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008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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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X-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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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一、引言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地位。十报告在论述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筹部署了“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中将“推动循环发展”作为“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可见，循环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的所有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无疑是与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它是直接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一定的自然资源开展生产活动。人类通过农业活动，与自然界形成了最广泛最有生命活力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关系，因此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研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循环经济概述
1.概念。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使经济系统和谐的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农业清洁生产，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统一。农业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应用。2.理论起源。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e.Boulding于1962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被看作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萌芽。Boulding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Rogerperman等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一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循环经济模式兼顾了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因此发达国家逐渐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和模式。3.国外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20世纪2、30年代，国外学者最先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70年代后，生态农业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实践运用，相关学者指出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又好又快地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的完善和农业生产活动主体素质等软条件的提升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关键。
三、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我国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农业循环经济内涵研究。阐述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论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是这一研究的核心。例如：详细论述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四个原则；分析了循环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论证了实现循环经济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等。这一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农业循环经济，论证其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多见于研究的早期。2.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这一研究在总结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探索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例如：在总结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分析对中国的启示，为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在对德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介绍日本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多元共治”的基本模式，分析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并提出政策建议等。这一研究得出的建议和发展模式都主要针对国家层次的农业，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多。此外，它与上一研究一样都主要是定性的研究。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阻碍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评价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如：运用BpeiR概念模型及特菲尔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19年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影响江苏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依次是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安全指标；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05年四川省21个城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甘孜州、雅安市以及资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攀枝花市发展水平最低；以绵阳市为例，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绵阳市及其所辖9个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绵阳市2002-2012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水平和资源安全水平是其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等。其次使用的较多的方法是能值分析法，如：将能值理论与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对吉林省西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4年期间，吉林省西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和产出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系统中物质循环利用及有效能值的转化率明显提高，种植业与畜牧业耦合程度有所增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得到明显加强；用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福建省福清星源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循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更科学，并找到了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的四墩子乡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论证实施草地农业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等。最后，其它方法，诸如生态足迹法等。例如：用Dea方法和生态足迹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数，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农药化肥投入冗余、粮食单产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耕地足迹和牧草地足迹所占比重偏大等问题，并提出了提高该地农业投入产出率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综上所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近年比较常见，其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研究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偶见能值分析法。不过，此研究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缺乏未来发展的预测研究，因此难以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持续性和长期性。
四、结语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理论研究源于国外“生态农业”的提出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内涵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以及发展评价研究。其中发展评价研究近年比较常见，但评价方法比较单一，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罕见预测研究，因此拓展方法论，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今后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杨羽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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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水环境；承载力；分析计算；发展趋势
【分类号】：X832
1.概述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某些地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及环境污染已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种生活模式能够维持多久？什么是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及挪威首相希伦特兰（Brundtland）提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著名的纲领性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定义为“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即人们寻求的资源开发程度和污染水平，不应超过环境承载能力[1]。
1.1承载力概述与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
承载力原为力学中的一个指标，指物体在不产生任何破坏时的最大（极限）荷载，通常具有力的量纲。当人们研究区域系统时，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区域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最大承受能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承载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并被赋予现代含义，成为用来描述发展限制程度常用的一个指标。承载力在生态学中一般被定义为“某一生境所能支持的某一物种的最大数量”[2]。
水资源承载能力特别强调“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这个目标。针对水环境来说，水体到底能容纳多大的污水及污染物，这是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问题。我国对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表述从不同角度有下列三种：
第一种表述是站在单纯的水体角度，不考虑作用于水体的人类行为，以水体的纳污能力作为水环境的承载力。如汪恕诚提出的“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仍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时，所能够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这一定义的特点是其承载对象为污染物，指标体系容易表达，指标能够量化，便于和其它水体流域进行比较。该定义下水环境承载力和水资源承载力联合使用，可以较好地表达流域水体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以及经济社会对流域水体的反作用。
第二种表述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加入了水体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如高占喜在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人口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如朱一中在水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某一区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以维持生态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当地水资源系统可支撑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这一定义的特点是将水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承载”内涵表述出来，把水环境承载力具体到人口数量和污染物。
第三种表述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加入了水体所能承载的经济规模。将人类行为（经济行为）对水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概括在内，如何希吾在水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持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
鉴于对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次研究将讨论第一种定义下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即计算在辽河流域某一水环境单元在给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量，也就是指环境单元依靠自身特性使本身功能不至于被破坏的前提下能够允许的污染物的量。
1.2水环境承载力的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产活动对水环境破坏程度轻微，水环境并没有对社会发展带来制约作用，直至工业革命以前，水环境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越来越多的同时，排放的污染物也迅速增加，其排放量已远远超出水环境的自净能力，水环境质量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注重水环境问题的研究。本文以辽河流域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水环境承载力是在人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水环境相互关系有了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3]。少量污染物进入水环境并不会引起环境质量的明显变化，但水环境的纳污量是有限的，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水环境质量就会发生恶化。随着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水环境构成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不得不考虑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即人们寻求的资源开发程度和污染水平，不应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1.3水环境承载力的基本特性
水环境承载力针对不同时空、流域等因素具有不同计算结果，但是水环境承载力在某些方面上是一致的，这些一致的特征，就是水环境承载力的基本特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五方面：
（1）相对极限性：指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水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最大的特性，即可能的最大承载指标。随着历史阶段的变更，水环境承载能力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2）动态性：说明了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提高不同时期的总体技术或生产力水平，使水环境承载力在不同时期上具有跳跃性，因而水资源承载力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性。
（3）模糊性：承载主体水环境系统受生态环境、水生生物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承载客体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维护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有着更大的随机性。两方面因素加上人类认识世界和自然规律的局限性，决定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模糊性。
（4）可增强性：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不断拓宽水环境的研究范围，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从而增加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5）被承载模式的多样性：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它决定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
2.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己被人们所广泛接受。要实现人类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根本的物质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峻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用水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则是人类随意地乱砍滥伐、不合理的放牧以及向环境排入大量污染物，造成水污染不断加剧、水环境明显恶化，人们开始注重水环境问题，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是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经济社会与河流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开展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对于协调区域水资源分配、改善流域水环境，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环境系统到底能够承载多少污染物？选择什么的数学模型才能有效计算出水环境承载能力？怎样做才能保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水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这对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也是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水环境承载力，了解当前水环境的承载状况，并通过对影响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各因素有所侧重的改善与发展，从而对达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态环境建设关系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4]。它是水资源安全度量和规划的基础，不仅能够给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对促进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水环境承载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提到水环境，不得不提及环境与生态环境。环境按其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类为主体，其他生命物体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的环境；另一类是以生物体作为环境的主体，只把非生命物质视为环境要素，而不把人类以外的生命物体看成环境要素的环境。生态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其他生命物体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的环境，除包括自然因素外，还包括社会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有机结合体，包括生物性的生态因子和非生物性的生态因子，如草木植被、河流、湖泊、土地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条件都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影响生态环境演变的因素不外乎两大类，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形成的生态环境演变现象，包括农垦引起的荒漠化、盐碱化，水生生物减少或灭绝、草场退化；排污引起的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土地肥力下降、生物生存环境破坏。特别是人类活动日益强烈的近代，人类作用急剧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水环境研究，国内外都有了很大进展。
3.1国外研究现状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在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一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指出：承载力是“地球或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就是其承载力”。随着承载力研究的深入，水资源具有量的承载力，同时提出质的承载力，首先研究了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国外的经典研究很少，很多只是泛泛的讨论。
如1968年首先由日本学者提出，水环境承载力（waterenvironmentalofCarryingCapacity，weCC）是承载力概念与水环境领域的自然结合，其理论雏形为水环境容量；1993年，pearceD.w研究了经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国外对于流域、海湾、湖泊等水体进行的生态学意义的承载力研究中，也涉及到一些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但专门的研究较少，一般仅在可持续发展文献中简单地涉及。如北美湖泊协会曾对湖泊承载力进行定义；美国的UpS公司对佛罗里达Keys流域的承载能力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承载力的概念、研究方法和模型量化手段等方面；Rijiberman.J等在研究城市水资源评价和管理体系中将承载力作为城市水资源安全保障的衡量指标；2002年，美国环保局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进行了4个镇区环境承载力研究（Fourtownship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Study），具体计算了4个湖泊的环境承载力，并提出了保护和改善湖泊水质的建议。
3.2国内研究现状
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环境承载力指标与经济开发活动、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非常复杂，加之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环境承载力研究进展不快，对水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较严格的“环境承载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福建省泥洲湾开发区环境规划综合研究总报告》中[5]，即“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阖值”。此后，许多学者对环境承载力展开了研究。
1995年，唐剑武等在《环境承载力及其在环境规划中的初步应用》中给出了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但水环境承载力的科学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郭怀成[6]等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一区域水环境对人类活动支持能力的闭值。
贾振帮[7]认为水环境承载力的含义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区域水环境（包括水资源和水污染）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崔凤军把城市水环境承载力定义为：某一城市（含郊区）、某一时期、某种状态下的水环境条件对该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的支持能力。
廖文根[8]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水环境系统功能可持续正常发挥前提下接纳污染物的能力（即纳污能力）和承受对其基本要素的改变（系统调节能力）。
汪恕成[9]认为水环境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仍能保持良好生态系统时，所能够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
崔树彬[10]在《河流水环境承载能力及定量化问题探讨》中认为，水环境承载能力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水环境容量”或者是“环境（水体）的纳污能力”，水环境容许污染负荷量等。
钱华在《河流水库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一以黄河万家寨水库为例》中提出的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水坏境系统在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正常的情况下，水环境系统的承纳能及其可维育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
在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的《华北水资源项目》中，研究的内容就是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平衡和协调问题。当时确定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函数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物需氧量BoD5，前者衡量经济发展及效益，后者衡量水环境清洁水平，而没有明确提出其可接受的最大限度，即承载力。
鉴于对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次研究将采用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即计算在辽河流域某一水环境单元在给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量，也就是指环境单元依靠自身特性使本身功能不至于被破坏的前提下能够允许的污染物的量。
4.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时空变化差异很大，不管是南方或北方，水资源危机以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都相当突出，在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各个地区的水环境承载力。我国水环境承载力研究，目前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基础理论不完善
关于水环境承载力概念及其内涵特点多为经验性描述，系统分析不足，其外延模糊，至今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计算体系。定义与计算形式不统一，承载力的单位不明确，因此应用上缺乏足够的可行性，实施和操作性还不强。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目标决策问题，其研究领域宽广，涵盖了从生态功能等宏观领域到水生生物呼吸作用等微观领域，从水文学到生态学、环境学、社会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学科交叉性强。但目前的理论基础还不足以支撑所有的研究领域[11]，因此要加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完善。
（2）研究原则和目标不明确
水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对水的研究时要充分地考虑可持续发展[12]。而我们在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过程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来评价和计算水环境承载力，或者怎样的水环境承载力才可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尚未明确和统一。
（3）亟待建立完善公认的、适合流域特点的承载能力指标体系
现有的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不多，大部分的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简单或冗余，一般仅是探索性的成果，还未形成统一的、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无适宜的筛选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承载力研究中，虽然引入了研究复杂系统的数学建模方法，但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3]。而且数学模型中涉及到的指标和指标体系往往过于简单，没有给出分析和筛选框架。这些指标往往不能同时描述人口―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大小。而且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中有大量的定性指标，如政策法规、管理水平、环保意识等，而对这些定性指标的定量化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至今还没有既能描述水资源社会经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又能描述水环境承载力大小的评价指标体系。现行的指标体系忽略了对自然生态系统各因子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研究，对水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因子的引入不全面，这极大地阻碍了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限制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4）计算分析方法尚待进一步创新
目前，对于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多都是在定性的分析上，而且静态的分析较多，动态的分析计算较少。因此，不能充分反映出动态下的水环境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和合理配置的关系。基于水环境的特殊性，建立一套属于水环境承载力系统本身的计算方法非常必要。
5.结语
经过上述探讨，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以促进水环境承载力分析计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发展。
（1）将水环境承载力置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研究。研究应建立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因此，只有真正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入剖析水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才能合理地对水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和计算，同样，只有进行了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才能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可持续。
（2）重视生态系统需水量的研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必须以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为条件，科学研究生态需水量，然后进行水环境分析。
（3）加强水环境承载力理论基础的研究。完善水环境承载力理论体系，为水环境承载力研究寻找新思路新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国家决策、规划、计划和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4）以系统的观点研究水环境与其他资源的综合承载能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水环境和其他资源的共同支持，因此必须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水环境与其他资源的综合承载力。[14]
（5）引入新方法。现代计算手段和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将为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崭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技术手段。
（6）结合物理、化学、生物自净理论，把人工措施与水体自净能力相结合等方面，如建设氧化塘来处理污水，利用土地处理系统处理污水，及结合筑堤、建库等水利工程措施来提高河流自净能力等。利用沿河滩湿地，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提高河道的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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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1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的热潮。依靠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了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海洋资源的无序、无偿使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海洋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结合，合理确认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海洋环境水平和海洋资源损耗情况，修正完善现有海洋经济核算指标，对海洋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才能促使海洋经济在快速、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为此，急需建立起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的指标体系，以便及时地开展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引领海洋开发活动朝谋求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海洋环境资源及海洋环境成本的涵义
海洋环境主要包括海洋水体、溶解及悬浮着的物质、存活在海洋中的生物，以及与海洋关联紧密，且会被海洋影响的沿海及河口地区。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一。海洋资源则指那些存在于海洋环境中，和人类社会进步存在密切关系，受海洋天然影响产生的，分散于海洋地域中的，同时可以被人类开采及使用，产生使用价值的海洋天然条件及天然物质。海洋资源不仅包含海洋天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在海洋环境中存有的自然属性，还包含能够对人们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属性。海洋资源成本即海洋资源的耗减成本，是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因为利用、耗减海洋资源而产生的成本，通常也可以用因为海洋经济运行而导致海洋存量资源缩减的价值来表示，主要包括海洋环境退化成本和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环境成本即通常意义上的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利用环境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亦即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服务而导致的海洋功能耗损的价值。包含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包括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和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方面含义，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指当前为止已经产生的治理成本，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指到目前为止，处置海洋环境里已经产生的全部污染物所必须耗费的所有成本。
3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3．1可持续发展
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其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引导海洋健康、持续地被开发、利用。因而，首先必须坚持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协同统一，遵循海洋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则，理性高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类海洋资源，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促进海洋经济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3．2海陆一体化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经由单纯的陆域开发逐渐向海陆一体化开发转化。陆域经济朝海洋不断扩展的同时，海洋资源利用也正不断地“陆地化”。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极大提高了海洋资源利用效率，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助于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向海洋资源优势转化。
3．3海洋主体性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应突显海洋特点，坚持海洋主体性原则。要注重对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损失的核算。
3．4系统性
海洋生态环境体系、海洋经济体系以及沿岸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当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开发以及利用的前提。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完整的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因此，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不同系统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4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4．1指标体系的构成
充分考虑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目前各专家学者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认定标准，结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采用目标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研究构建了由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两个状态层构成的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
4．2指标权重和指标评价值的确定方法
不同指标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从理论层面讲，不同指标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影响重要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对其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指标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对，其各自的重要程度很难直接加以确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采用了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4．2．1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要用于多属性评价与决策领域中权重的确定。研究在确定二级指标权重时，利用参加海洋学术年会的机会，邀请了海洋方面的专家共50人，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因素在影响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重要性方面进行了两两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计算出海洋资源的权重为0．567，海洋环境的权重为0．433。由于各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此次研究采用赋值法，对其权重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权重见表2。
4．2．2指标评价值的确定
为消除各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增设四级指标评价值Vk，以反映各指标值Ck与其理想值ik之间的接近程度。正指标的评价值为指标值除以评价值，负指标则取其相反数。以上指标中，海域污染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海洋灾害损失上升率、海湾主要污染超标程度、海岸侵蚀比重为逆指标，其他都为正指标。理想值ik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参照值，其具体确认标准应结合指标的属性、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予以确认。如各级政府有明确规划目标的，直接采用规划目标；如理论值较易取得且和实际基本吻合的，直接取理论值；如短期内理论值难以实现，结合当地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难以确定理论值时，则可通过分析推算或实际调研确定。
作者:易爱军商思争单位:淮海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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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6
安全是危害或灾害的反义词，它与危害（或灾害）的风险紧密联系。危害（或灾害）的风险愈小，安全度就愈高，反之亦然。水安全问题通常指相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水的危害问题。例如，水多了（发生洪水灾害，导致人的财产损失，人口死亡问题）、水少了（发生干旱、水资源短缺以及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人类生存环境损失）和水脏了（水污染导致的病害健康问题、人口死亡问题）。
中国是降水时空分配非常不均匀、“水“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水多了（洪涝灾害）、水少了（干旱、水资源短缺）和水脏了（水污染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限制因子，其紧急程度已经危及人类基本环境和生存问题和国家发展利益的安全问题。
在水安全问题研究中，水资源安全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1]。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20世纪末，不满足可持续水资源利用的模式和环境问题导致严重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业已引起国际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3月，在荷兰海牙(Hague)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是：水的安全：从洞察到行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首脑或部长，3000名科学家出席会议。21世纪水安全面临7个主要挑战[23]：
（1）满足基本需求（meetingbasicneeds）
（2）保护生态（protectingecosystems）
（3）食品安全（securingthefoodsupply）
（4）水资源共享（sharingwaterresources）
（5）处理灾害（dealingwithhazards）
（6）水的价值(valuingwater)
（7）科学管水(governingwaterwisely)
因此，水资源安全已经成为水资源研究的国家前沿热点，受到世界范围的注目。
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主要有：水资源安全的范畴，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水资源安全评价和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从学术研究，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最为关键。核心问题是：回答如何量度水资源安全程度和如何保证水资源安全？我们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是水资源安全的基本度量。因此，研究水资源承载力对于认识和建设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承载力”一词，亦称“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起源于生态学，用以衡量特定区域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可维持某一物种个体的最大数量[1]。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全球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支持地球上生命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量和质是有限的，它们满足人类现在与未来发展需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关于生态承载力的一个较早的概念，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在其出版的《保护地球》一书中提出的。他们把承载能力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支持的健康有机体即在维持它的生产力、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容量。后了“承载力”概念得到延伸发展，比较多地用于说明生态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因此，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等诸多概念也相继出现。
1974年，Bishop在《环境管理中的承载力》一书中指出“环境承载力表明在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一个区域所能永久地承载的人类活动的强烈程度”[2]；高吉喜（2000）在其关于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别指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经济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3]。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方面对全球承载力进行了探讨（Cohen，J.e.,1995；Sagoff,m,1995；Daly，H.e.，1995，1996）[4][5][6]。然而无论是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抑或全球（区域）承载力都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如何描述和量化，实施和操作性不强，目前的研究还不深入。事实上，在对作为生态环境组成要素的各项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是无法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相比之下，当前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则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水和关键矿产资源方面。1949年美国的allan将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个区域能永久地供养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50-7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探讨了土地承载力的计算依据为：在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土地的生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同时，对承载力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millington等应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以各种资源（土地、水、气候、能源等）对人口数量的限制，计算了澳大利亚的土地资源承载力。1986年我国也开始了题为“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量”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通常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土地用于食物生产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或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生产力所能承载一定生活水平下的人口限度。由此，关于土地和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中国全面展开[7]。
承载力概念的演化与发展是对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反应与变化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承载力概念和相应的承载力理论。如针对环境问题，人们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针对土地资源短缺问题，人们提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而“水资源承载力”一词，则是随着水问题的日益突出由我国学者在80年代末提出来的。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水资源紧短和贫水地区支持人口与发展的“瓶颈”,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和发展规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在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是普遍的共识，而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基础课题，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当前水资源科学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研究问题。
2．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
水资源承载力最早是源自生态学中的“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一词，是自然资源承载力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兹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列举如下：
（1）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水资源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能力[8]。（刘燕华，1999）
（2）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在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下，该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容量[9]。（李令跃，2000）
（3）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10]（何希吾，2000）。
（4）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下，天然水资源的可供水量能够支持人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或限度[2]。（冯尚友，2000）
（5）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惠泱河，2001）
总之，尽管已有的水资源承载力定义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思路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强调了支撑能力的概念。但是，对水资源“承载力”本身的内涵，表达比较宏观。
结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有关项目初步研究，作者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可定义为“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够维系有限发展目标的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因此，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度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受水资源制约的阈值，它通常用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限目标需求水量的供需平衡退化到临界状态所对应的单位水资源量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如GDp）等指标体系表达。
显然，水资源承载力受水的供、需矛盾双方影响，它需要从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系统出发，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对水的需求和流域能够提供的多少可利用水资源量的“支撑能力”方面加以量度。一种概化的水循环与水资源供需关系如图1所示意。
图1量化水资源承载力的系统关系示意
核心问题是：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下，一个流域/区域的可再生利用的水资源量究竟能够支撑多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如何合理管理有限的水资源（开源与节流），维持和改善陆地系统水资源承载能力？
考虑到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现实与长远意义，对它的理解和界定，要遵循下列的事实：
·变化环境下（即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是水资源演变和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因为一个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直接与该流域和区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与质有本质的联系。而区域可利用水资源量又决定于在不但变化的自然环境（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水文循环规律及其控制的水资源形成规律。
·需要把把它置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概念的框架，建立在生态系统完整、水资源持续供给和水环境长期有容纳量的基础上。生态系统需水是水资源承载力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需要从“水循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机理上综合考虑水资源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
·水资源承载能力度量除了水循环和水资源变化的自然属性影响外，还取决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限目标。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目标不同，相应的承载能力也不一样。
因此，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大小是随水资源开发阶段、目标和条件不同而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它不仅是水文循环、水资源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系统的耦合研究密切相联，是可持续发展重大的国家需求研究的问题。
3．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
由图1的系统关系和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可以导出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主要过程概述如下：
（1）水资源总量（w）：它指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wL）。流域水循环受自然变化(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量也在不断变化。另外，除了本地产生的水资源量外，人工跨流域调水（wt）可以增加本流域（或地区）的水资源总量。由于流域水循环降水和径流形成的不确定性，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有流域水资源总量关系
w=wL+wt
（2）生态需水量（we）：生态系统是流域水循环和流域环境系统的基本部分，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最小生态需水量（we）首先应该加以估算。它们通常由河道外的生态需水的估算（如天然生态需水、人工生态需水等），和河道内的生态需水估算（如防止河道断流所需的最小径流量等）构成。
（3）可利用水资源量（wS）：流域可利用水资源量是指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和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措施可以利用的不重复的一次性水资源量。在概念上，维系生态环境最小的需水量需要扣除，以保证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条件。因此，原则上讲，可利用水资源量可以通过流域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加上境外调水扣除生态需水量加以估算，即：
wS=awL+wt–we
式中：a为反映工程技术措施的开发利用系数。
（4）水资源需求总量（wD）: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可以表达为人口数量(p),国民生产总值(GDp)或净福利(H)等指标。因此，它们对水资源需求包括：人口需水(wp)，工业需水(wi)，农业需水(wa)，环境和其它需水(wm)等。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总量（wD）可表达为：
wD=wp+wi+wa+wm
（5）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为了描述水资源的承载力，首先需要定义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平衡指数（iwSD）即：
很显然，当流域可利用水量小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有,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不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不可承载。但是，通过调水增加wS和通过节水减少wD可提高iwSD。反过来，当流域可供水量大于等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可承载，供需为良好状态。
（6）水资源承载力的分量测度：如何量度流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呢？由定义和上述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指数可知，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对象的“水-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关系。它们的作用是将水资源量支撑的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规模（如人口数或人口密度、人均GDp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水环境污染级别等）联系起来。然后，通过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与有限发展目标，分析识别出由供大于需,即iwSD>0可行域退化到iwSD＝0，即系统供需平衡达临界状态的水资源wS=wD所对应的流域人口数（p）和社会经济规模（GDp）等等指标参数。记水资源供需平衡达到临界状态的可供水资源量为，进一步，可以定义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意义是：λ1表明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wS；λ2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wS。
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λ=人均GDp/wS=(GDp/p)/ws
（7）单位水资源量承载力的度量：为了达到水资源承载力分量和总量可比性的目的，可以进一步转化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为某单位水资源量的承载指标参数。例如，当统一转化w0为亿m3的可比单位水资源量，有对应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上述公式中的就是流域系统第i个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例如，F1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人口数目，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利用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同理，F2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GDp，它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供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经济发展最大规模的GDp。
同理，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F=人均GDp/亿m3=(GDp/p)/w0
4．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
广义上的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的西北部，总土地面积为374万km2，占全国的39%，总人口约1亿，占全国的8%。涉及西北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部分外流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本文讨论的范围，界定在西北内陆河干旱地区。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生态需水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需求研究，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计量，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下面重点讨论水循环模拟，生态需水和指标体系问题。
（1）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
水文循环是联系地球系统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纽带，是全球变化三大主题碳循环、水资源和食物纤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决定水资源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因此，人类活动经济开发和影响剧烈地区的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研究，是21世纪资源环境学科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目前水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突出反映在：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变规律，水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等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影响等。因此，水文循环需要考虑地球生物圈、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代表国际地球学科发展前沿，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iosphereaspectsofHydrologicalCycle，简称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关键问题。进入90年代末，变化环境（即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文循环研究成为热点。
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下垫面的改变上，改变流域下垫面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条件，可概括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变化。下垫面条件发生变化了，水文过程的各环节也相应发生变化，如蒸发、入渗、产流的量会加大或减小，水循环的路径和速率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利用原来的降水-径流关系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后的流域降水径流形成规律和水文循环过程，分析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流域径流形成规律的影响成为当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问题。
以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为例，由于中游引水等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已经完全改变了流域中下游水循环关系，造成下游流量减少和断流，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说明黑河干流的水资源变化，我们将黑河干流上游出流控制水文站（莺落峡站）及下游输水控制水文站（正义峡站）1959年以来的实测流量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根据1959-1998年实测资料统计，黑河莺落峡多年平均流量49.83m3/s，相当于年径流量15.71×108m3，正义峡多年平均流量31.05m3/s，相当于径流量9.80×108m3，莺落峡流量高于正义峡流量18.78m3/s，相当于区间多年平均每年损耗水量5.92×108m3。
从两站流量多年变化趋势看，莺落峡站水量历年变化平稳，年际变化不大，甚至还稍有上升。正义峡站水量不仅远远小于莺落峡站，且水量在逐年减少（图2），两站水量年均差值越来越大（图3）。
图2黑河莺落峡及正义峡历年径流量变化图
图3莺落峡-正义峡年均流量差值图
造成下游水资源量减少的原因：中游张掖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导致黑河干流水资源大量损耗，水资源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
因此，深入研究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黑河流域水循环规律，是建立黑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模型的重要基础。
（2）生态需水研究
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水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环境与发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实际观测与实验研究表明，水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的限制作用，生态系统对水的需求也存在胁迫响应的机制。生态环境需水量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最基本的需用水量，是生态系统安全的一种基本阈值。因此，生态环境需水估算问题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依据的重要基础。确定不同生态类型的生态需水量，是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配置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生态环境系统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第2课题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等大的科学计划推动，如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实施，国际国内对生态环境需水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已有了一些研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有关课题，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遥感信息对区域生态需水进行初步的估算。中国工程院一期咨询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所完成9个专题报告中对生态环境用水也做出初步的测算，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目前有关生态需水的研究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人们对“生态需水”问题理解还不尽相同。目前，与生态需水有关的概念和定义有多个方面，如“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生态环境耗水”等。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总之，生态环境与水文水资源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交叉研究，面临许多挑战，也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与看法。
由于目前对“生态需（用）水量”一词，还没有确切的或者得到公认的定义，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与计算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来看，多数认为：生态需水量是指在水资源短缺地区为了维系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基本生存和一定生态环境质量（或生态建设要求）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它包括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其内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的需水，其外延包括地带性植被所用降水和非地带性植被所用的径流。因此，生态需水量可以理解为维系一定生态系统功能所不能被占用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其计算有河道内和河道外之分。基础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水循环规律的认识与模拟。
·河道外的流域上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根据补给来源，生态需水首先可以分为降水性生态需水和径流性生态需水。降雨形成径流以及径流运动过程中，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完全消耗降水量，非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消耗径流量为主、降水为补充，处于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交错过渡带以消耗降水为主、径流为补充。
从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动力又进一步分为天然生态需水和人工生态需水两大类。从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生态需水，可以得到天然植被或农作物正常生长时的总腾发量et。其水分来源有两部分：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以及通过水利工程直接或间接利用的供水。
区域生态需水计算应该以流域为单元，建立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水循环模型，如图1所示意。然后，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遥感信息，结合陆面水文生态实验站的校核分析识别确定。对于每个流域，结合其生态特点和水循环特点，确定一级分区为山区、平原绿洲、过度区、荒漠无流区。为了突出人类活动影响，在山区和平原绿洲中进一步区分天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作为二级计算分区。二级计算单元内在以土地利用单元作为三级计算分区,由遥感信息土地利用图上读取各类生态面积单元。对三级分区的每一项，单独计算其生态需水或经济需水。在计算中考虑了天然植被或人工植被对径流性水资源和降水性水资源的同时利用。国家“85”科技攻关项目中的一种基于水循环概念的流域生态需水计算框图如图6所示意（细节略）。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维系河流湖泊水系的生态平衡的最小水量。主要考虑的方面有：
维持河湖水生生物生存的最小需水量；
维系城市人工生态环境景观的最小需水量；
防止河流泥沙淤积所需最小径流量；
防止河流水污染的最小水量；
防止海水入侵所需维持的河道最小流量；
防止河道断流、湖泊萎缩所需维持的最小径流量
通常需要通过流域水循环模拟、枯水分析后，在给出一定生态环境标准（或要求）下确定上述多个的最小流量组合的阈值（具体方法讨论略）。
（3）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建立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核心是用什么指标体系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发展规模与质量？目前，借鉴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采用在水资源可供给量所能维持生产的粮食产量的基础上计算水资源承载力的方法显然将问题过于简化了[10]。
从目前的认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人从定义出发直接选取可支持人口数量、工农业发展规模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依据[14]。也有人从水资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载人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规模，水环境容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进行评价[15]。
本文建议，从水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水循环系统模拟，水资源评价、生态需水估算和社会经济对水的需求分析，选取计算参数，主要有：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最小生态需水量，可利用水资源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人口需水，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环境和其它需水等）；通过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实际分析，确定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等。运用本文提出的量化方法，获得比较具体和实在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结果，如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等。
总之，希望概念清楚，基础扎实、评价方法简单、可比性好。这方面研究工作需要在实际中发展和完善。
4．结语
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诸多研究课题和论述，但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与计算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在其概念、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开展研讨。几点建议如下：
（1）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证，从“水-生态-社会经济”多学科基础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水资源演变规律到流域水文生态、植被耗水机理等微观领域，从水文水资源科学到社会经济科学、规划科学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并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等作为技术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2）技术方法的创新
目前制约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处理。GiS在支持与水文和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管理、分析、模拟和显示，以解决复杂的水资源、水环境规划和管理问题方面显示了其强大的功能[17]。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必须突破陈旧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将地面水文观测与空中遥感信息相结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数值计算和模拟，并将现有水资源承载力数学模型方法与GiS集成，这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3）研究领域的拓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7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循环经济的有关理论，到2003年进入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推进阶段。2013年，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这一目标的提出更是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指明了方向。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途径，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会计工作必须承担计量环保产品投入和产出，核算取得的资源资产和再生资源的利用，确认负有的资源利用责任、发生的相关费用及取得的再生资源的收益或损失等任务，并在全面衡量企业效益状况的前提下，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真实、可靠的有关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会计信息。然而，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传统会计已经不能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发挥会计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传统会计以传统经济为基础，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为经营者提供财务信息，并考核经营责任，其侧重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较少考虑再生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忽视了企业所处环境自身的物质补偿过程和企业从自然环境中取得资源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补偿责任；忽视了自然资源亦是资产，未对环境成本加以核算等。基于此，学者和会计实务操作人员开始尝试对传统会计中一些不适应循环经济模式的部分进行变革和拓展，循环经济会计（包括环境会计、物料流转成本会计、可持续发展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应运而生。可以说，循环经济和会计学的融合是客观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也是会计理论须客观真实反映经济活动的需要，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循环经济会计的理论研究属于初级阶段，实务方面更是鲜有，因此，建立一套公认的、可以真正指导实践的理论方法体系刻不容缓。
二、循环经济会计研究现状
从目前文献来看，我国对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已经涵盖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模式下所涉及的多种经济活动，这其中包括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物料流转成本会计、碳会计等。
（一）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我国学者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最早是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一部分提出来的。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加之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环境会计的研究，以葛家澍等的《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开始。随后，我国学者就环境会计的定义、环境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环境会计的确认和计量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等多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通过梳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环境会计是财务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结合的会计，环境会计的计量应以货币计量为主，以多种计量手段为辅，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从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成本、环境收益以及不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绩效两方面进行。
（二）关于物料流转成本会计（mFCa）的研究物料流转成本会计的研究起源于德国，随后在欧美、日本、拉美等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并在企业中开展实践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在我国，目前还停留在理论引进阶段，实务应用很少。我国学者主要从相关背景、核算内容、导入流程、架构等角度对物料流转成本会计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近年有明显的增长。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探讨等，而对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和社会责任审计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责任会计应用方面的研究都比较少。
（四）关于碳会计的研究目前我国碳会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2009年开始完整地介绍国外碳会计进展。此前在讨论环境会计时也有涉及到排污权会计的研究，近两年研究者有所增加，主要集中于排污权框架内的研究。从2010年起，碳会计的讨论开始逐渐深化，学界开始出现专门针对碳会计的研究文章，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碳会计信息披露、交易权问题等，而碳解锁、碳核算、碳成本和碳绩效等会计支撑工具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五）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初步研究殷勤凡通过对我国循环经济会计进行系统研究，明确了循环经济会计的概念、目标、基本前提、基本原则、对象，同时将循环经济会计与传统会计进行辨析，找出循环经济会计独有的一些新特点，即基于“3R”原则基础上的核算范围和会计信息披露，并给出了循环经济会计设计的构想和支撑体系建议。此外，我国学者就循环经济会计的基础理论、会计核算、信息披露等框架性内容进行了研究。但纵观整个学术界，对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表面和宽泛，未形成针对性的实施方法，对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鲜有涉及。
通过对我国学者就循环经济会计的各个分支或新领域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和低碳经济模式而建立的，是对企业遵循循环经济“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某一项或某一类生产经营活动的核算和管理（如图1所示）。而如何将这些单个的会计学新分支整合起来，搭建起能够跟循环经济深入发展相匹配的会计核算体系却很少提及。
三、循环经济会计核算体系构建
循环经济会计核算是遵循循环经济“3R”原则建立的，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包括资源会计、废弃物再利用会计、物料流转成本会计、碳会计等。笔者基于循环经济“3R”原则和低碳经济理念，将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会计学新兴分支进行归纳、融合，并在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框架内初步搭建起循环经济会计的核算体系（如图2所示）。
（一）基于“3R”减量化原则（1）资源会计。资源会计是运用于资源行业对资源生态循环所引起的资源经济循环过程和结果进行反映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是一个全面研究资源经济循环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循环各阶段的投入产出关系的会计信息系统。它全面核算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从会计的角度系统地研究资源的形成、开发、配置、运用、储存、保护和再生各个阶段的经济效益核算问题，同时基于生态循环的视角来考察资源经济循环，运用会计的一些专门方法对信息进行系统的加工、整理。其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有关资源开发和利用情况的信息，以便做出有关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决策，从而有利于整个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2）物料流转成本会计。物料流转成本会计（materialFlowCostaccounting，mFCa）是对企业运行过程中的原材料及其它物质、能源等生产资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流动进行控制和追踪的一种“可视化”核算和管理方法，是融合了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传统物料成本核算与环境成本核算，以实现环境效益最佳化、企业经营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一种会计工具。它不仅对最终成为企业产品和副产品组成部分的物料消耗给予关注，同时也对用于开发产品但并未成为最终产品的、被报废的和被再生利用的物料进行量和成本的记录，从而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流动和价值流动清晰明了。其目标是通过流量管理的手段减轻环境压力和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mFCa是适合现阶段我国企业强化成本管理，降低材料能源消耗，节约成本，优化生态与经济效益，建设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最需要的会计核算方法。
（二）基于“3R”再利用原则——废弃物再利用会计废弃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它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关键，也是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下企业生产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加强了对废弃物的全程管理，废弃物再利用会计对废弃物再利用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财务信息加以反映和披露，是循环经济会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对企业在生产经营、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能够进行计量的废弃物再利用及其环境影响等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价值或物质流动进行核算。为了更好地控制废弃物成本，废弃物再利用会计将与废弃物有关的成本从其他成本中分离出来，设置专门的账户进行核算。
（三）基于“3R”再循环原则（1）可持续发展会计。可持续发展会计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在借鉴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有关环境和社会责任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反映，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一门会计学科。可持续发展会计涉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下，企业应统一核算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影响到环境和社会责任事项的任何利得和损失，用“生态人”的眼光看待和评价企业。（2）环境规制下的会计核算——环境成本内化会计核算。环境成本内化会计核算是在环境规制下，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的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外部影响归集为环境成本，并纳入到企业的成本中进行会计核算。其理论基础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环境成本内化论，即外部性理论。虽然环境成本内化从短期来看，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企业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它有利于企业将发展循环经济变为一种内在动力，自觉保护生态环境，避免污染。（3）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是运用会计技术和方法，对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和效果进行研究、计量和反映，是会计学科的新兴领域。其主要内容是核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会计领域的重要特征。
（四）基于低碳经济（1）碳会计。碳会计是基于低碳经济的一个会计研究新领域，它采用多元计量形式，对企业消耗含有碳元素的能源和随之排放的含碳元素化合物等活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评价，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包括碳汇会计、碳排放会计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碳汇会计主要是对森林、土壤等对碳收入与固化的核算；碳排放会计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的核算，由于温室气体中的大部分都可以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来表示，所以碳排放实际上是指Co2与Co2等同物的排放；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是对企业从碳排放交易市场购进与使用的碳排放权的核算。碳会计的核心问题是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2）排污权会计。排污权会计是伴随着排污权交易的设立而产生的。随着排污权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制度的健全，尤其是对企业财务影响的加剧，迫切需要将排污权这种特殊的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会计核算和报告，以此来准确反映出排污权资源的进入和退出给企业带来的损益，以利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和外部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因此，排污权会计顺应了这种需求，其核心是排污权的确认和计量。
四、结论
笔者所构建的循环经济会计核算体系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会计分支，而是由这些对具体循环经济事项进行分类核算的会计学分支组成的一个大的会计信息系统。其中，资源会计、物料流转成本会计主要是对资源最优利用的会计事项进行研究，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这是遵循“3R”原则中减量化的要求；废弃物再利用会计是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废弃物、废旧产品的再利用和再制造等事项进行核算和披露，这是遵循“3R”原则中再利用的要求；可持续发展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环境成本内化等倡导的资源合理分配和循环利用遵循的是“3R”原则中的再循环原则，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实现企业、企业间、社会三个层面的良性循环；碳会计、排污权会计是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碳排放权、所产生的“三废”排放进行核算，以督促企业自觉爱护生态环境，绿色生产，低排放，最终实现低碳经济的要求和目标。
参考文献：
[1]葛家澍、李若山：《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
绿色会计理论》，《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8
为了完成这个经济发展目标，有关部门要协调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处理好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而这种观念也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精髓，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为代价追求短期的发展结果，而是要从社会和自然的角度出发，寻求发展中的平衡和共生共荣。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同时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种情况下人类要结合实际情况，在保证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平衡的情况下，寻求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危机，我国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现为我国的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储备量已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化工和矿物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作为人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水资源，也呈现出短缺的趋势。此外，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表现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质量下降等。这些现象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我国由于各种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总体国民经济的增长量的百分之八左右，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作为占我国工业生产比重较大的化石能源与矿产工业，其每年因资源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占我国经济产值的百分之十七，不难看出，解决了环境和能源问题，将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
由此可见，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我们要想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要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科学可行的经济发展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并且能够利用自然环境来有效维护经济发展的成果，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入更加理想的轨道，更快的实现我国的三期发展目标，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跻身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之列。
我国有关专家和学者在资源与环境科学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基于我国自身的环境资源的特点和形势，全国的资源和环境科学的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色：
首先，研究队伍的专业性和丰富性。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和环境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支学科门类齐全、经验丰富的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这其中不仅包括各大高校的专业领域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包括各种中青年骨干，可谓是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创新型人才。此外，我国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也相对完善和丰富，不仅包括包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绘、地理、水文等专业知识，还包括、生态、空间、大气、海洋和环境科新工程等新兴学科。就我国目前的院校设置情况来看，在这些从事资源和和环境研究的单位中，已经有二十八所院校开设了资源与环境学院，其中有资格和能力招收本科、硕士、博士的学校也突破了十五所，这无不显示着我国的资源和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发展状况正朝着更规范和系统的方向前进。
其次，我国具有许多世界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自古以来我国就被喻为资源大国，并且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和面积的特殊性，使得我国的环境和资源的跨度较大，也造就了我国的独特资源结构，使得我国的各种资源和能源在世界整体自然环境中起着较大的影响和作用。最常见的如对全球环境有着重要影响的青藏高原；大面积的黄土高原和岩溶地区；面积广大的内陆干旱荒漠；活跃的大陆内部地震；绵长的海岸线和宽阔的大陆架及其典型的边缘海盆；濒太平洋成矿带；时代较完整的地层剖面和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独特的东亚季风气候特征及其从热带到寒温带、从湿润到干旱区等多样的生态系统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正跨入全球化、系统化、定量化的新时代，其研究方式和研究重点都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笔者经过认真分析和总结，认为其主要发展趋势有以下两种种表现：
第一，整体观、系统观的研究思路得到加强。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正在跨越以往各类资源之间以及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界限，开始把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不仅研究其自然属性，而且加强对其社会属性的研究；重视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特别是重视选择典型区域进行深入连续地观测，揭示人类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政治化等过程对地球表层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并在高精度观测数据基础上，引入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建立动力学模型，为可持续性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改善工程提供可靠依据。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源型城市的兴衰，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随着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国内研究领域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的认识不够全面，缺乏进一步的探索，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归纳总结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研究脉络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可以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综述
1．关于资源型城市内涵及发展阶段的研究
1921年，英国学者auronssean首次提出了矿业城镇的概念，1930年加拿大经济学家innis分析了单一产业城市的发展轨迹，针对其随着资源大规模开发而迅速发展，又随着资源枯竭而快速没落的发展特征，innis采用“飓风”一词来形容这种剧烈变化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以此警醒世人，同时也正式开启了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历程。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资源型经济、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的依赖性问题，资源型城市人口发展特征，资源型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资源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资源型城市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等，主要研究方法为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Robinsonira以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工业城镇基蒂马特、安大略的埃利奥特湖、布拉多铁矿区的矿业城镇谢弗维尔等资源型城镇为例，分析了这些城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包括他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城市的规划建设及管理模式等，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对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Lucas系统地研究了资源型城镇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环境因素，首次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四阶段发展理论”，他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建设期、发展期、转型期、成熟期四个阶段[2]，“四阶段发展理论”对之后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资源型城市“四阶段发展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Bradbury通过深入分析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机理，他认为非均衡发展理论应该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3］，Bradbury认为Lucas的“四阶段发展理论”不能完整地表示资源型城市的整个生命周期，他在Lucas的四个阶段基础上，又增加了“衰退阶段、关闭阶段”这两个新的发展阶段，Bradbury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处于衰退期的加拿大资源型城镇谢弗维尔的情况和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理论［4］。
2．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重点关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对城市、社区、居民带来的广泛影响，比如，对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模式的影响，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社区建设及发展状况的影响等等。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很多的资源型社区都在积极地进行调整，努力保持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使得城市经济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5］；同时，资源型城市的每个家庭也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积极应对过于依赖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各种危机［6］。Barns等研究了加拿大矿业、石油、渔业、林业等资源型城镇的转型发展问题，认为在资源逐渐耗尽的情况下，不同的应对方式将产生不同的效果：一些城市能够迅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支柱，可以实现很好的过渡，有的城市无法做到这些，只能很快地走向衰落，资源型产业的重组会带来一系列诸如经济衰退、失业剧增、离婚率升高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的转型发展是一个艰巨而痛苦的过程[7]；21世纪以来，关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对地方居民带来的收益及负面影响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一项由世界银行支持的庞大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分析了资源开采对资源型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区的积极全面参与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多方协调的机制，为利益各方提供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资源开发型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之前，应该详细了解这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动态、风土人情等，从而避免与当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企业有义务密切关注和促进地方社区的发展［8］。LockieStewart以2002年、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部的Coppabella煤矿进行了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评价研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社会公共服务、人口变化情况、基础设施、住房状况、犯罪率、社区活力、交通模式、就业率变化、地方政府规划管治能力、居民的机会等等[9］。
3．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机制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学者们在以往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规范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机制以及资源型社区的规划建设问题，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依附理论、主流经济学派的区域发展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则是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不少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和制约性问题进行了研究。Bradbury等基于依附理论，以国际化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政府部门、跨国公司等资源型经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由于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始终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之中，由于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使其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一定的控制地位，而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一定的导向和促进作用［10-11］；newton的研究结论是，处于边缘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与其服务的处于核心区域的大都市区之间是一种明显的“剥削关系”，资源型城市对中心城市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依赖关系，大量的资源从资源产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心城市，实现了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而资源型城市则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就业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12］。资源型社区的发展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衡量社区是否具有活力，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社区的社会互动，如果一个社区中的社会单位之间不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则社区对区内生活环境的控制能力就会比较弱，社区的活力就不够强［13］；marsh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煤炭城镇的居民社区为例，研究了资源型社区居民对于城市和社区发展的认识和态度，因为资源型社区居民经历了矿区从建设发展一直到衰退关闭整个生命周期，对城市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产业衰落转型过程中的困难［14］。更多学者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机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规模化、资本化运作，产业发展呈现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15]；parkerpaul通过对日本和加拿大间的煤炭贸易的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虽然新型资源产品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但是其产业的高度依赖性没有丝毫的降低，并没有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16］。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则围绕着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策略以及产业发展路径等问题展开［17-18］；markeySean等通过分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地区的发展轨迹和措施，指出竞争优势对区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有效途径是从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向城市的竞争优势转变［19］。
二、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综述
1．关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了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家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单一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产业转型模式、替代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成为国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模式，张米尔提出了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产业复合模式3种主要模式，认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是远远不够的，产业延伸模式只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模式，产业更新才是最终目标，因此，由产业延伸、产业更新两种基本模式组合而成的复合模式才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最佳模式[20]；对应着产业延伸模式和产业更新模式，刘玉劲等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的两种退出模式，即存量型退出和增量型退出模式［21］；有学者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4条路径：一是加工型产业多元化路径，二是外生型主导产业更新路径，三是资源型主导产业延伸路径，四是资源加工混合型产业发展路径［22］；近来有学者结合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新机遇、新挑战与新要求，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路径和保障措施：一是发挥大企业主体作用，构建城市和区域循环经济系统；二是借助资本运作手段，实现产业的柔性改造和服务型转变；三是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园区建设、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投融资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四是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和现代农业等更新替代产业，实现稳增长和保就业并举；五是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缓解转型风险；六是加快区域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跨区域合作力度，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互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投资，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23]。有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要发展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优质产业集群，应采用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而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更新则应运用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战略［24］，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发展应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区位优势等条件［25］，要以城市的土地经营模式改革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26］。很多国内学者研究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接替产业的选择问题，张米尔认为，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投资决策过程中，用于项目机会选择的匹配矩阵方法是决策成功的有效依据[27]；刘剑平等学者认为将波士顿矩阵和Ge矩阵作为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且建立了以产业发展潜力、关联度、比较优势、市场导向、创新、综合效益为选择基准的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28］；周密等提出，资源型城市解体产业选择的依据主要是城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市场发展情况、要素配置效率、城市发展目标及战略等［29］；龙如银等重点研究了循环经济模式下技术创新的特征以及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从创新理念、创新项目选择、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创新战略［30］；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潜导产业的选择应该有所不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新兴服务业等作为潜导产业，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将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作为潜导产业，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则应该发展农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以及如旅游业这样的比较优势和特色产业［31］。
2．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会给城市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成功转型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国内学者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包括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创新、财政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政策等方面。金建国等认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创新至关重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整体规划，不断挖掘城市文化要素，构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体系［32］；曾万平则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财政、投资政策的法力支持，必须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以及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33]；有的学者论述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建立的重要性，认为资源型城市要顺利实现转型发展，资源开发补偿和产业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34-35］；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力度，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城市的转型发展[36]，健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市场培训机制，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解决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37］；贾小燕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环境政策包含了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营造、发展环境维护等政策，政府应协调好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招商引资的吸引力，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和监督激励机制的建设，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构建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的发展环境[38]。
3．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体系的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测评。牛菲，付允对比分析了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生态足迹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SVm法、熵值法等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评价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并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39］；尹牧，宋冬林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数量化与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以及动态性原则，并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体系[401]；刘晓荣等构建了包含综合评价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的三层次评价体系，使用加权平均法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综合评价［41］；谭玲玲等建立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成熟度模型，从政策成熟度、产业成熟度、环境成熟度、技术成熟度四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进行了测评分析[42]；刘剑平等在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的共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及特征，确立了个性化的指标体系，使得评价系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43］；马丽等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资源系统四个层面建立了包含目标层、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的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伊春市进行了实证分析[44]；郭海涛等主要研究了矿业资源城市转型评价问题，他们选取了12个不同类型的矿业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的Dea模型，从经济总量、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和综合实力等方面，测评所考察矿业城市的相对效率，通过对2004年的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石油类城市转型发展的综合效率最高，煤炭类城市的效率则最低［45］；陶长江，李响从旅游经济、旅游环境、旅游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旅游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23项指标对资源型城市攀枝花市的旅游转型进行了评价分析[46]。部分学者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徐君从产业增长潜力、产业关联度、产业经济效益、产业比较优势、产业科技进步、产业人力资源素质、产业社会效益七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评价指标体系[47]；王新民等以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为定量指标，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48］；张团结等以产业资源自有率、带动失业劳动力就业率、产业投资利润率、产业可持续发展性等因素为指标，建立了替代产业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契合度模型，对产业转型的效果进行测评［49］。
三、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的比较分析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0
中图分类号：C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07-04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研究意义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就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已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焦点，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强调绿色GDp。Jamestobin和williamnordhaus（1972）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Leipert等（1987），RoberRepetoo（1989）提出绿色GDp的核算。CliffordCobb等（1995）提出真实发展指数。1995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用“扩展的财富”指标来衡量全球或区域的发展，该指标由自然资源、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构成，其客观公正科学性得到公认。同年在《监测环境进展》中提出了真实储蓄率指标。
2、强调生态环境。Hall，B.和Kerr，m.L.的《1991—1992绿色指数——对各州环境质量的评价》中提出“绿色指数”概念，对美国50个州的环境质量状态进行了评估。其中一级指标分两大类：一类是绿色状态指标，由7类二级指标179个三级指标构成；另一类是绿色政策指标，由2类二级指标77个三级指标构成。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了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包括5个组成部分、21个指标和64个变量。此后，该指标被不断更新改进，推出新版本。2006年又首次了环境绩效指数epi。
3、强调资源能源。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对全球五个区域117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研究。Jonathan和ScottKennedy（1999）从供水的角度对城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研究。Gregnothstein在2005washingtonStateenergyindicators中详细阐述了美国华盛顿的24个“能源指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华盛顿长期的能源消耗及其影响进行评估。2008年标准普尔公司提出了全球替代能源指数S&pGaei。2010年美国研究机构Cleanedge了纳斯达克清洁绿色能源指数CeLS。
4、强调发展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2006年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提出了快乐星球指数Hpi。200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加拿大的GlobeScan公司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绿色指数”的关于消费者环境相关行为的全球调查。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前瞻性、动态性，值得借鉴。但也存在明显不足。概括起来是“两多两少”：（1）指标体系单一的多，综合的少。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环境还是生活质量的绿色发展指数更多的是集中于所衡量内容的某一个方面。（2）关注环境、生态和福利的多，强调经济发展的少。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中，更关注环境、生态和福利指标。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1、绿色发展指标研究
顾海兵（2003）较早地提出了中国经济的绿色指数，包括：年度空气质量指数平均值及其增长值，年度未达标废水排放累计量及其增长量、增长率，年度未达标固体废物堆放量及其增长量、增长率[1]。杨多贵（2006）建立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计算他将国家发展分为“黄色发展”、“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绿色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2]。2007年至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联合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以北京为基准城市，计算其他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中心，在2010年报告中提出了“县域相对绿色指数”，评出相对绿色级、相对浅绿色级、相对欠绿色级和相对绿色警示级县域。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中国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研制的《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提出的绿色发展指数与以上指数均不同。该报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评估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类一级指标（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分别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治理情况等）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在《2011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中，改进了2010年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对34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了评价。
2、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研究
①从单项和系统性指标。宋戈等（2008）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选取代表伊春市转型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37个指标，构建了黑龙江省伊春市转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3]。雷敏等（2009）提出了陕西省榆林市绿色GDp的核算模式[4]。陈旭升等（2003）建立了反映资源型城市压力、状态、发展及相应对策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5]。刘建平等（2007）则根据不同资源型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特征的差异、结合现存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重塑了动态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6]。
②从资源型城市类型。马云东等（2002）建立了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7]。马阿滨等（2004）提出了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8]。赵海云等（2004）构建了适用于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9]。李晶（2005）给出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模型[10]。王会萍（2011）建立了石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
③从所处区域。苏哲（2007）构建了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12]。罗能生等（2007）建立了湖南省矿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13]。杨永青（2009）给出了鄂尔多斯市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和限制因子分析[14]。
④从评价方法。研究者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但朱明峰等（2005）运用自己构造的演化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某典型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进行了分析预测[15]。郝传波等（2008）利用熵理论综合评价了鸡西市1995—2000年城市综合可持续发展情况[16]。彭晓英等（2009）提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和Dea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17]。
3、国内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但略显粗简，亟待完善
尽管已经有针对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省级、区域和城市研究，但缺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特色研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和其他资源环境等指标体系上，导致研究存在三个严重缺陷：①指标体系设计的不统一、不协调、不全面，还比较混乱。尤其缺少社会公平指标的设计。②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在指标设计上的差异和共同之处。③在对各自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时，大多使用一种方法或两种方法的混和，缺少多种方法综合测评。总之，缺乏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为此需要设立本课题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绿色发展的理论透视
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研究思路应当是：从绿色发展的内涵、运行机制和模式出发，探索建立一套符合我国资源型城市特点的绿色发展绩效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一）绿色发展相关概念辨析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在能源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等交织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相继提出的几种经济形态，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它们有相同的理念，但内容上各有侧重又有交叉、机制上存在条件和支撑关系，极易产生混淆。
我们认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低碳经济是针对能源结构和温室气体减排，生态经济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绿色经济则应当是以促进经济活动全面“绿色化”、生态化为重点、以绿色投资为核心、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是三者的协调统一。绿色增长是在防止代价昂贵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丧失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绿色发展的内涵、主要特征
绿色发展是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及社会进步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实现三种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和正确联系，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当代的具体实践和集中体现。其涵义有狭义、广义和泛义之分。狭义是指，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既要改善能源资源利用方式，还应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广义是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及生态建设的统一与协调。既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也注重人类社会的公平，涉及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泛义是指，涵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思想道德、社会安全等各种社会问题。
绿色发展的主要特征应当包括：（1）整体性，它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2）综合性，它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协调发展；（3）内生性，它是系统内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4）延续性，它强调代际间的公平性，是人类社会近期发展与远期发展的有机统一[19]。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绿色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绿色发展应坚持两大主线：一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二是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绿色发展要实现的三大目标：一是业态构成的倒U型曲线；二是生态应力的倒U型曲线；三是贫富差异的倒U型曲线[20]。
三、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方法
（一）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的编制思路
绿色发展指标应当具有3方面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某一时期内各方面绿色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某一时期内各方面绿色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三是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对企业和公众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因此，绿色发展指标应当充分反映绿色发展的主要内涵，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的限制性、社会公平性、发展动力和质量的绿化度以及发展的协调性等。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存在绿色发展指标的标准值，但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确定反映系统“黑色”发展指标的标准值。即按最坏的结果确定发展的底线！单项指标就具备这样的指示作用。对资源型城市首先通过标准值与实际测量值的比较，判断系统是否黑色、远离绿色的趋势、已经迈进绿色发展过程的倾向等。而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要按资源类别、不同发展阶段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分析。
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应由对压力和状态有指示作用的单项指标和对绿色发展能力和潜力有指示作用的综合性指标构成。单项指标具有动态监测和预警功能，综合指标则具有模式机制和政策指向功能。首先通过限制性单项指标，观测和界定该城市偏离绿色发展的程度；然后通过综合性指标，判定和分析该城市绿色发展的能力和潜力水平。
（二）单项指标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资源型城市的限制性指标，即“黑色发展指标”至少包括：（1）资源可利用度。如资源可供开采年限等；（2）环境最大承受力。如城市的空气、水、土地等污染最大承受力；（3）节能减排约束指标。如二氧化碳排放；（4）社会公平与福利指标。如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约束类指标。
（三）综合指标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综合性指标也叫绿色发展能力和潜力指标。一级指标是产业发展的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的支持度。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确定的步骤和方法：首先在相关文件汇编和专家商量筛选的基础上得到三级指标。指标选择的依据是：①所选指标与一级指标有重要的联系，能对二级指标的形成有实质性的贡献；②数据的可得性；③正指标和负指标要明确；④强调水平指标；⑤典型性或代表性指标；⑥重视指标的相互制约关系。然后按照两次归类，适度调整的原则确定二级指标。即在确定了一级指标和选择三级指标后，三级指标先按一级指标指向归类，接着，一级指标内的众三级指标再按其性质接近程度再归类。针对综合指标的评价方法很多，我们认为应当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比较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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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马云东等.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方法及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7).
[8]马阿滨等.黑龙江森工林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价研究[J].林业科学,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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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会萍.师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aHp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2).
[12]苏哲.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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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郝传波等.基于熵的煤炭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评价[J].资源与产业,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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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赵玉川,胡富梅.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及结构[J].中国人口,1997,(12).
[20]牛文元.绿色发展与中国GDp质量指数[R].北京: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1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