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1
[关键词]违法确认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以及在确认、保护与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保护科技创新、科技进步与制度进步密切结合而防止和惩罚破坏和阻碍科技创新行为、降低市场经济交易费用、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的制度机制。但是，这一机制由于违法行为确认成本的存在而降低了它的运行效率。
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情况显示，就《知识产权保护法》而言，现阶段某些知识产品的产权受侵，主要地不是因为违法成本过低而法律效率降低，而是由于确认违法行为成本过高而使违法行为防止和惩罚力度不够。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确认，较之其他门类的违法确认成本而言，有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关联机制，更加困难的测量鉴定技术。
借助经济学既有理论和模型，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者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企业：违法行为数量看作为企业产量、违法行为就业要素的折旧和利息(包括风险)看作为企业违法行为代价、违法行为收入为违法行为价格（企业产品产值）、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确定企业产量即《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数量.
由于违法确认成本较高,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者的风险性较小,表现为其违法行为成本较低.从而企业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可变成本曲线下移，企业利润增加。于是，大量企业涌入这一行业，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激增。
《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确认成本较高，是驱动违法者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把《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系统看作以国家法律资源为其收入、以违法案件作为商品、以办理《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案件为消费、以办案效益即防止和惩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违法行为为效用、以办案司法成本为商品价格这样的理性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选择机制，消费者不会消费价格极高而效用甚小的商品，也就是说，执法者不可能对执法成本极高而执法效用甚低的违法案件进行办理。
《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确认成本大，导致司法成本高，从而“消费者需求”减少，法律对这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就降低，这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法律效率相应的降低。
通过对经济学“消费者均衡理论”的完整照搬引用,显示出，《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者行为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客观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的司法成本；二是国家配置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司法资源；三是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确认成本较高，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法》司法成本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上的分布曲线上抬，从而有限国家司法资源配置约束之下，为着社会效益最大化，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就大为缩小。这使得法律对违法行为的防止和惩罚力度减小，效率降低，社会效益低下。为着提高法律效率，可以采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降低知识产权法违法确认成本，从而提高法律效率。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2
收稿日期：20161014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20
基金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SS15B12）
作者简介：谭英（1964-），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
引言
知识产权指的是权利主体对其智力创造的各种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1]，而农业知识产权则是指存在或运用于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强调智力成果的涉农性[2]。作为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智力创造者的权利，维系社会正义；促进知识广泛传播，有效配置智力资源，这即是正义与效益的双重价值目标[3]。
以知识产权制度确立为前提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在经济建设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激励创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技术和创新知识的传播与利用、促进国际间经济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成效卓著[4]。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增长平稳，中西部地区增幅较大，东部地区增速出现减缓趋势[5]。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保护强度100%的提升将会带来21%经济增幅[6]。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在“三农”领域中的重要性极容易受到忽视，尤其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其为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民提供了动力源泉[7]。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保障农产品市场秩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8]；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为农业增产的实现提供可靠保障[9]。具体来说，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优化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保护、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10]。
然而，课题组在调研中了解到，有些农村在发展特色养殖和种植时就受到了侵权的困扰，但大多“被侵权者”都选择沉默，并非他们不想维权，而是确实不知道怎么维权，甚至由于某些原因根本无法维权。民间要求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处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条例的界定也越来越明晰[11]，但仅有法律的威慑还不行，如何提高农村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遇到问题能够主动维权、并有效率地解决问题，可能是当今新农村建设中应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知识运用是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经由对公共知识的内化、转化、外化、习俗化进而实现认知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知识创新”[12]。在当今新媒体时代和多元文化交集的时代，要想提高农村公众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首先需要了解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认知和关注状况，以便解决现实问题，助推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了较为科学地评估基于媒体的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关注度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本研究从认知原理及传播效果的角度入手，主要从公众认知取向和实践取向运用知识的过程或心理效果层面（认知、情感、意愿、关注、满意等）分析受众认知、关注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认知是关于受众对事物作用的了解；情感是关于受众对事物的态度；关注是关于受众对事物采取的行动，如最相信的渠道、最关心的信息等；意愿是关于受众对事物采取的行动的驱动力；满意度是关于受众采取行动后的评价。近年来数字传媒发展迅速，农村公众如何借助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并运用知识产权更好地保护产权人的利益，了解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关注度及其实践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及农村发展者提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采用偶遇方法选择样本，结合定点村庄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共发放12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87份，问卷有效率达99%。共涉及26个省4个直辖市，118个市的53个乡镇147个村庄（见图1）。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浙江、广西等乡村，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等地乡村，西部的四川、重庆、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村庄。在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上，主要以年轻人为主，35岁以下人数占比达到66%，36～50岁的占24%。从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分布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占37.5%；高中、中专至大专学历占比近32%；初中及以下学历占30.5%。从被调查者的职业分布来看，在校大学生占比最高，占24.94%；其次是企业工作人员，占比约为15%；种、养殖户占比10.91%，位居第三；从事其他职业的公众诸如中小学教师、生意人、村干部、农技员等占比近50%。对获得的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偶遇抽样又称为便利抽样，其依据是认为被调查总体的每个单位都是相同的，因此把谁选为样本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事实上并非所有调查总体中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一样的。因本研究的内容是基于媒体的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认知研究，在调查总体中各个单位接受大众媒体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了解农村、职业等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认知度，从空间的不同方向和方位对他们进行抽样调查，比较适宜采用偶遇抽样法。同时配合对某地区定点单位公众进行概率抽样面对面地问卷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当然，由于每一个体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可能会出现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的嫌疑，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公众从媒体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基本现状，对本研究内容有较大的帮助。
二、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度及运用能力
（一）农村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
本研究把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划分为“愿意”“不愿意”“说不清楚”“无所谓”四个等级。需要说明的是，“说不清楚”与“无所谓”虽然都是不明确选项，但前提不同，“说不清楚”的前提是对知识产权毫无了解，“无所谓”的隐含意思是对知识产权概况略有所知但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数据显示，有63.18%的公众表示愿意了解知识产权方面的信息，明确表示不愿意了解这方面信息的公众不多，占比为2.27%，选择“说不清楚”选项的公众占比近11%，表示“无所谓”的公众占比23.64%。
（二）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律制度的认知
1.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律制度的知晓度。课题组选取了5部与公众生活较为贴近的法律，分别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此调查公众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知晓程度。
数据显示，农村公众对法律、条例的认知水平较低。大多数公众对这些法令一无所知，对此较为熟悉的公众占比都未超过2%。就单部法律来看，对其不了解的公众占比都超过60%（见表1）。
2.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作用的认知。本研究预先提出了知识产权的17个作用，让公众作出选择。图2的数据表明，有18.64%的公众认为知识产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获取许可收益，紧随其后的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选择占比为15.45%。除这两个被选率较高的作用之外，还有“自己应用”与“提高企业市场影响力”得票率都在8%以上。
（三）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信息的关注度
1.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数据显示，农村公众最常用来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三个渠道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其中，电视台占比68.91%、计算机网络占比65.13%、报纸占比29.83%（见表2）。
可以看出，电视台仍是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第一大渠道，网络紧随其后，报纸重要性虽然降低了一个等级，但仍不可忽视，位居第三。除此之外，乡政府、村能人、图书、宣传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都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是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后，提高农村公众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
2.公众最相信的渠道。调查显示，对于获取知识产权相关信息，35%的农村公众最为信任的渠道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其次就是电视台，选择占比在30%左右（见图3）。
除这两个占绝对优势的渠道之外，乡政府这一独特的渠道表现亮眼，得票率仅次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电视台，公众对其认可程度接近15%。此外，农村公众对报纸这一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也较高，排在第四位。
3.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关注。本研究把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关注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必看必听、常常看听、偶尔看听和不看不听相关信息。数据显示，在农村中，偶尔看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公众最多，占76.82%；必看必听相关信息的公众仅占1.36%；常常看听此类信息的公众占4.55%；明确表示不看不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公众占17.27%。
4.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信息。从具体数据来看，农村公众对于政策法规类信息受关注度相对较高，占比在30%上下。关注“专利侵权与法律责任”方面的信息公众占比在18%左右。但是，明确表示不关心知识产权类相关信息的公众占比达到18.64%（见图4）。
（四）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数据表明，在农村，对媒体提供的知识产权服务基本满意的公众人数最多，占比为81.82%；明确表示对知识产权相关服务不满意的公众占比17.99%；非常满意此类服务的公众仅占比0.45%。
调查中了解到，明确表示对媒体提供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不满意的公众有两种：一类是没有现实需求，又想接受这方面信息，但媒体提供信息不足；另一类就是有实际需求，但媒体没有提供与其需求相关的信息。
（五）农村公众运用知识产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公众遇到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意识、不知道如何使用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是公众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
表现在农村公众遇到知识产权问题时不知道怎样使用；同时，农村公众对于“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意识”的反应较为突出，占比近26%；此外，有9.55%的农村公众认为技术水平不高是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见图5）。
2.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数据显示，农村公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执法水平、维权成本、惩处力度三个方面（见图6）。
对一些相对深入的问题，反应则相对较少，如结案速度问题显然只有参与过此类案件的公众才有发言权；再如侵权取证难也是相对专业的问题，不过这两个问题在农村有近6%的公众反映。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在对知识产权信息的了解上，农村公众有较高的意愿，占63.18%，有超过20%以上的公众持无所谓的态度。
2.农村公众对相关政策及法律制度的知晓度极低，对一些常识性法律较为熟悉的公众不超过2%。
3.农村公众认为知识产权重要的作用是获取许可收益、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自我应用和提高企业市场影响力。
4.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渠道的偏好是计算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但公众最相信的渠道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业网站。
5.农村公众中，偶尔看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公众最多，占76.82%；必看必听相关信息的公众仅占1.36%；明确表示不看不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公众占17.27%。
6.在运用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农村公众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比较低；（2）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3）不知道如何使用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农村公众最希望解决执法水平低、维权成本高和惩处力度低三个问题。
（二）建议与对策
大多数农村公众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其实这种看法比较偏颇，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知识产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所用到的东西也多多少少会涉及到知识产权。如果公众对知识产权相关信息不闻不问，直接原因有二：（1）公众感觉没有实际用途，即使有部分公众认为知识产权的作用是获取许可收益，但可能也并不知道如何去获取；（2）由于农村公众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比较枯燥乏味的相关产权和政策条文理解困难。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电视、互联网、手机媒体应加强向农村公众传播与其生活相关的或感兴趣的内容，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增加知识产权信息的吸引力。
2.注重知识产权信息传播的通俗度，培育农村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如增加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例研究，让公众切实感受到知识产权的作用。有必要时，可以针对某些有特殊需求的农村，比如发展特色养殖与种植、民间艺术产业化的村庄，定期举办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培训会，现场解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并及时做出解决。
3.借用新媒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育。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农村公众第一大信息来源。利用互联网及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传播或转载知识产权信息，举办生动有趣的相关活动，鼓励农村公众积极参与面，调动其学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
4.发挥乡政府及村委会的“上传下达”的作用。数据显示，乡政府是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第三大权威信息来源。为此，可发挥乡政府执行力的作用，以宣传册、农村集市或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宣传知识产权信息，引导公众充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这一权威资源库。
5.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设计要简单明了，相关信息要及时更新。公众只要有需求就能打开官网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
6.针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做出积极回应，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大环境建设，从根本上激发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动力，提升农村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运用能力。
农村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度较高，但公众运用知识产权能力比较弱。执法水平低、维权成本高、惩处力度不够，是公众集中反映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会丧失法律尊严，损害群民利益；二是容易让公众产生消极心理，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大环境的建设。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3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附加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67-02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首先，反不正当竞争法必然对于上文中提及的“制度内剩余的智力成果”和“制度外剩余的智力成果”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此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是一种调整范围的补充关系。这两部分智力成果由于各种因素而被排除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之外，但它们仍然作为某种经济利益存在着并在具体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制度内剩余智力成果”的保护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知名商标”的保护。“知名商标”不同于“驰名商标”，前者是依据消费者的知悉程度这一客观事实来确认的，后者是依据《商标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认定的。尽管知名商标也有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两种表现形式，但当某使用行为涉及的商标标示与商品类别发生跨类混淆时，除驰名商标外，一般注册商标无力抗拒并扭转混淆的局面。溢出商标法的此种行为在竞争法领域，构成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而对于“制度外剩余的智力成果”，亦即暂时未纳入知识产权法保障体系的诸如非注册商标、非专利技术、作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特殊形式的智力成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通过列举或是一般条款的方式给予了保护。
其次，对于知识产权法已给予保护的智力成果，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此时二者之间是一种调整范围上的竞合关系，同时也就产生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在使用上的竞合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竞合适用的法律条款有两类：列举条款和一般条款。列举条款竞合的标志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均有同类明确的法律规定。例如，关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1款对其的定性是商标侵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的定性则为商标不正当侵权行为。而一般条款的竞合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某一违法行为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条款范围之内，但该行为又确实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知识产权法对此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本质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在促进竞争、推动创新和保护消费者方面存在着一致性。通过上文分析又得知在保护范围上二者存在着补充和竞合的关系。由此我们很容易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至少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一个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功能，给予知识产权相同的保护。其实不然。
从保护范围的补充性角度来看，针对那些没有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未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并非自始提供排他性的保护。假设一个发明没有申请专利，或者申请了专利但是未被批准，或者专利已过期，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于这个发明一般可以自由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制止这些使用行为的理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可能修正知识产权立法者关于专有权保护在形式上或者实质上的要件，也不可能提高它们受保护的期限。然而，当这种使用行为涉及假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人们就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这种行为。此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的是一种消极的、相对的、不确定的权利保护，只有当知识产权被不正当的使用，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或破坏社会公平竞争秩序时，才发挥其保护功能。
从保护范围的竞合性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滥用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的之间的连接点。尽管在表面上表现为分属二者的不同法规对同一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法规中的“假定条件”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在知识产权法中，“假定条件”往往是对知识产权取得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一旦符合这些要件就取得了专有的、排他的财产性权利；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假定条件”经常表现为对某种滥用行为的描述，亦即只有当行为人以此种不正当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才发挥其保护作用。在这里，知识产权获得与知识产权行使的区分显得尤为关键。知识产权法规制的是知识产权的合法获得问题，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关注的是知识产权的滥用问题。这也就解释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为什么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出现保护范围的竞合。
三、正确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附加性”
一旦提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附加性（或补充性）保护，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的认为这是把反不正当竞争法通通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究其原因，无非在于人们对“附加性”在词义上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一）从功能和范围的角度来认识“附加性”
首先从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宏观上看尽管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关注的对象已远远不限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但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无疑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项非常重要和基本的任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使命是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正是其完成该使命的一个具体表现。从微观上看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保障具体交易场合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侧重维护微观的竞争秩序，追求局部和个案的公正，保障静态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相应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事后调整，以民事救济（主要靠私人提起民事诉讼）手段为主，辅以行政和刑事制裁手段。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内容是市场道德原则的法律化，因此在调整技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具有所谓的“不确定性”（因而被形象的称为“不管法”），即可以对那些诚实的经营者提供补充性的保护，对那些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人进行兜底性的制裁。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知识产权给予附加性的保护。
从保护范围的角度来看。正如上文中已分析到的，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着自身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然而由于共同的立法目标和理论基础，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范围上出现了补充、竞合的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应有之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在“质”上迥异于知识产权法自身，在“量”上也弥补了知识产权法的不足，填补了知识产权法留下的空白。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起到了对知识产权的附加性保护作用。
（二）“附加性保护”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要求
我们不断强调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不断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作用。那么，是否会真出现有些学者所担心的，将反不正当竞争法通通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情况呢？“附加性保护”到底要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尽管保护知识产权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传统和基本的任务，但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仅包括（虽然主要包括）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诸如商业贿赂、虚假广告等。从根本上说二者不会也无法融为一体的原因在于其不同的作用机制。其中知识产权法侧重于建立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所有权制度，明确规定成果权利人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在特定的竞争关系中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它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来评价经营行为是否得当。正因为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附加保护”只是要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制定有足够的条款（哪怕这一部分条款只占全法很小的一部分）去弥补知识产权单行法之“漏”，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此之外还应当有什么其他内容，则是知识产权法不加过问，也不应过问的。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立法例，大多数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把“为知识产权提供附加保护”作为其立法目的之一。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此就取消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其他功能，把它全部融入单行知识产权法或综合的知识产权法典中。
综上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这一命题并非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起到对知识产权法的拾遗补漏作用。作为规定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如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它所保护的是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它的保护机制具有消极的“不确定性”，它所关注的是市场行为本身。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起到了重要的附加保护作用”，二者共同为智力成果的保护筑起严密的法律屏障。再回到开篇那个著名的比喻，我们认为，既不能把作为冰山的知识产权法和作为托着它的海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混为一谈，也不能片面的把托着的冰山的一部分海水当做整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海洋。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这一命题并非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起到对知识产权法的拾遗补漏作用。作为规定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如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它所保护的是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它的保护机制具有消极的“不确定性”，它所关注的是市场行为本身。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起到了重要的附加保护作用”，二者共同为智力成果的保护筑起严密的法律屏障。再回到开篇那个著名的比喻，我们认为，既不能把作为冰山的知识产权法和作为托着它的海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混为一谈，也不能片面的把托着的冰山的一部分海水当做整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海洋。
参考文献：
[1]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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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建东.竞争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0.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4
今年是我国“入世”第四年，四年来，我国认真履行了国际义务，这是举世公认的。继完成《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的修订之后，我国还修订了《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了《版权集体管理条例》，为了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底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271件，这些案件覆盖了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所有领域。从2000年到2004年11月的司法统计来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共审结一审案件1710件，判处了1948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三年的案件数量增幅比较明显，比前三年同比增长56.4%.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司法机关非常重视利用刑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但是，在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和执法以及法律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入世”四年之后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地完善和实施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没有了“入世”前的那种压力；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认真地、从如何有利于保护中国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需要找出一些依靠知识产权，使个人或者企业获得发展的实例，让人信服，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中国是一个讲信用、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理所应当地履行她的各项承诺，但履行承诺，没有必要再超出国际公约标准给予外国权利人以特殊优惠的保护；履行承诺，在涉及到具体的与中国人利益有关的案件中，不排除合理合法地在国际公约规则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有人指出，200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等其他许多政府文件中提到的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将这样的成果产业化，即进入市场。把这三层结合起来，就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但第一个层面的基本完备仅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第二、第三层面的法律不健全，也会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有人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认真研究这两个层面还需要立哪些法。我们必须强化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成果的法律措施，强化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桥的法律措施，这样，才能够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发展，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据报载，江苏省搞了一个知识产权战略，要求用五年的时间让人们知道知识产权是什么，让企业知道怎样利用知识产权来参与国际竞争。
这些分析和措施是有道理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官员和政策制订者，在他们的骨子里缺少对知识的尊重以及对法律的敬畏，这才是阻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精神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包含对人，特别是对那些从事知识创造的人的价值的尊重；尊重知识包含对科学，特别是对科学本身所坚持的怀疑、批判、进取的尊重；尊重知识还包含对创造发明、对一切开放言论、自由思想的积极肯定，对一切闭目塞听、压制言论、禁锢思想的彻底否定。我国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而且，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还多受到外来因素和某种政治目标的影响。与国际规则“接轨”，打击假冒侵权，曾一度成为一些人理解的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而忘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目的是尊重人、尊重知识、鼓励创造。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在是到了回归它本应该具有的核心精神的时候了。
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对法律的敬畏。在一个国家没有建立起普遍的对法律的敬畏，还存在着严重的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的情况下，所谓尊重知识是不可想象的。花上5年或者10年时间，向人们解说知识产权的概念，制订一套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制订地方的或者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等等，或许并不是多么难办的事情。最重要、最花气力的是需要全体国民，包括各级官员和普通百姓，遵守法律、服从法律，并自觉地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与国际规则“接轨”之后，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仅仅靠打击假冒侵权一招是难以奏效的。为了弘扬知识产权尊重知识的精神，为了个人、企业、国家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养成对法律的敬畏，严格依法办事，才有希望。
尊重知识和敬畏法律是我们在今年“4·26国际知识产权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特别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立法机关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最新立法，看到了司法机关在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犯罪、制止侵权盗版方面的艰苦努力，看到许多大学设立了知识产权学院，每年培养出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大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分析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社会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计算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法律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内容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政治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历史，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应用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方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参考文献：
[1]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markL·Damschrodel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Gatt：UnitedStatesGoalsintheUruguayRound[J].Vanderbilt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Vol.21.，1998.no2.
[6]eCandJapanpresentintellectualpropertyproposalsforUruguayRoundnegotiations，4int‘1tradeRep.（Bna）（Dec.2，1987）。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分析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社会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计算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法律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内容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政治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历史，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应用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方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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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7
［关键字］农业知识产权农业技术专利知识产权战略法律保护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民以食为天”，以粮食为主导产品的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农业的发展也应以科技发展为核心，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农业基础相当薄弱，农业科技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与国外质优价廉的同类产品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加强对我国农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知识产权，一般来说是指人们在农业科技领域就其智力创造成果、特定标记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信息等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具体来说包括：（一）植物新品种权。截至2008年3月31日，农业部受理来自国内外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累计达4881件，涉及49个属、种，其中大田作物的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90%。（二）农业技术专利权（包括生物技术专利权）。农业科技领域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主要有：农机具和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可申请为发明专利；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可申请发明专利等。（三）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商标权（包括原产地域产品标志或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受自然和生态条件的制约，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因产地、栽培条件等不同以致品质产生很大差异。同时，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名、优、特、稀物种资源丰富，对农产品进行商标保护是合适也是必要的。（四）商业秘密权(包括动植物育种方法、产品配方、生产工艺、技术资料、数据、管理技巧、价格信息等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这在我国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五）农业著作权(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企业等对其享有著作权的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软件所享有的权利。（六）其他来自智力活动的权利。
我国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晚，透析上述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象，我们不难看出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的法律保护尚未系统化。目前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不仅散见于《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部分，而且根据对象不同，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种子法》、《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等专门法律加以规定。在实践上，“西湖龙井”、“绍兴酒”、“天津小站稻”等原产地域产品的保护，是依法保护农业知识产权之典型。尽管如此，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农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深度、广度的不断增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与农业生产贸易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不尽如人意。例如福建农大研制成功的菌草伐木栽培食用菌等十几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只有3项申请了国家专利，12项申请了外国专利。菌草技术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到16个国家，目前仅蘑菇一项的全球年产值就达100亿美元，由于专利的地域性，这项发明在别国不受法律保护，被多个国家无偿使用。综观各地实践，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思想上看，我国农业领域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缺失，农业知识产权流失严重。由于长期以来重论文、轻专利、重成果、轻市场观念的影响，农业科研人员对相关农业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自主创新数量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业科研和农业产业严重脱节。让国外很多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考察交流、技术合作、技术咨询等方式窃取我国的农业技术成果，以致农业知识产权流失严重。
第二，从立法上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立法状况较为混乱，尚未形成一个良好有序的体系。尽管有前文所述的法律法规保护，但它的规定仅是部分可以被用来保护农业科技成果，如对于农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把“齐云山”酸枣糕申请为注册商标等。从整体上看，我国还没有建立适应全球新形势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涉农产品的很多具体问题也和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有某些不协调之处。和工业技术相比，我国农业专利申请量偏少，这很大原因是立法不健全所造成的。在农业领域，除了植物新品种以外其它方面的规定较为罕见。
第三，从体制上看，农业科研单位和经济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就生物技术而言，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已使作物对于干旱、虫害、盐碱、有毒重金属、疫病的抗性大大提高，而由于职称晋级等体制上的原因，使生物技术研发人急于把技术公开，却没想到去申请专利。国内大多数农业科研单位和经济组织没有专设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也没有制定本单位的知识产权具体管理办法，未设立专项管理基金，缺少相关管理规定和利益分配办法，知识产权工作无从下手。更有甚者，一些本该权属单位的职务科技成果被单位职工据为己有，私自转让。
鉴于以上分析，要抓好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仅靠现有的法律保护远远不够，结合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特点，必须多层次、多领域地对农业知识产权提供全方面的保护，形成一个良好的系统循环和机制模式。笔者认为，保护农业知识产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整体上制定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建立起以植物新品种、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专利、农产品商标权、地理标志权等为核心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中央和地方的步骤协调一致，在行政立法上予以重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含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科技项目列入各级科技计划。也可以把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果和地方政绩挂钩，切实加强保护的成效。
第二，加大宣传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力度。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思想的淡薄是由于不了解所引起的，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普法宣传、政府奖励等方式，向人们宣传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人才强国战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农业科技管理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可以组织计划培训，介绍目前的相关法律和申报程序。宣传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是提高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企业与科技人员，以及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完善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立法工作。既要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和有关专门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又要建立和完善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包括动、植物进出境检疫法及其配套法规，农产品、食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技术标准，对动、植物新品种及新组合的保护，与地理标志和民间工艺等相关的规定，以及根据我国实际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对农业生物技术中转基因技术、基因克隆技术等的保护等等。完善知识产权体系，把知识产权和农工商产业结合，促进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四，建立健全农业科研单位和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使农业知识产权工作落到实处。改革把论文成果和职称晋级、工资福利挂钩的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指标体系，将科技发明纳入对科研单位和个人的评价衡量标准。科研单位可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管理制度，同时设立专项管理基金，制定专利许可合同管理和开发办法，制定各种奖励措施，调动广大农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第五，形成以自主创新产品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链，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制定政策扶植以自主创新产品为主的农业企业，在税收、土地承包和进出口等方面给予优惠，打造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对创造性智力成果的研制者和实施转化过程中的有贡献者给予优惠政策，农民也可以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条件，被企业雇佣，继续在原有的土地耕种，同时倡导科技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入股、参股形式，直接实施新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同时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科学管理，加大对优势企业技术改造、人才培养的支持，形成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环境、基础研发设施、人力资源等要素，形成这些要素间的良性合作和互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建立农业知识产权信息系统数据库，确保信息畅通，避免重复开发。加快农业专利审批速度，缩短周期，减化手续，调整收费，提高审查人员素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审查方法。对长期存在的自有资源进行合理的挖掘、利用和保护。这些资源包括基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中药配方、中医诊断方法、古建筑群落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规范管理农业知识产权知识机构，包括农业专利、商标机构的规范和完善。通过这些途径全方位多管齐下，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定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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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8
知识产权，也被称为智力成果、无形财产权，是主体对智力劳动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权利，一般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本文所讨论的知识产权是与科技创新关系最密切的专利权。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是专利权的三种主要形式。作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标志的知识产权，其出现是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之后，它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对专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是为了鼓励创新，也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正当分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肯定了人们对于通过自身创造性的劳动所获取的劳动成果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保障了这一智力成果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能够公平地为其创作人所获得。对于自主创新的发明人来说，知识产权制度实现了对他们切实利益的保护，也推动他们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二、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辩证关系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对知识产权保护开始较早、保护力度较大的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及科技发展的水平都比较高。经过较长时间的科技发展，发达国家的公众普遍形成了对知识产权进行尊重和保护的意识。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可以看到，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
（一）科技创新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丰富和完善
首先，科技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和动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产生、存续及不断丰富和发展都是伴随着科技创新而进行的。科技创新是将智力成果转化成商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贯穿其中，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创新不仅是智力成果的创造活动，也是知识产权的创造活动。其次，科技创新不断丰富了知识产权的内容。科技创新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形成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为了实现对科技创新的保护，必然也会不断丰富、完善，不断拓宽其保护范围。再次，科技创新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发展。科技创新是一项无国界限制的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创新也逐步呈现全球化的发展，与此同时，知识产权贸易突破了国界限制，出现了许多地区性和世界性的知识产权条约，知识产权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二）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科技创新、为科技创新创造公平环境
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及综合国力在法律领域的集中体现。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激励和促进科技创新。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避免在专利领域对相关创新成果的模仿和抄袭，可以使专利人因为技术上的垄断而获得丰厚的报酬，可以激励科技创新的主体继续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知识产权制度中专利权权利利益的实现以其使用为前提，这就促使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技术，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相关领域的经济发展，造福公众。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形成对智力成果的全面保护，形成一个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使拥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通过对各种侵权行为的制裁，为创新者权益的维护提供了基础，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规制和环境。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来说，知识产权制度实现了对高校技术创新的保护，不断激励着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
（一）完善知识产权的立法、执法及司法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仍不够完善，具有滞后性，为了全面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首先应该完善立法。知识产权法律应该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以适应时展的需求，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通过颁布新法、修改旧法，使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更完善。在立法方面，不仅要考虑现实情况，更要具有前瞻性，既要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更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其次，应该完善知识产权的执法及司法活动，使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到实处。对科技创新的成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请、登记并公布，对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严厉打击。
（二）建立健全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高校应该建立健全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专门机构来进行，从知识产权申请、审查、鉴定、评估到登记注册的全过程，都要实现高校与专利成果管理部门的衔接，同时要妥善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和争议，实现对科技创新人才权益的维护。该机构还应实时对大学生科技创新进行知识产权指导，自觉维护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合法权益。高校还应广泛利用网络这一平台，通过知识产权网站的建立，形成高校内的知识产权库；通过与社会上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及专业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获得来自社会上的专业帮助。
（三）加强高校知识产权普及工作、构建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加强对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普及迫在眉睫。与西方发达国家贯穿教育过程的知识产权教育相比，我国大学生的知识产权知识十分匮乏。在进行科技创新的同时，将知识产权纳入到高校教育体系中去，使学生意识到必须将自己的智力成果转化成知识产权才能避免权益遭受侵害，使学生自觉地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成果。首先，可以在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通过选修课的方式，丰富理科学生的法律知识，使学生往复合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在高校开展知识产权专项主题讲座，通过法学专家、知识产权专家专业知识的传达，使学生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意识；再次，可以在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活动，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使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更深入、更全面。
四、结语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9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但是由于我国对全球化的认识不足，并且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和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希望可以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以期对中小企业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两极化
总的来看，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在当今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两极分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即形成了“中心－化”趋势。中心，指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牢固，约五分之四的国际技术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享有，而在这其中，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份额更加集中；而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技术贸易中所得利益的份额只有五分之一左右，被更加边缘化和化。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设置大量的技术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诸多限制，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实力和意识的缺陷，对自身的技术和创新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这两方面共同导致国际贸易中利益分配两极化日趋严重。要改变现在这种不对称、不均衡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应对当前国家贸易中的技术壁垒，有效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身贸易的长期、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
（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比增大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知识产权及其保护逐渐渗透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领域。20世纪70年代，贸易领域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逐渐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世界知识产权的贸易额1998年到2008年从380多亿元增长到3000多亿元，1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近10倍。可见知识产权的服务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加大。
（二）知识产权保护在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比较大
知识产权及保护问题最早是在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中应用的。发达国家较快的经济产业发展速度，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应用到贸易政策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强国内外的保护力度。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在国家贸易政策中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弱。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在自由竞争中其对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就相对较弱。而且如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就会提高，加大了生产经营对经济的需求。但是经济全球化也促使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开始在国内以及对外贸易政策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占比增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在国家贸易中也凸显出很多问题，发达国家为了利用知识产权来争夺市场，提出将知识产权纳入wto体系中。wto体系中对知识产权设定了一个最低的标准，协议中还规定成员国之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得低于这个最低标准。并且还禁止各成员国对对方条款做出任何的保留。该协议的出台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也成为世界各国间处理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处理国际纠纷的一个主要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服务贸易、国际货物贸易的正常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据一项消费调查显示，目前全球的假冒伪劣、侵权商品的数量在逐年增加，累积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这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额的7%。假冒伪劣、侵权商品已经严重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政府的管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的安全。因此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建立和维护规范的市场秩序，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易于形成贸易壁垒并增加贸易争端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形成一个壁垒，主要表现为贸易“内部化”、特别立法以及边境措施和临时措施的滥用，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受到大幅限制。国家、地区之间对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产生的争议，会随着知识产权贸易的增长不断增加。数据显示，从2005年1月1日起，到2010年12月31日止，就有超过500件需要世界贸易组织需要进行磋商解决的案件。而且30%比例的案件都与国家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有联系。
（三）有助于增加知识产权贸易与中间品贸易量
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利于增强敏感产品以及中间产品的贸易。敏感产品主要是指知识产权在产品别重要以及技术易被模仿的产品；知识产权中间品是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产品。而且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促进知识产权贸易的进行。知识产权不仅可以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出现，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渗透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与技术贸易有直接关系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要想促进发达国家中间品的出口，发展中国家就要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我国自从1982年制定《商标法》以来，逐步利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是目前由于应用不广泛，大部分企业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目前来看，我国许多企业都不知如何应用知识产权保护法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不用说用相关的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各自为政和专业人才不足
虽然国家也有相关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但是有关部门的监督实施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为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部门较多，并且各自为政、各自管理。但是，由于这些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信息流通并不十分流畅，导致企业遇到困难不知该向谁求助。并且目前我国没有相应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培训课程，因此缺乏知识产权方面专业的人才。除此之外，我国也缺少专业的研究法律技术的司法人才。这些人才的缺失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维护构成了障碍。
（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普遍且惩罚力度不够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已经逐步得到抑制，但是在信息落后的地区或者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对于这些现象规定的赔偿额较低，对企业和个人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成熟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逐渐被接受，这些现象应该会逐渐有所改善。
（四）专利保护结构不合理
我国目前的专利申请主要包括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三个类别，这其中最能够代表专利的质量和水平的是发明。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专利申请的数量中却是外观设计方面的专利所占的比例最高，基本能达到40%左右，发明创造所占的比例最少，仅有27%。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实用新型方面的专利，不到2%，所占比例最多的则是发明创造。
中小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一）确立并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政府应当制定适应我国特点和科技发展水平的、符合国际规则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从媒体宣传、管理机构、政策协调、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做好各方面的基础工作。并将其与人才战略、国际竞争、科技战略、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等紧密结合。
（二）制定有效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战略
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大多数企业遭遇到了更多的知识产权壁垒，由于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的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市场的开拓和贸易利益。国家强调科技兴贸的重要性，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并参照国内外标准体系进行建设；其次，政府要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多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再次，政府也要为国内相关的科研情况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使国内企业能充分了解到和本行业相关的专利研况。
（三）提高知识产权存量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尤其是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方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从专利数量来看，我国是专利大国，但不是专利强国，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共性等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商标、版权方面的竞争力不够强大。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进出口贸易额也已位居世界第三，但我国拥有的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核心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比重都比较低，并且出口产品的盈利率均不高。因此国家必须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创造自主品牌，提升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
（四）平衡进口和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因素
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专利申请人被授予专利后，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为生产经营目的进口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进口其专利产品。这条规定排除了平行进口，赋予专利进口权，基本符合各国通行做法。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以后，相关条文虽然有许多变化，但是仍没有对“平行进口”的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第10条列举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其中没有涉及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进口其作品的问题；《著作权法》第46条没有关于进口权的规定，仅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所包括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范围。因此，我国法律对于版权的“平行进口”规定仍属空白。
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权衡平行进口的两方面因素，总体上应该许可平行进口，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产权贸易，平行进口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能因为禁止平行进口将其拒绝于货物贸易之外，更不能有悖于国际贸易规则。我国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低价位市场，平行进口刚好可以符合整个企业的贸易利益。总体来讲，由于低价位市场的影响，我国的综合贸易量在全球范围内是有较大优势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提倡平行进口，这样可以把在平行进口过程中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允许默认许可的例外有利于引进技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目前世界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处于强化自主专利发展的时期，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除此之外，国家采取平行进口，即指可以允许被许可人和专利权人在产品市场之外作出决定，这样就能吸引国外优秀技术来提升我国的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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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民法国际法归属
我国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术创新环境,一个富有效率、井然有序的创新秩序。因此,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工作,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纠纷原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
有些学者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门,其依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制度、专有技术制度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范围。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且民法中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也普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学者认为,顺应部门法适应社会关系调整需要而逐步分解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律部门。
二、对现有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因为那种私人利益是一种特殊性的、利己性的私人利益。经济法所保护的是社会公法规范,而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由裁量。因此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
(1)科技基本法;(2)科技主体法(由科技管理机构法、科技机构法、科研人员法等主要法律构成);(3)科技行为法。主要包括:①科技投入法;②科技研究开发法;③科技成果法;④科研奖励法;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⑥科技国际协作法;⑦处理科技纠纷程序法等主要法律。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有一定的联系,科技成果往往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调整。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关系密切,但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商号法、原产地名称法却与科技法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知识产权法尽管保护科技成果,但不属于科技法。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属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它的“专有权”,即决定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一般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民事关系。且作为普通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平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全部具有,并且知识产权的一般制度、一般原则也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的大多数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正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够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件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定,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与规定。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实现。保护工业产权的巴
黎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的公约,均属于国际法的范围,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制度。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表现也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目前立法所确认。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一般分支(如物权法、债权法)有所区别。因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理论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准确地找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制度时都将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在订立或修改知识产权法时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法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考虑是否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对于发展与丰富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定应首先适用其规定,如果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定,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及原则。并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除声明保留的以外均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节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能够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法的国内法规范看,属民法;就其国际规范看,属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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