事法律也没有取得什么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经济逐步繁荣，国际经济交往逐渐增多，受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我国对商事法律的研究和关注不断加强。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商法在中国的兴起有一个从外至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商法的调整对象
看一个法律部门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是否有特定的调整对象。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是指一个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讨论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均要讨论其调整对象，商法自然也不例外。
从我国目前商法的研究状况来看，笼统的论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即因从事营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界定商事关系时有两个特征：第一、商事关系是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第二、商事关系是商事主体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的。
三、商法的地位问题
商法从产生开始，就存在这样的疑惑，商法是属于民法，也就是所谓的民商合一的格局，或是属于经济法的一个部分？或者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学者和经济法学者甚至大义凛然的展开争论，认为商法属于自己的一个部分，研究生考试的民法专业都改成了民商法专业，直让人觉得民商合一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经济法学者认为商法中无论是市场主体法的规定，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或是对经济活动的规范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具有了经济法的性质，因此商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商法学者则认为，商事法律以其独特的调整对象，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商法精神和价值理念，当之无愧的属于与民法和经济法平行的法律部门。
但迄今为止，无论是民商合一或是民商分立，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应将规制营利性主体营业行为的基本商法规则纳入独立的民法典的范畴，而对于实质意义上的商事法，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等的存在，理论与实践中并无争议。也就是说，民商合一体例，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实质意义上的商事法。
国际贸易的范畴篇9
近年来，实际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使得世界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世界经济区域化的进步与发展。在国际经济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国际贸易一体化发展将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一体化概述
所谓的国际贸易一体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经济全球化不但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样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在一个方面上，世界范畴内各个地区与国家的经济组织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在另一个方面上，在世界范畴内，构建全球化的经济机制，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经济行为，且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形成经济运转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而区域经济集团化就是指国家为了提升对外竞争力与对内经济的合作，利用条约和协定的方式，把一个区域中两个以上区域或者是国家在一个共同机构中，编订区域经济贸易、金融以及财政等政策，消除阻碍区域中各个国家发展的障碍，进而达成区域中的资源的优化，互惠互利，最后构成一个超国家的集体。就本质而言，区域集团化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旦两者都能够发挥功能，那么就能推动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
三、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为全球市场的不断拓展，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发展，打破了之前闭关自守与自给自足的发展形势，将全世界的国家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资本与商品的输出相连，商品结构发展一定的改变，贸易额不断上升，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加强了劳动生产率。商品的交换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竞争都是十分激烈的。商品的价格较低，质量优良，那么该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就占据一定的优势，否则，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就商品本身而言，同样也是一个加强技术的过程。所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经营企业为了能够继续发展，就必须加强生产技术的改造，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提升竞争力。[1]那么产品经营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有效加强了劳动的生产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与日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利用国际贸易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而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主要原因。
（2）实现国际化分工，推动贸易国家的生产发展。在国际化分工与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产生了国际贸易，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取长补短，加速生产条件较好部分的快速前进，且能够在贸易中得到自身缺少的资源，这能极大地促进贸易参与国家的发展。
（3）拓展了商品市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前提下，商品是否可以卖出已经成为社会再生产是否正常完成的重要条件。那么，进行国际贸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商品买卖问题，并且在国际市场中，能够获得自身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而确保再生产的正常运作。
四、国际贸易一体化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1）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生产社会化不断上升，出现了经济一体化。在二战以后，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国家必须采取全面有效的措施，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与干预，这不仅仅是针对本国国内的经济，同样必须对国际经济行为进行调整；不单单是各个国家进行各自的调整，还必须联合起来进行统一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看，经济一体化发展难以消除各个垄断集团的矛盾与冲突，但是能有效缓解各个垄断集团的冲突，改善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活动中无政府的混乱状况，进一步约束各国之间的争斗。[2]此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效减少了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在兼并与竞争的过程中，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2）同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进程不断上升，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全球各个国家都开始朝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进行调整。一些人把市场经济机制的全世界认同叫做“同质经济”。国际贸易在市场的作用下逐渐融为一体，冲破以前的国际分工形式，进而加速市场型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前进。
（3）优化贸易环境，改进交易地位、经济一体化的出现，满足了全球国际化分工以及互相依赖的要求。伴随着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必须对各自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进行协调处理，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退让，从而谋求共同发展。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使得一些单个的国家不能有效处理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在同一个区域内的几个国家相互合作，在国际化分工的前提条件下，逐渐构成具有地区性质的经济组织，进而形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新格局。虽然在各个区域经济集团间依然存在争斗与冲突，对协定自由贸易原则的实行极为不利。[3]然而在区域经济集团中，能够有效地消除阻碍投资与贸易的各项障碍，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与流动，进而加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改进各国之间的贸易条件，从而使得区域内国家平等、公正的享用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4）加强了集团内部贸易。在发展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因为各个成员国间实施自由贸易的形式，取消各项贸易限制与关税；而对于非成员国家，则实施关税制度，以便形成一个区域性质的统一市场。加强集团内部成员国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加速成员国的国际化分工，进而使集团中商品的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有助于改善集团内各个国家的销售条件，并且利用成员国间的内部分工，形成稳固的销售途径，使从非成员国中进口商品的情况减少，对集团以外的竞争国家进行打压，保护了集团内部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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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目前，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事关系的主导因素。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具体讲，凡调整跨国界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它以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表现出来，还是以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在本质上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论何种条约，一经批准，就必须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其效力优于国内法。据此，国际法规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适用而转化为国内规范。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票据法》第9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我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国内法规范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被国际化。如有关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合同就可以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国际化。一些本属于国内法范畴的规则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转化为国际法规范的例子很多。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终裁决，就是选择国际法作为裁决的准据法的。
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带来了困难。而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划分无论对于国际商法的统一、法的实施，还是对于法典编纂、法律清理、法规汇编、法学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的存在也是国际商法独立性的最好证明。因此，研究、运用国际商法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
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国际商法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结构。对于国际商法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国内学者并无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要深入研究、正确阐述国际商法的体系首先应理解国际商法体系的涵义，其次要找到决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依据。
理解和确定国际商法的体系，应当从形式和内容入手。在形式上，应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商法就目前而言涉及哪些国际商事关系领域，如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产品责任等；二是在这些领域内国际商事法律规范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以国际法渊源还是以国内法渊源表现出来，以及这些渊源间的关系机制；三是国际商法体系中各部分内容的结构，即不同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内容编排的依据。总之，从形式上讲，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既要考虑国际商法所调整、涉及的商事关系领域，又要考虑国际商法渊源本身的结构和特点，还要确定体系各组成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取决于跨国界的商事关系的发展。国际商事关系发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换等内容。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或其它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国际商事关系以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主流，再结合商事行为法性质的结构划分，我们可以系统地划分国际商事活动涉及的领域，这也是国际商法按调整对象进行划分的基础。按照这一思路，国际商事关系涉及四个领域，即直接媒介钱货交易的动产和不动产买卖、有价证券的买卖，在交易所进行的买卖以及商人间的买卖等；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居间、行纪、代办商等；为工商提供资金融通的银行、信托，为商业提品的制造业、加工业等；直接间接为商事活动提供服务的财产保险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结合和国际商法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商法应包括：商事主体法（包括商事组织、商事、商业登记等）；商事行为法（包括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产品责任法、票据与国际结算法、国际资金融通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每一组成部分在表现形式上都是由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有机结合组成的。
应当指出，国际商法的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这是由国际商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当前，国际商事关系发展的国际性、协调性、安全性和便利性趋势，为国际商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国际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国际商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商事行为法方面的规范内容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完备。二是在国际条约公约、国际贸易惯例、国内法之间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各国涉外商事交易的法律会日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