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1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经济主义;一体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21［Doi］10．15939/j．jujsse．2016．02．009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于世界中心地区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并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解释框架而欣喜，感觉到耳目一新。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受到依附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借用了依附论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边缘概念，只不过沃勒斯坦在“中心—边缘”之间加上了一个“半边缘”，以告诉人们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基于这一结构所做的分析也似乎能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巩固和变动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出更加客观、形象和合理的描述。的确，与依附论相比，世界体系论的诸多分析都显得更加细致入微，诸如对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构成、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迁等所做出的分析，都使这个作为分析框架的世界体系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也许是因为沃勒斯坦希望让自己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更具说服力，也许是因为他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劳动分工与控制方式上了，以至于让世界体系论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也正是世界体系论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经济主义理论倾向，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体系的存在与运行状况。根据斯考克波尔(thedaSkocpol)的评论，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概念。斯考克波尔说:“奇怪的是，尽管沃勒斯坦看起来特别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地区的阶级结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在解释世界体系的经济变迁时用到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些变量，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产关系与剩余分配是任何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关键。”［1］应当说，沃勒斯坦也看到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这些复杂关系简化为经济变量，总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些复杂关系做出解释，努力将这些因素解释为经济变化的某种结果，甚至有时在肯定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后又立刻赋予经济因素以更高的地位。可以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所做的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读。
一、经济主义视角中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有着自己所钟爱的一套概念体系，首先，他是从“社会体系”(socialsystem)的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体系”是一种自立自足的有机体并有着特定的边界、结构、规则与生命周期。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既然社会体系被确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那么，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单个国家也就不能被视为自立自足的有机体，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世界体系”(worldsystem)和其他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但是，由于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已不复存在，当前仅存的“社会体系”也就只有“世界体系”了。他认为，把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在起点上所拥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观，从这个社会体系出发展开的叙事所包含的也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其实不然。沃勒斯坦在他的理论实际展开的过程中用经济主义代替了整体分析。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已成为过去式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s);正在进行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未来的作为可能形态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worldgovernment)。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一词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经济”一词的同义语，它们都是指15、16世纪之后的世界。这两种说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使用“现代世界体系”一词，是为了强调分析单位的整体性与合法性，以区别于传统的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使用“世界经济”一词则是为了指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即它的经济属性。当沃勒斯坦采用“世界经济”一词时，目的是要强调现代世界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世界帝国”的特征。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它并不像之前的世界帝国那样存在着由某个政治中心来统治其疆域的状况。恰恰相反，现代世界能够超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或范围，是通过经济联系(主要是不同的劳动分工与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的，并在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确立起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实现剩余价值向中心地区的持续流动。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理论部分，沃勒斯坦似有无奈地说道:“另一种体系(指现代世界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world-economy)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2］422。尽管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却反映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属性的过度强调，即把“现代世界体系”简化成了“世界经济”，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方面都舍弃掉了。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上，这种做法明显地有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沃勒斯坦受到了诸多批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的，而现代世界体系则以“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历史划分，就会产生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帝国是否是纯政治性的?征服与掠夺是否完全没有经济目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仅仅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比比皆是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背后难道就没有政治压迫和话语霸权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的“世界帝国”时期和现代的“世界经济”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它们其实都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其实，在16世纪之前，世界分割为地域性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出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只能被理解为脱域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体系。正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生成，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对世界历史有着明显的误读，比如，他认为:“世界经济(aworld-economy)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2］14。我们认为，把中国、波斯和罗马说成是“世界帝国”完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促使世界体系生成后，人们才反过来看到了那些帝国所拥有的强大的征服能力。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征服了多少土地，也只是地域性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面积的区域仍然处在帝国之外，有时甚至与帝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起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的许多国家，再后是美国，才可能被称为“世界帝国”。另一方面，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而言，可以说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出现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才为世界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世界经济依然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但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自由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当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也把学术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到了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来并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他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并不会导向另一个。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去定义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3］在这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超越一个国家范围的新定义。他指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们通常把经济看做是国家结构的内部因素，尽管它在形式上可以突破国家的疆域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却不认为那是经济的实质性特征，这种传统认识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国家属性，是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是世界体系的一种特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事情，而非民族国家的事情。”［4］112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日就注定要突破政治边界的限制，所以，他在把“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相等同之后又在“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生成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422表面看来，沃勒斯坦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造就了世界体系，也开辟出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我们认为，就这三种形式在现代史上的位置而言，是不能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的。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在三者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沃勒斯坦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经济理解运用到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中去，这在学术上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对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做出教条主义的理解的。特别是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权威机构和治理体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运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上，在世界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世界体系论而言，沃勒斯坦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支持的条件下试图对世界体系作出经济主义的解读，这虽然在表面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能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方案。就现实而言，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是政治霸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霸权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如果它在政治上、话语上受制于霸权国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军事上的胁迫，那么，它的经济成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看来，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经济主义解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正是建立在这几个基本概念之上的。但是，沃勒斯坦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却存在着明显不恰当的问题，因而，他通过这些概念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观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在历史观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认为仅仅存在着一种世界体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世界体系，在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5、16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要区分出前现代的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中国、波斯、罗马等的确被称作为“帝国”，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中的帝国，而是地域性的。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帝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通过资本征服、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而为世界确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在使自己成为中心国的同时，把许多国家转化成边缘国并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剥削与依附的关系。所以，世界帝国并不是前现代的，反而是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的。再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世界史的概念，或者说，现代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化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但是，将这些概念与“世界经济”的概念相混同，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直接移植到对国际关系分析当中的简单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存在着这些错误，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理解15、16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心国是如何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对边缘国的剥削和压迫的。
二、经济主义分析掩盖了什么?
既然沃勒斯坦把“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混同，也就必然会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做的分析中注重对经济因素的强调。相应地，也就会忽视诸如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或者说，当谈及其他因素时，沃勒斯坦是将它们简化为或转化为经济因素而后再去分析世界体系的，表现出论证经济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属性的论证概括为三个方面:逻辑上的基础性、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结构上的重要性。沃勒斯坦说:“它(现代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bas-ic)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这就是说，在逻辑上，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基本联系是经济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上的联系才得以生成的，此后出现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尽管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甚至让这一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固了，但它们的作用都只是作为经济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其结果也只是表现在让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得以持续长存，没有转化为由某个单一政治中心统治的世界帝国。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实的，事实上，随着世界体系生成后，先是英国，后是美国，都曾经或者正在作为世界帝国而存在。沃勒斯坦之所以会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看作不甚重要的因素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在他眼中，现代世界体系完全是经济性的，除了经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像经济那样把它的触角深入到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就政治而言，没有哪个政治中心能够将其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得如经济触角那样长。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杜勒斯早就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设想，而且其手段并不是资本及其他经济活动，反而恰恰是寄托于政治、文化等，对此沃勒斯坦不应丝毫不知。从边缘国家的情况看，政治和文化方面可能恰恰是这些国家的精英群体所渴求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会极力把中心国家的政治描绘得无比美好，要求引进并替代被他们说成集权的治理体系，甚至会在没有得到中心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动员起本国政府的激烈行动。在文化以及思想理论方面，边缘国家不仅会主动翻译引介，而且会生发出知识依附，只要是来自中心国家的，就会被作为金科玉律对待。所有这些，沃勒斯坦不应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因素才会视而不见。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因素不仅在逻辑上是基础性的，也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先在性的，而且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沃勒斯坦极力淡化其他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在谈论“社会体系”这个在沃勒斯坦看来是唯一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时，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这种经济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显地不需要同样的文化”［2］98。从现实来看，如果经济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向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会频繁地在各大洋进行军事演习呢?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比沃勒斯坦更清楚什么因素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更能够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一方面，沃勒斯坦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使自己显得具有学究气，但另一方面，从其论证的逻辑来看，他不仅不具有学究气，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做一项非常务实的替中心国家辩护的理论建构活动。因为，沃勒斯坦在要求人们把对于世界体系的关注重心放在经济要素方面后，紧接着就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我们知道，经济交换是从属于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经济交换，结果就会是，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被掩盖了。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实质，也是他的理论活动目标。所以，当沃勒斯坦谈到政治与文化等因素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即使需要发表意见时，也仅仅谈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去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互动与联结。这似乎是在说，在世界体系中的各构成单元中，只有在经济上是因为交换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只是差异而不是联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话语上的霸权也就被一笔抹杀了。从近代史上看，不仅政治上而且军事上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歇过，整个世界体系从来也没有处于真正安宁的状态中，甚至文化冲突也在20世纪后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联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关系，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应当是安宁的，应当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所昭示的和平景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经济上的交换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是什么因素把边缘国置于不自由的地位上?显然是政治并辅之以文化上和话语上的霸权。这说明，在对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一国社会———的分析中是可以把视线首先放在经济基础上的，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一国内部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就不能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应仅仅看到经济关系而有意识地忽视其他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关系往往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沃勒斯坦把政治关系放在从属的位置上，甚至有意识地在世界体系中淡化政治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反而会掩盖中心国对边缘国进行政治压迫和干预的事实以及意图。今天看来，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时，一些中心国———特别是美国———并没有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不用说在经济上开展广泛合作了，反而更多地使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手段，采取各种各样的遏制策略，即使使用经济手段(如反倾销调查、贸易制裁等)，也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恐吓的基础上作出的，或者说，背后是有政治与军事威胁作后盾的。进一步，从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从来也不是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恰恰是政治渗透的结果。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这种经济主义解读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分析时也存在这类学术现象。我们看到，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外包，并声称外包是碾平世界的一大动力。弗里德曼是在撇开了政治的前提下去证明中心国对边缘国的资本输出以及生产外包是如何让边缘国在经济上、就业上以及生活水平上获益的。事实上，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政治开辟道路的。当然，边缘国在与中心国交往的过程中也许会运用经济优先的策略，或者要求经济优先的原则得到中心国的承认，但在实质上，这种经济优先的策略以及主张也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至于中心国，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经常会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现代化”等一系列的经济用语和谎话迷惑边缘国，以减少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敌对和反抗，但在这些话语霸权与文化输出的背后则是强大的政治恐吓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当边缘国不听话的时候，中心国就会撕下面具，根本无需用经济策略去掩盖它(们)的政治霸权，而是裸地运用政治恐吓和军事讹诈的手段直接对边缘国进行支配、干预等。当然，沃勒斯坦为了表明他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是客观的，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在此，沃勒斯坦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却只承认政治具有某种辅的影响，但他所希望的是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确实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史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结果是把现代世界体系视为“世界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沃勒斯坦的叙述逻辑中，政治的、军事的因素都只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发挥辅的作用，这在他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近代史的叙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在欧洲的生成是一个完全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沃勒斯坦以问答的形式说道:“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紧接着，他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西欧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2］151－153。我们已经指出，考察一国历史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沃勒斯坦所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西欧国家，这一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整个西欧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就需要对历史作出具体分析了。然而，沃勒斯坦却把这种判断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从而简单地得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中首要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他就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描述重心转向了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方面了。结果，他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心国虽然早于边缘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种国家机器也为中心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政治支持，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但是，边缘国之所以处在相对于中心国的弱势地位上，在根本上是由于它的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落后造成的。边缘国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依然沿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方式，使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大地高于中心国，以至于丧失了在世界体系中与中心国竞争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改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分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时，都努力从中发现中心国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剥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的，即要求在对这一秘密的揭示中去寻求应对之策。尽管普雷维什和早期的依附论学派都没有明确地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默认了世界体系这一前提，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化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中心国恰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实现了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掠夺，而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自动地向中心国流动的。然而，沃勒斯坦却在对世界体系生成历史的经济主义解读中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说成是由世界经济的变动造成的，把中心国与边缘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说成是由经济决定的。我们知道，沃勒斯坦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认为世界体系是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由于他在世界体系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因而，他在谈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时，也就只剩下了经济意义上的解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消解了。吉登斯在谈到沃勒斯坦时就曾指出他的这种经济主义观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的差异完全吻合。”［5］61这无疑一语切中沃勒斯坦的要害之处。总之，世界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显露于外的表象，特别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所包含着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军事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入侵等等众多的方面。如果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持有经济决定论的话，必然会导向对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掩饰或美化的方向。
三、经济主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所做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主义的分析。他说:“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人类互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4］168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沃勒斯坦也解释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独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holisticanalysis)”［6］6。沃勒斯坦甚至自我辩解道，他在将“政治”与“经济”加以区分时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可是，阅读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却发现他的这些说辞是不实的，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所谓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在讨论欧洲在“延长的16世纪”期间的劳动分工时，沃勒斯坦一方面强调，“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但他同时又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2］73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否定国际政治的存在。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贯穿于他的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一直是在此基点上展开他的世界体系讨论的，在几乎每一项论述中都一直赋予经济因素以高于一切的地位。就《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言，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是标准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但是，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沃勒斯坦提出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构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看到，沃勒斯坦经常陷入到他所声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之间的矛盾之中。也许沃勒斯坦在希望把握世界体系的整体情况时是把整体主义作为他的某种追求的，但是，由于他仅仅提出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构想，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和成熟的思考，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语境支持，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选择了把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切入点的路径。我们已经指出，就一国而言，经济关系是基础，其他因素都需要最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就世界体系来看，经济因素反而成了被决定的因素。然而沃勒斯坦恰恰把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在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滥用了经济决定论。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对于一国内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我们知道，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后，领域分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别研究显然需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以至于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显露出了局限性。20世纪后期以来，之所以社会科学变得声名狼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旧的思维传统滥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不仅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诸如定量研究等方法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而到了其他领域，却成了导致科学研究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近代早期形成的诸多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普适性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出方法论上的创新，特别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去选择或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就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而言，显然是前人未能深入触及的课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在方法上做出创新。可是，沃勒斯坦偷懒了，直接搬用了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他关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显得非常不真实，甚至表现出了某种为既有世界体系进行辩护的学术倾向。也许沃勒斯坦可以辩解说，他是希望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达致对世界体系形成史的科学理解。但是，面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我们应当做什么?进一步地说，是让边缘国都安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还是努力改变现状?关于如何改变现状，是让边缘国重走中心国的老路子还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让边缘国在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挣扎还是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的要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是需要在认识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去寻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路径。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分析方法就必然会面对无情的拷问。应当看到，沃勒斯坦对分析方法是做过思考的，他也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创新，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实也包含着综合性分析的内容，他在评论社会科学研究时甚至说过，“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approach)”［7］8。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社会科学研究中正流行着跨学科研究，沃勒斯坦在批判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一体化研究”的愿望，这说明他并不愿意“随大流”。的确，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来看，更多的是从多个学科中去东采西撷，往往满足于形式上的中和，而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所涉及的学科都做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并没有摆脱专业化学科分类的限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觊觎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形成的专业视角去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沃勒斯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跨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ity)在表面上试图要超越学科，但在实际上，它通常只是强化了它们。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分立的学科分类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主张将不同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其背后的假设就是，分立的知识是存在的”［8］224。鉴于对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研究”的设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沃勒斯坦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分析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化研究”贯彻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之中，这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的设想却没有创新的能力，更没有创新行动，而是陷入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分析之窠臼。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提出了世界体系研究的课题，也促进了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此前，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事实上也一直持有着世界性的视角，所研究的也是世界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包括依附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谈论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作为依附论代表人物的阿明在20世纪70年代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9］4。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沃勒斯坦所构想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的，就依附论学派的思想发展来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更为明确地追求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分析。就此而言，沃勒斯坦提出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性研究的构想是具有科学史上的合理性的。遗憾的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而是受到了经济主义分析的纠缠。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总是基于经济因素而去确定“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以至于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复杂现实简单化了，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的秘密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学者对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的使用，对于中心—边缘概念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相关研究能够在这一视角中去认识世界和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应当视为他的一项贡献。但是，沃勒斯坦所构想的与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经济主义分析使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史成了一个单色的世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边缘国家在努力向中心跃迁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那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为单凭经济发展策略的运用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从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的世界体系运行状况来看，虽然边缘国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策略而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但在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扑面而来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边缘国不安于边缘位置的要求与中心国极力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以至于世界陷入了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认识世界的话，就会把许多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那样的话，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体系时必须运用多维的视角，必须对世界体系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加以解构的可行性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对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作出批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法。只有这样，边缘国改变现状的努力才能够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被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建设，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体系中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系，以求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在这里，我们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所作的评述，是要指出他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所犯下的错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世界体系是一个刚刚向我们开放的话题，准确地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们才遇到了和必须面对世界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视野上的地方色彩也就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所接受的方法训练和理论传承都明显地具有“地方模式”的色彩，这很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世界体系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我们指出沃勒斯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希望将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体系的镜鉴，以便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能够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作出创新，对世界体系做出新的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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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2
如果以2007年12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作为起点，本轮世界经济调整已经持续15个月，可能将是二战之后最长的一次。初步判断，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停滞，2010年仍将在底部调整，随后在2011―2012年逐步有所复苏，但仍将略低于近20年来世界经济年均3.5%的增速。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根据周期时间跨度和原因，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四类：短波周期（或基钦周期，2―4年，存货调整），中波周期（或朱格拉周期，7―10年，固定资本更新调整），中长波周期（或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建筑业调整）和长波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资本积累和技术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正处于四个周期的收缩期相互叠加之中。从短波周期分析，目前世界经济供需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产能过剩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经济部门，存货调整已经展开。
从中波周期来看，在2001―2007年这段时间，由于全球信贷资金充裕，造成消费和投资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2007年之后，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机构面临行业性亏损和资本金不足，使全球信贷资金供应不足，从而出现固定资本投资增长停滞的局面。
从中长波周期分析，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全球性房地产价格高涨和建筑投资热潮之后，未来数年内，世界经济将面临“建筑周期”的收缩阶段。以美国为例，在金融机构的推动下，人们出现非理性的购房需求，造成房地产需求和建设超常增长。美国的房价上涨增加了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拉动消费需求增长，并通过进口把经济景气扩散到其他国家，是世界经济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建筑下滑，诸如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必然使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阶段。
从长波周期分析，在经历了近几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后，世界经济正处于技术创新的停滞时期，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可能较低。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经济高增长的基石。但近几年，新技术的突破有所减少，所以从长波周期看，经济增长将有所回落。
根据不同的周期理论，可以推导出不同的世界经济复苏时间表。如果按照短波周期看，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1―2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09或2010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波周期，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4―5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12或2013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长波和长波周期来看，则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对四种周期综合研究，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中波周期运行的特点最为显著，而且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有显著的信贷危机特点，也符合中波周期的波动特点，因此，2012年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中波周期的景气阶段是有可能的。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仍将持续
导致本轮世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结构失衡。美国建立在金融资产泡沫上的过度消费在依靠大量国外生产的同时，也需要全球资金为其买单，由此也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因此，短期内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将会继续深化，调整周期将会延长。
首先，以美国公司为首的一大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正在丧失其融资、借贷功能。在各国政府的强力救助之下，2009年将成为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和去杠杆化调整的关键一年。近期，各国股市反弹和金融市场出现企稳迹象，但是从全年看，在金融资产不断减计和信任危机没有化解的情况下，企业依然无法正常获取贷款，实体经济发展仍将受到进一步冲击，失业率将会继续上升。
其次，美国借贷消费模式终结，储蓄、消费结构需要调整。本轮经济繁荣的特点之一是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提高了家庭负债率，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此画上句号。但是，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的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救助方案中包括的鼓励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强的信号，不利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发展，并推迟世界经济复苏。
第四，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其理论基础大体还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经济扩张思路，并辅之以减税等刺激生产的措施。但是本轮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泡沫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从长期看，刺激需求的扩张政策将无法对消费进行调整，从而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同时，由于目前各国利率降到了历史性的低位，金融政策的调整空间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向银行大量注资的救市措施也不可能迅速恢复市场信心，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消化亏损，在此之后信贷供给才能逐步正常化，固定资本投资才可能恢复。
第五，2012年后，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建筑周期”的停滞阶段，房地产投资不可能完全恢复。而且从消费上看，次贷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倾向，未来发达国家消费率将会下降，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潜力降低。加之目前还看不出未来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何处，长波周期依然处于停滞阶段。所以预计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会恢复本世纪初的较高水平。
二、世界三大经济体发展趋势判断
（一）美国经济
本轮美国经济衰退自2007年12月开始，到今年5月，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时间最长的衰退。受经济周期叠加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初步判断，受金融、房地产和就业三大市场的三重打击，美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低迷时期，今明两年难以走出低谷，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和零增长，2011―2012年将逐步复苏，经济增长率大体在2―3%左右。
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目前，金融业已经基本丧失了融资、借贷功能。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尽全力救助，但是2009年仍将是处置不良资产、去杠杆化调整关键的一年。初步预计，金融业在2010年才会恢复正常营业；二是受金融危机以及自身的周期因素影响，房地产业的调整和低迷仍将持续。除次贷危机的影响之外，财富效应缩水和收入增长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都将对房地产业发展产生制约；三是储蓄、消费结构调整。未来几年，美国消费的去杠杆化调整势在必行。居民储蓄上升将导致占美国GDp2/3以上的居民个人消费增长减缓；四是新技术革命及其将会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从长期看，只有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才能为美国经济增长提高提供持久动力和空间。
（二）欧元区经济
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负增长以来，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且进入2009年后呈现出加速衰退的迹象，各种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连续刷新最低记录。从目前形势来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欧洲金融业，也已经向欧洲实体经济全面扩散，且影响在不断加深。欧元区经济继去年迅速下滑后，今年将陷入负增长。更加糟糕的是，目前欧洲各国采取各项稳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政策还未出现明显效果，因而也无法预知是否还会出现下一轮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高潮，根据目前形势预计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
由于德国和法国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判断它们的宏观经济走势，基本就可以确定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从经济周期来看，德国经济在1975年、1981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7.2年；而法国经济则分别在1975年、1981年、1993年和2002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8.75年，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一致性。如果按照7―8年的周期来推算，德国、法国的下一个谷底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到达，换句话说，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开始下滑，2009年进入负增长，2010年到达底部并开始复苏。如果2010年欧元区经济能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经济可能仅是微降或零增长，预计增长率为-0.2%。
欧元区各国的产业基础是二次大战后50―60年代大发展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一种结构，从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它已经趋向老化。在美国凭借新经济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欧元区的经济没能有效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911”后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欧元区的这种调整也未完成，仍然依靠出口贸易和由出口增长带动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2%左右。据此，我们判断，经历这次衰退后的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过程仍将是缓慢的，如果再没有大的波折，2012年经济增长将可能回复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初步预计，欧元区2011、2012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分别达到1.0%和2.0%左右。
（三）日本经济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阶段，一直保持低速增长。进入本世纪，在外需带动下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增速依然低于其他国家。2008年第二季度后，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经济进入衰退。
从经济增长的联动性上看，外向型的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整体变化较敏感，特别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强烈影响。所以未来美国经济，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不从停滞中走出来，日本经济也复苏无望。
从短期因素看，日本2008年12月份的库存货运指数升至1973年该指数制定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尽管由于需求急剧下降，企业已经努力削减产量，但工业产能依然过大，企业面临很大的库存积压问题。所以未来1―2年日本企业将面临持续的库存调整，经济不可能复苏。
而从建筑周期来看，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灭，到目前已经接近20年时间。按照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大约为17―25年，所以未来几年日本房地产需求可能有所恢复。但由于老龄化和人口绝对数量持续下降，日本建筑周期的衰退阶段可能延长，所以不可能指望建筑业能很快拉动经济增长。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4-001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更加显著，表现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和同步性（comovement）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逐步提高。因而，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著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著，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其中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呈U型走势，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呈S型走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近年的协同性趋势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下降态势。
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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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4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5
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论文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我读〈白银资本〉》（/older/dp/dp55.htm）；《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6.htm）；刘禾《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琼岛整理《贡德·弗兰克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思再整理《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程群《〈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一部严肃而有益的世界经济史著作》（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罗翠芳《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光磊《重归东方：弗兰克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读书》2001年第2期）；江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侯旭东《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陈平：《历史佯谬、理论猜测和定量方法——从“李约瑟问题”和〈白银资本〉谈起》（/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6）；周立红《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孙捷《白银资本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评〈白银资本〉》（《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赵凌雲《历史视角的反转：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世界经济体系史观”》（《中华儿女(海外版)》2002年第9期）；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安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自我否定——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传利《中国在1500年至1800年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吗?——〈白银资本〉读后》（《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何爱国《亚洲的路灯，还是欧洲的路灯？——试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论战》（盛邦和、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黄一映《“世界——体系”，还是“世界体系”?——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三只眼睛看“李约瑟难题”——评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版）；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赵凌云《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长江日报·求知》2004年4月30日）；王毅《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由“权力经济”的死结看〈白银资本〉对中国社会臆释之误》（.cn/page/china/wenhua/shidai/0822abax04.htm）；《欧洲站在谁的肩上崛起》（/stock/pages5/bigthree160600.html）；《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99）等。
学术界对《白银资本》的评价见仁见智，以下我从基本缺陷和合理内核两个方面来整理学术界的的基本观点。
二、从基本缺陷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主要从《白银资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高度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作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2]
弗雷德·斯皮尔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欧洲发展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弗兰克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有几点是有争议的。其一，弗兰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三、从合理内核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如此，弗兰克还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创造性地指出，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不论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18]
叶坦从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无论此书为其庞大架构而在史料的运用（基本为二手材料，且大抵未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乃至论点上有多么“千疮百孔”，但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史问题，以一种“全球视野”关照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综括近年来西方学者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成果，试图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连根有错；甚至在人们“习惯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方面，给出了探讨新的可能的路径，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以往许多似成“定论”，如此等等，都需要读一读此书，即所谓“你可以褒可以贬，却不能绕过”。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更要难得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或哪个，但拿出一套新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却太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银资本》作出了尝试，有可能提示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应注意，作者虽属西方非主流学者且多有新论，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西方学者的习惯思维或话语方式，且关键章节如“西方为什么能够胜出”等并不能充分而有力，而且这样的薄弱应看作是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此书或还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理路，即改变研究的“正确”结论只有一种的“习惯”。同一具体历史事件，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或相同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而置具体史事于其所处之整体世界格局和自身发展的时序脉路，从而作从“树”到“林”再反观“树”的研究，以达“宏微相济”（并非作者已做到，他的大架构和许多论点能引起人们争论，价值可能也在此）。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不讲勤怠）以及学科局限，使得“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的要求可能永难做好，却也不能不做。[19]
叶书宗主要从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缘于作者在反诘欧洲中心论时，提出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我并不赞同《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但是阅读此书也同样被震动，因为它敲碎我单一的思维定势，启发我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20]
刘禾从视野、理论、方法、史料方面对《白银资本》做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白银资本》一书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21]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22]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23]
汪晖联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宋朝资本主义”理论从发掘“亚洲现代性”的角度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评论。他说，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论述：“亚洲自己早就有一个自己的近代”，他提出的假说叫“宋朝资本主义”，认为在十世纪北宋建立的时候，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早于欧洲。同样，朝鲜的十四世纪，日本的十七世纪，基本上构成了亚洲的近代叙述。自所以说十世纪是亚洲的近代，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唐末开始，贵族制度开始瓦解，第二个理由是，唐之后五代十国的冲突中，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所以宋朝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他认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他把理学看成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三，他强调运河在贸易和连接内地和海洋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海发现的古船也证实了那时的海上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显然，他关于宋朝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欧洲的。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些特征都没有消失。他有一个逻辑结论：“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他的观点在弗兰克的最新著作《白银资本》中获得了回响。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能不能解说近代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24]陈晓明同样从发掘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他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有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25]
卫斯主要从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却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26]
何维保主要从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质疑、对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的质疑诸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第二，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第三，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27]
江华主要从世界历史重构、反“欧洲中心论”等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无论如何，《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再次，《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28]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全球学”，或者说“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总体史观”，尤其是指“世界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考的结合、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得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结论（在1400——1800年东亚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等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而对其中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纯经济分析方法（缺乏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极端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史料的运用（以二手文献为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与其把《白银资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倒不如把它看作经济发展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因此，《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白银资本》，有关的书评可参考《读书》、《中国青年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一些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较集中的讨论，学术期刊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月刊》等；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等。
[2]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思再：《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原文参考英刊《国际社会史评论》总第45卷第2期（2000年8月号）。
[4]参考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该文对《白银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也极为深刻的剖析。作者是从历史事实与理论思辩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
[5]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7]参考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8]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
[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
[10]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1]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lgp/lgp7.htm
[12]江华：《〈白银资木——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3]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4]参考《书评摘要》，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5]转引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6]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7]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8]参考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
[19]叶坦：《关于〈白银资本〉》，参考/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20]参考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21]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
[22]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或见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3]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4]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该文是2001年12月28日汪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由高飞整理成文。
[25]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
[26]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积极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就是使国际经济逐渐成为一个集体，世界上各个国家通过经济联系，资本的转移，技术上的相互学习和指导等方面，让世界上的经济发展再无国界区分。经济全球化就是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世界上能够合法的自由流动，全世界范围内各大洲和各个国家，能够积极的统一于一起，让经济市场在全球成为一个生产链。当然经济全球化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经济规则，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必须共同在这个规则内进行活动。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一，对吸引国际目光和吸引外资有重要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广阔的市场逐渐吸引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目光。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他们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也派遣留学生去这些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众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这些公司的建立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这样的经济结构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分配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不仅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济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更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进行对外贸易的影响。贸易分外对内和对外两种贸易方式。这两种贸易方式是支撑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中国拥有着巨大的产业种类和生产力，这也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生产出口国的重要条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输出就开始逐渐增长，并在贸易中顺差的概率还是比较多的。近几年世界上出现了两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中央领导人的决策下毅然在这两次危机中成功进行了突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度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经过危机后，中国不仅没有后退，而是面对危机，深思熟虑的进行经济改革，实力上更上一筹。
第三，对我国过多的劳动力的分配有重要的影响。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在劳动力的分配上自然是一件重大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吸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得到了重大的刺激和发展，企业的增多必然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其实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使用，必然会使企业的发展得到提升，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有积极的影响必然会有消极的一面，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消极影响呢，下面来分析一下以及分析产生消极影响后如何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第一，中国逐渐在世界上有了重要的话语权，世界上发达国家必然会对中国进行某些制约。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所以说在世界上形成的某些隐形的或显性的经济规则都会以他们的利益为主。中国的强势让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了危机和紧张，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他们对这种危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知道中国的物品是“物美价廉”，当这些物品推销到发达国家后，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具体利益，比如说中国低廉的打火机，基本上占据了西班牙的国内市场，于是西班牙开始对中国的打火机等贸易进行制约。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案例，像打火机这种日常用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制造都会产生一种阴影。
第二，带来环境污染等影响。世界上发国家在华投资设厂，主要是看中的是中国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分配了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在中国建厂还是因为他们的企业会给环境带来污染，他们为保障自己国家的环境，而只有牺牲国外的环境。简单明了的说，他们只是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加工厂。环境出现了问题，直接或间接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但目前的形势而言，中国还暂时无法去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
有人比喻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说成是“狼来了”，前面提到过，经济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就要自己创造机会也要努力赶上。这是中国人的特点。面对机遇和挑战，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抓住，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东西利用上，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尽可能地去降低影响。
首先，就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做好统筹计划，深化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国家和政府尽可能不去干涉企业的发展，而是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优越的发展空间。
其次，敢于竞争。竞争是残酷的，好比奥运赛场，必有人会拿金牌，有人会淘汰，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规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则。有了困难，不敢面对，做缩头乌龟，经济发展只能成为一纸空谈。国家和企业要敢于面对竞争，那中国的民族的企业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竞争中，胜利了，就要趁着良好的势头继续前进，失败了，那就看清失败的根源，改善管理和改革技术，迎接新一轮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一把双刃剑，应该以哲学的观点去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哲学就要以辩证的观点的去看问题，看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从经济效益上看，人民大众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看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应该摘掉眼镜，即使有沙砾的进入，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揉掉它，世界还是明亮的。
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应该去拒绝，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清末到抗日战争结束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闭关锁国不是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在抵制了世界上糟粕的同时，也拒绝了世界上先进技术的吸收，所以应该敞开坏波去迎接它，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企业才会生存，人民才会富裕。
参考文献
[1]吴念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内蒙古金融研究.2010（3）：3-5.
[2]梁夫利，孙希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策略.经济与科技.2007（11）：55-56.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7
世界经济形势甚至比三年前还要“混沌”。
如果我们学会用第三只眼看经济，就不难发现，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模式困惑”：客观上以美国经济模式为蓝本的世界经济结构并未有效调整，金融产品和投资需求超越实物产品和实体经济的“经济秩序倒错”并未纠正，一些“福利国家”入不敷出，面临国家破产的趋势并未扭转，参与面更广的投机旋风比三年前更甚，通胀风险仍大面积存在……事实上，全球正面临着经济模式的大考。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经济结构的困惑所在。
先从建筑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区别谈起：建筑结构是建筑师在符合力学原理上通过个人设计可以决定的。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却不然――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用什么方法能尽快赚到钱。如果我们从“结构学”分析，就不难看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诱因链”的六大环节：一是全球经济结构及经济秩序存在严重问题，金融泡沫膨胀，虚拟经济越位，实体经济退位；二是人的价值观退步导致投机与占有欲望无限膨胀；三是人类先进生产方式导致产能大量过剩，市场饱和；四是全球范围内竞争、博弈大于合作，缺失对全球经济的监管协调；五是人类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资源供给不足和生存环境不可持续；六是人类的社会制度变革无法跟上以上五项变化速度，全球经济缺失“人类发展计划”。
“经济模式重选”不破题，世界经济很难走出危机。
由此可以得出另一种可能性判断：美国的债务危机、房价暴跌、银行倒闭……包括世界石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跌至每桶36美元，都不是经济危机的底部。同样，受其牵连的中国股市从6124点直探至1664点，以及大量失去岗位民工的“返乡潮”也不能见证世界经济危机的底部。这种爆发式的落差也许只是动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疾风暴雨过后，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今天，全球更要警惕的是“货币他杀与自杀”导致的货币价值失控，货币失控将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爆发，这也许是新视角中的经济危机标志――一旦货币缺失了价值，人类将重新探索劳动财富和商品交换的标志物。
联系到中国经济，必须严控通胀和滞涨同时出现的可能性，直面“钱荒”和货币过剩并存、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博弈而产生的泡沫、“用工荒”和“电荒”看似经济复苏出现的生产不对称，以及高成本使企业走进“面粉比面包贵”的窘境……
中国经济面临着新一轮考验。
如果说，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中国经济在回暖中面临困难和复杂的一年，而明年呢？也许是中国经济最纠结的一年。
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更清醒的认识，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深层次思考经济模式，尽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底部很难是“V”型，不会一触底就迅速反弹。世界经济明显正在走入“o”型――“经济周期”将成为一种与自然现象相似的社会现象。
当今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共同认识，共同担当，共同管理，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首先需要共识全球化。唯有这样，才能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共识问题不解决，博弈全球化，经济将会出现一个个的新“底”。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8
一、学术界关于《白银资本》的整体研究状况
《白银资本》[1]的发表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更震惊了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层面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讨论文章有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樊树志《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解放日报》2004年6月28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我读〈白银资本〉》（/older/dp/dp55.htm）；《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6.htm）；刘禾《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琼岛整理《贡德·弗兰克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思再整理《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程群《〈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白银资本〉：一部严肃而有益的世界经济史著作》（编译）（《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9期）；罗翠芳《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光磊《重归东方：弗兰克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读书》2001年第2期）；江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侯旭东《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99）等。
学术界对《白银资本》的评价见仁见智，以下我从基本缺陷和合理内核两个方面来整理学术界的的基本观点。
二、从基本缺陷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主要从《白银资本》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高度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作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2]
弗雷德·斯皮尔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欧洲发展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弗兰克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有几点是有争议的。其一，弗兰克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漏洞颇多。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在文化上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弗兰克强调公元1500年以来的单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正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体系在任何地方的后果都一样。例如，尽管都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1999年秘鲁的经济陷入停滞，而荷兰的经济仍在发展。我认为经济上的宏观体系理论尚处于襁褓期。其二，弗兰克不愿意承认公元1800年以前欧洲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人摧毁了美洲的全部帝国，征服了整个美洲，同时俄罗斯帝国也扩张到中亚。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据点。这些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干的。此外，欧洲科技确实有了新的实质进步。我认为，弗兰克过大地夸张了欧洲的边缘性。其三，弗兰克依赖其他学者的著作，缺乏对艰苦的历史学技艺的亲身体验，这可能是弗兰克弱点产生的主要原因。[3]
王家范从经验事实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批评。其一，王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己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其二，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4]
陈燕谷认为，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16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16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5]
刘北成认为，弗兰克的图式令人困惑。陈燕谷、俞金尧等的评述都提出质疑，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世界体系的概念是描述近现代世界的一个结构性概念，中心和边缘是对支配关系的界定，把这种世界体系的概念搬用到更早的时期是否合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世界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该书第6章论述的“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的）胜出？”弗兰克在回应人们对《白银资本》的批评时，也不得不承认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该书最弱的一部分是对西方为什么胜出的解释”。[6]
秦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对弗兰克的“贸易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理论硬伤”）和“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理论困境”）作了批评。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本典型的刺猬（指思想家）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经济史专业角度讲，本书是缺乏说服力的。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这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能存在，而这种前提取决于给定的制度背景。弗兰克的这本书没有考虑这一点。照我看，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弗兰克写作此书，不是出于考据的爱好而是出于历史观的冲动。他的历史观之最大特点，姑且归纳为“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它一方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弗兰克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想解释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7]
刘志伟严厉质疑《白银资本》的“白银效应”理论。他认为，《白银资本》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8]
徐友渔对《白银资本》的史料缺陷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9]
何维保对弗兰克的长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三个方面展开批评。其一，弗兰克在研究1400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他利用长周期理论中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的轮流交替，来帮助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弗兰克预言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作出的。弗兰克这种立论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长周期理论（以及其它周期理论）在此有多少适用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周期？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的最后一章中非常明智地指出，“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的某种反应”。尽管弗兰克坦率地承认了使用周期理论所冒的风险，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周期理论问题仍是《白银资本》总体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其二，弗兰克以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在承认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把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不断向前追溯的做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是世界经济/体系呢？是否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就能构成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与19世纪、16世纪或更早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又有哪些相似性和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根本没有作任何的界定，这虽然方便了他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和更自由地进行论证，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读者对其论证严密性的质疑。其三，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是弗兰克为《白银资本》一书设定的主要任务，在《白银资本》的各个章节中，弗兰克的论述无不是围绕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然而，抛开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不谈，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弗兰克能否完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也就是说，《白银资本》对西方中心论的颠覆真的是那么有说服力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弗兰克在研究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必须面面俱到，用“包罗万象”的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这项任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毕竟都是过于艰巨的。然而问题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在否定“欧洲特殊性”的同时，也不适当地贬低了文化等地方性因素对各地历史发展的影响。[10]
李根蟠对《白银资本》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我总觉得把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得太高，很难解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传统农业是传统经济的基础。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估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农史学会曾组织编撰《中国农业通史》，负责编写《明清（前期）卷》的作者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当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要比西欧高得多。这种观点马上受到编写《近代卷》的作者的质疑。——你这样讲，我这卷就没法写了；如果中国农业一直保持先进，晚清以来朝野人士痛感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农业的整体性，注意农业与环境的协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是它合理的内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的弊端已经逐步显示出来，人们又回过头来从中国的传统农业中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启示。[11]
江华对《白银资本》的极端反“欧洲中心论”、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严重缺陷、没有慎重使用康德拉捷夫长波等方面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弗兰克将1500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次，弗兰克以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50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总之，《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12]
三、从合理内核方面对《白银资本》的研究
王国斌从《白银资本》提供的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方面对它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意识到商业的成长，他们却依然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迎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彼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作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作出一个论证。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个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失去中心地位；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1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伯特·伯格森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肯尼思·波梅兰茨（彭慕兰）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哈班斯·穆克希亚在《印度快报》撰文认为，这部著作是向流行观念挑战的原点。它激发和迫使人们反思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克·古迪认为，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马克·塞尔登认为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索布希克·查卡巴尔蒂在《政治家》评论道，《白银资本》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迫使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历史。正统观念认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欧洲的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发展。而这部著作的精彩分析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根基提出了挑战。无论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或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本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14]
李伯重从西方学术走向和创新思维的角度作了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出来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这20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致的最大结果就是亚洲论。麦迪逊70岁时写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此书的结论肯定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弗兰克更甚。弗兰克的书比麦迪逊的书出来的更早。它可能是第一部把有关问题进行总结的著作，至于总结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们有启发。[15]
陈燕谷主要从历史的联系性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对《白银资本》作了认可。他认为，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16]
刘北成从《白银资本》的“三个支柱”对弗兰克“重构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和“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倾向，但因此就对《白银资本》一言以“毙”之，恐属不智之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价值中立”自居者恐怕都经不起深入的剖析。而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那么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而且也应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上的价值判断。《白银资本》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第一个支柱是对近2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白银资本》的第二个支柱是近20年来国外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破，主要是西方一部分“非西方背景”的学者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对近200年来西方学术塑造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白银资本》确是一个挑战。《白银资本》起码让我们正视两个事实：1、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2、亚洲对于欧洲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至少不能把中国乃至亚洲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基于这两个事实，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图景就应该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不是由实证研究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弗兰克这一跳跃的撑杆（他的立论的第三个支柱）是他近年形成的整体世界发展图式。这也是许多人难以跟他一起跳跃的原因所在。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我们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中国，自吴于廑先生对世界的整体联系做过精彩的探讨之后，我们这些后学似乎再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触及这种宏观问题。弗兰克，还有阿布－卢格霍特等人的榜样使我们领悟到还有其他看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17]
樊树志主要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亚洲（中国）停滞论”的角度作了认同。他认为，在弗兰克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如此，弗兰克还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创造性地指出，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不论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总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18]
叶坦从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予以肯定，他认为，无论此书为其庞大架构而在史料的运用（基本为二手材料，且大抵未用中国学者的成果）乃至论点上有多么“千疮百孔”，但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史问题，以一种“全球视野”关照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综括近年来西方学者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众多成果，试图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连根有错；甚至在人们“习惯的”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方面，给出了探讨新的可能的路径，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以往许多似成“定论”，如此等等，都需要读一读此书，即所谓“你可以褒可以贬，却不能绕过”。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更要难得多，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或哪个，但拿出一套新的、有说服力的东西却太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银资本》作出了尝试，有可能提示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应注意，作者虽属西方非主流学者且多有新论，但实际上并未能改变西方学者的习惯思维或话语方式，且关键章节如“西方为什么能够胜出”等并不能充分而有力，而且这样的薄弱应看作是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此书或还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维理路，即改变研究的“正确”结论只有一种的“习惯”。同一具体历史事件，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或相同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而置具体史事于其所处之整体世界格局和自身发展的时序脉路，从而作从“树”到“林”再反观“树”的研究，以达“宏微相济”（并非作者已做到，他的大架构和许多论点能引起人们争论，价值可能也在此）。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不讲勤怠）以及学科局限，使得“古今中外”这四个字的要求可能永难做好，却也不能不做。[19]
叶书宗主要从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认可。他认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缘于作者在反诘欧洲中心论时，提出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我并不赞同《白银资本》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但是阅读此书也同样被震动，因为它敲碎我单一的思维定势，启发我转换观察历史的视角，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20]
刘禾从视野、理论、方法、史料方面对《白银资本》做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白银资本》一书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21]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22]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23]
汪晖联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宋朝资本主义”理论从发掘“亚洲现代性”的角度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评论。他说，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论述：“亚洲自己早就有一个自己的近代”，他提出的假说叫“宋朝资本主义”，认为在十世纪北宋建立的时候，以中国为中心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模式，早于欧洲。同样，朝鲜的十四世纪，日本的十七世纪，基本上构成了亚洲的近代叙述。自所以说十世纪是亚洲的近代，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唐末开始，贵族制度开始瓦解，第二个理由是，唐之后五代十国的冲突中，这些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意识，所以宋朝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的民族国家或者准民族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他认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他把理学看成是民族主义学说。第三，他强调运河在贸易和连接内地和海洋中的作用。近年来在南海发现的古船也证实了那时的海上贸易是非常发达的。显然，他关于宋朝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欧洲的。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些特征都没有消失。他有一个逻辑结论：“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就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他的观点在弗兰克的最新著作《白银资本》中获得了回响。但是实证研究到底能不能解说近代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24]陈晓明同样从发掘现代性起源的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以《白银资本》为代表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他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对现代性起源于东方提出大胆推论。随后还有波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对西方文明的源头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源头克里特岛的米洛斯文明，受古代非洲、亚洲文明的影响相当严重。既然其文明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至少它就不能看作单纯的西方文明。由此也可以推论后来的现代性起源之内在动力，也未必是单纯西方文明的功劳。[25]
卫斯主要从提供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视野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却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26]
何维保主要从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质疑、对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的质疑诸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第二，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第三，弗兰克还认为，“原始资本主义”、“原工业化”、“半封建主义”及“原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术语缺乏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州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弗兰克认为当前世界史领域流行的一套学术范畴实际是带有很强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它歪曲了世界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它必须被抛弃，而用一套新的学术范畴和分析架构取而代之。弗兰克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27]
江华主要从世界历史重构、反“欧洲中心论”等方面进行肯定。他认为，无论如何，《白银资本》也算得上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一部力作。《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再次，《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28]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全球学”，或者说“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总体史观”，尤其是指“世界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考的结合、模型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得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结论（在1400——1800年东亚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等方面对《白银资本》进行了一定的肯定；而对其中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纯经济分析方法（缺乏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极端反“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史料的运用（以二手文献为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与其把《白银资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倒不如把它看作经济发展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因此，《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应该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性。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白银资本》，有关的书评可参考《读书》、《中国青年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在一些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较集中的讨论，学术期刊如《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月刊》等；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等。
[2]王国斌：《〈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思再：《美国学者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原文参考英刊《国际社会史评论》总第45卷第2期（2000年8月号）。
[4]参考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该文对《白银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也极为深刻的剖析。作者是从历史事实与理论思辩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
[5]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见[德]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7]参考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docsn/cbx/sunjianbo/works/website/rw/sixiang/rw-sixiang.html
[8]刘志伟《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
[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日。
[10]何维保：《周期理论与长时段——也谈〈白银资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1]李根蟠：《“先进”掩盖下的落伍——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
[20]参考叶书宗：《转换观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百年史的视角—读〈白银资本〉》，《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21]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
[22]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或见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3]刘禾：《质疑徐友渔的“质疑”》，/asp/list2.asp?id=17&writer=liuhe
[24]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cn/symposium/c207.htm该文是2001年12月28日汪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由高飞整理成文。
[25]陈晓明：《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lilc/go.asp?id=1339
[26]卫斯：《〈白银资本〉导读》，.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02/hwz178429.htm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9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
按照麦迪森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
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被美国超越
我们经常说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抢去。
麦迪森也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
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领土日益缩小,国际影响力日趋低落。中国丧失了约12%的国土。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晚清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还是一个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朝鲜战争后才被称为强国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位。可见,在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1919年,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
二战中,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牺牲巨大。二战后,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认为大国,但此时苏联仍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有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powers,也有人翻译成“强国”),直到1950年以后才重新被视为大国。
既看经济总量,也要看经济结构
在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什么与中国的GDp排名相去甚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则与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与其他大国迥异有关。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
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国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1884～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战而败,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清朝不仅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且其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无数珍宝,就是清朝统治者把本可投资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奢侈活动的活标本。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北京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先进的生产力比GDp更重要
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减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17.6%,而在朝鲜参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的59.9%。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和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手,签署停战协定。1962年,为反击印度对中国和新疆边界地区的蚕食,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根据麦迪森的统计,1962年中国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约30%,而且中国GDp在1960年和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中的政策失误而大幅下降。但是战场形势却是明显的一边倒,印度军队不堪一击。
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国际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的“大三角”之一。
对世界经济的看法篇10
问题1:(导入)今天我们学习第八单元的内容,请翻看目录:(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本单元共3课,呈现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这种趋势在二战后是如何发展的?从中我们得到哪些历史感悟?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本单元需要探讨的问题。意图: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全球化概念早已耳熟能详,以学生熟知的经济概念为切入点,进入本单元学习,可引起学生共鸣。通过设置问题,以疑导读,导入新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趣和探究欲。同时,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对课本目录不阅读,对单元结构不甚了解,只是孤立地学习每课内容。通过这种单元呈现的方式,逐步培养学生阅读目录的习惯,帮助学生认知单元特征、理解单元内容及内在联系,从而做到高屋建瓴。过渡: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第22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请看课本材料:p104本课课题下引言:“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就开始构思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计划。他认为,世界经济应该建立在国家间合作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霸权或者闭关锁国。这就是怀特计划,它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1、2自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欧国家普遍衰落;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于英国在战争中遭到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成为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美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问题2:据以上材料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什么规律?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它提出了旨在恢复国际货币稳定的什么计划?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什么变化?意图:以教材为依托,根据教材的显性材料,让学生获取有效信息。从二战后西欧、美国的实力对比,得出“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结论,再联系、分析一战前后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原因,进行知识迁移,得出“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认识。从材料中筛选信息得出:美国提出怀特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再引导学生思考:对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上必然会有何野心?学生根据已有知识自然会得出“称霸世界”的结论,据此让学生领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挖掘教材的隐性联系,释疑解惑: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期,为重建战后经济秩序,1944年7月,一些国家在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问题3:布雷顿森林会议有哪些国参加?《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以谁的计划为基础的?根据此协定成立了哪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说明此时美国的愿望是否实现?为什么?意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内容,落实课标要求(1),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间、地点、构成。同时提醒学生: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参加,还有苏联和中国,因为苏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必要、更有资格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不仅可让学生反思旧有知识,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而且可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为世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决心。该协定是以美国的怀特计划为基础,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此时美国的愿望基本实现,因为,这两个机构都由美国控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美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命脉。依据:(1)认缴资金;(2)总部都设在华盛顿,由美国人担任关键职务;(3)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稳定等价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建立稳定的比价关系。这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从而使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产资源向美国转移,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运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这就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是本课中核心的经济概念,学生从生活体验中有初步的感性认识,而对其深刻内涵不甚理解,这样通过解析概念,就帮助学生理解了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命脉的关键,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课标要求(2)。同时,讲述内容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对20纪70年代后,该体系解体和现实中美国成为当今最大的负债国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过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执行机构,它们的职能不尽相同。
问题4:请看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币标志)和材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一些国家,像冰岛,濒临破产,需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支援):冰岛应向哪个组织申请贷款?意图:根据两大组织的职能分析,冰岛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是根据课标要求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补充时事材料,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产生兴趣与欲望。为展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历史课堂面向现实的功能。过渡:呈现史料(美国财政部长福勒曾得意地宣称:“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