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研究篇1
【关键词】结构；效益；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和环境质量
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办，主题为“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此次论坛强调了此届年会的重大议题，即从根本上反思全球现有增长模式，而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理解，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归结为六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合理，它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也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实践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因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包含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身要求中。王小娟（2001）分析了我国的经济结构，认为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生产能力过剩与社会需求不足的矛盾，但从根本上看却是经济结构矛盾的反映，究其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钞小静，任保平（2011）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和规律，采用国家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生机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数据模型，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
二、经济增长的效益
经济增长的效益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有效保障，经济增长效益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迅速地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仲维清，程恋军（2004）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协调投资结构这两方面，分别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效果系数越高，经济增长效益就越高。李延军（2007）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其增长过程、途径、方式等方面的优劣程度。刘丹鹤（2008）认为，索罗模型为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基本框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稳定性和波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种对立统一的态势，波动性太大，不仅会破坏经济的有序运行，也会为未来经济稳定的增长埋下很多隐患，所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郭金龙，张许颖（1998）利用统计方法中的数量模型，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结构变动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分析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的作用，证明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肖红叶，李腊生（1998）从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做出如下评判：我国经济质量总体上趋于增长，经济发展路径趋于好转，突出表现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李岳平（2001）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六个方面衡量了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认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经济波动频繁，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低下，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等。
四、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
现在是民生本位的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所以，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是增进人的经济福利的手段和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就不能只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应当以人为中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改善社会福利。杨长友（2000）认为，经济福利是测评经济增长导向的第一向度，他尝试构建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把这种指标体系归结为经济福利、技术创新、增长率利润率、稳定性等六大向度，并较为详细的论述了经济增长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提高，但并不意味着十分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我国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
五、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
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终极目标是实现更多人从中受益，分享成果。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增长的效果较差或者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较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冷崇总（2008）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范畴，要对其做准确的、全面的评价，就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持续性、创新性、分享性、有效性、协调性和创新性这七个方面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客观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有效监控。其中，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有两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和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两方面也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王辛欣，任保平（2010），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因此，以经济增长中城乡的协调发展作为评价净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上考查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从两个方面建立平价指标体系：城乡经济融合度和城乡社会融合度。
六、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目前，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而人民对于出现的问题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同时，环境和发展两个问题就必须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虑，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候，必须重视后代所处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不能损害后代的生存条件，并且应该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寻求长期的，能够同时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人类长期生存，利益保证的条件，也是准确评价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
单晓娅，陈森良（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经济范畴，具体包含七个方面，首先有经济本身的效益提高、结构的优化、运行的稳定三方面，其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竞争能力的增强两方面，另外还包含人民生活改善、环境资源保护两方面，并且科学、全面、系统、精炼的设计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统计指标体系。宋美喆，蔡晓春（2010），认为保持能源的稳定供应，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人们关注。从经济运行质量和增长的潜力，经济竞争能力和人民生活状况等方面来构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体系，根据1978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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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沈坤荣．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1）
[4]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用tFp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若干局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
[5]李红艳．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探析[J]．企业导报．2009（8）
[6]李变花．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设置[J]．理论新探．2004（1）
经济增长研究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投资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的增长是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重庆市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1000万美元以下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由此，拉开了重庆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序幕。1992年，重庆市被国务院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从1992年开始，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的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出现大幅度的攀升。1997年重庆直辖便出台了61条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工作进入了一个有序稳定的发展期。
1.重庆市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水平
1997年～2006年，重庆市累计签订利用外资项目2365个，外资合同金额为77.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06个，签订合同金额58.79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7.64亿美元，分别占重庆市利用外资的84.82%、75.49%、和63.69%。从三项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重庆市利用外资的比重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2000年以来，重庆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2006年创下实际利用外资6.9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见表1）。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1997-2007）
2.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
从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是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2005年亚洲地区的实际投资额达30448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9.04%；其次是拉丁美洲，实际投资额达8567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6.61%；第三位是非洲，占7.76%。1998年～2005年底来重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累计额前5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
3.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5%、66.2%和32.3%。到2006年，这一比重分别调整为0.7％、43.4％和55.9％；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机械、化工、it制造等领域，第三产业集中于房地产业（见表2）。
资料来源：《重庆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年鉴》（2001-2006）
4.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比较
重庆市的40个区县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由于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投资环境也存在很大不同，使得在渝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不平衡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偏好，在渝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内。2001年～2002年，重庆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1654万美元，都市发达经济圈为43230万美元，占全市的84%；渝西经济走廊实际利用外资6853万美元，占全市比重的13%；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只有1571万美元，比重仅为3%。“十五”期间，都市发达经济圈对外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强。到2006年，都市发达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61098万元，占全市比重87.79%。
二、FDi对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注：价格为1985年可比价。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FDi表示重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用来表示重庆经济增长。为了分析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1985年～2006年的数据（见表3）。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取双对数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1nGDpt=c+inFDit+εt
经检验发现模型存在2阶自相关，为此，采用G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oG(GDp)=317.096+0.016*LoG(FDi)+[aR(1)=1.547,aR(2)=-0.547]
t=0.016t=2.31t=6.997t=-2.434
R^2=0.999adR^2=0.999F=5519.07D-w=2.01
1.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R^2=0.999，adR^2=0.999
可知模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
2.进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F=5519.07，prob(F-statistic)=0.000000
可知方程很显著。
3.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从FDi的显著性检验上看，FDi是显著的，说明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但常数项不显著，因为此模型里只取用了FDi作为GDp的解释变量，目的在于考察FDi对GDp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度，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了FDi上）。
4.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检验，发现模型没有异方差性，也不存在自相关性。
可见，1985年～2006年间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系数0.016表明，FDi每增长1%，则GDp增长0.016%，因此FDi对GDp的影响力较小。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存在的，但力度较小。而且重庆市吸引的外资主要投向了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利用外资额不到全市的20%。三大经济区之间本身就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地区分布状况，没有起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反而使这种差距有增强的趋势。外商在渝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农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产业倾向使得外资对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作用较弱。
作为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应把握契机，加大引资工作的力度，把利用外商投资与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增加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统一性，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内外资的公平竞争，增强外商的安全感。加强和规范对外资的管理和服务，建立统一的外资政策机构，完善项目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大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高效率的服务网络、物流运输平台，营造良好的经营服务环境。
与都市发达经济圈比，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也不高。所以应增加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实施更为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这两个地区。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政策导向
一是鼓励FDi进入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领域，引导外资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吸引FDi继续投向优势产业（如汽车摩托车制造及化工工业），形成优势产业群，通过产业集聚进一步增强吸收外资的能力；三是加大服务业FDi的引进。服务业外包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对重庆市引进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重庆市应加大服务业所需人力资源的培育，推进金融、电信、科教等服务领域的招商引资，促进跨国服务业外资的进入。
3.充分发挥特色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现有各类特色工业园区30多个，须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
4.努力实现外资来源多元化
重庆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来自香港、毛里求斯和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相反，欧美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较多，因此应加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FDi的引进，努力实现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同时，应逐步推动开发租赁融资、实行产权转让和Bot等多种有效的利用外资方式，推进与国际大公司合作，提升重庆市利用FDi的规模与水平。
参考文献：
[1]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经济增长研究篇3
一、娄底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组合方式。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增长方式分成两类:一种是以增加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如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扩大再生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把过去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注重“量”的扩张,集约型增长方式则在“量”的扩张基础上注重“质”的突破和效益的提高。
(一)娄底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目前,娄底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增长方式在工业化的初期确实给娄底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采用了这种传统增长方式才形成了今天娄底工业基础和规模。特别是“十五”后期,我市根据自身特点,坚持以大投资促大发展的指导方针,有效地吸引和激活了各类投资,投资总量、投资速度、投资效益都创造了历史纪录,使得我市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给工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2005年娄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7.4亿元,为2000年的2.86倍,“十五”期间年均增长23.4%。大规模的投资虽然解决了一系列困扰和制约娄底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实现了娄底工业“量”和“质”的突破。但是,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难循环、低效率”后果。不仅受资源瓶颈制约,使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生态退化问题突出,而且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这就决定了工业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将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原有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将逐步回落。因此,要实现娄底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娄底经济增长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现代经济学家判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要依靠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单位增加值能耗、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与同期全社会工业投资额的比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来反映。“十五”以来,娄底工业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效益和质量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2005年,全市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35.9亿元,比2000年增长79.0%;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005年达到了162.7%,比2000年提高86.7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也逐年下降,2005年我市万元GDp消耗能源2.83吨标煤,比2000年减少了0.18吨;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在波动中得到提升,2005年为41.5%,2000年为37.2%;只是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却从2000年的5.1下降到了2005年的2.0,这主要是近两年我市开发项目较多,投资增长迅速,目前投资效应还没有显现所致。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般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作为划分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据。科技进步贡献率小于30%为粗放型,30%~50%称为准集约型,50%以上为集约型,达到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由此可看出娄底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为准集约型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
(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推动娄底跨越发展新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全市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三大重点领城,综合考虑研发条件、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及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规划布局,加强与高等学院及科研机构的联系,重点研发了薄板配套产品的开发、氧气锆陶瓷、肝复乐系列、高效结晶器铜管等项目,着力扶持了新化长青电子、华禾药业冷水江制药、湘源科技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现已拥有特种品牌钢材、耐磨铸铁、矿用提升绞车、KU高段频头等一批部级省级高新技术产品,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娄底新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市累计完成高新技术产值93.07亿元,比上年增长70.86%。
二、娄底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
(一)产业、产品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工业结构朝着现代化产业结构方向积极转变,逐步形成了以冶金、建材、煤炭、化工、电力、机械为骨干的门类齐全的新工业体系,工业及其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结构比由2000年的24.2∶38.8∶37调整为17.7∶48.5∶33.3。但是,我市“吃资源饭”状况严重,产业结构以传统的冶金、建材、煤炭、化工行业为主,重化工业占绝对比例,工业产品仍以“傻大黑粗”为主,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精加工产品少,名牌产品辐射力极低,出口产品少得可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长沙株洲等兄弟市慢得多。产业、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仍停留在固有模式上,虽然有了几个亮点,但还未形成大的规模,市场占有率较低,传统农业仍占主体,产业化经营产值严重偏低;二是传统工业依然占主体地位。我市传统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90%以上,新产品产值所占比例只有28.3%,比重偏低,并且新产品中大都是传统产业的附属物,新产品带来的附加值低,产品链条也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工业根基“头重脚轻”,抗风险能力弱。娄底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可以说仅仅就涟钢一家企业,涟钢工业总产值占了娄底规模工业总产值的39.5%,2005年上半年由于涟钢的推动,我市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居全省第一,下半年由于涟钢主导产品薄板价格的下跌,企业效益锐减,生产更多结果亏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涟钢只得压产,直接影响我市工业经济的正常运转,到年底时,我市工业增速已退居到第十一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市支柱企业单一,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四是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2004年上半年,面对经济过热,土地、能源资源紧张及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意识的控制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我市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行业建材和能源工业受其影响最大,使得部分娄底工业产品价格一降再降,主导产品建筑用钢材价格直线下跌,中厚板市场形势也比较严峻,涟钢薄钢从2004年初的4600多元下降到2005年底的2700多元,海螺水泥价格最高时达380元/吨,但现在只能卖到300元/吨,一些企业因此只得压产限产,自然影响娄底工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第三产业比例偏低,不能给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一是总量占GDp比重偏低,提供就业岗位不够。2005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3%,远低于湖南40.4%水平,而从总量看,2005年娄底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3.83亿元,仅高于张家界和自治州,位列倒数第三,同时第三产业向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少,占全社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严重偏低,沿海发达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40%左右,我市为28.68%,也低于湖南30.2%水平。二是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发挥支撑作用不够。2001年至2005全市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3%,比第二产业低了2.9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也从2001年的36.5%回落到了33.3%,降低了3.2个百分点。三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服务功能不完善。构成娄底第三产业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运输业。2005年娄底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贸易及住宿餐饮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1%。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业、咨询业、旅游业等在内服务功能强又能直接促进产业发展的新兴三产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仅31.2%。可见,娄底传统低层次服务业仍占相当比重,新兴三产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三)单位增加值消耗能源严重偏高近几年来,由于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燃料的能源消耗也随之大幅增加,2005年我市规模工业企业共消耗能源682.2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同期增长6.3%,虽低于同期工业生产18.4%的增长速度,但单位增加值消耗能源严重偏高,2005年我市规模工业单位GDp能耗为7.18吨/万元,远远高于全省3.83吨/万元水平。
(四)工业企业整体效益偏低2005年娄底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工业企业销售利税率分别为155.94点和8.54%,而全省为164.2点和11.83%,分别低了8.26个点和3.29个百分点。构成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七项指标中,只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劳动生产率和产销率略高于全省,而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贡献突出的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娄底总资产贡献率为9.72,比全省低3.74个百分点,资本效益发挥极不理想;资产负债率为66.5%,高出全省4.23个百分点,工业负债投入性发展依赖性较强;成本费用利润率为2.33%,比全省低了2.04个百分点,企业产生附加值能力较低。
(五)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发展缺乏后劲我市企业由于经费紧张及环境不优等原因,科技投入不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开发新的产品不多,而形成“名牌”的产品更少,企业核心竞争力自然无法得到提升。其一是科技经费投入不足。虽然近几年来我市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总量有所增长,但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偏低,与工业投资增长很不适应。2005年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为154180万元,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5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81个百分点。全市创新工作处于领先的涟钢2005年的科技活动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也仅为0.58%,远不足1%,而沿海一些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每年投入的资金超过销售收入的10%。由于企业缺少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打折扣,致使产品更新慢,市场竞争力困乏,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4.7%,较全省平均水平低了15.6个百分点。其次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积极性不高,人力资源投入也不足。2005年全市300家规模工业企业只有34家企业有科技活动,所占比重只有11.3%,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只有1273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数的1.1%,平均每户企业只有4.2人,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和5.3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只有983人,占参加科技项目人员的77.25%。涟钢拥有职工18734人,而从事科研创新工作的科研人员仅425人,只占2.3%。而深圳华为公司拥有职工2万多人,从事研发的人员超过了50%。科技人员严重不足,制约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企业制度和政府发展观念落后也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娄底工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秩序紊乱,经营初放,管理模式仍以“计划式”“小作坊式”“家族式”模式为主,“惟利是图”思想在一部分企业业主头脑中根深蒂固,目光短浅,发展观念淡薄,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极不合理,人力资源很难转化成生产要素,竞争力很难得到提升。一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对“发展”的理解比较模糊,政绩观出现偏差,认为增长快就是发展,片面追求“量”的增长,忽视“质”的提高。粗放型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可以“立竿见影”,正是地方官员实现其“任期政绩”的重要因素,如此一些地方官员默许甚至支持一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的发展,给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等一系列问题带来难度,与我们所追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弛。因此,在传统的以GDp增长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观的制约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被领导和行政行为强化,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化变得更加困难。
三、对加快推进娄底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2005年我市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到2010将近达到2000美元。从国际国内经验看,这一阶段,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工业结构日趋合理;技术创新愈益活跃,并由引进为主向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集聚。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工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智力支持,大力推进“品牌战略”,培育发展一批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品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更新发展理念,加快体制创新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也在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娄底经济增长初期,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为便宜,以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获取比较优势成为必然。但这种高投入战略实际是在人均资源贫乏、资源消耗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条件下进行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我市的资源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后,有限的资源并不能长期支持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要确立科学的政绩观,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摒弃那些片面强调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做法,建立起注重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新的考核机制,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愿望和动力引导到科学发展观的方向上来。不仅要改变传统发展观念,还要转变导致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
(二)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必须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以国家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政策扶持为契机,有目的的推进娄底工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纺织、轻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的重大机遇,加快行业结构调整,把娄底建设成为一个沿海先进制造业零配件“中转站”,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薄板工程配套产品开发、特种陶瓷系列产品、高端耐火材料及中药材等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设备及软件、生物医药、机电加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政府要针对娄底企业组织程度低、企业规模小和生产无序等突出矛盾出台优惠政策,实行资产重组,建立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优质企业集中,对浪费资源、抢占土地和规模效益不好的小企业要加以淘汰,充分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制止项目的重复建设。
(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发展速度相比,我市第三产业增长比较缓慢,这种反差使得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小。为改变我市第三产业落后的面貌,为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必须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特点有针对性的出台切实可行的鼓励政策,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好发展规划,积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如引进发展大型物流业,巩固发展一批高智能的第三产业(如信息咨询业和计算机软件业等),深化发展特色旅游业等。
经济增长研究篇4
[关键词]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转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031
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并且在世界上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第三大国。但我国传统的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凭借能源的消耗为支撑的，这样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生产，因此众多专家和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时代中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进行改革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格局发生较大动荡的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压力都迫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改革转型，同时也要考虑新经济时代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与转型问题，以便实现新经济时代中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1“新经济”的含义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有较大的区别，新经济是一种以网络经济作为核心内容的，以知识要素作为有效驱动力的，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基础的新型经济，新型经济简单地可以总结为“新经济是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综合”。新经济含义中所提到的知识经济则是指建立在时代科学技术核心基础之上进行生产、储备、使用以及消费的经济形式，知识信息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当代新经济迅猛的发展形势下，人力资源逐渐成为新经济的核心构成要素，正因为新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所以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掌握先进技术的技术型人才和具有大量知识储备的知识型人才在新经济的发展中必将成为核心供给者。关于网络经济可以做如下简要概述，网络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其中消费、信息资源、现代通信、生产交换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网络经济中相互交织渗透，网络经济除具有传统经济所具备的全球化的性质外，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且网络经济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强大优势在全球的各个国家受到广泛的青睐。
2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分析
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将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充分运用网络的有利途径和知识的创造性等两者的优势创造更多财富，满足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物质需求。新经济的本质特征具备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和追求市场垄断等特性，同时新经济注重经济竞争中时间价值的主导地位。
21新经济的正反馈性分析
传统的旧经济是一种负反馈性质的经济，价格与生产产品的数量正相关，消费者与价格的高低和产品生产的数量负相关，这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负反馈机制对市场的均衡发展起到调节作用。对新经济而言因为其正反馈的特性不存在均衡市场的性能，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更高报酬和更高效率的创造依赖于需求量的增加，使得供给方进一步下调价格，促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供给和需求在新经济中表现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正反馈机制促进新经济发展的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22新经济的适者生存性分析
由于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均较高的缘故，传统的旧经济市场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能够保持不被淘汰，但在新经济形势中经济市场的竞争法则就有所差异。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市场的竞争是一种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经济市场，市场竞争规则类似于达尔文式的竞争规则，这种新经济的适者生存的特征属性是新经济本质属性的体现，新经济下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与传统经济相比降低很多，使得经济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有效，在新经济下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必将把处于经济竞争市场劣势的企业淘汰，从而实现新经济市场下优势企业的市场垄断，追求企业的最大效益。
23新经济的追求市场垄断分析
新经济下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具有很低的边际成本和很高的固定成本，这一新经济的内在属性就直接决定了新经济是一种追求市场垄断的经济形式，新经济只有通过这种垄断市场的力量才能够在经济市场上获得利益，若新经济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与信息产品不能形成有力的市场垄断力量，那么其产品的价格存在被压制到边际成本的风险，难以与极高的固定成本相适应，新经济的这种垄断是某些产品生存的客观需要，这种新经济下垄断的打破需要借助新的经济创新。
24新经济的时间价值性分析
在传统的旧经济中，生产某种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决定了产品的价格高低，但是在新经济形势下，新经济产品的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已不是在社会劳动中花费时间的长短，其价格的高低受到新经济产品在生产出来的短时期的排他性。新经济在时间方面的价值与传统经济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经济下的时间价值在新经济产品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产品价格起到决定性作用。
3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分析
31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传统旧经济的增长由社会分工、资本积累以及国民技术的动态技术进步和储蓄等因素决定，而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变化，企业的创新成为新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新经济增长方式决定因素的转变，说明企业微观方面的创新活动在企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要比传统经济形式中资本储蓄与社会分工贡献大，因此在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经济的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考虑传统经济中资本积累、社会分工等宏观因素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新经济时代中经济增长转型具有重要贡献的创新性等微观因素的考虑，在微观的基础上对新经济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发展和建立一套符合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型所需要的新增长理论。
32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所需社会经济条件
新经济下经济增长转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以为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有利条件，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提供良性的发展所有权，在新经济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知识是一种可供多人同时使用、拥有的非竞争性知识，因此知识的配置与生产就不能由市场的竞争力量进行决定，否则新经济所带来的价值大大降低或难以受益，因此必须创造知识所有权；二是发展风险融资，新经济时代存在结构性的资金短缺和极大的投资风险问题，风险金融的发展是新经济发展的有利保障；三是发展企业创新，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经济方面创新的有力支持，任何经济体都离不开创新能力l展这一微观基础的支持。
4结论
在新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要依据新经济下时展的需求进行不断探索。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要对“新经济”的含义深入理解，要对新经济的正反馈性、适者生存性、追求市场垄断性的特性进行科学把握，要对时间价值在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进行合理掌控，深刻理解新经济与传统旧经济在增长方面的区别，积极创造新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实现新经济时代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伟杰浅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可持续性探究[J].现代商业，2014（24）：75-76
[2]林毅夫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J].科学发展，2014（2）：11-14
经济增长研究篇5
关键词：创业创业型经济经济增长
引言
2009年10月，“第二届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成功举行，曾连任八届联合国副秘书长、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的莫里斯·斯特朗认为创业型经济和创业型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巨大。全球创业型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马国湘认为，创业型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就业压力的缓解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创业型经济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主导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契机和新跳板！创业型经济的概念并非今日之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的中小企业开始逐渐取代大型企业，成为推动美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创造着90%以上的新增就业。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最先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他把这种具有创业力的中小企业所形成的新的经济态势称之为创业型经济，并认为“创业型经济形态，是近代经济和社会史上发生的最重要、最鼓舞人心的事件”。LarryFarrell（2001）甚至认为发展创业型经济是打赢21世纪这场全球经济战争的关键。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属于创业型经济时代。
在创业型经济背景下，创业被认为是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张青，2009）。Bygrave（1998）认为美国经济取得成功的秘密在于美国拥有着较好的创新与创业文化，这激发了大量的高水平创业活动，而这些创业活动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战略优势。因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创业型经济的研究和讨论也纷纷围绕创业及其相关主题展开。然而，在现有的创业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更多地关注创业过程、创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和如何进行创业等微观层面的问题，而宏观层面的创业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微观个体创业行为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加缺乏（张青，2009）。对创业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的匮乏致使人们对创业型经济的认识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从而引起新的困惑。鉴于此，本文将在创业型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剖析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做出贡献。
理论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的转变
从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经济细胞—企业的组织形态来看，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形态有手工业经济和管理型经济，与之相对应的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被称为工业时代和管理时代（李政、李玲玉，2005）。在创业经济时代被提出并被广泛接受之前，由钱德勒所界定的管理型经济在西方国家的繁荣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李政、金晓彤，2008）。在管理型经济下，众多经济学家认为大企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小企业将因其无效率而逐渐消失（audretschetal.，2006）。因此，管理型经济时代学者们主要围绕稳定性、专业化、同质性、规模、确定和可预测性等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的经济体系逐渐呈现出从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的态势：1976年，美国小企业创造的销售额仅占美国制造业销售额的1/5，而到198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1/4；大量的中小企业还为美国提供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成为了繁荣美国经济的重要推手。管理学家德鲁克全面观察并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和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创业型经济的概念。之后一些学者对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型经济发展的背景和事实进行了研究，并对管理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发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小企业的相对重要程度也持续增加（audretschetal.，2000；2001；2004）。鉴于创业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各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途径，试图为各区域创业活动水平的提高提供解决方案。这些学者及机构的研究更加深化了人们对创业型经济的认识，也确立了创业型经济的地位。与管理型经济相比，创业型经济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创业及其提供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且主要围绕着创业型经济中的灵活性、不稳定性、多样性、新颖性等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二）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于创业型经济认为大量的中小企业创业及创新活动是创业型经济的重要现象和特征，这极大地激发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创业及其相关主题的关注和探讨。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关微观层面的创业者以及创业行为的研究文献已经颇为丰富，但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却较为匮乏。从少量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1.以发达经济体为对象，对创业型经济下的创业表现及其作用进行描述和归纳。比如，audretschetal.（2000；2001；2004）对欧洲众多国家中小企业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发现同美国一样，欧洲的众多中小企业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荷兰小型制造企业的雇佣份额从1978年的68.3%上升到了1986年的71.8%；英国的比率从1979年的30.1%上升到了1986年的39.9%；德国的比率从1970年的54.8%上升到了1987年的57.9%；在葡萄牙，该比率从1982年的68.3%上升到了1986年的71.8%；在意大利南部，该比率从1981年的61.4%上升到1987年的68.4%。audretsch（2002）对oeCD国家的统计分析表明：那些拥有较多小企业和创业活动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而小企业和创业活动较少的国家具有较低的增长率和较高的失业率。Brich（1981）的研究表明美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超过80%的新工作岗位。
2.对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不同的研究学者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三种关系，即U型关系、线性关系和S型关系。wennekersetal.（2005）采用全球创业观察2002年收集的数据，对oeCD36个高收入国家的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以潜在的创业数据和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增长水平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如图1a所示）。Bosmaetal.（2008）的研究结论与此吻合。我国学者赵奉军与高波（2009）应用全球创业观察2005年的3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发现按照创业意愿衡量的创业精神与按照人均GDp衡量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曲线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U型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因此acsetal.（2005）使用了“机会—生存比率”作为创业的衡量指标，对其与人均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有更多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更高。Virgill（2008）应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03-2005年间不同国家的数据，回归分析了初创企业率（一年中新企业占总企业数的百分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如图1B所示）。赵奉军，高波（2009）利用我国2007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也发现创业精神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直线关系。acsandSzerb（2007）提出了综合全球创业情境指数作为创业水平的衡量指标，以2003-2006年间5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S型的正相关关系（如图1C所示）。
综上所述，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的转变已经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创业型经济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虽然有关创业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已经较为丰富，然而，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而且已有的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仅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线性或非线性关系，但并没有深入的揭示创业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就成为了本文后续探讨的重点问题。
创业与经济增长机理模型的构建及其解析
（一）创业的类型
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lobeentrepreneurshipmonitor，Gem）在国际创业研究和教育领域享有着极高的盛誉，该项目的研究报告是全球创业研究理论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项目组对创业的研究文献中，认为应该将创业划分为需求型创业（necessity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entrepreneurship）。这两种创业与创业者的动机密切相关。需求型创业是指创业者出于失业的压力，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被迫参与创业活动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属于一种生存性战略（肖建忠等，2005）；机会型创业是指创业者感知到了一个尚未被利用或者正在被开发的机会（acsetal.，2007），出于个人想要抓住现有创业机会的强烈愿望，敢于承担一定的创业风险，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主动进行的创业。acsetal.（2007）认为需求型创业并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而机会型创业则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二）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为了能够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模型，我们将现有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深度剖析，从而揭示学者们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脉络和理论精髓，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奠定基础。在现有的创业研究中，wennekersetal.（1999）最早对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探讨。他们首先提出了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初步研究框架（见图2），认为创业受到诸如个人、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创业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同时，创新和竞争在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初步研究框架基础上，他们对这一框架进行了丰富和完善。认为谈论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该从三个层面，即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的连接，而且创业还必须考虑一些关键要素的影响。创业者通过创业，将个体的知识与技能以及其他创业特质转化到创业行动中从而实现企业的创办进入新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创业者以及新创企业还必须不断地创新。创业活动的不断增加将带来宏观层面各种企业的出现，产生多样化并且也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得以不断壮大发展而另一些则被淘汰出局，从而实现了市场的选择过程。同时，创业过程还存在反馈机制，即一些被淘汰的创业者在创业失败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创业技能、再次创业，实现新的创业循环。从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一方面，通过创业在宏观层面的多样化、竞争和选择过程将直接增强宏观层面的竞争力，推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创业的成功将为创业企业创造绩效，企业的绩效在满足创业者自我实现和财富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依据上述逻辑链条，他们构建的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连接框架模型，见图3。
在wennekersetal.（1999）的研究基础上，thuriketal.（2002）也对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分析起始于个人层面的初生创业，初生创业者是指打算或者积极地尝试开创新事业的个人（比如工薪阶层、失业者、学生和家庭主妇）。当这些初生创业者正式进行创业并创建企业之后，就意味着新企业进入了市场。此时，这些新生企业将通过创新（比如引入新产品、发现新的生产方式等）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新创企业还将通过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引发经济的重构，比如企业的退出、合并、再造以及债权人的创新等等。这些发生在企业层面的变化将逐渐的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产业将会从宏观层面退出，另一些则发生合并，这些都将引起部门、区域和国家经济层面的产业结构重构。这种产业重构同新创企业的出现一样会引发多样化和新的竞争，进而引起企业的退出，同时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企业经济的增长则会带动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和个人层面的物质回报。同样，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对社会的初生创业带来影响，促进更多的初生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据此，他们构建了创业与经济绩效模型（见图4）。
从wennekersetal.（1999）以及thuriketal.（2002）所构建的创业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及其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来看，创业至少应该从多维度、多层次角度进行分析，个体层次的创业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新创企业带来的企业层面、产业层面甚至宏观层面的变化。从企业层面来看，新创企业的进入意味着创新的出现和扩散，而创新不仅会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进而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创新还将带来更宏观层次的产业的调整、重构，也会使得企业之间、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竞争加剧，而竞争也会促进企业绩效和国家经济的改善。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将创新、竞争、多样化、选择等因素作为连接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因素。尽管他们的研究目的并未揭示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但这些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较大的启示，我们将在这些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深化拓展，构建创业与经济增长的机理模型。
（三）模型的构建及阐释
本文认为，已有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多从创业的视角来分析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也是研究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仅仅从创业的角度出发也可能会使研究结论缺乏丰富性和完善性。因此，本文认为不仅应该从创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应该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并对创业视角和经济增长视角进行整合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创业与经济增长机理模型。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为ΔY/Y=S×ΔY/ΔK，其中：Y表示产出，ΔY表示产出的变化量，ΔY/Y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投资率（储蓄率、资本积累率），ΔK为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ΔY/ΔK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即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表明资本和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和投资率的增加将带来经济的增长。此后，罗伯特·索洛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ΔY/Y=λ+α×ΔK/K+β×ΔL/L，其中，ΔY/Y、ΔK/K、ΔL/L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的增长率；λ、α、β则分别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以及技术的进步。之后，1983年保罗·罗默提出了被称为经济增长第三次革命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四要素是指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主要是指技术进步。从上述学者的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他们有关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思想并不矛盾，而且存在传承性。综合他们的思想，本文认为资本、非技术劳力（一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经济增长建立在四种要素的合理使用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
融合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我们认为创业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业有利于促进创业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合理投入和有效整合。由创业引致的经济增长要素的增长和有效整合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现有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的创业与经济增长的中间连接因素也可以纳入到上述四种经济增长要素的体系中来加以解释。例如，创业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发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企业的创新，从而有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因此，thuriketal.（2002）将创新作为创业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连接变量在本文的研究体系中可以得到解释。同样，由创业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要素的投入和有效整合将会导致竞争的加剧、多样化的出现，从而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内部的选择过程，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wennekersetal.（1999）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的思想也能在本文的研究体系中得到解释。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创业属于多维度多层面的活动，应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考察。本文借鉴wennekersetal.（1999）以及thuriketal.（2002）的思想，认为应该从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加以考察。创业者个人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并不能纳入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只能当创业者真正从事创业活动并且建立初创企业进入市场后，创业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也认为，由于需求型创业在创业的初期并不具备创业思想和技术的创新性，并不能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需求型创业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创业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创造性和技术引领能力之后，转化为与机会型创业相类似的企业，才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产生直接效应，其影响机理在于：创业促进了经济增长要素（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与整合，带来了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创新的不断出现、竞争的加剧、企业在市场中的进入与退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构，从而促进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存在修正循环的关系，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提供新的机会，从而促进新的创业者进行创业，实现新一轮的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循环，而且，经济增长也同样可以从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得到体现。依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创业与经济增长机理模型（见图5）。
研究启示及建议
现阶段，我国正掀起一股空前强劲的创业热潮，全球创业观察项目发起人保罗·雷诺兹2009年曾说，全世界有5亿人参与创业，其中有1.2亿在中国。据2010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业活动中位居前列，创业活动十分活跃，中国创业活动指数由2002年的12.3上升到2009年的18.8。从创业类型来看，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从而带动了机会型创业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更多的人迫于生存的需要推动了需求型创业的增长。但无论如何，“中国正在跨过西方国家‘管理型经济’的台阶，快速迈向‘创业型经济’时代，即创新和创业驱动发展经济的阶段”。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创业活动的繁荣，推动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启示及建议：
应该针对需求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制定并执行不同的支持性政策。对于需求型创业而言，更多的人是为了满足自我生活的需要，实现自我雇佣，创业者对创业的创新性和资源投入要求不高。从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就业压力来看，需求型创业还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占据较大的比率。为了能够促进需求型创业的发展，政府的政策应该侧重于微型企业创业、小额信贷、创业者培训等领域。比如重庆市2010年就颁布实施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为需求型创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对于机会型创业而言，创业者更加注重创业机会的把握，技术及创新的推进和应用等，这种类型的创业通常属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路径。因此，政府政策应该侧重于对创业信息的收集和传播，为机会型创业企业提供研发平台、创业孵化器等等。
应该加强需求型创业企业向机会型创业企业的转化和引导。从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需求型创业并不能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必须通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并且逐渐开展创新活动以及对推动经济增长的要求进行投资后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创业类型仅仅局限于需求型创业，而且需求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的转化渠道不畅，转化时间过长都将影响到该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创业政策的制定不仅应该注重当前需求型创业的启动，还应该前瞻性和引导性，促进需求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的顺利转化。
经济增长要素的投入与整合决定了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因此，如何促进机会型创业企业对资本、一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进行投入和整合，发挥经济增长要素的最大效率，将最终决定创业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如果政策仅仅强调对创业活动的支持，而缺乏对创业过程中如何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把握，缺乏对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的认识，制定的政策将不能真正找准着眼点对症下药、发挥政策对创业促进的真正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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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研究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坏境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角度展开，有牛盼强，谢富纪（2008）用灰色关联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有显著正相关性，吴玉鸣，张燕（2008）认为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郭胜利（2011）通过对河南省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的研究，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不协调是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的，强调在可以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来改善要素不均的状况，从而实现缩小经济差距，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区位、分工、资金、知识、技术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引起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需要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2.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最大贡献之处。该理论认为，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重要生产要素，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扩大边际生产效率，并强调建立资源、人口、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区域竞争力理论。该理论实际就是研究几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能力，主要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组成要素或相关要素，如基础设施、科学技术、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从而凸显区域在吸引外界技术、资金和资源等差异性，看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快与慢、优与劣，所以，可以说区域竞争力理论实质上研究的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将以郑州市为例来具体研究，检验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若存在，则建立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三、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分别用GDp和enV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标和经济发展环境指标。对GDp和enV进行自然对数（ln）变换，以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GDp和LenV来表示GDp和enV的自然对数。
时间序列数据很多都是非平稳的，为避免直接使用原数据产生的伪回归问题，在回归之前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方法―aDF检验法（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做出LGDp和LenR的水平序列趋势图以及一阶差分序列图。
从表中可看出，LGDp和LenV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序列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LGDp）和（LenV）分别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证明LenVD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本文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对LURi、LpGDp和LR组成的变量系统进行协整分析。首先令Xt=（LURi，LpGDp，LR），建立基准VaR模型，通过对残差项进行自相关检验，利用软件输出的结果为下表：
根据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根据经济理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估计结果为：
其中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由上可知经济意义：郑州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每改善1单位，将会带来2.65单位的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用均衡误差对模型进行修正，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和误差修正项两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现对模型进行修正，令，建立LURi、LpGDp和LR的误差修正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从估计结果看出，短期内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负交替的，但这些影响都存在多期滞后，最终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多期的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承认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但不能期望这种关系一直能够保持，短期的偏离不影响长期的结果。
最后我们通过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郑州市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良好的经济环境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会优化环境，形成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在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工作应该致力于构建良好发展环境，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融资机制等措施实现。
参考文献：
[1]金风君.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14卷第4期
[2]牛盼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5
经济增长研究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and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and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研究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能源预期寿命
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经济学中最难以回答但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发展？这是从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提出并不断探索的问题。2014年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有：
一、国内外关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LarsKunze（2014）研究了世代交叠模型中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将私人和政府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内生增长的引擎，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和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且严格依赖于世代间遗产的转移。关辰斯（2014）改进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将表示人口老龄化因素的变量引入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最后得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余君军（2014）则拟定了3种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然后从经济增长平衡路径和增长速度两个角度比较各方案的效果。结果显示：劳动老龄化率和养老系数对经济增长平衡路径有显著影响，实行有效降低劳动老龄化率的退休年龄改革政策有显著效果。
二、关于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Robertayres（2014）和VlasiosVoudouris（2014）研究了有效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Solow模型只考虑人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不考虑其他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做法是欠妥的，经济历史经验表明自然资源储存量的增长一直是影响产出的一个主要因素。ayres和Voudouris将半参数统计技术运用于宏观经济模型，通过分析1900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得出劳动力，资本和有效资源和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的结论。BoqiangLin（2014）利用1977―2011年中国的数据研究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Lin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和Johansen协整技术处理变量数据，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这些间断变量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和经济增长间有双向因果关系的结果。而这一结果说明我国支持研究新能源有助于经济发展。此外，作者还发现劳动力会影响新能源的消费，不过这只是短期影响，在长期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二者之间有明确关系。Sun-Youngpark（2014）则以malaysia为例，使用其1965C2011的数据试图揭示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选择上，park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带入数据后最终发现两者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石油消费的增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为此，park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malaysia应该突破石油消费的限制。
三、关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neumannUwe（2014），BuddeRüdiger（2014）和ehlertChristoph（2014）探究了欧盟过去十年不同地区的区域特点所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在中部和东部的新成员国的不同的经济一体化速度。paulanistor（201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究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FDi的确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SiongHookLaw（2014）利用8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使用创新的动态阈值技术，系统的探究了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经验结果显示两者关系呈门槛效应，即在不超过一个特定值时，金融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而一旦超过这个值，则会起负面作用，因此找到这个特定值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Lin-SeaLau（2014）和Chee-KeongChoong（2014）将着眼点放在马来西亚的碳排放量，制度因素，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具体分析数据，Lau和Choong发现制度因素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间有密切关系。而这一结果说明马来西亚在有好的制度系统保障下能够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经济。
四、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其他因素的研究
michaelS.Delgado（2014）和DanielJ.Henderson（2014）经验增长回归模型中用受教育年限替代人力资本，然后用一个非参数化局部线性回归估计量和一个非参数化变量相关检测对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严格和系统化检测。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受教育年限和经济增长间没有关系，这与一些经典文献所得出的结果相反。albertoColino（2014），DianaBenitoosorio（2014）和CarlosRuedaarmengot（2014）的文章探究了新创意量（stockofideas）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对新创意量进行量化并带入模型。将欧洲东部国家的具体经济数据带入分析后发现，新创意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作用。Georgman（2014）还研究了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处理数据时，作者采用了一般产品核心的方法以方便使用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数据。通过带入1988-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作者得出了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参考文献：
[1]关辰斯.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经济增长研究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教育投入
1.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人口数量多，而人口质量差”是中国人口现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使得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此，政府需要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科技进步，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然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多少？怎样能够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2研究意义
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人力资本存量低且质量不高，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泰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还存在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对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可以深刻地认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现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然后针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就开始展开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试图通过引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人口问题，劳动力整体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长期中以人口质量提高代替人口数量增长等问题。
目前，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仍在陆续增加，而且较多侧重于对不同省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间关系及其贡献率问题的研究。如乔继红（2004）基于mincer模型对海南省2002—2003年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薛贺香（2006）分析了1978年以来，河南省的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8%。刘文、房光婷（2008）利用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全国和山东省1978—2006年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人力资本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率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促进山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3.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以上模型或改进的模型，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的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分析。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健康。它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形成。现在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教育投资（通常采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并且，大部分文献都集中在对于公共教育投资与宏观经济增长的研究上。
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早就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曾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关于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理论研究了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这种研究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和规范分析之上，是以教育投入有助于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这种隐含假设的真实性就需要严格的实证支持。沈利生、朱运法假定中国部门经济增长来源于3种要素的增长：固定资产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并假定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i=aiKαiHβi]，计算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0.6%。
尽管固定资产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要两倍于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但固定资产投资占的以上，而公共教育支出却只占的左右。因此，从实际效益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这说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极为重要且极为有效的。王金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分析法，同样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出1978-1998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8.76%。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初、中、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了结构性实证分析。如沈利生对增加我国大学、中学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最终得出结论：从短期看，增加中学的教育费用可以较快见到效果但从长期看，增加大学的教育经费可以得到更大的效果[9]。尽管以上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并且结果也有所差异，但他们几乎都认为目前虽然我国的物质资本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公共教育支出的收益率较大且人力资本增长贡献潜力巨大，因此应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其质量，以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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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研究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物价水平；Johansen检验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制定与实施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在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自货币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来，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中心课题。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使得社会可投资资金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增加，也会推高物价水平。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所作的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使得货币经济增长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逐渐加强，这使得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同时，货币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究竟如何，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增长走势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研究模型的设立
三、样本与数据选择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实证研究模型，本文选择GDp、Cpi及m1分别作为经济增长、社会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减少样本的异方差现象和方便变量之间的比较，本文对GDp、Cpi和m1分别取对数。
考虑到Cpi基期的调整问题，本文选择的研究期限是从2000～2012年。同时，为了研究的充分性，本文所选择的研究数据为季度数据。由于Cpi与m1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本文对Cpi采取月度算术平均数处理，对m1进行月度的加总处理。
四、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以协整检验为中心展开，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协整检验后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phillips-perron检验来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见表1。从检验结果来看，GDp、Cpi及m1原时间序列数据的phillips-perron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原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平稳。因此，本文通过对数据的一阶差分序列数据进行phillips-perron检验，发现其检验值小于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可知，GDp、Cpi与m1的一阶差分序列数据为平稳的，因此符合协整检验“非平稳”和“同阶单整”的假设。目前，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本文采用统计性质更优的Johansen检验。
1.m1与GDp之间关系的检验
2.m1与Cpi之间关系的检验
（三）Granger因果检验
从协整检验可知，m1与GDp、Cpi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这三者的因果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m1不是引起GDp的Granger原因”和“m1不是引起Cpi的Granger原因”，表明m1是引起GDp与Cpi的原因。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1）m1与GDp存在着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当m1每增加一个单位时，GDp就会增加0.933个单位。（2）m1与Cpi也存在着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当m1每增加一个单位时，Cpi就会增加0.016个单位。（3）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也可发现，m1是引起GDp与Cpi变动的原因，而GDp与Cpi也是引起m1变动的原因，m1与GDp、Cpi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张丽丽，彭国富.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06）.
[2]杨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