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1
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研究概说
传统知识涉及面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简称《公约》或CBD)、世界知识产权(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着人民权利宣言》均对其有不同侧重的定义及关注点[10]。但基本上定义为土着和地方社区拥有的、体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革新和实践。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社区仍然存在大量传统知识,因此,目前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与少数民族及其地方社区联系在一起,可理解为以下5个范畴:(1)传统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传统技术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稍后,社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学家的介入是较为晚近的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着作是toRRY于1983年所着,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论文被共同汇集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土着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人的传统生活生计影响的深入,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逐渐被各界科学家重视,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影响及变化,主要意义在于:(1)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认知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促进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2)维持和增强传统知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提供支持,对少数民族和地方社区传统生活生计的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生计的安全性,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投资力度;(4)促进各利益群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理解和重视,探索通过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创新和实践。
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应对及适应性研究
1.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刚刚兴起,其中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的相关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针对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别对气候变化与藏族、基诺族、土家族、壮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及传统生活生计方式等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其中气候变化对藏族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创新性,该研究以云南迪庆为案例研究点,通过具体的田野案例调查和研究,阐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气象灾害对藏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挑战以及对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同时给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研究创新点在于对藏族传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传统社区为主导分析气候变化给藏族传统知识带来的影响,具体涉及传统农业、传统畜牧业和传统生活生计几个方面。相比于国内,国外就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已走在前面。传统土着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着民族地区已经开始经历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甚至潜在的气候变化对土着人类健康也造成一定风险。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书中阐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着人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及传统文化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事实,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适应指导原则。哥伦比亚大学Benjaminorlove教授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将传统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及文化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应用在研究领域,更广泛的可用在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亚气候变化与原住民的适应:原住民与气候变化”研究中指出,土着民族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着的有农业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虑使用土着民的传统知识来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传统知识及实践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应对及适应
除上述提到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外,其余关于气候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着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及适应、应对等方面,不同的土着与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不同,因此他们用来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方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国内尹仑等就藏族传统知识的适应和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实践活动。在“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阐述了藏民对气候的认识,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基于传统知识传承和发展来分析当地传统知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呈现出地方性传统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分别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传统知识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着民族传统知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策略,指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当地农民就运用传统知识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关于运用传统知识来应对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灾这样的短期极端气候灾害。可见,土着与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观察者,而且对其有特定的诠释,并积极运用相关传统知识来应对,缓解气候变化对其自身造成的影响。
除了以上学术理论研究,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组织、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分别开展了相关实践活动。2008—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太政府间合作研究网络支持中国学者,开展了“云南滇西北半农半牧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和“云南东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生计”行动项目研究,提高少数民族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增强其适应,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2011—201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国也开展了相应的实践研究,分别在内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实用方法,并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
国际公约及报告中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
近几年,相关公约及报告开始涉及并提出气候变化与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内容。
1.《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内容
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问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热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尊重和维持土着与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促进其应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ofparties?7,简称Cop?7)将传统知识问题列为大会重要议题,并授权“第8(j)条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或称“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等开展谈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召开的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关切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威胁;继续制定“传统知识行动计划”。2006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的《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Cop?8)、2008年在德国波恩的召开的《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所形成的决议,均涉及土着与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Cop?8形成的专门针对第8(j)条款的Viii/5B号决议指出,需要创新、实践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土着民族的影响,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胁。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进程中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应对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号决议也指出,鼓励当事人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处理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时,要考虑到涉及的土着人民及地方社区(iL?Cs)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生态系统安全、人体健康和传统知识等问题[29]。Cop?9形成的会议报告和会议决定(iX/13,iX/16号决定),均指出土着和地方社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活动,包括对传统知识造成的威胁。会议还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特设技术专家组(aHteG),成员包括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号决定中,强调对土着和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土着民族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决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指出需要重视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与气候变化工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将土着和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及经验纳入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2
关键词：低碳建筑；障碍；对策
在人类活动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居住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的条件既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也出现了让人担忧的变化，其中气候的变化就是让人最担忧的一种恶性变化。当前气候的变化，给人类社会正常的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威胁，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使人类避免由于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带来的严重威胁，世界各国都积极参加相关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并签署相关的承诺。目前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的到2020年实现各国的减排目标。对于我国而言，目前正在大范围的实施二氧化碳减排和降低温室效应的对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温室效应对我们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是低碳建筑概念被提出并被付诸行动的主要动力。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低碳建筑的发展在我国还存在许多障碍因素，需要我们积极采取对策予以解决，进而促进低碳建筑在我国大范围的应用并推广，为实现我国的节能减排目标，降低气候变暖对我们带来的威胁而做出一定贡献。
一、低碳建筑的涵义
低碳，顾名思义是指含碳量较低的物质。在科学界，低碳所指的是那些含碳量较低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低碳建筑则是低碳技术与建筑工艺结合之后产生的新词汇，对于低碳建筑，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的释义。当前，在我国对于低碳建筑的定义主要是认为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的内涵和目标基本一致，但是二者的切入点、侧重点和技术方向都有所不同，低碳建筑主要是为了响应节能减排，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主题。我国的低碳建筑要求在整个建筑建设和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内，制造建筑材料、设备，建筑的施工和建筑物的使用过程尽量少的使用化石原料，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思考，从建筑生命周期出发提出低碳建筑的涵义为：低碳建筑是一类要求建筑产品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充分贯彻利用清洁能源的思想，用以解决整个建筑自身的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同时，建筑内产生的废弃物也要参与到建筑的资源能源循环过程，减少能源的消耗。
二、低碳建筑发展的障碍因素
目前，低碳建筑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在我国，低碳建筑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要想大面积的推广低碳建筑，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相关从业者付出艰辛的努力。依据当前我国低碳建筑发展的状况分析，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社会参与意识问题
低碳建筑要想取得发展，必须意识先行。这需要我们建筑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对低碳建筑有一个好的认识，能够深刻理解发展低碳建筑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低碳建筑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并未在社会上进行良好的推广与普及，社会人士对低碳建筑还没有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社会公众心理对低碳建筑没有形成良好的意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并没有改变原有的高消耗高能耗的方式，阻碍了低碳建筑在我国的推广。
（二）政策与机制问题
当期，低碳建筑在我国的发展还只是刚刚步入正轨，国家在政策与机制方面，对低碳建筑还未有很好的涉及。目前，各地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油少、气少、煤多导致能源消耗过度依赖煤的多污染的局面，而对于低碳建筑的发展，政府并未制定有关政策，对一些建筑能源消耗量大的单位也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减排措施，更缺少低碳建筑的激励性政策，导致许多企业不愿主动降耗来减少碳排放，也导致低碳建筑在我国并没有能够取得足够的政策支持。国家相关政策的缺失和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低碳技术问题
建筑工程作为一项技术水平要求高的工程，在其中广泛的应用低碳理念，需要有较强的低碳技术做支撑，但是，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还未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科研技术能力水平有限，发展低碳建筑所需的低碳技术较低，使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制约。虽然发达国家早已进行了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成果，但是，他们担心再向我国提供低碳技术之后，会影响他们的技术的竞争力，因此，低碳技术一直对我国都是封锁状态。低碳技术的缺失，是阻碍我国低碳建筑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
为了促进低碳建筑在我国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积极减少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笔者结合相关调研及自身思考分析，提出如下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
（一）发展低碳建筑，须意识先行和全社会参与
发展低碳建筑，需要发挥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面的作用，提高他们的低碳认识，让他们认识到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及控制环境污染等需要每个组织和个人的自觉行动。因此，政府应加强气候变化的危害教育和发展低碳建筑的宣传力度，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发展低碳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与机制
政府应积极研究低碳建筑发展的趋势和优势，尽早制定相关政策和机制，鼓励低碳建筑的建设，从行政方式、审批环节等方面促进低碳建筑的尽快建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认识，使人们都能积极响应低碳建筑的建设，进而促进低碳建筑的建设和推广。
（三）投入资金、物力和人力进行低碳技术科研攻关
在发展低碳建筑过程中，没有有效的低碳技术，其他都属于纸上谈兵。因此，政府应起主导作用，积极的投入大量的资金、物力和人力进行低碳技术的科研攻关，对低碳建筑建设和应用过程中的核心技术要形成完整的技术链，保证低碳建筑在我国能够持续建设和发展。
总结：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积极研究低碳技术，大力推广低碳建筑的建设与应用，其意义重大。在当前低碳概念已经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我们应抓住这个机遇积极的发展低碳建筑，在我国形成良好的低碳意识，促进我国环境气候的改善，造福于民。
参考文献：
[1]柳云状.中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10.
[2]曹小琳，柳云状.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J].建筑经济，2010，03：115-117.
[3]刘翠翠.发展低碳建筑的政策完善研究[D].湖南大学，2011.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3
关键词气候公平；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德班平台；综合评估
中图分类号X24；X196；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0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1
自20世纪70年代末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并逐渐进入国际政治事务议程以来，气候公平或“碳公平”问题在国际气候制度演进过程中始终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1-2]。2012年可以称作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共区”年，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简称“共区”）等气候公平原则的广泛争议贯穿了一整年的谈判及相关会议[3]。里约+20峰会和多哈气候大会的系列成果中都重申了以气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原则，标志着各方在现阶段对此类问题的基本结论、伦理共识以及政治妥协。随着多哈会议闭幕，未来谈判重心将从“巴厘路线图”的双轨制转向“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的单轨谈判，全面启动在公约原则指导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新的谈判进程，着意于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和考虑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德班平台的开启始终伴随着有关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南北之分”是否向主要排放国和非主要排放国“大小之分”过渡的原则性争论，使得以“共区”原则为核心的既有气候公平秩序和规则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冲突和质疑不断涌现，国内也陆续出现“坚持‘共区’原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的争论。那么，该原则背后的气候公平问题实质究竟是什么，“共区”原则坚持与否为什么那么重要，“共区”原则在德班平台下如何适用以及未来是否存在面向合作而非对抗的气候公平共识等都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1气候公平的价值基础和概念框架
现代公平正义理论来源于以福利经济学为代表的发展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主要有以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为代表的功利学派（Utilitarianism）、以约翰·罗尔斯（JohnRawls）为代表的自由学派（Liberalism）和以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为代表的可行能力理论（Capabilityapproach）三种主流的观点[4-8]，其主要差别在于公平评价的定义中对效用、权利和能力三类要素的排序，根植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问题的价值思考和伦理批判。这些观点结合气候变化领域特点，进一步演化成为两大方向：一是从经济纬度将碳排放空间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进行“生态产权化”[9-11]，二是从社会纬度探讨正义伦理的主张，并从技术解决方案、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改革等视角去探讨更为宏大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12-15]。
柴麒敏等：气候公平的认知、政治和综合评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当前国际气候体制中的气候公平概念吸收了现代公平和伦理学的部分概念框架作为其价值基础，主要包括“共区”原则（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和各自能力原则（RespectiveCapabilities）、公平原则（equity）、“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equitableaccesstoSustainableDevelopment）等内容，分别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伦理尺度。这当中，“共区”原则被各方认为是最为敏感和实质的内容，其以“两大阵营”的划分方式确立各方权利义务，是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来之不易的政治、法律和道义的遗产。
从历史角度而言，众多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长达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采取了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对此，1989年联合国大会44/228号决议中就已明确提出，工业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形态是造成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长久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最主要消耗者和污染物排放者，并通过全球分工将排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尽管各国对气候变化负有共同责任，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责任的范围、时间和方式等多方面是有所差别的。
“共区”原则最初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宣言》中得以正式提出，并最终在《公约》以及后续的谈判中予以确立和体现。该原则首先来自于矫正正义（CorrectiveJustice）的主张，即“导致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历史与现实原因是生产和消费的不可持续方式，因此造成这种损害的国家必须承担控制、减少和消除全球环境损害的责任，这种责任还必须与造成的损害相关，必须与他们各自的责任相一致”；以及分配正义（DistributeJustice）的主张，即“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社会和发展需要”。
各自能力原则最初并未出现在《里约宣言》中，但在《公约》和后续的谈判中以及里约+20成果中始终与“共区”原则同时出现，以体现气候公平中责任和能力兼顾的重要性。坎昆会议之后，伴随着气候公平新概念“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出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共区”原则是综合的原则，但侧重于追溯历史，主要解决历史责任问题；各自能力原则是立足于现在的，主要针对发展阶段差别；“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主要考虑长期发展权问题，三者共同构成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公平体系。
2气候公平的观点争论和谈判选择
虽然当前国际气候制度中，“共区”等气候公平原则得以确立和反复重申，但气候伦理和公平问题仍然存在各自解读而难以形成共识，与之相关的若干项现实问题仍在被广泛讨论，包括历史责任如何认定和承担、全球目标和分配模式的公平涵义、以科学不确定性、经济成本或他国不同等参与为理由不采取行动的伦理问题、以及应遵循怎样的程序正义原则以确保决策的公平代表性等[16]。这些问题从提出伊始至今，仍然困扰着整个谈判进程，并在制造新的意见冲突。在这些意见冲突的背后，“共区”原则无疑是最为关注的焦点，被喻为气候制度的“防火墙”。关于“共区”原则的不同观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抛弃“共区”。美国主张“共区”原则是《公约》进程的最大障碍，应该予以抛弃。其主要理由在于应该维护气候制度的一致性，认为“共区”实质上鼓励非附件i国家不作为或免于约束，历史责任的认定不存在法理基础，国际法不溯及以往，不能以历史上无知的错误惩罚当代人或后代人。1992年以来2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共区”模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不会在中国等发展中排放大国免于承担减排义务的情况下参与国际减排。在这些观点上，伞形国家集团和部分中美洲国家也是赞同的。
（2）演变“共区”。欧盟和美国一样也认为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排放格局、低碳技术和成本三方面。因此，如果仍然要承认“共区”原则的适用性，那么必须修改“两大阵营”的划分，打破“防火墙”，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必须从原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剥离出来，承担必要的责任，甚至适用于与现有发达国家一致的规则。所有发达国家的逻辑是，不对新兴经济体排放实行制约，发达国家绝对减排的幅度赶不上新兴市场国家排放迅速增长的幅度，全球的减排机制仍然是无效的。
（3）坚持“共区”。目前的这部分群体存有三种思维：一是以高碳产业为主要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一定时期内无法完成转型，因此无意愿减排；二是正处于或即将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新兴经济体，排放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较为关注保障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合理排放空间；三是政治上仍处于与“北方”世界较为对立的国家，以发挥国际政治影响的出发点、从社会和生态正义角度谴责发达国家，拥护“两大阵营”的划分。这当中部分较为理性的发展中大国主张并希望其他各方能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不同，所关注的优先领域也不同。
（4）冷观“共区”。关于这类议题的矛盾冲突显然主要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并不对这部分内容存在实质利益和兴趣，抛弃和演变“共区”的方案中往往会考虑豁免或忽略这部分国家。这部分国家则有时会表现为同时指责附件i国家和“部分快速发展的非附件i国家”，认为事实上这两方共同阻碍了谈判，气候公平应该是这两方搁置争议，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对落后和脆弱国家提供实质性支持。
在新启动的德班平台上，各方对各种概念性问题已经有过几轮交锋，焦点似乎仍在以“共区”为中心的气候公平体系。至少大部分国家还是希望《公约》轨道下不至于一无进展从而走向死角，但目前任何微妙的动作都可能使得上述僵持状态出现变局，而且这种变局的节奏可能往往比事先预想的要快得多。这在“共区”问题上尤为表现突出。在当前不明朗的情势下，是否可以试想几种情景来帮助各方更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样的选择至少可以有三种，一是“维持现状”，二是“纵深防御”，三是“双向松绑”。
“维持现状”就是要尽力维护“共区”原则的本义，体现“两大阵营”的名义和实质区别。从气候伦理和谈判语境来看，“共区”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然而坚持“共区”必然面对着较为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各方的关注将会越来越集中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显示度”的数据来突出气候领域的“中国问题”、“印度问题”等，为“重新划分论”赢得舆论支持。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在今年超过整个欧元区，且最早可能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一般预测在2020年前后），届时中国将成为经济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都排名全球第一的国家。2020年中国的排放总量将有可能是受《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约束的附件B缔约方的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倍以上，以及分别是美国的2倍以上和欧盟的3倍以上，排放形势将更为严峻。这样的局面将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会对当前的国际气候格局和谈判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深防御”就是可以顺应时势适当地就“共区”原则的含义做出调整，使得区别意义更多层次化和多元化，但仍不脱离“两大阵营”的名义划分。也就是说，维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划分，但可以考虑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分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自愿承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可以称为“两大阵营、三个群体”。从而体现三个群体之间因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差异而有不同的要求，使仍需要合理排放空间的新兴经济体从法理上仍然能区别于发达国家，而且强调自愿承诺的“自决性”。同时，现在和未来预期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将是潜在的自愿承诺国家，这些国家利益取向更为一致，而不像现有“77国集团+中国”内部利益复杂和多元化。当然，用这种“动态变化”的重新划分方法也有其风险性，就是一旦对“共区”开了口子，后续的“再划分”将顺理成章，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因此产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变化的节奏将是难以预料的。这样的“南方防御战”需要体现出多重保护的“纵深安全”思想，各自能力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等这些略显“中性”的原则可能在将来成为讨论的重点。
“双向松绑”就是有节奏地互相达成妥协，不再过多强调阵营区别，最终各方都走向自主减排的灵活模式。这是个达成政治和解的路径，回归到经济发展为主兼顾环境问题或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的保守思路。各国都可以将各自国情作为理由为国际气候体制设置“底线”，保障自主意志。这样松散的合作方式可能导致未来重视区域适应强于全球减排的应对模式，也无疑将否定目前欧盟主导的现有国际气候体制。这条道路的方向目前仍然不明朗，潜在风险仍然是不可控的，很可能在“松绑”过程中出现失衡，各方命运难测。目前还未具备这样的成熟条件，对各国而言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揣摩和等待。
3气候公平的评价要素和实施方法
事实上，尽管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世界政治、经济、能源和排放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发达国家所宣扬的那么大，《公约》赖以建立和生效的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基础在性质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发达国家在履行其在《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责任方面，总体表现消极，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依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首要的战略任务。因此，应该理性解读“共区”中“区别”的含义，首先承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涵、目标、重点和难点有着较大的差异。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通过反思工业文明下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困境，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生产消费模式转型、低碳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当前过高的碳排放水平，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和义务，补偿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是要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和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发展路径，避免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新增能源消费所引起的过高的碳排放增长，逐步探索以相对较低的碳排放水平完成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统筹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从长期看应将气候公平问题在战略高度上形成与德班平台“提高减排力度”相称和平衡的概念体系，并可在未来可预见的至2015年的谈判中分阶段贯彻，允许各方在谈判中保证公平议题的“活性”，并从各方较易被接受的“软性”概念的构建、可能的操作性指标的设计和讨论，到最终落实在具体的减缓、适应和执行手段（资金、技术等）上。特别地，结合德班平台的进展，关于第一阶段“软性”概念的构建，可以考虑纳入“判断气候公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
（1）权利公平原则，是否充分保障了各缔约方基本的平等发展权利，并承认各国因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的差异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式和内容上存在区别？
（2）能力公平原则，是否切实有利于各缔约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考虑把公平获得绿色低碳发展的可行能力建设作为国际气候制度的基本导向？
（3）效用公平原则，是否有效建立了各缔约方成本共担、效益共享的提高力度的平衡机制和综合方案，并避免对各缔约方额外造成过度不利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4）程序公平原则，是否真正确保了各缔约方充分、自主、公正和平等地参与协商和进行决策，从而推动《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以及上述实体公平的最终实现？
从目前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进展来看，未来可能达成的气候条约不会建立在单一的公平原则之上，必然会融合各种主流的气候公平原则，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在不同地区、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分配。气候公平体现在气候制度建设和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中，其实质化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应该继续增加更大范围的关于公平问题的研讨，并在德班平台的设计中多层次地考虑公平问题。未来长期气候制度的走向应更面向合作而非对抗，避免走向极端，气候公平不是简单的碳预算，而应是一个综合的公平方案，应该从自然科学为逻辑起点，经过各自国家利益评判，并综合考虑伦理基础、经济理性和政治意愿等因素，构建兼具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包容性气候制度。在这当中，构建发展可行能力的包容性气候制度是根本出发点，保障基本权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价值基础，防止过度不利影响的差异化减排模式是实现途径。
4公平视角下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方法重塑
气候效率和公平是伴随国际气候体制建设的长远话题，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应该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除了设定量化的长期效率目标外，也应考虑设定量化的长期公平目标，即在考虑2℃温升目标下设定峰值时间、2020年后减排目标等内容的时候也能妥善地设定气候公平目标[17]。因此在上述定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用具有可操作性的、简明直观的量化指标来描述气候公平，从而避免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目标出现，增加长期目标的可接受性和可实现性，反过来推动《公约》最终目标的有效履行。
气候变化政治进程与科学进程交织，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以来，每次评估报告的都催生一个政治进程或成果，科学研究的结论往往对实际谈判和国际制度建设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也使得各方越来越意识到科学“软实力”在气候谈判中的重要性。目前在西方福利经济学效用主导的“功利主义”视角下，综合评估气候效率和公平核心方法学仍存在缺陷，往往过于关注结果的“总量评判”，而忽视分配和分布，比如其用全球经济总量损失来论证减排的成本，而忽略各国实际承担的经济损失和是否可行，同时其效用或福利概念过于虚化，效用或福利最大化实指往往是所谓的“消费最大化”，这在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综合评估研究团体，包括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与马里兰大学联合成立的全球变化研究所（JGCRi）的“全球气候评估模型（GCam）”组、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变化科学与政策联合项目的“全球系统综合模型（iGSm）”组、斯坦福大学和美国电力研究所（epRi）的“区域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评估模型（meRGe）”组、耶鲁大学的“区域（动态）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iCe/DiCe）”组、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的“全球环境综合评估模型（imaGe）”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替代能源供应系统和一般环境评估模型（meSSaGe）”组、剑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温室效应政策分析模型（paGe）”组、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nieS）的“亚洲综合模型（aim）”组等当中普遍存在[18]。由此导致历次评估报告中核心研究内容——全球排放情景的设计存在不足，用“研究的大多数”（证据量）、“研究结果的雷同性”（一致性）代替科学辩证，用所谓“最可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话语权）维护政治话语权，其情景研究多以“年排放量”作为单一评价维度，类似于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发展的单一评价维度，简化过多相关条件和隐含意义。因此，进行公平视角下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和方法的重塑将是未来情景研究可致力的方向之一。
4.1气候公平综合评估的模型方法
本文通过简单的示例性对比研究来说明忽视公平的气候效率情景CieS（ClimateinequitybutefficiencyScenario）与气候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情景CeeS（ClimateequityandefficiencyScenario）的区别，模型工具采用自主开发的全球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C（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forClimateChange）[19-20]，模拟的全球区域主要分为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其中附件i国家包括美国（USa）、欧盟（eU27）和其他发达国家（X-DC），非附件i国家包括中国（China）、印度（india）、巴西（Brazil）、南非（Southafrica）、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aoSiS+LDCs）、其他发展中国家（X-G77）。模型将作为稀缺生产要素的“碳”（碳排放量额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减缓、适应和影响损害成本）纳入，可以进行气候变化和应对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特定目标约束下的成本有效分析。
模型选用二级嵌套的CeS（ConstantelasticityofSubstitution）函数，以资本、劳动力和碳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一级嵌套如式（1）所示，总产出Y是增值投入Va和碳当量排放Ce组合的CeS函数，二级嵌套如式（2）所示，增值投入Va（Valueadded）是资本K和劳动力L组合的CeS函数。其中，α、β、γ为份额参数，0
模型的总收入在消费、投资和气候变化支出之间进行分配，其表达式如（3）所示。其中，Cn，t为区域n第t期的消费，in，t为区域n第t期的投资，nXn，t为区域n第t期的净出口；mn，t为区域n第t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支出，an，t为区域n第t期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支出，Dn，t为区域n第t期的气候变化影响所造成的市场损失；nCFn，t为区域n第t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对于援助国而言，nCFn，t>0，对于受援助国而言，nCFn，t
模型进一步考虑以碳公平系数为约束，其表达式如（4）所示。其中，Ceit为第t期的碳公平系数（Carbonequityindicator），oCeiae，t为第t期的基于人均累计排放ae和碳洛仑兹曲线的原始碳公平系数[21]，mCeial，t为第t期的基于人均GDp损失al和洛仑兹曲线的碳公平系数修正因子，其中各方可以通过资金援助来改变GDp损失来降低碳公平系数修正因子[22]，从而最终实现降低碳公平系数的目的。
4.2气候公平综合评估的情景分析
CieS情景假设各缔约方以当前承诺的2020年前减排力度为基础，以八国集团拉奎拉峰会提出的2050年全球排放减半、发达国家减排80%（相比于1990年）作为长期目标，只考虑实现全球温升水平控制在2℃的效率而不考虑碳公平，也不考虑附件i和非附件i国家之间的资金援助。
在该情景下，2050年全球和主要国家平均损失和分布如图1所示，这些损失是对减缓、适应和影响损害所付出成本的综合体现。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及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应对措施会对全球GDp造成-2%左右的影响，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这其中的分布，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受到的损失是GDp的4%-11%，发达国家的损失可能仅在1%左右，这是因为气候不公平造成的。为什么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意2050年全球减排50%的目标，因为那意味着发达国家以1/6-1/8的人口占1/3的未来排放空间，由此测算的2010-2050年原始碳公平系数大约为0.17-0.21，也就是说还将有20%左右的空间是分配不公平的，大概将近3000亿tCo2，这是继续扩大和制造新的不公平，而且每年挤占的排放量的增速是历史的1.7倍。如果再加上历史上的6500亿tCo2（1850年以来），那么不公平分配将近1万亿tCo2，不公平分配的排放量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1/3左右。未来我们至少应该使得碳公平朝着改善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相反。
图1CieS情景下2050年全球和主要国家GDp损失
Fig.1annualGDplossby2050inCieSscenarios
CeeS情景假设：①基于权利公平原则，承认历史上的不公平，所有缔约方努力改善气候公平，未来附件i和非附件i缔约方之间的不公平分配的Co2排放总量控制在5000亿t（碳公平系数逐年以3%左右的速度下降），即2050年相比CieS情景不公平量减半。②基于能力公平原则，承认绿色低碳发展转型需要合理的时间，因为各缔约方能力的差异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附件i国家可以较早达到较高峰值（2015年前达到人均排放峰值，此后逐年下降6%左右），同时通过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实现比发达国家更低的排放峰值，非附件i国家中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较晚达到较低人均峰值（2035年前达到人均排放峰值，此后逐年下降9%左右），最不发达国家更晚达到更低人均峰值（2045年前达到人均排放峰值，此后逐年下降13%左右）。③基于效用公平原则，承认应避免造成过度不利的经济影响（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年GDp损失小于5%），并对碳公平系数进行修正，允许附件i和非附件i缔约方之间可以通过资金转移来实现公平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模型模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除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碳公平系数及修正因子仅指的是附件i和非附件i缔约方之间，上述假设仅作为气候公平情景的一种，未来可以就该系列开发更多类似的情景。
在该情景下，2050年全球和主要国家平均损失和分布如图2所示，据综合评估模型iamC模拟，全球平均的GDp损失略微上升，其中发展中国家平均的GDp损失下降明显。发展中国家有消除贫困、实现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正当的优先需要，阶段式发展、阶段式达到峰值
符合一般规律和公平原则。权衡气候公平和效率，公平方案额外增加的成本约为当年全球GDp总量的0.1%-0.5%，2020年后每年大约为2000亿至10000亿美元（2005年不变价）。
图2CeeS情景下2050年全球和主要国家GDp损失
Fig.2annualGDpLossby2050inCeeSScenarios
5结论与讨论
《公约》中有关于公平的诸多条款，但为什么总得不到落实？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哪里？为什么较难形成共识？最流行的理由是，比如有些缔约方说，必须等所有缔约方都承诺行动我方才采取行动，这也是德班平台“适用于所有缔约方”争议的地方。当前气候制度的困境在于很多缔约方看重成本效益分析，因为无论气候变化或者应对气候变化本身都会改变现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福利格局。所以“分配”的意义跟“目标”的意义一样重要。研究公平问题的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研究饥荒的文章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结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发生都不是因为食物的缺乏，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平。这对气候变化问题也一样：未来气候灾难的发生可能不仅是因为排放空间的缺乏，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平。
发展中国家谈气候公平不是为了逃避减排责任和阻碍谈判，相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并将继续努力。纵观《公约》20年的历史，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通过采取实质行动来承担保护气候国际责任方面已经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和贡献。发展中国家谈气候公平是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缔约方不够努力，并试图转移其本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加强减排力度、弥合减排缺口的关键首先在于减少公平差距。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应仅仅是“提高减排力度”，还应“改善气候公平”，未来的长期目标也不应仅仅是减少排放量的目标，还应包括减少不公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eartS.theDiscoveryofGlobalwarming[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8.
[2]posnere，weisbachD.ClimateChangeJustice[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
[3]何建坤.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5）：15-21.[HeJiankun.GlobalGreenandLowCarbonDevelopmentandanequitableinstitutionalFramework[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12，22（5）：15-21.]
[4]millJ，SherG.Utilitarianism[m].London：HackettpubCo，2002.
[5]RawlsJ.theoryofJustice[m].Cambridge：mitpress，1999.
[6]Sena.DevelopmentasFreedom[m].London：anchor，2000.
[7]ipCCworkingGroupiii.FourthassessmentReport：mitigationofClimate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8]markandyaa.equityandDistributionalimplicationsofClimateChange[J].worldDevelopment.，2011，6（39）：1051-1060.
[9]缪旭明.人均Co2累积排放和按贡献值履行义务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8，（9）：18-23.[miaoXuming.theResearchonCumulativeCo2emissionsperCapitaandobligationsaccordingtotheContribution[J].ChinaSoftScience，1998，（9）：18-23.]
[10]陈文颖，吴宗鑫，何建坤.全球未来碳排放权“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6（45）：850-853.[Chenwenying，wuZongxin，HeJiankun.twoconvergeceapproachforFutureGlobalCarbonpermitallocation
[J].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Scienceandtechnology，2005，6（45）：850-853.]
[11]潘家华.满足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及其国际公平与可持续含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35-42.[panJiahua.CarbonBudgetforBasicneedsSatisfaction：implicationsforinternationalequityandSustainability[J].worldeconomicsandpolitics，2008，（1）：35-42.]
[12]mattooa，Subramaniana.equityinClimateChange：ananalyticalReview[J].worldDevelopment，2012，6（40）：1083-1097.
[13]anthonyGiddens.thepoliticsofClimateChange[m].London：polity，2009.
[14]KovelJ.ecosocialism，GlobalJustice，andClimateChange[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8，19（2）：4-14.
[15]ShearmanD，SmithJ.theClimateChangeChallengeandtheFailureofDemocracy[m].newYork：praeger，2007.
[16]BrownD，tuanan.whitepaperontheethicalDimensionsofClimateChange[R].Rockethicsinstitute，2006.
[17]何建坤，柴麒敏.关于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探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23）：15-25.[HeJiankun，ChaiQimin.ReviewsonGlobalLongtermGoalsofGHGemissionsReduction[J].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008，4（23）：15-25.]
[18]nordhausw.aQuestionofBalance：weighingtheoptionsonGlobalwarmingpolicies[m].YaleUniversitypress，2008.
[19]柴麒敏.全球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C）及不确定型决策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0.[ChaiQimin.GlobalChange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forChina（iamC）andSequentialDecisionmakingunderUncertainty[D].Beijing：tsinghuaUniversity，2010.]
[20]ChaiQimin，ZhangXiliang.technologiesandpoliciesforthetransitiontoaSustainableenergySysteminChina[J].energy.2010，35（10）：3995-4002.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4
指导性文件和产生指导性文件的机构，在当代的政府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为政府提供指导意见并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智库便是其中之一。政府机构用这些指导性文件去解释新出台的政策，重新解读现有政策，或对特定的优先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政府和环保产业的从业者对于指导性文件都有极大的需求。在“危机时刻”，智库对于指导性文件的从若干角度来说，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试图影响政府层面的行为。在全球环境变化这个问题上，某一政府或机构在决定要咨询哪个智库和基于某种目的时，会考虑世界观的差异。
【关键词】
环境治理；气候科学；智库；政策贡献
一、前言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公共政策之一。解决方案非常复杂，它涉及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应对危机的方式也极其棘手，因为碳排放的问题挑战着现代经济的核心（Sachs，2015）。人们曾经一度急切需要有效的指导，但反对气候科学的激进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智库，将活动政治化并延缓了气候政策的制定（mcCrightandDunlap，2010）。气候变化的延后反应增加了应对的风险（Sachs，2015）。尽管此后十年关于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在科学界达成了一致，并用了二十年时间不断举办国际对话，但全球温度还在持续上升（naSa，2015）。为了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许多地区性的因素加入到了“自下而上”的策略中，但活动受到国家政策和全球生态系统责任划分的影响，效果有限。伴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挑战，但2℃是公认的不可控的变化临界点（Len-ton，etal.2008）。国家军事和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mabey,Gallagh-erandBorn，2013），而且不可控的气候变化正在威胁着国际的和平与安全（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2007）。前沿的智库团体认为，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改革步伐滞后，但却是最有可能就气候变化使全球达成一致的（SivaramandLivingston，20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重要机会就是2015年12月在巴黎举办的气候大会。在准备阶段，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智库和气候研究机构形成了《气候变化协定》（aCt2015），首次使全球利益相关者和深入研究机构在12月的会议之前研究探讨巴黎大会的核心元素。《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已经产生了一些详细的指导文件，而这些文件放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网站上。不受约束的指导文件以及产生这些文件的机构在当代政府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Cashmoreetal.2015）。智库提供指导意见以此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政府机构用这些指导性文件去解释新出台的政策，重新解读现有政策，或对特定的优先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Doyleetal.2013）。指导文件的满足了政府（Cooper，2011）和环保产业从业者（wegneretal.2005）的强烈需求。在“危机时刻”智库对于指导性文件的被看作是一种试图影响治理领域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举动（Dean，2010）。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说，智库通过文件规范政府行为，通过制造话题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将其意见内化（Cashmoreetal.2015）。因为指导性文件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智库团体的信誉度会影响其文件的有效性。人们会比较少内化信誉度稍低的智库提供的指导。那么如何识别智库的信誉度呢？最近下降的智库的信誉度意味着，当就某一公共政策寻求指导时政府需要在许多智库中“慧眼识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做了一项智库全球同行业评审研究对他们进行分级。《全球智库指数报告》，这项被称为“智库中的智库”（mcGann，2014）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件，这些专业从业者就是为了帮助需要咨询与指导的人们如何识别信誉良好的智库。即便智库在北美和欧洲相当广泛，对智库的同行业评审排名也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对那些并没有从政府机构独立出来以及那些专注的话题容易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智库。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12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与《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的成员一起为全球主要利益相关者做咨询服务，探讨巴黎协定的核心元素。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对全球最好的150个智库进行排名，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并未上榜。这是因为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没有提供有效的指导吗？还是根据DunlapandVanLiere(1984)所讲，它关注全球性危机，而这个社会危机极大地挑战了西方主流的社会范式。也许政府机构在解读《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如何对环境智库和他们所的文件进行排名时，会将世界观也作为其考虑的因素之一。
二、世界观、气候学和政策
在一些有关环境的文献中，许多分析学者在不讨论是否由人类引发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用普遍存在的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和笛卡尔的二元论解释环境剥削的行为（Freudenburg,FrickelandGram-bling，1996）。西方的世界观影响人们如何去分类，如何根据既有的类别去理解世界，但这种具体的分类却扭曲了真实的世界，因此受“错置具体性谬误”影响的分析对公共政策做出的建议是不适应环保情况的。环保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性的也常常是跨国界的，然而政府部门要在民族国家框架的范围内解决环保问题，就要强加社会边界，从新界定社会反应和社会责任的范畴。具体的划分，例如区分全球性与国家性，国家性和地方性，政治的与经济的，或者社会的与环境的，都会影响有效的环境分析与治理。直到具体的分类被广泛质疑，“环保”的概念被扩大，根植于政治和经济思维的结果主义偏见才不会一直渲染政策建议，而这些政策并没有为解决资本主义扩张局限的社会变革做好准备。许多作者认为西方的世界观导致了环境问题，因为在资源丰富的时期产生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的知识，已经不再适应资源枯竭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政策的分析被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所影响，认为即便没有其他的生物种类人类也可以存活，治理方式夸大了政治改革的作用而弱化了生态崩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因为过度捕捞和污染加剧渔业突然崩溃，那么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政策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我们认为那些社会公认的定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做了自己观点的囚徒。为了验证范式改变的必要性，Catton和Dunlap比较了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出现在全球环境变化分析师的文章中。新环境范式和其他一些类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依赖型生态系统，不能不受到自然力量的影响。环境范式挑战了西方发展模式中关于技术进步是经济无限增长常态的假设。当气候政策的拥护者给予环境范式很大支持时，部分保守的美国智库将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的核心元素引入讨论，使人们对环保产生质疑，产生抗议行动。到2000年，几个美国保守组织强烈反对环保，认为全球环保主义对于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力量是一种威胁。美国开始退出一些国际环保条约，同时国内的反对运动也对有效的环境指导加以限制。反对运动成功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mcCright和Dunlap在2010年分析了像哈兰特研究所、竞争企业学会这样的智库是如何运用非决策去挑战气候科学的合法性并阻止美国在政策制定上有所进展的。反对环保的智库并没有直接攻击环境政策而是攻击环保行动所主张和环保政策所依赖的环境科学。通过攻击全球环境问题的科学依据，反对环保的智库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环境政策上的顽固立场（Grundmann，2007；Har-rion，2007）。
三、世界观和智库排名
为了反映排名过程如何受到不同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列出了《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中的智库，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代表了主流的社会范式。2014年的全球智库排名把他们列为全球顶级的智库，但是智库专家DianeStone也特别指出他们是“保守派研究所”，组织严谨、涉及领域广、政策重点广泛。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是环境范式的代表。2014年的排名认为它们是名列前茅的环境专业智库，但是Catton和Dunlap也同样指出专项研究使得环境智库免受西方主流世界观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的影响。哈兰特研究所（Hi）、竞争企业学会（Cei）和里森（R）代表了非决策型计数范式，因为这些智库的行为与他们的世界观一起被广泛记载（DunlapandBrul-le，2015；mcCrightandDunlap，2010）。主流社会范式的智库在2014的排名中各项指标都成绩不俗。三个智库在政策分析中均受好评，但即使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对话，三个智库也并未关注环境政策。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在2014年的环境智库排名中也十分靠前，但从对他们网站发表文章的分析来看，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他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探讨还处在一个较大的政策框架中。基于政治原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支持加州和德国主导巴黎气候大会。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Bi）基于经济原因支持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导，这就导致了对于巴黎气候大会的评论被弱化。环境范式的智库（wRi、Sei、wi）相对他们专业领域内的良好声誉，排名有些靠后。虽然他们并不是公认的全球顶级智库，但是在美国国内被广泛认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政策、研究和对外关系方面广受好评。它也是唯一在能源与资源政策中排名较高的智库，而主流社会范式智库在此领域无人上榜。作为《气候变化协定》的共同成果，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了很多关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指导性文件。为了达成可行的气候政策，他们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强调法律的多元主义,非国有协作伙伴关系和边界模糊化，以便承认相互依存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文件还将国际治理放在首位，如同大气科学展现的那样，需要根据多边准则和规范平衡各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他们建议公共政策要结合公平的原则，并根据国家间不同的生态缺陷、责任和能力制定不同的法律条文。文件还指出经济增长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考虑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低碳经济势在必行（oberthür，etal.2015）。即使最近在募资方面进入低谷，非决策型计数范式的智库（Hi、Cei、R）依然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根据2014年的排名，哈兰特研究所（Hi）在其他智库中是网络化程度最高的，并以运用社交网络知名，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竞争企业学会（Cei）和里森（R）虽然在排名上低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但在全美智库中排名却很高。竞争企业学会（Cei）同样也是顶尖的环境智库，但在排名上还是明显落后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
四、结论
《全球智库指数报告》通过排名为我们提供了信誉度的指导，但却掩盖了隐藏在智库活动背后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挑战和转换。智库指导性文件的用户当决定要咨询哪个智库以及基于什么目的时需要考虑世界观的差异。布鲁金斯研究所（Bi）作为环境智库的排名非常高，但同时也是“保守派”的一份子严重地沉浸在西方的世界观中，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政策上，很少涉及全球环境变化。环境方面的专业智库并不受此限制。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把自己放在国际领导者的位置上，与《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的成员一起引领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但他们却需要面对四面楚歌的窘境，反对活动的智库运用非决策型技巧阻碍气候变化政策取得进展。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排名上也远远落后于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甚至在一份包含150名全球最佳智库的名单上，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也没有上榜。但当涉及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分析时，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则不可小觑。当考虑到气候科学时，他们利用的范式与适应和缓解环境变化的政策十分契合。然而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所组织的反对活动对他们信誉度的排名可能有所影响。即便有这些反对活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依旧是世界上最受认可、排名最高的环境智库。环境智库的指导意见处于西方世界观的边缘，但边缘化并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理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他们网上贴出的与《气候变化协定》合作的关于巴黎气候大会的文章，在使用者看来动态的世界观对肯定他们的价值是十分有用的。
作者：SherrieSteiner单位：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
参考文献
[1]armitage,KevinC.2005.“StateofDenial:theUnitedStatesandthepoliticsofGlobalwarming.”Globalizations2:417-27.
[2]Cashmore,matthew,timRichardson,JaapRozemaandivarLyhne.2014.environmentalGovernancethroughGuidance:the‘makingUp’ofexpertpractitioners.”Geoforum62:84-95.
[3]Catton,BillandRileye.Dunlap.1978a.“paradigms,theo-ries,andtheprimacyoftheHep-nepDistinction.”theamericanSociologist13(nov.):256-69.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5
关键词：青岛园林植物；物候研究
一、物候――大自然的语言
物候现象是指自然界中的生物和非生物受环境（气候、水文、土壤等）影响而出现的以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春柳的飘逸，夏荷的袅娜，秋枫的激情，冬梅的傲岸，如诗如画，各具风韵，这都是物候现象。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察，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去捕捉气候变化的信息。“物候”一词初见于唐代文献，如唐杨炯《登秘书省阁诗序》“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可知”、《论衡？变动》“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这就是所谓“物候”。园林植物随着四季气候及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活动现象，称为植物的物候。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是很关心物候的，在他们看来，暑去寒来、鸟语花开、秋天红叶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杏花开了，就好象大自然在召唤农民赶快春耕；桃花开了，又好象在暗示农民赶快下种；春末夏初，布谷鸟开始唱歌，在农民耳里，它是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很多地方的农民历来是以物候来定季节和农时的。可以说，物候是大自然告诉我们季节变化的最直接的语言。
二、物候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物候，全球生态变化的“积分仪”
物候学一直关注自然界，特别是生物界季节性变化的现象和规律。在全球变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物候学则更加注重气候变化对这些季节性现象和规律影响的研究。全球变暖，比人类更敏感的动植物被迫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桂花一年开了2次，候鸟冬季不再南飞，不少昆虫开始“早生贵子”，某些珊瑚索性改了“食谱”……所有这些，都是生物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策略。要捕捉这些变化，有赖于动植物学家对于自然界的“望、闻、问、切”。反过来，从这一点一滴的变化中，科学家又得以探询气候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全球之变。如此过程，正是物候学的研究范畴。
形象地说，物候现象是全球生态变化的“积分仪”和环境改变的“指示器”。通过多年的物候观测研究，我们发现植物不仅忠实“记录”了环境变化的全部信息，而且比任何人造仪器都要复杂和精密。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植物将改变生活节奏，那些处于高海拔或纬度之巅的生物更将遭受灭顶之灾，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将陷入一场危机。面对不断出现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暖”，各国科学家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物候变化。因此，物候研究迫在眉睫。
（二）物候研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研纽带
园林植物物候期的观察是研究树木的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的重要手段，是多项园林科研的基础性工作。根据物候观测，掌握其发展规律，应用这些规律，对建设美丽中国，更好地确定城市园林建设发展规划，构建科学的城市绿地系统，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立体利用物种资源，确定本地园林绿化乡土树种、适生树种彰显城市魅力；确定城市绿化各项栽培与管理措施；_定更加合理的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顺应地域风土、开发设计资源；保存、发掘、延续园林科研历史，传承地方园林文化，善待自然要素，风景名胜资源；确定园林植物资源调查、园林树种之引种、育种的选择与方法，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物候科研成果的重要价值
物候研究是人类认知自然的基础。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存的大地多种多样的自然景象，其中的物种多样性是生态园林之魂。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具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的敏感性，它们已经感知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已经在调整着自己的行为，而气候本身也以各种方式在我们的星球上刻下烙印。理论上讲，全球变化引起生态因子变化，特别引起主导气候要素的变化，结果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该过程中，生态因子变化往往首先改变植物物候期的出现时间和物候期长度，进而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因此，物候与生态系统碳循环之间的关系是最近几年生态学和全球变化生物学的关注焦点。物候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分析、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研究上均得到很深入的应用，在全球生态学研究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物候学已经融入全球变化的各个研究领域。
三、青岛地区物候观测研究历程
青岛的物候观测始于建国前。建国后，物候观测主要安排在崂山县气象站进行。80年代初期也曾改在市区中山公园进行。记录结果为：青岛市区物候“春分”时节，迎春花盛开，至3月26日前后杨柳开始发芽。4月15日杏花盛开，到4月20日左右，樱花也争先开放。“谷雨”之后，刺槐发芽；“立夏”到来，紫藤开花；“小满”时节，在5月25日前后，刺槐花盛开；“芒种”蔷薇开花；“小暑”过，棉花开；“立冬”时节，草木凋零。时到“大雪”，水始结冰。90年代初期，青岛的气象部门选择了对物候变化反映敏锐的七种植物（樱花、刺槐、紫藤、桃、杏、蒲公英、法桐）进行了系统的记录。
青岛园林植物的物候研究起源于原青岛市园林科研所，王金生、牟淑英等园林前辈曾做过多种园林植物的观测记录，但因受单位改制等因素影响，没能长期的坚持，科研成果未经整理、鉴定。
青岛园林植物物候研究与生态应用课题组成立于2007年，在经过前期4年物候观测的基础上，2011年课题正式由市建委立项。课题由青岛市果树园艺总场牵头组织青岛气象台等单位进行联合攻关，实行课题负责人制。科研人员在青岛市园林植物最为集中的中山公园、植物园、关风景区、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在山东省植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崂山；在青岛地理区位最北部的莱西市，选择月湖公园；国家气象局指定的农业物候观测站――胶州市气象局物候观测种植区，建立四个基准观测站。按照统一的观测方法组成园林植物物候观测网，对物候现象同时进行观测。
课题组历经8年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批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于2015年底终于完成了全部科研任务，并顺利通过了市科技局组织的成果鉴定。
四、青岛园林植物物候研究的独特价值
青岛的地理区位及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特点决定了其物候观测研究的独特价值。众所周知，青岛因三面环海，海洋的热容量比陆地大一倍多，海水温度可直接调节青岛的气候，故冬季较内陆温暖，夏季又格外凉爽，这就形成了青岛气候的基本特点“春迟、夏凉、秋爽、冬长”。
青岛东依崂山、西有大小珠山等山脉，均对冷暖空气的流动起着屏障作用，致使方圆400里的崂山南侧与北坡气候有“十里不同天”之称。北坡如“关东”，10月初就见飘雪，冻冰早一个月；南侧赛“江南”，不仅茶园片片，竹林茂密，且有热带、亚热带植物达几十种。崂山主峰高达1133米，是我国整条海岸线上的最高峰，它能强迫暖湿空气抬升，加剧山区降水，故主峰的雨量较山下多近一倍。青岛由于受特殊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的影响，使其自然原生的园林植物在特殊环境条件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生物现象与园林观赏特性。而研究和探索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园林植物的物候演变，是我国植物物候观测研究的空白。
因此，园林植物物候研究的地区性成果是国家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数据，在植物学、生态学、景观学等许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五、课题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城市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和环境质量，是由自然规律和人类影响叠加形成的。在不同时期观测取得的地区性物候成果是一个城市生态演变的数据化体现。经专家鉴定课题组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如下：
（一）对青岛地区216种代表性的园林植物进行了连续8年的长时间序列观测
观测植物的品种、数量、周期居国内领先。通过大数据的误差分析与区间算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荟萃分析、统计模拟、方差分析等多元研究手段，总结出青岛园林植物的物候规律，最终完成《青岛园林植物物候历》的编制，建立了园林植物物候研究的“青岛数据库”。
（二）对多种珍贵及稀有园林树种的重点观测和研究
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水杉（杉科、水杉属）；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种：杜仲（杜仲科、杜仲属）、鹅掌楸（木兰科、鹅掌楸属）、榉树（榆科、榉属）、厚朴（木兰科、木兰属）、猬实（忍冬科、猬实属）、喜树（蓝果树科、喜树属）；列入《中国珍稀植物名录》的树种：金钱松（松科、金钱松属）、银杏（银杏科、银杏属）、玫瑰（蔷薇科、蔷薇属）、文冠果（无患子科、文冠果属）、琼花（忍冬科、荚o属）；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9年植物红色名录的珍贵花木紫玉兰；在青岛可以陆地越冬的稀有濒危植物：金钱松、鹅掌楸、黄檀（豆科、黄檀属）、厚叶石斑木（蔷薇科、石斑木属）、六道木（忍冬科、六道木属）、红楠，以及金丝吊蝴蝶、厚朴、棕榈、耐冬、榉树等30多种珍贵园林树种进行了重点观测研究。此次研究对保护我市稀有濒危物种资源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青岛历史上特殊的殖民y治时期，引进了很多富有特色的园林观赏植物如：日本厚朴、欧洲荚o、日本石岩杜鹃、西洋山梅花、欧洲山楂、美国红枫、北美肥皂荚等，课题组对这些稀有外来观赏树种进行了首次观测研究，填补了国内此类园林植物的物候学研究空白。
（三）课题组在继承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原始创新
经科技查新认证：在植物物候学研究方面首先提出了“芽始长度”的概念，形成了花期预报“花芽开放物候期推演法”的理论体系。
（四）利用5度以上有效积温和多因子线性加权模型解决难题
运用5度以上有效积温和多因子线性加权模型，解决了对日本早樱（染井吉野prunusxyedoensis）进行花期预报的难题。在成果应用阶段，利用“花芽开放物候期推演法”和“物候期不同气象因子甄别法”两种花期预报方法，成功为2014青岛世园会进行了花期预报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6
关键词：生态移民；环境难民；环境变化；迁移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生态移民是因环境破坏或为保护环境而发生的移民，国外一般称为环境难民/移民（environmentalrefugee/environmentalmigrant）、生态/气候难民（eco-refugee/climaterefugee）、环境迁移人（environmentallydisplacedpersons，简称eDp）等。国外学者于上世纪初就开始研究生态环境对移民的影响，在随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有关于生态移民/难民的定义与分类、生态移民/难民的起因与驱动力、生态移民/难民数量的预测与分析、环境与移民之间的关联等的研究。我国的生态移民起源于影响到生态环境的项目工程移民，而因环境逐步退化引起的移民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在维护国家（区域）生态安全、社会和谐和城乡协调背景下由中央与地方政府推动出现的，因而研究生态移民的相关议题较国外。伴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影响程度的逐渐加深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生态移民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化。
1生态移民的定义
生态移民在国外最早被称作环境难民，由世界观察研究院（worldwatchinstitute）的LesterBrown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慢慢流行起来，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联合国环境署（Unep）的研究员essamel-Hinnawi于1985年首次对环境难民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由于显著的环境崩溃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生存受到威胁，从而不得不选择迁移的人（这种迁移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久的）”。el-Hinnawi指出，定义中的“环境崩溃”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发生的任何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变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是由某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例如飓风、龙卷风、沙尘暴等；也可以表现为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比如土地干旱、荒漠化、盐水入侵等。尽管通过el-Hinnawi的定义并不能完全区分各种环境难民之间的差异，但是他关于环境难民的定义却是被专家学者们引用最多的。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学家normanmyers在总结了几十年对于环境变化与人口迁移研究的经验基础上，将环境难民总结为：“由于干旱、土壤侵蚀、荒漠化、过度砍伐森林等环境问题，结合人口压力、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从而致使其生计问题不能得到保障的人”。而FrankBiermann等人则将气候难民（climaterefugee）定义为因为海平面上升、严重的气候事件、干旱或者水资源匮乏等气候变化，致使当地居民被迫离开原居地从而产生的难民。
但是，环境/气候难民的概念自提出开始，就一直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难民这个身份是否可以得到国际政府的承认。难民与移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差别在于：难民可以得到国际政府的收留与救助，而移民则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支持这一概念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定义环境/气候难民，以期增加“难民”的定义范围，从而为由于环境变化造成迁移的人们寻求更多的人道主义帮助与保护。支持者们认为，随着环境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程度的逐渐增大，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众多迁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Diamond通过对全球数十个社会变迁案例的研究分析，发现环境变化是影响这些变迁的一个共同因素，其中又以气候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最大。同时支持者们还提出，只有对环境/气候难民有了明确地的定义，才能保证决策者以及政府部门更好地针对环境/气候难民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减轻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使那些由于环境因素而不得不迁移的人们得到更充分的救助。
反对使用环境/气候难民概念的学者主要来自于非自愿移民研究以及难民研究领域，他们认为使用环境难民这一概念是不恰当的，主要理由包括：（1）从国际上关“难民”的定义上来说，难民应当是指自身的财产、生活以及生命不能得到本国政府的保障，从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寻求其他国家的庇护。而由于环境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一般都是在本国范围内，从而由此产生的迁移人口不能被称作难民；（2）从对难民的分类角度上来说，难民一般都是以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这三大类因素来区分，而环境应当归属于经济这一大类，因此使用环境难民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混淆了难民的分类；（3）从迁移这个行为过程来说，人口的迁移应当是各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环境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驱动因素，使用环境难民这一定义无疑是将迁移这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简单化了；同时anthonyoliver-Smith认为，使用环境难民一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使人们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导致迁移的原因，而其实这一系列的环境变化归根究底都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4）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各国政府更希望难民的范围尽可能的狭小，从而减轻他们在财力上的负担。
因此，为了避免“难民”，这一提法所带来的争议，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2007年提出了环境迁移人（environmentallydisplacedperson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由于不利的环境、生态和气候变化，导致人们的生命、生活以及自身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从而被迫离开原来生存地的人。联合国难民署指出，为了避免与其他难民类型之间产生混淆，在定义时明确指出这种移民的最终迁移地仍在本国范围之内，不会迁移到其他国家，同时导致这种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不涉及迫害、武装冲突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
在联合国大学环境暨人类安全中心（UnU-eHS）一份研究报告中，又提出并定义了强制性环境移民（forcedenvironmentalmigrant）这一概念，将其描述为由于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而不得不离开原来居住地的人。该定义着重突出了由于环境原因而进行迁移的非自愿性，从而反映出环境变化在迁移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除了上述几种关于生态移民的提法与定义之外，还有包括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migrant）、生态难民（ecologicalrefugee）、气候移民（climatechange-inducedmigration）、灾害难民（disasterrefugee）等诸多说法。虽说由于环境难民的争议不断，导致环境难民的定义至今未能有统一的说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学者们对于环境难民的研究热情。
2生态移民的分类
在el-Hinnawi于1985年发表的报告中，他从迁移的起因角度将生态移民划分为三大类：（1）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比如龙卷风、飓风以及沙尘暴等所造成的迁移。其特点在于这种迁移的规模一般都相对较小，且都表现为暂时性的迁移，即当原居住地的环境条件恢复以后，移民还可以返迁回来居住；（2）由于环境的崩溃而造成的迁移。环境崩溃的原因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且由于原居住地的环境条件很难恢复，这种迁移一般都是永久性迁移，即移民只能异地居住，而不可能返迁；（3）由于生态环境的持续缓慢退化所造成的迁移。这种退化可以表现为土地干旱、荒漠化、耕地退化等，且环境退化一般较难缓解与恢复，所以由此产生的迁移大多表现为永久性迁移。
DianeC.Bates在el-Hinnawi的分类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系列分类标准，包括：发生迁移的原因（自然或者人为）、环境变化的持续性（急性或者缓慢）、迁徙的发生是否在计划内，将生态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1）由于灾害产生的移民。这种灾害具有突发性，且持续时间较短，因而由此产生的移民并不在人类的预期计划之内，同时发生的迁移一般都是暂时性的，移民有返回原住地的可能。灾害的起因可以是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因素，也可以表现为核泄漏等人为技术原因；（2）由于国家政府蓄意改变当地环境条件而产生的移民。这类移民的产生原因有两种，一是以经济开发为目的，例如政府要在某地修建水库，强制当地居民进行迁移从而产生的移民；二是战争时期，国家政府为夺得战争的胜利，从而破坏敌国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移民。这种环境变化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且由于原居住地的生态环境遭到永久性改变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移民一般没有返迁的可能；（3）由于环境退化产生的移民。环境的退化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例如工业废弃物的排放）与资源匮乏（例如土壤肥力的降低）。环境退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此产生的迁移最初表现为个体的迁移，而这些迁移的个体多为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迁移的目的是为可追求环境更好的居住地，从而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迁移的规模也逐渐变大。因此相对于前两种类型的移民，由环境退化产生的移民在迁移时选择的空间更大，他们往往可以决定何时迁移，迁移到何地以及怎样迁移。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根据移民的意愿，将环境难民分为非自愿移民与自愿移民两类。非自愿移民主要指由于环境压力，从而不得不离开原来居住地的人。环境因素在迁移过程中主要起到推力的作用，即原居住地的恶劣环境（例如耕地退化，气候恶劣等）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生存，迫使人们进行迁移。而自愿移民则是指为了追寻更高质量的生活，从而选择迁移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居住的人。环境因素在迁移过程中主要起到拉力的作用，即迁移地的良好环境（例如更高质量的耕地、更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更舒适的气候等）诱使人们进行迁移，迁移的目的是寻求经济水平的提高，且迁移的规模较小，一般局限于个体与家庭层面上。
3生态移民的产生原因
生态移民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驱动因子总是相互交织着出现在每一个由生态环境变化导致的迁移行为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但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类：
（1）由于某些突发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环境变化是生态移民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自然灾害包括飓风、海啸、洪水、龙卷风、地震等，会迅速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它们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剧变，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有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到2000年这20年问，全球有1.4亿人在3559起自然灾害中失去家园而被迫迁移，其中超过97%的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突发灾难性自然灾害，如2004年亚洲发生的海啸、2005年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发生的飓风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等，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同时也让数以百万的人不得不进行迁移。1995年蒙特塞拉特岛上的苏佛里耶火山爆发，致使该岛7000个居民被迫迁移；莫桑比克于2000年爆发的一场洪水，直接导致该国中部以及南部近一百万人暂时性迁移。
不过，自然灾害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掺有人为成分，最好的例子就是波多黎各发生的大规模洪水事件。tortugo城修筑在一条河流岸边，由于城市的无计划扩张，致使河道发生偏移，再加上城市垃圾堵塞河道，最终导致雨季发生洪水，淹没整个城市，城市居民不得不进行迁移。在这个案例中，洪水的发生是由于降雨量的增加，但同时也是因为人们的不合理发展。
（2）由于人为因素（特别是未被预料到的人为因素）而造成的环境变化也是导致迁移的主要原因。它既包括某些由于人为技术事故造成的突发性灾难事件，诸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三里岛核电站发生的化学物质泄漏意外，也包含一些比较长期的环境退化过程，例如土地的荒漠化（沙漠化），这种荒漠化过程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由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土地退化。于1994年召开的一场题名“荒漠化与迁移（Desertificationandmigration）”的联合国座谈会上，有关学者明确指出全世界的移民数量以每年3百万人的速度持续增长，而土地荒漠化是造成这一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并且预计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处于由于土地荒漠化所造成的迁移威胁中。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生态学专家normanmyers的推测都表明，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未来将会有0.5-1.5亿人由于海平面的上升而被迫迁移。除此以外，农业耕地的退化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等，都是造成移民发生的因素之一。
（3）军事行动以及政治动荡等也会造成迁移，主要表现为把对环境的破坏作为达成战争以及种族灭绝政策的一种手段。例如伊拉克政府自1991年起有计划地对本国南部的沼泽地进行破坏，从而导致35万的沼地阿拉伯人被迫离开居住地逃往伊朗。而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对占有的越南土地实施森林砍伐政策，利用脱叶剂和灭草剂等破坏耕地与森林资源，严重损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越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附近城市。
（4）经济或发展规划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环境变化从而发生迁移。例如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水库建设，会导致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从而产生水库移民。有学者在2000年时估计中国三峡大坝的修建直接导致了85万人离开故土，并且预测2009年移民数量为130万人。但中国政府对因修筑水库产生的合法移民都给予了一定的补偿与救助。又如修筑公路、铁路，兴建自然保护区以及圈定矿区等，都会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居民发生迁移。
在以上这些驱动因子单一、组合或共同作用下，将改变人类生产与生活环境，从而最终导致生态移民的发生。需要特别说明是的，自然灾害诱致的环境变化是移民的直接原因，而一些缓慢的环境变化过程则往往通过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间接迫使人们进行迁移。
缓慢的环境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以及资源匮乏等，会影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诱使当地居民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以提高经济水平为目的而选择迁移。Kees以问卷、访谈的形式对加纳北部的移民进行调查，发现移民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肥沃的土地资源、农作物产量过低等，经济问题是诱使他们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后他又使用遥感资料，分析了降水量、nDVi值、森林覆盖率与移民数量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资源与移民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案例中，移民迁移的关键原因在于土地肥力的逐渐降低，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不能满足当地人的经济需求，甚至出现食物危机，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选择迁移到土地更为肥沃、工作机会更多的地方生活。而土地肥力的降低，却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导致环境退化造成的。因而环境因素可以以经济作为桥梁，间接对人类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缓慢环境变化过程，也会对各国的农业发展产生影响，并导致生态移民的发生。政府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全球的适耕面积将会减少，同时农作物的适耕期也会缩短，从而导致农业产量的降低，必然造成大量的难民与移民的出现。有研究表明，处于气候温暖干燥的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农民普遍反映，由于气候变化（温度，降雨量等），他们已经开始缩短农务期。专家预测，到2020年非洲一些靠天吃饭的贫困国家，农业产量将降低近50%；而中亚以及南亚地区的农业产量也会于2050年降低30%。可见，如不进行国际合作与政府问积极行动，21世纪亚非国家的生态移民数量与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对沿海的渔业经济与居民身体健康也会产生灾难性影响，间接影响到生态移民。arnell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大量减少海洋生物产量，对沿海渔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从而导致沿海大规模移民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沿海温度每提高4度，每年将会导致1.7亿的沿海居民遭受洪水的侵害，6000万非洲人感染疟疾。
4生态移民的预测
尽管由于移民行为具有多因性、复杂性等特点，并且生态移民的定义一直未能得到各方学者的公认，从而导致人们很难对移民的数量、持续时间以及移民去向等做出准确预测。但由于生态移民的预测对深化移民行为研究、评估生态移民的影响以及辅助政府决策等方面至关重要，因而一直受到相关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全球生态移民数量的预测成了联合国等国际人权、环保组织关注的重点。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预测，于2001年全世界环境难民的数量将会第一次超过由战争导致的难民数量；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2002年估测，截止2002年，全球由于洪水、饥荒以及其他环境问题而导致的难民数量约有2400万人；nicholls于2004年预测，在2080年以前全世界将会有5000万2亿人由于气候变化而选择迁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05年的报告指出，至2060年仅非洲地区就将会产生5000万的环境难民；Stern与世界之友（Friendsoftheearth）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做出的预测都表明，至2050年全世界将会有2亿人由于环境问题而不得不迁移，而其中有100万人将来源于小型岛屿国家。
尽管上述预测并不是通过严格的数学模型得出的，预测的方法与假设前提都有待商榷，但是这些结果却能对人们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让更多的人关注与重视环境及其由此产生的迁移行为。Camillo等学者认为相较于对全球的移民/难民数量进行估计与预测，研究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的潜在迁移人群及其相应的政策干预程度更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他提出，我们应当首先辨别和标注出那些可能因为环境变化而发生迁移的热点区域，监测这些热点区域移民的变化情况，追踪与预测区域的移民趋势；然后根据监测与分析的结果，调整该区域的相关发展政策，以适应环境的需求，最大程度保证区域的恢复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最后绘制潜在移民图，以保证更加准确地预测环境难民的数量，并缓解由迁移带来的危机。毫无疑问，Camillo等人的观点为生态移民的预测指引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移民分类研究的发展。因为要对潜在移民进行预测与干预，就要求我们对生态移民的类型进行更细致入微的分类，从而致使一批学者又投入了对生态移民分类的相关研究。如Renaud就从类型学的角度再一次对生态移民进行了定义与分类。与此同时，关于生态移民预测研究的重点也从移民数量预测向潜在移民区域预测转变，从生态移民的产生原因分析向生态移民全程跟踪监控转变，从生态移民发生后的应急与处理向生态移民发生前的干预与防治转变。
5总结与评论
尽管国外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相关概念仍存在争议，但是大量学者在实证研究中不断完善有关于生态移民的理论体系，深化生态移民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未来，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仍存在广阔空间：
（1）扩大生态移民的研究区域。现有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地域偏重，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如加纳、孟加拉共和国等），几乎很少涉及其他区域；
（2）转移生态移民的预测重点。目前关于生态移民的预测大多集中于对移民/难民数量的预测与评估。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将重心放在对潜在生态移民的空间分布与迁移趋势的预测上，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修改提供科学依据；
（3）加深关于生态移民影响效益的评估研究。国外关于生态移民生产生活效益的评估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水库移民等以经济建设为目的移民评估研究，很少有关于环境退化诱使移民的评估以及牧区生态移民安置效益的评估；
（4）探索更严谨、更综合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生态移民。建立严谨的数学模型来预测生态移民的数量与空间分布，将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结合起来研究生态移民的产生原因与迁移的驱动力，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对生态移民的影响效益进行评估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7
关键词地球工程；光辐管理；国家安全；国际治理；减缓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5-0022-05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步维艰，常规减排技术成本高、降幅低、速度慢。这样，在更大更广的地理尺度采用工程技术方法，或去碳，或降温，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团体试图探索的可能途径。近年来，随着更为大胆的人为干预太空减少抵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的“光辐管理(solarradiationmanagement,SRm)”技术的提出，国际社会对“地球工程”的走向和可能影响产生巨大争论，或鼓舞，或恐惧，甚至超出了气候变化问题本身。何谓地球工程？有何特点？潜在影响何在？需要何种国际治理构架？需要有一些伦理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思考和应对。
1地球工程的界定
一般说来，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也就是说，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节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利用、地热利用、工业生产过程等均不在地球工程之列。
地球工程可以大略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第二类是碳捕获与埋存(CCS)技术，第三类是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SRm)。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固定，形成生物量(biomass)，储存于各种绿色植物和土壤。由于土地利用和林业、草场、湿地可以在较大的地球空间尺度展开，生物固碳数额巨大，因而，在广义理解上，土地利用改变也可以算为地球工程手段。200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就土地利用与林业撰写了特别报告，就造林、再造林等大规模生物固碳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描述。
①2010年3月，英国政府研究理事会批准了SpiCe（StratospericparticleinjectionforClimateengineering，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气候工程）。这一工程包括三项内容：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研究和野外试验（热气球吊伸1公里管道向大气层注入气溶胶）(Rayeretal,2010)。碳的捕获与埋存及技术是1990年代和本世界早些时比较受到关注的地球工程技术，主要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终端将Co2加以捕获然后埋存到地质构造或深海，从而减少大气中Co2存量而达到控制大气Co2浓度的目的。这一技术在ipCC［2］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做了减缓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综合评估，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手段，随后ipCC［3］又专题立项，经过数百名科学家近三年的综合评估，于2005年完成《碳捕获与埋存特别报告》，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尚在概念中的各种捕获和埋存手段，例如在海面上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促进海洋吸收大气中的Co2；人工设计一套体系，有如树木一样，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吸收、富集，然后加以埋存。
前两类地球工程作用的目的在于减少Co2。而减少Co2的目的在于控制地球表面增温。由于地球温度的热源是太阳辐射，如果控制辐射到地面的太阳光束，地表温度当然也就得到调整。早在1999年，ipCC［4］第一和第三工作组就航空器尾气的科学和减缓含义联合进行了评估，但并非作为一种减排的工程手段进行推荐。2000年，ipCC［5］第三工作组完成的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就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的降温效应进行了讨论。但这些都不是人工有目的、主动的工程技术，从而没有深化探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近年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太阳辐射人工管理的地球工程技术手段，大致有三种：①派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通过物理阻隔，减少抵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②通过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在高空放置太阳反射装置，使反射装置范围内的太阳光辐射不能抵达地面；③利用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将管道延伸到10km或更高的大气层中①，将气溶胶通过管道送入大气，从而减少抵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2不同地球工程技术手段的特点
上述三大类地球工程手段，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减缓全球地表增温的幅度或速率。但是，各种手段的作用机理、空间尺度、减缓效率、共生效益、减缓成本、技术成熟程度、科学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绿色植物固碳作用于碳，减少大气中的气态碳含量。其空间尺度相对有限，减缓效率相对较低，而且毁林还可能释放到大气成为碳源。植物固碳有着巨大的共生效益，包括生物产品、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水源涵养等。减缓成本并不是太高，技术也相对成熟，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涉及国家安全，但最大的障碍是宜林地表空间有限，受水资源、粮食安全、居住用地等制约。
碳捕获与埋存技术(CCS)与生物固碳技术一样，移除大气中的Co2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大气中的碳。典型的CCS技术只是在Co2排放末端捕获，去除率可以很高，技术也相对成熟，没有国家安全含义，即不会对其他国家或本国构成潜在的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减排而减排，没有任何共生或协同效益。正因为这样，有人提出碳捕获、利用与埋存，试图将捕获的碳至少部分加以利用。但是，由于Co2的捕获量巨大，缺乏工业回收利用的技术，利用至多只是象征性的。不仅如此，这一技术成本高企，有着财务和能源双重成本［3］。如果是煤电厂采用CCS技术，发电财务成本要增加高至1/3，能源消耗要额外增加20%-50%，随之，排放也必然相应增加。对于能源缺乏的国家，大规模额外消耗能源来实施碳捕获与埋存，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如果埋存的地点在原油采空地，注入Co2可以驱赶残余原油，获取原油增量，从而补偿财务和能源成本。此外，埋存地点的地质结构要求高，Co2溢出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本世纪初以来，中、美、欧等国企业或政府投资开展了一些试点，但少有进一步大规模推广的安排。人工设计从大气中吸收Co2的装置技术和向大海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目前尚停留在概念阶段，技术尚不成熟。
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则不然，其作用对象是人工干预地球热源，直接调节温度。相对来说，太空太阳反射装置面积不可能太大，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反射光辐数量也不可能太大。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也不会特别好。从地面输送气溶胶技术，尽管发生地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区，但气溶胶在太空扩散，影响区域巨大，科学不确定性大，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气候安全，可能有着巨大影响。由于尚没有进入试验阶段，成本和效率数据只能通过计算机模拟获取，信息比较有限。对机播撒，技术比较简单，相对常规减排，成本十分低廉，计算机模拟的降温效率可能十分显著。20亿美元的投入，就有可能使地表温度下降1°C左右。一个小的国家，甚至一个企业，就有可能购买或租用飞机进行作业。由于平流层的气溶胶的影响是全球尺度，对全世界均有可能影响，长远的可能影响，短期在科学上不可能明确。
3地球工程技术的潜在影响
对于生物技术手段，国际社会有着明确的共识，就是①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对于土地利用、避免毁林和在造林等方面的内容，在《马拉卡什协议》（2001）、《坎昆协议》（2010）等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见unfccc.int。
②GovernanceissuesforGeoengineering.CentreforinternationalGovernanceinnovation.waterloo,Feb.,2010。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应用，而且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物固碳技术发展①。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话，也应该是积极的：森林对其他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除了财务、能源成本和减排效率的不确定性外，其减排的目标性十分明确，对全球减缓Co2的贡献明确，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国家安全影响。
对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成本可能很低，效率可能很高，范围十分巨大，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技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小岛国由于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如果全球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光辐管理就有可能成为其行动工具：对其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对于以煤炭或其他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国家，排放量巨大，减排成本高昂，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巨大的低成本诱惑，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减排技术选择。对于当前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光辐管理产生的影响，有可能改善其局部的气候条件。例如沙漠或戈壁地区，全球气候格局因光辐管理而改变，不可能变得更坏，有可能变得更好。从这一角度，也会有人从改变地球气候空间格局的目的出发，而支持这一活动。
从上面分析看，光辐管理对不同国家，安全含义是不同的。一方面，长远的安全影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自己的气候安全可能受到这一技术应用的影响。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伦理上，这一技术是否可取？法律上，谁有权可以这样做？
从伦理上看，一是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气候是全人类共享资源，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不是当代人的，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依赖地球以生存繁衍。气候也不仅仅是人类一种生物的，地球上生物多样，人类只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人工干预气候，有可能于人类有益，于当代人有益，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视其他生物种类的权益。因而，我们无非是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我们无权干预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而不应该去刻意改造自然、主宰自然。第二，如果人类社会和地球生物的生存繁衍受到威胁，例如另一天体可能撞击地球而引发毁灭灾难，人类如果有能力有把握进行自救式干预，我们非常肯定干预的目的与可能、手段与效果，尽管其他生物种类不能发言，子孙后代不具发言权，我们的行动，从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地球、为了地球生物、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伦理学基础。从这一视角上讲，对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的科学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对于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法律依据何在？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着自我伦理基础，国内法律依据不会成为任何障碍。一家跨国公司，拿出几十亿美元，可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也可从减排成本的考虑，而采取行动，派遣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但是，这些在自我伦理和利益上的行动，对于他人可能形成威胁或福利损失，甚至对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产生安全含义或威胁，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反制措施，其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含义，就可能成为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的导火索。
天气具有重要的军事含义。气候有否可能成为一种军事手段，威胁他人或被威胁？人工影响天气例如人工降雨、防冰雹，如果得当，有着积极的经济及社会效果。但是，飞越一个地区的雨云，途中被一个地区人工手段截留，对于该雨云可能飘至降落的急需降雨的地区，是否是一种剥夺？这种技术是否会被加以延伸，用以军事目的，从而构成国家安全影响？有些国家风调雨顺，而另一些国家干旱贫瘠。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名义，干预太阳辐射，可能改变地球气候格局，干旱贫瘠者可能受益，而风调雨顺者可能风光不再。国际争端是否会因此而产生？
因而我们说，大规模的太阳光辐管理目前不宜实施，需要开展科学研究。但就是科学研究与实验，也存在一个国际治理问题：谁来决定、在何时、何地、何种规模上做？
4国际治理构架
自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提出以来，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就成为一个超越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和人类安全问题。2010年2月，加拿大国际治理著名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研讨会②，就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问题展开国际交流与研讨。2011年6月，ipCC第三工作组在秘鲁利马举办“地球工程专家研讨会”，为第五次评估报告准备素材。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就地球工程的科学、伦理、安全和国际治理问题展开了研究。英国政府甚至拨款资助太阳光辐管理的实验研究。2012年元月，国际治理中心再度邀请世界主要国家的部分学者聚集渥太华GeoengineeringourClimate:Science,ethicsandGovernance.January18-20,2012,ottawa,Canada。，交流研究进展，决定将现有成果汇集成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在6章专设一节，综合评估地球工程的相关文献和结论。
就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来看，ipCC已经有系统评估，得出了相应结论。有关政策建议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应该说，现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构架就已经能够涵盖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相关的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真正需要探讨国际治理构架的，主要涉及太阳光辐管理问题（SRm）。
对于SRm，我们有四种可能选择［6］。一是简单的禁止。由于SRm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禁止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气候风险更大呢？第二种选择就是作为一种有效的气候政策。我们没法低成本减排满足两度温升目标，为什么不尝试呢？问题在于：如果SRm效果与预期或气候模式结果不一致呢？第三种选择就是近期优先使用SRm，防止温升风险，同时大力减排，减低成本，未来停止使用SRm。这一选择的问题在于：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如何与温室气体减排衔接？第四种选择就是：只是作为一种备选方案，加以研究，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这一选择。
如果说小国或私人公司可能受到大国威慑而不至于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大国如果出于自身考虑，单独采取行动，又如何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最好的选择是“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这一“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是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技术加以约束的最好选择［7］。2009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几位学者［8-9］提出地球工程国际治理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最初于2009年提交给英国议会科技委员会，得到议会报告认可，随后被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称之为“牛津原则”。weallwanttoChangetheworld.theeconomist,2010，april:3-9。，包括：①作为公共物品加以管制；②公众参与决策；③公布地球工程研究公开发表研究结果；④对影响开展独立评估；⑤先有治理构架然后付诸实施。这五项原则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国际治理构架问题。
5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地球工程的界定可以比较宽泛，也可以比较狭义。真正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具有大空间尺度、科学不确定性、直接调节太阳辐射而控制温度、技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具有国家安全和人类地球安全含义的太阳光辐管理技术。
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国家政治实体，还是企业或非政府机构，面临这一带有“异想天开”色彩的技术的实际应用，短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开展研究显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参考文献(References)
［1］ipCC.SpecialReporton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2］ipCC.ClimateChange2001:mitigation.workingGroupiiiContributionto3rdassessmentReport［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3］ipCC.SpecialReportonCarbonCaptureandStorag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4］ipCC.SpecialReportonaviation［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5］ipCC.SpecialReportonemissionsScenarios［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6］BarrettS.GeoengineeringsGovernance［R］.preparedfortheU.S.HouseofRepresentativesCommitteeonScienceandtechnologyHearingon“Geoengineeringiii:DomesticandinternationalResearchGovernance”,18march2010.
［7］BarrettS.whyCooperate?:theincentivetoSupplyGlobalpublicGoods［R］.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8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死亡率；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20-06
一、引言
过去的100年，地球经历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本世纪气候将继续变暖，且速度超过过去一万年中的任何时期。中国是气候变暖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近百年来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气候变化通过气温、水文和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如热浪或极寒等极端气候事件、大气中有害气体的含量增加等，气候变化使得病菌、寄生虫及敏感源更为活跃，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颗粒物浓度增加，使人群免疫力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的痢疾患者和疟疾患者中，分别有4%和2%的人的发病原因是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人，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到2030年，每年将有30万人死于气候变化。但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还一无所知，只有加强气候变化影响人体健康的研究，才能采取适当措施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比2000年提高了2.75岁；女性为77.37岁，比2000年提高了4.04岁，但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显著的区域差异，过去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也有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气候。本文对研究我国复杂区域气候如何影响人口健康提出了新的估计方法，即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考察，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分段函数方法得到气候变化的变量，研究各区域气候变化与人口死亡率的关系，由于数据全面，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本项实证研究对于准确评价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与人口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整合评估模型（iam），它整合了经济、人口、社会、技术、海洋、陆地、能源与大气等因素，通过评估影响气候变化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不同因素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和范围。该方法能够研究人口因素，如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变动、城市化等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iam模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变量，甚至有上百个参数需要估计，如果要研究气候变化与人口的关系就需要将其他因素设定为常量，这将严重影响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其他研究方法还有克林克伯格（Klinenberg）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的人口死亡率和气温变化，研究发现极低温度和极高温度都与人口死亡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戴斯库尼斯（Deschnes）等人利用回归方法研究了美国气温变化与居民人口死亡率的关系，认为气温对于人口死亡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在15～20℃时，人口死亡率是最低的，随着温度降低或升高，人口死亡率都会增加。王丽荣等人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整理了广州市、上海市10个冬季和夏季的逐日死亡数据和气象资料，发现在最高温度达34℃的高温天气死亡率明显增加，冬季死亡率随最低温度的下降而略有增加。方博等人利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2003～2007年上海市低温寒流季节超额死亡率，发现气温骤降和天气急剧变化影响居民生命健康，导致居民死亡率的增加。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气候变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气温和降雨量是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指标，对其他气候条件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气候变化的众多指标中，气温和降雨量指标也是对人口死亡率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指标。所以本文在讨论气候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时，使用的是气温变化和降雨量变化这两个指标。
1.回归方程
人口死亡率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DRct是第c个省第t年的人口死亡率；εct是随机误差项；Rainctj和tempctj用来描述每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的情况。Rain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不同降雨量的天数，将24小时的降雨量每5毫米分成1个区间，超过50毫米的归为1个区间，共11个解释变量；tempctj是第c个省第t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天数，将日平均气温每5℃分为1个区间，低于-5℃的归为1个区间，高于30℃的归为1个区间，共9个解释变量。γst是固定效应指标，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设计降雨量每5毫米为1个区间和气温每5℃为1个区间是为了能够更精确地确定降雨量和气温变化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假定人口死亡率回归方程能够得到θj和δj向量的无偏估计向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之间的差异水平，而且由于气象数据的波动是随机的，所以待估参数与人口死亡率是正交的，θj和δj向量通过各省之间降雨量和气温波动数据是能够被识别的。
2.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降雨量和气温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应用服务室共享服务办公室，由于各省内都有大量的气候数据采集地点，如北京有3个采集点，新疆有68个采集点，如果把各省采集点的数据取平均值，计算量繁复，也需要确定各采集点的权重问题，所以本研究统一采用省会的数据代表各省的平均降雨量和气温，由此产生的测量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具体的数据采集点如下（括号内是气象站编号）：北京（54511）、天津（54527）、石家庄（53698）、太原（53772）、呼和浩特（53463）、沈阳（54342）、长春（54161）、哈尔滨（50953）、上海宝山（58362）、南京（58238）、杭州（58457）、合肥（58321）、福州（58847）、南昌（58606）、济南（54823）、郑州（57083）、武汉（57494）、长沙（57687）、广州（59287）、南宁（59431）、海口（59758）、重庆奉节（57348）、宜宾（56492）、贵阳（57816）、昆明（56778）、陕西榆林（53646）、敦煌（52418）、西宁（52866）、银川（53614）、乌鲁木齐（51463）。
本文得到30个省市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和日24小时降雨量数据，然后将每年30个省市的日平均气温合并排序，从而得到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气温的各分位数值。2007年的最低气温数值为-20.4℃，是2004～2010年度最高的，比第二高的2008年还高3.2℃；各年的日平均气温中位数处于16.2～17.3℃，波动幅度较小；2008年的最高气温为33.7℃，是各年当中最低的，具体统计分析见表1。
人口死亡率、居民人口数和各地区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各地区GDp数据利用GDp平减指数统一调整到以2004年为基期。GDp平减指数计算方法首先利用本年度名义GDp除以上年度名义GDp，得到GDp的名义增长率，再减去《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GDp增长指数，可以得到GDp平减指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实证结果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1个降雨量解释变量只有1个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气温变化所有9个气温区间解释变量都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呈现非对称u型曲线，相对来说，温度较高时的人口死亡率高于温度较低时的人口死亡率。人口死亡率在日均气温低于5℃的时候基本保持一致，在5—10%区间的时候最低，此时的温度属于气象意义上的凉爽天气，也是体感较舒适的天气。随着日均气温的升高，人口死亡率线性增加，当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时候达到最高，具体结果见图1。之所以在日均气温高于30%区间时人口死亡率略有下降，可能是由于此时属于气象意义上的炎热标准，人群的户外活动因此受到限制，死亡率反而比25～30%区间略有下降。气温处于25～3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10727，气温处于5～10%区间的回归系数为0.09145，这意味着气温处于25～30℃区间比处在5～10%区间的天数每多一天，人口死亡率要上升0.01582（0.10727-0.09145）人/千人。
实证结果表明极端气温对人类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人的正常体温是通过机体调节产热和散热的动态平衡而实现的，暴露于高温或低温中的人温度调节能力和温度敏感性均变差，这就使维持身体正常体温的能力降低，导致人口死亡率增加。而且患有心脑血管病或循环系统障碍的人，极端气温使得体温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增加死亡的危险。所以极端气温往往导致超额死亡率，这也是影响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外部因素。
2.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对人口死亡率模型进行了6种形式的扩展来分析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关系的稳健性，分别为：①不含降雨解释变量，即在模型中剔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11个降雨解释变量，只保留截距项和气温变量；②人口死亡率对数，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再进行回归；③含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9个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建立动态面板模型；④含aR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aR（1）项进行自相关修正；⑤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对原始模型采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⑥含人均GDp项，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均GDp项，分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6个扩展模型与原始模型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接近，都呈现类似的非对称的u型，其中不含有降雨解释变量、人口死亡率对数、含aR项、2006～2008年数据，这4个扩展模型中气温解释变量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含人均GDp模型的气温解释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示人口死亡率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如表2所示，扩展模型①，剔除降雨变量后，气温解释变量能够独立解释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扩展模型②，对人口死亡率取对数后，只是改变了各回归系数的数量级，将模型的总残差平方和从8.59降低到0.27；扩展模型③，加入气温变量的1阶滞后项后，气温变量和其1阶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气温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原始模型相比并未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④，aR（1）的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加入aR项后模型的Dw值从1.81提高到2.08；扩展模型⑤，利用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与2004～2010年数据较接近，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的关系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不随时间维度选择发生大的波动；扩展模型⑥，加入人均GDp项之后，方程回归系数为-0.1342，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能够显著地影响区域人口死亡率。具体来说，区域经济越发达，人口死亡率越低，区域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能够降低区域人口死亡率0.1342人/千人。
扩展模型的实证结果说明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首先是因为经济发展会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在患病时人们能够及时得到必要的基本医疗服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公共卫生的边际支出效果更显著，因此，在经济水平不发达时，经济发展对降低人口死亡率的基础作用会非常明显；其次是因为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饮食、居住和环境条件等也相应提高，良好的生活质量是居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同时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能够促进健康教育的传播和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也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
五、研究结论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9
关键词：气候变暖；系统论；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以此为指导分析、解决问题，因此，运用系统论理论研究问题，一是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二是要注意系统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制约。
系统论思想在解决气候问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运用系统论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不仅研究气候变暖这一问题系统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更要利用所发现的气候变化的特点与规律，从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等方面找出气候变暖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
一、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因此在处理气候变暖问题时，要注意气候大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重视从整体上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从整体性上看，气候变暖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变暖的危害涉及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全球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冰川融化加速，水资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例如，有一种候鸟每年从澳大利亚飞到我国东北度夏，但由于东北气温升高，夏天延长，这种鸟离开东北的时间也相应变迟，再次回到东北的时间也因此延后。结果导致这种候鸟所吃的一种害虫泛滥成灾，毁坏了大片森林。
二、运用系统论的关联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原因
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联性关系。从系统论关联性的角度来看，造成气候变暖的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密切相关。
（一）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暖
1.太阳活动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一般来说，太阳黑子多的时候，太阳活动剧烈，太阳活动的变化会改变地球上空的云量，“放大”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从而影响气候变化。
2.地球正处于增温期。地球正在逐渐变暖，这种变暖体现了地球自身调节的“规律”。在几万年乃至上亿年这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下，气候呈现一定的规律，尤其是气温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正常的，地球目前正处于“增温期”。
（二）人类自身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1.化石燃料燃烧因素。中国气象局2015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创下了全国乃至全球平均气温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暖，与此同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还在持续上升。近百年来由于人类大量的使用化石能源，使得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主要结果是温室效应增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
2.人口剧增因素。每年全球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非常惊人，其结果是持续、大量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直接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3.森林资源锐减因素。气候问题是整体关联的，一个原因会导致一系列结果，如前所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澳大利亚候鸟到我国东北度夏的时间延后，使得这种鸟吃的害虫泛滥而毁坏了大片森林。由于森林减少，严重破坏地表植被，结果二氧化碳难以转化为有机物，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
4.环境污染因素。目前汽车尾气、有毒化学品污染、水污染等日趋严重，已造成全球性重大环境污染问题。
三、根据系统论的层次性提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诸多子系统组成一个系统，该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种层层叠加构成形成了系统的层次性。在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时，就要从系统论的层次性出发，从国际合作、部门、企业与个人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暖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1992年联合国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该公约，发达国家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其释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时的水平。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171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气候变化问题《巴黎协定》。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这些表明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努力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降低气候风险、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
（二）加强相关立法
国家应当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立法，积极应对气候变暖问题，防止环境污染，推动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内的各种法律制度要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服务于应对气候变暖的社会问题。
（三）挖掘可再生能源
相比传统的化石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如勿须担心资源枯竭问题、不产生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等，所以要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
（四）推动能源改革，提高能源效率
要重视能源效益标准的重要性，提高标准的约束力。政府应推动能源效益技术的革新和改善，如制定房屋、办公室、汽车和电器等的最低能效标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五）进行沙漠绿化，改进生态环境
树林可以阻止沙漠扩张，还能吸收二氧化碳。要积极实行退耕还林、进行生态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同时，企业和个人应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履行义务，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亚兰.金塔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资源环境效应的能值动态评价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
[2]卫冬丽.中国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4.
[3]杜芳.2015年中国创下全球最暖年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eB/0L].（2016-01-23）[2016-11-27].http：///xwzx/gnsz/szyw/201601/23/t20160123_8501538.shtml.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10
摘要：目的：探讨贞芪扶正胶囊对肿瘤放化疗后气阴两虚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入选30例肿瘤放化疗后气阴两虚证患者，于放化疗结束后连续给服贞芪扶正胶囊4周。治疗前后均记录证候积分并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lymphocyte，LY）总数和辅助性t细胞（helpertlymphocyte，th）、抑制性t细胞（suppressortlymphocyte，ts）及辅助性t细胞与抑制性t细胞比值（th/ts）。结果：入选患者治疗前证候积分为（1203±541）分，治疗后为（411±186）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其中痊愈7例，显效14例，有效8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6.7%。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LY增加、th百分比升高、ts百分比降低而th/ts比值增大，除ts一项外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发现贞芪扶正胶囊治疗后使患者证候积分下降、生活质量提高，免疫功能有所恢复。
关键词：肿瘤；放化疗；气阴两虚；免疫功能
中图分类号：R28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08-0034-02
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及生命的常见疾病，目前，放化疗仍是其主要治疗手段。由于放射线和化疗药物对正常组织细胞及肿瘤细胞的作用选择性差，因此常导致严重的毒副反应。现代中医将放射线和化疗药物均归为毒邪，认为其在治疗肿瘤的同时也损伤了正气，其中气阴两虚证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证型［1］。本研究遵循辨病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就贞芪扶正胶囊对肿瘤放化疗后气阴两虚证患者的证候及免疫功能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探究其临床疗效，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全部病例均来源于2010年1月～2011年1月期间天和医院中医科，共30例，其中男14例，女16例；年龄32～69岁，平均49岁；肺癌13例，乳腺癌6例，胃癌4例，肠癌7例，所有患者均无严重脏器功能损害，并无放化疗禁忌症。
1.2病例选择全部病例均经病理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并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辨证符合气阴两虚证候。
1.3研究方法入选患者规律接受放疗和/或化疗，于放化疗结束后连续服用贞芪扶正胶囊4周，6粒/次，2次/日。
2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2.1观察指标（1）对入选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并记录证候积分；（2）测定外周血淋巴细胞（LY）总数和辅助性t细胞（th）、抑制性t细胞（ts）及辅助性t细胞与抑制性t细胞比值（th/ts）。
2.2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应用t检验，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疗效标准根据中医证候计分法判定中医症状疗效。计算公式：中医症状疗效=（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100%。痊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或症状总积分下降90%；显效：临床主症消失，或症状总积分下降60%~89%；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或症状总积分下降30%~59%；无效：临床症状无变化，或症状总积分下降不足30%。
3.2治疗结果
3.2.1治疗前后证候积分比较治疗前证候积分为（1203±541）分，治疗后为（411±186）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3.2.2临床疗效30例中痊愈7例，显效14例，有效8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6.7%。
3.2.3治疗前后LY、th、tS、th/ts比较入选患者治疗前外周血LY总数测定结果为（116±035）×109/L，治疗后为（152±049）×109/L，治疗后较治疗前增加，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前外周血th细胞百分比为（3217±795），ts细胞百分比为（3506±694），th/ts比值为（093±041），治疗后th细胞百分比升高（3841±786）、ts细胞百分比降低（3258±673）、而th/ts比值增大（120±047），除ts一项外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
4讨论
迄今为止肿瘤仍是困扰人类的难题，放化疗后的治疗选择更是面临两难，此时余邪未祛而正气已伤。中医学者［1~3］认为放射线、化疗药为火热毒邪，攻毒亦伤正，易耗气伤阴致气阴两虚，甚则变生诸症。现代研究表明放化疗均抑制免疫，而免疫功能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且补益类中药调节免疫、抗肿瘤作用确切。因此，笔者就补益类中药贞芪扶正胶囊对肿瘤放化疗后气阴两虚证患者的证候及免疫功能的影响作一探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贞芪扶正胶囊是常用的辅助治疗肿瘤药物，临床运用疗效较好，其组方主要是黄芪、女贞子等，祖国医学认为具有益气养阴的作用，药理研究发现黄芪、女贞子等药物均可提高免疫功能。
有文献指出虚证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紊乱［4］，笔者于放化疗间期治以贞芪扶正胶囊，发现治疗后患者气阴两虚证候积分明显下降，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总有效率为96.7%。与治疗前相比LY增加、th百分比升高、ts百分比降低而th/ts比值增大，除ts一项外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上述结果表明贞芪扶正胶囊可有效减轻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能改善免疫抑制状态，这对于肿瘤的复发转移意义重大［5］。但是，尽管治疗后LY、th、ts及th/ts均发生了有利于疾病向愈的变化，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正常值，增加药量或延长用药时间或能进一步提高疗效。
总之，本研究发现肿瘤放化疗后气阴两虚证患者，其免疫功能低下，经贞芪扶正胶囊治疗后患者证候积分下降、生活质量提高。
参考文献：
［1］周修通.扶正固本为主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112例［J］.辽宁中医杂志，2003，30（1）：45~46.
［2］雷百铖.抗放化疗汤防治放、化疗肿瘤患者52例［J］.陕西中医,1998，19（11）：483~484.
［3］李霞，尹梅.肿瘤化疗后毒副反应的中药调理［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2，14（2）：98~99.
［4］潘宇政，陈业强，陈永斌，等.阴虚、阳虚、气虚证病人免疫功能的变化［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1999，16(2)：12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