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理论篇1
一、铸造出鲜明的国家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情，认准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最佳汇合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认清楚国情以及判断世界形势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中国和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应该好好利用这一良好的战略机遇。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相类似，主要任务也一致。当今世界，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些汇合点，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至少能够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视。
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2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3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论；中国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作用
以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有关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系统论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已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大量论述，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体系。（2）国际价值、国际贸易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3）资本输出1。
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了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并创建出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是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学者提出的，该理论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这些学者们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不平衡发展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中心―”的依附结构，发达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是这一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心的发达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是依附论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辩证分析，不仅“在中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极为深刻的一个特点”。因此，“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
二、我国发展存在的依附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问题，即处在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一”结构中。在这种体系中，经济上，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政治上，西方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文化上，西方拥有强势的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文化统治地位。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一种“依附”关系，“依附”是对二者之间关系最准确的描述。依附论者所开出的药方最主要特点是走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脱钩”路径成效并不理想，而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融入”战略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可在“融入”中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现代化。这同时也说明“依附”与“发展”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依附中，只要实行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可以获得发展中的红利，在发展中逐步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脱钩”战略未必可取。
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一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3。但这种相互依附、依赖或依存的各方之间，由于各方对对方所拥有资源的获取渠道以及所需程度不同，所以各方之间的依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相互依附、依存中，大多是不对称性依附和依存。
比如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和依存，但中国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更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失去美国，中国商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就会极度缩小，而美国离开中国商品，却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商品中寻找替代品。中美之间这种非对称性依附关系可以使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时大多是中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依附一方在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4。
三、政策建议
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应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同时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
第一，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目标。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处于最上层，其技术的先进性处于世界技术结构分层的最高层，其社会结构也是最先进和开放的，世界体系的“中心”既包括高度发达的大国，也包括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应提升自己在国际技术领域里的分工，争取达到先进国家水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使其达到中心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介入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情况下，原本的“中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心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中国这一日渐崛起的强大力量。当然，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着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中国只有参与和适用现有国际秩序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国应把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起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提供机遇的同时，其国家经济安全也面临着许多风险。经济民族主义的任务是减少依附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结果则是各国的相互依存愈益深化。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应在开放的前提下以有效的举措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1，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越完善，它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就越多，同时也能抵御更多的经济风险。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首要任务。2，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注重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中国只有提高民主法治、公共行政和国民教育的水平，才能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
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中，西方国家利用其有利的中心位置，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社会解构。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综合的。国际社会的这种结构被依附论学者认为是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虽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却一直在为“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而不断努力，解放后，中国首先完成了国内的整合，恢复了国内秩序；对外经过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取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独立和的承认，此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终于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今，中国更应积极融入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目标，以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要战略目的，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与领导者，担负起与中国身份相符的大国责任。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825页.
[2]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51页.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4
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第一单元
政治理论
第二单元
外国语
第三单元
业务课1
第四单元
业务课2
001法律学院
234
030101法学理论
01法学理论
02法律语言学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1法学理论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2法律史
01中国法制史
02中国法律文化
03外国法制史
04西方经济法制史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40德语
③612法律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中国宪法
02行政法学
03立法学
04教育法学
2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4刑法学
5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4刑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5民商法学
7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或
240德语
③615民商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6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法
02民事诉讼法
03 法律逻辑
39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6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④801法学综合
002经济法学院
82
030107经济法学
01经济法
02商法
03金融法
7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或240德语
③617经济法学（经济法、商法、金融法）
④801法学综合
03010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8环境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003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22
0301J1法律与金融
2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或240德语或241法语
621 法律与金融（由经济法、商法、金融法、金融财会组成，考生可按模块任选其一）
④801法学综合
004国际法学院
68
030109国际法学
01国际公法
02国际私法
03国际经济法
6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9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④801法学综合
030110军事法学
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0军事法学（国际公法、国际人道法）
④801法学综合
005国际航运法律学院
15
030109国际法学
04国际航运法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19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海商法）
④801法学综合
006刑事司法学院
32
0301Z5公安法学
01犯罪学
02侦查学
03治安学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2公安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0301Z1司法鉴定
01法医
02物证技术
03司法会计
04计算机与声像资料鉴定
1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3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制度（必答）、法医学、物证技术、司法会计鉴定、计算机与声像资料司法鉴定。考生可按报考方向任选其一）
④802法学综合（司鉴）
007知识产权学院
38
0301Z3知识产权
38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624知识产权法学
801法学综合
008商学院
60
020202区域经济学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日语
③303数学三
④803区域经济学
020204金融学
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日语
③303数学三
④804金融学
020205产业经济学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日语
③303数学三
④805产业经济学
020206国际贸易学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日语
③303数学三
④806微观经济学
009政治理论部
30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④80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④80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7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④808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0305Z1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研究
9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④809新闻与传播学
010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含政治学研究所）
174（含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030201政治学理论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6政治学原理
④810当代中国政治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6政治学原理
④811比较政治制度
120401行政管理
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8公共行政学
④812公共管理学
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9高等教育学基础
④813教育经济与管理综合（公共管理学、教育管理学）
120404社会保障
1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30社会保障
④814社会保障综合（公共管理学、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
1204Z2公共安全管理
6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一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31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④812公共管理学
125200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100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英语二
③无
④无
011研究生教育院
450
035101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
22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③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
④498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035102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23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③397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012人文学院
15
1204J1文化产业管理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一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32文化产业管理
④812公共管理学
013社会发展学院
25
0301Z4社会法学
15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③627社会法学
④801法学综合
1204Z1社会管理
10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一
②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5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6
[日]津田道夫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作者从日本当时国内的状况切入，剖析南京大屠杀的成因与日本的思想及社会的关系。津田道夫是具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他表示要通过这本书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以此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
辛蔷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战后德国历届政府不但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从体制上融入欧洲，更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次反省。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的世界公敌成了和平使者，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巨？这就是本书“通过分析大量资料与史料”所要回答的。
《赢：韦尔奇一生的管理智慧》
杰克•韦尔奇／苏茜•韦尔奇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在经管类图书里，杰克•韦尔奇是一块招牌。在几年前完成了他的自传写作后，曾誓言不再写书的韦尔奇还是拿起了笔，这一次是讲述他在生活和事业上的赢之道。本书的合作者是《哈佛商业评论》的前任主偏。
《国际政治学要论――新世纪国际政治问题研究》
蔡金发著研究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国际政治学要论――新世纪国际政治问题研究》，是福建省委党校蔡金发教授撰写的一部新著。蔡金发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笔耕不止，论著甚多，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政治学的资料，并对新世纪国际政治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
该书的理论架构是：第一章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章现时代国际社会与国际政治；第三章国家和国际组织；第四章大国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第五章地缘政治与区位结盟；第六章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新秩序。该书的特点有三新：一是理论框架新。它打破了原有《国际政治学》教材的纯理论框架，把现实问题引进到理论框架中来，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学科研究体系。二是思想材料新。用以阐述本书的思想材料，绝大部分是近几年发生的人和事、情与理，比较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三是学术观点新。本书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的学术观点，同时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有许多新的理论观点。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7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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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8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欧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103－09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不足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借鉴欧洲研究领域新特点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层次的沟通、研究范式的整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我国学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简称“三大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赢得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三大理论的讨论第一次将“理论”引进了学科之中、创造了建设性讨论所必需的概念框架和范式背景、提供了学界展开争论的通约性空间。但是，三大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三大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这样一个前提隐含的假设就是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倾向于忽略国家内部动力和结构的影响，而将关注点放在国际行为的层次上。然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所谓“层次”，只是一种分析层次，从来都不是现实中截然可分的层次。因而体系理论拒绝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无法明确划分层次的内容。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自然会假设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一点也制约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三大理论都是共时性理论，为了维护理论的简约性和严谨性，将时间的进化排斥于理论维度之外。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决定了其特征。这种体系性特征决定着行为体的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涉及了国际体系的进程，但这种进程是一种背景变量。其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制度对行为体利益形成和行动偏好的塑造作用。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样，它所强调的是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而发生作用，因而仍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状态，仍然是静态理论。建构主义跳出单纯的物质结构，强调观念结构的重要性。但是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其实仍然是三种结构状态。不同的观念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行为，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和进化过程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三大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例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合作的演进等，都忽视了时间这一隐性自变量。如果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并非不可共存，它们只是关注了事物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三大理论的争论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新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性。从偏好形成的角度来看，从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从偏好内生到偏好外生的转变过程。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社会科学不可能出现一旦证明新范式的有效性便否定了旧范式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范式之间的沟通，以求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全面、更多维的观察和分析。
第四，三大理论虽然披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理论的外衣，但揭开其外表就能发现其“元理论”的实质。三大理论分别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元理论。它们是对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根本性假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将假说中的“个人”更换成了内部均质化的“黑箱国家”，本质并无不同。元理论的特点在于：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性相标榜的三大理论却恰恰存在着科学性赤字。
由于存在着上述不足，三大理论约束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三大理论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面对越来越具有新特点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停留在三大理论的讨论层面上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变动中的世界。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然而三大理论的解释力在这里却遇到了问题：欧洲一体化重新定义了国家，使传统理论的基本论点受到了挑战。欧盟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也质疑了传统的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欧盟的支柱结构和“多速”一体化现实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功能、军事／安全和司法／警务)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决定了必须用多元的研究范式来看待这一国际关系现象，任何单一范式都无法得出一个完备的图景。因而，对三大理论进行超越是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种超越正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发生，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参与到这一理论变革的讨论之中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正如三大理论曾经引发了第一次飞跃一样，超越三大理论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带来新的飞跃。
基于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文谨以欧洲研究为例，试图提出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来自欧洲研究的启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1、沟通分析层次：欧盟合法性与治理研究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可以进行明确区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通常被视为“黑箱”，只有不同的输入才会导致不同的输出，而决策的发生机制被默认为是均质的，即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类似的。当然，这一假设并非绝对，很多理论流派都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但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假设。各种“古典／新古典”理论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Fpa)将国家内部因素纳入了考虑。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之上。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基本范式的划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模糊了这种区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学的尴尬：欧盟既是一个国际机制，也是一个治理结
构；它既由国家组成，又享有着部分；它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立法由政府间的欧盟理事会做出，其立法和决策却拥有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权，直接作用于成员国公民；它的机构(欧洲议会除外)并非由公民选举产生，只是成员国的代表机构，却拥有着影响欧洲社会的权力(当然是在“辅原则”的制约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欧盟这一国际关系现象。对于欧盟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合法性和治理――似乎三大理论已经走到了其解释力的尽头。
(1)合法性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讨论合法性的问题。国际关系是体系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主流理论之中并没有给国际关系中的“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国际体系是国家力量分配和平衡的产物，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并按照政府间的模式运转。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责任”的问题，合法性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欧洲一体化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欧洲一体化历史显示，早期的国家合作以及对国家的超越靠的是公民的“消极支持”，即“宽容共识(permissiveconsensus)”。公民将信任票投给少数政治精英，相信他们为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这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一体化所采取的独特的“功能主义”战略的结果：一方面，“低政治”敏感度较低，不易受到反对；另一方面，一体化主要发生在规制性而非分配性政策领域，成功地超脱于社会利益冲突之上。然而，这同样也决定了对合法性的漠视终将给一体化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一体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政治的范围内，这是与一体化的逻辑相悖的，一旦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合法性问题就会不请自来。另一方面，随着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合作组织。它拥有着巨大的财政预算，在众多领域拥有立法权，执掌着多数行业和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法优先性的原则下，它的立法直接作用于成员国的公民。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治理结构，对公民负责的问题就必然会提上日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批准程序)和2008年(《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的三次重大公投的结果都显示了合法性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表明了欧盟与其他所有国际组织的不同之处。
合法性问题对传统的国际／国内政治区分提出了挑战，也超出了三大理论的解释能力之外。根据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概念框架，政治学界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标准：输入合法性(input-legitimacy)、输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和政策反馈(或责任性)合法性(feedback／accountabi-lity)。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来评价欧盟的合法性，仅仅停留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无论是政策输入阶段中的利益体现、政策输出阶段中的效率和良治，还是行政权力的责任性都贯穿了超国家、国家、地区、个人等多个层次。从输入合法性来看，欧盟委员会垄断了立法和决策的提议权，是输入合法性的主要体现者。然而，在提议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专家小组、利益集团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咨询程序，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欧洲议会(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部长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所派出的代表)都对输入合法性发生作用。从输出合法性来看，欧盟的立法和决策结果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发生效力。在辅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的约束下，欧盟法既可能直接发生效力，也可能要通过成员国法的“欧洲化”才能发生效力。因而对欧盟输出合法性的评价也必须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从责任合法性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确定的层次或机构能够对欧盟治理的结果负全责。例如，委员会可能会因为得不到欧洲议会的信任而辞职，欧洲议会则受到未来选举阴影的约束，更不用说成员国和地方政府也要受到选民和议会的监督，所有这些机构在权力上互相牵制，在责任上也必然会造成相互开脱。因而，在面临一项具体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单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必须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进行沟通，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判断。
(2)欧盟治理模式。欧盟的政治合法性只是欧盟治理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而欧盟治理是更加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现象。对欧盟治理的研究同样呼吁对国际／国内政治划分的超越。
“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升温体现了区别于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的出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以其等级制和正式制度为特征，而以社会参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更为平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随着全球问题的涌现和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展援助领域中的政治条件性的加强，治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门问题。欧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超国家治理典范。欧盟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市民社会广泛地参与进政治过程；其次，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被弱化，国家在某些领域成为二级行为体，在欧盟的制度环境下行动；第三，国际合作的目的及第一推动力不再完全受利益最大化逻辑的支配，而是开始更多关注有效地解决问题；第四，传统的“分析的层次”失效，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因素必须要同时加以分析。这些挑战的共同需求就是消除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樊篱。
欧盟治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可区分出不同的类型。由于《马约》中规定的第一支柱是一体化最为深入的领域，源自经济、货币领域的“共同体式”治理是欧盟治理的主要形式。然而，欧盟在其各个政策领域中也创造出了诸多新的治理模式。与共同体模式相比，它们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依靠软法律，遵循辅原则，参与者不仅参与政策过程、同时也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然而，无论是共同体模式还是以开放协调模式(omC)为代表的新模式，都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主要的行为者，它在横向和纵向上都遭到了分割(横向上：根据不同问题而形成的政策领域使国家得以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纵向上：地区、国家和联盟层次的政治活动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个政策过程)。这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已经部分失去了实践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欧盟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案。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要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就不应忽视治理和合法性之类的新问题。迎接这一新挑战的前提就是对传统三大理论中的分析层次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的创新铺平道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欧盟治理和合法性的研究已经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进行了尝试性的
沟通，这一经验有待于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和借鉴。
2、研究范式的整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与欧洲认同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主要体现为三种基本范式的争论。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和自然科学的范式是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日心说、牛顿力学或相对论那样的革命性转换，相反，更常见的却是对事物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观察之间的争论。一个自足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对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体系。而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范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才给众多相互冲突的范式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并在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正如盖伊・彼特斯所说，在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上的折衷主义会比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学术回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任何一种范式出发自然都可以得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系一定是以放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为代价的。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人类历史具有进化性，个体和集体的行为逻辑都存在非理性。没有任何范式敢于自称解释了全部人类现象。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出超越三大理论的冲动――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寻求不同范式具有优势的解释域，而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必然需要进行范式的融合。范式的融合主要有两种可能方案：一是历时性的融合，二是共时性的融合。这一点在欧洲研究中尤其突出，这里仅以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的研究作为这两种融合模式的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1)历时性融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外援助政策是反映国家收益偏好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然而，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对外援助现象却并不符合任何一个流派的假设。在整个战后时期，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偏好同样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之中，它们的影响力却因时代不同而异。1970年代之前，各国的援助政策都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绝对收益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是“静态”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非结构性因素，如科技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试图以一个静态模型推导出国家行为的收益偏好。这一点证明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极好地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必要性。欧盟在战后对外援助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它展示了从相对收益主导政策到绝对收益主导政策的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它从受援方变成援助方，并在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的援助集团；其三，它的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的发展，援助概念也经历了从对外援助(Foreignaid)到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stance)再到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的转变；其四，它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关系到重视政治条件性的转变。因而对于欧共体／欧盟这样一个国际行为体，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角度都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们早已尝试着解决这种范式矛盾的问题。例如，格拉泽、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都曾经试图进行调和。但所有这些调和性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他们害怕损害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简约性，在时间维度的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只有承认不同范式只是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的客观解释，将欧共体／欧盟视作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的行为体，才能科学解释其在发展合作政策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收益偏好的不同。这一案例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如果跳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对经验事实予以更多关注，就必然要求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时间维度之下进行整合，承认研究对象的进化性。
(2)共时性融合：欧洲认同的建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命题。对于欧洲认同形成原因，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力地解释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某一个侧面，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大量证据，可是任何一种范式都未能给认同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一揽子”的解释方案。相反，采取开放性的立场，将解决问题的效率置于理论纯粹性的坚守之上恰恰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合理的方案就是将欧洲认同问题视作一个多面体，同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会得出更客观、更有实践价值的结论，同时也有利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检验。
具体而言，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体现社会信任维度的“横向认同”，即一种“同胞意识”，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显然更为有力；如果研究的是体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归属关系的“纵向认同”，即一种“忠诚意识”，则功能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更有说服力；如果将欧洲认同视作成员国间的一种互信感或国际集团身份，那么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或英国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欧洲认同看作是一个文化、价值或记忆的共同体，则必须从本质主义范式的视角来加以考察。这说明对一个国际关系现象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先验认定的纯粹“范式”，而应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加以多视角、多范式的考察，在对事实做出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范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知。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还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互证。
实际上，在欧洲认同问题以及广泛的欧洲问题研究中，许多欧美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跨越理论阵营的必要性。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理论范式融合的呼声也是久已有之：奥斯特洛姆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波拉克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在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来自其它范式的批评，指出了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哈迪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之间的沟通；切科尔则重点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其它理论范式之间的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莫拉夫斯克也提出了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建议。这些思想值得国际关系学关注与借鉴。
3、超越规范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一种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无论是爱德华・卡尔还是汉斯・摩根索，其理论都基于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哲学反思。
这种哲学性的元理论对人类(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思路，但其弱点在于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大潮中，这一弱点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使得国际关系学难以逃脱对科学性赤字的担忧。从华尔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追求科学性。他们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中引进了大量的理论和假设，建立了高度简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认识论。但是，尽管在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界，实证研究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为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生和青年学者所熟知和讨论的却多是理论性著作或者研究文献中的规范性部分。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蒙上了强烈的规范性和思辩性色彩。从上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然而，总的学科氛围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围绕理论争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成熟程度上都胜过实证研究。因而，要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而欧洲研究的情况则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宏观理论争论之后，规范研究一时陷于低潮，实证研究则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末，欧洲研究界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以莫拉夫斯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府间主义就是这一呼吁的代表性回应。但总体上，欧洲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强实证弱理论的情况。中国的欧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欧洲研究的这一特点固然有其根源，同时也是其重大缺陷。但主流国际关系学却恰恰应该借鉴欧洲研究领域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历史实证、比较政治学实证(多数案例研究应归入这两类)和计量实证。欧洲研究在历史实证和比较政治学实证方面成果斐然，大量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都基于扎实的历史探索，而上世纪末新兴的治理研究和合法性研究则树立了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欧盟政治的典范。但限于本文篇幅，主要讨论计量实证。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统计在欧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欧洲研究文献的宏观面貌。统计分析在选举研究和公共观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归于国内政治学的范围。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全欧性的行政、法律空间和公共领域，进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量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思考范围之中。选举、集体行动、政治／社会认同、公共观念、社会心理、集团冲突等依赖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研究改变了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仅仅从规范性思考出发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的角度来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以选举研究和认同研究为例，没有统计分析作支撑的研究已经很难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一个学者几乎无法参与到主流的学术讨论之中。基于统计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不仅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建构起了大量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它们不仅为宏观理论补充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材料。
欧洲研究中统计实证的繁荣有其物质背景。一方面，欧洲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较早采用了调查和实验等研究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方法和数据。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大规模社会调查持鼓励态度，产生了大量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大大便利了欧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在成员国政府层次，由于欧洲各国都是选举制民主国家，历来重视选举研究，形成了政府、独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为主体的社会调查网络，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欧盟层次，欧盟委员会大力鼓励全欧性社会调查。从1973年，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项目，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其问卷覆盖了十分广泛的议题。迄今为止，此项目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中使用率最高、最重要的研究数据库。此外，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SocialSurvey)、欧洲价值调查(europeanValueSurvey)等社会调查项目以及众多的欧洲选举调查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库。在鼓励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同时，欧盟也大力推进使用这些数据的二次学术研究，这些数据库中的多数都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研究者和私人使用者开放。而在欧盟的历届研究框架下，都对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有所偏重，如newGoV和ConneX等研究网络项目都强调了突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这些条件为欧洲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培育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的生长。尽管目前欧洲研究领域中仍然缺乏成熟的宏观理论，但有了丰富的微观和中观理论基础，假以时日，这一局面必将逐渐改变。
欧洲研究领域中重视实证这一特点十分值得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一方面，学界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纯粹理论争论的不足之处，开始对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产生厌倦(这种厌倦同样曾在欧洲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出现)；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很难产生出超越西方“三大理论”的新的理论建树。我国国关学界对这种局面有不少反思，例如，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反映，说明学术界渴望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是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口号却无助于扭转这种困局。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疲倦与创新不足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概念转换问题。经验是客观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同样如此。无论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涌现的“功能一政府问一新功能一自由政府间”等理论演进，都是在观察和抽象特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较晚，为了追赶国际水平，采取了从理论人手进行学科建构的路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终究会再次面临实证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鼓励实证研究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建立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首先，西方主流理论是产生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产生于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关注。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加批判地陷入西方理论的预设前提和论证逻辑，则注定无法跳出其结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伦理缺陷。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仅仅闭门造车式地从中国文化符号中挖掘个别新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其所产生的经验土壤中，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因而，只有当中国的研究者回到事实层面，从经验实证出发，对西方主要理论的创生过程进行重复检验，对其结论进论证或证伪，才有可能真正对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和批判。其次，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有着紧迫的现实关切。对于我国学者来讲，研究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是第一使命。即使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避免和解决冲突、以及追求人类福利的提高等伦理目标。这都要求我们回到经验现实之中，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出真正“有用”的理论。第三，理论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理论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描述，没有对个别性关系的把握就不可能科学地掌握一般性关系。同样，没有丰富的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鼓励实证研究将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出完整的理论层次，形成一个自足的理论生态，这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前提。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结构体系；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28-02
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类高层次人才的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更大、要求更高、地位更重要。公安院校既具有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公安教育的特殊规律；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既符合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发展规律，又具有预备警官的自身特点。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既要与普通高校保持一致，又要彰显独特价值。也就是说，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在覆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遵循公安教育规律和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规律，结合警察职业特点，科学设置思想政治必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格局。
一、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是全国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要求，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五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该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侧重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和理论成果的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大学生确立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正确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主要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内在规律，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增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胜信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侧重于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行为规范的课程，它以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
二、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
作为特殊行业的高等院校，在学校的教学政策、课程设置等方面往往比较注重应用型技能的培养，而相对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就必然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根据警校学生特点及课程设置要求，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酌情开设相应的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选修课的开设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另一方面又可以有力地支撑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使大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除开设中央统一规定的必修课之外，还应根据中央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精神，开设相应的选修课，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中西哲学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的开设要按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重要思想，根据学生实际，选择有代表性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领导人有代表性的著作、讲话、文稿等。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通过重要文献的学习，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中西哲学史》课程主要讲述中西哲学发展史，以及中西哲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哲学思想。通过哲学史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养成哲学思维，提高学生洞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哲学学习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提高学生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要通过讲授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热点问题，使学生通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事务，懂得中国政治经济与世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良好的世界观念、全球视野与民族国家意识。同时，使学生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等相关理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院校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提升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实用性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改造大学生主观世界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候都要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公安院校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公安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公安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卫士作为首要任务，这决定了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具有特殊性。”[1]因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更加突出实践指导意义，要围绕公安人才培养的中心目标合理设置课程体系，构建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一）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特殊领域的体现，建设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一般规定，即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全部覆盖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完成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任务，实现普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与公安实践相结合、与公安专业相链接、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
与公安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然而理论性并不是脱离实践，恰恰相反，理论性越强，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越迫切。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紧密结合公安实践，以公安实践确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真理性、价值性，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力量促进公安实践发展。与公安专业相链接。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公安领域拓展、深入，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链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备公安专业特色，使公安专业课蕴含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专业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最大合力。与公安人才培养相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教学的形式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服务，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显然要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而进行，这与公安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目标的一致性，然而人才培养是具体的、实际的，只有结合具体的人才培养而不是空泛地谈人才培养才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
（二）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方向
根据公安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向公安领域深入、拓展的基本形态主要体现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警察思想政治教育》等。其中《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是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紧密联系的一门课，最鲜明地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安院校的密切结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把两门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能够对学生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有利于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警察忠诚教育、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廉洁从警教育、执法规范化教育等等。《警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公安领域的体现和拓展，一方面是对人民警察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等教育，另一方面是要深入研究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使学生善于把握思想规律，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警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正确有效处理警民关系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应该建设成为一门专业性学科。
国际政治学理论篇10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