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案例篇1
这15个社会责任“缺失案例”,按照危害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完达山药业“刺五加注射液事件”、上海农药厂“瞒报除草剂泄漏事件”、玖龙纸业“血汗工厂沸沸扬扬”、太阳纸业“环境污染掀起轩然大波”、云南玉溪维和制药“生产劣药数年不断”、北青旅“雇用黑导游致游客死亡”、中大恒基“吃差价被判双倍赔偿”、中国一重“环境违法遭重罚”、九阳豆浆机“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频遭投诉”、宅急送“责任丧失快递一月丢三次”、雪花啤酒“爆炸伤人质量控制不严”、物美大卖场“售假被重罚”、太极集团“曲美减肥药定价混乱”、绿谷“涉嫌虚假广告被曝光”等。
《中国企业报》参考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美国《Businessethics》和加拿大《CorporateKnights》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以及评级机构Reputex的首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基准《Reputex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语指标:中国》等研究成果,出台了“LCL5+1评价体系”,从非法用工及侵犯员工合法权益、产品质量、违规经营、诚信缺失、重特大安全生产及环境污染事故、恶劣影响力等六个方面认定责任缺失。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助理、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传伦分析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起步较晚,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这主要体现为:
1.企业整体履责不足。以慈善活动为例,目前中国逾1000万家企业中,履行慈善义务、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到十万家。作为“第三次分配”,慈善在中国发展依然严重滞后。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筹集到的慈善款物约50亿元人民币,仅占GDp0.5%,而美国慈善机构所掌控的慈善资源占其GDp比例高达9%。
2.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将企业社会责任真正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的公司寥寥无几。未来企业之间传统的竞争将由传统的成本、质量、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发展成为包括商业道德、企业声誉、企业责任战略等方面的更高层面的竞争。所有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公司若想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对自己要求更高,才能处于有利地位。目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公司不多,已开始实践的就更少了。
3.制度欠缺,主管随意性大。比如,对于慈善事业,有些民营企业捐不捐款、捐多捐少都要看老总高不高兴,没有形成制度约束,没有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日常化的工作。
4.重捐赠,轻实施。很多国内企业,钱一捐了事,不再监控项目实施,评估实施效果。
在15个社会责任“缺失案例”的同时,研讨会的主办方还首次了“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100强榜单,揭晓了15个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在社会责任榜100强榜单中,国家电网公司、中远集团、海尔集团、华能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复星集团、宝钢集团、神华集团、百度、民生银行、远东控股集团、玉柴集团、用友集团、中钢集团、日照港集团、江铃汽车、长江证券、中海油服位列前20强,并获得“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特别大奖”。
社会责任案例篇2
为“2010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发展，总结推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功经验，建立中外企业交流与沟通的平台，由中国公共关系网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公关经理人年会暨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基础上新型公共关系高峰论坛”于2010年11月25日在京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知名企业的200多位公共关系精英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行业盛会的召开。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基础上新型公共关系”，会议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分别就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目标、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与nGo等主题展开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和交流。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专家高祖贵，就2010年11月1日的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进行了精彩解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马志斌作了指导讲话，微软msn市场副总裁韩建琦、欧莱雅中国公关总监周根良、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企业传播公共关系高级经理田丽君、美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黄志湘、如新(中国)市场传播部总监盛子人分别代表it行业、快消行业、化工行业和制造业同来宾分享了精彩案例，《京华时报》副总编刘明胜和迪思传播集团首席数字品牌策略架构师黄宇军分别作为媒体和公关公司代表作了主题演讲。
大会隆重举行了“2010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颁奖典礼，20个获奖案例的揭晓将整个大会推向高潮。在获奖案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msn中国提交的“幸福书屋、爱自2010”项目，该项目充分利用mSn的多项网络技术，通过网络的方式，打造了一次透明化的网络慈善盛宴，凸显出捐款对象明确化、捐款流程简便化、捐款金额公开化、捐款进度透明化的“四化”亮点特色，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网络慈善的透明性和公信力，该项目由汉扬传播集团策划执行。
据主办方中国公共关系网总经理银小冬介绍，“2010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评选”评选范围涉及来自快销、汽车、互联网、金融、能源、食品、奢侈品、医药等多个行业的中外知名企业，以公众、专家、媒体三方视角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的公益性、责任点及社会满意度。获奖案例均来自在社会公益、公益传播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社会责任案例篇3
我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托，就《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志愿服务是一项自愿、无偿地服务社会和帮助他人的高尚的社会公益活动，对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倡导良好文明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我省的志愿服务活动始于1993年开展的以青年为主体的志愿服务活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志愿服务队伍不断扩大，服务的内容和领域越来越广。据统计，目前全省已有近3万支志愿服务队，有注册志愿者145万余名。十多年来，全省累计向社会提供了9600多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有5700多万人次从中受益。
我省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工作大局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在扶贫帮困、帮老助弱、社区服务、环境保护和大型公益活动等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服务已经被省委省政府纳入省级文明城区考核体系。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协调，志愿服务组织的职责，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和社会对志愿服务的保障和激励等不明确，一定程度影响了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因此，制定《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用地方性法规来调整、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显得十分必要。我省志愿服务活动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为志愿服务立法打下了实践基础。宁波市、杭州市分别于2003年、2004年进行志愿服务立法。近年来，广东、山东等省(区)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这些的立法实践为我省制定条例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因此，我省制定志愿服务条例时机已经比较成熟。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近几年的省人代会上，有不少省人大代表提议案，要求制定志愿服务条例。2006年9月，团省委正式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立法建议。同年底，省人大常委会将《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列入2007年立法计划一类项目。2007年3月，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会同团省委成立了条例草案起草小组。5月，在研究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案草稿。7月，条例草案在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印发全省各设区的市人大内务司法(法制)委员会和省级有关部门征求意见a同时，起草小组有关人员先后到省内外开展调研，广泛听取了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8月，召开省级有关部门参加的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地、各部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反复研究修改后形成了条例草案。8月31日，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条例草案共7章35条，对立法的依据、适用范围、志愿服务组织的主要职责、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志愿服务的范围和要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保障和激励、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的规定。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
(一)关于条例草案的名称。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由我委提请审议《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虽然目前参与志愿服务的主体是青年。但还有大量非青年年龄段志愿者参加的志愿服务组织存在。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志愿服务不仅仅是青年志愿服务，还应该包括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志愿服务。如果把立法调整范围从青年志愿服务扩大到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志愿服务，将更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建立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更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保障和吏持。从外省、市近几年的立法情况看，也逐步由最初的青年志愿服务立法转为志愿服务立法。因此，我们将条例名称改为“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
(二)关于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指导和协调。目前我省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形式多样。各组织之间联系比较松散，志愿服务资源整合难度大，社会化动员程度低，亟需有一个综合协调机构来指导、协调。借鉴外省和我省杭州市、舟山市成立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或类似综合协调机构，负责指导、协调志愿服务活动的成功经验，省委、省政府已批准成立省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团省委。因此，条例草案第四条相应地规定了：“省、市、县(市、区)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同级共青团组织承担。”
同时，为了规范志愿服务组织，条例草案第八条规定：“省、市、县(市、区)志愿者协会，应当依法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成立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向志愿者协会提出申请，成为志愿者协会的分支机构或者团体会员。”第九条对志愿服务组织的职责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关于浙江省志愿者日。条例草案第七条规定：“每年三月五日为浙江省志愿者日。”1963年3月5日，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设定每年三月五日为浙江省志愿者曰，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也是为了对志愿者奉献精神的肯定，以促使社会更积极地倡导弘扬志愿精神，更热情地支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四)关于志愿服务的保障和激励。志愿服务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要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承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费用，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可行的。要使志愿服务事业得到全面、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建立相配套的经费保障机制。为此，条例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志愿服务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支持、社会捐赠或者资助以及其他合法收入等三个方面。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捐赠、资助，条例草案在第二十五条对社会捐赠、资助作了具体的规定。此外，条例草案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对志愿服务的激励措施。
社会责任案例篇4
关键词：教示制度；档案法；档案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
中图分类号：D91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39-03
行政程序法是现代行政法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为行政权的运行设定方法、步骤和时限等使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教示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内容贯穿于行政程序法的诸多环节。具体言之，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时，从事前、事中以及救济途径的启动，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未履行该项义务而导致相对人因丧失权利或未履行有关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1]（p201）
不难看出，这项制度旨在加重行政主体的告知义务——不仅要告诉行政相对人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还要使其理解这些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达到“教导和示明”的程度，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该制度既能控制公权力又与现代行政法倡导的服务行政相吻合，因此，在行政程序法中居于基本制度的地位。《档案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教示制度有助于构建现代行政法意义上的档案法律关系，对完善立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档案法》的立法理念
《档案法》是调整档案关系的基本法，属于行政法律部门。与之配套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档案馆工作通则》《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和《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等，皆属于《档案法》的下位法，其立法宗旨与原则不能与《档案法》相冲突。依据《档案法》及其下位法形成的法律关系就是档案法律关系。像其他法律关系一样，档案法律关系由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档案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国家档案管理部门、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公民和在我国境内的外国组织和外国人[2]（p14）；档案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档案、与档案的管理、公布利用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有关的设施、设备和财物及档案法律行为；档案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由《档案法》等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可将法律关系分为平权型法律关系和隶属型法律关系，前者指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平等，最典型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后者指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存在上下级或者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就属于此类。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法律关系都是隶属型法律关系，例如指导行政法律关系、给付行政法律关系就不是隶属型法律关系。而且进一步讲，行政关系、国家机关与管理相对人间的关系是否属于隶属关系，在现代行政法上是很值得怀疑的。[3]（p118）
这种怀疑在法律实践中被证实。2007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法信息提供便利。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这一规定将档案馆由档案的收集管理者上升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者，档案馆法律身份的转变促使《档案法》被修改。
现行《档案法》制定于1987年。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刚被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服务行政的研究和立法还没开展，因此，《档案法》的立法理念是管理法，即档案馆的法律责任以管理为主，服务性极弱。该法共六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档案机构及其职责”；第三章“档案的管理”；第四章“档案的利用和公布”；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法律的主体部分，第二章根据行政职级确定档案管理的职责；第三章具体规定档案的立卷归档、移交、保密、代为保管、寄存、出卖、捐赠、收购和征购等管理行为；第四章规定档案开放的期限、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程序和优先利用权等问题；第五章规定违反档案法的行为、处罚的机关和处罚方式。整部法律围绕档案管理机关的管理活动展开，所构建的档案法律关系是一种标准的传统意义上的隶属型法律关系。
《条例》施行以后，《档案法》在档案公布的期限、范围和程序方面都与之衔接不上。比如，《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外，《条例》中还有公开的方式和程序及监督和保障方面的规定，这些都是《档案法》缺乏的内容。
档案公布期限由30年到20个工作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立法理念的差异。《条例》公布于2007年，比《档案法》的制定晚20年，这20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特别是在公法领域，正朝着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控权型和服务型的方向迅速前进。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我国第一部用程序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2003年《行政许可法》公布，2004年人权入宪，同年，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档案法》中确定的隶属型档案法律关系自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此，国家档案局于2005年着手开展档案法的修改工作，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现在已成立了专家组和工作组，积极推进立法工作。[4]
立法理念是立法工作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因为立法理念直接决定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影响着构成法律的规则和原则。《条例》之所以赋予档案馆公布政府信息的职责，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公开原则是其上位的法律原则，它们共同保障着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而知情权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前提，是人民的基础。此外，wto中的透明度原则也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所以，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控权性和服务性应融入《档案法》的立法理念。
二、教示制度对《档案法》的意义
从上文对教示制度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三个层次，其一：行政相对人有接受行政主体“告知”的权利；其二：告知要达到“教导和示明”的程度；其三：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行政主体的义务，行政主体不履行义务、履行义务不充分或者错误履行致使行政相对人遭受损失的，均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教示制度是一项行政相对人享有权利，行政主体履行义务的制度。行政法的学科旨趣，在于检讨行政应如何受到法的拘束，以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5]（p10）《档案法》同样遵循这一旨趣，教示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新型档案法律关系的形成，将对该法产生下述三方面的意义。
（一）强化档案馆的行政责任
《条例》赋予档案馆公布政府信息的职责，但是对档案馆不履行职责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档案法》第五章“法律责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不针对行政主体。这就是说，对于档案馆公布政府信息这项制度，立法不健全，为行政主体规避法定职责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中，公布的政府信息往往是公众不需要的，而公众想了解的政府信息又得不到公布。不公布的理由很多，比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但是，按照现代行政法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及在此之上的参政权和监督政府权。
即便在《条例》和《档案法》中加上不公开政府信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公民的相关权利也未必得到充分的保障，因为对于公布的事项往往采用概括列举的表达方式，语言本身就会产生歧义，如果行政主体想规避责任，仍然可以做到。
教示制度可以强化档案馆的行政责任，促使其充分履行信息公布职责。因为它给予了档案馆教导者的法律地位。在这种档案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既是信息资源的占有者，又是讲解者，使行政相对方全面了解信息是其工作的基本标准。这就改变了在隶属型档案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公布什么，行政相对方就获知什么的局面。
（二）提升档案馆的法律地位
教示制度在强化档案馆的行政责任的同时，提升了档案馆的法律地位。一方面，教示职责促进档案的归档工作；另一方面，教示职责敦促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档案的研究学习。
众所周知，档案馆馆藏的主体是来自政府的各类决定、通知等文件资料，并不是由档案馆形成的。对于档案的移交，虽然有归档范围的要求，但档案馆的主动权不大。如果确立教示制度，档案馆拥有了教示职责，便可据此主动要求政府和其他组织移交档案，即接收档案是教示职责的前置工作，而不像以前那样被动接收档案。另外，这样做还可以及时有效地保存和保全国家的档案，避免档案的遗失和毁损。
教示职责的承担可使档案馆成为精通各个时期各类政府信息的行政主体，在为行政相对人服务的同时，也可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从而提升自己的法律地位。
（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促进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意识不强，不懂得利用政府信息，即便《条例》公布以后，仍有很多人不接受正式公开的信息而选择私下打听等方式了解情况。这些意识和做法都不利于依法行政的推进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一方面是为其提供充分的政府信息；另一方面，则是纠正公民在知情权上的误区。教示制度相当于为档案馆塑造了“以吏为师”的社会角色，通过具体的教示行为，使公民相信档案馆，相信政府信息，用自身的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教示制度在《档案法》中的制度建构
教示制度是一项制度，在立法中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实现。从法理学的角度，根据法律规则的内容可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职权性规则。授权性规则是指示人们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的规则；义务性规则是直接要求人们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则；职权性规则是关于公权力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规则。[3]（p169-170）
针对教示制度强化档案馆的行政责任，档案馆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构成服务型档案法律关系，因此，应用授权性规则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用义务性规则对档案馆科以义务。
针对教示制度提升档案馆的法律地位，档案馆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构成档案管理法律关系，因此，应用职权性规则授予档案馆权力。
针对教示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促进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档案馆应该对内部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使其具备教示制度要求的专业素质。对此，《档案法》可做原则性的要求，具体内容由档案馆工作条例规范即可。
针对教示制度本身，《档案法》应明确违反该职责的法律责任。据此，按照现行《档案法》的立法结构，提出如下立法建议：
第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利用国家档案的权利”；
第二，在“档案的管理”中，补充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范围，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并接受档案馆的审查”；
第三，在“档案的利用和公布”中，规定“公民在获取政府信息时，有权得到档案馆指导帮助，但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有损社会主义国家道德风尚的内容除外。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专业人员，加强对政府信息的研究整理，以便及时准确地帮助公民理解政府信息。”；
第四，在“法律责任”中，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不按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范围和时限移交档案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仍不移交的，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行政处分。”“档案馆应当为公民提供政府信息，但没有提供、提供不充分或者错误提供，由此造成公民损失的，由档案馆承担赔偿责任。档案馆承担责任后，须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
参考文献：
[1]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潘玉民.档案法学基础[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3]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社会责任案例篇5
船级社主要是鉴定船舶等级的一个专业机构。1760年的英国劳氏船级社是最早的一家船级社。随着海运的发展和政府对海运的关注，船级社于1850年后在各国相继成立，并且政府授权船级社按标准检验船舶的权利，这样船级社签发的证书就是受国家认可的。之后船级社的业务在不断的变化扩展，从签证、公正检验、入级检验到法定检验。
另外，船级社还获得了政府授予的iSm的审核权，可知，船级社的特殊地位，类似于政府机构的企业，船级社的业务很多是受到政府的授权和认可的。可是，船级社的这种评定船舶等级的特殊身份，导致了一些船舶所有人为获得船级社的入级证书而出现贿赂船级社工作人员的情况，这都造成船级社的鉴定船舶质量的下降，出现的情况。船级社受政府的授权即掌握着船舶是否能入级的权力，其是否应受到的法律的约束，促使其进行规范经营。
船级社的法律责任
世界各国对船级社一般实行免责惯例，但是近年频繁发生海难和船舶油类泄漏事故，使各国开始思索这一惯例的正确性。接下来将对于船舶是否应该承担第三方责任进行分析。
刑事责任。船级社工作失当造成船舶发生事故是否应追究其法律责任，事故严重的是否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英国Ramsgate港口因通道坍塌造成人员伤亡，调查结果分析，主要是劳氏船级社的工作过失造成的事故。这次事故劳氏船级社第一次承担了刑事责任，并且以前还没制定针对船级社刑事责任的法律。
但我国并没有船级社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我国海南发生的“11·20”“招洋”轮爆炸事件经调查主要原因分析如下：法兰密封垫片老化和密封垫片不符合规范。其中船级社对船舶的检验是存在漏洞的，但并没有追究船级社的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上文中有提到船级社的业务，其中就有法定检验。但船级社是企业，是受船东和保险人的委托而进行检验的，除法定检验外，其他的业务中船级社应承担民事责任。船级社主要业务是入级和公正检验、签证，所以船级社多需承担民事责任。但各国的在对船级社法律责任方面的立法会有不同之处。英美等国这方面的立法则比较复杂，船级社主要需承担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等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指因船级社的疏忽造成的责任，合同责任包括船级社没有按合同履行其义务和违背合同默认的义务的责任。可现实中，对船级社进行追求责任是很难的。
案例1：1984年，Sundancer号货船沉没事件。该船经aBS船级社检验后出航，但因船舱水密性的缺陷而造成事故。该案中船级社被判定不须承担责任。理由是海商法规定船级社不承担船舶适航的义务，是船东的责任。
可见，船级社虽然承担检验船舶的工作，但是不能因为经其检验的船舶出现问题就由船级社负责。如果船级社对船舶所负的法律责任应该是有限制的，不然，船舶出现任何问题都要船级社负责，船级社在支付大量赔偿金的情况下，是无法正常的运营的。
案例2：宁波海运集团控告德国劳氏船级社。宁波海运集团于2000年从德一家公司购买BaLtiCmeRmaiD号船，且把该船租给对方公司进行经营。当船从该德国公司退组返还时，海运集团发现船有严重损坏，后请被告公司对船进行检验，但检验结果是该船没有问题，之后再由中国船级社（CCS）检验，却发现严重问题。因此，原告以被告出具虚假检验证明，给其造成巨大损失，要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
但该案判决是德国劳氏船级社不需承担责任，原告败诉。理由是CCS的检验结果无法证明被告在检验中出现错误。可见，各国法院在对有关船级社纠纷的案件中，比较谨慎，很少追究船级社的法律责任。
对船级社的行政监管。从以上案件中可以看出，船级社在对船舶检验中的确存在很多漏洞，尽管船级社在这些案例中没有被判承担相关责任。1999年erika号船沉没事件，造成上万吨石油泄漏，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这次事故引起广泛关注。原因是该船在几年前就已经存在腐蚀现象，erika号船是由法国船级社负责检查的，后又转由意大利船级社负责。尽管事件发生前，意大利船级社已经发现该船有腐蚀问题，但并没有进行修补，因此最后总酿成erika号船沉没事件，最后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
此次事件后，欧盟提出要加强度对船级社的行政监管。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建议就是erikal和erikall，并得到欧盟议会的认可。erikal是对港口国加大监控；对船级社活动加大监管；为扫清单层船壳的船舶制定时间表。erikall是需设立专门负责欧盟海事安全的欧洲海事安全机构。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社会责任案例篇6
美国的案例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一个妇女服用一种药物多年后得了癌症。这时，一个科研机构发表了一份权威性的科研报告，认为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癌症。这个妇女一查，共有三家大公司在生产这种药物，她自己也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服用了哪家公司的药物了。于是，她同时起诉这三家公司。法官最终以这三家公司的这种药品在美国市场中的销售比例为标准，判令由这三家公司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从法律上说，美国的案例与我们这个案件并不相同。
第一，侵权行为领域不同。美国的案件发生在特殊侵权领域，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三家公司生产药品的行为并没有过错，只是当初的科研水平没有能够发现药品的副作用。但尽管如此，由于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他们也必须承担责任。但我们这个案件发生在一般侵权领域，而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这是可以证伪的法律推定，即推定建筑物的主人有过错，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侵权行为性质不同。美国的案例中，尽管无法证明哪个被告的行为导致了侵害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个被告都有积极行为，即都在生产和从事这种危险的物品，在民法上也叫共同危险行为。而我们这个案件中，各被告人中只有一人有扔烟灰缸的积极行为，其他人都是消极行为，即不作为。消极行为不举证，这是证据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消极行为无法举证，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并没有贪污，这是无法证明的。如果像我们的案件中那样判决，则根据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原则，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假设出租司机撞伤人后逃逸，伤者就可以将全市的出租司机都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无法证明没有过错者都要分担赔偿责任，这会导致典型的司法不公。
第三，当事人之间的经济能力差别程度不同。美国案例中，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经济能力相差悬殊，一方是个体消费者，另一方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但在我们的案件中，一个人和二十个人之间，经济能力的差别远没有那么悬殊。（郝跃自称是拥有千万资产的私企老板，而被告住户是下岗或退休职工、还有无业人员和残疾人，可见不同之处）。
正是综合考虑上述三方面的因素，美国法官才创造了一个典型案例。但我们的案件中不存在这三方面的因素考虑，法官有的只是一腔让人民满意的道德热情，把道德优先于法律来考虑。当然，也有人会问，如果法官不同情弱者，那么他的不幸谁来弥补。然而，一方面，法院不是上帝，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弥补所有的不幸，法官的职责应该是依法裁判；另一方面，保障风险、弥补不幸可以通过其他社会、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如推行保险制度，政府实行社会救济制度，对社会最底阶层的风险分担进行最低限度的保障，另外，有能力者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商业保险。
社会责任案例篇7
一、“主要责任”不能再“嘴上会气”
【案例】赵某系进城农民工，无钱在厂区附近买房安家，用出兑农村承包地的钱款，在市郊买了一套二手房，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一天清晨雨后路滑，在偏僻的路上转弯时被一货车挂倒，因并无大碍双方自行和解。事后赵某发现腿部受伤，才找交警认定责任。时过境迁，现场破坏，路段无监控。交警无法认定，用人单位根据自己推断，认为赵某对这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不予申报工伤。赵某自己申报工伤，工伤认定机构也以赵某拿不出“非主要责任”的证据不予认定。
【说法】《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四条（六）中规定：职工有“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没有确实的赵某“主要责任”的证据，有关部门应当认定赵某为工伤。
二、几个单位“用工”不能再“踢皮球”
【案例】刘某为给出国读博士的儿子凑学费，随丈夫进城打工，不但卖掉了农村的土地房屋，而且为了多挣钱，夫妻两人都干双份的工作。丈夫白天给一水厂送水，晚上给一工地看堆。刘某白天在一托儿所看孩子，晚上给一洗衣店洗衣服。前几天，看堆的丈夫被一小偷打伤，工地老板知道他是一单位的送水工，工厂已给他上了工伤保险，不愿承担工伤责任不想给他申请工伤认定，让他去找水厂。而水厂认为其在工地干活受伤，责任应由工地承担。两家单位互踢皮球，刘某丈夫的工伤赔偿能否得到落实？
【说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三条中进一步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这对于保护工伤劳动者合法权益，制止用人单位相互推脱工伤责任将起着重要作用。
三、“工作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
不能再“含糊”
【案例】齐某是小区的一名投递员，小区有一个老者，订了一份报纸。小齐登门去其家送报，家中无人。邻居告诉齐某，其在小区一凉亭与人闲聊。为了让老人尽快看到报纸，于是她多走了几步，去老人正在闲谈的凉亭。不幸在凉亭附近被狗咬伤，事后用人单位邮局竟以齐某“越界”不给齐某申报工伤。
【说法】《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四条（一）、（五）中规定：职工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和“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为对“工作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外出期间”规定的不够具体，在工伤认定上往往就“工作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外出期间”，发生疑义。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四条、第五条中对此进行了细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向小齐这种“越界”受伤行为即属于，“（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的情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上下班途中”以合理为原则，不能再“生硬”
【案例】女工吴某是一个孝顺的儿媳，丈夫在外地工作，公婆年迈，每天下班她都要顺路去一下菜市场，买些蔬菜给公婆送去，顺便看望老人家。就因为这一顺便，多用了一些时间，多走了几步道，从公婆家出来的路上，她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用人单位给她申报了工伤，可工伤认定机构以她下班行走的时间超过“正常时间”不予认定。
【说法】职工到达工作场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时间和空间就是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应视为正常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延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中规定：职工有“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怎么认定“途中”实践中各部门认识也有不同。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六条中以合理为原则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女工吴某下班顺路买菜、看望公婆，即或下班途中时间长了些也应视为合理。根据上述第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途中非主要责任受伤认定工伤。
五、因第三人导致，工伤、民事两个赔偿不再“无所事从”
【案例】姜某因晚起，没有赶上班车，只能打出租车上班。途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出租车追尾，姜某身受重伤。出租车司机将姜某送进医院，并同意承担医疗费用，可没兑现。姜某提起民事诉讼，并申报工伤。虽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认定条件，但有关部门以伤害由第三人造成，并以已为由不予受理。
【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早在《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中就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八条中就第三人造成的工伤，如何处理工伤认定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有关部门以伤害由第三人造成，并以已为由不予受理是错误的。
六、一年申请时效不再“牢不可破”。
社会责任案例篇8
2014年9月下旬，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请的《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条例草案书面印发各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代表、省有关部门、立法基层联系点、立法专家库成员征求意见，并通过代表履职平台、浙江人大网、地方立法网，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由于养老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社会普遍关注，为使立法更好地体现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次除按常规方式征求各方面意见外，还注意进一步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根据省委常委会研究的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从10月中旬开始，省级领导干部人大代表以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陆续进代表联络站专门就条例草案听取了基层代表和群众意见，十一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分别组织本选举单位的省人大代表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专题讨论。
这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工作，领导重视、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起到了汇聚民意、集中民智的作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和其他副主任、秘书长，都亲自赴代表联络站听取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昌先后带队赴绍兴、嘉兴、金华、丽水等地听取意见。目前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已有两千余条（次），法制工作委员会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汇总，并两次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逐条讨论。11月10日，召开了省有关部门座谈会进一步听取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各地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多次研究、修改，提出了草案二次审议稿。11月12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列席了会议。现将草案的主要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体例结构。草案共分为九章，其中第二章为居家养老服务，第三章为社区养老服务。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有的地方提出，居家养老社会服务包括政府和社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互助以及企业的市场化服务等，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方面，不宜将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分为两章表述。为此，建议将草案第二章和第三章内容合并为一章，统称为居家养老服务。
二、关于适用范围。草案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养老服务工作适用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社会养老服务是指为适应本省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不同需求而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服务。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少省人大代表和有的地方提出，草案关于社会养老服务的界定过于笼统，容易产生歧义，建议进一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还有的意见提出，要处理好政府、社会、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划分，要在条例中明确家庭成员的赡养、扶养义务。为此，建议对社会养老服务含义作进一步明确，即社会养老服务是指为老年人养老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同时进一步明确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的概念。另外，家庭成员赡养、扶养老年人是其法定义务和养老的基础，虽不属于本条例调整范围，但为进一步增强家庭成员赡养、扶养老年人的责任，并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衔接，建议增加规定，即：“赡养、扶养家庭成员中的老年人是公民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赡养人、扶养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对老年人的赡养、扶养义务，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条、第三条）
三、关于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草案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应当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承担社会养老服务有关具体工作。第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的要求，建设托老所和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一些地方提出，目前县、乡、村（社区）三级基本都建有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实践中这三个中心是做好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组织保障，建议条例进一步明确三个中心各自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同时，有的托老所属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组成部分，有的属于养老机构的范畴，不宜再单独规定。为此，建议将“三个中心”集中在总则一章中规定，对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职责进一步予以明确，删去有关建设托老所的内容，同时增加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或者依托公办养老机构设立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负责社会养老服务补贴的发放，协助做好社会养老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六条第三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一款）
四、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功能和运营的资金补助。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少省人大代表和地方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具体承担居家养老社会服务职能，是做好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基础，也是政府履行社会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平台。目前，由于缺乏资金保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成后运营难的问题突出，政府要加大对其建设和运营的投入，并进一步明确其服务功能范围。为此，建议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服务功能作进一步明确，并明确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负责运营管理，同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建设和运营给予资金补助。另外，为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功能，更好地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建议增加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和服务项目登记制度等内容。（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五、关于公办养老机构的定位和功能。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一些省人大代表和有的地方、部门提出，政府在社会养老服务中的定位应当是保障基本，公办养老机构主要是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以及其他困难家庭中的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公办养老机构的定位和功能应当与此相适应。为此，建议增加规定，政府投资举办的养老机构应当以护理型养老机构为主，同时对公办养老机构应当收住的老年人范围作进一步明确。（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六、关于利用村民自建住宅举办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草案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养老机构举办者利用村民自建住宅举办养老机构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消防安全要求，并凭有关资料，向消防机构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者备案手续。有的省人大代表、地方和部门提出，由于自建住宅和公共服务场所的消防安全要求完全不同，实践中大部分村民自建住宅难以通过改造达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要求，法规不宜鼓励这类养老机构的发展。同时，由于老年人行动不便，这类养老机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要求的规定，而不能降低要求。目前，省有关部门已就这个问题联合制定了相关政策，本条例可以不作规定。为此，建议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
七、关于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的建设。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少省人大代表、地方和部门反映，养老服务人才缺乏、稳定性差，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待遇低、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建议采取措施增加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吸引相关人才进入这一行业，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为此，建议增加实行养老护理人员特殊岗位津贴制度的内容。同时，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公办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发放标准也不一样，建议授权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具体办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八、关于社会养老服务补贴的发放范围。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失能、失智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补贴。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提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当体现适度普惠的原则，适当扩大养老服务补贴发放范围。为此，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纳入养老服务补贴的发放范围。（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五条）
九、关于养医融合的发展。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有的地方提出，医疗服务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非常重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对于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建议增加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衔接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与社会养老服务资源融合，合理布局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十、其他
1.草案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有的地方、部门提出，政府扶持老年人家庭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应当限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为此，建议将其修改为：“最低生活保障老年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补助。”（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第二款）
2.草案第三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促进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不宜再就单项具体工作设立专项资金。为此，建议将其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公共财政、福利公益金中安排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省级财政安排的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资金应当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
3.为了加大对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扶持力度，根据一些代表和地方的意见，建议增加规定：“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草案二次审议改稿第三十九条）
4.为鼓励和支持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发展，解决其用地难的问题，根据一些代表和有的地方、部门的意见，建议增加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公民利用城镇空闲的厂房、学校、社区用房，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经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的，按照有关规定免交土地收益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使用本集体所有土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设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用房。”（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
此外，还对草案做了部分文字修改，对条款顺序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社会养老服务是惠及全省900万老年人口的基础养老服务，关系着全省每一个家庭。为了充分发挥省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加强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工作，经主任会议研究，《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拟提请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保证立法质量，法制委员会建议在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第二次审议后，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调研、论证、修改，再提请下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形成提交人代会的法规案。
以上报告和《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请予审议。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说明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还关系到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事关民生根本和发展大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期望更高，消费安全已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质量安全成为影响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些国家设置农产品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借口。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我省始终以“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主要目标，逐步完善体系队伍，不断创新宣传方式，着力构建监管长效机制，加强监督抽检和执法监管力度，全省连续多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农产品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8%以上。但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起步晚、基础薄弱，且农产品生产经营链条长、环节多，鲜活农产品易腐烂、变质，我省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问题仍时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较多、形势依然严峻。主要问题为：一是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主体数量庞大，而监管力量与执法手段相对薄弱，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健全队伍建设，以加强源头管理，突出关键环节管理，形成管理合力。二是农产品生产经营链条长，激素、生物毒素、微生物污染、重金属污染等新问题、新添加物时有出现，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以及饲料添加剂的情形仍未能杜绝。三是现有农产品销售管理制度对农产品市场举办者和农产品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不明确，市场准入机制还不够健全。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改革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作了调整完善，主要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两家负责，并明确相关职责分工。这次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直接带来部门职责分工调整和农业部门监管范围扩大的变化，但还仅仅是政策层面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撑，致使实际工作出现被动;特别是在农业部门监管范围扩大、监管任务加重的情况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队伍能力不足、监管制度不健全、监管手段缺失等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通过地方立法形式固定监管体制改革成果，细化明确上位法有关规定，解决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一部切合浙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条例于2013年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预安排项目，2014年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年度内审议出台的法规项目。为做好该立法项目，我厅会同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开展立法调研起草工作，制订立法工作计划，专门成立立法起草小组，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和立法草案起草，积极主动地做好立法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考察、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开展调研论证，多次将条例草案及其立法重大问题征求、听取基层农业部门、管理相对人和省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并邀请省人大农委、法委及省法制办有关领导、专家提前介入并指导立法工作。在充分调研论证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反复研究、几易其稿，形成了条例送审稿。
2013年10月底，条例送审稿经厅常务会议审议并经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会签后上报省政府。条例送审稿上报省政府后，省法制办按照地方立法程序，书面征求了11个市政府和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卫生计生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编委办等省直单位的意见，先后赴杭州、嘉兴、台州、湖州等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省法制办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民主协商专题会、省级部门立法协调会，并对相关意见建议作了吸收采纳。在审核期间，省人大、省政协有关领导也多次进行了立法调研，指导和推动立法工作。根据调研情况及各方面的意见，省法制办对条例送审稿作了多次修改完善，形成条例草案。2014年9月18日，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并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
条例草案基本框架结构分为总则、农产品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产品标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七章四十八条。现将草案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立法基本思路。草案坚持遵循上位法规定和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精神，围绕地方立法针对性、操作性与创新性，着重把握好三个立法重点：一是突出主体责任，着重突出生产经营主体的责任，明确强化农产品生产者和市场举办者、销售者的主体责任义务，并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管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二是突出农产品监管重点环节，重点抓好农产品种养殖环节监管和农产品市场准入环节管理;三是突出监管重点对象，重点抓好规模化农产品生产者管理，明确其生产记录、产品自检和包装标识等法律义务要求。
（二）关于立法调整范围。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重点是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为突出立法针对性，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草案将调整对象“农产品”明确界定为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而不包括非食用农产品，并规定草案的适用范围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以及其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活动。（第二条）
（三）关于管理职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涉及到各级政府及多个主管部门。只有强化各级政府职责，明确相关部门职能分工，落实监管责任，才能有效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因此，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政府职责。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责作了规定，考虑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重点在基层，草案要求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并对乡镇人民政府有关职责作了明确。二是明确部门职责。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要求，明确了农业、林业、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管理职责。三是明确服务职责。草案对政府及其部门的服务性职责作了规定。（第四、五、六条）
（四）关于农产品生产。加强农产品生产环节管理，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为确保农产品的“产出”安全，草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相关具体规定：
1.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为从源头上加强管理，草案要求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制度，并对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的划定要求作了明确。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业部第71号令《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对禁止生产区域的划定程序、调整和治理修复已作具体规定，草案对此作了转致性规定。（第九、十条）
2.强化农业投入品管理。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草案主要作了以下规定：一是要求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对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进行记录。二是明确了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职责，要求对农业投入品使用进行监督抽查，并建立预警机制和特定农产品限制使用制度。三是要求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建立购销台账制度和提供安全使用服务。（第十二、十四、十五条）
3.规范农产品生产。针对目前我省在农产品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草案作了以下规定：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细化完善了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和生产者检测制度，增强可操作性。二是根据我省农产品生产“低、小、散”这一实际情况，在上位法规定的重点管理对象的基础上，增加“一定规模的其他农产品生产者”，同时授权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具体标准，并对其生产记录和检测要求作了明确。三是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禁止实施的行为作了规定，并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第十一至十三条，三十七、三十八条）
（五）关于农产品销售。把好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加强农产品市场销售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是立法的重点内容，也是确保群众消费安全的关键。为此，草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相关具体规定：
1.落实销售者及采购者责任。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细化了农产品禁止销售情形，明确了违法销售的法律责任。二是要求农产品销售企业以及其他从事农产品批发的销售者建立购销台账制度，如实记载进货信息和销售去向，并对违反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另外，还对集中供餐单位以及餐饮企业采购农产品作了相应的义务性要求和违法责任规定。（第十六、二十一、二十二、四十、四十二、四十三条）
2.明确市场举办者责任。一是通过要求市场举办者与销售者签订民事合同，落实市场准入条件。二是要求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市场举办者履行对进入市场的销售者和农产品分别进行登记、抽查检测等义务，要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举办者建立查验有关证照、产地证明等制度。三是要求网络农产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四是明确了市场举办者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第十七、十八、十九、四十一条）
3.强化储运环节的管理。为确保储存、运输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草案要求储存、运输农产品的运输工具、包装材料、容器具备国家规定的卫生条件，规定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物质的使用不得违反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并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第二十三、四十四条）
（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是落实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第一责任人”责任的有效手段。为此，草案作了以下规定：一是在生产环节，要求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和购销台账，记录生产过程、检测和销售情况。二是在农业投入品管理方面，要求投入品经营者建立购销台账制度。三是在销售环节，要求农产品销售企业以及其他从事农产品批发的销售者建立购销台账制度。四是在标识管理方面，要求规模化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销售企业以及其他从事农产品批发的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农产品附加标识。五是要求主管部门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平台，收集农产品标识、购销记录、检测检疫等信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监督管理机制。（第十二、十五、二十一、二十四至二十六条）
社会责任案例篇9
一、所做的主要工作
㈠领导重视，制定方案
1、成立了领导小组。一是于XX年元月17日以长信联发[XX]6号文件成立了以联社主任赵运锴为组长，联社副主任、监事长为副组长，业务、稽核、人事等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内控内管检查领导小组。二是成立了以联社主任赵运锴为组长，监事长黄玉为副组长，邓宏芳等人为成员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2、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一是以长信联发[XX]53号文件制定了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措施，特别是对工作内容中的检查环节按岗位、业务种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二是为了遏制案件的发生，促进依法合规经营，以长信联发[XX]40号文件制定了“三无”（无五类案件、无经济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无违规违纪案件）活动规划，对“三无”活动的内容及标准作了详细的规定，并提出了奖惩办法。三是以长信联办［XX］9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信用社逐项开展自查整改，查找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并形成了书面报告，上报到县联社。
3、提高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了案件防范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精神。联社主任赵运锴同志全面传达了省、市、县关于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并根据信用社实际情况，全面部署了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二是层层签订了案件防范责任书。为了预防案件差错事故的发生，保障信用社人、财、物的安全和业务经营的稳健发展，针对全县信用社和联社各职能部门的岗位职责，起草并层层签订了案件防范责任书，将业务、财务会计、计算机和安全保卫的操作风险，以及员工的道德风险等管理内容，全部纳入了案防工作要求和责任追究的范围。由“一把手”负责，层层签订并落实，共签订案件防范责任书221份。三是按月对业务经营指标进行了风险预防分析的情况报告，将当月的基本情况、值得关注的风险问题和后期工作的注意事项，按月进行了情况报告，做到问题早发现、重大事项早知道、案防风险早掌握。四是对重点帮扶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建立了一对一的帮扶档案。
㈡组织实施，突出整改
1、以清产核资为契机，开展了突击性综合检查。县联社于7月4日至7日对全县信用社13个营业室和7个分社网点进行了突击性检查。本次检查分四组，联社班子成员分别任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突击性检查内容主要是现金库存，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抵质押品，往来资金的勾对，会出岗位的设置，印、押、证的分管，重要岗位人员的谈话情况，各项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等。并对检查存在的问题，督促各信用社迅速整改，联社检查组分别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
2、以内控制度为优先，开展了业务、财务大检查。XX年6至7月，联社对全县信用社13个营业室和7个分社的财务、信贷进行了综合性检查。信贷方面主要是检查了贷款发放的合规性、信贷基础管理、不良贷款的真实性、风险性等；财务方面主要是各岗位操作程序、会计规范化检查等。通过检查对各信用社存在问题的16名直接责任人处于罚款6100元，并在全县进行了情况通报。
3、以预防为载体，对全县计算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今年以来，联社对全县信用社13个营业网点计算机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两次检查。主要是操作风险防范的检查：微机主管和操作人员的代号密码及权限管理、电子汇兑岗位设置及授权管理、微机操作人员离岗退出注册状态等规定。在检查的过程中，对存在的问题都现场进行了整改。
4、以“勤查、严管、重罚”为原则，组织了四次安全大检查。一是对全县信用社13个营业网点和7个分社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进行了四次安全大检查。对检查的情况在全县进行了通报，针对检查存在的问题能现场进行整改的都督促整改到位，不能现场整改的提出了整改方案，并进行了复查。通过检查，信用社员工的案件防范意识得到了增强，综合防范能力得到了提高。二是对XX年度的安全工作责任制进行了严格考核兑现，并以长信联发（XX）18号文件下发了XX年安全保卫的意见；三是建立健全了安全规章制度，人人签订了安全工作责任制221份，并层层签订了联防协议、防抢防盗防火应急实施方案、岗位目标责任书；三是坚持按月学习制度，做到逢会必学，让员工的思想素质和动态进一步得到稳定提高，主要是抓了员工的《实施纲要》、《学习纲要》和《条例》、《内保条例》的学习和测试工作，落实了学习制度、节假日值班制度、重要岗位交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预警排查制度和安全检查督查制度等。
5、以稽核监察为主，认真开展了序时稽核和专项稽核。今年，对全县XX年和XX年的上半年业务经营实行了序时审计，并对XX年的决算后续稽核工作进行了专项审计，同时，对XX年综合业务考核的真实性、盘活资金、营销贷款及托管资金、增资扩股、清产核资和班子成员离任、轮岗交流人员进行了专项审计。通过稽核检查，对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且容易形成操作风险的，以处理决定书的形式下发到各信用社，并督促整改，对部分内控制度不完善的，向联社和职能部门进行了反馈，并对部分内控制度进行了完善。
6、以改革为龙头，对解聘农户联络员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一是根据省联社要求，为了避免对农户联络员办理存贷业务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安全隐患，预防经济案件的发生，对全县已聘用的164名农户联络员全部进行了撤销和解聘。二是县联社与信用社签订了解聘农户联络员工作责任书，对农户联络员签定了解聘协议书、责任保证书，对外向客户发出了公告，并向农户宣传解释签收了回执联。三是对撤销农户联络员的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信用站公章、合同、授权委托书、资格证书、一次性经济补偿、存款贷款的核对面由县联社组成专班，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和回访，并在全县进行了通报。做到查找漏洞及时，遏制案件发生。
7、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出发点，加强员工合规经营意识教育。一是通过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集中学习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对全县45岁以上的员工进行了内控制度、案件防范等方面基础知识的两期培训。通过学习培训，使员工的合规经营意识得到了提高。
8、以控案为主线，认真履行了谈话制度和轮岗交流制度。一是对任前的9名提拔干部实行了廉政谈话；二是对已任的班子成员10人出现苗头性或倾向性的问题，实行了诫勉谈话；三是对要害部位和重要岗位人员分别实行了不定期谈话；四是领导与被领导实行了交心谈心制度；五是对受到处分的人员，实行了回访谈话。六是认真落实了轮岗交流制度，凡属在本职岗位工作年限达到三年以上的人员，全部进行轮岗交流。
9、以稳定为前提，抓了社务公开工作的督查。社务公开是民主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形式，是信用社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今年，着着抓了XX年的信贷、财务及各项业务经营目标和工资考核兑现情况，通过职代会和社员大会实行了内部公开，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同时，对提出的6不准和13条禁令及县联社提出的内部职工购买的纪律规定，也在对外的社务公开网上进行了公开，并将举报电话一并发出，真正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
10、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开展了争优创新评选活动。一是人人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把案件预防和警示教育全部纳入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实行百分制考核。二是根据年初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县联社组成专班进行了两次大检查，主要检查的内容是：领导班子抓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各信用社案件防范和查处情况、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机制及内部管理情况。三是通过检查验收，评选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并在全县通报表彰，促使信用社员工自觉地遵章守纪，按规矩办事，力争把案件消灭在萌芽阶段。
㈢加强警示教育，从严责任追究。
今年以来，在检查中发现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格的追究，对全县的职工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一是对贺家坪信用社职工邓xx违规违纪发放贷款，对1名直接责任人给予留用察看一年的纪律处分，扣发工资直至贷款本息还清为止，涉及到的2名主要领导责任人分别给予主任记过纪律处分、处罚款1000元，给予了信贷主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处罚款1000元；二是对鸭子口信用社职工李xx违规违纪发放贷款，给予了记大过纪律处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并赔偿贷款损失；三是对火烧坪信用社主任林xx、信贷主管xx无视信贷纪律、违规违纪发放了跨地区大额贷款，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对上述三起案件，联社主要领导在全县信用社主任会议上进行了案例分析，找出了管理上的漏洞，并在全县信用社实行了通报批评，更进一步的明确了防范措施。
㈣改革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全县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9586万元，投资股达到31％，申请央行票据发行已获成功。主体业务存贷规模双增，存款可达5.6亿元，比年初增4400万元，贷款可达2.73亿元，比年初增4700万元，控制在规定50％比例之内，资本充足率提前达标，做到社社盈利，盈利总额预计突破500万元，县联社整体风险由c级提升到b－级。
案件专项治理今后的工作措施
㈠加强职工的思想道德教育，严防道德风险。
通过培训、会议、案例警示教育等各种形式加强对职工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真正认识到发生违规违纪行为的严重后果，要使职工自觉履行各项内控制度，以防道德风险的产生。
㈡加大内控制度检查力度，严防操作风险。
对信贷、财务、会计、安全等方面要加大检查和稽核力度，以便在检查中及时发现问题，对发现的隐患和漏洞要限期并明确责任人进行整改，并对整改的情况进行复查，严防操作风险的产生。
社会责任案例篇10
[案例]
“一票否决”下的乡镇哑巴亏
从2006年开年至今，河南漯河市警方一直在侦破一起跨地区作案的恶性案件。这个犯罪团伙1年来洗劫了10多个县区的40多个乡镇政府，非法获得赃款赃物价值约50多万元，致使10名受害人不同程度伤残。目前,漯河市公安局在周边警方的协助下，抓获犯罪团伙18人中的11人，另有7人在逃。
2006年1月13日凌晨，商丘市睢县孙聚寨乡的乡长李深水与财政所长单宏伟在乡政府值班时，发现书记办公室有犯罪嫌疑人并与之对峙。当乡里其他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赶到时，犯罪嫌疑人已用乡政府食堂的架子车，把偷盗物品从东院墙逃走。书记办公室丢失了3台电脑主机、键盘、1台打印机、1个插座、2个调制解调器和2个U盘。李深水左腿膝盖下面被打成“开放式粉碎性骨折”住进医院。
2006年初，大刘乡政府被人洗劫走2万多元现金及值班书记的手机。书记被打伤，一只手被打成骨折，脑袋缝了数针。就在当晚，这伙人又顺路来到空冢郭乡政府，盗走了电脑、电视机等物品。
然而，在侦破过程中，办案人员遇到很大阻力，很多乡镇政府在失窃后不主动报案，甚至矢口否认被盗。一个被公安确认被盗的镇政府，官员却说：“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盗抢过，过去也没有。”记者在调查时也遇到了来自乡镇政府，甚至警方的阻力。
40多家乡镇政府被盗抢却不主动报案，主要原因是他们受所谓政绩观束缚。“治安状况”的指标直接决定着乡镇长命运，乡镇负责人都是治安防范的责任牵头人，担心领导追究责任，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解读]
治安“疲软”问题的发生机制
乡镇政府具体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无力自保，更谈何保障乡民？无论是乡长被打还是乡镇遭抢不报案，公众在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在探求乡镇治安“疲软”问题的发生机制。
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乡镇基层政府面临两种角色冲突：一是控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冲突，二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角色冲突。乡镇政府最基本的两个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为农民服务，同时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但是，乡镇政府繁重的工作任务与本身体制问题，导致其把重点放在执行上级任务中。这造成基层政府为农民服务的责任意识淡薄，从而使农民失去对他们的信任，反过来又影响基层政府更好地完成工作。
乡镇基层政府之所以会面临角色冲突，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案例中乡政府对治安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回避正义的措施，为了奖杯，瞒报乡政府被盗抢的事实，为了局部的平安，采取加固装修政府大院的方式防盗。二是乡政府角色冲突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在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在“路径依赖”中寻找规避责任的方案。三是农民的监督缺位为基层政府的角色冲突带来可能性。这样，在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途径时，就会采取一些过激的对抗形式，上述案例中的犯罪团伙专门盗抢乡政府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不满情绪。
乡镇政府的行政能力。“乡长被打事件”就是乡政府发展观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表现在管理中某些环节出现问题，公众对政府行政能力提出质疑，偶尔采取消极对抗方式表达。案例中提到的犯罪团伙中除了刑满释放人员外，还有对乡政府进行报复的下岗职工。嫌疑人选择在乡镇政府和财政办、计生办作案，这可以说是对乡政府行政能力的极端挑战。一方面，乡镇政府防护措施弱，执勤人员少，“油水”多；另外，在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压力下，乡镇政府被抢后在报案与不报案的问题上普遍存在两难选择，而这种两难境地正给犯罪嫌疑人以可趁之机。
乡镇政府的政绩考核。河南省2005年8月份通过的《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规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追究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落实到地区和单位，并把它作为晋级评先指标。基层政府在上一级政府的要求以及政绩考核等条件的约束下，想尽各种办法来实现目标。案例中的河南40个乡镇为了遵循上一级政府的权威，在提供治安这类无外在物质表现形式的公共产品方面，只作简单的定量分析，而不是考虑其特定的外部正效应。
社会治安本应该是为公众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救助，促进社会稳定等等。然而，上一级政府对行政活动结果与工作人员的的评价不是以有弹性的标准来进行，乡政府行政人员只虑及头上的“乌纱帽”，于是采取欺上瞒下手段达成所谓治安先进的目标。这就导致了40个乡镇政府遭盗抢不报案的奇怪现象。
[启示]
乡镇基层政府的伦理定位
河南40个乡镇政府面临着伦理定位与政绩考评的困境。
乡镇基层政府的伦理定位就需要把伦理与行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要实现政府行政道德化问题。要真正做到政府行政道德化就必须对乡镇基层政府进行伦理定位：改革现行的乡镇管理体制，由控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路径主要在于树立对村民负责的新理念；革除乡镇基层政府的特殊利益；转变基层政府的权力单向来源问题；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监督与约束基层政府；明确角色定位，即明确责任与权力。总之，乡镇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有限功能的政府，采用群众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应该定位为服务型政府。
在这种伦理定位下的乡镇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要充分体现社会正义及社会责任。政绩考核时，必须做到把农民放在首要位置，同时，政绩考核标准应遵循可测度和可操作两项原则。
显然，判断一个乡镇基层政府存在的合理性，逻辑起点是政绩考核的阶段性重点。这就要求对乡镇基层政府进行政绩考核时，把增加农民收入，做好村镇规划作为评价指标。从而使政绩考核突出科学性与超前性，反映地方特色，体现人文内涵，既立足当前，更着眼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