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含义篇1
1、社会性死亡，网络流行词，其含义多为在公众面前出丑的意思，已经丢脸到没脸见人，只想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的程度，被称之为“社会性死亡”，和另外一个网络语“公开处刑”的含义比较接近。
2、“社会性死亡”事件背后的推手就是赤裸裸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之所以属于暴力，是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人的伤害是无差别的。最初的受害者首当其冲，曾经的施暴者也同样难以幸免，他们身边的亲友也会被“连坐”“示众”。舆论批评的泛化，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放大舆论的负面效应，进而撕裂社会。
（来源：文章屋网）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2
【关键词】网络暴力信息伦理
一、相关概念的定义
媒体中传播的暴力信息即通常所说的媒体暴力(mediaviolence),是指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①有学者把媒体暴力又细分为真实暴力与幻想中的暴力两种形式。真实暴力是指媒体对城市骚乱、示威游行、政治暗杀事件、战争场面等等的报道,称之为真实暴力。幻想中的暴力是指在一些娱乐性节目中存在的暴力场景,如在电视剧里大量存在的暴力镜头,一些儿童节目中出现的暴力游戏等。②
传播伦理,就是传播过程或传播行为所涉及的道德关系,传播道德是人类传播行为的道德以及与传播行为有关的道德,是人类传播活动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③相对于整个社会系统来说,传播的作用在于沟通和协调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整个社会的有序工作离不开有效的传播。传播伦理则为信息的传播限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区域和范围,它贯穿于传播的整个过程,有助于调节背离社会规范的传播行为,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网络的出现真正实现了传播的零距离,传播的互动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滚雪球”效应以几何倍数放大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传统媒体的伦理道德在网络传播上出现了新的特征,网络传播伦理首先要解决的是网络信息权利的使用如何合乎道德的问题,即人们在使用网络工具进行信息交流时,具有什么信息权利和义务,应该怎样选择信息行为,以及如何确定信息交流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及其评价标准等方面的问题。④
二、网络暴力对现实伦理的冲击
网络不是专门为信息的传递而生,却将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信息传递创造平台的同时,也最大化的实现了自身的商业价值。任何媒介的运行都离不开商业市场,这使得媒体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就更倾向于传播受“市场”欢迎的一类,诸如传播暴力、信息。这些无疑都会成为媒体炒作的噱头,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更是为其营造气势创造了条件。媒体的地位决定媒体的责任,网络媒体低门槛、信息传播的高速度以及信息种类的多样性为其“创造”了大量的的受众,网络媒体对于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网络传播中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也相对其他媒体而言更加的凸显。
1、网络暴力的现实化
网络暴力的现实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网络传播的暴力信息对社会现实暴力的诱发作用。一项关于媒体暴力的专门报告指出:对媒体暴力的短期接触通过启动现有的攻击性脚本和认知来增加产生攻击性思想的可能性;对媒体暴力的长期接触会增加获取以下内容的可能性:永久攻击性脚本、关于社会行为的解释图式和社会行为支持攻击性的看法。⑤二是指网络暴力信息的传播增强了受众对社会暴力程度的认同感。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提出“拟态环境”,指出媒体营造的虚拟环境有现实化的倾向。过多的媒体暴力会使受众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导致“安全感”的降低,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
2、自我认识的模糊化
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期望以及个人角色扮演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化的程度。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过程,而在其初级阶段,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则是模仿。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指出,社会上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而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模仿是一个自然人转换成社会人的重要途径。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即能够胜任多种社会角色的人。网络世界充斥着大量的暴力信息,过多的接触这些信息就会让个体在模仿的方式上出现差错,在角色认知和定位上出现模糊,错误的定性社会环境导致错误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使自身越来越疏离主流的社会意识观念。
3、道德衡量的低标准化
公众对社会状况的认知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所呈现的信息。媒介信息在传播时间上具有累积性,在传播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在传播的内容上具有重复性,这些特性使得媒体在塑造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判断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媒体的商业性质,部分媒体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为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它们提供的信息包含大量的暴力、色情内容。充斥在受众“耳旁”的不健康内容使受众长期处于一种“脱敏”状况,对本该受到指责的信息反应麻木,甚至是漠然,不断的降低社会道德衡量的标准。社会道德标准的降低必然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学理论认为,人在接触大量暴力、色情榜样之后会储存在记忆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过程,他们便会在某些时机模仿这些榜样的行为,尤其是未成年人在遇到相同或类似情况时,一旦回忆起某些暴力行为或色情行为,就很容易模仿这些行为。
三、网络传播伦理危机的成因
1、网络把关的滞后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率先提出“把关人”理论,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网络媒体的“把关”相对传统媒体来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为暴力、色情信息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以“艳照门”为例,对其传播的封锁是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之后,这明显暴露了网络“把关”的滞后性。
2、网络传播匿名性
网络传播主体的匿名性特征使得虚拟社会中传播权力不再局限于现实社会中垄断寡头,而是分散到网络各阶层。权力的分散带来传播门槛的降低、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市场迎合趋势,这些都为传播监管制造了障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约束在网络社会中荡然无存。在虚拟网络中可以尝试现实社会中所不敢尝试的,这种心态诱使着人们在网络中寻求种种刺激。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人们都玩世不恭地在剧场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而戏剧化式地生存着,这种游戏的态度,无疑在网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⑥虚拟的空间,匿名的身份,角色的扮演,这些因素的融合必然构成对现实社会伦理的巨大冲击。
3、法制监管与道德规范的缺失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代社会,法制为社会成员的活动划定了一定的区域范围,任何个人或社会群体的活动必须遵照而行之,只有这样,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才能得到保证。我国对如何规范现实社会中的公众行为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体系,但对于网络这一新生的事物的约束和规范来说,还存在较大的缺口,如未能明确传受双方的法律职责,对信息传播的立法也不完善,责任主体的模糊不清等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势必带来道德规范的社会作用减弱,其辅助法治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在降低网民社会责任意识的同时冲击着网络传播的伦理道德。缺少法制的约束与道德的规范引发的不仅是虚拟网络社会的不安,也会给现实社会的稳定蒙上一层阴影。
网络空间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而现实的传统伦理道德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却失去效力这一矛盾正日益凸显。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个体“现实身份”的丧失和“平等身份”的获得,将不再受到原有社会规范的影响,因此,网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受。⑦
结语
传播学相对于其他成熟的学科来说还处在深入研究的阶段,传播伦理研究作为整个传播系统研究的一部分也在不断完善。要解决大众传媒当前的道德困扰,就必须加速传播伦理学理论的构建。克里夫德・克里斯蒂安曾指出,“传播伦理常常遵循这样的模式――最后退到以法律作为唯一可靠的指导。”这是传播伦理的底线也是传播伦理的困境,如何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将关系到传播伦理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①赵允芳,《解剖媒体暴力现象》,《传媒观察》,2004(12):18-20
②陈宪奎:《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科院出版社,2004
③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廖云,《文化视野下的网络传播》,《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⑤anderson,C.a.,Berkowitz,L.,Donnerstein,e.,Huesmann,L.R.,JohnsonJ.D.,Linz,D.,malamuth,n.m.,&wartellae.(2003).theinfluenceofmediaviolenceonyouth.psychologicalScienceinthepublicinterest,4,81-110
⑥茅亚萍,《浅析网络的匿名传播》,《新闻与传播》,2004(2):47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3
【关键词】网络暴力法律学传播机制网络审判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中国近年来发生了一些网络暴力事件，这一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为什么这些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在现实生活里面。它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身心影响，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络事件，而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所以现在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是：如何预防和控制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并怎样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些事件带来的社会问题。
网络暴力的法理界定
网络暴力本身的词义。“网络暴力”一开始是在舆论平台中出现的一个新闻评论词汇，所谓网络仅仅发挥修饰的作用，表示该类暴力现象主要是在互联网中发生的；所谓暴力表达的是比喻的含义，比喻人们在互联网中的特定活动类似遭受暴力攻击一样。若要全面了解“网络暴力”这一概念的含义，根本就是要掌握“暴力”的含义。依照刑法学理论，暴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力度、程度、目标、性质和内容。就其词汇本身来看，暴力首先具有强制属性和非法属性，其次就是暴力的作用目标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事物；此外就是暴力活动的程度会对其作用目标的人身自由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就是暴力的后果决定其行为主体在刑法领域的量刑。①
网络暴力，其行为主体是公民，这和传统模式下的暴力行为主体基本相同，然而网络暴力主要体现在群体方面，是大部分网络用户在特定或多个互联网平台上开展的群体暴力活动，其群体性质十分突出；网络暴力的作用对象大部分是受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或其他类型的合法权利，这和传统模式中暴力危害他人财产和生命安全存在本质差异；网络暴力的方式是在互联网平台进行言论攻击，诬陷、侮辱他人，侵犯他人隐私权甚至逐渐发展成在实际生活中侵害受害人的人身自由安全，导致受害者的隐私权、人格权受到不良侵害，这和传统形式的暴力活动危害他人生命健康也存在一定差异②。
网络暴力的特征。通过近些年来的网络暴力活动，笔者了解到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活动主体范围广。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五亿，因为互联网的准入要求低，任意一个会打字、会打开网页的普通人都能够在互联网领域活动，注册一个或多个用户iD，在多个互联网论坛平台随意发帖跟帖。正是因为网民规模大，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有，因此网络暴力现象的参与方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第二，集体力量产生道德审判。互联网参与者的集体无意识相比实际生活更明显，互联网上彼此不了解，常常都没通过谨慎思考就随意评判并付诸行动。网民往往会由于他人的思想、观点与自己不相符，就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导致彼此对峙对立的现象，阵营中的成员纷纷寻找自己的盟友，因而更加有恃无恐，最终造成自我的迷失。
第三，给活动目标造成侵权危害。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没有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对于不满足其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观的其他人进行无节制的人身攻击，污蔑侮辱、人肉搜索、曝光他人隐私、侵犯他人名誉权，导致受害人的人格权受到不法侵害，对其正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其实际暴力后果相对传统模式更加严重。
网络暴力滋生的环境土壤
互联网平台自身的开放性保障其内部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便捷实用，网络暴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会不断扩散，其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存在密切联系。网络暴力是由互联网平台内部的庞大用户群体构成的分布广泛、影响力较高的群体活动，此类特定的群体活动具有其特殊性质，也就是集体无意识、社会责任感大大降低，表现的是“多数人的暴政”，是集体无意识的充分体现③。
网络环境的无序性。互联网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平台，其内部的任意一个成员都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社会观价值观。这是对自由的空前解放，存在“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质，该平台的一部分是由多种形式的内部交流构成的，在此类交流活动中，私人个体彼此相聚，共同构成了公众。此时，这部分个体对其个体活动并非采取商业模式也缺少专业态度，也并非作为合法机构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当这部分人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公共利益处理时，公民作为团体来活动。因而，此类活动存在一种保障，也就是他们能够充分自由的组合，能够自由发表公布其意见④。在这一领域，群众的话语权和信息对称性得到空前提高，获得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愉快体验。
匿名性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互联网平台的匿名传播使其内部成员在隐匿的状态下进行信息传播，其匿名特征主要表现在信息传播的整个流程中。而传播流程中的各个要素也同样会保护其个人信息。互联网用户通常都存在不同层次的隐匿性质，通过昵称、邮箱等方式，隐匿状态中的互联网用户彰显了所谓个性，“自我”与“超我”都实现了充分淡化。互联网用户能够不花费任何代价获得一个隐匿的身份，在虚拟身份的保护下，如非主观意愿，否则在互联网平台接触的其他人都无法了解其交流对象的具体信息，无论是外貌长相还是身份收入，都无从得知。
媒体传播导向缺失。“新闻信息可以表现信息传播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对传播目标产生实质影响，由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都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息特别是新闻，既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同样会对受众产生广泛影响。新闻传播会对各个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态度产生直接影响。”⑤每个特定的诱发性事故都可能被网络用户利用人肉搜索来侵犯人格权，都会引发网络暴力事件。一段简单的视频、一幅图片、一类行为都可以发展为互联网用户集体活动的诱发因素。而互联网论坛、聊天平台等平台若可以实现事先甄别信息再对外公布，公布之后及时处理不良信息，可以将真实的帖子置顶加注，即便是公布前产生了错误，也有后期弥补的空间。
然而实际活动中，看看互联网舆论媒体都做了些什么？“世上最毒后妈”报道后，网民看到小慧遍体鳞伤，十分心疼。因而互联网上四处泛滥咒骂之声，威胁恐吓随处可见。而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传媒平台也纷纷报道，争夺眼球，并未对事故本身开展任何实质性调查就对外公布信息，并且做出道德评估，导致事件再次恶化。然而通常来看，用户对于互联网虚拟平台中报道的现实事件是心态平和的，不完全接受也不会彻底排斥。在人们不确定时，就常常将目光转向媒体平台，因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比较高。然而不容乐观的事实是，传统媒体的信息渠道和犹豫的网络用户没有区别，四处泛滥的不实报道、影响极高的互联网义举、轰轰烈烈的攻伐骂战，配合媒体平台的助纣为虐，导致“丁香小慧”演变为网络暴力事件。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如果互联网媒体平台可以加强对报道的实质性调查，加强传播过程中的舆论控制，加强事后监管，那么舆论风气必然可以得到改善，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商业利益化的趋势。这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都在追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同样也是个科技时代、商业时代。所有和商业原则违背的价值观都是空谈。眼球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广告产业，同样体现在任何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产业领域。假定你是一个寻找合作媒体的广告商，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相比于在凌晨某个不知名的小电视播放广告，你肯定希望在具有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台黄金时间段投放广告。体现在互联网方面，那些点击量较高的网页相比日点击量不足1万的普通网页，你也必然愿意在前者上投入更高的广告资金。互联网传媒在演变历程中逐渐引入了传统媒体存在的部分优点，高点击率就代表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因此，一个突发性的偶然事件，一个普通的帖子，通过网页管理人员的技术处理以及对其标题的加注置顶，必然会提高其吸引力，再配合多个网站的信息传播，互联网用户规模会逐渐扩大，导致原来在实际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件在互联网平台就演变成备受关注的热点事件。
社会监督体制的空白。在部分影响广泛的互联网事件中，互联网用户们的犀利言辞同样是对行政机构、监管部门、执政党工作不力或不作为的意见表达。例如李刚事件和天价烟事件，若行政机构可以放宽监督途径，将此类事件的发生在萌芽阶段处理掉，或许可以真正实现所谓法律的公正平等，也就不会有互联网上的激烈批判。正是由于人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同的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如果发生在所谓“官富二代”身上，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人格的平等和法律的公正又从何体现呢？群众的心理又怎么能平衡呢？在政府不作为或没有严格执法的情况下，想要了解事情真相的互联网用户就会自发聚集成团体进行口诛笔伐，在长时间没有得到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就会将行政缺失的攻击目标转向社会整体。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也能够理解为网民在面对政府不作为时的一种无奈。
网络暴力的法理维度检视
有关法律原则的初步探讨。其一，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社会逐步迈入权利时代的当今，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各种形式的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逐步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开放。然而就整体来观察，人们在充分重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没有注重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即便有行使权利的迫切需要，也同样存在权利滥用问题。在互联网虚拟平台，网络暴力的权利意识在不断扩散，权利滥用问题十分严重，既导致了互联网虚拟平台的秩序混乱，同样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罗斯福曾经提出，缺少自由的自诩和缺少秩序约束的自由存在相同的破坏性。⑥孟德斯鸠也提出，自由是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权利行使，若一个公民违反法律规定，也就不具有自由的权力，因为其他人同样会具备这一权利。⑦因此，我们在充分行使自身的自由权利时要遵守法律规定，在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若不对权利的自由行使设定标准，那么网络暴力必然会失去管控，甚至会引发现实社会的秩序紊乱。
其二，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公序民俗原则，也就是民法的最基本原则，是评判民事活动的重要依据，一般将该原则视作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具有完善道德体系、填补法律空白的积极意义。在网络暴力中，网络用户通过语言暴力对当事人进行人生攻击，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等行为都与社会公共秩序有所违背。⑧此外网络暴力同样和社会公德有所违背，例如部分网络用户自恃占据道德至高点，辱骂他人，甚至侵犯他人隐私权，导致其所谓的伸张正义实质是一种不良暴力行为，而当事人在互联网平台上毫无还手之力，面临他人的人身攻击，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实质上也是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违背，若网络暴力现象无法得到整治，又怎能保障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呢？法律的公正性又从何体现呢？
有关价值冲突的深层辨析。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就法理学的层次来观察，涉及到多元价值冲突，这同样和国内的特殊国情存在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客体的缺乏等都是导致价值冲突的因素。然而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引发的价值冲突也仅仅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缩影。
回顾我国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个体的自由追求和价值追求，政府长期以来缺乏重视，而社会公民对于自我价值、自由的追求是在不断加强的，其内心追求权利平等、自由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对于进入法治时代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政府要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进而来充分保障人的权利平等和自由。但是，网络平台中的隐匿性质，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缺少对自由的合法限制，因此才要强化互联网虚拟平台的秩序规范，很多网络暴力事件都充分证明了过度倡导自由会对互联网秩序和实际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过度提倡权利行使同样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产生负面影响，这样继续下去，互联网平台就会被网络暴力现象所破坏。⑨超出法律体系的自由就不再是自由，而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现，是违反法律的社会现象。因此需要在互联网平台中设定合法秩序来保障其和谐运行，然而动辄上纲上线，归入刑法处理，同样也是违背自由的。
有关法治生态危害的全面考量。法治生态作为全新的法治观存在有其悠久的演变史。亚里士多德在其正义论中就设定了西方法治观的基础，之后罗马法对其继承和发扬，提出人本法治观，在中世纪的赎罪主义和反生态颠覆后，伴随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演变为功利主义的“科技人文”的法治观。
在网络暴力事件中，网络用户产生的语言暴力、行为暴力，实质上都是在“以暴制暴”，在进行多个网络暴力事件研究后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网络暴力都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实际影响，对于实际生活中的当事人而言影响更是恶劣，网络用户逐渐将其愤怒情绪落实到具体活动。这固然与舆论平台的不实报道和过分渲染有关，也同样和网络平台的传播方式有密切联系，网络平台的特点就是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容量大，大容量的信息传播必然会对网络用户的现实观产生实际影响，让网络用户觉得事件就在身边。
当前，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若不对网络暴力加以整治，人们必然会由于网络暴力事件的不良影响而潜移默化的体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会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法治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人们追求的是良法的严格落实。而若要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必然会遭受诸多因素限制，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在遵守法律要求的同时还需要维护法治秩序。网络暴力的产生既会对网络平台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会逐步延伸到实际生活，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姚春艳：“论刑法中的暴力”，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9页。
②张鑫：“重大暴力阻断机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2页。
③樊亚平：“杨丽娟事件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④张泽波，杨雯雯：“网民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对策探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⑤何白：“网络集群：非理的温床―浅析‘网民围攻’事件中的集群及影响”，《东南传播》，2007年第7期。
⑥汪阵，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社，1998年，第125页。
⑦[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⑧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4
一、符号暴力的新形式：网络语言暴力
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在中国已广泛普及。网络成为了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聊天软件的推出，使得网络成为了人们聊天的重要场所。网络的普及应用，语言沟通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语言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的运用愈加广泛，然而网络语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沟通的手段，在负面效应上，网络语言经常扮演着暴力角色。
微博、互动贴吧和各种形式的网友留言，让网络语言充斥着整个网络，同时网络语言暴力现象也日益凸显。从娱乐界的演艺明星的绯闻到名人的负面消息，从微博名人的造谣互骂到“叫兽”、“脑残”等流行，从不堪忍受网络暴力抑郁到自杀的韩国女星到无法承受网络谣言轻生的中学女生，网络谣言不仅中伤着名人，同时也伤害着普通百姓。据相关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4%的重庆网民在网上曾经被骂过。对于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成因，社会说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网络发言人的匿名性是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有人从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以及网络传播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和“符号权力”能够解释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符号暴力，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语言、文化、思想交流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的“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符号是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可，这种认可是人的意识行为，并通过意愿的交流成为社会人群的共识。从历史角度看，符号暴力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语言和文字出现以后，符号暴力的形式逐渐增多。在现代社会，电脑的发明和因特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场所，作为社交场所的网络，出现了符号暴力的一种新形式，就是网络语言暴力。
二、网络语言背后隐藏的符号权力
以往只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暴力，现在也存在于网络中。网络游戏的暴力让爱好者沉迷于虚拟世界，现实社会各界人士对夹杂暴力的网络游戏嗤之以鼻，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网络语言中的“隐性暴力”，实际上网络语言暴力带给网民的不只有虚拟世界的伤害，更能让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中的伤害。有专家学者曾在人民网撰文，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互联网不能承受之重，可见语言带来的是隐性的和深层次的，并非是想象中的“温和暴力”。网络语言不仅是跨时空的沟通手段，网络语言也是一种传递权力内容的媒介。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网络语言体现出来的不只是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语言中隐含的符号权力关系，其实是各类网民代表其所属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力量关系。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来看，即使是最简单的网络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网络语言总是涉及到言说者和接受者所属的社会团体之间关系，言说者往往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权威，而网络语言接受者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言说者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语言交流中，如果不考虑交流者的社会力量关系，那么很多时候往往理解不了当事人的行为。当社会中发生某女孩因为不堪忍受网络上对其辱骂和攻击的语言而自杀的现象时，人们经常会谴责那些人身攻击和造谣者的个体，同时惋惜青春生命的逝去，对现代社会年轻人心里承受力的担忧。在悲剧事件的发生中，网络语言的言说者实质上在扮演正义者的角色，无形中充当了社会强者，对他人进行指责，网络语言的接收者，在网络语言的洪水猛兽中，自觉的扮演了坏人的角色，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
网络语言背后的符号权力，实际上来源于现实社会。网络语言交流的当事人各自扮演者所属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但是交流者之间互相认可各自角色，并充当了其所属社会团体的发言者。网络语言依靠其背后现实社会的权力，往往能够建立起网络世界的发言秩序。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不应简化为沟通关系，同时也是网络社会秩序的支配方式和手段。网民是社会行为的主体，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当他们受制于网络空间的网络语言时，他们真正受制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和制度，当言语接受者认可网络语言对他们施加的社会压力时，实质上施加他们身上的是一种心理暴力。
三、从语言教育矫正网络语言暴力
语言是社会个体和群体可以自由和充分使用的，语言不会因为人们的使用而被消耗掉，语言可被视为公共载体。语言的背后隐藏着言说者的社会力量，语言交流者的身后是其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团体力量的对比，在注意语言的符号权力关系的同时，也有关注语言的产生过程。所有的语言交流都包含着言说者和接受者，双方直接相互认可，至少认可各自对方言说的权利和隐含的身份力量。言说者在言说时，不仅希望接受者能够理解他，而且也希望接受者能够相信、尊重甚至服从他，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就是“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符号权力行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个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交流，在实践中逐渐清晰了各种语境并能够很好的把握语言。每个社会个体都拥有社会资本和权力去运用语言，即使是力量最小的弱势群体都有权力去言说。语言的产生过程受制于各种语言的教育行动，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语言代表着权威态势；在制度化的教育时期，教育机构的教师语言代表着正确与否的标准，有时教师的语言还代表着价值观的准确判断；在社会交往的言语教育中，当社会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中，无形中吸收了各种形式的语言。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5
“网络暴民”与网络虚拟伦理失范现象
网络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却同时伴随着暴力游戏风靡、信息垃圾泛滥、兴盛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空间上也出现一种独特的群体――“网络暴民”。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人们自由表达观点、尽情发泄情绪，而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网络通缉令”、“网络追杀令”等词，网民通过网络追查并公布个人隐私信息，同时，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魔鬼”般无孔不入的威力，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遭到严重伤害。2006年4月“铜须门”事件之后，《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南德意志报》等欧美报刊相继刊发报道，质疑中国网民的做法是对个人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国际先驱论坛报》更是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原文为《mobruleonChina’sinternet：thekeyboardasweapon》）为题目，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化”现象，③“网络暴民”这个概念由此产生。
网络暴民是指在互联网上因某事件引发而形成的一个网民群体。他们以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符号为载体，对事件当事人及其亲友在网络上进行谩骂、诽谤等人身攻击，同时，极力煽动现实生活中的攻击，以致造成对当事人现实中的侵扰和伤害行为。这些行为的发动者、事件进程的推动者和以相同方式参与其中者，即为网络暴民。
对于“网络暴民”群体，通常是以一定的语言符号、声响符号和视觉符号为载体，对事件当事人及其亲友在网络上进行谩骂、诽谤等人身攻击，非理性的行为极力地煽动着对当事人现实中的侵扰和伤害，从而造成了现实的影响。网络空间中的成员何以借着网络联络感情、沟通意见以及分享价值？作为虚拟空间的一种内在力量，网络虚拟伦理将人与人、人与网络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升为人格化力量，制约着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莱茵戈德（H.Rheingold）认为这根本得益于网络虚拟社区，一群主要借电脑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咨询、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④
伦理道德包含着道德价值取向、思想道德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行为等方面，“网络暴民”群体现象所折射出的网络伦理道德则从认知、态度和价值取向、行为三个层面来体现虚拟伦理价值意蕴。
从认知层面来看，“网络暴民”对网络事件的知觉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传播媒介自身，网络环境下，媒介几乎做到了“有闻必录”，互联网上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传播、是否体现了真实性的原则，都在直接影响着网民的印象与理解，也就是说，网络媒介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网民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在网络里，大家众说纷纭，置身于信息如此庞大的网络虚拟环境中，网民在享受着新兴媒介带来的视听饕餮之时，容易在主体认知上有一定的迷惘，表现出虚拟空间中的道德认知紊乱，比如，无政府主义者盛行、道德相对主义凸显、个人主义推向极致，等等。
从态度和价值取向层面来看，作用于人们认知层面的观念和价值体系，通常会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包括网络媒介在内的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通常包含着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这是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舆论导向功能如果失去应有的引导作用，必然影响网民的心理和态度。对于相关网络事件，由于各方面原因，网络媒介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舆论引导的缺失，在网络言行自由放松的环境下，网民表现出来的自我更接近真实自我，是自我内心的释放与展现，因此，道德虚无主义膨胀，即将个人视为自己网络道德行为的唯一判断者，而怀疑和否定现实道德，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力减弱，甚至为实现内心自我而不顾及他人感受，人际情感疏远，并忽视社会传统规范和礼仪甚至法律。“铜须门”事件、“姜岩博客”事件等都是很好的佐证。
从行为层面来讲，网络不道德行为处处可见。在虚拟空间里，出现大量不规范不道德行为，利用网络公布他人隐私、在网络上进行人身攻击、虚假信息、进行商业欺诈、制造大量垃圾邮件、散布反动言论、传播色情信息、利用病毒或技术盗取他人账号密码等，网民道德责任弱化，传统的社会性人格嬗变，人际关系冷漠，忽视作为社会人的责任感，这些不道德行为在网上虚拟社区随处可见，尤其给青少年网民带来不良的影响，网络虚拟伦理道德行为的失范表现，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网络虚拟伦理与现实伦理道德
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与之相关的网络伦理道德与现实伦理道德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有人认为，网络伦理因其虚拟性的特征，根本区别于现实伦理道德；还有人认为，网络媒介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是社会的人，因此网络主体的关系中贯穿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伦理道德与现实伦理道德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需要现实伦理之外的网络伦理。本文基于对网络虚拟伦理的分析，认为二者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是网络空间虚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源，网络虚拟伦理是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延续。
网络虚拟伦理是一种全新的网络交往伦理。网络虚拟伦理不同于以人的物理身体为基础的面对面的现实社会伦理，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身体的不在场，人们之间的联系始终处于一种匿名状态，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等的影响和制约变得微乎其微，网络一族是虚拟的、不确定的和流动的，这便产生异于现实伦理道德的一种全新的网络虚拟伦理规范。⑤虚拟社区可以让你与有共同兴趣者沟通，也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潜在的兴趣，网络本身并不创造虚拟社区，而是创造机会，让人们在网络空间得以找到想沟通的对象，并真正找到那些与其有共同兴趣的人。⑥现实社会伦理道德评价标准是相对稳定的，而网络空间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人们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从“铜须门”、“虐猫女”、网络暴力第一案到“艾滋女”、“兽兽门”事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网民最初是出于正义的声讨行为，事件中的当事人触犯了人们内心深处相对稳定的现实伦理道德底线。网民的追杀和声讨，只是表明一种态度，表明一种愤慨、失望和强烈的不认同，但是到后来，对现实社会道德的维护发生了质变，部分网民对事物的判断牵扯了一些主客观的因素，搅在一起变成了宣泄的工具，把平常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触犯现实伦理道德底线的一些愤怒、不满转移到虚拟世界中，转移到别人身上，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而此时网民在虚拟社区中对现实伦理道德的维护就变味了。
网络虚拟伦理基于现实伦理道德，而网络空间中因某一事件互动交往的人们更有可能暂时摆脱现实社会中的伦理规范对自己网络交往活动的限制，去除现实世界中的角色扮演面具，显现出暂时亦真实的实际精神状态。在2007年的“雅阁女”事件中，该女子被冠以“网络公敌”，因其先后上传视频“蛮横白领美女自述:我开本田砸你破车”、“工资三千元以下的都是低等人”而激怒网民，“雅阁女”宣称：“我是拜金！收入决定身份，身份决定一切！”成千上万的网民发表评语对她展开口诛笔伐，最多一天，网民评论超过一万条。“雅阁女”的行为是夸大妄想症也好，是“超价观念”也罢，在虚拟空间中，她去除现实世界中的身份角色而如此狂言，不论出于何种缘由，某种程度上是其真实的内心表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构建面具，道貌岸然地面对他人，而在虚拟世界中，对责任与义务的考量，就没有现实世界来得谨慎。”⑦
网络虚拟伦理是现实伦理道德判断的延续，但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伦理道德规范受到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虚拟环境下的道德主体的社会责任感趋于淡漠，不利于虚拟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在网络空间中，道德规范主体在虚拟社会中表现不完整，现实社会中的年龄、性别、相貌、职业、地位等属性在虚拟社会中模糊，取代的是虚拟的文字或数字符号，这给网络欺骗、网络犯罪等不道德行为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实施力量出现分化甚至消亡。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面对面交往，道德规范通过社会舆论压力和人们内心信念起着作用，而在虚拟社会里是人机交流，人们之间互不熟识也能交往，很容易冲破道德底线，发生“逾越”行为，在此情况下，社会舆论承受的对象对个体来说不明确，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从而使社会舆论作用下降，因此，现实伦理道德规范运行机制受阻，对道德行为约束下降，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虚拟伦理，于是更多地取决于自律。
结语
“网络暴民”现象出现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中，它造成的现实客观影响不容忽视，而网络虚拟伦理道德现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分析“网络暴民”现象反映的网络虚拟伦理道德危机之现状，探讨网络虚拟伦理与现实伦理道德的异同，力求最终促使互联网健康发展。⑧
注释：
①马歇尔・麦克卢汉[加]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约斯・德・穆尔[荷兰]著，麦永雄译：《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Howardw.French:mobruleonChina’sinternet:thekeyboardasweap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_r=1
④interviewwithHowardRheingoldByDavidKelsey,oct.1995,
⑤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⑥interviewwithHowardRheingoldBytheproducersofpBSFrontline,Fall1995,
⑦publicLifeinelectropolis:partoneofFeed’sDialogonVirtualCommunities,省略/95.08dialog.省略/china/20091120/103818.shtml
参考文献：
1.凯斯・桑斯坦[美]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曼纽尔・卡斯特[美]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陈昌凤：《做负责的网上公民――由“网络暴民”引发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8(4)。
4.赵瑞华：《从CnniC统计数据解读中国“网络暴民”现象》，《科技咨询导报》，2007(23)。
5.殷晓蓉：《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6
关键词：网络；网络暴力犯罪；侮辱罪；诽谤罪
我国刑法中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有《刑法》第285条、第286条和第287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这些法条将网络犯罪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计算机系统、计算机数据安全的网络犯罪，包括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一类是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其他犯罪。第二类网络犯罪范围很广，涵盖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刑法已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即第二类网络犯罪形式之一――网络暴力犯罪。
一、网络暴力犯罪界定
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暴力犯罪。传统的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抢劫等犯罪。这类犯罪多是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含有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内容。传统暴力犯罪中的“暴力”是能够对被害人产生物理影响的暴力，如果被害人反抗，在行为当时或者后来的某个时间将遭受到人身侵害，暴力内容是现实的、可以感知的。网络暴力犯罪则不同。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媒介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网络世界里人与人之间虽然不能见其面，却能闻其声、观其形，人们心灵的感应来源于言论的抒发与交流。善意的言论使人享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和谐，恶意的言论却使人遭受到心灵的打击与精神的创伤。与使用肢体方式实施的现实暴力犯罪所造成的物理性损害不同，网络暴力犯罪是通过恶性言论方式对被害人的心理、人格、名誉造成侵害的犯罪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12月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侮辱罪、诽谤罪侵犯的正是人格权中的名誉权。因此，根据刑法理论，实施通过互联网使用恶性语言，揭露他人隐私，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败坏他人名誉的网络暴力行为，可以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二、网络暴力犯罪特点
1 隐蔽性。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隐蔽性，“犯罪分子利用计算机的网络化，可以通过计算机终端或电话启动终端进行操作，使危害结果可在网络延伸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即远隔千里实施犯罪与近在咫尺犯罪一样，犯罪跨越省界、国界、洲界都是极其容易做到的。”网络暴力犯罪也不例外。犯罪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任何地点上网散布信息，而被害人虽然能在较短的时间看到此信息却不知道者是谁，身在何处。
2 群体性。网络与其他媒介方式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与迅捷性。网络暴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侵权人并不仅仅是自己在互联网上实施侮辱、诽谤行为，而是通过一些富有煽动性的言论，带动不明真相的网友对被害人联合施暴。因为侮辱罪与诽谤罪属于情节犯，即并非任何侮辱、诽谤行为都构成犯罪，需要一定的严重情节，如侮辱、诽谤手段恶劣、内容恶毒、影响广泛、后果严重等。利用网络施暴所造成的影响要较现实犯罪行为更加广泛，这一特点恰恰说明了网络暴力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3 转化性。转化性即网络暴力转化为现实暴力的可能性。这一点在青少年犯罪中尤为突出。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的网络游戏，其间充斥着暴力、凶杀、色情等内容。玩家都将在游戏虚拟世界中的表现作为衡量自己在所处群体中社会地位的象征，以此炫耀。当行为人通过网络表现得过于优势或者无法达到自己理想状态时，往往回到现实世界诉诸现实暴力解决纷争。网络暴力与现实暴力虽然针对客体不同，但存在转化的可能。
三、网络暴力犯罪的应对困境
1 案例简介。2008年11月15日、16日中央电视台法治频道连续播出了两期《大家看法》节目，题目为《我不是她男朋友》。辽宁沈阳市民张某，接连收到恐吓电话。原来有人在网上以张某名义发帖，称自己是曾经在网上公开辱骂四川灾民并遭网友唾弃的某女生的男朋友，自己出来是为了保护该女生，对广大网民使用了很多挑衅性、侮辱性的语言。同时在网上留下了张某的家庭住址、家庭电话、手机，并称，自己晚上九点以后在家，不服的网友可以来找我等。该帖发出后，众多网友信以为真，纷纷以各种方式将舆论矛头对准张某，其中包括一些过激的方式，严重侵犯了张某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对张某的精神、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张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申辩，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冒充自己。
2 应对困境。张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找出幕后的侵权人，先后向沈阳市网通公司、沈阳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当地派出所、沈阳市铁西区法院申请救助，得到的答复竟然都是不予受理。
网通公司称根据行业规定，他们只接受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在办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普通刑事案件过程中提出的调查协助申请，不针对公民个人设申请；同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客户保密。网络警察部门的答复是他们属于协助调查单位，不直接受理案件。派出所的答复有两方面：一是自己无能力受理此类案件；二是本案尚无客观侵害结果出现，不属于治安、刑事案件，派出所无法立案。法院不予受理的解释是不符合立案条件，该案侵权人或犯罪人还无法确定，确认存在侵权事实或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法院也没有查证此类侵权或犯罪事实证据的能力和义务。
四、网络暴力犯罪应对困境的原因及对策
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该法条共两款，第一款规定了两罪的犯罪构成，第二款是该罪的程序性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种规定在刑法中比较少见。因为现代法治国家一般实行国家公诉主义，即由国家专门机关(检察机关)垄断刑事案件的权。“采取公诉是国家义务的体现，是国家制度发展的结果；可以弥补被害人行使全部或大部分控诉权使国家刑法权难以充分实现的弊端。”所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没有特别规定都属于公诉案件。刑法在规定绝大多数犯罪属于公诉案件的同时，又规定了部分可以由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件。“自诉是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必要补充，是刑事诉讼法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兼采私人追诉主义的产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1)告
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实体规定必须遵循程序性原则。因此，我们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相关规定，再来分析案例中网络暴力犯罪的处理方式。
首先，理论上，侮辱罪和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这只是一般情况，刑法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本案发生显然与国家利益无关。“从本质上讲，一切犯罪都侵犯了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但是，由于立法者对侵害或破坏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经济、人身权利等社会秩序的行为专门在刑法分则中作了规定”，刑法中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一般从狭义理解，特指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犯罪行为。否则的话如果从广义理解社会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社会危害性”就是同义语反复。所以，针对公民个人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构成犯罪的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从程序上符合了自诉案件适用条件的规定。
其次，符合“告诉才处理”这一条件只是满足了表面上的规定，尚缺乏自诉的实质条件――证据充足。现实案例就是被害人到法院申请立案，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受理。法院的做法并没有错误，因为这样的案件受理以后无法审理。所以符合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条件的案件不一定就能实现自诉。从法律规定来看，“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自诉案件的第二个类别，但与其说它是一个独立的类别不如说是对第一类别所规定内容的递进与延伸。因为证据是审理案件最重要的依据，自诉案件也不例外。只符合“告诉才处理”没有证据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强调证据的充足性是第一类和第二类自诉案件都应当具备的条件。自诉案件设立的初衷同时兼顾了情感因素和技术因素，案件本身既涉及到被害人的内心感受，由其自己决定是否；又必须情节简单、证据充分，以便于审理。本案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被害人本人无法收集犯罪人作案的证据。面对这种情况选择排除法可以解决问题，即排除此案适用自诉程序的可能性，按公诉程序解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再次，面对本案中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况，被害人应当继续寻求公力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因此，被害人可以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向检察机关申诉。另外，如果检察机关也不予立案，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自诉案件的第三类情况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但是回到上述第二类情况，法院仍然需要证据。因为法院是审判机关，职责是居中裁判。从公正原则考虑，法院不可能去收集证明犯罪人有罪的证据。因此，本案中的侮辱、诽谤情节如果属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话，离开法定的刑事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五、网络暴力犯罪反映出的问题
1 对网络暴力犯罪不够重视。网络暴力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隐蔽性强、危害性大，单靠被害人个人的努力已经无法与犯罪人相抗衡。公安机关应当提高对此类犯罪行为的重视程度，打击不力只会促使更多的犯罪人采用这种法律风险较小的方法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同时为了防止网络暴力犯罪中的以暴制暴以及向现实暴力的转化，公安机关应当加大对这类犯罪的侦破力度。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7
关键词：网络暴力；形成；缘由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加之各种网络社交工具的层出不穷，互联网深深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网络改变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其所带来的异化失序现象也大量存在。因此，理性认识、研究和把握网络暴力的形成规律，及时引入法治治理模式，科学引导网络舆情，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快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网络暴力的含义
根据《辞海》的解释：“暴力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行为；作为政治学的术语，则是指不同政治利益的团体，如不能用和平方法协调彼此的利益时，常会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网络暴力是暴力的一种新的特定形式，是传统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有学者将“网络暴力”定义为：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从本质上看，网络暴力主要是一种言语性质的暴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敌意行为。从其对象上看，其背后所指涉的对象都是基于某一事件或某个人所引发的连串性或暂时性的公共讨论。但在网络暴力里的公共讨论并不是充满理性平和的交流、讨论，而是充满了恶语相向的文字，这些语言文字尖酸刻薄、恶毒甚至道德低下，已经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正常承受范围。不光是对事件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诋毁，极端者更将这种暴力从虚拟网络延伸到了现实社会中，成为恶性循环。互联网的出现为暴力的泛滥提供了比过去更为便利的条件，与一般暴力相比，网络暴力有着三大特征：“第一，以道德的名义，恶意制裁、审判当事人并谋求网络问题的现实解决；第二，通过网络追查并公布传播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隐私），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第三在现实生活中使当事人遭到严重伤害并对现实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二、网络暴力的形成缘由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以网络为媒介发生作用的暴力，按理说其残暴性应该不及现实暴力。然而，网络暴力在很多情况下借助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多元性等特征而呈现出比现实社会暴力更多的产生机会、更大的参与范围以及更深远的影响。为了认知网络暴力这一异化失序现象，需要厘清网络暴力的形成原因，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治理之道，构建足以预防和应对网络暴力的公共管理机制。
（一）网络的特征与言语的暴力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网络技术，本身就蕴涵着发展和风险的“双面性”，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于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那些网络所与生俱来的特性成了网络暴力产生的潜在根源。网络空间交流的虚拟性可以让参加者拭去“身份”的束缚，加上参与成本低，使得一些网民摆脱道德、法律的“枷锁”，肆意宣泄着现实的不满和压力。同时，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使公众能突破种族、社会、国家的界限，自由平等地参与到任何事件的讨论中来。公众无论身在何处、何时，只要具备上网的基本条件，通过手机、电脑等都能进入网络公共空间以获取信息、交流看法。网络的种种特征为网络暴力的产生提供了主体多元、责任分散的公共空间。在网络暴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无论是言语谩骂还是“人肉搜索”都需要一定的公共领域才能得以表现出来。正是网络的独有特性使得网络空间更易出现暴力倾向，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去抑制行为”。一些在现实生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在进入网络后也可能会变得低俗、粗暴和极富攻击性。
（二）社会转型与公信力的缺失
当下的中国仍处于一个复杂困难且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伴随着“权力的下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我国出现了经济上的贫富悬殊、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加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成为常态以及全球后现代化带来的剧烈震荡，都使得观念碰撞、价值取向的多元以及社会矛盾的更为激化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公民更是对各种信息，尤其是公共信息的需求量大增。今年来，我国虽然在公共事务的公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远远不够。当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便会把信息的获取渠道转向真伪信息并存的网络，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同时，由于社会公信力的缺失，如对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对所谓的“专家”的不信任，加上不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人人自危”境地，使得公众在网络世界里如同现实社会一样无所适从，人们往往以自身的想象或感受去处理周遭的事情，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非理性化。同时由于言论方面权利的不完善，使得网络成为了现实社会矛盾的宣泄地，遇到不公不顺的事都要到网络上去发泄下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暴力便更为具有了市场或传播空间。
（三）网民的低龄化与从众心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公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56.1%的网民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网络公共领域参与者的年轻化与低龄化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网络暴力横行的直接原因。青少年由于心理承受力以及理性分析能力的尚未成熟，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不足，加上青春期躁动的心理和较差的自控能力，在网络上容易脱序失范，于是成为了网络暴力的主要实施者。同时，在网络环境中，由于人类所具有的天生的从众心理，暴力情绪便凭借着文字、图片等媒介在网民中散播开来。网民像被传染一般，失去理性的自我判断，人云亦云，不由自主地加入暴力的队伍之中，正如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到，“感染类似于一种催眠作用，所有的情感和行动在群体中，都具有感染性。在现实环境中，现场亢奋的氛围使得群体成员失去理智的自控能力，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
（四）泛道德化与“沉默的螺旋”现象
网络暴力的产生于泛滥并不取决于者所披露的事件真实与否，而是由于事件或事件当事人触动了大众的道德神经。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由之而衍生出的是公众的泛道德化。群体年轻化的网民容易受周围大众情绪的影响，急于对一件事情下道德的是非判断，而无法真正看清事件背后的复杂关系与原因，加之“沉默的螺旋”作用，使得暴力声讨的态势便成一边倒的难以扭转趋势。在传播学上，“沉默的螺旋”认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8
〔中图分类号〕G6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4）
19―0028―01
21世纪是科技和网络的时代，对人类生活有深刻的影响，先进的网络技术为中学生打开了一个广阔而充满诱惑的虚拟世界，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色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因此，分析和研究网络对中学生的影响，探寻趋利避害的教育对策有着重要意义。
一、网络对中学生的影响
1.积极影响。（1）中学生使用互联网有助于形成全球意识，强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2）互联网为中学生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拓宽了他们的视野。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学生们进行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需要。（3）中学生使用网络有助于扩大交往的范围，促进青春期心理的健康发展。网络上与素不相识的人“零距离”接触，极大地满足了中学生旺盛的表现欲和社交欲。这对于纾解压力、保持青春期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2.负面影响。（1）网上信息垃圾使中学生深受其害。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包含很多虚假、暴力的负面信息，这些意识不良的价值观念，对中学生德育观念的形成和身心的健康发展很不利。（2）迷恋网络世界，一方面挤占了课余体育锻炼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有的甚至挤占正常的学习时间，不利于养成强健的体魄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也不利于学习。另一方面，长时间的上网，也易导致眼睛疲劳和神经衰弱，造成视力下降、情绪不振等疾病。（3）网络不良文化弱化了中学生的道德意识。在各种信息、观点自由表达的网络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追求奢侈等腐朽生活方式以及注重感官刺激的庸俗情趣，乘信息大潮汹涌而来。
二、对策
1.政府要重视网络的影响力，创建健康的网络环境。为了保护中学生的价值观不受到网络上的不良意识形态的侵害，避免色情、暴力等负面信息对判断力低的中学生产生不良的价值导向，政府要加强网络环境的管理，尤其是学校周边的网吧、游戏厅的管理，严厉打击黑网吧，对无证经营的网吧或者经营中以不正当的手段吸引中学生，在网吧中散布色情、暴力、欺诈等不良信息的网吧施以严厉的打击和处罚，并且对学校周边的网吧要不定时抽查，关闭屡教不改的黑网吧，还中学生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9
关键词：群体心理；大众传播；网络暴民
一、集体的“精神统一律”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分三卷阐述了有关集体心理的诸多观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群体的各个方面。但是通读全书后不难发现，勒庞在书中提出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是基于他在正文开头就提出的一个观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1］这是勒庞在书中分析有关群体心理及其特征、成因等问题的根源，有关领袖和民众的论述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聚集成群的人”明确了勒庞群体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群体。正如勒庞所说，这里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1］也就是说，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了一种状态，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个人由孤立的个体存在变成心理群体中的一员，这是勒庞集体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自觉个性的消失”，这是这个论断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勒庞认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1］因此，个人进入集体，就意味着个体的意识和理性的消失，个人进入了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这种个人理性的消失，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最为严重的结果——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勒庞这句话值得挖掘的第三个点——“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由于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个体受群体心理的支配，很容易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打动，表现出许多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有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如果在个体理性的情况之下是根本不会出现的。集体中的个人，失去了自我的意识，任凭暗示、传染等作用支配自己的行为。总的来说，勒庞的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集体的“精神统一律”，即个体进入群体后，自觉的个性消失，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所做出的行为完全受集体无意识的控制，呈现出情感和思想的统一化倾向。
二、国内外学者的评价
（一）国外
勒庞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甚多，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就基本上全盘接收了他的观点。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认为，偶尔聚集的群体“就像在拱廊中躲避阵雨的人群一样”。组成这种群体的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或者人群，或者具体的经济实体，都没有责任的约束，这些都标志着个人的退化和消逝。［2］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理智的。但当我们作为群体的一部分时，便失去了理性，陷入集体的无意识的旋涡。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如帕克、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尽管对“群体无意识”的发现倍加赞赏，认为《乌合之众》“对群体心态作出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1］但在他看来，勒庞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却并没有对它们作出解释，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经济学家奥尔森也提出了不同于勒庞群体心理机制的“个体理性机制”，认为共同利益构成了集体和集体行动存在的目的。奥尔森否认个体性因进入集体而消失的观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他理论逻辑的起点，即个体总是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组成集体并不会改变个体行为的理性特征。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指出：“当个人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2］“无意识的要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集体的、普遍的人类特性”，［2］他肯定了群体中个人意志会消失，屈从于集体的意志，将勒庞的无意识的观点归结为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同时，他也否定了勒庞的观点的绝对化成分，认为勒庞群体心理学“相当傲慢地剔除了集体生活，尤其是群体生活中有意识和理性的一面”。［2］他的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与大多数学者相比，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公正的。
（二）国内
中国学者对勒庞《乌合之众》这一观点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是勒庞集体的“精神统一律”在中国最受关注的时期，由于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勒庞的集体思想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常燕生主编的《社会学要旨》中这样介绍勒庞的思想：“个人在平日孤立之时他的心理常常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但是一旦到了群众聚集地的地方便不觉被群众的意见所吸引而失其自主之力，这时他的心理已成为群众心理之一部分而非复自由独立的个人了。”［3］可见他也认为个人进入群体后，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自觉个性会消失。1929年，时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章益负在《社会科学大纲》中对勒庞进行了评价：“勒朋的群众，是丧失理智而纯粹受行动所驱使的；在群众中，个人的理智，如同沉醉一般，本能失了约束，于是放肆恣睢，异常猖獗，所以群众是蠢拙的。但是因为个人的特性消失，群众的心理反能一致。”［4］而在1949～1979年，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潮。这时候的勒庞，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其思潮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孙本文在1949年之后，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对勒庞的集体无意识思想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心理学派是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的伪社会理论，它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思想武器。”［5］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网络也是层出不穷，勒庞的群体心理学说再次引发学者的关注。熊一丹认为，勒庞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目前来看，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在信息井喷的时代，人们反而失去对信息与观念的思考能力。暗示仍然存在，集体的幻觉也常常出现，否则谣言也不会变本加厉地传播，人们也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常识。”［6］然而，学者刘朋立足于现在的网络时代，指出：“网络舆论颠覆了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状态的假设。网络上的群体不再是一个情绪化集体，而趋向成为个体的相加。”［7］他否认了心理群体会造成个体自觉个性的消失，认为网络上的个体大多是理性的，而不会出现“集体无意识”。
三、勒庞理论的科学性评析
（一）集体“精神统一律”的本质
从以上国内外众多学者褒贬不一的评价中，我们会发现，站在何种的立场、角度去看待勒庞的观点，是影响我们作出评价最重要的因素。有人说，勒庞的群体思想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产生的，时至今日已经不再适用了。但笔者觉得，《乌合之众》的“集体精神统一律”对大众心理细致入微的剖析，还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性的，在大众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应该对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进行定性，从根本上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对勒庞来说，集体是一个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个体进入集体，实际上意味着个体性和个体意识的丧失，支配集体行动的正是那些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本能构成的集体心理或者称为集体的“精神统一律”。虽然勒庞也承认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但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隐藏在所有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力量。因此，“集体精神统一律”的实质是勒庞对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问题的思考。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想要表达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三个方面潜在的核心问题就是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勒庞曾明确指出“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个体不论什么原因被吸纳到了群体之中，无论个体的智商有多高，情操多么高尚，一旦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群体心理就削弱了个体智慧，还减弱了个体本身的特征，异质因素泯没在同质因素中，无意识的力量占据制高点。“集体无意识”理论并不是勒庞的原创，弗洛伊德很早便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将无意识区分为两个层次或部分，即无意识的个人层次和集体层次。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探讨的无意识属于个人层次，即个人无意识，他将进一步探讨无意识的集体层次，即集体无意识。［8］但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绝对不是荣格的复制版。勒庞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更深入地探究了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的内在成因，并系统化、理论化地分析了集体中个人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勒庞的理论中，人类共有的情感和本能是集体心理的唯一基础，这些情感和本能以三种方式创造出集体心理：首先，集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人性中的各种欲望和本能在解除了责任感的压抑后被完全释放出来。后来有学者又将其定义为“集合行为”中的“匿名性”。其次，情感的传染现象。个体的意志与判断力只在个体单独存在时起作用，一旦进入集体状态，集体情感马上会在个体之间相互传播。最后，在集体中的个人易于接受暗示。当个体进入集体时，人们的本能与情感因为责任限制的解除以及相互传染与影响而得到极大的强化，集体心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与冲动，任何暗示都会对集体的情感产生强大的刺激，使所有集体成员都朝着暗示的方向行动。勒庞这三点对群体心理机制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恰恰解释了现代大众传播中许多的产生原因，如网络暴民、网络上的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等。所以笔者认为，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揭示了群体无意识的本质，透彻地阐释了集体行为中个人的非理性因素。这对于研究群体行为和的社会心理机制，为的研究与处置，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
（二）网络时代的“乌合之众”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体验网络世界发声的自由时，不知不觉地成为网络上的“乌合之众”——网络暴民，参与到各种当中，充当了勒庞笔下无意识、低智商、非理性的“刽子手”角色，不仅在虚拟空间里进行攻击谩骂，更有甚者在现实中也会采取暴力行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网络暴民”属于一个极为典型的心理群体。在网络世界中，传播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一方面网民躲在屏幕后面观看着网络上发生的一切，网络上其他人的言论成为其获取信息的来源，呈现出一种被动接受的特征。当在某种重要信息影响下，网民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相同的方向，受到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从而聚集构成一个共同的“心理群体”。另一方面，由于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很容易被大多数人倾向的态度和立场所影响，形成“人云亦云”“随大流”的心理，以寻求一种集体认同的安全感。这时，传播的反馈过程并没有体现出个体的理性和能动性，反而在集体无意识和非理性的作用下陷入“沉默的螺旋”。2006年2月，网友在网上贴出了一组女子踩死小猫全过程的图片，引起了网民的强烈震动。有网友将虐猫女头像制成“宇宙a级通缉令”寻找线索。不到6天，被怀疑和“虐猫事件”相关的三个人的个人资料被网友公布，遭到网络群体的攻击和谩骂。同年4月，一位丈夫声称妻子有外遇并在网上公布妻子和情人的QQ对话记录，痛斥与妻子有染的“铜须”。随后网友“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并贴出“江湖追杀令”。短短几天内，网友查实并公布了“铜须”的真实身份、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并不断责骂和羞辱“铜须”。这两起事件导致当事人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上都遭到声讨、谩骂甚至人身攻击，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对其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以上的“虐猫事件”和“铜须事件”就是两起典型的由网络暴民煽动的影响恶劣的网络。事件中，众多的“网络暴民”在一个偶然事件的引发下，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立刻形成了一个声讨虐猫女和第三者的群体。“网络暴民”既不去调查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不考虑道德审判与惩罚行为的合法性，一味盲目从众地跟随集体的意见。同时，他们在网络中的匿名性使其行为在虚拟空间的包围中产生安全感，这便使得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当事人进行谩骂、诋毁等非常态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他们作为孤立的个体，在理性状态下绝对不会做出的。“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1］当成为网络暴民中的一员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与道德观和价值观相违背的人身攻击，沦为冲动易变、缺乏理性的“刽子手”。由此看来，网络上的“乌合之众”比勒庞笔下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要更具杀伤力。在网络日益频发的今天，众多的学者也都意识到了勒庞群体心理学对分析“网络暴民”成因及危害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网络，避免网络暴民频繁煽动言论、挑起事端，利用网民的群体力量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这些才是我们今后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结语
勒庞的“集体精神统一律”对于分析群体的心态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性，是进行任何群体行为时无法忽视的重要理论。当今时代是一个群体时代，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造就了网络时代的心理群体，现代的大众传播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关注群体的力量。因此，勒庞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非理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从而更好地解决现代大众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形成良性、健康的传播氛围。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7，10.
［2］塞奇•莫斯科维奇（法）.群氓的时代［m］.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9，200.
［3］常乃惪.社会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27：90-91.
［4］孙寒冰.社会科学大纲［m］.上海：黎明书局，1929：41.
［5］孙本文.社会学文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124-125.
［6］熊一丹.解读群体心理——读勒庞的《乌合之众》［J］.新闻世界，2014（8）：291.
［7］刘朋.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的特征：乌合之众的反叛［J］.现代传播，2010（11）：167.
网络暴力的含义篇10
什么是语言暴力?许多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语言暴力是英语violencelan-guage的翻译，指激烈的言辞。语言暴力的内涵十分丰富，而传媒语言暴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低俗
低俗是比较宽泛的说法，含有粗陋、肮脏、浅薄、庸俗等多重含义。在我国，大众传媒主要充当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宣传比较正面积极的观点，尤其是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历来被视为权威或主流话语的象征，其语言也是严谨优雅的典范。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传媒由神坛走向了民间。又伴随娱乐化的趋向。不雅之言充斥于媒体，低俗用语泛滥成灾。
在这方面。八卦周刊、都市报、娱乐版等是滋生低俗语言的沃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恶俗之言更是肆意风行，由此推出了近期开展的全国性“整治网络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关闭了一些传播色情和低俗内容的网站，对存在大量低俗内容的网站进行曝光。
古代书刊讲究雅言、正声。当今媒体因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必然要贴近世俗，运用一些坊间俚语，甚至方言土语。然而，世情化的媒介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亲民色彩，却也包含了很多的粗俗成分，杂有许多污言秽语。造成低俗的语言暴力。当然。“俗”和“雅”也并非是冰火两重天，通常也说“以俗为雅”、“雅俗共赏”，但如今走向恶俗的传媒语言已经在严重挑战着观众的审美底线，误导年轻一代的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媒体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多一点文化内涵，正确使用规范典雅的语言文字，以提升媒介的形象。
色情
低俗和色情往往结伴而行。色情是黄色新闻的一大内容，是传媒暴力语言的重要体现。黄色新闻大量运用煽情主义的浅层次感官刺激手法，集中渲染、夸大报道耸人听闻的色情、暴力、犯罪等新闻事件。黄色新闻最初兴盛于美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获取广告收入和利润，类似的黄色新闻、色情语言遍及报刊和网络。
网络聊天室、手机短信常常出现淫声秽语，黄色网站更是裸地宣扬色情。据我国互联网中心的最新统计。全世界至少有70万个，而且每天以200至300个的速度递增：我国网民70％是30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约46％的未成年网民涉猎黄色网站。互联网上色情泛滥，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害。
相对于虚拟世界中的网络纵情。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涉黄广告则通常采用较隐蔽的手法，如某太太口服液广告词“每天送你一位新太太”，也融合了低俗与色情的成分。这些广告词显然是利用汉语谐音双关或拈连的修辞手法，但有意创设模糊概念，从而产生歧义，引起公众的注意，误导消费者。
粗暴
这类语言暴力是指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性的言词，致使他人精神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伤害。当今传媒，这类攻击性的言论也比比皆是，似乎引领了语言暴力的潮流。从表面上看，语言暴力没有直接伤及人的肉身，但危害性却比行为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不仅侵犯了某一个体的人格与尊严，还破坏了公众的道德文明。
报刊语言暴力化倾向较明显的是体育板块。体育报道、赛事解说为了引人入胜，增加语言的生动性，不时地使用一些暴力化语言。原本公平的竞争演化成了武力的斗争。不时传来“杀声”阵阵。知《广州日报》(2009年1月17日)在报道一球赛时说：“斯马什・帕克昨天完成了在CBa的第一场比赛，他上场32分钟，得到了9分、2个篮板球、2次助攻和5次抢断，而且他在比赛中还曾经去对位防守邦齐・威尔斯。这名技术全面的前nBa球员，似乎浑身都是刀，但在第一场比赛中却没有想好用哪一把。”同样是体育新闻，《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25日)体育版：“在金州勇士主场。‘皇帝’詹姆斯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勇士。他在终场的绝杀让骑士以106比105战胜勇士，继续领跑东部联盟。”如此看来，每场比赛都是一场厮杀。即使是日常的新闻报道也有暴力化的成分，如《广州日报》(2009年1月18日)在报道一市民去自动柜员机取钱。结果现金没取出来，银行卡却被吞，还冒出一张已取款的收据这一事件时，冠以了“神经atm不吐钱却出‘已取款’收据”的标题。“神经”是广东当地泄愤、骂人的口头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实在有辱斯文。
在网络论坛上，狠话、咒语更是司空见惯，一些负面的新闻或帖子一经在网上披露，流言蜚语或指责谩骂便铺天盖地，甚至还有网民发出网上“追杀令”。危机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们谴责“3・14”拉萨骚乱中烧的不法行为，不满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而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国家遭遇的干扰，Cnn嘉宾卡佛蒂的出言不逊，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之情；于是，有人创建反Cnn网站，举行示威游行，发动网络签名和抵制家乐福行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暴力言论，如当在巴黎遭遇抢夺火炬的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公开表示反对抵制家乐福时，由先前被称为“民族英雄”、“中华女神”、“圣火维纳斯”、“史上最美丽的火炬手”，马上被骂为“脑残”、“汉奸”和“卖国贼”。体育报道中的暴力语言远离了体育精神。愤激的言论冲垮了民族热情，泱泱大国应有谦让、雍容的气度，传媒首先要放弃语言暴力，重塑良好的人文环境。
歧视
传媒中频见的歧视性用语也是语言暴力之一，歧视分布于不同的领域，如性别歧视、身份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职业歧视、种族歧视等。
性别歧视主要集中于女性身上。或认为女性附属于男性，是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或将女性作为观赏的对象，重视其外表修饰；或将女性视为男性犯罪的根源，如“妙龄女”、“女”、“贪官妻”、“乡下妹”、“出轨妻”等就有这种倾向。电视广告也有许多歧视女性的现象，如某太太口服液的广告词“婚姻出现不信任，是因为女人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