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1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1．认知功能定位。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2．意识解释。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2
据记者了解，这次会议由李延峰教授、王文标教授和来自美国的normanRelkin教授共同出任大会主席；陈国强教授、邢岩教授、肖庆教授共同出任大会执行主席。另据记者了解，在4月14日当天举行的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脑积水学组成立大会上，航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教研室主任、神经系统疑难病例会诊中心主任兼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邢岩教授当选为该学组首届主任委员。
这是我国第一个跨学科、跨地区研究脑积水的专业学组，在中国脑积水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学组的成立暨脑积水门诊的挂牌，标志着中国脑积水规范诊疗的推广工作正式启动，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脑积水研究发展迈开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
这次会议闭幕后不久，本刊记者就脑积水学组的成立背景、这次会议的举办情况，以及我国神经学科的诸多热点话题，深入采访了邢岩教授。
临床缺少关注，目前亚洲尚无大型脑积水研究学术组织
采访一开始，邢岩教授解释说，由于围绕脑积水的临床诊疗工作涉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康复科等诸多学科，目前国内各学科间均缺乏有效沟通，没有形成内科评估、外科手术的规范合作模式，存在大量的漏诊误诊现象。比如说，老年人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inpH）与某些老年神经退变性疾病在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资料上极为相似，因而造成了诊治上的困难。inpH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步态不稳、痴呆和尿失禁，腰穿压力正常。Ct或mRi显示为交通性脑积水，主要采取分流手术治疗；但inpH患者由于记忆力下降、运动失调等症状，容易被误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或脑血管性痴呆等；步态紊乱也需要与周围神经病变、颈椎或腰椎管狭窄、关节炎、前庭性疾病和帕金森病等相鉴别。但对于此类问题，医师们在临床诊疗中往往缺乏关注，因此造成大量的漏诊或误诊，这不仅影响了神经学科的健康发展，也容易给患者带来不应有的损害。
邢岩教授指出：“目前的各种情况表明，相较于欧美国家有关npH的长期研究成果，我们中国无疑是落后的，甚至国内很多神经内外科医生对npH的名字都很陌生，更谈不到规范化诊疗。同时，在4月14日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项目负责人normanRelkin教授曾经表示，目前亚洲尚没有大型的脑积水研究学术组织，相关临床数据更是十分缺乏。”
从四个角度发力，让世界听到中国脑积水研究者的声音
在采访中邢岩教授介绍说：“鉴于中国脑积水诊疗现状，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独辟蹊径，在其旗下成立了中国脑积水学组，其宗旨在于专注于npH的规范化诊疗与研究，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脑积水的规范诊疗工作，促进我国的脑积水研究尽快健康发展，继而与国际接轨。”
据记者了解，在4月14日举行的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脑积水学组成立大会上，中国微循环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和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于普林教授到会致辞并对学组成立表示祝贺。该学组由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项目创始人及目前负责人Rekin教授、Hamilton教授及国际脑积水著名专家malm担任国际顾问。几位外籍学者在学组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由于目前亚洲尚没有大型的脑积水研究学术组织，国外专家看好中国未来脑积水研究的发展。希望新成立的脑积水学组能够实现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的亚洲分中心。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主任委员李延峰教授、神经病学老前辈北京协和医院李舜伟教授对学组成立寄予殷切希望。北京医院许贤豪教授、北大医院孙相如教授、湘雅医院唐北沙教授、安贞医院冯立群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李晓光教授、宣武医院韩璎教授、天津环湖医院纪勇教授等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学组成立仪式。
据悉，脑积水学组成员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影像、神经心理、神经康复等脑积水相关学科国内外知名专家团队组成，组织架构按照学会模式建立，同时聘请国内外相关专家担任顾问并设立主委、副主任、常委、委员。
采访前记者还了解到，邢岩教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帕金森病及其相关运动障碍疾病、运动神经元病、认知障碍等神经系统变性病、正常压力脑积水及脑血管病、头晕失眠等的诊疗；神经肌肉电生理分析评定、经颅磁刺激治疗、慢性偏头痛肉毒素注射治疗。她曾于2010年赴新加坡远洋干部管理创新学院研修干部创新管理，2015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认知障碍中心访问学习认知障碍管理、纽约头痛中心学习慢性偏头痛肉毒素注射治疗；近几年专注于正常压力脑积水研究，举办了两届正常压力脑积水国际高级研修班、建立了正常压力脑积水数据登记库。她多次参研部级及省市级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独立主持北京市首都医学发展基金资助及朝阳区科委基金资助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作为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多次参加国家精准医学大型科研课题评审。担任多家国内外专业期刊审稿专家；并参编、参译《现代神经病学》、《DeJong神经系统检查》等著作。
b于邢岩教授在神经学科的影响及前期在正常压力脑积水方面的突出工作，在脑积水学组成立大会上，她众望所归地获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此外，宣武医院韩璎教授、中日友好医院彭丹涛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三博脑科医院宋明教授、西京医院刘卫平教授、上海仁济医院郑彦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罗巍教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彭玉平教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洪教授及航空总医院肖庆教授9位业界知名专家获选为副主任委员。航空总医院副院长、神经医学中心主任陈国强教授等被聘为学组顾问。
在脑积水学组的成立仪式上，新当选的首任主任委员邢岩教授在谈到该学组未来的工作规划时表示，学组成立后将专注于正常压力脑积水研究，通过加入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建立国际成人脑积水研究联盟及国内成人脑积水诊疗协作中心等，共同促进我国脑积水规范诊疗工作。
邢岩教授进一步表示：未来，刚刚诞生的脑积水学组将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学术交流。脑积水学组成立后，将大力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将中国专家的研究结果分享到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脑积水研究者的声音；在国内举办多层次脑积水学术会议，多学科广泛深入交流，分享脑积水诊疗及研究的经验，促进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是基层及青年骨干医师培训。学组将有步骤有程序地进行基层医师及青年骨干医师脑积水诊疗培训，介绍国际国内前沿知识，规范国内脑积水诊疗，让更多的脑积水患者得到及早识别和有效诊疗；让更多的青年骨干医师能够得以快速成长。
三是科学研究。学组将以北京为中心，联合全国多区域脑积水研究分部，建立国内npH多中心研究数据库，精准登记中国npH资料、总结中国npH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寻找中国npH敏感的诊断及内外科治疗方法。计划通过半年数据积累，在2017年10月份神经变性病年会时举办脑积水论坛，对初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报告，进一步申请国家重点科研专项课题，深入npH研究，形成中国npH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不断将科研成果向国际同行分享。
四是推动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引进国际先进的多学科npH诊疗门诊模式，建立中国的首家npH多学科诊疗门诊，并在全国推广，全力推动中国npH多学科规范化诊疗步伐。
邢岩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脑积水学组的成立，为蓬勃发展的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npH同仁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宽广平台，必将推动npH诊疗迈上新台阶，最终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内外”融合协作，致力成为学科诊治和研究的典范
另据记者了解，第二届“可逆性痴呆：聚焦正常压力脑积水（npH）国际高级研修班”是由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和国际脑积水脑脊液病学会发起，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联合主办的。
对此邢岩教授介绍说，目前，治疗npH的标准方法便是分流手术。但事实上，2015年在美国仅有约0.008%的患者接受了治疗，我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对于分流手术之后症状改善程度以及手术并发症的担忧，也使一些医生不愿意推荐患者进行手术治疗。而且，其手术并发症，诸如硬膜下血肿、感染和分流失败等，在所有分流手术患者中也占到了10%至15%的概率。所以说，并非所有的npH患者对分流手术都有响应，并且一些npH患者有其他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合并症，因而影响疗效。很多时候，医生要想准确预测哪些患者可以从分流手术中获益，确实是很困难的。
邢岩教授接着介绍说，国际成人脑积水临床研究网络负责人Relkin教授和国际脑积水和脑脊液病学会Hamilton教授率领的npH国际诊疗研究团队，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影像、神经心理、神经康复多位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第二届“可逆性痴呆：聚焦正常压力脑积水（npH）国际高级研修班”，不仅由Relkin教授和Hamilton教授率领欧美顶级的npH专家执教，更有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应邀襄助，围绕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的临床诊治及研究进展、高标准的脑积水门诊建设等进行了高端、前沿的专题学术研讨和培训，为国内同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高端学习和交流平台。
邢岩教授还介绍说，在同步举行的航空总医院第九届神经病学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npH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运动及认知障碍相关神经变性病的临床诊断、影像鉴别及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伴随症状诊疗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会议邀请到的国内外从事神经内外科、神经影像、神经心理、神经康复及预防等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作了多场精彩的专题报告和学术讲座。
更为令人瞩目的是，由陈国强教授和邢岩教授共同领衔的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是中航医疗及航空总医院的重点学科。该中心拥有床位近250张，目前仅收治脑积水的床位就达65张。2016年手术治疗各种脑积水达550例次；2017年预计将会有更多脑积水患者在该中心得到治疗。由于这个卓越的团队前期对正常压力脑积水的规范化诊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被业界所广泛认可，因此，在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脑积水学组成立的同时，还举行了脑积水协作组暨脑积水门诊授牌仪式；这也标志着航空总医院成为该学组的首家授牌脑积水门诊单位。
谈及首家脑积水门诊的挂牌举措，邢岩教授阐述说：“疾病谱的演变迅速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而我们要把握好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大局，就必从宏观和微观上去预测、预防及治疗各种疾病，并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因此，传统医院门诊按专科分类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全方位地掌握患者的病情，所以，开展多学科联合门诊，已经成为医院门诊诊疗模式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这两个‘血缘’最近的学科而言，学科协作更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既无法回避，更不能狭隘地对此采取无视的态度。神经内科、外科，乃至其他相关学科的团结协作，相互有效地配合乃至融合，科学有效地拓展各自学科的学术外延，必将能够有效推进相关学科的综合发展。”
鉴于以上认识，邢岩教授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充满信心地表示：“首家脑积水门诊在我们医院挂牌，我本人认为这是我国神经变性病脑积水领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作为脑积水学组授牌的国内第一家脑积水门诊，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内神经内外科互相借鉴融合治疗脑积水的典范！对于npH的诊治，我们将致力于尽快形成由神经内科诊断及鉴别诊断，神经内外科共同评估并探讨治疗方法的规范化模式，从而推进学科的健康发展，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益处！”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3
根据北京天坛医院档案资料记载，1978年开始筹备建立神经内科；1980年9月正式建立神经内科，搭建起学科建设平台；1982年1月4日，神经内科病房开始试运行，接收住院患者；1984年11月20日，正式设立神经内科病床39张，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紧跟国际脉动，推进学科建设发展
2000年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有病床110张，硕士毕业生8名。50名医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不到20％。为使学科建设赶上国际步伐，2000年后，北京天坛医院公开在海内外招聘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科室管理瞄准国际前沿脉动，学科建设开始了跨越式高速发展。
2.1确定学科建设架构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划分专业组，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2000年，北京天坛医院把神经内科分成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病等8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都有带头人，每位医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不同专业组，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力。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在临床治疗、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等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市脑血管病抢救治疗中心之一。2004年开始承担中国卒中中心建设项目工作。第二阶段：整合医疗资源，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脑血管病的防治需要多学科共同面对、协同防治，2010年10月29日，北京天坛医院打破常规科室结构，集中脑血管病医疗和科研资源，正式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3]。该中心设立临床部、研究部、影像部和培训部，将临床、科研和教育相互结合，并启动“北京市脑卒中诊断技术规范研究”项目。第三阶段：释放学科发展活力，成立神经病学中心。为可持续释放学科发展活力，北京天坛医院从2014年9月1日起，将神经内科正式更名为神经病学中心，下设9个专业亚科，即血管神经病学科、介入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神经变性病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与遗传疾病科、临床神经生理科、临床试验与临床研究中心，另成立临床心理科。第四阶段：顺应新院发展，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架构。北京天坛医院以新院迁建为契机，2018年7月2日医院党委会讨论决定，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新的组织架构，神经病学中心包括7个专业亚科，分别为：血管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病学科、运动障碍性疾病科、认知障碍性疾病科。同时，通过公开竞聘，神经病学中心和所辖7个专业亚科分别任命科主任。
2.2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2.2.1建设卒中单元，推进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建立国内第一个卒中标准化治疗病房——“卒中单元”，为患者提供集医疗、康复、预防宣教、身心共治为一体的人文化综合医疗模式，提高了脑血管患者的治疗效果。“卒中单元”在2004年被纳入国家“十年百项”推广工程，此概念被收入到我国第一版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
2.2.2传递学科前沿理念，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成为国际上关于脑血管病交流研讨的一个重要平台。天坛会每年都有全新的主题，成为中国脑血管病防治工作的风向标，让我国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和科研水平与国际接轨。
2.2.3编写《血管神经病学》教材，作为必修课程
2003年3月，美国提出了血管神经病学（vascularneurology）的新概念。2005年5月，美国举行了第一次血管神经病学的专业考试。面对这一形势，北京天坛医院让国内医师开始学习这一新的学科、新的概念，组织专家编写教材，2005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班中开办《血管神经病学》。与此同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依托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及其衍生项目，在血管神经病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尝试开展临床科研一体化培养的模式，致力于培养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多面性人才[4]。
2.2.4会聚学科专家，创办专业杂志
2006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刊《中国卒中杂志》，作为新的专业化卒中期刊，编委汇集了国内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康复科、基础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在此基础上，2015年，创刊StrokeandVascularneurology杂志，致力于以英文形式面向世界传递中国脑血管病专业的科研成果和进展。
2.2.5卒中诊疗标准化，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天坛脑血管病中心搭建了多学科脑血管病医疗团队，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介入、急诊介入科、影像科、重症监护、神经康复、急诊医学等多个优势学科的临床诊疗资源，同时还组建了流行病学管理、基础研究、脑血管病药物研发等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平台。在脑血管病中心内，医疗实践、研究、培训三位一体，承担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卒中诊疗技术规范”研究，将卒中的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形成“北京模式”。此举打造了一支一流的国际先进水平脑血管病专家团队。
2.2.6学科建设成效显著，进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012年8月31日，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确定2012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的通知》（卫办医政函[2012]649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被确定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2.7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改写国际脑血管病临床指南
在2013国际卒中大会，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病团队研究成果——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病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为急性轻度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治疗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方法，这一研究结果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脑血管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临床试验水平得到国际认可，美国心脏学会据CHanCe研究的结果对其《缺血性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指南》进行了调整[5]。
2.2.8开展卒中医疗质量控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工作
北京天坛医院自2011年始，承担国家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2013年，升级为国家神经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2018年5月，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同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信息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技术，该中心汇总全国2497家具有脑血管病救治能力的卒中质控监测医院开展工作的情况。在2018年度部级质控中心工作评估中，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排名第一。
2.2.9学科进步显著，被誉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作为近年来国内临床医学进步速度最快的学科，作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连续7年创造Stroke杂志全球单中心产出第一的业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的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和2018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评价中，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蝉联第一[6-7]。
2.2.10打造“天坛标准”，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
为使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同质化，2017年6月22日，北京天坛医院成立“天坛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以下简称专科联盟），打造一批“天坛标准”的神经疾病专科，全国近300家具有神经学科优势的三级医院加盟，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省区市。在教学科研方面，通过远程教学系统，建立完善的神经系统疾病专科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联盟内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科研网络平台和病历资源的互享互用，促进我国神经学科可持续发展。
2.2.11以新院搬迁为契机，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
2018年10月6日，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第一座整体搬迁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搬迁至新院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并对外试开诊，于2019年1月30日正式投入运行。神经病学中心有病床290张，有医疗科研及技术人员近200人，拥有卓越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其中，研究生学位占90%多，正高级职称26人，副高级职称37人，博士研究生导师20名，硕士研究生导师36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成功开创国内第一个亚专科分科模式，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全国规模最大、学科建设最为齐全的学科之一。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4
翻开李龙宣的简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医学专家的成长轨迹：生于上世纪70年代，李龙宣对医学一直情有独钟。2003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被聘为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期间，曾在北京天坛医院和广州珠江医院介入中心进修学习，并参加中国血管神经病学专业培训。2006年10月至2010年4月，先后在美国密州堪萨斯城Va医学中心及加州Scripps研究院完成博士后工作，师从美国神经变性疾病专家williamSuo博士和血管神经病学专家Richardmilner博士。2010年4月，李龙宣回国工作。现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广东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是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四批培养对象、广东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湛江市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同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actapharmacologicaSinica》、《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neuralRegenerationResearch（nRR）》等杂志审稿人。
以踏实付出，为医学发展服务，为患者健康服务，李龙宣一直在努力。
情倾科研与临床
科研与临床是优秀医生的阵地，只有刻苦专研，才能获得向上的动力；只有精湛的医术，才能救患者于病痛之中。长期以来，李龙宣教授一直在科研和临床领域精耕细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学医从医多年，李龙宣教授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定位、定性诊断以及疑难危重病例的治疗与抢救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尤其在脑血管疾病（中风）、神经变性疾病、颅内占位性病变、锥体外系疾病的诊治方面有深入的领会。科研方面，熟练掌握了多种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实验技术。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留学人员回国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在《JCerebBloodFlowmetab》、《Glia》、《JBiolChem》、《expneurol》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33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4篇，第一作者论文累积影响因子逾30分。
近日，李龙宣教授又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经过对缺血性脑血管病脑内血管发生机制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脑缺血缺氧后，纤维素连接蛋白的两种关键受体-整合素5β1和Vβ3有促进内皮细胞增殖介导新生血管生成的能力，并发现是5β1而不是Vβ3对缺血缺氧后的脑内血管新生起关键调节作用。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JCerebBloodFlowmetab》、《Glia》和《expneurol》等期刊上。这一原创性研究工作部分阐明了卒中后内源性血管新生机制。另外，他还发现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5（GRK5）缺陷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aD）发病机制中具有潜在作用。共同提出了GRK5基因缺陷鼠海马内肿胀轴突丛是aD早期的病理改变；发现并报道了GRK5缺陷可加剧转人类β淀粉样肽前体蛋白基因鼠脑内的病理损害及其分子机制。在科研领域，李龙宣教授的道路已经愈走愈宽。
科室建设露锋芒
由于出色的科研和临床表现，2010年6月，李龙宣受命担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副主任，2011年6月，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2012年12月，被任命为广东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自上任以来，在广东医学院副院长、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神经科学科带头人赵斌教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李龙宣积极带领科室奋力前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于1971年由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南下湛江的郑丕舜教授组建，经历了巫志明主任（中山医学院）、邢永前主任（广东医学院）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42年的历史沉淀，尤其是在前任主任赵斌教授（西安医学院）带领下，科室人才队伍、学科水平实现了跨越发展，现已成为粤西及环北部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之一。
作为现任神经科主任，李龙宣教授倍感压力，如何带领科室继续发展是他一直最关切的问题。他没有满足科室目前的地位与现状，清醒地认识到科室与国内一流医院部级重点学科（专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缩短这种差距，他紧跟国内国际时展的步伐在科内先后成立了溶栓治疗小组、临床技能培训管理小组、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小组，积极推广脑血管病分层诊断与规范治疗，与广东医学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跨组学基因检测实验室合作，开展了神经疾病基因诊断项目。2012年科室年动、静脉及多模式联合溶栓病例总数由2010年的45例上升至95例，年门诊服务量由2010年的3.5万人次上升至4.3万人次，年住院患者由2010年2137人次上升至3227人次。目前科室已经形成了规范的脑血管病综合评估、超早期溶栓治疗及介入诊疗体系，是粤西地区脑血管病预防、诊疗及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已批准列入国家卒中筛查与预防控制基地。
除繁重的临床工作外，神经科还承担着广东医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神经病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建科40多年来，培养了一万多名临床医学本科生，12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75名、博士研究生5名、博士后5名，科室还先后选送6名医生到美国、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3名护士到美国和香港学习新技术、新项目。为增强学生的交流能力，李龙宣积极倡导创建了研究生英语学术沙龙，深受学生欢迎，取得了切实的效果。2012年还申报了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并建立了相关的学习网站。
学科发展一直是科室建设的重头戏。早在2009年，科室就成为广东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重点建设学科，同年成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开始与暨南大学联合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同年通过国家评审成为神经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2011和2012年，李龙宣作为主要执笔人和答辩专家之一，分别成功申报了“广东省‘十二五’神经变性疾病与衰老研究医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衰老相关心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神经内科，卫生厅）”和“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神经病学，教育厅）”。
近5年来，科室先后承担科研项目53项，其中部级课题14项，省部级课题16项，国际合作课题3项（2012年新增部级项目8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在研经费2000余万元。主编《神经病学（案例版）》和《实用神经疾病定位诊断学》等专著。发表科研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30篇（2012年新增SCi收录论文10篇）。获省级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目前已形成了神经变性疾病研究、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投递研究，干细胞与神经损伤修复的应用基础研究四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学科带头人赵斌教授的带领与指导下，科室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绩：①报道了RaGe基因是中国人群阿尔茨海默病（aD）及多发性硬化易感基因；②提出了线粒体自噬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保护作用；③开展了以aβ为靶点的磁共振分子影像技术研究；④利用斑马鱼为模式动物研究血脑屏障通透性，寻找影响血脑屏障通透性的靶点和药物；⑤与美国密州堪萨斯城Va医学中心合作，揭示了GRK5基因缺陷在aD病理发生中的分子机制，发现3种GSK3β抑制剂可下调aβ生成与聚集；⑥发现epCs动员是tia患者后继脑梗死重要脑保护机制之一；⑦发现细胞膜微粒有望成为脑卒中早期诊断标记物和治疗新靶点；⑧证实了整合素5β1对缺血缺氧后脑内血管新生起关键调节作用，部分阐明了卒中后内源性血管新生机制。
此外，科室还开展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曾邀请诺贝尔奖得主D.C.Gajdusek、钟南山院士等国内外著名学者到医院讲学，也曾受邀到美国、日本东京、韩国首尔、香港、台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主题报告和访问交流。2011年科室成功承办了京沪穗渝神经病学学术沙龙暨中国脑血管病诊疗规范高峰论坛，有效提升了学科的科研水平及学术影响力。
深入科普为民服务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在实际工作中，李龙宣发现，社会上很多人对神经内科疾病的认识还比较有限，在日常保健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倘使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轻神经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为此，他一有时间就投入到科普工作中。他总是想，多一次这样的活动，哪怕能够使就诊室里少一个病人，这样的活动也是成功的。
2011年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脑卒中防控意识，唤起社会对卒中问题的重视，倡导健康生活行为，实现脑卒中的早防、早诊、早治，响应卫生部的号召，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当日上午在医院门诊大厅举行围绕“关注脑卒中，立即行动”为主题的宣传义诊咨询活动，作为神经内科主任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李龙宣亲自上阵，热情向前来咨询的群众热心解答。他说，“中国是全世界脑血管病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国内2008年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每年有150万人死于脑血管病，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死因顺位的第一位。脑卒中相关的医疗开支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和家庭的巨大经济负担。每年的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目的是向大家传递‘卒中是一个可治疗、可预防的灾难性疾病’这样一个信息。”
实际上，这样的活动在神经内科是很多的。李龙宣和他的同事深入矿区，为职工家属义诊；走进媒体，为普通市民讲解防病常识；进入社区，与老百姓面对面交流……一项项活动，都饱含了神经内科为民服务的热情，体现了他们为患者服务的火热之心。
梦想是瑰丽的。然而，通往梦想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为了更多患者的康复，现在以及未来，李龙宣和他的科室都将孜孜不倦地努力下去。
科室简介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5
【关键词】卒中平台建设；学科整合；学科建设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且致死率、致残率极高的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我国，卒中已成为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成为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据英美联合进行的循证医学荟萃分析研究证明，目前治疗脑卒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卒中单元，在医院中建立卒中单元治疗脑卒中已成为欧美国家的共识[1-2]。本院开展卒中平台建设，就是在卒中单元的基础上，应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卒中防治的技术信息平台，实现脑卒中管理的实时化、数字化、可视化与精细化、“无缝式”连续化管理，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对南宁市卫生系统卒中诊断和治疗起到指导和示范作用意义的学科建设之路。
1多学科整合与卒中中心建设现状
近代整合医学一词起源于英文“Complementaryandalternativemedicine”，简称“Cam”，美国从80年代起就开始寻求多学科整合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3-4]。1999年，国内也提出了整体医疗的新观念，学科整合的思想才由此而生。2001年由北京天坛医院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正规的卒中单元，从此揭开了我国探索卒中单元建设的序幕[5]。本院于2004年将神经内外科合并后，应用组织化的医疗模式对脑卒中及重型颅脑损伤进行规范化治疗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6-7]。整合资源构建新的组织，将会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潮流。
脑血管病是可防、可治性疾病。2000年，美国脑卒中协会探讨了卒中中心的概念，并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卒中中心-初级卒中中心和高级卒中中心，探索并逐步完善了卒中中心的建设与认证体系[8]。而我国脑血管病流行分布地域差别较大，医疗体系复杂多样，医疗质量良莠不齐，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中国卒中整体服务水平相对于国外卒中中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卒中中心建设是近几年才引入我国的新的医疗模式，国内也仅仅是初步形成中国高级、初级卒中中心建设标准草案，尚未普遍开展卒中中心的建设[9]。因此亟待建立中国卒中中心网络，规范卒中救治单位的准入标准，规范化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对脑卒中患者进行规范化管理和治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费用，给患者带来真正的实惠，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的一些探索
如前所述，脑血管病的急救、防治与康复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体系。南宁市卒中平台就是依据卒中中心的标准进行建设。卒中平台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治疗水平和卒中防治标准化。本院于2013年6月申报南宁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重大项目《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获得批准立项，从此，本院采用数字化技术并参照《高级卒中中心建设标准》，对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9-10]。
2.1基础设施建设
2.1.1数字化设备购置并装备了HiS医院数字化管理系统，对脑卒中患者的信息进行数字、文字、图像、语音等各种形式的处理和管理，并开展无线网络数字化移动电脑查房。
2.1.2病房设置开设有卒中门诊、神经科一区和二区病房，其中有卒中单元病房、神经内外科普通病房、重症监护抢救室、iCU、介入检查治疗室、康复治疗室、神经电生理检查室、神经生化检查室、健康宣教室等。
2.2整合高品质的医疗团队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整合成一个一级临床科室-神经科，建立卒中医疗小组，小组成员有：神经内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神经介入医师、神经康复医师和康复技师、理疗师以及专业护士等[11]。科室正副主任分别由神经内、外科主任担任，他们都具有本科学历，主任医师职称，并且完成卒中培训或血管神经外科培训。神经内外科医生大都具有神经病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或在职研究生学历，形成了高品质的医疗团队。科室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团队成员团结协作，为脑卒中患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3配置先进的设备重症监护抢救室：配备有24h中央脑电趋势监测仪；床旁自动多功能心电监护仪、脉搏血氧自动监测、血压自动监测、呼吸自动监测；亚低温治疗仪、除颤器等监测仪器和设备。康复治疗室：配备有平衡系列、步行系列、上肢运动系列、下肢运动系列、全身运动系列、作业治疗系列、功能评估系列、水疗蒸浴系列、吞咽障碍治疗仪等传统与现代康复器材。神经电生理检查室：配备有动态脑电图、脑地形图检查仪及中央24h脑电自动监测仪。诊断、急救与支持设备：包括全身螺旋Ct、大型C臂X光机、彩色B超、全自动大型生化检查仪、tCD、便携式远程中央心电监护仪及报警系统、全自动进口麻醉呼吸机及壁式中央供氧、负压吸引系统。
2.4制定卒中诊治规范与流程标准的诊治规范是指导临床医疗工作的指南，为此，本院编写制定了一系列医疗流程和治疗指南如《脑血管病防治指南》《神经内外科常见疾病诊疗常规》《神经科诊疗技术操作规范》《脑出血、tia治疗临床路径》《脑血管病介入诊断治疗围手术期处理及相关并发症防治预案》《康复治疗规范》《神经系统常见疾病护理常规》等治疗、护理、康复指南及诊疗路径。收集整理了《文献汇编》《文献汇编》及《文献汇编》；编写并出版发行了《脑卒中健康教育手册》一书。
2.5开展先进的诊疗技术卒中平台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先进的医疗技术来改善急性卒中患者的医疗质量。神经内外科医生24h值班，从患者就诊，通过影像学检查，迅速区分卒中的类型和程度，尽早决定手术或保守治疗方案，各专业小组积极配合，分秒必争，使患者的治疗形成良性连锁效应，安全过渡到恢复期，从而形成急救的绿色生命通道。
2.5.1神经内科医生急诊值班（24h/7d）针对急性脑栓塞/脑梗死患者超早期（6h内）行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同时进行脑保护、降颅压、调控血压和血糖、实施重症监护、早期亚低温治疗、神经营养药、催醒药的应用、防治并发症等综合治疗。
2.5.2神经外科医生24h/7d全天候应诊根据患者病情开展脑出血锁孔开颅血肿清除术、颅内血肿微创穿刺粉碎清除术、大骨瓣开颅血肿清除联合去骨瓣减压术；大面积脑梗死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aVm切除术、脑脊液脑室分流术、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腰大池置管引流加脑脊液置换术等。
2.5.3神经介入医生随时听诊开展全脑血管造影术（DSa）、动脉内介入溶栓、血管内介入治疗血管痉挛、颅外血管支架/血管成形术、aVm栓塞术及动脉瘤弹簧圈填塞术等介入诊断治疗。
2.5.4危重患者的监护危重患者的监护由经过卒中重症监护专业培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护师24h值班。急危重症患者进入抢救室后，立即评估病情，测量生命体征，为患者进行心电图、脉搏血氧、血压、呼吸自动监测和体温监测，建立特别护理记录单及护理计划单，建立静脉通路，及时送检血生化、血常规，并遵医嘱治疗。垂危患者及时转iCU救治。
2.5.5康复训练与治疗康复治疗是急救治疗和长期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收治患者的病情稳定后马上进行[11]。康复小组成员有曾经到北京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中心经过培训的康复医生（包括物理、作业、语言康复师）和经过培训的吞咽障碍及营养障碍管理医师。神经康复医师首先给予患者康复评估和制定个体化阶段康复方案，康复技师给予理学治疗（pt），作业治疗（ot），语言训练，电、磁疗，针灸，推拿按摩等康复训练与治疗。
2.5.6各辅助科室（放射科、心电B超室、检验科、介入导管室、麻醉手术室）24h/7d全天候应诊，卒中患者优先检查头颅Ct（到院20min内随时进行扫描）；随时进行颅外血管双功能超声、tCD、Ct血管成像/造影、经股动脉穿刺脑血管造影（DSa）、经胸超声心动图、实验室检查（全血细胞计数、血生化、快速凝血试验）、心电图、胸片等各项目的检查。
3多学科整合建设卒中平台取得的成果
神经内外科的整合，使脑血管病的治疗最终实现专病专科化、治疗综合化、内外一体化，经过整合后的神经科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品牌效应，在南宁地区乃至广西东南部都有不小的知名度，被评选为“南宁市医学特色专科”。卒中平台的建设不仅提高了医疗质量，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推进了新技术的引进，而且使学科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医院的技术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3.1临床效果、医疗质量得到提升2014年科室收治患者1918例，比2005年的556例增长244.96%；平均病床使用率由2005年72.9%，提高至2014年137%；业务收入由2005年的308.1万元提高到2014年的2550.33万元。死亡率由2005年的5.22%（29/556）下降至2014年的1.36%（26/1918）；临床治愈好转率提高，致残率、并发症发生率降低[12]。
3.2人才培养的平台本科2008年9月申报的《神经内外科整合及康复的诊疗紧缺人才培养》项目被列为2008年度南宁市专业化人才培养重点计划项目，培养目标是神经内外科和康复诊疗技术及组织化医疗管理人才，获得南宁市人才培养专项资金资助4万元。通过选送到国内和省内先进的医疗机构进修学习、自学考试及送读在职研究生等办法，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极好的成长平台，以此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本科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及副主任护师共4名，4名主治医师均已接受硕士研究生或在职研究生的培养并取得了相关的学历，全部住院医师均已报读在职研究生。
3.3临床科研成果累累2013年，本院实现了市厅级重大课题零突破，《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获得南宁市重大科研项目立项；2014年又取得了历史性飞跃，神经科历年共获得6项南宁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自筹）自然基金项目。其中3项科研成果获得南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2项获得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三等奖。在国内省级以上期刊68篇。
3.4信息技术得到极大增强装备HiS医院数字化管理系统，实行医疗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是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的核心。信息化的运用，为卒中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和管理支持，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具有全国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脑卒中数据库，为脑卒中的筛查、防治、康复、科研、教学及健康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和便利。先进的无线移动电脑查房系统的建立，使科室管理登上新台阶，进入数字化管理和无线移动查房新时代，成为南宁市及广西防治卒中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示范点。
综上所述，本院通过神经内外科的整合，以此为基础探索卒中中心的建设，推动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提高了医疗质量，提高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和改善了科研环境，形成了学科特色。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创建先进的脑卒中防治平台，为脑卒中患者提供院前急救、住院治疗（药物、手术、介入及康复治疗）、整体护理、健康宣教、社区医疗与康复等从院前急救到住院治疗，再到社区康复、二级预防全过程、全方位的立体诊疗“一站式”服务。尤其是卒中数据库的建立，为脑卒中的筛查、防治、康复、科研、教学及健康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和便利，从而实现了脑卒中管理的实时化、数字化、可视化、精细化、“无缝式”连续化管理，进一步促进脑卒中的规范化防治，提高脑卒中的诊疗水平，有利于向大众普及脑卒中防治知识，最终达到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和复发率的目的，进一步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治愈好转率，让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减轻患者本人及社会的负担，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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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6
“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争由来已久，目前渐成三个学派，现分述如下。
1 “心主神明”派
自《黄帝内经》阐述“心主神明”以来，该理论为历代多数医家所遵从，贯彻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体现于理、法、方、药诸方面，“心主神明”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代医家多继承和遵循该理论，印会河和邓铁涛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明确指出“心主神明”是心脏的重要功能，由于该书是作为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的教材出版发行，其影响很大并有很高的权威［1］。邓铁涛教授在其《邓铁涛医集》中进一步指出“心脏不仅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以证“心主神明”之说［2］。其后又有诸多学者附和，刘氏认为神明应包括个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和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总属于心，而分属五脏。“心主神明”的确立，其物质基础是心所主之血气，“心主神明”理论充分体现中医学理论整体观念的特色［3］。钟氏认为：从五行学说来看，心神与其他四脏神是平等地位，称之“心一”，另有一个协调控制诸脏之中枢，称之“心二”，“心主神明”是通过“心二”对五脏系统的调控作用而实现的。《内经》所说：“头者，精明之腑”，言头非言脑，而头非脑也，乃指头面诸窍而言。李时珍论辛荑时突起一句“脑为元神之腑”，其“元神”相当于“一部之神”，即“鼻神”也，纵观《本草纲目》，仍主张“心主神明”。“脑主神明”是因近代神经解剖学的传入而起。因此，“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是源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脑主神明”只是源于西医学的一种观点［4］。迟氏认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是血，若心病无力行血，脑失血养，其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现不同程度的神志病症，轻则眩晕、乏力、健忘和失眠，重则昏迷。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是维持大脑功能正常发挥的先决条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氧耗量占整个机体?20%，葡萄糖耗量占全身总耗量的?17%，若脑缺血缺氧，即可发生精神紊乱，甚至于丧失意识，由此可证“心主神明”［5］。刘氏指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理论，均以《内经》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在复习《内经》有关论述之后可以看出，把脑直指为思维活动场所在《内经》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医林改错》肯定“脑主神明”同时否定“心主神明”的理论，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写成的，用解剖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难以令人信服，反使中医理论面目全非，所以仍应坚持“心主神明”的观点［6］。
2 “脑主神明”派
“脑主神明”的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朱氏以为中医学历史上将脑的生理与病理统属于心不妥，应将脑独立为脏，脑主藏神，为身之统帅，与之位相配，开窍于耳，其华在发［7］。程氏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8］。周氏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9］。李氏指出，虽然“心主神明”学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但亦不断受到质疑，从历代有关脑的解剖的相关文献看出，有许多关于“脑主神明”的描述。可见“脑主神明”的理论是有依据的［10］。段氏认为将脑归属于奇恒之腑是不妥当的，因为脑具备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能实的生理特点，应当为脏。将脑的生理功能归属于心十分牵强，心主神明是中医学的一次明显失误，应予以废除，立脑为脏。人体应是六脏六腑，脑主神志，调节言语运动，藏髓，开窍于五官，是控制和调节五脏六腑的决定性脏器［11］。姜氏认为“心主神明”名不副实，其实质是用心来概括脑的功能，不能再以整体观念的理论相互取代，而应明确脑的作用［12］。向氏认为古代医家借用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当时科技水平所决定的。中医藏象学说本身有矛盾之处，这个理论体系长时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已认识到这个封闭的系统模型已不能全面反应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更不能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脑主神明”的理论是对五行学说与脏腑理论密切联系的一次否定，是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口［13］。
3 “心脑共主神明”派
近代医家张锡纯首倡“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后人多有附和。许氏纵观《内经》全篇，发现《内经》中“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共存，上述两种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心主神明”是从脏腑功能调节立论。“脑主神明”是物质场所立论，引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心脏磁场、大脑磁场及“心激素”的研究成果，证明“心脑共主神明”，心调神，脑生神，心在神明的产生和变化中作用更重要［14］。张氏认为心神说形成，是古代哲学对医学影响的结果，并同当时的科学水平直接相关，因为在当时日常生活中，较能直接观察到心脏在生理心理活动中的主要作用，而脑的活动不易为人直接察觉，“心神说”是不科学的，但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是中医整体观念的特色之一。在“脑主神明”不断得到实践经验的证实之下，作者提出，心与肾，一主血脉藏神，一主藏精生髓，心肾相交就是心神与脑髓相互关连的生理机制，倡导以心肾相交理论统一“心神说”和“脑髓说”［15］。张氏认为“心主神明”虽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学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应用价值有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脑主神明”学说的出现是中医学的进步，但立脑斥心，以脑代心是不妥当的。中医的脏腑不能与西医的脏器划等号，两种学说互有缺憾，心脑共主神明，才是体在脑，用在心，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模式有吻合之处，应予以提倡［16］。
4 结语
“心主神明”的理论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贯彻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诸方面，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心主神明”学说形成于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其不当之处越来越为临床工作者所认识。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动辄引用《内经》条文以为根据，其实《内经》作为一本医学学术著作，并非句句真理，若总以经文为依据，则不免有“医八股”之嫌。“心主神明”观点统治中医界?2?000?多年，已成为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予以否认代以“脑主神明”理论，实质上是对中医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应用的否定，这无疑是中医界的“地震”。有人担心中医学理论因此而面目全非，甚至于灭亡。其实这是对中医前途和发展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因为修正不当之处能导致中医的灭亡，那么中医亦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中医理论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所致，对错误观点进行修改，才是真正发扬光大中医学方向；自护其短，强词夺理必然导致中医的灭亡。“心脑共主神明”理论一定程度上调和“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的矛盾，但难以自圆其说，对临床亦没有实际意义。“脑主神明”学说的兴起，除受西医的影响之外，同临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有人一再将“脑主神明”理论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受西医神经学解剖学影响，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正是临床实践需要才是“脑主神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但“脑主神明”学说目前还只停留在初步形成阶段，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说还有很多差距。不但要在理论上加强研究，更重要的是落实于临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脑主神明”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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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7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8-04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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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economics――newContinentin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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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8
一、认识并运用脑信息处理能力
近年来，成像、遗传学、电子和材料科学领域的进步为脑结构和脑功能的实验研究能力取得突破创造了可能。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互补发展还大幅提高了从庞大复杂的数据集中发现规律并对脑功能进行模拟的能力。这些方法有助于揭示神经活动规律和复杂行为背后的脑结构，还为开发下一代治疗装置、设计新颖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装置创造了条件。美国的“脑计划”是这方面振奋人心的举措，它着眼于加快新技术开发应用，创建动态的脑功能图，最终更好地认识人类如何思考、学习和记忆。
挑战在于：一是记录并调节复杂行为背后的神经活动。新兴技术为在前所未有的尺度上更精确地记录并调节脑电活动创造了可能。通过集中投资并加强互动，能够与相关研究群体建立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确定并聚焦于神经科学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战略目标。二是制定数据挖掘、数据驱动型发现和计算机模拟的新策略和新标准。大规模全面观察脑活动会产生海量数量，这给计算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有有效、严谨的方法来集成如此庞大复杂的数据集，从中找出规律，同时促进研究团队之间高效合作。三是将脑信息处理能力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转化为应用。脑研究能够用以加快关键的健康和技术领域的进步。其中尤其有巨大潜力去改善神经修复和神经假体装置，使之无缝融入神经系统，并更灵敏地响应佩戴者的需求。但是，科学家还缺乏如何优化这些装置、使之与神经系统和脑直接沟通的认识。
报告建议：（1）通过“脑计划”协调神经科学部际工作，确保从物种、技术和方法方面为众多项目提供支持。资助机会应鼓励加强多学科和跨学科互动，以撷取不同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群体的各种观点。（2）支持拟定并确立系统性地描述和量化行为、认知和疾病数据的方法。这是数据集成的关键，需要汇聚计算机、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临床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3）鼓励神经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共同探寻在大数据组织与分析方面取得进步的重大机会。（4）制定鼓励研究人员运用并协调现有数据库和其他资源的策略。（5）鼓励研究人员、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开发新的数据分析产品和服务，鼓励通过公私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二、认识并治疗脑疾病、脑功能障碍和脑损伤
神经科学研究进展迅速，为认识和治疗脑疾病、脑功能障碍和脑损伤带来了新机遇。对致病机理认识的增加正在改变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诊治这些疾病的能力。
挑战在于：一是建立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疾病分类，以改善脑功能障碍治疗。目前脑功能障碍的分类主要依据临床特征，而科学证据表明，精神、神经、发育和药物滥用失常或许有一些共同的生物机理。将这些生物机理信息应用于疾病分类，可以改善疾病诊治，在疾病演变过程中尽早干预，并最终改善预判。二是开发生物标记及评估工具。生物标记对于早期诊断、患者分类、疾病恶化过程与治疗情况观察十分关键，但患者的异质性和脑功能障碍症状量化指标的缺乏使生物标记发现工作一直很难前进，这项工作必须加快。三是认识并征服血脑屏障。血脑屏障保护脑不受生物和其他不利物质的伤害，但也会限制许多可能有益的治疗物质进入大脑。
报告建议：（1）在神经科学部际工作组下成立一支工作小组，以建议如何将当前的神经生物学信息用于脑功能障碍分类。（2）发动相关部门开展合作，以统一各种临床研究工作中的公用数据元，集成各种大型临床数据集信息，并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广大研究界共享临床数据。（3）在神经科学部际工作组下成立一支工作小组，纳入相关部门人员和外部专家，以评估各部门的生物标记工作，同时汇总并提炼出最佳实践指南。（4）通过专题研讨会和其他合作机制鼓励研究界和相关部门确定最有希望让治疗物质穿过血脑屏障的策略。
三、认识并优化环境与脑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相互作用
从饮食习惯到物质环境、社会关系，有许多因素影响脑与认知功能。要开展基础研究，以认识决策、学习等高级功能背后的基本神经机理，并判定其与复杂的社会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
挑战在于：一是认识并促进脑的适应性与恢复。营养不良、灾害、生态系统变化、环境污染、危险的工作条件、不利的生活事件等应激因素均可能引发不同的有害结果。二是认识并优化学习。神经科学十分关注学习和教育，但是仍然缺乏实证应用。鉴于学习对于适应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教育对于人类社会成功的重要性，增进对学习过程与神经科学的深入认识势在必行。
报告建议：（1）针对从事脑与行为反应、适应性和恢复研究的广泛科学群体，制定加强跨部门合作、协调和支持的机制。近期和中期目标应包括，确定优先研究重点和跨部门举措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建立相应的公私合作关系、沟通策略和资助策略。（2）针对自我控制和应激反应制定跨部门研究目标。（3）通过跨部门研讨或联合资助，协调联邦机构的工作，并注重学习与技能获取的神经科学基础、环境与认知关系的研究方法、生命历程中的脑与认知变化、优化学习的研究方法、新的学习技术。
四、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挑战在于：一是促进神经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从科学发现到临床前和临床试验，整条道路相当复杂，长期维持疗法开发工作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开发用于评估产品安全、效用、质量和性能的新工具和新方法有助于提高临床转化效率。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监督管理是产品开发与审批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参与研究成果临床转化的部门都能从经验交流中相互受益。二是促进神经科学和认识科学研究成果在教育中的应用。当前，需要加强神经科学与认识科学的研究发现在教学改善策略中的应用，特别要辨识并传播可以投入课堂试验的具体发现。如果加强联邦机构与州、地方和私营组织之间的合作，就能加快辨识有前景付诸实践的研究成果，并更快地制订出评估方法和指标。
报告建议：（1）成立一支工作小组，让相关联邦机构形成合力，促进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实用化和商业化。这支小组应该包括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人员以及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官员，并且应该提出确保治疗方法研发高效的最佳做法。（2）会同这支工作小组建立一个可公开获取的联邦资源及信息交换中心，以加快从研究到应用的转化过程，经济有效地通过监管审批程序、及时实现产品化，并且最大程度减少繁冗手续。
五、加强沟通并推动公共参与
挑战在于：一是改善联邦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单独包揽神经科学基础、转化和临床研究所需的多元而深厚的专业知识。联邦机关必须共享各自的神经科学资源和计划信息，使现有活动真正发挥作用，避免重复研究。二是改善与公众及所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认识神经、精神和药物滥用失常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联邦机构必须告知公众神经科学研究的执行及支持情况。三是探寻潜在的国际合作领域。神经科学部际工作组努力寻找机会扩大神经科学联邦投资的影响，并且某些机会已经得到了国际合作伙伴的认同。例如，欧盟委员会把“人脑项目”列为旗舰项目，而互惠合作会对推进神经科学前沿产生重大影响。四是神经伦理学问题。神经科学部际工作组参与白宫“神经科学计划”，其中就涉及神经伦理学问题。美国总统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将就神经科学尤其是“脑计划”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9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神经学家诺曼・温伯格说：“如果我们搞懂了大脑，就能明了大脑在人类的思维、情感、理性和爱情等方面的潜力和限制。”
杜克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的斯科特・胡特尔说：“在已知的宇宙中，人类的大脑是最复杂的东西，它复杂得让试图解释它的简单模型可笑，让精致的模型无用。”脑科学研究的客观障碍在于人们只能纸上谈兵。他们研究的是大脑自身，所以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大脑及经验。胡特尔说：“更糟糕的是，我们都认为，通过自身体验，至少能够理解自己的大脑。但我们的主观体验在指导我们搞懂大脑如何运作这种事情上，是非常蹩脚的向导。”
安德斯・嘉姆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他用水母做模型，研究人的神经系统处理视觉信号的过程。他说：“人的大脑是否能理解它自己，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直接“观察”人类大脑并获得客观认识上，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近年来，脑成像技术使科学家能够观察活的、正在运作的大脑，由此确认有多少神经元核团在发挥作用。
科学家已经精确地找到大脑中负责特定任务的不同中心，比如从危险处境中脱身、处理视觉信息、做些美梦以及长期记忆的存储等。但在领会神经元网络如何相互协作以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科学家依然一片茫然。
“当我们学习、记忆或者做其他事情时，一般都包含看、听、动等多方面能力，神经元核团是如何组织这样的功能网络的？对这类问题，我们一直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温伯格说。
此外，成群结队的脑细胞有时候还会产生相当复杂的行为和情感，如利他主义、悲伤、移情作用以及愤怒。
胡特尔和他的同事试图利用磁力共振影像扫描仪找到大脑中与利他行为有关的区域。他说：“搞懂是什么激励着人们成为特瑞莎修女这样的无私奉献的人物，不一定非得研究大脑的功能，但这些研究可以对我们追寻重要的社会的起源提供线索。”
“意识”这一概念是脑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你注视一幅绘画作品时，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你的思维处理着它的颜色和形状，与此同时，视觉印象还会激起你的情感和思考。这种主观的感悟和知觉就是意识。
许多科学家认为，正是意识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互分隔。因此，与其认为是认知过程主宰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如此），还不如说是我们意识到了思维本身――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10
怀着对徐林主任的深深敬意，笔者近日拜访了这位骨科神经学创建人。见到徐林主任时，他刚做完7台骨科手术，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依然耐心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说话时，浑厚的声音中蕴含着一种坚定的气质，炯然的眼神里透射出一种执著的信念，丰富的谈话中体现了一种创新的精神……
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
1976年，徐林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当时刚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年轻的徐林在“大外科”、“大骨科”的轮转性临床工作中任劳任怨。一边刻苦钻研理论知识，一边庞杂精炼实践技能。经常得到患者的赞誉。在这个阶段。他学到了作为一名好医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勤学苦练，求知为患。
1979年，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的徐林在极度求知欲的促使下，脱产攻读了硕士研究生，不仅再一次锤炼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开启了他医学科研的大门，使他向医学的前沿阵地迈出了第一步。
1982年。硕士毕业后的徐林再一次回到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他像一个回归前线的战士，带着更饱满的激情和更为精练的知识来到患者中间。以全新的姿态和病魔战斗。他把自己的“阵地”规划到骨科领域，但同时也不断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并灵活运用；尤其是对与骨科关联紧密的神经外科，他同样潜心研究，这为他的临床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他多年以后创建“骨科神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徐林凭借超乎寻常的毅力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成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著名骨科与显微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中伟麾下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在陈中伟院士的精心培育和徐林自身的不断努力下，他的整体医疗技能和医学知识突飞猛进，并且在我国医学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念和创新思维。
1987年，在徐林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结束后，陈中伟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预言：“这个经过艰苦磨练而成长起来的新秀，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欲。他将来会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
东方脑瘫SpR手术的奠基人
1987年，徐林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吻合血管的神经移植术修复臂丛神经缺损”研究。同时。还在北京博爱医院参与创建了“中国康复中心”。徐林就像一个动力十足的火车头。在医疗领域里勇往直前地奔跑。以其创新性的工作理念带领整个学科的飞速发展。
脑性瘫痪是小儿时期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占出生人口的4‰左右，其致残率高，治疗与康复均较困难。故一直是骨科、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领域的难题之一。徐林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脑瘫痉挛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诊治研究，其中包括腰骶神经根的解剖学研究，腰骶神经根的组织化学研究，有关“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SpR)的诱发电位研究、动物实验等，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
1990年5月，徐林率先在亚洲将SpR应用于临床治疗脑瘫下肢痉挛，并对手术方法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进。痉挛解除有效率达95％以上，功能改善率达80％以上。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8000余例，这是国际上完成手术例数最多、资料最完整、治疗效果最好的一组病例。
1991年12月，徐林在SpR成功的基础上，在国际上开展了首例“髓外选择性颈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由脑瘫引起的手与上肢痉挛的病例，获得明显疗效。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500余例。
SpR改变了传统的脑瘫外科治疗模式，使其痉挛解除效果与功能改善效果大幅度提高，这一技术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百家医院先后采用SpR治疗脑性瘫痪。SpR被称为全球脑瘫外科治疗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成为脑瘫外科治疗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推广此项技术，1991年，徐林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合作，自主研发了适于普及SpR手术的“神经阈值测定仪”，改善了以往该手术必须使用肌电诱发电位的传统方式，更有利于该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该测定仪已获得国家专利。
为了进一步提高脑瘫疗效，徐林又开展了针灸和中医药对复杂难治性脑性瘫痪的攻关研究。1993年，徐林被推选为中国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4年，被吸收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国际会员。1995年，徐林应邀赴美讲学，介绍了SpR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关注，并被国外同行誉为“东方SpR的奠基人”。1997年，中国脑瘫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徐林众望所归出任主任委员。目前，徐林创新的SpR治疗脑瘫技术已居国内领先地位，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徐林除了在骨科脑瘫领域的研究和治疗外，还擅长治疗颈椎和腰椎病变、脊柱脊髓疾病和损伤、关节退行性病变、脊髓拴系综合征，及以臂丛损伤为代表的周围神经损伤、神经伤残后遗症等，在骨科创伤、骨肿瘤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自1992年以来，徐林完成的500余例脊柱脊髓畸形、脊髓拴系综合征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数量最多的一组病例。
徐林在多年的骨科临床工作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开拓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2003年，徐林在国内率先将纳米人工骨应用于临床，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医学十大新闻”之一；同年，他在亚太地区首创“导航引导下关节置换手术”，以及术中Ct脊柱导航脊柱开放和微创手术，大大提高了关节和脊柱手术的精确度，从而开创了中国骨科手术的智能化时代。
迄今为止，徐林完成各类骨科手术12000余例，其中约8000例为颈、腰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是目前国际上该手术例数最多、疗效最好的一组病例。在徐林的行医生涯中，“首创”和“首例”出现的字眼最多，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拥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基本功下，发挥出了他独具一格的创新精神。
骨科神经学的创建者
1993年，徐林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并于1997年创建了全球医学界第一个“骨神经科”。同时，徐林还从基础到临床，从教学到科研，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地创建了一门新的医学学科――骨科神经学。
骨科神经学是根据人体的“骨骼神经系统”，将“骨骼、脊髓、脊神经等周围神经”整体联系紧密的区域划分出来，将其作为“骨和神经”综合在一起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例如，“脊柱脊髓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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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临床上多见的脑瘫、脊柱裂、脊柱脊髓外伤等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在以往，这些区域是由临床上神经外科或是骨科两个不同的科室单独给予处理的，由于学科的界限和局限性，成为医学上的盲点或是边缘地带，故该科学研究进展缓慢。徐林通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研究，打破了这种学科间的壁垒，更科学地、全面地进行新的划分，并且在l临床实践中发挥了卓越的贡献。
医学新学科的创建，与徐林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综合理念分不开，更与他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密切相关。徐林从一名医学生到一位医生，经历了反复的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工作技能实践，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又在骨科和神经科领域具有极其深厚和精湛的造诣，他将骨科学的边缘领域和神经科学的边缘领域经过科学地综合和创新，从而开创了医学的一个新园地。
2002年，徐林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并担任骨科学部主任、骨科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他上任后，对骨科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根据其特点对骨科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以开创特色鲜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打造国内骨科领域的领军团队、开展创新项目等为指导思想，快速提高团队整体业务水平，为病人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2003年8月及2005年9月，徐林先后为两名世界罕见的“寄生性不完全性连体婴”(“三腿宝宝”)成功完成分离手术，经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及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和关注，为中国医学界赢得了赞誉。
2005年，徐林带领的骨科学部成立了“小儿脑瘫康复中心”，一方面巩固、改善了小儿脑瘫外科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训骨科医生治疗脑瘫的全面技能。其指导理念正是徐林“将骨科、神经科、康复科整合在一起”的“综合理念”，解决了目前脑瘫治疗中存在的“外科医生不懂康复，康复医生不懂外科治疗”的弊病。真正实现了脑瘫治疗三原则――解除痉挛、矫正畸形、实用康复，并且制定了完善的脑瘫术后康复治疗常规。该中心对小儿脑瘫及畸形的治疗采用手术与针灸、手法康复、中医药调整相结合，提高了手术及围术期的安全性，同时缩短了患者恢复时间，提高了患者功能改善效果。2006年，该中心因为在治疗小儿脑瘫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被指定为“国家民政部脑瘫定点治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