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1
〔关键词〕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2-0004-05
一、引言
国外学者关于离婚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离婚率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整个社会向后现代化迈进，社会的流动增强，抑制离婚的社会约束力逐渐减弱，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或被剥离，离婚率上升[1]。
国内有关离婚问题的大规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多元主义文化的不断涌入，后现代婚恋观影响着越来越多城市青年的婚姻态度，成年男女逐渐改变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对于离婚原因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李银河认为离婚主要是由于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叶文振、林擎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变化影响着离婚率的高低。徐安琪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离婚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在其《离婚率的国际比较》一文中指出：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子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过程中，关于离异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法律层面的子女看护、抚养权及教育供给等问题的探讨，转向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社会化问题，而教育困境作为研究主题的探讨还尚显不足。教育本身是青少年个体成长的发展性资源，而离异家庭子女受到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等的因素影响，在处理与父母、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互动关系时，容易产生困惑和适应不良。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改善，以青少年教育困境为切入点，寻找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引导离异家庭子女正确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适应不良，实现个体的健康成长。
本文所指的离异家庭泛指因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后再婚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困境，特指离异父母的自我教育欠缺、青少年面对不良教育生态时的处理不当以及学校作为施教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理离异家庭学生特殊性的困难。这三种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离异家庭青少年在面对不同教育生态时的心理和行为，不恰当的教育互动导致了失败的教育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解决的新视角和新路径。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具有整合意义或折中主义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是用于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2]。该理论把人成长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各系统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3]。
个人的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因此，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需要从整个教育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分析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系统如何与离异家庭及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强调揭示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对青少年整体发展的重大影响。在学生的教育场域，个体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育因素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社会系统。人在教育场域中，与各种生态系统进行互动。个体的成长发展既受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个体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各种教育环境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生态理论的观点，可以将教育场域的系统分为微观的学生系统、中观的家庭、学校与社区系统及宏观的社会系统，本文分别从离异家庭青少年本身、家庭与学校及社会四个层面来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
（二）离异家庭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生态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分析离异家庭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生态，需要从离异家庭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系统中挖掘其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良性互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解决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互动平台。
1.青少年个体的认知偏差
近年来，学者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逐渐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这也是解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的一种新视角。离异家庭子女要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社会身份，他们拥有着同完整家庭孩子同等的享受家庭及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利。青少年身上的“问题”是被他周围的关系，通过社会互动体验和内化的结果。青少年认识到问题不是他自身的，问题的产生和形成是被他人建构的[4]。离异家庭青少年建立自信、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公众对离异家庭孩子去标签化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离异家庭因婚姻失败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家长的不良情绪状态必然会对子女心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从后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克服和消除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纠正离异家庭子女认知偏差的重要途径。
培养离异家庭子女应对社会风险因素的能力，搭建个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纠正离异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偏差，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2.家庭系统中离异父母的教育主体责任缺失或不当
家庭教育是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却让人不敢苟同。“溺爱型”的离异父母因对孩子存在愧疚之心，想尽办法给予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以弥补对孩子爱和教育的缺失；“放任型”的家长则认为孩子只要不闹出“大乱子”，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有逃避教育责任的嫌疑；“专制型”的离异家长则会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指向学习成绩的提高，孩子在沉重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下，心理及行为问题频发。诸如此类的家庭教育状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导致孩子各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此外，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把教育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害怕面对和承担孩子教育失败的结果和主要责任。父母对学校教育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孩子成绩或者行为不理想，责任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当。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导致学校老师陷入教学两难处境，学校本身是知识传授的主要单位，家庭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主战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及人格的塑造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是导致青少年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离异家庭从家庭解体到重组家庭或者处于单亲状态，父母双方都在不断寻找新的生活机制。父母由家庭功能解体到寻找新的社会适应方式的生命历程，孩子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此，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和孩子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将孩子排除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处理之外。家长应该打破对孩子情感忽视或搁置的惯性思维，接受孩子也是自己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参与方，对自己的婚姻有参与表达的权利这一现实。“合作伙伴关系”是改善与修复青少年与成年人关系的明智之举。成年人不再扮演青少年的说教者、监督者及对立面，而是以理解者、倾听者、陪伴者的角色与青少年同行[5]。这也是实现离异父母与孩子之间真正的情感接纳及良性互动的关系形式，有利于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3.学校系统中离异家庭学生的问题搁置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不当使学校教育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是学校学科课程的德育渗透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实施收效甚微；三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安全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6]。
另一方面，家长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发展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其建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有效链接的目标。目前，社会对于家长学校教育的意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常把家长学校等同于家长会或视为可有可无的机构[7]。
离异学生在面对家庭和学校课业的双重压力下，极易出现偏差行为，而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多忙于处理自身各种情绪和事务，能够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甚少。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教育”时代，对于新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家长不能及时地与学生保持同步，更不能在处理学校课程作业等方面给予孩子恰当的指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不能达成一致。
4.对离异家庭青少年污名化的社会系统
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离异家庭青少年受社会的污名化影响颇深。
一是家庭内部，基于问题视角处理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的不当。离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婚姻破裂已经给孩子带来了沉重伤害，孩子是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问题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缺乏自信会严重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塑造和积极心理情绪的体验。
二是社区层面，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被父母疏远而害怕孤独，这时候社区里的同辈群体是离异家庭青少年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社区玩伴更多对离异子女产生排斥心理，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
三是学校层面，学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离异子女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同辈关系更多，因此，很多离异学生为了逃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选择独自一人，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功课上，因为成绩的突出表现，可以换来周围环境的赞赏，弥补内心情感的缺失。这也是离异学生常常在学业成绩上优于他人，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障碍的原因。
四是社会舆论的偏见影响。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具有更强的抗击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危机情况和外界事物的刺激时，有着完整家庭孩子所没有的独立和坚强，他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虽然也有部分离异家庭青少年会出现偏差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审视那些经历过父母离异等重大家庭事件而仍然能社会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报道主要是负面的，受害者、缺失者、越轨者是三个被高频报道的标签词汇[8]。社会环境越开放，社会信息越透明，社会舆论的偏见对离异孩子的影响越深。公众习惯用有色眼光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幼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母失败婚姻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肯定他们的优点，帮助其弥补不足，创建有利于离异家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支持环境。
三、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上述关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个人―学校―家庭―社会维度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是必要且重要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处理离异家庭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
首先，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依靠家庭、学校或者社区某一方面的努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离异子女面临的复杂多样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及社区是不同的教育场域，而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专业实务技巧可以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不同教育场域的特殊介入方法需要。帮助离异子女形成在家庭内部、学校及社区环境中良好互动的沟通机制，从而解决离异子女自我偏差认知和行为问题，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其次，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平等”“接纳”“增能”等价值观，注重对人的接纳和尊重，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成长和改变的潜能，这对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信心的建立，克服人际交往的恐惧，接纳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增强自身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
再者，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家庭、学校及社区更多地关注孩子成绩的提高，而忽视青少年个体发展的需要。离异家庭子女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能保护好关系亲密的家人及朋友，这也是由离异子女爱的缺失感所导致的。“赋权”“增能”等社会工作理念和模式能很好地满足离异子女渴望独立的需求。整合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三大实务模式，为离异家庭青少年搭建有利于身心发展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四、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介入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
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具体实务模式众多，本文主要选取比较有可能适用于离异家庭青少年教育困境解决的服务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青少年的叙事家庭疗法、学校层面的师生互助小组，家庭层面的家庭教育辅导及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本文尝试将各个模式的基本论点和离异家庭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阐述，探索离异子女教育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叙事家庭治疗，挖掘不良教育困境体验
叙事家庭疗法是叙事治疗领域的新方法。它认为“叙事”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本形式，人们会对他们经历的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讲述，而人们的叙事行为是为了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该疗法要求社会工作者将案主置身于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情境中，把案主的问题看作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通过分析家庭系统找出导致案主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9]。该疗法注重分析案主的故事叙述中未曾注意或被遗漏的片段，通过案主的自我叙事将问题外化，使人和问题分开，帮助案主积极建构新的自我认知，提高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离异家庭青少年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通过青少年的自我叙事，社会工作者可以发现在面临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中的各种情境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困境体验，同时注意记录青少年在自我叙事时的内容选择和场景选取，从而找出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环境，挖掘青少年内心的真实体验状态。
此时，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观察者转为参与者，积极鼓励案主的叙事过程，引导青少年解构并重新建构积极的教育体验，树立对自身、家庭、学校及社区的信心，增强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不利的教育环境因素，从而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学习及成长态度。
（二）学校层面――师生之间的小组互助及自我觉察
互惠模式又称“互动模式”或“调解模式”，是小组工作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认为在助人过程中要尤其注重个人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小组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依靠群体的力量以及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互惠模式下，成立师生之间的互助小组，如家庭离异学生的学习困境小组、人际交往困境小组等。小组成员选取离异子女比较多的班级，将具有相同教学困境的老师和离异家庭学生召集起来。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初步的小组游戏互动，筛选出那些教学困境异质性较高的教师，而学习困境同质性较高的离异家庭学生。这样选取组员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教师对待家庭离异学生问题的不同教学方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教学困境，促进师生双方的自我觉察，在动态的小组互动中及时调整各自的互动模式，增进师生感情，实现教育目标。
在小组辅导过程中，家庭离异子女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师的教育行为，构建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模式。离异家庭青少年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中积极塑造自己的行为并自觉适应环境。此外，离异家庭子女学习困境同质性小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组成员的经验共享，共同探讨教育过程中不良的情境体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更能看清自己面对同类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实现情感共鸣，寻找自我调整的方式。互惠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案主的助人自助，有利于增强小组凝聚力和群体归属感。但是，对于个别情况较为特殊的小组成员关注不够，工作者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有限，这也是互惠模式的不足之处。
（三）家庭层面――专业的家庭教育辅导，掌握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门科学，孩子成长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家庭教育是实现青少年教育目标的根本。首先，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知识并不是教育从业者的专属，解决家庭教育的关键应该是向家长普及必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其次，离异家庭父母的家庭关系辅导，家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离异父母应该学习婚姻家庭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认识本身家庭发展状态的根源，掌握家庭发展及青少年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处理婚姻关系及子女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辅导作为解决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层面，针对不同教育问题需求有不同的教育活动设计。如学校可以根据家长的不同需求，举行专家专题讲座，鼓励家长参与研究家庭教育；建立家教咨询站，安排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资深班主任等为家长答疑解惑；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观摩教育教学活动，直观地了解学生班级互动情况；也可以教师与家长一起编写家庭教育指导小手册；通过网媒、纸媒、校刊等宣传普及科学的教育方法等[10]。
（四）社会层面：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网络
在现有制度和条件下，家长学校的办学更多地还是依靠校方，办好家长学校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为保证家长学校的正常运行，政府应该出台规范的家长学校管理政策，推动家长学校学员管理、教师管理、家校合作等制度的完善，确保家长学校实施的师资、财力和物力充足。
再者，学校应该为家长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并提供家长展示平台。学校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实施载体，邀请资深家庭心理辅导师，搭建离异家庭亲子活动的平台，向公众展示离异家庭成员在活动中展现的自信与乐观，增强离异家庭自信力。离异家庭的父母应该克服内心的自卑与恐惧，从失败的婚姻状态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家长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这也有利于离异家长与完整家庭父母的沟通，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使离异父母看到自己的教育责任，向其他家庭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11]。
参考文献
[1]邓志伟，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2]文军.西方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4-97.
[4]蒋灵娟.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培养案主抗逆力的社会工作模式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12）：17-19.
[5]田国秀.建立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青少年发展视角的思考[J].前线：实践思考，2013（5）：75-77.
[6]燕代春.家庭教育缺失状况分析及学校作用初探[J].新课程研究，2009（157）：164-165.
[7]李季.家长学校发展：问题、对策、创新[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29（4）：1-8.
[8]田国秀，胡蝶.离异家庭青少年的媒体形象：偏见与纠正[J].人文雅致，2013（3）：117-123.
[9]莫小枚.叙事家庭疗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运用[J].怀化学院学报，2016，35（6）：49-52.
[10]雷健红，卢静.谈初中生家庭教育辅导工作[J].中学教学参考，2009，4（12）：127-128.
[11]梁涛.家长学校：通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致性的路径[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5（4）：94-97.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2
关键词：生态视角；中年空巢；问题；策略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0-0041-0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年空巢”，顾名思义，即中年一代人中出现的仅剩下父母独自生活的家庭现象。“中年空巢”的出现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生活观念的不断转变，第一代独生子女因求学、就业、婚姻等原因离开父母家庭，中年一代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
“中年空巢”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家庭模式的开始，中年父母一代面临着调整生活重心、重新分配家庭责任的挑战。而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出现感情、婚姻、养老等方面的家庭问题。“中年空巢”是继“老年空巢”之后出现的又一大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和实践的发展，家庭社会工作逐渐稳步发展，“中年空巢”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会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在家庭社会工作实践中，生态视角理论的应用也逐渐成熟起来。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生态视角在“中年空巢”家庭问题的介入中，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生态视角和“中年空巢”的形成及问题
生态视角是在考察个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它把个人、家庭生存成长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种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对于分析和理解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生态视角下的“中年空巢”问题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结构、社区机构等密切相关。
（一）“中年空巢”家庭的形成原因
城市“中年空巢”现象的产生，是我国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平的的历史产物，是我国特定阶段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综合的结果。
根据生态视角理论分析，“中年空巢”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关，社会大环境和大背景孕育了“中年空巢”的形成和发展。第二，城市独生子女制度形成的“421结构”家庭，不能满足家庭养老的需求，一部分父母不得不独立生活，推动了“中年空巢”的形成。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子女因求学、婚姻等个人问题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减少，家庭问题频繁不断。
（二）“中年空巢”家庭问题严峻
根据生态视角理论，分析“中年空巢”家庭存在的问题，势必要从个人、家庭及其所处的社区、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其产生的问题也在家庭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引起整体系统的不稳定。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1.个人方面。首先，“中年空巢”中，父母心理上形成的空缺和孤独感，需要很长时间的平复。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的巨大反差，很容易使其产生焦虑、悲观、抑郁等负面情绪，在精神和身体上不免会产生相当程度的伤害。其次，子女这一夫妻感情纽带的缺失，可能影响夫妻感情，甚至产生婚姻破裂等
后果。
2.家庭方面。一方面，“中年空巢”中的父母生活和感情重心都会转移到夫妻对方身上，给对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引起夫妻间矛盾和家庭纠纷。另一方面，虽然子女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但是在父母出现问题或年老的时候，子女也有照顾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子女远离父母，可能导致子女责任意识逐渐模糊，对父母的状况不管不顾，推脱自己的赡养责任，造成家庭系统的不和谐。
3.社会方面。“空巢家庭”都将面临着医疗保健、精神慰籍等诸多问题。“中年空巢”家庭潜在的养老压力是相当巨大的，随着时间推移，养老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年空巢”对社会负担的增加、社会秩序的稳定、下一代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形成潜在威胁和挑战。
三、生态视角下的“中年空巢”问题的应对策略及建议
生态视角将个人、家庭、社区及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关注系统内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平衡，重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以改善个人的心理和环境状况。“中年空巢”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系统中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内部互动作用，来提高中年父母的心理适应能力。
（一）个人系统的调整
与老年人相比，中年父母的思维还比较活跃，自我调整能力较强。因此，中年父母应该对“空巢”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主动改变传统观念，适应新的家庭结构和生活。定期与子女建立电话、邮件等方式的沟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空巢”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
（二）家庭系统的重组
“中年空巢”是新型的家庭结构和系统。生态视角主张家庭系统的重组来帮助中年父母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中年父母应该转变生活重心，注重发展自我兴趣爱好，改变心理状态，积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尽快脱离“中年空巢”阴影，共建和谐二人家庭。
（三）社区系统的支持
生态视角主张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工作的纽带和桥梁功能，对妥善解决“中年空巢”家庭问题提供强力支持。社区工作者可以把“中年空巢”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区教育中不断宣传和指导，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学习活动等帮助“中年空巢”中的中年父母进行心理调适，帮助其改变传统观念，促进其身心健康。
（四）社会系统的引导
在社会层面，可以借鉴西方的文化和教育理念，来缓解国内“中年空巢”问题。同时大力促进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开展家访、心理咨询等多元化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关注“中年空巢”问题。引导和营造有利于“中年空巢”家庭成员身心发展的社会氛围，积极倡导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 符琼．中国空巢家庭研究综述[J]．学术研究，2009．
[2] 穆光宗．家庭空巢化过程中的养老问题[J]．南方人口，2002．
[3] 陈建兰．中国“空巢”家庭研究述评[J]．天府新论，2008，（2）．
[4] 陈晓敏，杨柳．现代化进程中的空巢家庭[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1）.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3
关键词：失独家庭;家庭结构理论;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03-02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发挥了显著的成效，总人口得到控制，然而，独生子女家庭数量激增，人口的家庭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其是被简化到极致的高风险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成为失独家庭的概率更大;而受各种因素影响，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愈加突显。在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小院内，希望国家部门能为其解决“老无所依”的困境，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一、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概述及其理论基础
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由米纽秦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务经验总结提出的，逐渐成为家庭治疗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模式。而在实际运用中，家庭治疗涉及的领域主要有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的治疗[1]，运用于失独群体的较少。
（一）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概述
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视家庭为基本治疗单位，假设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方式与个人的问题密切有关，通过家庭动力和结构的改变来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该模式认为家庭中个人的问题是家庭中的问题，当家庭现有结构和交互模式不能有效地应对家庭目前面临的问题、压力或变化，且不能适当地调节时，就会引发危机。由于子女亡故而导致失独家庭固有的亲子关系互动模式改变，失独者养老没有保障，而当前的家庭结构与互动模式又不能有效地应对失独群体的心理健康、养老等问题，便会产生困境。另外，受后现代建构主义的影响，家庭结构治疗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辅导思想和模式，例如叙事治疗模式。该模式认为，个体的心理问题就是当事人用以描述生活的叙事方式，原来的叙事方式限制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情境形成新的想法或产生新的追求的可能性[2];该模式打破传统家庭治疗的机械方式，对失独群体的自我界定和情绪宣泄也有一定助益。
（二）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的理论基础
1.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的是家庭过程的阶段性、在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转折事件对家庭结构和生活的影响。失独家庭多为核心家庭，家庭结构单一，子女的突然亡故导致家庭结构更为单调、亲子系统的断层以及亲子互动失调，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
2.系统论。在结构家庭治疗中，系统论强调家庭结构中的整体性，家庭的层级组织和子系统的相互依存功能[3]。一个合理的家庭结构应该包含夫妻系统、亲子系统等次系统，当某个次系统断层就会对家庭整体造成影响。由此可见，独生子女的伤亡会对失独家庭整体产生严重影响;并且该理论也启发社会工作者，可站在宏观视角尝试建立更为广阔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替代亲子系统。
二、西安市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西安市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研究》，受访者是户籍为非农人口、49岁以上的女性或其配偶。调查样本选取6个失独家庭较为集中的区作为调查区域（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和未央区），最终收回了561份问卷（一般家庭367份，失独家庭194份）。
（二）养老困境的主要表现
1.生理健康情况：据相关调查统计，在失独者中，约5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其中患重大疾病的约占15%;普遍存在着孤独、自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60%以上的人还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2.生活状态：在生活满意度情况的比较数据中可以看到：失独家庭的年收入总体情况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年收入阶梯等级越高，差距越大。在健康程度方面，失独家庭的状态也不如一般家庭。由此，我们可了解到失独家庭的生活状态是不尽如人意的。
3.社会支持网络：从下表可以看到亲属是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来源;并且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多半失独家庭在失去子女之后会产生“低人一等”的心理，不愿被同情，不愿被慰问，不愿与他人互动，封锁自身的社会交往网络。
（三）原因分析
1.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儒家孝文化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养老也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养老的主要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第11条中有具体体现。然而，失独父母在财富创造时期将大量的心血、财力在子女身上，却在老年期面临子女亡故的境况，失去了“子女养老”这最后一道防线，加之社会养老体系不完善、机构养老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愈加严重。
2.社会保障制度滞后，政府的财政支持不足。2014年国家五部委发出《通知》提出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要加大经济扶助力度，通知指出自2014年起，将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中央财政按照不同比例对东、中、西部地区予以补助。尽管如此，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均消费水平，政府所提供的扶助金也只是杯水车薪。
3.生理机能老化而无依，心理打击沉重难以愈合。中国人一向以亲情为重，家庭观念浓厚。对于父母来说，养老成了其次，关键是老来无依，没有了心灵上的慰藉;并且老年人退休后不能较好融入社会，在家庭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都坍塌的时候，孤独感、无依感才是最可怕和无奈的。
三、在家庭结构治疗模式视角下的可行性介入
本文中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作为清晰的分析工具的角色，最大的特点便是强调家庭的结构形态，问题的解决并非致力于家庭某位成员的个人问题，而是重建家庭结构。因此本文将贯穿这一理念，结合其他手法，尝试探究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着重针对个案的哀伤辅导和情绪宣泄，保持失独者的心理健康;家庭结构治疗模式认为：家庭结构并非自动呈现，而是表现在家庭成员的交互方式上，所以想要了解家庭的互动方式，社会工作者就必须站在中立的角色位置上进入家庭观察，澄清家庭中不合理关系、了解家庭系统的弹性以及回馈;在与失独家庭接触过程中，会观察到此类场景：每到吃饭时，失独父母会将子女的遗像放在座位上，面前摆好碗筷，说“孩子，吃饭了！”从中不难发现，失独者会臆想出一段已不存在的亲子关系以逃避内心中的伤痛和寂寞，这样畸形的互动方式使家庭的适应和转变能力更加脆弱。因此，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叙事治疗疗法对其进行哀伤辅导和情绪宣泄，重塑失独者的心理健康，恢复家庭的弹性。叙事治疗疗法技巧如下：
1.故事外化，即讲故事。开始时，与案主建立舒服的交谈关系，引导失独者叙说生命故事，包括经历的所有生活事件及个人感受，收集失独者的相关背景资料及过往经历，和案主一起重新编写另外的、对案主更有益的故事。
2.情感支持和问题外化。情感支持指社会工作者对失独者叙说的问题给予支持;“问题外化”强调将问题与人分开，即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问题内化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从而产生消极的自我认同[4]。而问题外化是让失独者感受到“本身”意识，看到自己的效能和优势等，以此来对抗问题，重新生活，这一点与“增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3.探索及重塑故事。即收集失独者的支线故事，通过丰厚支线故事，挖掘失独者的特殊意义事件。通过不同时空的见证和丰厚的问话，把特殊意义事件串联起来，使失独者的故事产生新的意义，重新建构积极的自我认同，并将积极正向的力量和自我认同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5]。
（二）宏观层面
总体思路为基于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视角，重建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家庭动力来缓解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
1.建议大幅放宽收养政策，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各种制度便利，打破“不允许收养成年人”的法律障碍，失独家庭能通过“收养”重新保持家庭的完整性，以彻底摆脱“失独”的孤寂状态。
2.在面对社区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尝试开创社区+社工/志愿者模式，即社区购买服务，社工机构为社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人力支持，社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困境，二者通力合作，互利共赢。
3.尝试以失独家庭现有住房做基金担保，为其提供养老保险。对失独家庭的现有住房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所提供的养老保险划分等级，为其提供养老保障金，但在其终老后，住房不归失独家庭所有，但此做法还有待商议。
参考文献：
[1]杨建中，赵旭东，康传媛.家庭治疗在精神障碍治疗中应用[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2（2）.
[2]姚进忠.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13（6）.
[3]祝涵.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及其应用评析[J].社会心理科学，2007（22）：304.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4
家庭档案资源是我国国家档案资源的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家庭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困境，思考新形势下如何加快推进家庭档案建设，提出通过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法。
关键词：
档案资源；家庭档案
1国内家庭档案资源建设研究现状
我国对家庭档案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关于家庭档案的意义、作用和功能的研究；第二，关于家庭档案管理理论的研究；第三，从信息化建设方面研究家庭档案；第四，从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探讨家庭档案建设；第五，关于家庭建档实践探索的研究。国内对家庭档案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档案概念、范围、特点价值、功能、分类、管理等方面展开，而对于资源体系建设的研究较少，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顶层设计层面来思考的就更少了。2008年，国家档案局提出“两个体系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步伐加快，除探讨如何加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外，还提出加强非国有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拓宽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范围。与之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黄项飞的《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创新思维》、袁姣英的《家庭档案与国有档案的关系刍议》、张敏、苏建功的《对家庭档案与两个体系建设的认识》、王小兰的《“十二五”期间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发展战略之我见》、胡燕的《我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多元化探析》、王萍的《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体制外档案资源建设思考》等。
2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2.1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理论要求
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前，应首先明确几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国家档案资源？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认为：“国家档案资源，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总和。”[1]这一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包括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另一方面，其形成对象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判断一种档案是否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不能仅看它是否具备“国有”属性，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的材料也应包括在内，还要看它是否具有“保存价值”，即是否具有满足某种需求的价值。其次，什么是体系建设？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是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建设就是设计一整套制度，按照规定把指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实现最佳优化和配置。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就是对整个国家档案资源科学安排、合理分配，使档案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种建设，不仅着眼于目前，更要提前科学规划，满足将来需求。弄清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家庭档案，它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的各个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和某些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使用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书信、手稿、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磁盘、证件、凭据等等。以上定义说明家庭档案在来源上，是由家庭成员也即个人形成的，在价值属性上具有保存备查价值，这种保存价值对家庭有利，也可能对国家社会有益。一般认为，家庭档案虽不像国家、集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产生的档案那样肩负历史使命、承担社会责任，但家庭档案在传承文化、反映社会历史、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属性，家庭档案虽非“国有档案”，但亦应包括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范畴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正从“资料时代”走向“资讯时代”，档案的主要功能从以为书写历史、证明历史、收藏历史等服务为主，向现实信息、资讯要求、未来发展转化。这些都要求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完整齐全、种类丰富的资源体系。建设开放的档案资源体系是科学发展档案事业的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档案部门的新任务。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指出：“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的档案，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利用的档案，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用的档案，都要纳入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他提出，全国档案系统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到档案工作体系中，把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是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范畴的理论基础。
2.2家庭档案资源管理现状不容乐观
我国一直偏重国家、集体档案，轻个人家庭档案，家庭档案保存保管缺乏科学指导，档案损毁、丢失现象严重。湖南省档案局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家庭档案收集方面，26.7%的被调查者注重档案收集，55%的被调查者只收集自认为重要的档案；在家庭档案整理、保管方面，只有32%的被调查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档案分类并加以保管，完全没有保存档案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22%。调查结果说明，家庭档案保存状况堪忧。随着档案工作形势的变化及人们对于档案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一些地区的档案部门逐步认识到家庭档案的意义并积极探索实践。但总的来说，我国家庭档案管理处于自发、无序、无为状态，缺少国家层面的参与。
2.3家庭档案资源结构出现新变化
新形势下，现代家庭档案相对于传统家庭档案有了较大区别。传统的大家族演变为多个小家庭，与之相应的是家庭档案内容由家族的家谱、族谱转变为家庭成员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交档案和个人成长及生活经历档案。档案载体形式更加多样化，由单一的纸质档案转变为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声像视频档案等多载体并存。与此同时，家庭档案数量成倍增加，保存方式各不相同，这些都要求加强家庭档案建设的理论研究，要在国家层面确定家庭档案的地位，把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之中。传统观点认为，家庭档案是个人或者家庭所保存的档案，在整个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无关轻重。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家庭档案的地位，明确家庭档案生动反映了家族的历史变迁，其作用是国家档案所不能取代的，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充实国家档案资源体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既要接收官方档案，又要接收民间家庭档案，改过去“单轮驱动”为“双轮驱动”的接收方式，既充实国家馆藏，又有效保护民间家庭档案[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有利条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下，在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要求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地位，积极推动家庭档案工作，在档案工作法律法规中明确家庭档案资源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使广大档案工作者能理直气壮地推进家庭档案建设，做好家庭档案宣传，提高全社会家庭建档的积极性，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做出贡献。
3家庭档案资源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的具体策略
3.1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学角度看，体制指的是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根据中办、国办《意见》的要求，要不断完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树立大档案意识，充分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体制内，可考虑在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各级档案学会中设置家庭档案管理机构，专门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家庭建档工作；可扩大现有业务部门职能，突出家庭档案管理的重要地位。《档案法》提出，“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这一要求主要侧重于“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随着社会转型，家庭档案大量产生，公民档案保管意识不断增强，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变化，及时转变自身职能，延伸服务的广度。《档案法》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对个人或家庭保管的对社会和国家有价值的档案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和指导权；对个人保管的档案在安全保管、寄存出卖、移交捐赠等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家庭档案管理，档案部门不能缺席、更不能缺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3.2建立健全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
目前，《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条例》，虽未明确提出“家庭档案”这一名词，但对于个人保存的档案有法律要求，主要体现在移交、捐赠、寄存等方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相关规定，综合制定家庭档案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提前介入工作，加强监督指导，要制定出本地区家庭档案收集范围与整理保管要求，内容要涵盖家庭档案的收集与鉴别、保管与保护、提供利用等方面，特别要细化家庭档案的门类和载体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既要确保公民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家庭档案的安全，也要符合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国外，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立法中规定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私人档案拥有强行登记权和优先购买权，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档案部门拥有强行登记权，但规定了档案部门可以优先购买或征购，并有权代为保管有价值但保存条件恶劣的个人档案。档案部门行使优先购买或征购家庭档案的权力或代为保管时，必须保护作为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家庭档案不受侵犯。
3.3探索家庭档案资源管理模式
一是立足传统模式进行创新。目前，很多研究者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比较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进行家庭档案登记、档案部门代为保管家庭档案，等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家庭数量庞大，且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因而推行整齐划一的家庭档案保管模式并不现实，需根据国情省情，寻求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管理模式。笔者建议，以传统管理模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仍以各个家庭为单位保管家庭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家庭档案建档标准指南，通过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等方法指导家庭建档；以村、社区为单位对家庭档案进行统一登记管理，摸清本地保管的重要档案家庭，可通过征集或购买方式征集入档案馆，或重点指导家庭档案保管。二是积极实践新管理模式。档案部门应根据各地开展家庭建档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实践家庭档案管理新方式、方法。遵循“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社会管理家庭档案的工作模式。如，在明确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家族家庭档案馆、家庭档案服务中心等，采用国家拨款或经费自筹的运行管理模式；开发家庭档案管理软件，建立家庭档案数据共享模式，实现家庭档案管理的信息化。
参考文献：
[1]毛福民.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J].中国档案,2002(2):5.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5
关键词：矛盾理论；家庭和谐；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家庭是人们凝聚力量最强的地方，也是在关键时候体现和谐、一致对外的最小集体。在社会关系复杂的今天，大家关系的融合才是体现整个社会和谐的标志。可是对于个人而言，家庭又是他们的集体，在家庭中关系处理的好坏决定了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对于家庭关系而言，又是体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途径。只有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才有精力完成家庭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才有可能将家庭关系外的关系即真正的社会关系处理完善，以致达到社会关系的高度发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家庭关系中的矛盾理论体现
（一）矛盾的基本属性体现在斗争性和统一性
对于家庭关系而言，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每两个家庭成员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只是无法确定突出的是斗争性强还是统一性。在家庭关系中当斗争性表现时，说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这样会严重阻碍家庭的发展，甚至导致最终走向破裂的地步；当统一性表现时，体现家庭和睦，可以促进整个家庭的发展，也是体现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这说明在家庭关系中矛盾是时刻存在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道德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针对在家庭关系中的赡养问题，是当今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在普遍性面前又存在着特殊性。人们对上一辈的孝顺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在道德的监督下，也是要执行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存在。他们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特性，即良心，在道德的谴责下毫无改观，并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就严重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在特殊性存在的家庭里凸显出来的就是矛盾激化导致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
（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家庭的稳定需要有一个决定性人物存在，当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分歧时，需要得出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正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遇到问题前提是解决，这就需要抓主要矛盾了。例如，家庭成员在买家电时出现了分歧，决定性人物就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如果没有购买能力就选择放弃购买，如果有这个能力才可以选择购买。所以应时刻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能使事物的发展趋向健康。
二、矛盾理论对家庭和谐的积极作用
家庭是人们聚集生活的基本单位，只有处理好父母、夫妻、子女，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家庭和谐。只要利用好矛盾理论就能对家庭起到积极作用。
（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发达的今天，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力的加大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很大压力，如何保证家庭成员在家这个温馨的地方有个安静的栖身之所，是矛盾统一性的体现。无论社会关系多么的复杂，家庭总是可以暂时逃避社会挤压的地方，成员之间只有将矛盾的统一性凸显，才是家庭和谐的表现。只有对他们关心和安慰才是鼓励其继续努力，为家庭奉献的动力。家庭环境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体现了这个家庭是否处在和谐的环境下。在积极健康的生活条件下，各个成员都怀着感恩的心，并且能够容易得到想要的生活方式，符合其成长的心理和外部环境的要求，对整个家庭来说就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矛盾是促进家庭和睦的基础
在处理父母、夫妻、子女关系的时候，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想成为和谐家庭，就要在做决定时，把握和谐这个主要目的，一切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决定都是值得选择的，而不利于家庭和睦的内容都是需要在第一时间从大脑中清除和否定的。也就是说，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对主要矛盾进行选择，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实现。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应出现特殊性，每个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在处理家庭事务中有民主表决的权利。因为和谐的体现不仅仅是霸道和独裁，大家的心声也是推动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要想保证家庭和谐的正常进行，必须给每个家庭成员足够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当然这些所谓的自由、民主都是建立在家庭和谐这个主要矛盾基础上的。
三、合理把握矛盾对构建家庭和谐的现实意义
“和谐家庭是和谐心灵的摇篮；家庭和谐成就人际和谐；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2]所以，合理把握矛盾理论对构建家庭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合理把握矛盾可以加快构建家庭和谐的步伐
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是事物的本身。对于家庭和谐来说，合理把握矛盾的存在就是家庭和谐本身。家庭和谐的构建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而矛盾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想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合理凸显矛盾的特性，在矛盾存在的过程中体现其统一性和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性，这样才是构建家庭和谐的关键和有利法宝。
（二）合理把握矛盾是实现家庭和谐的基础
矛盾是不能创生，也不能消灭的。虽然斗争性是产生不良家庭关系的基础，但是为了确保家庭和谐，必须保证和谐因素的存在，即在家庭和谐构建中存在稳定因素。因此，只有在这个提前保障下，才能取得家庭和谐的成果。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3]
所以在家庭关系中合理把握矛盾的特性，是建立和谐环境的基础，不仅有助于家庭和谐，更有助于社会和谐，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5.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6
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直接照搬国外方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看，我们都必须建刘芳，《系统思维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0，(2):168一174立本土的家庭心理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按照系统思维的观点，对一个系统的研究重点是要把握它的功能。系统的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系统总体的行为、特性、能力和作用的总称。系统的功能虽然与结构有关，但并非单独由环境决定，而是由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家庭功能时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结构(指系统内部诸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二是家庭的环境，即社会(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我们看到，虽然在结构上，中国和西方的家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家庭外部的环境(社会)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对家庭而言既是外在环境，又是它的总系统。家庭整个地被社会包围着，并且自身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刻依赖于社会整体，要不断地从社会那里接受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各种思想文化。因此，从系统思想出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但要注重家庭的结构，还应注重社会对家庭的下向因果作用。
其次，从实践应用上看。当我们直接采用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出来到测量工具和家庭治疗方法对中国的家庭进行测量和评估时，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本文的第四章中，我们曾介绍过几种国外常用的家庭系统测量工具，如家庭适应性和凝聚力量表、家庭环境量表、mcmaster家庭评定量表，这些测量工具都是在西方文化中研究和发展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认为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是具有清晰的沟通模式，清楚的角色互惠，清楚的代与代界限，自我分化和个体性较好等特质。当我们直接将这些问卷用于测量中国的家庭时，发现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沟通表达和自主性的分数上偏低一些。这是因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沟通模式都比较间接，强调效忠自己的家庭多于追求个人自主;重视家庭的权力层级及家庭内的和谐关系多于家庭成员个人的心理需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在沟通表达或自主性的分数偏低，就认定中国人的家庭成员就不懂得沟通表达或没有自主性。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所谓“常态”家庭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进行研究，发展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的理论和家庭功能的评价工具。不仅在测量上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家庭治疗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心理疾病的表现、作用不同，人们主观上对疾病的态度以及对疾病的估计也不同。所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和技术拿到其他文化中运用时，都存在一个跨文化差异的问题。例如，中国人对心理疾的认识还很片面，认为如果家庭成员心理有“病”，去看这样的“病”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家庭治疗师想要邀请整个家庭来接受治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中国家庭通常强调“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治疗对一于家庭来说属于外人，因此，家庭不希望治疗师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家事，只需要治疗师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指导他们如何做，给他们一些建议就可以。再比如，中国家庭中家长拥有特殊的权威，如果让孩子在父母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和怨恨，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进而对治疗产生阻抗，等等。家庭治疗在中国运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文化上的阻抗问题，也明确地警示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家庭治疗方法原封不动地搬来运用，而是要根据中国文化、中国家庭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进行改革与创新，发展具有本土契合性的家庭治疗模式。
6.3.2建立中国家庭心理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6.3.2.1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
中国家庭的结构、家人关系、沟通方式、情感表达、发展形态、所面临的典型的问题等等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制约，因此，考察中国家庭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导源于世界三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亦是世界三大文化类型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包括: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催生了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宽广的容纳度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结构的规定性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认为中国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父子轴的家庭关系成为家庭互动的优势模式，支配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父子轴关系具有儿项特性，包括连续性(eontinuity)、包容性(inelusiveness)、权威性(authority)、1卜性(asexuality)。这些特性显现在中国家庭互动中，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成员形成以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等级关系，家庭中，父母、丈夫、兄长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其中男性家长为最高权威所在，在家中享有充分的支配权。父子轴关系的这几个特性支配着家庭中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形成了家庭内部运作的规则与特征，杨国枢将这些规则与特征概括为:l)以男性为中心:亦即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形成按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阶序关系，其中男性家长享有最高威权，在家中拥有充分的支配权。2)集体取向:以家庭为重，个人为轻。家庭中个别成员要以成就家庭目标、维持家庭利益与团结，达到家庭整体福社为出发点，为了家庭，个人要压抑自己的需求及幸福。3)垂直排序:主要强调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地位，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要严守对上遵从，对下命令的上下观念，而非平起平坐的原则。4)单向强势:家中的人际关系没有平等可言，即强势者约束、控制及支配弱势者，如家庭中，父母、丈夫、兄姊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如此单方面的强制约束有助于家庭内部权力冲突的减少。
5)角色优先:所有家庭中的成员均应做到五伦角色规范的要求，以做到家庭人伦的法则。6)责任为重:家庭中以义务与责任做为互动的基础，每个家庭成员均依照五伦角色的安排，对其角色尽义务与责任。2
(2)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规则的规定性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了一套用以规范家人关系的伦理准则。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伦，常也，从人从仑”。传统中国家庭的伦常关系指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五伦”，即用以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不同的角色关系。其中有三伦涉及到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我们主要分析其中的夫妇和父子两伦。“夫妇”一伦指的是夫妻间的关系安排。针对夫妻间的互动，儒家提出“夫义/妇德”.父子轴家庭与夫妻轴家庭的运作特征与历程:大妻关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的伦理要求，界定出夫妇间的相处之道。所谓夫义”，指的是丈夫需能善尽到做为丈夫的义务，也就是负起照顾家庭、扛起家庭责任的义务。而所谓“妇德”，在宋代司马光《家范.妻》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这段话说明了为妻者在家庭中，应以丈夫为首，尊重丈夫，服从丈夫的领导与决策外，更说明了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女性主要是负责家庭内的事务，举凡家庭中的清洁工作、家庭经济的预算与花费、家庭中情感的维系与和谐、孩子教养等问题，均是做为妻子所应尽到的角色责任。而“夫力妇德”的伦理要求似乎也说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的职责。就男性角色而言，在家庭外面努力打拼，在职场上获得成就，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扛起家庭的责任，似乎才是尽到一个做为男人的职责。而女人则是负责照顾、料理家庭内的琐事，服从先生的领导与决策，才是尽到一个好女人的角色职责。“父子”一伦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安排。针对亲子之间的互动，儒家提出“慈/子孝”的伦理要求，界定亲子之间的相处之道。不过，虽然倡导父慈/子孝，但重点强调的主要是子孝。孝在中国文化中作用之大，地位之高，堪称中国文化的核心。所有的儒家典籍无不涉及对孝的合理性的论证和对如何为孝的规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而“孝”又是“仁”之根本。在《论语》中，孔子对“孝”进行了理论的阐发，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人们所拥有的最自然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对父母的思念、感恩、担忧、敬爱、尊重，以及不怨恨等不同的形式。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其次，孔子认为，孝无违礼。儒家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最高原则，以礼为准绳的。礼被看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大法。因此，孔子把孝纳入礼的规范中，与礼相结合，受礼的约束，使之制度化、仪式化。《论语·为政》道“孟慈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再次，孔子及其弟子将孝看作是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品质。百善孝为首。宗明义章第一》孔子教导曾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3)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发展的制约
西方文化很强调个体独立精神的发展，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学习独立白主、对白己负责。家长鼓励孩子早点离家过独立的生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强调子女与亲人分离，而是追求“四世同堂”的人家庭理想。因而，核心家庭的发展与大家庭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当小家庭开始组建的时候，大家庭并不会因此而进入到空巢期，而是变成了扩展家庭。当小家庭中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之后，人家庭中的老人又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祖父母期。他们会主动地承担起照顾孙辈的义务，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
6.3.2.2注重中国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传统中国社会以父子轴为主轴，夫妻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妻子在家中地位的上升是夫妻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极大地扭转了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力。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总的来说，过去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家庭模式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与前一种关系平起平坐的夫妻关系。
(2)传统的孝道受到冲击，新孝道开始兴起。传统中国社会所宣扬的孝道强调父子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强调父为子纲，这是与当时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法律相联系的。从经济上说，传统家庭与小农自然生产相适应，人们生产自己的几乎全部的生活资料，这种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是主要出生产力，成年男子从长辈继承现成的土地劳作技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妻小，这种经济上的优势自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而后代人不仅由父祖抚养成人，而且从他们那里学得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出产业。因此，后代子孙的生命、生活的资料、谋生的手段等都来自父祖。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祖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而且，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对不孝施以严重的惩罚。从北齐起，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不赦之罪，以后历朝历代都相沿不改。现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代子孙并不需要依赖父辈遗传下来的产业。脱离了经济、政治限定性的“孝道”，变成了单纯的一种亲子之间的情感的关系。新孝道建立在亲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注重情感上的感恩、思念、担忧与尊敬。
6.3.2.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
从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对精神分裂症家庭的运作方式进行基础研究的十年，为随后的家庭治疗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庭治疗的实践应用高峰开始于20世纪60年，是在十年前开始的临床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出现后期临床应用的高峰。基础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本文中所介绍的各种治疗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例如，结构治疗建立在结构庭理论基础上，策略模型建立在沟通理论基础上，代际模型建立在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上，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优先发展应用研究，就会盲目地将国外的家庭治疗应用在中国家庭中，忽视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建立国家庭心理学应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该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过，在研究的初期，尤其应注重质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国外家庭研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贝特森、米纽钦、鲍文、欧尔森、比维斯等人的研究都是通过对家庭进行长期的观察进行的。质化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开放性的特点，非常适合于描述复杂的现象、定义新的结构以及发现变量间新的关系。在我们对中国家庭的内部结构、沟通、情感、功能等状况尚未完全探明的时候，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常重要的。
本文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家庭作为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单位，对国家的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美国多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探讨美国的振兴之时曾建议:“家庭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如果要将美国社会转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那么设法振兴美国的家庭组织，便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我想，这个建议对于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建设好中国家庭心理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文文献(以拼音为序)
1.波普，(自然选择和精神的出现》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刊》，1980，1.
2.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车文博，(透视西方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丁文，《家庭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5.董华，赵勇，《当代生物学中的非线性因果观，，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6.
6.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赵靖平，蒋少艾，王立伟，汪向东，《“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盆表”的初步评价—正常家庭与
精神分裂家庭成员对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
7.郭爱妹，《女性主义心理学》，_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8.黄宗坚，谢雨生，周玉慧，《家人关系的测t与分类:以青少年原生家庭成员互动为例》，中华心理学刊，2004，4.
9.刘惠琴，《从心理学看女人》，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3.
10.刘惠琴，《女性主义观点看夫妻冲突与影响历程》，妇女与两性学刊，1999，10..
11.刘芳，《系统思维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
12.苗东升，《论系统思维(一):把对象作为系统来识物想事》，系统辩证学学报，2004，3.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7
【摘要】我认为将来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父母的影响和青少年角色的过渡;2．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自尊和青少年犯罪;3．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照顾子女和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幸福感的影响。4．伴随社会的发展，传统家庭和父母价值观被摒弃和被改变的程度_。
一、简介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遭到父母抛弃，或长期生活在有较大冲突的家庭，或者父母监管不足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危险几率最大。青春期的孩子往往比较脆弱，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校或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因此理解家庭关系的性质，即家庭适应性，凝聚力和满意度，为了解青少年的行为提供了更多信息。家庭凝聚力成功地预测了非传统家庭犯罪行为的频率。家庭行为，特别是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似乎影响越轨青少年的整个成长期。朱比和法林顿(2001年)称，有三大解释破坏家庭关系和犯罪的理论;创伤理论，生命过程理论和选择的理论。创伤理论认为，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会对儿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往往是由于儿童对父母中一方感情上的留恋。生命过程的理论，把家人分离看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离散事件，并就通常与分离相关的多种压力的影响。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家庭收入或子女抚养方法上存在的分歧，破裂家庭和青少年犯罪存在着极大的联系。因此，家庭是人类发展最自然的环境，但是，不应对其过分理想化，至少不能将其认为是传统稳定的形式。因为从全球当的数据统计发现，家庭现在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例如“在每一个人类社会的家庭体系中，不完整的家庭出现往往有各种原因———人口，经济或社会:如配偶死亡或离婚，家人的分离，或移民”。本研究试图寻找多大程度上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和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演变进程。
二、假说
以下是该研究的假设:
1．罪犯通常来自于破裂的家庭，如离异，分居，遗弃，死亡一方或双方父母;2．罪犯有不一致的道德教育;3．罪犯来自社会和经济阶层最低的家庭;4．罪犯来自拥挤的家庭;5．少年犯家长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很少陪伴子女。
三、方法论
这项研究设计采用评价的调查研究方法，即它以家庭结构作为犯罪源。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来自少教所，随后重返社会的青少年。此研究样本是由120个这样的青少年组成。数据收集工具是调查问卷，由28个问题组成。大多数问题是封闭式，方便回答和计分，有些是开放的，为了提供补充信息。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资料，受访者的婚姻家庭状况，道德教育质量，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家庭成员的人数，以及犯下的罪行。数据分析是通过简单的定量分析，即百分比、手段和模式。
四、调查结果
数据分析显示了以下结果:
所有接受研究的受访者超过10岁，即青春期的开始。66．1%的受访者的父母是合法结婚，即生活在一起。只有43%的受访者从父母那里接受道德教育，朋友和附例占39．2%。87．9%的受访者父亲从事最低报酬的工作，10．8%失业，66．1%的受访者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而33．9%的受访者的母亲从事最低工资的工作。这些统计数字揭示了普遍经济困难的状况。82．15%接受研究的家庭有4至15个居民，即5人，19．65%，8人，32．15%，11人，16．07%，和14人，14．2%。过度拥挤是我们研究的受访者的家庭特点。73．1%的受访者的父亲从事的工作让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分开非常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加上10．8%的失业父亲，有83．9%受访者的父亲在家时间很少或不确定。33．9%的受访者的母亲从事低薪和时间较长的工作。假设1:我的第一个假设认为，罪犯来自不正常的家庭，即父母离婚，分居，遗弃，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收集的数据统计显示，66．1%或大约五分之三的孩子有父母。这与大多数罪犯来自破碎家庭的假设相反。此外，16．05%孩子的父母分居离婚或暂时分离，而5．35%得孩子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最后，12．5%的受访者失去了一或双方父母。一般来说，家庭成员的组成是一种和犯罪有关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据推测，生活在单亲或在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的儿童更可能显示出包括犯罪行为等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到家庭破裂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元凶，我们的第一个假说与收集到的数据证实不符，因为只有5．35%儿童的父母已离婚，而较早前报道66．1%的父母已婚。回顾功能失调家庭的第二个方面，即10．7%孩子的父母分居，这表明数量小但日趋增加的少年犯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第三，我们发现，如果5．35%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和7．2%孩子的父亲死亡，那么12．55%的人与他们的母亲生活。此外，3．5%的受访者已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提醒您：很抱歉，由于您提交的内容中或访问的内容中含有系统不允许的关键词或者您的ip受到了访问限制，本次操作无效，系统已记录您的ip及您提交的所有数据。请注意，不要提交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本次拦截的相关信息为：专制溃敛煌仔母改缚志宓幕∩峡悸堑赖滦形K孀诺鼻吧缁峋蒙缁岬姆⒄梗笳呤酝嘉ざ啦玫目贪逵∠蟊黄瘸晌安蛔跃醯乜砣莸墓芙谭绞健保徊皇实钡爻莆案改讣浣佣远挠跋臁薄K哉庵指改讣浣佑跋斓姆绞绞怯行У模蛭谕淙宋幕写嬖谧乓恢只晕夜芾碓际啤8改傅闹苯痈稍ば卸遣辉傩枰n胰衔喾矗辰ㄖ频墓芙谭绞剑压δ苁У鳎诘贝缁岬奈幕途没肪持卸嘤啵丛炝艘桓觥暗赖抡婵盏卮薄F浣峁墙郧嗌倌甑赖陆逃脑鹑巍拔抟馐锻渡洹钡健巴淙撕托值芙忝谩鄙稀6淙说奈幕姑挥型耆痈改溉ㄍ降姆绞街薪馔殉隼础J导噬铣鱿至恕暗赖抡婵铡保渲杏卸淘莸模昂蟛灰恢律踔撩芄泊娴墓娣叮鱿至烁改肝弈危淠推渥优牡赖陆逃耆鍪拥母丛忧榻帷U庀钛芯恐な盗四壳暗那魇疲谡飧鲆庖迳希淙淮?6．1%来自于双亲家庭的受访者中，只有43%道德教育是从来自于双亲，父亲和母亲分别为10．8%和32．2%，而57%受访者的道德教育来自阿姨，叔叔，兄弟，朋友，亲戚，继父母和祖母。后者的比例并不一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集体的道德教育和儿童社会化，因为它的大部分都更加表明了父母的无奈和社会发展而对传统父母角色的忽略。假设3:第三个假设是少年犯来自于最低的经济社会阶层。120位受访者中87．9%受访者的父亲从事报酬最低的工作。在这个类别中的父亲包括农民，司机，仓库管理员，厨师，工人等。这些工作不仅是收入最低的，而且他们也是从这个国家的正式教育体系中“辍学”，并伴随社会的忽视和自尊的丧失。其次，我国10．8%受访者的父亲失业。此外，66．1%受访者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而33．9%的人收入最低。矛盾的是，66．1%受访者的家庭主妇大多数是失业，这意味着，他们多数是在经济上没有权力，更悲惨的是他们与最需要的农业技能传统农业相隔离。因此，很难融入当代社会领域的主流就业市场，因为它们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和能力。大多数父亲，即98．7%的受访者的父亲或者失业，10．8%，或最低工资的工作，87．9%。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犯罪的因果关系考虑的前提是，这些家庭的儿童缺乏如书本，学费，服装，食品，药品等基本设施。设施拮据加上宽容的道德教育，工作时间冗长和报酬低的父母，从而使导致“弃儿”有做出越轨行为的余地。这个断言可以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反社会行为确认。从这项研究数据中发现，87．6%受访者从小学辍学，而12．4%的人同样中途辍学的形式之一(10．7%)，3(1．7%)。这些辍学者的水平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些父母往往无法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和其它的基本要求，而且这些父母陷入漠视子女和过度宽容的困境。此外，受访者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更表明家庭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受访者的性格问题。在这方面，偷窃占29．1%，最有可能是由于父母无法提供定期和足够的零用钱。22．4%的受访者逃避上学，而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法提供基本的学校要求，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无动于衷，，并有可能漠不关心带来。因此，当孩子从学校出走，而母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他们可能避免回家，因为他们的父母可能不在家，可能会出现没有食物，这迫使他们在街上闲逛，增加了他们做出出格行为的可能性，但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假设4:假设4认为少年犯通常来自拥挤的家庭。我们受访者家庭的人数最低是3人(8．93%)，或最高为16人甚至更多(8．92%)。换言之，82．15%受访者家庭的人数从4至15人不等，即5人(19．65%)，8人(32．15%)，11人(16．07%)和14人(14．2%)。一般来说，丈夫和他的妻子并不一定是家庭唯一的成年成员。有时成年亲属和朋友也是家庭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前婚或婚前养育的子女也是家庭真正的成员。当所有的孩子被添加到家庭，将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家族成员的画面。这项研究统计，如果在上述情况下而采取的传统主义者，可能不会令人担忧，但将成为令人震惊时，考虑的整体情况和刚才所说的犯罪诱发变量。它们是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低，对儿童不系统的道德教育，过于宽容的管教方式。当社会从农业和农村环境逐渐过渡到城市，国际化的环境，过度拥挤是人们渴望延续传统家庭模式的结果。而同时人们显然没有对现代城市环境下的财政需要有所准备，从而面临社会、经济和心理的家庭爆炸。过度拥挤是孩子逃离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逃离增加了心理，道德和经济上已经十分脆弱的孩子采取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假设5:假设5少年犯的父母由于工作时间限制很少陪伴他们的子女。受访者的父亲普遍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留下很少时间或根本没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子女。为了说明这一事实，73．1%的男性由于工作使父亲与子女分开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加上10．8%各地寻找工作，或者闲逛的父亲，他们极少在家的比例将达到83．9%。这使他们不能够有效履行其社会化和道德说教的作用。父母长时间远离他们的孩子，而且他们最低工资的工作，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财务需求，从而加重他们的无能感。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父亲的工资低，不能有效地满足家庭的财政需要，内疚的心理迫使他们更长时间远离家庭，从而挥霍掉其仅有的一点钱，最终加剧了贫困。其次，33．9%受访者的母亲参与工作，工资收入很低，工作时间长。此外，66．1%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高达66．1%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这意味着她们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那为何她们的孩子成为罪犯?失业母亲的存在不一定对儿童的道德教育产生积极影响，这尤其和丈夫的低收入有关。母亲无法胜任她们的传统角色，她们丈夫的微薄的收入，加上普遍宽容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一种“渴望”的氛围，无论是身体上，道德上或经济上，从而促使他们的子女出现反社会的行为。此外，在一个最大时间限制的工作环境，父母对子女的监控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受访者犯罪行为的种类。受访者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是在哪，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或什么时候回家。当儿童进入青春期，父母或其他成人直接监管的时间变少和孩子较长时间和同龄人一起，监管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的研究发现，父母的胁迫和缺乏监管不仅直接加剧男孩的反社会行为，而且也间接增加他们接触同龄犯人的机会，这会导致更高水平的犯罪行为。另外父母冲突和攻击行为预示暴力性犯罪，而缺乏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犯罪预示财产犯罪。如果家庭内部关系中存在暴力，儿童更容易诉诸暴力。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反，我们的受访者所犯下的罪行往往不是家庭暴力的结果，更多的是家庭缺乏道德教育，身体或空间不足的制约，经济条件限制。29．1%受访者偷窃(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低，母亲的失业比例较高)，四处流浪(17．1%)，夜不归宿(22．4%)，逃学(22．4%)，不服从管教(5．2%)，诈骗(1．5%)，虐待狂(1．5%)和吸毒(0．8%)。我认为，低摄入量的药品没有使受访者出现暴力行为。相反，犯罪的主要特征是偷盗和离家出走。我认为这是他们家庭经济权利的剥夺，宽容的管教方式，以及父母的超负荷工作时间的直接后果。由于家庭无法提供道德，心理和资金上的支持，儿童被迫寻求“家庭范围之外”的生存空间。青少年犯罪是脆弱的不正常的追求，这种追求并不基于仇恨和愤怒，更多的是出于焦虑，无助，无望和绝望。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个案介入助人自助
一、个案案例
老牛年过六旬，不久前老伴去世，留下两套房产和十万元的存款，老牛的两个儿子开始用尽各种手段争夺家产，最终，房产被两个儿子骗走，他也被儿子赶出家门并被送进养老院。在老牛被赶出家门之前，他的女儿张月梅曾劝过他多为自己的晚年考虑，不要把存款和房产全给两个兄弟，但老牛不听。后来，老牛生病住院了，需要花费20万元治疗费，两个儿子知道后就要给老牛转院，在转院途中遇到大雨，两个儿子就把老牛放在桥洞下避雨，两人在桥洞外谈话，二儿子暗示大儿子要把老牛扔掉，等两个儿子回到桥洞下却发现老牛不见了……原来，老牛的好朋友紫霞看到了老牛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他，就把他送到了社会工作机构，请求专业社工帮忙解决老牛的问题。
二、问题分析与诊断
老牛无家可归的悲剧是他自己和两个儿子共同造成的，因疼爱孙子老牛把大房子给了大儿子，因二儿子要结婚，老牛把另一套房子给了二儿子，并把存款也分给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面对强势的儿子和儿媳，老牛处于弱势。在生理上，老牛步入老年，退休在家，没有经济来源；在心理上，老牛刚刚失去了老伴，情感无依，情绪低落，内心孤独；在环境上，老牛的家庭关系泠漠，儿子和儿媳用尽心机抢夺财产，还把老牛往外赶，不给他好脸色。老牛参与的社区活动也不多，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无话不说、为他排忧解难的朋友。通过分析，可以把老牛面临的问题整合为：（1）被儿子抛弃，无家可归（2）房产和存款被儿子抢走，自己身无分文（3）自身患有癌症（4）家庭关系极度不和谐（5）失去老伴，内心孤独（6）社交圈子小，身边没有很多老朋友，生活单一。这些问题交缠在一起，最终使老牛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转变儿子和儿媳的观念，让他们不要盯着财产而是要孝敬老人，给老牛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
三、服务目标
（1）总目标
协助老牛重建社会功能，改善其生活与增进其幸福；完善老牛人格，从而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发展、健全家庭功能，增进家庭福利。
（2）阶段目标
协助老牛及其儿子、儿媳了解自我、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促使他们产生改变的意识；协助老牛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增强儿子、儿媳孝敬老人的意识；协助家庭建立弹性的互动沟通模式。
四、服务模式及理论基础
通过对老牛面临问题的把握，我认为结构家庭治疗模式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家庭功能的失调是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源，良好的家庭环境及沟通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及解决家庭及个人问题。家庭治疗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个人许多问题是由于不良的家庭交往产生的，需从家庭组织结构、沟通、扮演角色、联盟与关系等观念和看法出发，并且依据“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此家庭系统内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即在家庭系统内，任何成员所表现的行为都会受家庭系统内其他成员的影响；个人的行为影响系统，而系统一影响其他成员，这种系统相关的连锁反应，可导致许多所谓病态的家庭。基于此种观念，家庭治疗主张，要改变病态的现象，不能单从治疗个人成员着手，而应以整个家庭系统为其治疗对象，通过改变家庭的结构与交往方式以发挥家庭的功能，从而使个别家庭成员的问题真正得以解决。
五、个案介入过程中的社工理念及技巧
首先，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要秉承助人自助的理念，以案主及其家庭获得成长为目标；其次，社会工作者要怀有关怀与同理并举、打开心结、消除冷漠、逐步开展心理辅导的介入思想。当社会工作者进入家庭了解情况时，要保持感情上的中立，尊重案主及其家庭，遵守对案主及其家庭非评判的原则，对外要遵守保密性原则。
六、介入计划
介入计划共包括六次会面，均在案主家庭进行，每次会面时间控制在1小时左右，每隔两天进行一次。
前两次家庭会面主要是通过与各个家庭成员的交谈确认前期获得资料的真实性，再次评估、确认老牛面临的问题，了解家庭结构、互动模式等，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要获得家庭的信任和认可，消除家庭成员的抵触心理，使家庭成员能够在接下来的治疗中配合并接受家庭治疗。另外，还要解决老牛的居住问题。老牛不想在养老院住，两个儿子不愿意让老牛住自己家，但老牛的女儿很孝顺，社会工作者要和老牛沟通，让他现在女儿家安顿下来。
第三次家庭会面的任务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让家庭成员尝试一种新的家庭互动沟通模式，如针对老牛要不要去养老院居住的问题，全家应该在一起商量，女儿张月梅一家也要参与，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允许其他人对此发表意见，而老牛自己握有最终决定权，而不是让“妻管严”的大儿子或精明的二儿子替他做决定。
第四次家庭会面的任务是，通过角色扮演使老牛的两个儿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如不孝、自私等，社会工作者通过角色设定、前景设定、台词设定让两个儿子经历被“抛弃”的情景，然后由社会工作者引导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使他们能够村内心反省自己。
第五次家庭会面的任务是帮助老牛挖掘、整合社区资源，构建社区人际关系，增强老牛的幸福体验。紫霞是老牛的好朋友，可以让紫霞把老牛带入到她的朋友圈，同时家庭成员要积极支持老牛多交朋友、参加社区活动，最好再给老牛介绍一个老伴。
第六次家庭会面，社会工作者帮助家庭回顾整个个案过程并协助家庭巩固已取得的进步，指出家庭发生的改变，告知家庭成员结案一事，对于家庭成员出现的各种情绪，社会工作者要给予妥善解决。
在个案介入过程中，即使面对病态的家庭或案主，社会工作者仍要从“优势视角”出发，挖掘优势资源，并加以整合和利用，如案例中老牛心地善良又热心；老牛的女儿对其十分孝顺；紫霞是老牛的朋友，在介入治疗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七、评估
（1）机构评估——社会工作者把整个个案过程记录下来，由督导进行评估。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9
[关键词]萨提亚模式；青少年社会工作；自我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8-112-2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指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其中青春期阶段（12一18岁）的主要矛盾是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同一性是对自我身份确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一种不断增强的自信心，一种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内在持续性和同一感。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青春期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自我同一性未曾建立上，这将导致“角色混乱”。目前在中学开设的心理咨询主要针对有心理障碍的个别学生，服务范围较窄，难免会给这一部分学生带来“贴标签”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心理咨询中学生被动地接受辅导，社会工作能够发挥专业的主动性优势，采取多种专业工作方法，对于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容易出现的一些适应性问题，有针对性的传授给服务对象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使他们有所准备，从而预防问题的发生。在社会工作一系列专业方法中，萨提亚治疗模式以其独特的系统视角，关注青少年的潜能及自我成长，以青少年所处原生家庭为介入重点，帮助其建立较为完善的自我认识体系，从而改善青少年青春期自我同一性矛盾引发的学习问题、亲子关系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及对自我认识不全面造成的厌学、自卑等一系列问题。
一、萨提亚模式中的系统理论
萨提亚治疗模式属于体验式的传统人本治疗，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特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促成生命改变，使个体及家庭朝向更加一致、更加和谐、更加负责、最终更加充实的方向改变。这也是青少年社会工作所推崇的介入方法之一。
萨提亚一般通过四个维度来确定某个系统在系统坐标轴上的位置：对人的定义，对关系的定义，对事件的解释，对改变的态度。萨提亚认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是建立在奖惩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即有权利之人对他们所界定的积极正向行为进行奖励，并且惩罚他们认为消极负面的行为。这是一种支配―服从式的等级模式系统，其中系统规则包含人们该如何感受、认识、思考、期待和行为的范本。所以在封闭的等级系统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有着明确上下等级之分的：即通过角色来决定人的地位，同时线性单一的模式解释事件，不允许任何力量来破坏等级结构的改变。权威型的家长所在家庭往往有此类封闭系统的特征。与此相对的是开放系统，在此类系统中，能量可以用来成长而不是致力维持结构，能量能够根据需要自由流动。关系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同的价值基础，人是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结合体，用有弹性和系统的观点来解释事件，人们会解释并欢迎改变。
萨提亚模式强调个人、系统和改变。对于个体而言，萨提亚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所有人都有从善和获得完整性的潜力。她相信无论个人碰到怎样的困难，个人和家庭都具有改变并且获得资源以达到健康状态的潜力。她提出的冰山理论把个人内在的系统比喻为冰山，冰山由五个领域构成，它们是行为、观点、期待、渴望和“自己”。通常来访者寻求帮助时先叙述的背景事件，其实就侧面说明了来访者外在的行为，也就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容易显现，但萨提亚模式不鼓励对此进行过多的描述，而是专注于来访者的内在体验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些内在体验就是冰山剩余的四个部分，如何挖掘这些深层的信息并通过它们更多地了解来访者的内在体验是萨提亚所推崇的。在针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工作服务设立目标时，需要针对青少年“个人冰山”上的每个层次分别做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案，从而系统地解决其由于自我同一性混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二、萨提亚模式中的人本主义色彩
萨提亚认为，大部分人会选择熟悉而不是舒适的方式，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应对问题的方式才是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让自己成功应对和成长所需的内部资源。这些观点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中的助人自助殊途同归，都强调案主的自觉能动性。萨提亚的这一基本观点带有的人本主义色彩是学校社会工作中值得借鉴的，治疗需要关注健康和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病理学的方面。人们在本质上是好的，要想与自我价值感相联结并确认它们，需要发掘自己的内部潜能。对于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客观真实的自我认识是其顺利度过“狂风暴雨”式的青春期，处理好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萨提亚模式下的家庭分析
萨提亚模式认为人是活在系统中的。症状的产生是个体与他人及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原生态的家庭系统。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与其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间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在与家庭成员（主要是抚养人）交往的过程中，青少年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学习到家庭规则并运用不同类型的沟通行为，进一步习得四种基本的生存形态：讨好、责备、超理智、打岔。这四种姿态全都来自于一种低自尊和不平衡的状态，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价值免遭言语或非言语的、可以知觉到的或是假定存在的威胁，使用的四种不良的姿态。
讨好型，以他人为中心，漠视自己的价值感受，低自我价值感，让他人进行选择，对在交往中的他人和情境予以充分的尊重，但却不在意自身的真实感受。讨好带有利他主义色彩，因此在大部分的文化和家庭中有较高的接纳度。然而，讨好与表里一致性的接纳他人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讨好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它否定个体自尊，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自我本身是不重要的。当讨好别人时，即便自己感觉不好，也会委曲求全，以获得被爱和被接纳。
责备型，是讨好型的反面。这一型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和情景。特征是敌意、专制、挑剔、固执己见、反对别人的意见，习惯批评与责备别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
超理智型，漠视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过分强调理性，仅关注数据和逻辑水平上的环境背景。在交谈与人际交往时，力求尽善尽美，不断运用复杂的术语、理论来证明自己，显得明智而善辩，这一类型的人常被看做是严厉的、原则性的或是强迫性的个体。
打岔型，是超理智的对立面。与打岔者相比，超理智的人通常表现得沉默而稳定。而打岔者总是不断变换想法，企图转移当前的关注焦点，将沟通从正在讨论的主情境中引开。打岔者通常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某单一客体上，希望能够在同一时间完成无数的事情。
萨提亚提出这四种生存状态并不是在研究客体身上“贴标签”，而是通过对这些状态的界定让个体更加充分认识自己的应对方式，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所处的原生家庭。我们是被家庭塑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原生家庭的烙印。萨提亚通过个性舞会、家庭生态图、家庭重塑等方法，协助个体自发地探索冰山以下的部分，分析家庭对自我发展的潜在影响，从家庭入手促进个体积极的自我接纳及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四、青少年社会工作介入
青少年要想成功地实现自我整合，顺利度过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其中和谐的家庭关系以及顺畅的家庭沟通方式尤为重要。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相关辅导时，家庭重塑作为萨提亚最著名的治疗工具之一，可以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借鉴。
萨提亚认为，迈向整合统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接纳我们的父母是普通人，要在他们本身具有的个性水平上与他们交往，而不是仅仅与他们的父母角色沟通。因此，在家庭重塑中，个体要利用家庭三角关系图，重新梳理整合过去的生命事件，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对父母和自己的沟通模式进行重新整合，并在此过程中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家庭。在家庭重塑中值得注意的是，改变是一种自然的、持续进行的过程，是人在探索如何与世界更融洽的相处时逐步发展和建立起来的。根据萨提亚模式，改变通常发生在这种情况：“学习和改变的过程需要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在认知、情感、幻想和有意识的层面上获得新的意识。产生这些意识后，人才能对旧有的观念产生质疑，获得新的体验，从而作出改变。”萨提亚认为，当新的知识和反应在合适的情境中得到了积极的验证与反馈，它们就会逐步取代已有的知识和反应模式。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萨提亚模式通过对家庭结构及沟通方式的重塑，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自我认识，家庭沟通渠道的畅通，对青少年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萨提亚模式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帮助个体充分认识并发掘自身及家庭的潜能，对青少年社会工作来讲，萨提亚模式的这一家庭为本的理念使得它相较于其他专业方法有着更为广泛的理论视角，同时在解决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也有着更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睿苗.萨提亚模式对初中生自我接纳与接纳他人的促进性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2.
[2]罗瑞，王晓丹.萨提亚治疗模式与积极心理学[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2，（24）.
[3]维吉尼亚・萨提亚（美）.萨提亚的家庭治疗模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社会工作家庭系统理论篇10
关键词：家庭功能;偏差行为;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49-02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还没有独立于家庭。家庭是其生活的主要场所，是社会化的第一个环境，也是影响其心理体验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家庭功能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家庭中青少年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行为。而要适应社会的变迁，也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少的压力，如果青少年不能在家庭中减轻这些压力，就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道德标准。他们大多厌恶学校的生活，经常性迟到、早退、旷课、逃学。他们往往喜欢纠结团伙打架闹事，染上不良嗜好：抽烟、喝酒、，这类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很大，甚至会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而参与犯罪团伙。
一、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偏差行为
从社会系统观点看，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这个复杂有机系统的细胞。从现代系统的理论来看：实际所谓的“功能”就是一种可能起到的作用。而所谓“家庭功能就是指家庭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或产生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能力和效果”（刘宝驹，2006）。偏差行为，一般认为是社会学概念，是相对于社会规范行为而言的。简言之，可以界定为违反或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有着这样的结论：家庭功能和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存在负相关。有关临床研究证明，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表现极端的家庭，尤其是亲密度极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的家庭，特别容易出现家庭成员离家出走或子女行为不轨等现象。Shek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Fai）考察1519个家庭的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违法犯罪和物质滥用）存在显著的相关，那些报告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问题行为（Shek，1999）。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方晓义等以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为被试，全面考察家庭诸因素与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沟通和亲密度对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张文新，200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家庭功能作用发挥不当会引发青少年偏差行为。
二、家庭功能视角下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原因分析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生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不当有着极大的联系。家庭功能发挥不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当
一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重大意义。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摇篮，孩子成长的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方式。然而，在现今竞争激烈的残酷社会里，稍有松懈便会淘汰。在此激烈的情况下，家长们一方面要肩负着养家育儿的重任，不得不忙于生计而疏于与子女们的相处;另一方面又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影响下希望子女们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子女。这就导致了家长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停留在只关注孩子的学习上，对孩子成长中的快乐与否少有关注。当孩子的成绩出现不如过往或未达到他们的要求时，家长往往不问原因而“恨铁不成钢”地采取诸如打骂、冷处理等种种极端措施。当孩子因小的行为不规范时，家长也是以“不打不成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对青少年来说是沉重的包袱，一旦青少年忍受不了压力便会出现偏差行为以示反抗。
（二）家庭情感需求功能的异化
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家庭教育方式的种种不当，又或是父母内敛，不认为有向子女表达爱的关怀的需要，使得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难以感受到父母的关怀及爱护而产生了爱的缺失感。青少年因未能及时体验到来自家庭的、父母的温情，更由于他们不懂表达对爱的需求，因而他们对家庭传统的依恋也就显得无比薄弱。在缺失爱的情况下慢慢关闭心门，紧锁心枷，逐渐变得难以接近却又孤独无助。家庭爱的功能发挥不当，使得青少年缺少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成为内心空虚、孤独的个体，进而在认知上出现混乱。在此情况下，青少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文化的影响，在缺乏对诱惑的抵抗力及父母的监督情况下走上不当道路，成为边缘少年。有关的实证调查研究也证明了情感沟通功能的缺失与淡化使生活其中的未成年人缺少关爱，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爱的过度
这种现象在很多家庭都能看到，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子女被家庭视为“太上皇”，在家庭中处于优越的地位。父母在物质、精神、生活上对子女有求必应，为子女提供无所不在的帮助和照应，造成亲情过剩。久而久之，因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孩子就会觉得接受给予是理所当然的，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这种溺爱的教育方式，使子女不会正确处理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造成生活中的低能，在人生中遭受很多挫败而无力承受，容易放任自己的情绪，甚至产生自卑心态，进而引发偏差行为。按照社会心理学理论，决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学习。青少年是有选择地在那些符合父母期望的道德行为上得到强化的。道德行为反映了青少年道德学习经验的积累，当孩子的某种罪错行为得到父母和其他长辈的鼓励、宽容，他就有可能在今后重复，以致发展这一行为。相反，当通过教育使孩子产生内疚时，他就不太可能去重复了（关颖，2004）。
3.家庭结构的变化
对于家庭结构的研究，根据赵忠心的《家庭教育学》上的分析，普遍采用传统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以及组合家庭来划分，传统家庭指的是那些几代同堂的家庭。传统家庭中的成员多，他们对教育青少年的看法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会产生矛盾，使得教育相互抵消。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是当今社会的最主要的家庭模式。总体来说我国核心家庭的父母工作较为紧张，家务负担重，这样他们对孩子的全面情况了解不深，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更谈不上对孩子活动和交往范围的控制，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引起家长的注意，但为时已晚。如果他们的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得不到及时矫正，不仅会影响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而且对社会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三、社会工作介入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具体运用由上述的原因分析可知，从家庭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探究和介入是可行并必要的。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尝试运用社会工作里的个案、小组、社区等社会工作手法探索缓解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途径和方法。
（一）个案工作
在个案工作过程中，个案社会工作者采取分别约谈以及共同约谈青少年本人及其父母的方式，在会谈过程中观察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及思考方式，从中发现问题的关键，找出问题的介入点。发现问题后的下一步，个案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良好的气氛中与青少年的父母进行沟通，使其了解孩子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心理特点以及需求，认识到父母陪伴及关爱对青少年的重要作用。对于教育不当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问题反映，让父母认识到他们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不当，然后引导他们学习正当的教育方式。对于过于溺爱及缺乏爱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青少年的父母采取正当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交流，掌控关怀爱护孩子的度，从而改善亲子间的依恋关系，使其健康成长。对于青少年来说，认同自己的过程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过程。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青春期阶段的身体特征有着很大的变化，而心理发展却稍微滞后。对于处在生理发育过程中的尴尬阶段，青少年会出现不能认同自己，又羞于表达的现象。个案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一对一的介入方式使青少年更容易接受和配合，帮助他们正确认识青少年生理发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协助他们适应其身体变化，促使他们正确认识并认同自己。
（二）小组工作
对于行为偏差青少年来说，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有着好胜心强、叛逆的特性，他们往往不认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常与同辈群体发生争执。对于这样的青少年群体，小组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组建亲子关系协调小组、亲子面对面小组、亲子旅行小组等，让青少年与父母有机会共同参加到小组活动中，通过小组活动中的互动，增进相互间的理解，重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纽带，从而减少由于教育不当及亲子沟通不当的家庭模式而引发的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其次，可以在学校或社区通过组建同辈群体交友小组、人际关系协调小组等，让青少年共同探讨与同伴和平相处的方式，发展良好的同辈群体，帮助他们远离不法团体。对于行为偏差青少年家庭来说，孩子的忤逆往往会让家长头痛及伤心。对于这些家长，社会工作者可以成立行为偏差少年家长情绪支持小组、家庭教育技巧小组、家庭结构变化支持小组等，以提供家长应对孩子成长问题的技巧学习、情绪发泄等机会，帮助他们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提高他们解决子女问题及家庭问题的能力，促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正常。
（三）社区工作
通过社区工作方法介入，整合社区现有资源，为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而举办诸如科普知识展览、绘画作品展，普法知识讲座等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增加青少年对社区的凝聚力。此外还可以通过成立义勇军、支教队等志愿组织，将社区青少年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参与社区活动，让他们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提高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志红，王胜.偏差行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为例[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3]顾东辉.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4]ShekDtL.individualanddyadicpredictorsfamilyfunctioninginaChinesecontext.theamericanJournalofFamilytherapy，1999，27（1）：49-61.
[5]关颖.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20-122.
[6]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2-37.（责任编辑：李慧）
1.爱的缺失
在现今冷漠的都市里，一些家长只关注子女的学业情况，与子女间的情感沟通少之又少，使得家庭的情感沟通
收稿日期：201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