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减排的意义篇1
一般来说，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及其他低碳价值的互联网无形资产。该定义以互联网无形资产为属概念，通过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之间的差异来诠释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揭示了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可归属互联网无形资产范畴。它与其他互联网无形资产的差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低碳价值，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支撑着其对企业的直接贡献：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申请CDm项目（《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该机制允许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转让给发达国家，以冲抵发达国家减排量）获利；在无减排义务且自由碳交易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通过VeR（发展中国家企业自愿碳减排量经过认证可出售给本国有碳“中和”需求的其他企业，也可通过国际碳交易市场向发达国家企业转让，以冲抵发达国家强制减排量）交易获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给定碳排放额度的环境下实现碳减排，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低于给定额度，多余碳排放量可出售获利，如果企业预计减排后的碳排放总量仍高于给定额度，则企业将减少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投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比如它对引导全社会低碳消费行为和意识有积极作用，却可能无法获得直接经济补偿，但正是这些外部性才真正体现着该类型资产的价值。在政府关系方面，可获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在关联企业方面，可绕开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别是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相关公司的“碳壁垒”；在低碳客户消费影响方面，将引导或激励外部客户低碳消费行为，带来消费者对企业低碳行为的认可，进而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欲望。事实上，企业在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投入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获取竞争优势。这些网络化关系包括：社会机构、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等。
二、相关互联网无形资产及评估研究
（一）互联网无形资产内涵研究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相继出现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等概念。鲁明勇（2006）认为网络虚拟资产是由企业或个人所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具有收益预期的网络经济资源；蒋秀莲（2011）认为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指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的获利能力，而且随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其价值也随之扩大，不具有传统会计意义上实物形态的资产；童华晨（2012）认为网络资产指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包括域名、网站、网络软件、企业网络客户、企业网络知名度、网站及其他业务访问量、网络品牌形象等，还包括企业用于上网的机器设备等，并明确上述网络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虽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无形资产的概念，但应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上述文献中的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网络资产可被统一到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中去。汤洵（2011）明确提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并指出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指互联网无形资产，并系统论证了互联网无形资产本质上是无形资产，进一步指出它的特殊内涵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投资所形成的积累；互联网无形资产可以是多种资产的组合；由于互联网无形资产是信息化的产物，故网络环境的安全性对其影响程度高。2009年“互联网资产保护与优化”会上，与会专家倡议将互联网资产正式纳入无形资产体系。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内容，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绝大多数互联网资产，如企业网站、企业博客、微博、微信、企业虚拟社区、即时通讯软件账号、注册用户或活动好友、流量、粘度、自建企业网站域名、网络知名度及企业网络品牌等均符合上述定义中企业拥有、非实物形态、可辨认及非货币四个特点，可被认定为无形资产，即互联网资产一般就是互联网无形资产。以上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能涵盖网络虚拟资产、internet上的无形资产等概念，且其内涵和范畴均较为清晰，争议颇少。
（二）互联网无形资产评估研究该类型资产评估研究起步较晚，董延安（2004）为计量互联网无形资产域名的价值，把域名的价值分解为补偿价格、平均价格、超额价格三部分，从而建立了域名价值评价的一般模型，并运用实际成本法、现金净流量现值法、预期净收益现值法等财务方法计量域名的价值；鲁明勇（2006）比较了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在评价互联网无形资产方面的优缺点，但没有给出哪些方法较为科学的结论；王帧等（2010）在鲁明勇研究的基础上建议针对不同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分别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市价法，并讨论了每种方法对各种互联网无形资产的适用性；汤洵（2011）采用收益现值法首次对互联网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互联网企业整体无形资产进行分割，用成本收益等财务方法评估出各类互联网无形资产价值。分析显示互联网无形资产的评价研究，国外研究极少，国内的研究进度较为超前，同时学界倾向分割互联网无形资产后，单独使用财务方法评估。事实上互联网无形资产之间彼此关联，且可相互组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系统性评价方法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三、相关碳无形资产及评价研究
（一）碳资产研究林辉（2009）认为碳资产指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张鹏（2009）认为碳资产是地球环境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容纳量通过相关制度的分配而被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一种环境资源，随着二氧化碳排放，资产会被消耗，这使得国内企业可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来申请CDm项目实现盈利；仲永安等（2011）认为碳资产是人类通过法律建构，把碳排放这样一个实质的人类活动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权利，由此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被视为一种有价产权；谭中明（2011）认为碳资产指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现实后，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也就因此而获得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价值属性，具备了资产的性质，故而形成碳资产；洪芳柏（2012）认为碳资产是以企业（或行业）为对象，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种具有价值属性，体现或潜藏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进一步解释，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上述碳资产定义侧重于宏观碳排放权分配视角，忽略了对微观企业内部碳减排真正原因的考察。对企业来说，碳排放权固然是碳资产，但那些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企业低碳战略发展策略、碳循环机制、节能减排和生物吸碳发展策略、电子商务发展应用水平等才是企业能够申报CDm项目、出售VeR和“多余排放权”交易获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是企业应重视的资源，应成为碳资产的主要内容。万林葳等（2010）的观点较为全面：碳资产指企业由于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从企业的角度看，碳资产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分配或配额交易获得的排放额度。企业在规定的排放周期内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能超过该额度，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没有达到该额度，企业可将多余排放量出售获得经济利益。还有一类是投资型的碳资产，比如减排设备、生物吸碳机制、低碳策略、互联网应用水平、碳标签等，相对于第一类碳资产来说，这类型的碳资产贡献企业的减排量，且持续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应注重培育和挖掘投资性碳资产。
（二）碳资产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碳交易、碳金融、碳排放权、CDm项目等。CameronHepburn（2007）通过分析京都协定书下三种灵活的碳交易机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谢怀筑等（2012）总结了碳金融的典型特征；王留之等（2009）提出了八种碳金融的创新模式：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s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化和碳交易保险；周飞（2010）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基本理论探索，通过对碳排放权的含义和性质分析，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讨论了我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必要性。
（三）最新碳无形资产研究进展前述文献中提到的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等大多具备无形资产的特征，属于碳无形资产的范畴。takashiKanamura（2007）探索性地对作为商品的碳资产进行分类，提出可把碳无形资产从碳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高喜超（2014）认为碳无形资产指具有低碳价值的无形资产，并把碳无形资产分为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八类并运用aHp—ann模型系统评价这些碳无形资产，最后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献分析显示，碳无形资产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其分类和评估工作还不够成熟，各类碳无形资产的深入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展望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2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与此前一直提倡的节能减排概念有所不同,低碳概念包含节能减排以及可再生能源两大部分,这意味在继续实施节能减排的同时,政府对新能源开发的力度有望持续加大,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将提速。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巨额投资成为很大阻力。
技术坎
目前,我国“973计划”、“863计划”当中有大量关于低碳经济的技术研发项目课题,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也属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持。科技部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也已经进行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
一些风险投资机构也在关注中国的低碳行业,数据显示,中国的风险投资在环保行业的投资比例正不断增加。
此外,中国目前有200多个CDm项目成功在eB(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CDm执行委员会)注册,这些成功注册的项目将可以得到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但是,由于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几乎涵盖了GDp的支柱产业,而这些支柱产业又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发展阶段和技术模式,要想掌握低碳核心技术,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并不容易。
此外,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上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来引进。
“这些技术研究成本很高,没有政策支持,企业难以靠自己的财力实现技术转型。现在,企业只能尽量在技术、生产流程中减少碳的使用和排放。”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东坦言。
“谁掌握了技术,谁就具有优势。而如何获得技术,主要看资金和产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说。
前景看好
事实上,将有一部分企业最先有望在这轮低碳经济浪潮受益。总体包括新能源概念和节能减排概念:前者既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也包括核电;而节能减排概念涉及电路传输节能产品、减排技术等具体环节,智能电网带动的产业链也可纳入其中。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主任王仲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可再生能源法修订稿正在征求意见,随着国家对低碳经济的日益重视,将继续看好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前景。
还有业内人士提出,实施碳交易和碳税政策有助于推动低碳经济前行。前者将为低碳经济的成本“埋单”,后者有望成为撬动经济转型的杠杆。
碳交易:为低碳“埋单”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低碳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但是发展低碳无疑很昂贵,无论是风电、光伏发电还是其他,其发电成本都高出传统能源一大截,因此,发展低碳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谁来埋单?
在黄杰夫看来,发展低碳不可能仅依靠政府投资,“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他表示,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中国的碳价格信号,建立公开的碳交易市场。即通过市场手段形成碳价,一方面诱导企业向低碳方向努力,另一方面吸引社会投资进入,缓解资金短缺难题。
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未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责任,但这里巨大的项目市场却吸引了有减排责任的欧洲发达国家的浓厚兴趣。中国现在已经是CDm(清洁发展机制)最大的供给国,占据全球CeR(核准减排量)交易的48%。
对于在国内建立碳交易市场,业内专家认为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在中国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减排,而是中国碳减排的成本是不是最低,不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冲击。
黄杰夫认为,建立碳减排市场机制最核心的是如何帮助企业通过市场手段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减排。对于这一点,国内排放权交易所已经展开尝试。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透露,目前该所正在制定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规则,明年中国市场有望开展真正的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交易。无独有偶,今年9月,北京环境交易所携手美国Bluenext环境交易所推出了中国首个自愿碳减排的标准,主要针对自愿限制农林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作为交易主体的企业也在积极参与。据了解,截至9月17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收到部分企业递交的书面函件,确认参与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计划。
分析人士表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选择自愿减排最现实的意义在于能够参与中国碳减排交易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但也有专家表示,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参与热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国家政策导向的预期。
碳税:审慎的抉择
目前,西方国家在探讨低碳发展的两条道路,即建立碳交易市场以及征收碳税。在专家看来,未来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道路选择,但也不排除有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可走。
实施碳税,改变消费模式,有望成为撬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低碳的杠杆。与各国对待碳税的审慎态度不同,法国选择了高调开征碳税,这也使得我国是否征收碳税的讨论愈趋激烈。但就中国现状来看,征收碳税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据了解,早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对中国实施能源相关税收机制的效果进行了评价,评价内容就已经包括碳税问题。前不久,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发文表示,征收碳税对GDp的影响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
不过,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则明确表示,关于碳税的问题,并没有在《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涉及到。他表示,征收碳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展征收碳税的条件,征收时机尚不成熟。
黄杰夫表示,在推进低碳经济方面,实行碳交易比征收碳税更具有优越性。一方面,税率一旦形成,不可能随意更改,但税率的确定很复杂,而碳价格随时在变动,相比征税其定价机制更灵活;另一方面,碳交易具有总量控制的确定性,但碳税不一定能够达到碳总量控制的效果,可能被企业转嫁给终端消费者。
政策坎
当然,部分地方政府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上也存在偏差。
“我们去地方考察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当地的官员和企业对低碳经济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只是把节能减排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而对于CDm项目,也只是简单地认为是筹集资金的有利途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的一位项目官员如是说。
目前我国对于企业污染,比如污水排放等,都有政策限制和相关监督,但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至今没有衡量的指标、体系和明确的奖惩制度。对于企业来说,很少能真正做到低碳发展。
“政府应该在政策、立法、规划三个方面对低碳经济给予支持。”庄贵阳说。
“清晰的政策目标,并传递成价格信号,可以促使企业和个人积极融入到低碳经济的框架中来,长期的政策目标也可以给企业坚持低碳模式的信心。我国应制定与可持续发展总体方案相一致的新能源政策,还应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徐俊也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在于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革新等,初期投入是必需的,但成效不会立竿见影,全社会的理解以及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十分必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说,市场自发的引导并不一定将经济发展引向低碳方向,有的可再生能源从全生命过程来看也并不一定低碳。例如,一些城市在低碳城市的建设中,将新能源设备制造简单等同于低碳经济,结果仍然在大规模的发展制造业。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认为,以往发展新能源,地方政府由于看重GDp增长,只关注产业链中的制造业环节,对需要长期投入的研发环节不够重视。事实上,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全民使用清洁能源”,而不是“全民制造清洁能源”。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杨泽军日前透露,低碳经济在我国的发展遭遇困难,需要开发其经济效益,未来相关的宏观政策也可能微调。
高广生表示,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来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抓紧研究。据介绍,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在推行低碳经济的试点,而针对低碳经济的试点工程,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准备制定《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因此,《京都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但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作这个要求。按其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22005年开始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而言,给予其一些履约的灵活性,使其得以较低成本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协助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减排成本低的优势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世界而言,可以使全球在实现共同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减少总的减排成本。因此,CDm是一种双赢(win-win)的选择。■
碳交易
《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3
关键词：碳金融；商业银行；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053-02
一、碳金融的发展背景及其概念
1.碳金融的发展背景。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并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机制（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并且允许各国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京都议定书》及与之相适应的各国国内的气候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及各国国内的气候政策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发，这些法规和制度框架又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或排放配额为主的权益交易市场。因此，可以认为碳金融是各国企业或机构在碳减排义务的压力之下或政府推动低碳经济的动力之下，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任务所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衍生出来的其他金融活动。
2.碳金融的概念。碳金融的概念始于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政府于2003年颁布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并定义了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指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转变能源结构、发展低碳技术、产品及服务，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市场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低碳金融近年来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处于碳经济的初级阶段，因此对碳金融并无统一概念，一般来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碳金融是指企业间就政府分配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权或排放配额进行市场交易所导致的金融活动；而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碳排放的所有金融活动，既包括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权益的交易及其金融衍生交易，也包括基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直接投融资活动、为强制性或自愿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或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等。本文认为，所谓碳金融是指碳与减少碳排放有关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传统的碳排放权（cdm）和绿色贷款业务，也包括发展低碳能源项目的投融资活动以及相关的担保、咨询服务等相关活动。商业银行碳金融指的就是商业银行涉及低碳经济发展的业务活动。
二、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1.国外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10—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以上。2009年6月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研究报告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基于庞大的碳金融市场，国外银行围绕碳减排权已先行一步。如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美洲银行等欧美银行不仅在思想层面高度重视开展碳金融业务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而且成立专门的碳金融事业部来开拓碳金融业务，在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碳理财产品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伴随着碳金融业务量的不断扩大，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碳金融发展的第二阶段——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碳金融高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地区也不甘落后，韩国和印度的商业银行在政府支持下也相继推出了“碳银行”发展的具体规划。
2.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相对于国外银行的深度参与，尽管中国有极其丰富和极具有潜力的碳减排资源和碳减排市场，但碳金融市场及业务发展相对落后。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达国家2012年要完成50亿吨减排目标，其中至少30亿吨来自购买中国减排指标。中国每年可提供1.5亿～2.25亿吨co2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碳减排交易的保守估计就可高达23亿美元。而中国金融业涉及碳金融领域最多的还是在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等绿色信贷方面。除此之外，只有少数银行（如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发展了cdm咨询中介及相关项目，个别银行（如中国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推出了基于碳交易的理财产品。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银行业在碳金融方面有所动作，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对碳金融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缺乏深度了解，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领域项目业务能力严重不足，没有碳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创新，碳金融业务难与国际金融机构抗衡，使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三、中国银行业发展碳金融业务策略选择
1.制定政策，鼓励碳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为应对国外碳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碳金融业务方面也进行了创新实验、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金融业通过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增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12月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人民银行、银监会在2010年6月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9年中国金融论坛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低碳金融服务创新，要求银行业成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和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
2.创新碳金融业务模式，提高银行竞争力。中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1）融资支持。融资支持服务主要用于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包括cers收益权质押贷款、有追索权保理融资、cdm项目所需设备的融资租赁等具体形式。国内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一般都遵循此模式。（2）财务顾问。财务顾问服务是在融资支持之外，提供项目咨询服务，协助国内企业寻找合适的投资方或匹配国外cers的购买方等。2009年7月浦发银行以财务顾问方式为陕西两个装机容量近7万千瓦的水电项目引进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为项目业主争取交易价格并促成cers买卖双方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为项目业主带来每年160万欧元的额外售碳收入[2]。（3）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服务是针对目标客户开发并销售的资金投资与管理计划。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推出的收益率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就属于该类业务。（4）账户托管。账户托管服务是为满足碳交易资金管理需求，适应买家、卖家和中间商对资金监督、汇划需要推出的金融服务。国内拥有托管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参与碳托管业务。
3.利用市场机制，合作开发碳金融业务。碳金融业务的发展离不开碳交易市场的整体发展。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综合债券、票据、股权、信托等除信贷以外的融资工具，同时逐步引进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与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合作，创新新的金融产品，如以结算和业务为突破口，协助交易所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建立较完善的交易制度，并适时推出碳交易衍生工具，以此提升中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和议价能力。
4.熟悉规则，创新碳金融服务。按照国际规则提升绿色信贷，目前中国银行业开展的碳金融业务基本以绿色信贷为主，一些银行虽已制定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规划和操作规则，但由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价格标准仍主要由国际大型金融机构把控，中国银行业处于竞争弱势。目前，首先，应当认清和细分中国低碳产业的主要客户（主要包括新能源板块和节能减排板块），同时注重不断培育新的客户。其次，应尽快制定行业普遍认同的环境影响评估标准。然后，不断探索碳金融融资的担保方式，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5.积极探索，大力发展碳金融的中间业务。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相对于传统业务目前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但比较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产品的多样性和盈利性上都处于劣势，涉及碳金融业务的更是少之又少。
四、中国银行业发展碳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1.低碳经济的产业链通常比较长，子行业更多，市场边界更复杂，其投融资运行不仅要求传统的企业投融资合作、项目投融资合作，而且更需要大产业思维和多行业投融资合作，如政策性金融、银团贷款、产业合作基金、国家投资基金等高端投融资工具的突破和推进。
2.碳金融对市场的开放性、规范性和体系性要求更高，需要高等级的金融工具和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中国银行业应当努力提高对碳金融的认识和国际规则的熟悉运用，借中国将上海发展“两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可以允许部分外资商业银行适度参与“碳金融”衍生市场交易。
3.低碳金融的法律规范及实施细则目前尚未成熟，没有形成强制性要求。另外银行对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仍然没有标准化的标准，因此从政策层面上应当促进相关规范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傅苏颖，刘明康.银行业要成为低碳金融服务践行者和创新者[n].证券日报，2009-12-23(a2).
[2]浦发银行.国内首单cdm财务顾问签约[eb/ol].http://www.sh.xinhuanet.com/bank.htm，2009-07-17.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4
摘要：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服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在低碳框架下商业银行应对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商业银行
去年12月份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气候大会，在这次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上，组会再一次强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碳金融就就孕育而生。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源于《京都议定书》。通过开展碳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环境内生型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开拓中间业务收人、促进经营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碳金融顾名思义就是指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基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要求，碳金融包括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
1、是允许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转让他们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这就是“国际碳排放贸易”机制（iet）。
2、是允许发达国家从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得碳减排信用，用于抵减排义务，这就是“联合履行机制”（Ji）。
3、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以抵减其排放义务，这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现状
利用这些机制，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及经济实体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实施减排，获得减排信用，用于抵其减排义务，由此，这些全球配置刺激国际间金融发展，为各国实现“低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手段。
正因为有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碳金融需求，目前国际银行看好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低碳市场。总部设在伦敦的低碳经济专业投资银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ChangeCapital），目标是通过投资管理、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使全球低碳的同时创造可观的回报。他们管理的私募碳基金达亿8.5欧元，其中投人中国的达3.5亿欧元，该碳基金的投资者包括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一家英国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和一家领先的新兴商业银行，业务遍布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由于碳金融的CDm最终产品CeRs具有虚拟和衍生性，仅代表合同一方获益权力或某种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金融产品设计，促进低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碳金融的市场。也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制约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碳金融业务有着广阔的利润前景，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未广泛介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的兴起的时间不长，我国商业银行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的理解还处于低层次水平，对碳金融业务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第二，商业银行相关机构和人才的缺失。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商业银行拥有对应的机构，以完成碳金融产品研究、产品设计等必要的前提工作，而大多商业银行还缺乏这样的机构。较传统业务言，碳金融业务对具备金融、低碳等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依赖较大，目前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储备还不足。造成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的内部动力不足。
第三，碳金融业务风险较大。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除了面临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外，还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该框架下的三个减排的机制仅持续到2012年，之后如何，包括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建议
促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
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出售方，与国际碳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交易往往缺乏经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必要的交易平台，这点严重制约了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积极与国外投行沟通合作，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银行自身充当财务顾问、提供咨询业务以获取手续费。借发展低碳经济，商业银行可以探索在碳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促进业务经营转型，使商业银行经营更加多元化。
发展碳金融相关的理财产品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不满足于把钱存放在银行获取利息收人，而是投资股票、债券和等理财产品。尽管碳排放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但荷兰银行、中国银行推出的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只要国家重视低碳，环保企业表现优于其他行业，与碳金融有关的理财产品前景广阔。
碳基金也是充满潜力的融资方式。目前世界上碳基金有58只，2007年10月-2008年3月近5个月中，新成立的碳基金多达12只，而中国目前碳基金领域发展很慢，预计未来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拥有托管国内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参与托管碳基金业务中去。
规避碳金融交易风险
CDm项目贷款整体上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意味商业银行在项目融资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高、外部担保强的项目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项目的本息大多采用外币偿还，商业银行应该实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汇率变化风险。对于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坤民.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紧迫感[J].求是，2009（23）；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5
关键词旅游；低碳经济；低碳发展；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8-016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26
低碳旅游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旅游业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必然选择。在实现低碳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各地区因为不同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什么是低碳、如何实现低碳发展有不同的要求。正确认识低碳旅游概念是开展低碳旅游规划，实现旅游行业低碳发展的前提。实现低碳旅游发展的途径主要有5个方面，既包括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常规的工作方式，也包括使用排放配额“抵消”已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途径。各地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低碳旅游发展规划，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既实现行业发展并促进地方低碳经济发展进程，同时为保护气候环境，实现气候安全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1低碳旅游的背景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Co2排放，自工业革命以来呈现剧烈增加的趋势。全球与化石燃料相关的Co2排放，从1920年的34亿t，增长到2007年的295亿t，增长了8倍［1］。根据不同情景下气候模式的预估值，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增加［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为保证气候安全，各国应加强合作，“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3］。减缓气候变化，防止因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相对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每年整体减排5.2%，发展中国家此间相对宽松；而在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中，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行动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修路建桥、盖学校、建医院以及建住房等都需要消耗能源，也必然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如何在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找到出路，实现对两者的兼顾，国际社会提出了低碳发展和建立低碳经济的构想。
低碳经济术语的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英国在《能源白皮书》中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4］。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的选择。2009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报告把“低碳经济”界定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5］。
低碳经济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实现低碳经济需要由社会经济的所有行业、多个单元齐头并进、共同推进实施。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模式也必须与国民经济及其他产业部门配合，走低碳发展之路。“低碳旅游”在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中提出并受到关注。该报告由世界旅游组织以及国际航空、海运和陆路运输组织联合研究完成。报告显示，世界旅游业(包括与旅游业相关的运输业)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5%，其中运输业占2%，纯旅游业占3%［6］。报告同时也提出旅游业的减排目标，在未来15-20年内，将旅游业包括相关运输业的碳排放总量年增长控制在2.7%以内，并最终向整个行业的碳中和方向迈进。
随着低碳经济、低碳发展在全球的快速推广和实施，低碳旅游也被越来越多提及并研究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行动。但什么是低碳旅游，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以及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的区别等问题，尚存在不同看法。
2低碳旅游的概念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6
关键词：际碳博奕；Co2减排；低碳经济；中国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1－34(8)
碳博弈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始就一直在环境谈判中发挥其影响。如今，各国在全球需要减排温室气体放的大方向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对于如何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如何履行减排义务等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每一个气候协议的达成都暗含着国家之间的无数次博弈，去年12月份落幕的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有如我们盼望的那样达成一个“明确、有效、实质性”的方案，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毫无疑问，碳博弈将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如何在碳博弈中利用游戏规则，在满足人类共同利益的条件下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这将是各搏弈方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碳博弈的发展，探索碳博弈分歧点所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将对我国未来气候策略的走向起到指导性作用。
1、碳博弈的形成与发展
碳博弈从字面上来看是一个合成词。“博弈”一词有下棋的意思，最早来源于《论语・阳货》的朱熹集注：“博，局戏：弈，围棋也。”延伸到理论范畴指的是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目标：“碳”则是为博弈提供了讨论博弈的语境，碳博弈就是指博弈方在二氧化碳减排的问题上为达到取胜目标而进行的斗智斗勇。
谢识予在《经济博弈论》中给博弈下了一个“直白的、非技术性”的定义：“博弈即一些个人、对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备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可见，规定或定义一个博弈需要设定3个方面：首先，博弈当中需要有立场对立的博弈方，碳博弈当中存在着的两对分歧分别树立了利益相悖的博弈方；其次，博弈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即博弈空间，博弈的形成必须存在冲突，碳博弈的存在环境条件则来自于日渐稀缺的环境容量引起的争夺及传统的国家利益领域内的争夺：最后，博弈需要一定的规则，即规定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或经济活动的水平、量值等。碳博弈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规定了博弈方需遵守的游戏规则。
1.1 碳博弈弈方的形成
碳博弈中的分歧是对立的博弈方形成的主要原因。碳博弈中有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主要分歧点在于气候变化的责任、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等问题；第二个分歧存在于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美国与以欧盟为首的其他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博弈，主要分歧点在于对环境领域主导地位的争夺问题。
1.1.1 南北碳博弈是碳博弈当中的根本
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虽然所有国家都要承担保护气候的共同责任，但“共同”并不是“平等”和“均摊”。从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看，发达国家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主要责任，在近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由于相当部分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寿命很长，至今仍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据统计1900～2004年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约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要求发展中国家付出同等代价、采取同样措施为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危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此外，发达国家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环保技术，有能力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大的义务。因此，发达国家应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技术输出与资金输出上提供更多帮助而不是仅限于语言上的支持，通过低碳技术、资金的交流完成“共同责任”的要求，但是包括欧盟这样的减排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着较为消极的态度。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承认了自己国家身上背负着的碳历史责任，愿意为本国的历史责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买单，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任务作出了具体数值上的承诺。但至今为止，美国作为附件一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印度等)也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立即承担刚性减排目标，完全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是“生存性排放”而不是发达国家“奢侈性排放”的主流观念。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没有与美国一样采取如此激进的态度，但他们也一直在呼吁把中国、印度等未来国际潜在对手拉进《京都议定书》需要立即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国家名单，减缓发展中国家大国的经济增长。对于低碳技术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问题却常常避而不谈，极力保持本博弈方在技术、经济上的优势，以期盼在未来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
1.1.2 发达国家内部的博弈更多的是为两大利益集团提供一个彼此竞争与牵制的新舞台
欧盟因其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比例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极力要求立即采取较激进的减、限排温室气体措施。目前，多数欧盟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发展步入成熟阶段，能源利用率高，温室气体排放己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在减排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在欧盟看来，为了减排达标的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另一方面，新兴的环保产业能够产生新的创造财富的机会，而且全球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长远的、根本性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为了满足经济扩张和全球战略的需要，近年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仍呈现上升趋势。对美国而言，温室气体效应导致的气候变化固然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失，但履行《京都议定书》也会付出巨额资金，引起国内能源及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资本外流，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加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收益可能并不明显。因此，美国在碳博弈中站在了积极作为的欧盟的对立面，并在全球提倡低碳经济的压力下，以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发展中国家未履行义务为由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与欧盟的碳博弈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欧美之间的分歧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争取环境领域主导地位的政治考虑。
1.2 碳博弈空间由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的矛盾所决定
实际上，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碳博弈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博弈行为，而是在近10～20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生活所依靠的太阳能为自然生态系统循环的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来源，并排出很少的二氧化碳，对于大气的环境容量无法造成巨大影响。所以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阶段，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直稳定在250～280ppm左右，这个浓度对于地球大气温度的变化起到了平衡作用。大气的环境容量在当时人类的印象中是无限的，能够满足所有国家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农业社会各国不需要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博弈。
随着化石能源的发现，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史，能够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化石能源在工业社会的能源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充分燃烧能产生巨大能量并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工业社会，已经有了关于碳的博弈，因为与化石能源使用量的紧密相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成为了工业文明中国家竞争力的评判标准，碳博弈在当时就是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竞争。长期以来，人们对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积累并不在意，事实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已悄然地把人类大气的环境空间消耗殆尽，从1850～1860年英国以蒸汽机为标志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年中，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处在快速上升的趋势，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90ppm左右，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550ppm，它将严重扰乱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如海水温度、洋流以及太阳辐射)间的微妙平衡。
在人类开始意识到大气环境容量日渐稀缺，并且需要自己为这种稀缺买单时，现代意义上的碳博弈才真正的而生。2006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斯特恩报告》，该报告是一份影响力巨大的有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要求世界各国必须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拨出1％，约合1840亿英镑对抗全球变暖，否则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到20倍的代价。世界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可见，大气环境碳排放空间的缩小带来了可预期的经济损失，也造成了碳博弈方在国家发展上的；中突。如果各国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继续采用工业社会高碳的经济发展方式，向大气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而无视大气容纳温室气体的极限，人类将在不久的将来面对高额的治理代价，甚至是灭亡的威胁。因此碳博弈方决定共同商讨，为国际碳博弈设定规则和目标。
1.3 制定游戏规则让碳博奔走向有序
如果我们把工业社会中各国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的竞争看成是一种无序下的碳博弈，博奕的胜方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排出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那么在意识到大气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后，人类就提出了让这种博弈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去引导这种博弈，而引导这个游戏规则制定的正是碳博弈本身。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开始，碳博弈的规则也就开始慢慢形成并日趋完善了。在此次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明确提出了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为碳博弈的进行定制了最基本的准则：碳博弈只能在不增加或者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前提下进行，可以说碳博弈完成了一个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真正让碳博弈有了具体规则的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经历了长达5年的国际碳规则制定的博弈后，《京都议定书》在2003年正式生效，为碳博弈制定了三大规则：一是明确了全球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在1990年的基准上至少减少5.2％。二是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即综合历史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三是架构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即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联合履行(Jointl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ieanDeveiopment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trade，et)。三种域外减排和减排额交易，使发达国家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取得“碳减排”的抵消额，以低成本获得“碳减排”配额，缓解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我们可以从三大规则中作出这样的分析：第一规则是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基本准则给定了具体的数字，为碳博弈方在博弈的同时必须进行合作定下了基调：第二规则则明确了发达国家在与其他博弈方进行博弈时需要受到刚性的约束；第三规则表明了发达国家可以选择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减排。三大规则的规定一致指向了碳博弈的最优结果：在保证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不影响或者增加本博弈方的利益。
2、碳博弈方的策略选择
碳博弈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第一种为“争夺”，也就是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奔或者负和博奔，在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下，国家间对于环境容量的“激烈竞争“将进入白热化，最终结果造成社会总收益减少或者不增加；第二种则被称作“蓝图”，也就是博弈论中的正和博弈，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让社会总收益增加，大气对二氧化碳的环境容量恢复到较好的水平之上。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为碳博弈方提供了新的选择方案，从英国《能源白皮书》的预期来看，走低碳经济道路将会让碳博弈的结果更接近于“蓝图”。
碳博弈方对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做出正确决策是碳博弈结果走向“蓝图”的基础，而竞争与合作是两个基本的决策选择。
2.1 碳博弈弈方之间的竞争策略
在碳博弈当中，各博弈方都了解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也是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优选择。因此越早进入低碳发展轨道的博弈方将在碳博弈中最先占据有利位置。不断的进行博弈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更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发展方式上的转型，而碳博弈背后的二氧化碳减排竞争在各国已经悄悄的进行。
2.1.1 政治领域中碳博弈是碳博弈方之间竞争的主要形式
在政治领域的碳博弈从表面上看体现在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谈判当中，各博弈方都据理力争，力图实现在博弈规则下的利益最大。实际上各国竞相颁布政策法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才是碳博奕方在政治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形势，因为只有本国的碳排放降下来才能更好的利用碳博弈的国际规则，在碳博弈中占据主动。
英国作为碳减排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上一贯以来表现得非常积极。从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开始，英国就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低碳能源的推广与普及的工作，在2007年又了以应对能源挑战为主题的能源白皮书，再一次重申了发展安全高效的低碳能源的重要性，以低碳能源作为英国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核心。因为英国作为一个能源稀缺的国家，早就开始了在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推广低碳能源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英国清洁能源方面的优势，还能在国际碳博弈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我国在碳政策的竞争中则引入了“能源强度”的概念，能源强度是能源消费量和GDp得比值，主要作用是衡量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为减缓全球变暖所做的努力都是围绕降低能源强度而展开的。我国的“十一五”中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能源强度要比2005年水平降低20％的要求，降低能源强度是一个相对减排的概念，作出降低20％的承诺表明了我国承担“共同责任”的强烈意愿，并通过这个概念延缓承担具体减排任务的期限，为刚性减排任务的到来争取更久的发展时间与更大的发展空间。
美国一直在二氧化碳政治领域的竞争中扮演反面角色，受到了各方面的不满与谴责，在2007年年底召开的巴厘岛会议前，美国最后的“盟友”澳大利亚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因此美国成为了碳博弈中唯一的“反派”。在众多的国际压力下，奥巴马上任后的政府终于在碳博弈的政治领域迈出了第一步：在6月26日通过意图管制吸热气体(heat－trappinggases)排放量的法案，宣示其对抗全球暖化，改造美国生产与运用能源方式的决心。
2.1.2 “美元体制”与“碳本位制”是碳博弈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形式
碳博弈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美元体制”与“碳本位制”的竞争。早在上个世纪早期，美元就已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战后由于美国保持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最强势的货币，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体系。
与美元相比，碳本位制是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后才出现的。京都议定书的三机制催生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形成了融资潜力巨大的“碳市场”，在碳市场上二氧化碳排放权可以像普通货币那样自由买卖，并能与国家货币进行一定比率上的转换。欧盟与日本等国家敏感的发觉到了“碳排放权”上金融资产的潜质，于是另辟蹊径的提出了“碳本位制”的概念。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元的稳定性受到了巨大的质疑，为了在经济领域保持稳定性，欧盟与日本拿出了与本国货币之间挂钩的“碳本位制”与“美元体制”进行分庭抗礼。因为美元“独大”的金融市场给各国国家都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冲击，所以“碳本位制”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追捧，“美元体制”与“碳本位制”的竞争关系在碳博弈的背景下正式形成。
2.1.3 技术是碳博弈方在竞争中注重的关键领域
大量研究证实，技术进步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有着重要的作用，ipCC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和《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强调：解决未来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作用超过其他所有驱动因素之和。lea在2006年的能源技术展望中通过情景分析指出“到2050年在关键能源技术的作用下，届时全球碳排放量可以回到目前水平，石油需求的增长将会简便。通过可再生能源技术、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技术、核能技术，来建设电池的碳排放，将是基本的要求。”
二氧化碳减排技术主要有三种，一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转换率，节约用能的技术，二是燃料替代，发展低碳能源的技术，三是从化石能源利用中分离和回收二氧化碳并进行封存的技术。目前已启动的减排技术项目全部集中在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国际碳合作机制以获得减排技术上的飞跃，但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更愿意在合作机制中向发展中国家输入资金以保护技术的垄断，因此，技术竞争也成了南北国家博弈的一个重点领域。
2.2 碳博弈弈方之间的合作策略
合作也是碳博弈当中的一个策略，以“共同的信念”来维持国家之间关于碳减排的合作关系显然约束力不够，要求发达国家无条件的提供技术与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或者要求发展中国家无条件提供环境容量帮助发达减排都是不现实的，碳博弈条件下把利益的因素考虑进去，当选择合作策略的获益大于竞争策略时，博弈方就会自然的选择合作策略。
在碳博弈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最主要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合作中获益。
2.2.1 关于CDm项目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确立的合作机制。其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从而获得由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emisslonReductions，简称CeRs)，使其自身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要求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减排的指标要求，减排指标CeRs可以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由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完成其在下的承诺。通过“销售”获得可观收入，同时引进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合作关系下，发达国家用技术、资金等要素从发展中国家换取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以低于国内减排成本的价格进行了域外减排，并避免因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刚性减排目标而受到的惩罚，因此在合作的博弈策略受益；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用本国的碳排放空间换取了发展的技术和资金，对于本国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也同样在合作的博弈策略下受益。
2.2.2 关于先进设备转让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一方面，欧盟国家在先进设备投入产业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国内市场过小的困境，而节能设备在产业化中需要更大的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才可能把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都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一直积极的推进国内降低能源强度的步伐，政府部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产品领域有很大的采购计划，并以此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因此，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产品和设备领域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将会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在先进设备转让方面的合作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比国内大得多的产品市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于先进设备的引进能够支持国内政策的规定，为碳博弈中发挥“后发优势”打下硬件基础。
2.2.3 关于技术转让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由于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很先进，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当前可再生能源的也相对丰富并被政府所推崇，巴西的生物质能利用、我国的太阳能热水器运用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技术层次较低，应用科技能力的企业量少力弱，科技创能力低，这样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科技服务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利润末端阶段。因此在技术交流转让、科技服务方面等新的经济合作领域，发展中国家可与发达国家展开充分合作。
在技术合作关系下，发达国家用技术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获得了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则能在更高技术水平下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获得的收益将大大到超过从发达国家购买技术的支出。
竞争与合作是碳博弈中的主要策略，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巩固国家地位，用合作的方式来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通过竞争获得更充裕的时间去调整国家战略以适应“低碳”的发展趋势，通过合作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技术实现“后发优势”加快经济的发展。
面对气候谈判中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立场，体现了碳博弈背后永远存在的竞争关系；在国家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需要依靠与他国合作降低减排成本者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体现了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分歧中合作，在竞争中互助是将是碳博弈的发展方向。
3、国际碳博弈背景下我国的对策
我国在国际碳博弈中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碳博弈方，我国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讨论焦点，这与我国的具体情况是分不开的
首先，我国排放总量增长迅速，历史累积量不高，人均排放量较低。我国的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较快，特别是2002年以后表现得尤为迅速，据英国《卫报》2007年6月20日报道，在荷兰环境评价部4月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达到了62亿吨。现在的高排放并不代表我们需要承担高减排任务，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的累积，在1900～2004年我国二氧化碳累计排量约占世界总量的8％，远远低于美国的28％与中欧的17％和西欧的14％。而从人均排放量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均排放量只有不到两吨，而美国人均排放量约为12吨，而人均排放量最高的澳洲，达到了20吨。
其次，我国有较大的减排潜力。从能源结构上来看，我国是世界世界上少有的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消费国，煤炭在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90％以上，而煤炭单位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又是所有能源之首，给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巨大压力。我国在能源利用的技术上还相对落后，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普通钢、水泥、合成氨等能耗产品单位能耗要比最先进国家高出50％、60％、33％，也就是说要比发达国家消耗更多的能源才能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这种技术上的差距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减排的潜力，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水平级，就能自然的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最后，我国是帮助发达国家域外减排的主要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较高的几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巴这三大发展中国家占了CDm项目总注册数量的64％，我国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G8集团承诺在2050年前消减8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其中一半左右的减排量将由域外减排的形式来达到目标，而拥有良好政治、经济环境的中国将毫无疑问成为当中的主力。
因此，我国在国际碳博弈中作出的决策一方面要符合国际规则，在另一方面又需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在发达国家要求立即承诺减排的压力之下，必须负重前行，不断参与国际碳博弈，与发达国家直接对话，保持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进行最有利于我国的战略选择。面对愈演愈烈的国际碳博弈，我国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3.1 在碳博弈的直接对话中，我国应坚持气候外交方针
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付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不懈努力。坚持我国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之前不承担强制性的、绝对的减限排义务的基本立场；强调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同时考虑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承担可能的相对减排义务。对于具体问题，要采取针对性策略参与谈判，以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坚持发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指导作用，遵循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发达国家应该继续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积极参与全球减排规则的制定，使其更符合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作用既不是单一的挑战或伙伴、旁观或领导，而是几种角色都要选择，在不同问题、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起不同作用。”“中国应参加到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去，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参加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进程，才能在体系内部维护中国的利益，同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国际环境制度中，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占有了一定的主导权，但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某些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一欧盟一美国在气候公约的谈判中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我国必须利用多边协调的国际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
3.2 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我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道路
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既要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入手，转变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也要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的全过程中寻求节能途径，推广节能技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把低碳经济的理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形成良好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第一，将二氧化碳减排的概念和措施落实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中，以最小的环境代价满足发展的要求，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战略。
第二，加强减排促进政策研究，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减排策略提供定量的支持，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公平性与减排义务分配的合理性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加快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碳博弈为能源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低碳畿源技术将是我国走低碳经济道路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之一，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中的含碳量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要双管齐下，在新能源市场化上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坚持低碳能源技术的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低碳能源利用道路。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支持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3.3 在对外合作上，我国应抓住CDm项目带来的机遇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石油企业；节能减排
引言
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发展都将面临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约束，整个全球经济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高碳发展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附加值的低碳发展模式转换。发展低碳就是要构建一个低碳经济发展体系，低碳产业体系，低碳能源体系，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以及低碳消费体系。低碳经济将是一场融合生产方式、生活方法以及价值观转变的全球性革命。环境、社会和企业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企业的行为对气候变化起着重大的影响，石化行业是最主要的资源依赖型、高碳排放型行业，也是低碳发展过程中的主力军。它既能够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也能够创造更好的技术和服务，帮助自己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开展节能减排的活动。
一、我国的石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动因分析
1、政府硬约束带来的政策压力
自2006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电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为整个产业链的低碳发展奠定了立法基础。工信部在2011年3月公布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四大约束性指标，包括2015年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水量分别要比“十一五”末降低18%、18%以上和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提高到72%左右。这对我国的石油企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对于石油企业自身利益来说，造成环境污染任意排放属于违背政府意愿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另外政府通过颁布以上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
企业将出于不同的动机实施节能减排：
1）出于满足环境管制达到减排指标的基本要求；
2）防止由于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事故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或者是保证对竞争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做出及时的反应,以防止其市场地位受到竞争对手企业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而预防由于环境污染而引发的非经营性风险与支出；
3）将节能减排作为可能引发创新的机会主动实施技能减排行为
希望我国的石油企业能在政府的指标“硬约束”下主动自愿地实施节能减排，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国家制定指标那么简单的事，这也是为自己将来的发展谋出路。
2、碳税造成石油企业成本增加
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来征税。碳税被众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能实现双重红利――提高环境质量的绿色红利与改善经济效益的蓝色红利。
发达国家有可能会不断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责任；要求我国的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要求；要求对我国的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等等。很显然碳税对我国的石油企业来说不是好消息。
财政部日前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到，可以考虑在未来5年内开征碳税，并具体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若开始征收碳税，（以某石油企业为例）以碳税额15元/吨，2012年以排放2.5亿吨计算，碳税50亿元，到2020年以4亿吨计算，碳税将达到200亿元，一定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并严重影响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企业自身赢得竞争力的需要
在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和石油占90%左右，虽然在未来的中国石油的消费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增加，但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增长速度会远远高于化石能源。中科院2009年6月10日的《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报告称，到2050年，我国使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有望占能源消费总量的45％。由此可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不断挤占传统化石能源市场，石油企业的发展空间将受到压缩。
原有的能源应用体制、机制模式都必须改变，然而我国发展低碳最大的障碍是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很多关键低碳技术自己研发难度较大，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也只是中等层次水平。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石油企业在能耗和能源利用效率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达15％左右。所以，如果不加强技术攻关，很可能在未来的低碳市场遭受冲击。
二、从企业的个体特征分析石油企业节能减排行为
1、理性经济人特征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将受到利己主义的动机驱使，任何决策行为都是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的，企业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建立在盈利的基础上。
节能减排可以降低能耗，节约生产成本。低碳经济也是一种收益型经济，很有可能在低碳化的过程中引领需求，并创造利润。所以，作为理性经纪人的角色出发，当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时，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将是自觉的行为。
2、有限理性特征
阿罗提出的有限理性的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现在的社会中，企业都会受到一定的环境约束，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会受到一定限制。就企业实施节能减排来说,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重要差别在于“最优”和“满意”。经济人企求找到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方案,既能够节约成本又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即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而管理人找到足可以实施节能减排行为的方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并不能达到利润最大化，但是令人满意或者足够好的。
3、机会主义特征
机会主义者又称为投机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在现今社会中，有的企业就是机会主义者，它们利用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和企业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采用非常微妙隐秘的手段，通过投机的方式，有时候会牺牲公众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环境污染属于公共物品，对企业来说具有外部性，给企业个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希望我国的企业（包括石油企业）都具有强烈的企业责任感，不要有规避责任、逆向选择等投机行为发生。
三、实施节能减排行为的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在市场中就能掌握主动权，给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
我国的石油企业要发展低碳、实施节能减排，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等多种手段。其中技术又是最关键的一环，低碳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例如与先进发电技术(如iGCC、多联产)相结合的Co2捕获和埋存技术(CCS)
某企业在“十一五”期间投资了150亿元实施了400多项节能减排项目，取得了很大收益。在企业不断发展扩大生产的同时，累计实现节能量937万吨标煤，节水量3.02亿立方米，二氧化硫和CoD排放量较2005年分别下降18%和36%，降低了8.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937万吨煤相当于21亿元，3.02亿立方米水相当于9亿元左右，一年节省30亿左右，5年就收回成本。这部分只是节能方面的收益，用表1来描述节能减排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收益（适用于大部分企业）：
表1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前后的收益比较
战略收益市场收益运营收益
更高的客户保留率更低的价格更低的直接成本
更大的市场份额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忠诚度）更高的资产利用率
更强的战略执行力差异化的产品更高的产品质量
进入新市场能力提高更高的敏捷性更简化的流程
结语
据悉，“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环保投资将超过30000亿元。相比其他企业，我国的石油企业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产业链，并且拥有系统的研发能力，有助于推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当前发展低碳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要解决能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必须依靠我国的石油企业加快攻克一系列低碳技术，淘汰落后产能。这不但关系着企业的命运，也关系着我国未来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全球低碳风暴的影响。因此，我国的石油企业应该把握好机遇，带动其他行业一起迎接挑战，实现节能减排，为气候变化作出最大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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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减排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传统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低碳经济的来临企业理财活动发生变化。本文通过财务管理目标及意义，深入探讨了低碳经济下财务管理改革的重要性。
低碳财务管理的任务是使企业通过对资本运作的管理达到既能满足消费者及社会的需要，又能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的目的。通过原财务管理与低碳财务管理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低碳财务管理的内涵。
一、财务管理的意义与新目标
1．低碳财务管理的意义
（1）会计与财务管理关系的要求
会计与财务管理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是相互独立的，但二者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必须依赖于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依赖于会计信息。由于会计和财务管理研究的领域都是价值运动，这就决定了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关系。因此，当前低碳会计的产生与发展必然要求低碳财务管理与之相适应。
（2）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要进行低碳管理必须实行低碳财务管理，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度资金，而当前，企业主要是造成污染躲不过再安排治理资金，受到罚款再临时筹措资金，没有因环境意识而进行的整体的资金安排，这很容易造成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所以，企业要想获得市场，取得社会的支持，只有应用低碳财务管理理论来分析产品成本费用和利润，才能使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2．财务管理的新目标
经济形势不同，财务管理目标也存在差异，但是以往财务管理诸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环保责任和环境风险都作为外生变量对财务管理目标和财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与环境相关的问题被归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是，在低碳时代，与低碳、环保、节能有关的诸多要素将内化于企业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全过程。产品碳足迹的计量、企业碳资产和碳负债的披露将通过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价值将成为企业价值的最高标准和终极体现。所谓生态价值，就是将碳风险与碳责任内化之后，企业及其各利益相关群体所创造的最终价值。企业生态价值的数学表达式为：生态价值=传统企业价值±环境价值。当企业实行节能减排等环境友好型生产及销售方式时，环境价值为正值，企业最终价值会提高；反之，当企业从事高耗能、高排放等环境破坏型活动时，环境价值为负值，企业最终价值会降低。生态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要求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形成低碳思维，用低碳思维考虑企业的生存和竞争力问题，包括怎样应对未来更加严厉的碳排放和环保政策法规，怎样应对未来产业内部低碳的标准，怎样应对未来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倾向。
二、财务管理的新挑战
低碳经济既催生了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等商业机会，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碳风险。“低碳”标准一旦实行，不仅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某些产品的竞争力，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还将被淘汰。面对低碳经济，跨国公司已率先行动并通过各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碳排放。沃尔玛公司已经要求旗下的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商品碳足迹验证并贴上碳标签，这将影响全球超过500万家工厂，其中大部分在我国。这意味着我国大量相关企业必须进行碳足迹验证，承担减排责任，否则将无法获得跨国公司的订单。从国家层面上，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贸易的传导机制，给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带来影响。按照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2012年起凡是进出欧盟机场的航空公司，将被分配给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排放总量低于限额的航空公司可出售剩余部分，排放总额超标的则必须自掏腰包购买超出限额的部分，这对于我国航空业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企业融资的新导向
银行业同样是参与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未来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将是在借鉴赤道原则等国际金融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碳金融”政策，服务并引导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项活动。判断、评估并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将成为碳金融时代银行信贷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全球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中国兴业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进行碳金融改革，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从事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企业及项目提供信贷支持。除此之外，各金融机构还在不断进行金融创新，陆续推出cdm项目开发咨询服务，前期项目融资、汇款和资金管理，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等产品。可以预见，未来金融资源将重点流向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从事低碳经济的企业也更容易得到战略投资者的青睐。
四、信息披露的新要求
现行的财务报告体系提供的只是以货币计量的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而对于企业碳排放量、环境成本和环境绩效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或有负债和潜在风险则鲜有披露。而未来，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当碳排放权可以用来交换时，碳资产和碳负债的价值就必然反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
在企业利润表中，可能会在传统成本之外增加一项新内容，即减排成本。按照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的要求，符合欧盟排放交易指令要求的企业均被认定为排放源企业，必须强制实施减排责任，通过购买碳信用指标以抵偿自己的减排义务。该笔支出即构成了排放源企业的减排成本，直接抵减当期利润。在低碳经济下，减排成本可能会构成高能耗企业利润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9
一、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义
“低碳生产”，译自英文为lowcarbonmanufacturing/production，缩写为LCm或LCp，是相对于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以高能耗、高碳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高碳生产”而言的。依据我国第一次（2004）、第二次（2008）经济普查结果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分析，我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大中型企业聚集于工业行业的特点十分突出。分布于冶金、电力、交通运输设备、石油加工和化工等工业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以其极少的数量不仅贡献着较大的经济总量，而且消耗着大量的能源、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由于工业生产产生的碳排放始终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促进其由传统的线性生产模式、末端治理模式等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既是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也是构建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我国目前年产电解铝产量约1300万吨，全年仅电解铝生产一项就需耗电约1950亿度，约合300兆瓦发电机组74年的发电量。如果通过加强管理、改进设计、引入先进技术节电1%，全年电解铝生产就将节电19.5亿度，依火力发电1亿度约需消耗3.39万吨标准煤计，不仅可以节省约66.11万吨标准煤，而且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8.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3万吨。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从工业企业内、外部两个方面，并依据强制性、市场性、自愿性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机制和途径，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体系形成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的全过程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有助于推广节能技术，并通过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与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工业、低碳农业、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低碳经济体系的形成。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特征与实现途径
与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以高能耗、高碳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高碳生产”相比，低能耗、低碳排放、低污染应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一）低能耗工业生产中的能耗包括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两部分。前者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煤、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消耗和电、煤气、蒸汽等二次能源消耗；后者是指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厂房等在其取得或建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两者之和称为全能耗。产品生产的全能耗示意图如图1所示。
在全面研究能源消耗、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问题时，应同时考虑直接能耗与间接能耗，既要千方百计降低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直接能耗，又要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充分发挥设备、厂房的作用，使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间接能耗最低。低能耗既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又是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低碳排放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低碳排放，即努力降低或减少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必须是低碳排放的生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低碳生产，也就失去了低碳生产的意义。低碳排放可以分为“相对低碳排放和绝对低碳排放两个方面”。前者基于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效益原则而言，如果生产过程中单位碳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利益的相对增加，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幅度低于生产产出（可以一定时期的生产总值或销售收入表示）的增长幅度，则可称为相对低碳排放；后者则强调一定时期内一个企业碳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然而，即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实现了相对低碳排放，由于过度追求生产发展，碳排放总量依然可能大幅度增加，从而无法遏制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因此，低碳排放不应仅是相对低碳排放，而应以整个国际社会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为目标，在相对低碳排放基础上实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绝对低碳排放是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三）低污染“在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能源使用和工艺排放，其中约有36%来自工业；而在工业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中，钢铁、水泥、塑料、纸和铝等5种主要原料的生产排放占到了56%以上。”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即通过不断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会使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危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得到明显抑制。
然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论是降低能耗、还是减少碳排放，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做到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进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是持续不断地降低全能耗以及碳排放的改进过程。因此，应该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减少碳源排放；提高机器、设备的能源效率；减少浪费，主要指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时间、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杜绝或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等；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包括原材料的有效利用、减少排队及等候时间、生产优先等。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本效益是指为实现低碳生产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与取得的各项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工业企业实施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果的体现，包括经济效益（主要指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指资源、环境效益）两个方面，并且可以从企业内、外部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一）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主要指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低碳生产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分析，通过计算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费用增加或节约额以及资源有效利用而增加的收入额进行经济效益或财务效益分析，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会计利润的增加或减少。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成本包括：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以Cj表示；低碳技术研发费用，以Cd表示；采用低碳生产新工艺、新技术而发生的设备购置或改进成本，以Cp表示；低碳运行费用，以Cr表示等。
内部财务成本C为：C=Cj+Cd+Cp+Cr。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效益或收益包括：由于水、电、汽等各种能源节约而降低的费用，以Re表示；由于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而节约的费用，以Rg表示；由于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而节约的费用，以Rm表示；由于废弃物回收、重复利用而增加的收入，以Rw表示等。
同理，内部财务效益R表示为：R=Re+Rg+Rm+Rw。
则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Δp=R-C。
对于通过改进工艺、采用新技术、使用新设备以及合理组织生产等方式实现的低碳生产而言，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财务成本与收益容易区分、便于计算分析。例如，在电解铝生产中，通过运用新型生产技术、加强综合管理水平延长电解槽的使用寿命就可以大幅降低电解槽大修费用。对于拥有172台的306ka大型预焙铝电解槽、年产14万吨铝锭的电解铝厂而言，每次、每台槽的大修理费用大约100万元，未改进前槽生产寿命为1000个槽昼夜左右，在技术改造将其使用寿命延长至2000个槽昼夜的情况下，则每一年内可节省的修理费用为：（365/1000-365/2000）×100×172=3139（万元），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逐项计算，即可得出企业一定时期内实现低碳生产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于实施低碳设计、低碳施工、低碳生产的新建企业来说，其成本效益或经济效益分析则可以通过不同模式下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对比来进行。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社会效益分析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社会效益是指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对社会所作出的综合贡献，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外部效应，主要包括：各种能源、资源消耗量的减少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在当前能源、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两者都体现为正外部性而使外部社会成本降低。
（1）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节能、降耗情况分析。工业企业通过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而使能源、资源节约的分析可以采用技术分析法、线性规划法等从多方面进行。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按照当前铝行业普遍采用的冰晶石-氧化铝熔融盐电解法，其能源消耗主要取决于平均槽电压（V平均）电流效率（Ce），电解生成1千克原铝所耗费的电能计算公式为：
式中，a表示生产作业系统中一整套机器（1，2，....φ），代表机器的最大编号；B表示一整套产品（1，2，...，n），n代表产品类型的数量；e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能源系数；δ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剂系数；C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消耗电能系数；S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的完工时间：pj表示在j机器完工产品需求量；L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需剂；e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耗电能。
（2）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分析。工业企业可以通过绘制生产流程图、划定系统边界、确定优先顺序以及数据整理等步骤，构建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低碳排放计量模型，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准确地测定与计量，它是加强碳排放限额管理和控制、实现碳减排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情况分析主要有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分析。前者也称最大最小值测试，用以测算参数发生最好和最差情景时的碳排放水平，计量思路及过程较为简单。后者可通过附有该分析的软件包或专业的寿命周期分析（LCa）包来完成，通过确定并输入每项参数的概率密度、分布类型（如正态或对数正态）、具有可信度的输入值上限/下限以及相关系数等，经过多次重复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出不同生产状况下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全面了解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
以年产14万吨的我国某电解铝厂生产情况为例，参照情景分析方法，并将电流效率（Ce）统一取值94%，开工效率按照全年不间断运转（即开工效率为100%）计，采用直流预焙槽，综参考文献：
[1]王君：《中国微小企业融资进展与前景》，《银行家》2007年第10期。
[2]潘家华、庄贵阳等：《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
低碳减排的意义篇10
内容摘要：贸易保护措施历来就是附着在新概念和新措施之上不断更新和涌现的。当前，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受到重视，但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者以气候变化为幌子，借低碳经济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则全球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本文从碳关税着手，思考碳关税对全球减排的有效性，分析碳关税在多边贸易规则下的地位，讨论碳关税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碳关税多边贸易规则贸易保护主义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掀起新风潮。本次全球性金融海啸也不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参考文献：
1.YanDongandJohnwhalley，Carbon，tradepolicy，andcarbonfreetradeareas
2.吴玲.wto体制下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