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1
创业如果是做电脑、科研、环保、农业化肥等相关的，那么就与科学技术有关系。其他的创业，就与科学技术无关，除非是做店铺生意，要搞电子商务相关的团购网等营销，那么就与电子科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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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2
道德与价值两个概念有着密切联系，道德所指向的首先是善，而从价值形态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善又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更多地展示了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道德往往被视为道德价值来认识。正因如此，很多人在讨论科学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时，经常也会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并混淆在其中，模糊了价值与道德概念界限。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认清科学技术伦理领域的逻辑线索和实践线索两条主线，我们有必要厘清道德概念与价值概念的界限，重新认识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从发生学意义上讲，道德是同人本身、同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同人的社会属性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活动既能从人的各种活动之中分化显现出来，同时道德活动又天然地杂糅于人的各种日常活动之中。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对道德关系的理解不能仅存在于超验之域。而价值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对客体需求效应的逻辑关系追问，其概念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逻辑理性色彩和超验性。因此，对价值关系的考察更多的是一种从理性角度出发的推演思考。虽然这种推演不可能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超验，但是对价值关系的考察不能完全准确的代替对道德关系的考察，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回归到人与人的社会本身、回归到人的生产生活等社会日常行为活动本身，即从道德关系层面来考察科学技术和人的一切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任何一种科学技术实践行为，实际上都融入了行为者的价值目的性与价值理念，都标识着行为者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责任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活动与道德实践之间根本无法完全分离开来。
一、道德与科学技术活动中的道德
道德一词，最初在中国古汉语典籍中是把“道”与“德”的概念分开使用的，如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①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或者说是行事规律;而“德”是指人世的协调适宜的德性和品行。虽然在当时道与德是分开解释的两个概念，但其基本含义与现代道德一词连用时的意义也基本相当。“道德”二字在行文中真正被连用则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②，意思是说，假如学习目的达到任何事情都能按“礼”的规定去做，也就算是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这里的道德也是指人的思想品质、涵养水平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后来延伸含义也含有准则、标准、品质及善恶评价的意思。可见，古今中外关于道德的解释和理解有相近甚至相通之处。在今天我们一般具体表述为: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动规范的总和③。由道德的概念也可以看出，道德是人们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才涉及到道德问题。所以谈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也是指人在一切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之中的道德问题，撇开人的活动，静态的科学技术知识本身虽然可能内蕴道德价值，但科学技术知识本身自然无道德问题可言。
现实中每个人的道德观念自然是有差异的，因为道德本来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这种差异自然表现于每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道德观念的差异之中。如此一来，如何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何为正当”呢?如何运用统一的道德意识以协调人际关系，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呢?这就需要现实社会中的人理性自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文化氛围和传统习惯等一系列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统一的道德规范。这时道德、不道德的判断不是以某个人的观念为依据，而是以整个社会的观念为准，因此，道德此时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即社会公德。这种道德主要应用于涉及对社会、集体、组织产生影响的行为活动之中，大多是用在公共场所或公共生活中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相对于公共道德而言，还有一种道德称为私人道德，主要指人们在私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应具备的品质德行和应遵循的准则规范。当然公德与私德不是截然分开、相互背离的，而应该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论及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的道德问题，自然更多的是关乎公共道德。纯粹的满足个人好奇心的科学技术认识实践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活动已经进入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科学和技术的界限逐渐模糊，科技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必然涉及公共生产与公共生活，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子系统，必然会对社会、集体、组织和其他个体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毫无疑问，都应该是一种具有统一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约束的道德实践活动。
二、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历史之维
道德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科学技术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诚然都处于历史演变之中，两者关系也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道德和科学技术就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产生的两朵社会意识形态的美丽浪花，一个求真求用，一个求善求美，时而相随而生，时而相去甚远。
(一)中国古代科技与道德关系的思想考察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尽管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不高，科学技术研究能力水平尚不发达，但中国本土最具代表性的的儒道两家都曾经对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彼时他们都把“求善”或“求道”作为最高使命，认为其它类别的学问都是细枝末节，甚至是旁门左道奇技淫巧。但是，儒道两家在看待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明显分歧。道家强调遵从自然之道，直接排斥人为技事;而儒家强调德识一体、真善统一，但在根本上还是重德轻技，主张道本技末。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文化知识智慧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会严重损害人们道德水平提高的。他坚持“人有机巧之利，是生机巧之心”的信条，认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相互斗争，都是由人类要求享有更好物质生活的欲望引起的，而这种欲望也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的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冲突的程度和范围也会越深刻越广泛。在他看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人类应该“归根复静”、“复归于婴儿”，甚至要返回到不要文化、不要知识、不要智慧的自然原始混沌状态，最好不要看到物质文明的发展，每天闭目塞听，从而才能“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样才能保持最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庄子借用其著名寓言《抱瓮入井》中道家忠实信徒之口，生动地阐明了“功利技巧必忘乎人之心”的观点。寓言中正在抱瓮汲水劳作的老者面对子贡善意的劝说，忿然表示决不用省时省力的机械技术，其理由是:“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①。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滑坡，为了保持道德水平，就必须拒绝一切“机事之心”。道家这一思想认识在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一些在政治上代表着保守或没落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道德败坏为理由，反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比如北宋时期、晚清政府都有统治者竭力阻挠和反对变法改革，对人类文化进步、知识技艺发展存在强烈抵触情绪，拒绝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闭关锁国自甘落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孔子、孟子和荀子开始，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建立并高度发展，直到汉代以后，儒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儒家孜孜以求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问题，形成了一种以浓厚的伦理道德关系研究见长的政治型学术思想体系。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者也对“知识、技术与道德”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首先，儒家思想并没有明确地把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的价值导向加以区分，在他们的理念中，认为知识(智慧)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或者认为有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义存在，他们强调“博学约礼，仁智统一”。儒家奠基人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②这里表明孔子既主张广泛习读知识，同时也要以道德之礼约束自己。朱熹曾就此注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③。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若要修炼成为君子品质，在理论上必须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在行动上也必须要恪守道德礼法，努力做到有守有为。儒家还强调“知”与“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要素。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④其后荀子曾说:“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⑤。后来董仲舒也提出“必仁且智”的思想。这些“知仁”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既强调知识对于道德的价值，又强调道德对于知识的规约。当然，儒家的这种真善统一论的命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讲的“知识”的范围有较大差异，有些甚至比较狭隘。有些儒家人物可能认为知识主要是德性知识而较少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在知识与德性、求真与求善问题上，儒家虽然强调统一，但在轻重缓急上儒家显然是把“善”放在“真”的前面来认识的。其次，儒家思想是把“求善成仁”作为首要追求来考量，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关注颇具实用主义色彩。在先秦诸子之中，儒家对待知识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虽远不及墨家的知识论传统，但可以肯定的是远超过了法家、道家等学派。汉代儒家知识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王充，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①的观点，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的人”②，这比近代英国启蒙思想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早了一千多年。由于王充所在的时代自然科学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天文学、数学、农学都取得了一定成就，铁器、瓷器、丝绸等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再加上王充本人也乐于参加生产劳动实践，善于总结生产历史经验，所以他明确提出“知学”是人类力量的充分必要条件，“文儒之知”可“博达疏通”，提出了知识发挥作用必须要通过社会实践，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才相互配合，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最后，儒家提出了“求真殉道”和“以道驭技”的学术精神。孔子一生奉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来追求人生真谛，“当理不避其难，视死如归”③。孔子做学问还强调“无征不信”的学术道德传统，这其实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的雏形。传统儒家对真理追求的意志是坚定的，但对技艺的价值评价却是十分谨慎的。儒家虽然重视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提出技术“虽小道，必有可观焉”④。但是，儒家思想整体上表现出对技术主体、技术本身和技术方法的鄙薄，强调“道本技末”，即“以义理为本，以技艺为末”。因此，儒家强调技术的应用必须要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制约。儒家认为有些技术是“正统”的技术，可以大力发展，有些技术是“非正统”的技术，必须加以禁止和限制。基于此，儒家很早就提出技术规范论，在《礼记》中就提出“工依于法”⑤的思想。后世大儒也特别强调技术工匠的道德责任，提出了遵行度程、勿作淫巧、世守家业、诚实求精等诸多“以道驭技”的技术伦理思想。
(二)西方科技与道德关系的历史考察在西方早期的文化理念中，人们总体上认为知识(智慧)与道德互融互通、基本一致，或者认为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义存在。比如在古希腊人们就曾将“智慧”、“勇敢”、“公正”、“节制”作为四大传统美德。虽然当时形而上的知识(智慧)形态未必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是显然当时将对知识(智慧)的追求作为道德的重要部分，这对于人类摆脱充斥着巫术等迷信活动的原始宗教社会功不可没。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就记载了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阐明了苏格拉底美德就是知识的思想。柏拉图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他也认为:“善的典型是最高的知识。”⑥由于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知识的探求主要是对道德知识的探求，他们用求真之德作为重要精神支撑孜孜不倦地探求智能知识，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当时，一批哲人包括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知名学者都以追求知识作为最高的追求和历史使命，他们强调在追求“真”的知识过程中不应有任何外在目的，应该放弃所有的个人财富与权力的得失，这里其实就已经蕴含了求真至上的命题，已经隐喻了科技与道德分离的滥觞。进入中世纪，此时的科学技术沦落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技术成为证明上帝存在和维护宗教统治利益的工具，它与道德的分离非但没有有效弥合，而且走的愈来愈远。近代以后，借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潮，自由和理性得到更加充分张扬，特别是以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与逻辑论证为知识划界标准思想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科学知识的纯洁性与独立性，将科学知识与艺术、伦理(道德)知识等非科学知识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最早做出这种区分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休谟，他指出在知识体系中存在两种不同判断，即“是”或“不是”的事实判断和“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这两种判断是分离的无逻辑联系的，也是不可随意过渡通约的。他曾明确指出:“事实的错误本身不是罪恶，而是非的错误可以成为不道德的一种”。①受到休谟这一思想观点的巨大影响，德国哲学家康德继进一步提出所谓的“事实与价值二分”，他指出自然哲学所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②。康德把人类的理性法则划分为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把科学认识问题的实现归为“纯粹理性”，把艺术、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实现归结为“实践理性”。他毕生都在渴望认识“头上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种区分看似成功地将两个领域做了定位，但实际上这种区分使得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就像仰望星空的康德和沉思道德律的康德，完全被割裂为两个人一样。在启蒙之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文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技术逐渐获得了社会的尊崇和认同，科学技术逐渐被套上了神圣的外衣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之间渐行渐远，甚至走向背离。用牛顿的话说:“科学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因为它揭示出了上帝的威力”③。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着我们能够做事情的范围，威力日显强大，科学技术去道德化的倾向开始显露无疑，科技与道德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人类文明的“机理”开始失调。这种现象也引发一些思想家的隐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对道德的堕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关系有深刻认识，他指出“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④，“我们的灵魂正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⑤。但这种担心并未有效阻止科技与道德分离的脚步，特别是工业化日益深入以后，道德越来越成为科技的外在之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踏步前进，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规范与道德约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信仰危机等全球性问题。面对现实问题，人类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应该如何控制和评价科学技术实践以及后果，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开始重新关注和反思。很多学者开始批判质疑“科学技术与道德分离无涉”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不是一种纯粹事实判断的个性工具，而是出现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中的复杂事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人们必须要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比较和衡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本身就渗透着道德和道德判断的因素，科学技术研究实践过程中是不能脱离道德判断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普特南认为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而我们的每一个价值也都负载事实”⑥。科学技术确实是个复杂事物，要对其进行细致分类梳理才能看清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有些部分可能涉及道德，有些部分可能与道德无关。当今时代背景下，不论如何，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不应该是对立的两极，科学技术超脱于道德之外或者科学技术沦陷于道德之中这两种观点都是荒谬的。科学技术具有某种道德取向，道德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制约科学技术，绝不是笼统的以道德涵盖和决定科学技术。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的现实之维
在人类社会现实实践之中，科技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意识虽然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以科学文化为代表的求知探索活动和以技术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实践活动，与个体的道德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发展水平和道德实践活动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科技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促进及其辩证互动是不言而喻的:科技文明促进了人类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不断发展，这有利于人类道德身心的成熟和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道德水平的提高也推动科技文明不断迈向更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时可能拒斥道德追求的价值理性，二者也表现为一定的对立冲突。
(一)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双向内蕴科学技术活动是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科学技术知识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之所以说它特殊，就在于科技活动本身蕴含着客观与公正，蕴含着道德扬善。科学技术活动本身要求做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合客观性和合公正性的统一，而客观和公正恰恰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另外，科学技术会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技术所固有的这种工具属性使其天然具有道德意蕴。正如默顿所言:“科学作为改善人类物质条件的力量，在耶稣基督的救世福音教义看来，不仅具有纯属世俗的价值，而且是一种善的力量。”①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技术是长期的科学技术专家从事研究活动的辛勤劳动结晶，它同样内蕴着道德精神之善，即所谓的科学精神或科技文化。科学的求真精神、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启迪人们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开拓进取，都充分体现了科技的道德意蕴。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道德中也蕴含了一定的科学技术因素。比如，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我国古代的氏族内部就有着族外婚的传统，盛行“同性相婚，其生不藩”的道德律令。这一律令不仅体现出古代人类对道德的实践，更体现出古代人淳朴的优生科学思想，反映了人类早期对其自身生产繁殖规律的准确认识。古代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道德律令和规范并不仅是如此，生态学、环境学方面的知识同样闪烁着科学的光芒。比如孔子曾言道:“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②。显然这里对自然生态保护的思想跃然纸上，无不体现出已经从道德的层面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后来董仲舒也曾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为仁?”③这显然也是通过道德层面的教化反映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常识。
(二)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良性促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自然要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虽然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但它却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应用导致的物质文明成果必然会使公道原则、人道主义等道德规范得到新的落实，必然促进整个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科学技术知识深化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身本质的认识，从而会进一步促进道德观念的变化，要求人们重新调整关于人才、风险、时间、人际关系等的道德规范。道德是用一定评价标准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来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的。人的科学技术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它必然属于道德规范和调整的范畴。通常意义上谈及道德对科技的制约调节作用一般表现在“真”、“善”和“美”三种意义的道德向度:在“真”意义上表现为道德制约着科技对自然规律性与真理性的探索进程;在“善”意义上表现为道德对现代科技的开发、研制与应用过程给予合理的“善性”目的的方向规导制约，使其发展融入更广的人类理性认识空间，力求人类的最大长远福祉;在“美”意义上表现为道德对科技的发展提供最高的审美价值追求，使客观现实世界在科技表达上实现人美的享受。在具体实践上，道德对科技的促进主要表现为道德对科技行为的规范和对科技创新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持。科学工作者思想上的道德约束，必然产生行为上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良知的敬畏。道德不仅会为科技发展指出价值目标、提供价值判断，也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人文和价值准则。人们的道德水平一旦提高，积极进步的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推动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技的发展。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冲突对立科学技术与道德属于人类的两种不同认识类型和社会意识领域，它们之间除了相互的良性促动之外，有时也会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对立。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象性的自然物，而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自然事物的客观规律，并将其用之于改造对象，进而使人们获得物质财富或者精神享受;而道德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优良德行品质和标准行为规范，它“是在利益和诱惑面前仍能以原则、规则处事，是不趋利、不悖理的品质的体现”①，它更侧重于追求善的价值目标实现。显而易见，客观的求真与主观的求善之间在特殊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还是存在会一定的差异冲突的。特别是在当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飞速发展，往往使得人的欲望也随之不断膨胀，但核心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工具理性的有限性都注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由于市场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伴随着高新科技的兴起，似乎使得一切皆有可能，人们的各种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调整。面对科学技术火山爆发式的进步和发展，有时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相对来说显得调整进化的过于缓慢、过于保守，有时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获取利益的欲望又好像脱离了道德缰绳的野马肆意驰骋、任意妄为，于是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平衡很容易丧失，结果难免导致的尖锐冲突对立，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四、结论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3
关键词:科学;技术;文明;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034-02
“科学”一词的英文是science,它起源于拉丁文“知识、学问”。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即分类的知识、学问。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技术”一词的英文为technology,其词根techne来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技术的本义是对纯艺术和实用技巧的论述,是利用一切自然和人的力量来满足人类需要的理智的技巧。
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强调“学”这一概念的,技术强调“术”这一概念。朱维铮先生概括“学”与“术”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学贵探索,术重实用”。科学注重的是求得真知,既要得到真理,又强调追求真理的探索过程。技术侧重实用性,它的目的是使用一些技巧来满足人的需要。
虽然科学与技术的侧重不同,但是它们从产生开始,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使人类寻求能改善生活的技术,人类思考总结这些技术产生了科学知识,同时这些科学知识又成为提高技术的理论基础。现代社会中技术是科学的后继产物,技术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本文中将科学、技术这两个概念合称为“科学”,以便于论述。
一、科学与文明进程
科学的历史的久远程度与人类的历史大概相同。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开始取得一些技术进步,到旧石器晚期各种技术的改进加快,这对文明的形成有重大作用。最初的科学是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所有文明最初形成时都必然要定居,而这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一两万年前,原始人发明了弓箭,捕获动物的技术得到提高,猎物被圈养、驯化,人类由狩猎时代进入畜牧时代。钻木取火的发明让人类不再依赖天然火种,人类结束茹毛饮血的时代,更多的熟食使原始人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对火的运用又催生了其它技术,例如,制陶技术、冶炼技术。这些技术结束人类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人类进入五千年的文明史。
文明就是人在自然界把自己加以界定的一种概念和行为,并且要区分自己与自然界的不同。文明发生时必然有大量改造自然的科学活动。最初的科学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相关,这摆脱不了服务自身生活的目的。文明形成之初人类要耕种、定居需具备农业、畜牧业、城防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劳。
科学一直跟随文明的进程而发展,同时科学革命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没有人能否认它们对文明的影响。火药解决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威胁。宋代有专门生产火药和火器的工厂,火器是当时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进攻中原的有效武器。北宋的“霹雳炮”、“震天雷”就在抗金战争中大显威力。指南针把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指南针传入欧洲,使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文明逐渐紧密联系起来。纸和印刷术使知识得以普遍传播,从而改变教育的面貌,加速了文明发展的脚步。
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而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这段话说明科学革命使得文明发生了变异。随着17、18世纪科学革命的加速,西方逐渐进入现代文明时期。
二、科学主义与现代文明
从18到20世纪,科学主义范式出现。尤根・哈马贝斯认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就是科学对自己的信任,即坚信,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把它与知识等同起来。”现代科学的文化效应使得科学家们成为人类唯一的公认立法者,任何学说、观点、立场如果和科学及其方法论不一致就会被宣判为迷信。科学决定论占据了人的思想领域,成为一些现代人的信仰。
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不同。科学精神强调实事求是,科学主义中的则将科学意识形态化,它与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能解决一起问题,是一种科学万能论。而将科学绝对化、信仰化会对人类文明造成莫大危害。
首先是滥用科学会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损失惨重。
人类滥用科学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到破坏,以石油污染为例,近四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流入海洋的石油及其制品至少有1000万吨,石油在海面上形成的油膜导致海水缺氧、海内生物畸形、死亡,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又如因科学发展研制出的化肥、油漆、洗涤剂、杀虫剂等会对土地、水源、空气造成污染,这会加速人类文明的灭绝。有专家认为,可能在今后20一30年中,地球上有四分之一生物将处于严重的灭绝危险之中。现在乎均每年有一个物种消失,有许多物种甚至在被人记录之前就己消失。这与使用科学强行改造自然有莫大的干系。
科学支持下的战争也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一战中大量飞机、枪支、军舰的运用使这场战争横扫世界,造成大约一千万人死亡,两千万人受伤。二战中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广岛的投放使十五万人化为灰烬,成千上万人遭受核辐射。
主观上预设科学的绝对真理性,使得人毫无保留地去滥用科学去改造自然,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破坏之后又坚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盲目乐观并不会有利于问题解决。
其次,科学进步与人的价值缺失有一定关系。
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中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便捷的生活的同时,也使人的价值属性越来越模糊。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力量使人的属性对像化、异化,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人被机器隔离开来,个人越来越孤立,只能被动地适应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对这整个领域来说超于成为命定的。”马尔库塞认为人们关注科学而不注重人的价值,科学站在人的对立面统治着人。
人的自然存在的属性也受到威胁。人类基因图纸正在测绘中,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可以修复基因缺陷而达到治疗很多疑难杂症的效果。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可以活得更长甚至长生不老。但基因工程在造福人类同时也挑战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它有可能改变人的物种,人类的基因如果一代又一代修改下去,人类将改变自己的生物特征,将来的“人”或许是与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
同样,人类的克隆技术也挑战人自身的社会属性。1997年一项关于克隆人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中有23%的人表示愿意被克隆。克隆人到底算人还是物掀起一场激烈争论。有的认为克隆人是物,可以用于提供医疗器官,但这会有失残忍;有的认为克隆人是人,他具有人的生理特征,但克隆人从法律、伦理、道德方面上又没有清晰的界定。克隆技术使得以及人的定义被物化,人或许会定义成一个一个Dna构成的系统。
科学的发展还会使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人的自由性减弱。比如转基因的农作物虽然产量很高,但转基因作物不能收获种子用来再种植,种子只能在相应的种子公司购买。科学成果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需要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这些成果的使用权。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所控制,人的自由性丧失,科技陷入原教旨主义。
三、科学与人文
科学起源于公元前的古希腊社会。科学从产生起就与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希腊人看来当时的科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部分,“哲学”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它的题材是自然,是推究事物是怎么构造的和进行变化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科学理论曾长期统治西方世界一直到中世纪末期,其作用和影响并不比他的哲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小。
启蒙运动早期很多科学家都相信他们的工作属于“哲学”范畴,比如牛顿的物理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中世纪“科学”与“哲学”并肩打败了神学。伴随着胜利,现代科学开始崛起,它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取得巨大成功。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随着牛顿力学的广泛接受,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地位。19世纪以后,科学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科学的崇高地位奠定。
科学被认为是客观的、精确的,完全排除了主观不确定性,而在人类认识自然体系中具有绝对真理性。这种绝对真理性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马克思用机械论来表达他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一门学科。
当然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一定程度上增加人文学科知识的准确度和可操作性。但是科学技术的扩张使得人文学科的领地越来越小,科技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使得文理科发展不对称,造成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疏远。
这种疏远使得科学和人文对立,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科学的统治地位使人文发展不良,导致人文学科异化,使人文屈服与科学。
现今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就是盲目推崇科学、贬低人文的产物,它将科学置于最高的地位,却不知“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科学和人文像是文明的左右脚,用科学至上的眼光来对待文明,将会使人文萎缩,最终会导致文明的残缺。
四、结语
从洪荒时代到网络时代科学技术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从最初的制造弓箭到如今的核技术、航天技术,科学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崛起,科学给文明带来新鲜活力的同时也造成环境破坏、人的属性受到挑战等等弊端。科学主义诞生,科学这一新信仰束缚了人的自由,冲击了人的道德、伦理观念,使科学与人文疏远,如果任其发展或许将来某天会导致文明的缺失。正视科学的地位,将科学与人文融合,文明的脚步才能健康稳健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4
关键词:智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关节点”课程
自2004年教育部批准公布北京大学设立“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以来,我国到目前为止已有近20所高校设立了该专业。随着社会对智能科学技术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申办该专业。由于该专业在我国开办的时间不长,各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基本上都是依托现有专业办学,因此专业特色不够明显。然而,智能科学技术专业不是现有任何其他专业,因而探索一整套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本专业课程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结合“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特点,谷学静、王志良等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设思路,如课程衔接、课程分级等[1]。李冠宇等从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内涵出发,提出了本专业的6门主干课程[2]。本文主要结合重庆邮电大学的实际情况,从课程体系建设入手,就如何凸显专业特色、优化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是一所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教学研究型大学。2008年,学校向教育部申办了“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并获批准,2009年,我校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并明确了“应用型人才为主,兼顾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其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针对社会对智能软件与系统研发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研究型人才则结合学校在智能信息处理方面的学科优势,在培养方案中设置了“智能软件与系统”和“智能信息处理”两个专业特色方向。
课程体系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决定人才培养成败的关键因素。在2009年全国智能科学技术教育研讨会上,我们结合重庆邮电大学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初步探讨了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和就业前景等问题,其中关于尽快形成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想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3]。近1年来,我们就如何在课程体系中体现专业特色,共享相关专业优质资源,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通过讨论,我们将课程设置分为4个层次,即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特色教育和提升教育。然后根据这4个层次将课程分类,并从每一个层次中筛选出对人才培养起关键作用的“关节点”课程,构建以“关节点”课程为支撑的“关节骨架”课程体系。下面将对这一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及具体内容进行介绍。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09-1-004)。
作者简介:胡军(1977-),男,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粗糙集、粒计算与知识获取;王国胤(1970-),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智能信息处理、粒计算、知识技术、神经网络、数据挖掘等;夏英(1972-),女,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数据库与数据挖掘、时空数据处理、普适GiS应用等;瞿中(1974-),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工业计算机层析技术(iCt)、网络多媒体等;吴渝(1970-),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智能、网络智能、数据挖掘、多媒体技术等。
1课程体系的4个层次
根据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内涵和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我们将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分为4个层次,并基于此构建了4个层次的课程体系,它们是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如图1所示。它们是一种递进关系,前期课程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后续课程是前期课程的延续和扩展。
图1课程体系的4个层次
其中,公共基础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在英语、数学、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属于通识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是本专业相关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在本专业的基本能力,属于专业教育;专业方面课程是根据本专业的方向开设的课程,培养学生在特定方向上的能力,属于特色教育;专业拓展课程是在本专业和特定方向上开设的高级课程,培养学生的拓展能力,属于提升教育。根据这四个层次的课程体系要求,我们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所有课程分类如下:
1)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和计算机基础等课程,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子电工、大学计算机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
2)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算法分析与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智能科学技术导论、脑与认知科学、机器智能、智能机器人等。
3)专业方向课程。
专业方向课程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在设置专业方向时,我们拟定“智能软件与系统”和“智能信息处理”两个特色方向。其中,智能软件与系统方向主要面向就业,培养学生本专业系统设计与开发能力;智能信息处理主要面向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学生在信息处理方面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以后深造打下坚实基础。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方向课程学习。根据专业特色方向的需要,智能软件与系统方向开设了多媒体技术、机器视觉、人机交互技术等课程,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开设了数据挖掘、智能计算技术等课程。
4)专业拓展课程。
为了更好地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我校按照两个专业特色方向设置了专业拓展课程。其中,智能软件与系统方向开设有模式识别、虚拟现实、智能游戏与开发、VisualC++案例开发、嵌入式系统设计等课程,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开设有专家系统、商务智能、生物信息处理、智能科学新技术等课程。
2课程体系的“关节骨架”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专业的增加和学生人数的增加,师资、实验条件等教学资源显得日益紧张。因而,不加区分地将所有教学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门课程,不能实现教学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也无法体现办学特色。
我们寻找在课程体系中对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课程,将其作为“关节点”课程,并基于“关节点”课程构建“关节骨架”课程体系[4]。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将优势教学资源向“关节点”课程倾斜,重点保证“关节骨架”课程体系中课程的教学质量,从而最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即是基于“关节点”课程的“关节骨架”课程体系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最先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实施,并为将该专业建成为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关节骨架”课程的建设思路,并凸显“智能软件与系统”和“智能信息处理”这两个专业特色方向,我们综合考虑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社会需求和学科优势等,分别在公共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方向和专业拓展4层次课程体系中逐层选取“关节点”课程,具体课程如表1所示。
表1“关节骨架”课程体系
课程层次关节骨架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线性代数、C语言程序设计、大学物理、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数据结构、算法分析与设计、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脑与认知科学、机器智能
专业方向课程多媒体技术、数据挖掘
专业拓展课程智能游戏设计与开发、商务智能
在公共基础课程中,“关节点”课程的选择注重学生在英语、数学、计算机等方面的基础能力培养,为后续专业学习提供支撑。其中大学英语强化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加强学生的数学能力,大学物理和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为学生的硬件设计打下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培养学生程序设计方面的基本能力。
在专业核心课程中,我们选择了体现专业特色的脑与认知科学和机器智能,其中脑与认知科学主要让学生认识自然智能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制,机器智能让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还选择了强化程序设计和系统开发方面的相关课程,如数据结构、算法分析与设计等。
在专业方向课程中,我们则根据智能软件与系统和智能信息处理两个专业方向的特色,分别选择了多媒体技术和数据挖掘,其中多媒体技术针对智能软件与系统,特别是智能游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数据挖掘则是智能系统处理中的一个典型问题。
在专业拓展课程中,我们选择了智能游戏设计与开发和商务智能两个能分别体现两个专业特色方向应用的课程。
3课程体系的运行及保障体系
为保证“关节骨架”课程体系的实施,我们建立了相应的运行及保障体系。在课程的运行管理上,我们采取了课程群的管理模式,即根据内容将所有课程分成若干课程群。在现有课程群的设置中,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相关的课程群有10个,如图2所示。其中,基础类课程群等8个课程群是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等其他相关专业共有的课程群,智能软件课程群和智能信息处理课程群是本专业独有的2个课程群,它们分别是本专业两个专业特色方向课程的教学与建设课程群。
图2课程群的设置
在课程群管理上,我们发挥团队优势,为每个课程群配置负责人,为每门课程配置课程负责人。课程群负责人负责整个课程群的运行管理,课程负责人则负责某门课程的教学管理。我们制定了课程群建设任务,例如各课程群负责的“关节点”课程以建成相应级别的精品课程为目标。为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对于有实践性内容的“关节点”课程,我们要求必须设置综合实践环节,并鼓励教师采用课赛结合[5]、科教互动、校企共建等新的实践教学模式。
为了保障和激励教师做好相关课程群及课程建设工作,我们以立项建设方式予以保障和支持,同时将是否担任课程群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作为相关岗位聘任和考核的条件之一。同时,为了鼓励学生学好相关“关节点”课程,我们制定了相关激励措施,如为关节点课程提供更好的开放实验环境,加大“关节点”课程成绩在奖学金评分中的权值等。
4结语
本文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作了探讨,通过建立基于“关节点”课程的“关节骨架”课程体系,并建立相应的课程建设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保证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由于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各高校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定位也不同,各高校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样。但作为一种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我校的“关节骨架”课程体系对其他同类院校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谷学静,王志良,黄晓红.“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J].计算机教育,2009(11):108-111.
[2]李冠宇,黄映辉.智能科学与技术的知识体系:语义分析的结论[J].计算机教育,2009(11):61-67.
[3]胡军,李伟生,王国胤,等.重庆邮电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探讨[J].计算机教育,2009(11):57-60.
[4]王国胤.与通信结合的计算机特色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R].香港:第十二届全国高校计算机系主任论坛,2009.
[5]胡军,夏英,王国胤.“赛课结合”在数据库原理实践教学中的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12):267-269.
ResearchonSkeletonCurriculuminintelligenceScienceandtechnologySpecialty
HUJun,wanGGuo-yin,XiaYing,QUZhong,wUYu
(DepartmentofComputerScienceandtechnology,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400065,China)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5
【关键词】小学;数学学科;信息技术整合;新型师生关系
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的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的方式。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整合是新课程理念的客观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是小学数学教学应对信息时代挑战、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客观选择。
数学学科与信息技术整合后,教师不在是最主要的教学信息源,而将是学生学习的导行员。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整合中的新型师生关系有以下这些特点:
1.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策划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建构者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特别强调学习环境的创设,并以“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为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信息技术为学科教学创设真实的情境、为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协作提供了许多新的潜在可能性。多媒体技术能更加逼真的模拟出微观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在视觉上提供一些能表现真实世界现象、事件和故事的实例,学生能用这些实例进行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计算机网络技术将能促进本地和远距离的协作以及师生之间的通讯,并且能帮助他们成为由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更大世界的一部分,使“天涯若比邻”不再是梦想,有助于培养提高学习者的合作、讨论和反思能力等等。这是传统手段无法实现的。
教师与学生是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主体性因素。教师是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关键因素。教师设计、控制课程教学的流程,是整个教学的策划者。教师的因素包括其参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意识与态度、具备的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能力。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只是教师用信息技术来教学,而是学习者使用信息技术来学习。这是最根本的理念的改变,学生也需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计算机应用基础已经成为小学学科的一门必修课,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整和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学习就是学生自主建构的过程。
在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通过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互分享双方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引领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创造者
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过程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四个要素之间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组织者、管理者,更是参与者、指导者、引领者、意义建构的促进者。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研究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意向、学习风格,对信息资源进行研究、整合,然后确定理想的认知策略和教学步骤,以实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目标。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决定个体发展水平的,将是不断利用新信息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而非其他固有的知识水平。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更要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由于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潜能得到发掘,创造意识得到保护,因此自主学习便成为一种充满发现、想象、快乐的事情。在整合过程中,教师、学生的各种角色定位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统一于教学过程中。一般来说,教师的引导是学生能顺利自主学习的保证。学生的自主探究,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另外,从教师的角色定位中,折射出的刻苦钻研、示范引导、精诚合作等职业美德,是一种丰厚的精神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3.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协调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完成者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于学习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能够随机应变,善于发现学生发言中的积极因素,抓住学生发言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得给予指导和修正,发现学生的讨论偏离了学习主题,或在某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应该加以正确引导。
教师作为渐进层次学习的激发者,他们为学生确定个体化的发展性目标,不断收集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学生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帮助学生渐进层次学习的顺利开展,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是高效益地应用信息技术,不断优化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学生的学习更具有选择性,能否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任务,是学生学习的重要一步,相应地,教师的职能就是帮助学生寻找最适合的学习环境。
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评价者,学生是教学活动的评价者
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使学生了解一些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这些评价指标和方法可采用一系列问题,以利于学生思考并判断学习结果的质量和价值。在具体进行评价时,教师也可根据这些评价指标来衡量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在评价的过程中要根据个人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并给每个评价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不要拘泥于具体的评价细节。应运用批判思维能力争取做到全面、迅速地对评估信息进行分析,评价激发学生发现新问题,进入深一层次的学习。教师应该营造和谐的教学气氛,对学生的学习给予正确的评价反馈,改变以往的评价原则,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激起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和责任感。
总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师生关系处于一种平等、信任、理解的状态,那么它所营造的和谐、愉悦的教育氛围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从学生的发展角度看,拥有交流能力、合作意识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优化师生关系可以为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与综合素质的提高打下基础。所以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时展、教育改革的必然。
【参考文献】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6
1.1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1.1.1科学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产品质量
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作物品种。例如，短枝型红富士苹果，这种苹果不仅品质好，而且产量也高；双低杂交油菜，这种油菜的出油率比普通油菜高，而且使用这种油菜炸出来的油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小麦、玉米等几乎所有的作物新品种都大大提高了产品产量，而且产品的质量也比原始品种更加优良，自从我国育成杂交水稻后，1976～1992年水稻累计增产2000亿千克，这一成功，为解决世界范围的饥饿与贫穷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基因转移和重组等生物技术，已经培育出了一批超级稻、优质专用玉米、专用小麦、抗虫棉等转基因优良作物新品种，这些物种中许多已广泛推广到实际种植中，并获得不错的效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
1.1.2科学技术延长了作物的生长周期
由于季节的原因，有些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有限，而科学技术却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应用地膜覆盖技术使得季节性产品能够在一年四季种植，农民的收入不用受季节的影响，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温室大棚种植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农产品受季节影响的问题，气候环境可以人为地改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产值以及质量。
1.2带来环境的改变
1.2.1面源污染加重
由于人们不合理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试剂，造成了环境和土壤污染。土壤受到污染后，土壤的自身自然功能会失调，土质会恶化，植物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还会将有害物质聚集在植物体内，这些有害物质最终会被人摄入体内，从而危害人体健康；污染物还能够随着水土流失扩散到水体中，加剧环境污染，这不仅会阻碍农业发展，也会对人类的安全造成威胁。为了追求产量而使用大量农药化肥等，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这是我国农副产品在欧美市场总是遭遇技术壁垒的一个重要因素。
1.2.2过度灌溉引起土地次生盐渍化农业灌溉用水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增加，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还会引起农田的次生盐渍化，减少耕地面积，加剧生态危机。我国华北地区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进行农业灌溉，造成地下漏斗，使地平面不断降低，此外，由于大量建造渠道、水库、涵闸，造成周边地区的土地盐渍化或产生新的地质灾害，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
2对科学技术在农业种植应用中趋利避害的思考
2.1鼓励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种植水平
虽然科学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科学技术对农业种植带来的正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国应当鼓励支持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种植水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鼓励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种植水平。首先，鼓励科学家们进行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对于有研究成果的科学家，给予比其它研究领域更高的奖励。其次，鼓励农民应用科学技术，农民购买机械化设备时，国家应给予补贴。新的科技产品出现时，应先退出一部分使用品，供农民使用，以便进行科技产品的推广。
2.2出台更加完善的技术应用标准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价值基准以人为本
1科学技术的本质和价值基准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产生差异的根源在于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萨尔顿、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论述表明,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展现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正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表现。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从科学技术的本质出发，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立场和视域出发，科学技术才有价值和意义。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为人类造福,应当成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这个价值基准既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目的性,又表明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方向。只有正确认识和展示科学技术的本质,重构以人为尺度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才能规范科学技术向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本质展现的方向发展。
1.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科技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因而,科技在现实中应用价值的人文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属性要求，要求人类在进行科学探索、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一定要对人类社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把人文精神始终贯穿于科学活动的全部过程，要注重从人性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实行社会控制，避免科技活动中负面影响的产生,以保证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尊重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应是决定科学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要力求把科技发展控制在有利于人文关怀的范围内,以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1.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承袭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始终应贯穿着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在1931年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的话对人们应该有重要的启发，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须要突出人文关怀，在科学的视野中重视科技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才会被科学技术所克服,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克服各种危机的可靠保证。
1.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关系的要求
科技与人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正是借助于科学技术，使自己从动物界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由人类创造和应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科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人类对它的依赖性就会增强,科技的负面效应也会突出，因此，强调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价值基准，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人文价值的引导,对科技的功用和发展方向做出合乎人文精神的规定,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对真善美的追求实现有效的沟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目标。
1.4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人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在高科技时代更应以人为本,提倡科技人文精神,在崇尚、尊重科学,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这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2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目标
2.1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
康德在其目的论哲学中明确提出：“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提出的人不依赖于他物而成为目的的思想,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与人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科学技术价值的实现主体是人类自身,科学技术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的地方。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树立发展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技发展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严格把握科技运用的伦理尺度和伦理范围,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和恶用。要把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的生活本身,从人们的“美好生活”的高度来审视科技进步，科技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科技,科技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中应包含与人类最佳结合的内容，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使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保持协调。
2.2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完善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社会的发展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相平衡。现代科学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粮食供应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使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的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有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主体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关注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衡量科技进步与否的标准,无疑在于科技是否朝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2.3综合协调人、自然和科技的关系
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改造自然界,但同时应积极地适应自然界,把改造和适应自然界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自然环境可以承受人类的改造活动,从而将改造活动限制在对生态环境危害最小的合理范围内。人类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但人类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及其丰硕物质成果的奴隶;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理应更多地服务于恢复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科学技术是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人类在自觉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4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作为主体的活动,必定会受到人们自身的信仰、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身处的时空条件的影响,必定渗透着某种价值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必定带有主体性。科学技术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现代技术之所以成为威胁人类的恶魔,其实是对技术本质的误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错误的科学技术观和对科学技术的误用。如果回到根基上来看问题，科学技术的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客观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欲望,不可避免地会向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经济活动中就会丧失人文理性,造成文明的畸型。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如果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人们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危机和负面价值也就会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创造精神文明，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依赖科学和理性,对客观规律和人性有正确的认识,促使人的行为合理化,既合乎规律又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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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萨尔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
4(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8
一、研究对象
关于sts的对象问题是涉及到sts能否成为独立学科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美国，sts作为一个英文缩写词代表着两种不一样的说法。其一是指“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中文意思是“科学技术研究”；其二是指“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中文含义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两种说法实质上反映了，在新旧价值观转换背景中，sts研究对象的辩证形成过程。前者旨在把作为认识客体的科学技术，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使之发展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并使认识主体对这个发展了的认识客体，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各个侧面进行反思和研究。后者则从根本上把认识客体转变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并形成了一系列从各种角度揭示这个新的认识客体内在本质的关系概念，以及适合于对该客体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方法。显然，从渗透着旧的唯科学主义价值观的“自主科学技术”到开始对这一旧的价值观进行反叛的“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再到确立新的sts价值观（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充分体现了sts的研究对象如何从旧的视野中通过局部质变到整体质变而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辩证图景。
现在，对sts作“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理解，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普遍认可。其标志是，1988年成立的全美sts协会及其会刊《sts集刊》中的sts都表述为“科学、技术和社会”。而“科学技术研究”，则作为sts理论研究的一个部分包含在“科学、技术和社会”之内。因此，前全美sts协会主席s.h.卡特克利夫教授在该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说：“‘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领域——现在已通过缩写字母词sts得到广泛认可”。[1]
对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是sts的研究对象这一点，也日益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例如：1964年哈佛大学设立的“技术与社会计划”，其要旨是“深入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公共政策、社会特征的影响，以及社会进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范围和方向的互惠效应”[2]。1977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计划”，其目的是“探求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考察技术与科学观念对人们生活的影响。”[3]卡特克利夫教授说，“sts领域的中心任务至今一直是诠释科学技术的社会过程，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复杂的事业，其中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观念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反过来，科学技术又影响了这些价值观念和形成它们的社会。”[1]菲律宾学者赫兰德也指出sts就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4]。美国宾州大学的d.第曲里奇和d.沃克尔，在为他们所开设的“什么是sts？”课程编写的教材中，则进一步用一幅三角图形象鲜明地表示了sts研究的对象：
（附图 ）
但是，应当指出，一般地确认sts的研究对象并不表明sts的对象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其原因是，涉及到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并不仅仅是sts一家，同时还有其它的学科，如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等等，它们也在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只有具体地解决了与上述这些相关学科关系中的划界问题和地位问题，才能最终解决sts的对象问题。
为此，首先，要利用发生学的方法，从总体上弄清这些学科与sts的关系。
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等都是以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但是，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认知和建造的过程”，“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变成了渗透价值的“社会过程”，“社会事业”。因此，上述这些学科便逐步从研究科学技术的概念、理论、方法、设备、技能、组织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为主的“内史论”导向，转向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外史论”导向。例如：在科学史研究中，已不限于对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开始重视科学的社会史方面。1958年，技术史学会的刊物《技术和文化》明确声称，它所关注的“不仅是技术设备和过程的历史，而且还关注技术与哲学、政治、社会变迁、艺术与人文科学以及经济学的关系”[4]，并形成了后来在科技史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情景方法”。60年代以来兴起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始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技术社会学则集中在追踪技术的社会后果方面，把技术看作是一种促成种种社会调整和文化调整的外在力量。于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就从“纯粹的科学技术”扩展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个层面上来。但是，实质上，这仅仅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而兴起的从社会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由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社会和公众日益感受到来自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威胁，因而迫切需要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社会本身进行研究，“了解社会是如何在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中从早先的状况发展到当代水平的”，[6]又如何“让科学和技术过程真正造福于人类”[1]。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两方面的强大对流运动，使“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成了与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因而急需一门新兴学科对这一新的认识客体加以专门的研究。但上述的任何一门学科，或它们的总和，都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有的学科体系框架而转向完成此项历史使命。st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显然，sts与上述这些学科的区别及其独特地位就在于：
1、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仍然局限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它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加深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而sts则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个旧框架，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崭新的认识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
2、上述这些学科仅仅是从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的特定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而sts则是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整体，它把上述各个侧面包括在自身之内。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广义的sts是一个学科群，是上述这类学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研究的总称。狭义的sts则把上述这些学科看作是自己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
3、对于这种关系，上述这些学科侧重在从社会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研究；sts则除此以外，还包括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社会的研究。
4、sts还把科学、技术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而上述这些学科并非必然如此。
其次，还必须运用上述基本观点，澄清一些模糊看法。我国从80年代初以来就开始对一些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问题进行研究，但主要局限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范围内。对于科学学来说，因其把科学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分支学科，因而也是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近年来，sts被介绍到我国以后，有些学者往往囿于自己原来的学科观点，对sts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不利于sts在我国的发展，实有澄清的必要。
1、所谓“技术哲学包括sts”说。其理由一曰：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包括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在内。但是要知道，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有关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技术哲学对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更深入地揭示技术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改变其研究对象是技术这个基本点。而sts则是以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从哲学角度对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内。因此，不是技术哲学包括sts，而从广义上说，是sts包括技术哲学。二曰：sts起源于技术哲学。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虽然sts的诞生与一些技术哲学家如埃吕尔、芒福德等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技术的负面效应有关，但这仅仅说明技术哲学刺激了sts的诞生，并且它的一些研究成果成为sts的一个理论来源或组成部分。可是除此之外，sts还有其它的理论来源或组成部分。三曰：有许多技术哲学家在专门研究sts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sts是一门范围最广、层次最高的交叉学科，需要多门学科的专家协同研究，其中当然包括技术哲学家在内。但当一个技术哲学家进入sts领域，研究专门的sts问题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sts学者了，或者说，他是具有技术哲学学术背景的sts学者。由此可见，所谓“技术哲学包括sts”说，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科学社会学等于或包括sts”说。其理由同样有三，一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如果把科学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技术在内，则其对象就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种说法混淆了科学社会学和sts的研究对象。实际上，科学社会学是“应用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于科学，以更好地理解科学”[6]。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斯托勒则明确指出：“科学社会学研究学者们的行为规范、决定他们行为的各种因素，以及他们的行为给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和协会带来的后果。”[7]显然，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或包括技术在内的科学，而不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后者只是sts的研究对象。二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在内。但是，这只是表明对科学进行研究的外史论导向。实际上，在50年代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规范问题，60年代的重点是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和奖励制度。直到70年代初以后才出现了向外史论的倾斜，开始重视对科学共同体行为和科学知识与社会背景相互关系的研究。其目的是加深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建制的科学的本质的理解，并不表明科学社会学以科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有什么改变。同时，科学社会学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只有sts才既从社会学角度，又从哲学、历史等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这种关系。因此，正如上述技术哲学与sts的关系一样，不是科学社会学包括sts，广义而言，是sts包括科学社会学。三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在历史上是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的确，许多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如：贝尔纳、默顿、巴伯等等，都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一名称就是在默顿于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书的书名中首次被使用的。上述这些学者不仅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sts的先驱。他们在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时，不仅是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在进行sts研究。这种情况，在对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尚未分化或成熟时，并不奇怪。所以，所谓“科学社会学等于或包括sts”说，也是不妥当的。
3、所谓“sts四不像”说。其本意也许是要说，sts是从原来的一些学科，如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生长点上发展而来的，但又很难说它“像”其中的哪一门学科，故称之为“四不像”。此说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却极易引起误解。因为在这里，“四不像”仅仅是一种比喻，用来形容某种什么也不像、似是而非的东西。但sts不是这样的东西；它并没有因为不“像”上述“其中的哪一门学科”而变得无所“像”。实际上，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具有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20多年来，sts对自己这一对象的研究已经逐步建制化，在许多大学内建立了与sts有关的系、研究计划和中心，开设了大量的sts课程，还建立了sts学会和刊物。这些事实说明sts不是“四不像”，而是确确实实“像”它自己。
第三，要弄清sts的研究对象，还必须阐明sts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它以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而sts则是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时，也从哲学和社会历史的角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思想和规律，其中主要有：
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9]。“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0]“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11]。
2、科学技术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12]。“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13]
3、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科学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14]“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15]。
4、社会的生产和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16]“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7]
5、人和自然的协调。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对西方sts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一些著名学者，如默顿、巴伯、卡普兰等人，都承认马克思是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先驱。默顿认为他们的功绩是理清了科学活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不仅对科学、技术和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样，对在我国开展sts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sts学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内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因为对象不同，不能包括和代替sts，但却也是sts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主要内容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个渗透着价值的复杂社会事业，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它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这是关于sts研究对象的一个理论sts的定义。理论sts包括sts总论、sts静力学和sts动力学三个部分。sts总论研究sts的对象，基本概念和概念结构，以及方法、意义等一般理论问题。sts静力学暂时撇开sts的基本运动，主要研究sts系统内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以及各种相互关系保持协调和平衡的条件和前提。sts动力学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例如：科学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相应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动态发展规律；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技术中心转移的规律；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三个相互依赖和相互独立的变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地区以不同方式结合的规律等等。sts静力学偏重在性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分析；sts动力学侧重在进化和发展方面的分析，两者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sts这门学科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适应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实践的需要。sts的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将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及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而形成了应用sts的领域。应用sts主要包括：①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②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③sts教育。
sts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具有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来源和六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图示如下：
（附图 ）
目前sts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发展：
1、理论研究。侧重在对科学技术的性质、特点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探讨。90年代以来，美国的sts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学科派(disciplinarysts)，简称sts—d，它侧重在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方面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把sts作为一门专业看待；另一派叫交叉学科派(int-erdisciplinarysts)，简称sts—i，它把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展开研究。有100多所大学设立了sts计划、研究中心和系；出版了《哲学和技术研究》丛书、《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技术和社会》、《技术和社会变革》、《科学、技术和社会》等一大批著作，创办了专业杂志《科学、技术和人类价值》，成立了专门的学会“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
2、应用研究。侧重在研究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和一系列全球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政策的性质和决定；科学技术政策对科学技术知识发展以及控制其社会影响方面的作用；科学技术政策中的价值问题；科学技术和国际关系等等。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如《科学技术和国家政策》、《科学技术政策的战略分析》、《科学、技术和决策》等等。有几十所大学成立了与科技政策和全球问题有关的计划、研究中心、系或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中的技术》杂志，建立了“宏观工程学会”。
3、sts教育。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提高其科学技术素养。最近几年，进一步重视培养学生的sts能力，即追求把科学、工程能力和人文、社会科学能力联系起来的真正的交叉学科教学。其方法是教育学生寻找与给定题目有关的重要信息，并进行分析和评价，最终做出正确行动的决定。已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2000门左右的sts课程，出版了《sts课程开发通讯》、《科学、技术和社会集刊》，创立了“全美科学、技术和社会协会”。在该协会内还成立了国际联系委员会，以推动sts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
三、重要意义
sts是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它提出了新的观念和视角。
1、新的发展观。
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旧的工业化模式，即片面地利用科学技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二战后西方世界20年的经济繁荣，这种观点发展到顶峰，但也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人口膨胀、土地侵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等。sts的发展观是与这种传统发展观相对立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它认为，社会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数量的增长，要注意质量的发展，特别是环境质量。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和环境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它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能损害满足下一代需求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要为下一代人着想。其目的就是在保护人类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建立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社会，这也就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
2、新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人改造自然，无限地向自然索取。因此，把科学仅仅看作是“认知过程”，把技术仅仅看作是“建造或生产过程”，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可以为任何偶然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纯粹中立的工具。”sts的价值观则恰恰相反，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制约，科学技术是蕴含着价值的复杂“社会过程”、“社会事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造成不可预料的环境的、社会的和人的后果。它们的发展既给人类带来有益的东西，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在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往往要付出人文心理方面的代价，所以sts的价值观批判了在旧的价值观的昔景下所产生的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片面性，吸取了它们的合理因素，彻底扬弃了人统治自然的狭隘观点，追求自然一人一科学技术一社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试图建立一个人在其中能获得全面发展的、幸福向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由于它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3、新的科学观。
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对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在每门科学内部的独立的分析研究，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但这种方法发展到极端，把整体和复杂的东西归结为部分和简单的东西，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这就成了一种典型的机械论的科学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科学的综合化、整体化的强大趋势，其主要标志就是诞生了一大批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新的sts科学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孕育产生的。它与旧的机械论的科学观不同，它的自然图景和科学图景不是机械的割裂，而是有机的联系；不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而是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促进它们的交流、沟通和融合。它的思维模式，也不像机械论的科学观那样，是“部分—整体—部分”，部分是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整体是部分的简单总和；恰恰相反，它是“整体一部分一整体”，整体是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整体是部分的有机的统一体，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具有自己的特点。sts科学观强调联系、系统、综合，实际上是一种整体论的科学观。它把人类、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统一体，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进行研究，这是最大的跨学科、多学科和综合学科的研究。
4、新的教育观。
旧的教育观是一种专业化、系科化的范式，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割裂，科学技术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其结果是学生的片面发展。sts的教育观则截然相反，它是交叉学科的范式，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所谓科学技术素养，不仅指能理解基本科学技术的术语和概念，能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指能真正地理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领导者的公民具备了科技素养就能提高科技决策的质量，作为普通公民具有科技素养，就能参与科技决策，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现在，对于工业化以后的未来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生态社会”等等。它们都反映了未来社会的某个方面的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真理性。但因为sts代表着新的发展观、价值观、科学观和教育观，更全面的揭示了未来社会的特征，因此，使用科学、技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sts社会”的说法，也许更好些。
sts的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为制订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将促使我国的“四化”建设高速、稳定、持续地发展，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而sts的科学观和教育观为解决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提供了新的交叉学科方法和新的跨学科人才，促进了这些课题高质高郊的解决。因此，学习和运用sts的理论和方法，必将推进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的研究，为人类的未来开辟更新、更广阔的前景。
[1] stephenh.cutcliffe,theemergenceofstsasanacademicfi-eld,researchinphilosophyandtechnology,volume9,p287～301,1989,j-aipressinc.
[2] quotedinalberth.teich,ed.,technologyandman'sfuture,4thed.(newyork:st.martinspress,1986),3.
[3] program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cambridge,ma:mit,1980),3.
[4] 《sts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77页。
[5] societyforthehistoryoftechnology,statementofpurposeascontainedintechnologyandculture.
[6] stephenh.cutcliffe,thestscurriculum:whathavewelear-nedintwentyyears?science,technology,andhumanvalues,vo1.15,no.3,summer1990,pp360—372.
[7] 见罗伯特·k·默顿给伯纳德·巴伯著《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写的前言，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
[8] 伊·伊·安东诺维奇：《美国社会学》第119页。
[9][10][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第47卷，第553页；第46卷〔下〕，第219页；第19卷，第372页；第1卷，第66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15][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0页；第47卷，第572页。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9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分不开的，不仅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实现人类的希望依靠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靠科学，维护世界和平要靠科学。”[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8.[Zw）]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江泽民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江泽民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江泽民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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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篇10
关键词：“三元论”哲学观；学科分类框架；应用技术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保（1966-），男，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所长（处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05-07
应用技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对其“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问题”曾引起多方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要淡化学科建设，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强化学科建设。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什么学科。学科是体现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体现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还在于学科建设的水平。但就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相关学科门类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现状。加之当今“学科发展总趋势已开始全面突破传统格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横向：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联合、交叉、渗透，构成学科群体；纵向：单学科在交叉同时，又在增强学科自我发展实力。”[1]因此，在当今形势下，随着科学哲学、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观的逐步调整，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分类标准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一种“三元论”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哲学观的变革始终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从产生以来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原始之初，人类对自然的一切一无所知，对风雨雷电、地震海啸感觉如此恐惧，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软弱、无助，面对此景此情，人类只能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上帝制造的，人只能依照上帝的意志和启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信仰上帝是获得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那就是上帝或神，而神学成为当时唯一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对“神”的认识，更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零碎的了解，人类对天象、天文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构造一个初步的自然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中，既有存在物的存在，也有不是存在物的存在。由于当时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思辨的自然哲学（被称为“第一哲学”）和理论的自然知识（被称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混为一体，都称为“自然哲学”。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开始，人类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向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自然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出现使西方学者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不再把认识自然的愿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了人有能力认识自然，而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深刻解释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辨证性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人类也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适应自然界，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改变自然使人类主动地适应自然。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知识被我们冠之以“技术”。从技术的起源来看，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技术的发展史。但“技术”产生之初，其是简陋的、粗鄙的、试错的，还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手段和工具。但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技术也慢慢地由工具和手段形成为“经验技术”形式的知识。而真正促使技术发展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在于科学知识进入到技术领域，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便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因此人们更喜欢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认为科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唯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哲学观。然而，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不可“合二为一”[2]，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这种观点，形成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系统，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服务，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第二自然，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和综合化（如三峡水利工程、登月工程），也使得改造世界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面对大型而又复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仅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具与手段难以实现改造这个世界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统筹，并通过集成的方式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也逐步出现了“工程”概念，并逐步认识到“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工程不但塑造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3]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三者的起源来看，先有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然后才有工程活动，但由于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都属于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工程起源之初，一直伴随在技术活动之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始终把工程活动和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工程技术”、“工程技术活动”统而盖之。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本|的把握，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才对。”[4]这就是当今“三元论”哲学观的起源。
“三元论”的哲学观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之中，近两三年来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科学时，一直认为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属于标准的科学，一些使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满足科学应有的标准，而把它称之为‘准科学’或‘软科学’。”[5]而人文科学则更不是科学，只能叫做“学问”。这种观点，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是狭义的科学观。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把科学定性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观，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其实，认识的差异源于定性的标准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本文所指的科学如没有特别的限定都是指广义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对象性存在基于他的对象性活动，人从事什么样的对象性活动，他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而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是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规定的统一[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如何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很多，而对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获得自由、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比较少。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哲学透视、“和谐世界”的时代呼唤、“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以及“人类中心”的理性觉醒[7]，探索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依赖和改造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在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程这个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载体，利用社会技术手段，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其中，社会科学解决的是社会领域的认识问题，它追求的是“真”，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真理性”的解释，而社会技术解决的是社会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所谓的“社会技术”正如钱学森所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物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8]社会技术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工程是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以系统的观点对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把握，并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体。”“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9]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又统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出现是“三元论”哲学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边界与渗透（跨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工程与技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边界，同时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跨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般是在创造能够维持自己正常及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来建造一个更适应自己居住的自然社会和打造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这整个过程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过程层面：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所谓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活动过程；而人类的认识过程主要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因此，这个过程是一种科学活动过程；所谓建造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认识，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并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和工程就具有自己的边界。
首先，从内涵上看，根据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可以把科学看成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中所得到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其基本形式和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根据技术是一种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可以把技术看成是可行的方法、技巧或工具和手段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技术知识体系，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单元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技术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是技术专家、发明家，在这里笔者所指的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的技术，它还包括社会的技术；而根据工程是一种建造的活动可以把工程看成是实际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工程中所获得和形成的知R构成了工程知识体系，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目标、设计工程方案、做出明智决定、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操作、制度运行和管理，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里所指的工程既包括自然物的工程，也包括“社会物”的工程。从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内涵来看，核心的边界在于：“科学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0]
其次，从科学、技术、工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来看，科学知识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关于自然和社会本源的知识，即基础知识，它具有真理性、合理性、进步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和创造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为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知识，它具明言性和难言性相结合、约定的普遍性、价值性、社会性和地区性等特点；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它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综合性、具体性、可靠性、复杂性与协调性、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等特点[11]。基础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分别形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
再次，从科学、技术、工程各自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整个内容分别形成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并在活动过程中通过组织分别形成基础科学建制、技术科学建制和工程科学建制，其边界点如表1所示。
科学、技术、工程的边界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其实质是将各自的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这种空间性的隐喻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各自的范畴和类型之间的差异。但边界所确立的空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在边界作业①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边界的清晰度，清晰度的高低是能否实现知识和系统跨界的先决条件，因此，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边界之所以是渗透（跨界）的，是因为知识和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单元。一般来说，“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12]就“单纯问题”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但这些“单纯问题”如果放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系统中，其边界有时又不是很清晰，甚至是模糊的，这就使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成为可能。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而工程与技术是改造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渗透（跨界）也就成为必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跨界主要通过“大科学工程”这个平台来实现。所谓“‘大科学工程’又称‘大科学装置’（large-scalescientificfacility），是指通过较大规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的，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大科学工程的科学技术目标是：面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贡献。”[13]大科学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通过工程项目的方式来建造的，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大规模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分析的操作平台，是实现科学新发现、创造核心技术、发展前沿技术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是许多高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高技术的集成，一方面推广高技术，另一方面也在技术的集成中实现技术的再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高技术集成手段，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催生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因此，大科学工程“具有科研力量集中、科研任务集中、投资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多样、学科交叉、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科学以及突破重大新技术能力强”[14]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渗透（跨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是科学渗透（跨界）至技术领域，在当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系列重大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之后才转化而来的。而到了现代，则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跨界），“在未来，两者将相互依存，更多地发生融合，以至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高度技术化，技术高度科学化；特别是，未来的技术就是高度科学化的技术，而未来的科学也将是技术化的科学。”[15]
科学与工程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借助于技术这个中介。因为科学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为工程造物提供直接的帮助，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然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有所变化。在现代工程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了工程活动领域，成为工程领域有别于技术知识的独立构成要素。因为在工程的技术实现中，常常会碰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有些瓶颈只需要技术创新即可以突破，有些瓶颈必须要靠科学理论创新才能突破。一般地说，越是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越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科学理论知识。
工程与技术渗透（跨界）：由于工程与技术同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尽管技术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它还包括生产技术，但工程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两者之间的渗透（跨界）更是频繁。工程系统能达成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水平，其次也取决于能否经济、有效地组织和集成相关的技术。
三、基于“三元论”哲学的学科分类框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观点，经过概念、抽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知识”，但笔者更愿意命名为“基础知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基础科学知识体系（纯粹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纯粹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基础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主要边界。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充分利用基础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和社规律，为改造世界服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成为应用知识，其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知识体系，应用科学知识体系是构成应用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应用科学的边界。在哲学观中，也存在着应用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如，阿根廷裔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arioBunge）就认为：“‘技术’是指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而不是科学学科，而‘应用科学’则是指科学思想的应用，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如，尽管细胞学是一们纯粹的科学，但癌症研究却是一项应用研究。”[16]但对这种观点，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这是因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纯粹的科学也很难以见到，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在考虑应用的问题。而在应用领域中，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相反，现代有许多的科学发现正是在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因此，应用科学也是科学。
当然，在改造世界这个应用的领域是比较模糊的，关键还要看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在建造领域中的应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所形成的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技术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是在建造领域的应用，其所形成的知识经过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工程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工程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科学分类的主要标准，而科学的分类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因此，从学科的内涵来看，知识类型的差异也是决定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
学科又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相关，更与知识的分类相关，不同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科类型的主要标准。由于人们对知识体系理解的差异，学科的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实现分化、重组，甚至形成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学科，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认为学科类型也会在此基础上l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原来的工程技术科学领域，随着现代工程项目的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以及现代技术活动的专门化、精细化，工程技术科学分化为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有关知识分类、科学分类和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的系统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存在自身边界的同时，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跨界）的现象，这种渗透（跨界）是学科互涉的主要原因。所谓学科互涉，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17]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方式过于简单，她认为：“实际上，更多的情形正在出现，一些人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据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学科互涉活动不能用单一的意象来描述，通常援用的隐喻是电子、网络和体系，学科互涉活动类似于岛屿的分崩与重组，其典型的结构是项目、中心、计划，而不是系科、学院和独立的机构，也存在独立的学科互涉机构，但极为稀少。”[18]在这里，互涉学科强调的是多学科之间的联系，即这些学科都会在某个项目中涉及，但又保持自身学科的独立性，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更多的是新兴学科，但又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多学科体系中，学科的互涉可能会产生新的学科，也可能不会。
根据知识分类、科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勾勒出基于“三元论”哲学观指导下的学科分类标准框架，具体见表2所示：
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依据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学科大类，而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大类之间由于其知识之间的渗透（跨界），其互涉学科比较多，这也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形成新兴学科。从这种学科分类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学科生存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主要以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主体，但也存在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而工程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主要以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的建设为主体，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学科，但这种（理论）基础学科主要根据工程和技术实际的需要来进行研究。也可以说，当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边界几乎已经消亡。
综上所述，对应用技术大学来说，学科建设的主体可能以技术类学科为对象比较适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
注释：
①所谓“边界作业”（boundary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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