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1
2009年11月26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巴西访问时表示:“碳市场、碳排放、碳金融、碳汇、碳元、碳循环……,对这些新名词,要认真研究,使中国从一个碳排放大国转为一个碳资源大国。”而在稍早前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曾就“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提出政策建议。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业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时代。
开征碳税路线图
碳税(carbontax)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课征的税收。碳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今后我国将把“碳强度”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的具体细则有望于2010年出台。
日前,财政部财科所碳税课题组对开征碳税及相关问题的建议报告已经上报国务院相关部委,碳税开征时间表或因应中国政府对外宣布的最新承诺和严峻的环保形势而提前推出。财政部的具体建议是,作为碳税开征前的准备,2010年对资源税进行改革,由过去的从量计征改为从量与从价计征、并适当提高有关化石燃料税费率,理顺我国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2012～2013年择机开征碳税。资源税改革后,由于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消化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因此需要这样一个过渡期。据测算,资源税改革后,煤炭价格将上升23.1%,消费量同时减少6.9%。在开征碳税的同时,为因应二氧化硫、废水等排放的环境保护要求,在2014年或之后可考虑出台新的环境税政策。环保部建议,在碳税开征之前的3到4年,应先公布碳税实施日程和税率,供企业和消费者在投资时考虑。
关于税额税率,财政部财科所碳税课题组和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均建议,碳税开征初始阶段,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课征10元税费,其后逐年提高至每吨100元。而商务部表现的较为谨慎,担心开征碳税较早或税额较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冲击,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对于民众生活使用的煤炭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暂不征税,人们没有异议。环保部建议,对石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汽油和国内航空燃料等能源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征收标准依该能源的含碳量而定。同时,设立不同税种以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使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以及热电联供系统产生的热、电资源的企业实施富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
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计划,今后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乐观的估计,我国从2028年开始碳排放会出现零增长,到2036年则会出现负增长。
碳税的经济效应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近日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中称,如果考虑中国减少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减少国内对能源产业的投资而增加对一些新兴产业投资所带来的效果,征收碳税对GDp带来的损失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带来正面影响,对抑制能源价格也将产生积极作用。从各能源品种、各部门对终端能源需求总量减少的贡献量来看,煤炭的贡献量居各种能源之首,其次是油品、热力和电力;工业部门对减少能源需求的贡献最大,其次是交通、民用、服务和农业。据相关部门测算,开征碳税10年内,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趋缓,碳税的减排效果将会达到20%。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2
近日，在第三届地坛（低碳的谐音）论坛上，被聊得最多的就是2013年中国如何做好这笔新的“生意”。
市场手段促减排最有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发现，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从那时起，人类就决心要减排。
1997年12月，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在2008～2012的5年间，39个工业发达国家必须将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削减5.2%。其中，欧盟为8％，美国7％，日本6％，澳大利亚8％。
有了总量控制的要求，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再逐一给自己的企业规定每年有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权利。所谓碳交易，就是当一个企业在规定时间里排放的碳有剩余，而其他企业恰好又超过了规定的值，于是，出钱去购买排放权。
为什么要以市场的方式来促进碳减排？
“实事求是地讲，气候变化只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性很强的话题，是人类自己迫使自己要作出改变的一个政治计划。在保增长、促就业是主旋律的时候，低碳、气候变化显得很苍白，20多年来围绕气候变化看起来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李俊峰坦言。
“只靠企业的自觉，难以做到碳减排。”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杜少中指出。但相较于行政手段，碳交易的成本低一些，效率高一些，也避免了政府的过多干预，企业还可能因此获利，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企业超出了在配额允许的范围内排放，那就只能花钱去为多排放的那部分买单，而有的企业减排成果显著，卖出的碳排放换来的资金也可以作为企业自身积极改进技术减排所花费成本的一种补偿。
中国碳交易将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
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履行强制减排义务的只是发达国家，所以，目前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只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减排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而且同样的减排效果，发达国家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而事实上，气候是全球性的，无论在哪个地方实现了减排，最终都实现了减少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效果，因此，发达国家排放超标的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抵消，也是被允许的。这也就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一个灵活的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
早在2005年，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中标了一个水电项目，它跟火电相比，二氧化碳的排放为零，一年减少的排放量就是10万吨。
但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而言，当时的项目投入资金有些难以承受，全靠自己肯定是亏损的，虽然舍不得，但还是不得不考虑要转手。
后来，在中介公司的帮助下，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在联合国成功注册了CDm项目，国外买家日本住友以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左右的价格，把这个水利项目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买下来，从而抵消自己在国内的减排任务。福建通达水电有了这笔资金，也弥补了一部分自己的亏损。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高级经理王阳告诉记者，在碳交易这个领域，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香饽饽。截至目前，我们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中有800多个项目获得签发，签发量和减排量都处于全球第一。项目主要涉及水电、风电、生物质资源利用等等。
不过，王阳表示，随着中国减排成本的提高，作为大买家的欧盟已经基本确定从2013年将重点转向欠发达地区比如非洲国家进行CDm项目开发。“未来，随着中国强制减排任务的到来，中国企业的碳交易将转向国内市场。”
碳交易怎么玩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已经占到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0%，二氧化碳排放占到世界近1/4，但是GDp产出却只有世界的10%。也就是说，我们产生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一倍以上。尽管中国不是《京都议定书》强制减排的国家，但是压力着实不小。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由于发展的需要，未来几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可能还是要增加，因此我们不能承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但是我们可以承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中国已经正式宣布，到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40%～45%。
有了总量控制的目标，从2013年起，北京、天津、上海等7个地区也将正式开展碳交易试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可以买卖了。
杜少中告诉记者，在北京，纳入碳交易市场进行强制减排的都是些污染大户，年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在1万吨以上的，大概有400家左右。
而对交易组织者而言，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方法制定配额，每个企业每年究竟可以分配到多少碳排放量才是合适的？事实上，这也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
分配多了，人人都不会超标，没有减排压力，也没有交易了；分配少了，减排压力过大，也制约企业的发展。
王阳说，在欧盟，碳价已经从几年前的20欧元降到了现在4欧元，正是因为其第一阶段的配额发放太松了，而且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企业规模不断缩减，碳排放自然而然就降低了，因此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也就跌入冰点了。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3
内容摘要：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
关键词：碳交易低碳经济《京都议定书》科斯定理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简介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
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议定书》便是碳市场的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他规则从《议定书》中衍生，如《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比1990年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确立交易规则。当然也有的规则是自愿性的，没有国际、国家政策或法律强制约束，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环保责任。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
碳交易产生的根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
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中国碳交易短期受挫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和低碳经济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上台之后把清洁能源经济列为振兴美国经济，提升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案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二是建立起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系统，发展出新型的碳金融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可与石油期货市场相媲美。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
碳交易把原本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本质上，碳交易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国外碳交易的发展状况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11日，全球共有696个CDm项目成功获得在UnFCCC执行理事会（eB）注册，预期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可达到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目最多的4个国家，占据了全球CDm项目总数的75%。从项目的年均减排量来看，中国每年可以产生647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额的44%。
到2008年，活跃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加拿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类型分布中，基金占34%、私营企业占58%、政府占8%。市场上最活跃的买家来自英国，他们大部分属于私营的金融机构；其次是意大利，主要是意大利电力公司。
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做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此外，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商机，陆续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淘金”。
中国碳交易的发展状况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估计到2012年年底，这两家公司将获得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此项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规模每年将达到1000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2005年12月19日，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伞型碳基金签订了总额达7.75亿欧元（折合9.3亿美元）的碳减排购买协议。这笔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能帮助这两家中国企业在未来七年中每年减少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自2006年10月19日起，一场“碳风暴”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刮起。掀起这场“碳风暴”的是由l5家英国碳基金公司和服务机构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求购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英国气候经济代表团。这些手握数十亿美元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权的国际买家，所到之处均引起了众多中国工业企业的关注。
2009年8月5日，中国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诞生。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结论
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经过多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坤民，潘家华，崔大鹏.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worldBank，2003.CapacityBuildingfortheKyotoprotocol（workshopReport）.washing-ton，DC：theworldBank，2003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4.环保部.《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2008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4
全球变暖指的是在一段时间中，地球的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近一百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至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一百年前上升了0.48℃。根据ipCC的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大约1.4℃至5.8℃。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共同合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之后，哥本哈根会议为达成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一线希望。
一、落空的哥本哈根会议
（一）哥本哈根会议的概况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已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为期两周。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参加了本次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会议最终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摄氏2度以内。提出全球减排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尽快封顶，但无定下年限。要求各国在2010年2月1日前，向联合国提出2020年减排目标，但未提及2050年减排目标。所有新兴经济体必须自我监察减排进度，并每两年向联合国汇报。国际人员可以在不损害国家的前提下进行监督观察。未来三年内发达国将提供300亿美元，当中欧盟、日本及美国将联合出资252亿美元。在实际延缓气候变化举措和实行减排措施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求。这些资金将有多种来源，包括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双边和多边筹资，以及另类资金来源。多边资金的发放将通过实际和高效的资金安排，以及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平等代表权的治理架构来实现。此类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来发放[2]。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已收到55个国家递交的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和控制承诺，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占目前人类总排放量的78%。
（二）我国期望下一个“哥本哈根会议”的来临
我国正处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减排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始终坚持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在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并一直坚持减排立场，同时也期望发达国家不要强制剥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权利。根据《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我国在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通过研发新工艺、开发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尽力节能减耗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我国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可见，我国已经以减少碳排放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了减缓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我国也同样采取了积极应对态度。我国在不接受强制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已经承诺自主确定的减排行动目标并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目标挂钩。虽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会议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各国更加积极的表示促进全球气候合作的意愿，并期望尽快促成下一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
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温室气体尚未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内
大气中具有温室效应的某些微量气体,包括Co2、CH4、n2o等30余种。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也是生物正常生命活动的最常见的代谢产物。由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前后迅速上升，至1950年前后，上升曲线已几乎成直线态势。二氧化碳含量从一千年前的280ppm（每一百万份中占一份），上升至两千年前后的360ppm，升幅高达28.6%。全球的平均气温从1860年到2000年这短短140年间，已上升接近1℃。但至今为止，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定位为污染物。
（二）我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基础
碳排放交易，即碳汇交易，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一种虚拟交易。即因为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该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标准的时候，可以采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从而降低发达国家本身总的碳排量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3][4]。碳汇交易应有其相应的交易基础，同时受到政策和法律的指引。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目前碳汇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参与主体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而碳汇交易的主体是国家。国内企业尚不具备碳汇交易的主体资格。同时，由于我国不承担强制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尚不具有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条件。
（三）缺少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
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购买节能减排指标，需经联合国认定，方可卖给西方大企业冲抵他们的减排指标。目前，联合国只规定了在三大类别的项目之间进行碳排放交易，一是甲烷的回收利用。二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三是绿化工程。要实现碳排放交易，首先要明确总体的碳排放量，其次要将企业用于冲抵碳排放量的方式转化为可以准确测量的具体形式。如，建造碳汇林。我国的森林虽然较丰富：“要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目标”。但是，目前国内的对于碳汇林的保护仅停留在政策方面，与其配套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备。
三、完善我国碳排放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温室气体应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内
温室气体是国际减排义务要求主要对象。因此，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将温室气体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在这方面上海、江苏等地做出了初步尝试。根据《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档审批报告（金）（一）（暂行）》的规定，建设项目产生的二氧化残、粉尘、烟尘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许控制在浦东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针之内。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二氧化碳属于污染物质，应受到美国《清洁空气法》的调整[5]。可见，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列为大气污染物，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综上所述，我国应在法律规制中明确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属于大气污染物，为落实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的承诺：“自主确定减排行动目标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目标挂钩”奠定基础。
（二）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法律体系，扩大交易主体范围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动员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签订之后，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日益蓬勃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各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国内的清洁发展机制项CDm所产生的碳减排量以及相关衍生品提供基础和平台。但至今我国并不承担减排任务，暂时不需要建立国内私权利主题间减排交易平台。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碳排放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参与主体应是国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其法律经验也可扩展到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如我国的电力行业建立火力电厂二氧化碳排污交易。我国已经着手开展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管理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排放权交易机构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有相关规定。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我国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是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大国，我国很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因此，我国现在应该采取主动，根据我国国情，积极构建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将碳排放交易主体扩大到企业以及个人。2011年11月11日公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政府首次在部级正式文件中对国内碳市场进行表态。这也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支持。另外，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造林和再造林碳汇项目，可为我国林业发展引进国际资金，也有助于推进我国林业发展的机制创新。
（三）完善我国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功能有偿化，需实现森林碳汇产权化，并完善我国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首先，宪法应明确环境容量资源即碳汇林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其次，在物权法中应增加关于碳汇林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具体规定。第三，建议在《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中，增加有关林权及森林碳汇交易制度的内容。综上所述，我国应从宏观政策导向到法律制度保护，实现我国发展森林碳汇建设。这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自愿减排承诺的具体行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对策建议
引言2003年2月，英国工贸部了《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的绿色经济，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其基础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求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云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现况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国内一些省市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云南省，发展低碳经济优势突出，潜力巨大，因此，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展状况受到了国家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1.云南省支柱产业低碳经济发展状况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低碳产业的支撑。
按照低碳产业概念，烟草产业、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旅游产业是低碳产业，电力产业中水电也是低碳产业，云南五大支柱产业中有三个半属于低碳产业范畴。矿产业也在积极寻求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1）烟草产业
烟草业是一个环境污染相对较小的行业，但基于国家和省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烟草业自身的改良也在不断进行之中。抽烟产生的有害物质有4000余种，其中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尼古丁，焦油等，那么如何降低卷烟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含量就成为烟草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燃烧一支香烟，最终进入空气的一氧化碳约为90mg，二氧化碳约为135mg。05年我国销售香烟19328亿支，因此，由于吸烟进入空气的一氧化碳约为17.4万吨，二氧化碳约为26.1万吨。一氧化碳进入空气最终会转化为二氧化碳，也就是说每年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为43.5万吨。新品云烟“如意”是云南红云集团成立后回馈消费者的第一份厚礼，其在烟标上首次印有环保标志，根据国家局有关规定标注：烟气一氧化碳量13mg。以此类推，如果我国销售的香烟都为“如意”，那么，云南省将为全国每年减少37.2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电力产业
云南省煤层气资源约4240亿立方米，抽采1亿立方米用于发电，可实现节能量9.5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21.375万吨的二氧化碳；“十一五”期间，示范完成电机系统节能改造示范工程1600项，其中完成600台高效节能电机替代落后低效电机，600台套风机、水泵低压变频改造，50台套高压电机变频调速改造。目标是年节能14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31.5万吨二氧化碳；燃煤工业锅炉节能改造工程，计划年节能22万吨标准煤。云南省电力产业40%靠火力发电，如果采用节能改造工程，将年减少49.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3）矿产业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6
碳交易，全称“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目的是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简单地说，就是多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从少排的企业那里购买配额。碳交易与碳税等行政减排手段相比，具有减排效果确定、更能针对特定行业、灵活性更强、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减排积极性等特点。
碳交易必须由第三方进行认证，只有经过认证后，二氧化碳才能真正成为商品进行买卖。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例，必须在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温室气体减排量核证之后，交易才能进行。
我国继深圳首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后，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碳”市场也有望开闸。无意中掘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第一桶金”的福建小水电人，谋势而动，酝酿抱团抢滩“碳”市场，以期获得额外的收益。
掘来“第一桶金”
福建是水电大省，水能资源相当丰富，居华东之首，被誉为“全国小水电摇篮”。
到2012年年底，福建省建成小水电站（单站装机容量5万千瓦以下）近7000座，总装机容量达704万千瓦，占全省已开发水电的62.6%。福建省小水电行业协会秘书长陈立言说：“目前，全省小水电年上缴税金达6亿多元；小水电形成固定资产，市值在1000亿元左右；全省小水电多年平均年发电量达280亿千瓦时，可代替煤炭1120万吨，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791.6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84万吨，减少排放炭粉尘761.6万吨。仅一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一项，社会每年至少可获得生态效益35亿元。”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小水电为福建省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虽说如此，我省小水电站普遍感到生存困难。”陈立言说，主要表现在小水电上网电价长期偏低，效益低下。在诸多不利因素制约下，点多面广的小水电行业在利益博弈中显得势单力薄，也造成近些年来，小水电新增装机几乎没有增长。
但大多数小水电业主仍选择了坚守，等待好时机的到来。
机会终于悄悄来临。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福建小水电行业积极介入国际碳排放交易（CDm），以期获得额外“收入”。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境外减排机制中发展中国家能参与的好机会。发达国家为达到《京都议定书》限定的量化减排指标，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环保合作，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后，发达国家可获得等量排放权。
福建省小水电行业协会副会长、闽侯县兴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兴源水电”）董事长李弥余，是业内较早试水CDm的小水电业主。
“2002年公司投资2.3亿元建设了20兆瓦旺源水电站，由于上网电价偏低，造成入不敷出的状况。正在彷徨之际，刚好参加了一个省水电会议，在会上得知小水电站所产生的碳减排量，可进行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经多方寻找买主，终于在2007年11月23日，兴源水电与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碳减排量购买协议。”李弥余说。
从那以后，兴源水电开始向联合国有关部门及国家发改委申请、核查，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成为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于2010年6月获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
“2010年6月10日至2011年6月24日，碳减排交易量约8.57万吨，每吨10.3美元――这是与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的第一笔交易，收到碳减排收益款500万元。这也是福建省小水电站碳排放交易的第一笔收入。”李弥余说。
此后，福建省不少小水电站也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3月，福建省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共有113个，其中水电项目就有近60个，购买方多为德国、英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的企业。
“不过，受欧债危机影响，近两年来，全球‘碳’价低迷。目前，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报价每吨成交额约5欧元，与第一笔相比相当于‘斩腰价’。若按此价出售，扣掉相关税费，赚不到什么钱。所以，2012年以来公司未再出售碳排放权，而是一直囤在手里观望，等待市场回暖。”李弥余坦言。
碳减排量年值16亿元
“眼下，虽然国际碳价‘跌跌不休’，但国内碳市场交易却是一天比一天火热。”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自2011年11月开始启动，确定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和深圳市等7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2013年6月，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交易。据报道，自2013年6月18日启动以来，该所交易量超过12万吨，交易金额逾800万元，近期稳定在80元/吨。而上海、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于2013年11月26日、28日相继启动交易。
同时，福建省也在酝酿建立碳交易所。据了解，日前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与联合碳资产公司、厦门赫仕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已签约，三方共同建设厦门碳交易所。根据协议，投资三方将先期设立厦门碳交所筹建办公室，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有关碳汇经济项目和成立碳交所的扶持政策。联合碳资产公司在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设立办事处，争取联系超过100家大中型企业加入厦门碳交所的自愿减排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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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于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还在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在客观上有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源于气候变化不单单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由上述气候变化问题的特点可知，地球大气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气候变化产生的变化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而它的解决也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者某个国家地区所能单独完成的，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另一方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困难还源于对它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碳排放进行限制，但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看，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的消耗又必然要进行碳排放，这是不可逾越的规律。因此，要限制碳排放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消费模式，关闭或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产业，这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上都有非常的难度。自从人类意识到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人们就开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减缓气候变化进行积极的尝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和规模巨大。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合作，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气候公约》于1994年3月31日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方。《气候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自公约生效以来，缔约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的温室气体种类、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幅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之后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等等，这些条约的签署就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以及各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达成了初步共识。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和条约签订。1992年6月11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实施，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批准实施，2010年3月9日批准实施《哥本哈根协议》。另外，我国还和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宣言，如《中国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备忘录》、《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气候变化合作的备忘录》等。下面对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中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做一下梳理。
1.《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气候公约》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不同的义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中所有缔约方共同的承诺，该承诺包括:第一，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第二，制定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或者区域计划。第三，促进控制温室气体技术的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第四，促进可持续地管理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第五，拟订和详细制定关于沿海地区的管理、水资源和农业以及关于受到旱灾和沙漠化及洪水影响的地区，特别是非洲的这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等适应气候变化的综合性计划。第六，在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中，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考虑进去，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七，研究、观测和数据。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和其他研究、系统观测及开发数据档案，目的是增进对气候变化的起因、影响、规模和发生时间以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在这些方面尚存的不确定性。第八，提供有关履行公约的信息。
2.《京都议定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促使附件一系列缔约方采取政策和措施并规定这些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的限度和排放削减时间限制，同时还重申除确认《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外，不要求非附件一缔约方做出新的承诺。不过，《京都议定书》还规定，考虑到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同时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应当编制符合成本效益的国家方案，国家方案中应当载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京都议定书》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需要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3.《哥本哈根协议》中我国承担的义务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到期，2012年至2020年第二承诺期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气候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旨在为各国确立2012年至2020年温室气体中期减排目标和2020年至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协议》未能对发达国家设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却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新的义务，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哥本哈根协议》根据公约“第4条第1款和第4条第7款、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实行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包括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按照附录Ⅱ所列格式向秘书处递交的措施”②并且向全球公开其减排进展情况，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减排措施“每两年将通过国家通讯方式进行报告，而且所报告的结论在报告国所在国应当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下承担的义务可以概括为:第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义务;第二，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第三，应当采取适当的减缓行动;第四，就其减缓行动每两年进行一次报告;第五，所报告的结论应当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承担的义务较发达国家来说要少许多，由于国际条约没有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所要承担的采取气候变化的减缓性措施，而且还规定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其有关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义务的有效履行④。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的碳转移。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和本国对碳排放的限制，往往把含碳密集型生产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碳转移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因其劳动力优势和环境准入门槛较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碳转移的最大输入国为发达国家的含碳密集型生产转移买单。有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2］。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在替全世界排放，这个事实使得我国在碳排放限制的国际义务分担上应当减轻。虽然我国有减少承担国际义务的充分理由，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后，我国承诺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自主减排责任。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数上削减40%～45%，这属于自愿减排行动，不属于强制性义务。按照“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各缔约国有义务和责任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承担和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而通过国内立法采取措施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是缔约国自觉履行国际义务的表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履行条约规定，我国于2007年6月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9年8月通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决议》，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2011年3月16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一章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题，明确指出要“坚持减缓和适应变化并重，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该章分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三大部分内容，明确指出要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观测和影响评估。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当今全球最棘手的环境问题，需要环境法对其进行规制。因此，加强气候变化立法研究，对气候变化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已经成为环境法面临的新使命。
现行《环境法》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能为力
我国的决策者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必须要现在就采取行动。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更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可能因为有《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而永远与发展中国家无关。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我国环境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主要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新问题。从我国自身来说，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更大的排放空间。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看，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的消耗又必然要进行碳排放，这是不可逾越的规律。发达国家经过两百多年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已经完成工业化，而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改善国民生存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必然需要进行大量的碳排放，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或阶段。有学者的研究认为，碳排放的需求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量的约束。人均排放量经过了一个低收入、低碳排放，继而随着收入提高而碳排放需求增加，到高收入低碳排放的过程。同时指出大约在人均收入达8000美元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便开始下降［3］。所以当前我国为了国民的生存发展必然对碳排放空间需求更大。免责期有限，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虽然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是在《巴厘行动计划》中第1(b)(ii)款中已经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技术、资金和能力支持时，应当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排行动。哥本哈根会议后，我国承诺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自主减排责任，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数上削减40%～45%。虽然这是我国承诺的自愿减排行动，不属于强制义务，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免责期已经非常有限，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从外部的形式来说，我国的国际压力逐渐增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发达国家已经将减排的焦点瞄准中国。有一些国家认为，要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的最终目标，必须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4］。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多年来在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一直想让中国正式承担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义务，美国甚至以此作为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同时，在一些由发达国家倡导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会议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作为重要议题，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国内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保护运动，也在有形无形地给中国增加压力。
综上所述，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直接压力在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初期，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摆脱贫困，但是减排就意味着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但是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以及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又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一难题。气候变化问题虽然近来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比起其他的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问题、土地污染问题等这些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和生存的环境问题而言，气候变化由于具有不易观测、测量和长期性的特点，所以比较容易被忽视。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不确定性最大、对策最复杂和最紧迫的问题，但由于它不如水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等直观紧迫，并且对气候变化问题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防治措施在实施上会面对许多困难阻力。这种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法》)是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环境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的。《环境法》在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具有“综合基本法”地位［5］。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法》应当对基本环境问题的应对有所反映。但是目前的这部法律却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具体的和紧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
1.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没有反应到《环境法》立法中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法》，是基于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制定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这个时期的环境法还处于污染防治法时期，主要是对应对环境公害和其他环境损害而做“末端”治理⑤。该法第一条指出，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考察《环境法》，全文共47条，没有一条内容涉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这和我国《环境法》颁布于1989年，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始于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国《环境法》制定时气候变化问题还没有如此急迫有关。同时也和我国环境法制定时对该法的定位有关。1989年《环境法》是在1979年《环境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制定而成，当时立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防治工业污染，因此该法主要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对自然生态保护重视不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时至今日在我国都还没有被明确界定为大气污染物质，更不要说是二三十年前人们的认识水平。依据《环境法》制定的专门规范大气污染物质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可能造成大气污染的行为和排放物进行限制，包括对有害物质和放射性物质排入大气进行限制，虽然该法也对燃烧煤炭进行限制⑥，但只是为了防止粉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排放。《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并没有对什么是大气污染和什么是大气污染物质进行相关界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大气污染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污染的现象”。将大气污染物按存在状态分为气溶胶状态污染物和气体状态污染物，其中，气溶胶状态污染物主要有粉尘、烟液滴、雾、降尘、飘尘、悬浮物等;气体状态污染物，主要有以二氧化硫为主的硫氧化合物，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合物，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氧化合物以及碳、氢结合的碳氢化合物。我国的法律没有采取iSo的划分标准，没有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质，所以《大气污染防治法》没有对造成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进行限制，虽然该法的部分法律规范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如第9条规定“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第25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进城市能源结构，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但是这些规定也只是对清洁能源进行鼓励、推广，并没有对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进行直接的限制。
2.气候变化应对内容缺失由于现行《环境法》是一部污染防治法，该法没有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进行规制，所以《环境法》确认的环境基本制度也都没有将二氧化碳作为规范对象。这些内容上的缺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环境质量标准不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依据《环境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氮氧化物(nox)、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铅(pb)、苯并［a］芘(B［a］p)、氯化物(F)等污染物的浓度值做了规定，但是该环境质量标准中不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国务院总理2012年2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修订的标准调整了污染物项目及限值，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⑦，但是新的环境质量标准仍然没有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纳入。
(2)环境监测制度中，监测对象不包括二氧化碳。该法第11条对环境监测制度做出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和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环境状况公报。”该监测制度是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根据环保总局2007年(当时还没有更名为环保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的规定，监测项目分为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其中必测项目包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氧化碳(Co)、臭氧(o3)，选测项目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铅(pb)、氟化物(F)、苯并［a］芘(B［a］p)、有毒有害有机物⑧。不管是必测项目还是选测项目都没有将二氧化碳列入其中。
(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范围狭窄。《环境法》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依据该法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于2002年颁布实施。《环评法》第2条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定义做出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第4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该法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环评涉及的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所影响的环境因素或生态系统是否包括二氧化碳，但是实践中都没有将规划或建设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作为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4)排污登记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都不涉及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法》第27条、28条对企事业单位规定了排污登记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第27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第28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同时还对水污染的排放做了特别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另有规定的，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执行。”但是由于二氧化碳在我国目前的身份仍是“白”，还不属于“污”，所以关于排污的规定也不适用于二氧化碳。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环境法》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不仅表现在环境法的立法理念滞后、对气候变化缺乏制度安排，而且还体现在其现有的一些制度对气候变化应对造成了阻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气候减排方面备受瞩目。中国是否有决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缺少综合性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体制、机制产生负面效应。
环境法怎样才能有所作为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得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第一大挑战，低碳发展也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我国需要在立法和决策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把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放在优先环境事项的位置上，认真考虑如何主动适应短期内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趋势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减少造成气候继续恶化的因素。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也多次提到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⑨。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年到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当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碳排放进行限制。所以气候变化应对的重心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实现需要法律给予规范并且法律被严格遵守和执行。尽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性义务，不参与国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我国却自愿进行碳排放控制，提出2020年碳强度降低40%～45%。自主减排义务的实现不仅需要政策上的重视还需要在法律上给予肯定。我国现行环境法以应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该法主要是针对一些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规定，诸如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等，这与我国目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不相符，所以，原有的以应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的环境法必须要有新的变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首先，要转变环境法立法的基本理念，由应对污染防治的法转变为对生态进行全面保护的法。立法定位上应当是体现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方针政策的环境基本法。由于该法是国家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的集中体现，所以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气候变化的应对必然有所反映。转变环境立法理念首先要转变人的思想理念。要摒弃那种认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我国做出单方面牺牲的想法。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国不仅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造成了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而且我国还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控制温室气体不是我国对世界做出的牺牲。如果非要说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的“牺牲”。有些学者以“目前我国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同时我国“幅员辽阔，适应温室气体的潜力巨大”，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势头为由，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时不应当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纳入立法修订任务［6］。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极易把我们推入全人类利益的对立面。当然我们说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是说在气候变化中就不考虑国家利益，我们的控制是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的控制，是符合我国当前减排能力的控制。因应二氧化碳对大气成分的改变进而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法应当对造成气候改变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规定。
其次，要在环境法中对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做出原则性规定，以立法形式肯定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和措施。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很多都已经在环境法的配套法律法规中做出了规定，并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如《节约能源法》通过制度建设包括确立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评价考核制度、电力需求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单位能耗限额标准、能效标识管理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对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公共机构节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作出明确规定，以降低单位GDp能耗。2005年2月颁布并于2009年8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通过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政府性基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森林法》确立的限额采伐、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面积、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加强森林经营管理、预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等法律制度对增加森林碳汇、减缓气候变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环境法的配套法律法规的设置都不是直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都没有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对相关内容加以规定，所以这些法律法规取得的成果要在环境基本法中予以确认。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市场、绿色碳基金；林业碳汇
中图分类号：X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3―0095―03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1.“碳汇”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
1.1 温室气体增加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指出：2005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为379ppm，远远超过工业革命之前的280ppm。预计未来20年，每10年全球平均增温0.2℃，如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2000年水平，每10年仍会继续增温0.1℃；如以等于或高于当前速率继续排放，本世纪将增温1.1～6.4℃，海平面将上升0.18米～0.59米。有些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的出现频率与强度增加。该报告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8～4℃，海平面升高18厘米～59厘米。
第四次评估报告称，过去5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与人类大规模使用石油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有关。因此，有效控制人类活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或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碳汇”定义为：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相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就称之为“碳源”。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主要是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和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汇)，即增加碳汇。于是“碳汇”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2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
遵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鉴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已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历史事实，《京都议定书》要求签约的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即附件一国家)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为有效实现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制定了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三种灵活机制，帮助附件一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义务。
清洁发展机制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吸收温室气体的项目。项目所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完成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指标；排放贸易是指那些已经完成了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可以把超额完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卖给其他发达国家；联合履约与清洁发展机制原理相同，只不过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开展的项目合作。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这三种履约机制中，清洁发展机制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能使发达国家以低于其国内成本的方式获得减排量，又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清洁发展机制被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
1.3 林业成为碳汇的重点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条款中，充分认可森林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因此，在第一承诺期内，把造林再造林列为唯一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碳汇项目，即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到发展中国家实施造林再造林项目，所获得的碳汇(碳信用额度)，可用于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避免削弱环境效果，《京都议定书》规定在第一承诺期内，附件一国家每年从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获得的减排抵消额不得超过基准年(1990年)排放量的1％。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至此，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正式启动并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1.4 森林的碳汇功能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这个过程就是“汇”。因此，森林具有碳汇功能。森林的这种碳汇功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稳定乃至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发挥重要作用。森林以其巨大的生物量成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适应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森林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森林管理，提高现有林分质量；加大湿地和林地土壤保护力度；大力开发与森林有关的生物质能；加强对森林火灾、病虫害和非法征占林地行为的防控；增加木材使用，延长木材使用寿命等都将会进一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固碳能力。而且，通过植树造林方式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活动减排的成本。
2.国际碳市场发展概况
2.1 国际碳市场产生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催生了国际碳市场。由于碳信用指标可以跨越国家界限进行交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形成了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京都市场”和不以履约为目的的“自愿市场”。近些年，由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以及国际各类“碳基金”的推动，国际碳市场发展较快。2007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量与交易额分别为2300万吨与7200美元
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国际碳市场的交易量有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
2.2 国际碳市场中的碳汇交易
碳汇交易是国际碳市场中的组成部分，但规模很有限。2006年，森林碳汇(碳信用)交易额只占到“京都市场”的l％(摘自美国林业者协会(theSocietyofamericanForesters)的报告)。因为目前国际碳市场特别是“京都市场”中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减排项目，既减少排放源的项目，如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甲烷回收等；而林业碳汇项目由于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环节和要求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大部分附件一国家如欧盟、加拿大等不接受“京都规则”的林业碳汇项目。截至目前，全球通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批准注册的林业碳汇项目只有2个(中国和印度各一个)，其中第一个是“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而在“自愿市场上，林业碳汇项目相对较多。”一是一些
区域性气候变化政策的要求。如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政策，允许工业能源企业通过购买造林产生的碳汇来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二是一些环境组织或者企业自发倡导，也包括一些个人自愿参与的活动，出资直接造林或者间接购买造林累积的碳汇，树立企业环境形象、展示社会责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市场准入政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变，各种自愿购买碳汇的行为会越来越受到环保组织和一些企业的重视，国际碳市场的碳汇交易总体将呈现上升趋势。美国的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到2012年，森林碳汇在国际碳市场的比例将可能达到10％。
3.我国碳汇林业发展现状与意义
3.1 碳汇林业概念
中国虽然目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森林植被的恢复和保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8.6％增加到现在的18.2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全球的森林资源呈下降趋势，但亚太地区的森林是增加的，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每年净增加森林面积300多万公顷，弥补了其他地区的森林高采伐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建设现代林业，发展山区林特产品、生态旅游业和碳汇林业”。所谓碳汇林业即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的林业活动。也就是要遵循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增加森林碳汇功能、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为目标，综合运用市场、法律和行政手段，促进森林培育、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的林业活动，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固碳能力；同时，鼓励企业、公民积极参与造林增汇活动，展示社会责任，提高公民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气候意识；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功能和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大规模植树造林不仅提高了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吸收固定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我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3亿吨，两项合计51.1亿吨。全国森林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同期工业排放总量的8％，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作出了重要贡献。
3.2 清洁发展机制碳汇项目
作为全球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目即“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为全球林业碳汇项目作出了有益探索。该项目于2006年11月获得了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批准，成为全球第一获得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下再造林碳汇项目。项目通过以混交方式栽植马尾松、枫香、大叶栎、木荷、桉树等树种，预计在未来的15年问，由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按照4美元／吨的价格，购买项目产生的6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目前，购买碳汇的资金已按年度到位。该项目的实施，为周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迁徙走廊和栖息地，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有效控制项目区的水土流失，为当地农民提供数万个临时就业机会，40个长期性就业岗位，有5000个农户从出售碳汇以及木质和非木质林产品获得收益。
3.3 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建立与运行
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增长对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的需求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平台，既能增加森林植被，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又能以较低的成本帮助企业志愿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为企业自身长远发展抢占先机。这个平台就是2007年7月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共同发起建立的中国绿色碳基金。截止2008年底，中国绿色碳基金已获得3亿多元人民币，在全国10余个省区完成碳汇造林200多万亩，预计今后的10年可固定二氧化碳1000～2000多万吨。
此外，一些个人也积极捐资到中国绿色碳基金造林，以吸收自己日常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消除碳足迹”。为了充分体现生态服务市场的概念并与普通的公益捐赠有所区别，国际上将这种行为看成是一种“购买”二氧化碳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的出资造林是有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是森林固定的二氧化碳。因此，凡是捐资到中国绿色碳基金的企业和个人，所造的林木都要按照规定的计量方法计算碳汇，并且在网上予以公布。目前，中国绿色碳基金在“中国碳汇网”上为企业和个人都建立了“碳信用”账户；个人捐资可获得公益性免税发票、购买凭证(表明买到碳汇的数量)和车贴。目前个人捐资已在北京八达岭林场营造了碳汇林。
3.4 我国发展碳汇林业的重要意义
当前，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森林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功能与作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工造林大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不仅保护和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也为全球减缓气候变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林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实施碳汇林业项目，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意义重大。一是充分发挥我国林业在当前和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中的独特作用，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二是加快我国林业与全球热点问题、特别是国际森林进程的结合步伐，进一步提升我国林业地位；三是拓宽林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改变生态建设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格局。引人民间资金参与植树造林，探索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同时推动我国森林生态服务市场的发育，补充完善国家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四是有利于推进我国造林质量管理激励机制的建立。通过碳汇交易的额外收入，激励造林者“种一棵、活一棵、成才一棵”，为推动现代林业的发展和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功能与作用，作出积极贡献。
注释：
①ipCC作为国际气候变化问题评估的权威机构，于1990、1996、2001、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
②造林是指在过去50年来的无林地上开展的人工造林活动；再造林是指在1990年1月1日以来的无林地上开展的人工造林活动.
③世界银行.国际碳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R].2008年报告，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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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9
全球不断变暖的事实正在融化美国布什政府的立场。6月18日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称，不久前结束的G8峰会将成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转折点。G8同意今年开始就2012年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展开谈判。这对于全球碳交易市场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碳资产，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既非商品，又未见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0年前《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1992年，国际社会为了抑制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效遏止气候异常变迁，在地球峰会之际，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宣示将管制“人为温室气体”的全球性排放。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目前已经有140个国家和欧盟批准了该协定书，但美国与澳大利亚并未批准该协定书，同时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在内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碳交易机制。在此框架下，国际碳交易的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逐步形成。配额市场源于京都排放三机制中的排放贸易机制，主要限于承担减排义务的公约附件缔约方，即主要是发达国家。交易量来自京都议定书授予的碳配额，在这些国家之间自由交易；而项目市场主要源于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Ji)。“Ji类似于CDm，主要区别是交易主体只能是发达国家。”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刘德顺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都是利用碳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只是货源不同。”
欧洲先行
尽管布什政府最终退出了《京都协定书》，但是在全球气候政策上，欧盟再一次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政策。这不仅是欧洲半世纪以来尝试走出美国阴影、彰显独立所必须展示的姿态，同时也是担负全球气候变暖责任的道义和贸易制高点的双重要求。
今天，欧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碳交易市场。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首先开始碳交易时，碳排放权的价格为每吨5欧元左右，此后开始上扬，2004年达到6欧元，到2006年4月上旬，每吨价格超过了31欧元。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总额达到280亿美元，为2005年的2.5倍，交易的二氧化碳达到13亿吨。其中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eCX)2006年的交易量超过前一年的4倍多，达到4.5亿吨。
欧盟气候变化战略的特征是通过市场机制，尽可能降低成本，完成《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的目标。为了实现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也为了在2008年启动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中占得先机，2003年10月13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的Directive2003／87eC为共同体设立了一个自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帮助欧盟完成京都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在中长期将持续发挥作用。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一种“上限－贸易”机制，包含近12000个来自燃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实体，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近一半。欧盟排放贸易机制分两期进行。从2005到2007年最初3年为第一承诺期，对各成员国以及被法令包括在内的设施运营者来说这是一个“边干边学”的时期；从2008－2012年开始的第二承诺期，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同步。欧盟排放贸易机制中规定的配额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自由贸易，1个配额（eUa）等于1吨二氧化碳。而且大部分配额是免费分配的，分配方法考虑了历史排放、预测排放和部门排放标准等因素。
举例来说，英国被允许排放7.36亿吨二氧化碳，这个额度又被分发给英国超过1200家的工厂。公司分配到的排放额度是基于它们目前的排放量和目标减少量。如果一家公司或者工厂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允许额度，那么，它就可以将余下的额度放到新的排放市场上出售。反之，如果一个工厂的排放量超出了它被允许的额度，没有符合标准，为避免罚款，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2年多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第一年情况看，企业的履约率很高，其中英国的履约率超过99%。整个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下降。只有爱尔兰、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丹麦与规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其他国家都已趋向完成目标或者增加额外措施就可趋向完成目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推动了基于项目的京都机制的投资，如清洁发展机制下面的一些项目。另外，企业管理层对控制温室气体的认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氧化碳不仅仅是企业环境主管关注的事情，更是企业财务主管和Ceo要考虑的问题了。
由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依据欧盟法令和国家立法建立在企业层次上的机制，仅管理工业设施的排放，而《京都议定书》是政府间谈判达成的，对国家的排放总量设定减排目标，因此，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京都议定书》的关系是相互独立运行。
为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进一步降低欧盟企业的履约成本，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积极与其他排放贸易制度进行连接。当前只能与《京都议定书》附件B国家的排放贸易制度连接，如加拿大、日本、瑞士等国的etS，与其他机制连接需要通过双边认可，例如美国州一级的排放贸易制度。
CCX例外
与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大多数国内企业不同，北京神雾热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扮演技术输出者的角色。2006年4月，公司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第一家中国企业会员。据了解，公司在化石燃料节能燃烧方面的技术和产品研发水准居于国内同行前列。
“加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既可以提升公司形象，同时对于拓展公司业务也有很大好处。”负责北京神雾公司在CCX交易的阮立明博士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公司已按照CCX的要求，完成了减排项目报告的编写，报告通过了CCX专家委员会的审查，二氧化碳减排量待CCX确认的机构核证后，即可以正式进场交易。
阮立明博士透露说，目前公司每年二氧化碳的减排量近600万吨。如果所有减排量都能通过核证上市，按照现在CCX二氧化碳的交易价格每吨4美元计算，其潜在价值是2400万美元。阮立明同时表示，这部分收益必须和客户--即采用北京神雾公司技术和设备的公司共同分享，实现双赢，这样也可以取得客户在减排项目审查过程中的积极配合。
“中国需要持续性发展，这包括发展自己的环境政策、发展自己的环境市场。通过和私营企业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对企业的减排和节能方面可以做什么。”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桑德尔博士表示，对于国家而言，基于市场的交易机制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体系的补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排放权交易就在二氧化硫减排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桑德尔博士认为，中国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认识非常超前，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而且对于此类问题有了科学的认识，对于CDm和碳信用交易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在中国新兴的环境市场中，规模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像中国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果没有多行业参与的“限量与贸易”（cap-and-trade，不同于CDm所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交易）提供的灵活性，往往不能有效地管理日益增长的环境威胁，例如温室气体排放等。
据了解，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3年，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具体来说，就是允许那些已经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国家，将自己多余的减排份额有偿地转让给那些达不到减排目标的国家。该交易所现有会员近200个，分别来自航空、汽车、电力、环境、交通等数十个不同行业。
开展的减排交易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在具体交易过程中，CCX交易会员的减排量需要事先得到交易所的认可，才可以挂牌。以二氧化碳交易为例，规定以每100吨为一个交易单位，进行买卖。历史数据显示，自CCX成立以来，二氧化碳的交易价格在每吨0.7美元至5美元之间不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减排策略为计划性的逐年减量计划，规定2003年到2006年，所有的成员均承诺在这四年间，各成员必须分别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低于1998到2001平均排放量的1%(2003年)、2%(2004年)、3%(2005年)及4%(2006年)，如果不能达成目标，将处以相应的罚金。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亦属于配额交易市场模式，交易成员如果提前实现减量排放，则可以将多余的指标出售给那些不能达标的企业，指标的价格将透过竞标方式确定，具体交易于2004年正式启动。
与欧洲气候交易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属于自愿加入的民间组织，其成员为一群有共同减排信念的公民社会团体，同时在交易过程中引入中介业者，使得交易更为透明、可信。
有专家指出，CCX目前是起步阶段，是否能符合预期成效，以落实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值得追踪与研究。
中国的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卖家，中国2006年在CDm框架下所出售的减排额占全球的70%，但是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排放权交易所。除了港交所正在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外，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更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希望与中国合作在北京建立交易所的说法进行了否认。
6月初中国政府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作为首个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中国迄今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最全面的回应。马凯在宣布这一方案时表示，发达国家在率先采取行动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建议篇10
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增长
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碳排放的主要的来源。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数据表明,1952～2007年期间,因化石能源消费,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加了51倍。图1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之间,呈现出一个指数型耦合相关关系。三条曲线处于高度重合或平行状态。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增长和碳排放增长倍数之间的变动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影响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碳排放系数,和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强度等等。
例如,图2中的第3项与第6项(eneRGY/GDp),是生产单位GDp的能源强度指标,这个指标,客观上是对产业结构、生产技术的描述。技术进步,结构转型与优化,必然减低能源强度。第4项(GHG/eneRGY),是单位能源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称为排放因子或排放系数,与产业结构无关,但与能源结构和能源中的碳含量有关。新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综合能源的排放因子,是影响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
1952年,我国煤炭消费的比重超过了90%,到2009年,总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消费总量仍占到了69.9%。由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数高(见表1),所以,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决定了我国单位能源消费,具有高碳排放特征。2006年,我国综合能源需求为24.627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3亿吨,综合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2.152,碳排放系数为0.5869。
我国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强度,近年来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决定中国碳排放高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单位GDp产出所需的能耗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碳排放高增长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呈正相关关系。1959～2007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经济总量,分别增长了49倍和67倍,相应地,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加了51倍。
李善同等在假定2010～205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从3%降到2%,能源利用效率每年提高3%～2.5%等条件下,设定基准情景,对我国未来能源消费需求与碳排放做了系统的分析与预测。
从表2可见,虽然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处于迅速改善状态,能源结构也越来越变得低碳,但由于人口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45年以前,一直保持增长。由此而导致的碳排放总量在2045年以前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201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5.09吨,到2045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达到8.98吨。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分布特征
2006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4.05吨。2007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4.99吨,比世界的平均水平高出0.29吨。中国区域的碳排放强度分布,具有以下区域特征: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呈一带两区分布格局。(见图3)。
西部地区,为中碳排放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4-8吨之间,围绕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上下变动,范围包括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个省、自治区。中部地区,为高碳排放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10吨以上。范围包括四川、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省、自治区。
东部地区,为高低碳交错排放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0~10吨之间。范围包括沪、浙、闽、海南、广东、广西、冀、晋、豫、皖、苏、渝、鄂、湘、滇、川、黑、鲁、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全国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西北高东南低,呈带状梯度分布格局。(见图4)。
东南沿海地带,为低碳排放区,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0～2.5吨之间。范围包括沪、浙、闽、海南、广东、广西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中部地带,为中碳排放区,万元GDp排放在2~4吨之间。范围包括冀、晋、豫、皖、苏、渝、鄂、湘、滇、川、黑、吉、辽、青海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京津与黔冀是中部地带的特例。其中,京津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0~2.5吨之间,而黔冀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4吨以上。
北部地带,为高碳排放区,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4吨以上,范围包括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内蒙古等个省、自治区。
主要受人均GDp不同的影响,单位GDp的碳排放水平,与人均碳排放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别。如贵州,人均GDp水平低,所以,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高。
中国各地低碳减排压力状况
与“G8+5”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碳生产率位于较低水平,2007年中国碳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法国的6.8%。由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国的碳能源排放系数较高。在“G8+5”国家中,2007年中国的碳能源排放系数仅低于印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0.73吨Co2/吨标准油。中国低碳减排压力,来自于中国我国碳排放总量,在2010年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达到1.39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各地碳减排压力,取决于各地碳预算亏损与盈余的程度。碳预算亏损地区,存在碳排放负债,减排压力大,碳预算盈余地区,存在碳排放空间,减排压力小。
从图5可知,全国碳预算亏损与盈余的省份分四大类:一类是碳预算大幅亏损省区,主要是山西与内蒙古,两个重要煤炭资源输出省、自治区。二类是碳预算小幅亏损省市区,包括上海、辽宁、天津、河北、山东、宁夏等省市区。三类是碳预算接近亏损省市区,包括北京、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海南、浙江等省市区。四类是碳预算盈余省市区,包括甘肃、陕西、江苏、重庆、福建、湖北、云南、江西、河南、广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等。
中国低碳发展情势与问题
2009年11月2日,国务院总理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时表示,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是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坚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但是,以丹麦为首的西方国家却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仅不理中国政府的建议,而且脱离巴厘路线图,在气候峰会上,背着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抛出所谓丹麦议案,置中国于不义,置发展中国家于不利。
我国代表团在总理总理的领导下,联合与团结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勇敢地与西方国家集团进行博弈,抛出了新方案,挫败了对方的阴谋。最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以我国主导的气候方案取代丹麦等发达国家方案而结束会议,赢得了谈判的主动权,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由此,引爆2010年中国低碳热。
“两会”热议低碳经济
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在“两会”期间,收到了大量有关如何落实我国减排承诺的低碳经济议案。九三学社中央有“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民盟中央有建议适时开征碳税的提案。到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两会”热议中国低碳经济达到高潮。《报告》全面总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一步阐明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会上,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低碳经济”这个词是这一届政协委员提案当中的关键词。
大多数“两会”代表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力度,是我们推动科学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在以低碳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新一轮国家竞争力角逐中,谁领先一步,谁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成为国际市场最大赢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未来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前景,也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我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尤其是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仍有较大增长需求,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需要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环境保护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发展目标,解决目前存在的环境和发展矛盾,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最佳选择。
民间低碳活动风起云涌
“两会”以后,我国民间低碳活动风起云涌。其中,影响面较大的主要活动类型有:
创立“低碳联盟”
武汉首批54家企业签订“低碳联盟”,共同倡导生产加工与产品质量以低碳为准绳,做“绿色低碳企业”。绿色低碳企业”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主要产品服务质量水平高、组织质量保证能力高,绿色环境管理与绿色能源利用水平高,社会权益保护、节能减排指标好。低碳企业培育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汉阳分局成立了低碳专家组,帮助企业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实现节能降耗增效。为低碳企业培育,邀请技术含量高的中关村节能公司,为武汉企业设计、组织与实施低碳方案。
主办低碳论坛
大自然地板(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创办“零碳联盟”,在上海世博园零碳馆主办“零碳在中国”领袖论坛。通过购买碳汇及种树等形式,大自然地板(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了国内制造行业首家“零碳”企业。
签订自愿节能减排协议
江西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及所属企业,向九江市政府签署自愿节能减排协议,承诺模范遵守国家节能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并计划于2010年底前淘汰辖区内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以2009年为基准,到2010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实现下降6%,万元GDp能耗降低到0.275吨标准煤;到2012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实现下降12%,万元GDp能耗降低到0.255吨标准煤。
综上可见,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国家、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到低碳经济中来,节能减排更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2010年可以堪称中国低碳经济年。
城市低碳发展已经起步
城市是国家与区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国家与区域经济向低碳转型过程中,城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碳排放大国,而中国城市是低碳减排的主力军。因此,城市低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低碳发展正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地方城市政府是低碳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与推动者。但各地的做法各有不同特点。这里仅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做法进行介绍。
西宁:环境工程引领低碳经济西宁以环境工程引导低碳经济发展,开展了“煤烟型锅炉综合整治”、“违法排污企业整治,保障群众健康”,等环保专项行动,完成了29公里长的南川河、湟水河治理,修建了近10公里长的滨河游园,形成了近200万平方米的水面,增加绿化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新建了湟水森林公园、鲁青公园、南凉虎台遗址公园、浦宁友好公园和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开发餐厨垃圾与“地沟油”回收利用项目。从2008年6月开始,每天集中处理全市近3000家餐饮企业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100余吨、废弃油脂约3吨,树立了餐厨垃圾变废为宝的“西宁模式”。
中山: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中山市将培育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把新能源产业打造成中山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支柱产业,将中山建设为广东省新能源产业基地、全国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目前中山市已编制出《中山市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和《中山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10年版)》。中山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还联合主办中山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宣传推介中山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
重庆:建造节能低碳楼宇重庆市渝中区政府与西门子签订了建筑节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积极探索利用西门子领先的节能楼宇技术和解决方案,推进渝中区的节能减排工作,把渝中区打造成重庆市“低碳经济”的示范窗口。
随州:建筑倡导绿色节能随州市城市建筑倡导绿色节能,大力推广新型材料的应用,走“低碳经济”之路。主要行动有三项:一是自2006年以来,重拳打击粘土砖厂。截至2009年年底,该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已关闭粘土砖厂5家,推广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砖12亿标块,节约土地1980亩,节约标准煤7.44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711吨。二是推广使用太阳能光热系统提供热水。市烟草公司综合楼顶,面积达125平方米的太阳能光热系统已经安装完毕,并配备了空气能热泵系统,在连日阴雨天和冬天阳光不够强烈时提供热水,1年平均有10个月不需要其他能源,节能率达70%以上。三是申报省级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目前在建的长盛大厦,按照节能65%的标准设计,采用太阳能光热光电系统、雨水回收系统、空气能系统等国内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每天可提供35吨生活热水。
成都:打造“零碳成都”品牌成都正在实施打造“零碳成都”城市品牌工程,发展低碳经济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做减法”就是让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各个企业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化;“做加法”就是要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非碳基能源的开发、研发,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理论上“零碳成都”欠科学,实践上“零碳成都”目标难以实现,但是,作为一种愿景,还是十分美好的。
镇江:打造太阳能产业基地镇江规划做大做强薄膜太阳能产业,打造中国建材光伏产业基地。目前,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实行战略合作,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在镇江开发建设1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型太阳能房屋,形成全国最大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和tCo玻璃生产能力,设立太阳能应用研究院,从源头开始,把整个薄膜太阳能产业链完全打通,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好的产品,建设新能源应用研究基地。
金华:设立异地开发区金华市在当地经济开发区内划出一片土地,设立异地开发区,给地处上游区域经济欠发达的磐安县开发,所得税收等收益均归磐安县。在异地开发区内,金华市委市政府充分授予磐安县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分期给予磐安县开发空间,由磐安县人民政府组建开发区管委会,独立行使园区内的县级经济管理权。园区内的建设管理也由磐安县开发区管委会自主实施。但园区总体规划、税收等经济政策,要与金华市区接轨,避免不协调和不公平竞争。土地征用由金华市开发区统一组织实施。
2009年,金华异地开发区内企业为磐安县创造了1亿多元的税收,提供了1万余个就业岗位,区内企业的员工多数是磐安人。同时,磐安县原来乡乡镇镇办工业,境内生态环境处处受威胁的局面,得到极大改善。目前,磐安县已成为“部级生态示范区”,森林覆盖率达75.4%,98%的河道水质保持在i类标准,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i级标准。
延安:试点“太阳能屋顶”建设为发展低碳经济,延安市政府出台了《延安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扶持太阳能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从今年起,延安新建建筑施工图须审查备案、从材料的购买到安装完成都将有专门部门进行检测。不但要采用供热分户计量、按量收费,而且还将大力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延安规划局综合办公楼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是全省第一个“太阳能屋顶”试点工程,计划一次性投资735.56万元,年限内维护费90万元,寿命25年,建成之后年发电量约为232449度,相当于标准煤83.68吨的发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约220吨。延安市的国家机关、学校、宾馆、医院等公共建筑,也将成为太阳能光热光电技术的首批推广对象。全市城镇区域内新建12层及以下住宅和新建改建的宾馆、酒店、医院、公共浴室、商住楼等有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统一设计和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
潍坊: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展基地潍坊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打造胶东半岛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生产基地。电源结构已从单一煤电,向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并举的方向发展。自2009年初,昌邑、滨海、安丘等风电场并网发电,同时昌邑生物质发电项目和沼气发电项目等也并网发电。装机容量为22.4万千瓦,预计年底达到48万千瓦,年可发电12亿度,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
深圳:投放“减排节能”电动车电动出租车投放市场,标志着深圳在全国率先进入电动汽车元年,也标志着我国出租车开始进入电动车时代。深圳比亚迪自主研发的e6纯电动车采用了“绿色之芯”et-power铁电池,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百公里能耗为21.5度电左右,相当于燃油车能耗费用的1/3至1/4,充满电后可以跑300公里左右,是目前世界上续航里程最长的纯电动汽车。深圳已有40辆e6电动出租车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是全球首个正式运营电动出租车的城市。
天津:发展集中供热,贷款节能减排近年来天津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协助符合条件的天津市企业争取国外优惠贷款,加大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等领域投入。天津将利用法国开发署4000万欧元贷款建设大任庄项目,总投资7.6亿元人民币,规划建设装机容量700兆瓦热源厂一座,53公里一级热水管网和82座小区热力站。项目建成后替代小锅炉房,每年可节煤13.8万吨、节水21.8万吨、节电1000万千瓦时,能减少灰渣排放量1.4万吨、烟尘排放量57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2200吨。
主要问题
纵观中国城市低碳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各地低碳经济发展策略与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大部分城市没有低碳发展规划就开始行动,有行动的城市项目选择定位不当,公共投入不计成本,国民福利浪费严重。
例如,上海世博园太阳能发电应用项目,创下了世博历史上“太阳能发电应用规模之最”。但由于太阳能发电技术还处于示范阶段,发电成本每度2～2.5元,比目前水火发电成本高1.5～2元。“高价”太阳能的应用,需要高额政府支出与补贴。这必然导致国民福利的损失。目前,太阳能发电越多,国民福利损失越大。太阳能发电工程实施过早,资本锁定闲置浪费越严重。
现在,国内的一些公共太阳能示范项目,如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发电供热,投资大,效果不好。北京十渡风景区太阳能路灯的地面亮度,远不及初十的月亮。白天好看,形成了路灯风景线,晚上仍然漆黑一片,老百姓称之为浪费工程。
延安规划局综合办公楼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注定是全省第一个财政与公民福利浪费工程。因为每度电的发电资金成本高达4.5元(不计利息),国民福利浪费约2690万元。延安是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地区,如果太阳能发电项目在全市推广,还不知对政府财政造成何种负面影响。
中国区域低碳发展战略方向
要从区域与城市市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探索适合各地自己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
1.开展低碳发展规划研究,构建全国低碳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如何发展低碳,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低碳发展规划。明确低碳发展目标、定位、原则、方向、任务、重点项目、时序等等。应结合节能减排工作,鼓励城市建立低碳经济示范区,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实验低碳城市公交系统等,为公众深度参与创造便利条件。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动员,进一步倡导企业和公民开展绿色生产,绿色经营,绿色消费,实践低碳生活方式,特别是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等。碳排放强度应纳入城市“十二五规划”中。根据规划,各地区、各城市的政府部门应制订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明确低碳试点发展的区域与地点、项目与行业;开展行业或流程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标准统计工作,规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筛选和推广国家重点低碳技术及示范工程。
2、改革节能减排指标分配制度,提高区域统筹减排效率
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到2010年的年末即将完成。它是以2005年的不变价,以2005年作为基数,单位GDp能耗降低20%。对不同的省市区来说,这个目标责任的分配是有区别的。海南,,“十一五”国家给的节能减排目标是12%,吉林省分配的任务最重,是30%,大多数省区是15%～20%之间。“十一五”期间目标责任分配的原则是“谁能减”,而不是“谁有责任减”。
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目标的分解,“十二五”期间应该落实25%～30%,“十三五”期间应该落实15%～20%。因为,越到后面,节能减排难度越大。
“十二五”期间应该落实的25～30%,仍然按不同省区责任有别的原则进行分配。不过,分配原则必须是“谁有责任减”与“谁能减”相结合。只有改革节能减排指标分配制度,才能提高区域统筹减排效率。
全国碳预算亏损与盈余为识别“谁有责任减”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其中,碳预算大幅亏损省区,山西与内蒙古,应承更大的减排责任,碳预算小幅亏损省市区,包括上海、辽宁、天津、河北、山东、宁夏等地,减排责任也是少不了。碳预算接近亏损省市区,包括北京、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海南、浙江等省市区,要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碳预算盈余省市区,甘肃、陕西、江苏、重庆、福建、湖北、云南、江西、河南、广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等要承担适当的减排责任。全国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是识别“谁能减”的重要依据。
东南沿海带,沪、京、津、浙、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为低碳排放区,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0～2.5吨之间。可减潜力不大,尤其是上海、京、津和浙江,可减潜力更小,但由于经济实力强,又是属碳预算小幅亏损或接近亏损地区,所以,直接减排责任比重分配要小,间接减排责任比重分配要大。中部地带,范围包括冀、晋、豫、皖、苏、渝、鄂、湘、滇、川、黑、吉、辽、青海等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中碳排放区,万元GDp排放在2～4吨之间。直接减排责任比重分配与间接减排责任比重分配相当。
北部和西部地带,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内蒙古为高碳排放区,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在4吨以上,青海、贵州等人均收入较低的省,以适当分配直接减排责任为主。所谓直接减排,就是当地出资,在当地减排。所谓间接减排,就是一地出资,到在外省区减排,实现减排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最优化。间接减排机制的实现,一是碳交易,二是签订“三可”协议。
3.政府投入型公共低碳发展项目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效率
私人资本搞低碳经济项目,一定会考虑投入产出比。政府投入的公共低碳项目,也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效率。那些需要政府高额支出与补贴的低碳发展项目,除了研究与实验外,不应搞示范工程,更不能号召推广。
4.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供应结构调整,进行节能改造,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仍然是我国低碳发展的主要途径
中国的煤炭消费比重在全球大国中是最高的,世界平均的煤炭消费比重是29%,印度煤炭消费比重是53%。中国将能源结构调整到印度水平,还有很大的空间。
目前,中国投入产出效率高的低碳能源开发项目,有水电、核电开发。我国水能理论蕴藏量超过6.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但开发率不到30%。我国西南地区的减排,要重点通进一步实施水电开来实现。
东部沿缺煤、缺油、缺汽的省区,要重点发展核电等零碳能源。全世界正在欧运行的核电机组有439台,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7%。欧洲1/3的电力来自核能,占其发电总量的80%左右。而我国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只有12台,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重仅有1.92%。所以,核电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太阳能发电、风能等新能源造价高,供给不稳定,经济效益不高,暂时仍不属于大规模发展范围。
内蒙、山西、陕西等煤炭开采加工区,要提高能源回采率,煤炭加工中的能源利用率,实行节能效益免税制度。
国内企业进行节能改造,重点节能锅炉和节能灶的推广与使用。一些能源密集、经济效益不好的产业,要主动向海外转移。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转型与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等均是低碳发展的战略重点。
全国各城市要重点抓好交通节能、建筑节能、夜景照明节能等工作。夜景照明要限制在晚11点,交通节能主要在于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减少私人小汽车出行带来的能源高消费。
5.创建可以有效降低减排成本的碳市场
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洪波博士说,排放交易天然不只应用于温室气体,但温室气体天然适合排放交易。其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结果与减排效果在全球具有无地区差异性,无时间差异性。所以,它可以设计为一种规模极大、成本极小的金融工具,可以储存,可以进行现货与期货买卖。
和其减排措施相比,通过碳市场实现GHG减排,成本很低,效果很好。目前国内节能减排,没有让企业承担具体的量化减排指标,也没有对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的初始排放配额进行分配,没有建立碳市场。国内的CDm碳交易,是以国外买家为主的碳项目初级市场,其本质是远期合约交易。企业只能通过CDm来换取部分减排收入,并且受到国外机构的严格审核和限制。所以,建立碳市场,尤其是建立全球碳市场,是降低减排成本的重要方式。
6.建立并完善“碳足迹”标识和产品认证制度
建立并完善“碳足迹”标识和产品认证制,可以倡导低碳消费模式,促进企业加快低碳产品的研发,以市场需求导向,低成本引领产业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7.加强低碳经济立法工作。
要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编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的原则和主要内容,完善规划编制、审批与备案制度,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建立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费用补偿机制,设立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要求电网企业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等,对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8.制定适合各地情况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一般建议的政策有:通过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构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体系;改革资源税制度,将碳税纳入环境税范围,来部分反映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使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等外部成本。给予补贴,鼓励新能源的发展。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税收政策、补贴政策、还是减排配额政策设计,都不可过于激进,否则,不是补贴全世界,就是破坏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就业岗位贡献力。对私人太阳能发电上网电价进行补贴,不能高于发达国家标准。一个全民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用百姓的税收去补贴全世界是不对的。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