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297-02
引言
世界经济专业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分支，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更好的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国内很多院校都开设了世界经济专业，近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在世界经济领域有所专长的人才。但对国内七所重点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研结果显示，世界经济硕士培养中还存在专学不分、实践不足、课程设置趋同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何更加合理地对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
1.研究方向。基于对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七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研，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按照世界经济学科的知识结构大致分为：世界经济理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投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别经济研究等；个别高校如南京大学基本按照地理区域将研究方向分为美国与欧盟经济研究、东亚经济研究、区域一体化研究。整体来看，研究方向的相似度较高，以宏观经济研究为主。另外，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采用导师负责制，授课模式以集体授课为主，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2.培养目标。七所高校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虽然表述不一，但十分清晰明确，概括起来就是要培育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能够洞察国际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分析和研究中外现代经济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具体又包括两类：一是对中国经济运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世界发展状况十分熟悉，能够运用各种经济学原理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应用型人才；二是熟练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各种世界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3.培养模式。培养模式是根据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社会需要，为受教育者构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以及实现其结构的总体运行方式，反映的是培养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最优化设计以及诸因素的最佳组合。目前大多数高校普遍采取“学位课程+学位论文”的方式，学位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达到所要求的学分并经中期分流考核合格后，即可在导师指导下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阶段。
二、当前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方向不够细化。从目前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没有所谓“最优模式”，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由于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同，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方针也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领域问题时，应该既研究具有普遍规律的宏观问题，又探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中国现有世界经济专业的培养方向大多比较宽泛且偏于宏观，明显不够细化，因而针对性不强。
2.培养模式较为单一。虽然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较为明确，分为“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类，但是在实际培养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这样一种倾向，因此这种单一的“学位课程+学位论文”的培养模式对多方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当然，很多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培养过程中也比较注重校外实践这个环节，包括聘请校外导师、开展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但是大部分由于各种资源的制约，在实际运用中并不理想，与预期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
3.课程设置理论联系实际不足。课程设置是根据研究方向来制定的，由于中国高校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方向相对宏观，所以从课程设置来看，都是比较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世界经济格局进入调整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所有的经济体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在实践面前显得有些“滞后”，一些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需要通过更具有时效性的课程设置和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来进行研究。
三、完善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几点建议
1.增设研究子方向。在培养方案中，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师资优势及地缘特点增设研究的子方向。虽然研究的是世界经济，但我们的最终立足点是通过学习世界经济，为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各个高校可以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研究专长及学校所处的地区情况将研究方向细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既可以避免趋同性，同时又可以更好地为经济研究和实务工作服务。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于1月17日至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应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多次诚邀，中国国家主席出席本届年会，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论坛年会，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论坛聚焦全球治理体制、增进身份认同、振兴全球经济、改革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引起热烈反响。
一、世界经济论坛的源起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论坛冬季年会都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故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0年，时任日内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看到了法国政治家兼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撰写的《美国的挑战》一书。该书指出，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和资源差距，而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使胸怀欧洲复兴梦想的施瓦布深有感触。他说，“我想为欧洲商业领袖构建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管理”。[1]施瓦布设想以“欧洲管理论坛”作为欧洲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一种对话的新形式。他的计划得到欧洲委员会的支持，第一届欧洲管理论坛讨论会于1971年1月在瑞士东部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举行，故欧洲管理论坛亦被称为达沃斯论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欧佩克对西方工业国家的石油抵制，促使论坛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把关注的焦点从企业管理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并从1974年开始邀请政治领导人参加年会。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扩展到全球。为改善西欧和中东的紧张关系，论坛举办了欧洲—阿拉伯国家讨论会，取得成功经验后，又举办了欧洲—拉丁美洲讨论会，以加强同拉美地区的合作。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后更名为《全球竞争力报告》）。这标志着论坛由一个以组织会议为主的机构转变为充分利用其能力创造知识的机构。如今，论坛年度研究成果的范围已扩大到多个地区和领域，包括行业竞争力报告和区域竞争力报告、年度杂志，如《欧洲的竞争力和变革报告》《阿拉伯世界竞争力报告》以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将其活动扩展到其他领域。1982年，论坛举行首次世界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邀请一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和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多边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参加论坛会议外，还与各大公司、银行的负责人举行非正式会晤。从此，论坛提供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进行非正式沟通的新渠道。通过这种渠道，他们增进彼此了解，交流思想和解决需共同应对的问题。由于论坛活动范围及其议题的日益全球性，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除企业界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成为全球政界、企业界人士以及民间和社会团体领导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和进行商务谈判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其所探讨的议题早已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以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和社会事件等热点或趋势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内容，论坛在缓和地区矛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88年1月的论坛年会上，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举行了第一次实质性会谈，随后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使两国紧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在1989年1月的年会上，朝鲜和韩国政府官员在达沃斯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在1994年的年会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加沙—杰里科协议草案。如今，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来自全球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论坛拥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及其舆论引导具有重要影响，故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风向标”。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历届论坛年会先后围绕变化中的力量、构建危机后的世界、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及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全球新局势、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于重振国际社会信心，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作用。
二、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令施瓦布敏锐地感觉到这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他决定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1979年的世界经济年会。为此，中国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论坛进行联系。1979年年初，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使得论坛成为第一个有中国参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当年4月，施瓦布率团回访中国。此后的30多年间，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都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直到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方停止活动。1992年1月，在施瓦布邀请下，中国总理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年，该论坛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来自数十个国家的70多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推进，特别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中国话题开始在达沃斯升温，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热议的焦点。2005年，在发达国家经济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之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颇为引人注目。当年论坛年会第一场讨论会的主题便是中国，会议期间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达六七场之多。2006年的论坛年会更是专门组织了题为“中国的崛起”研讨会，“中国”日渐成为论坛最热的话题。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热，令施瓦布萌生了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想法并很快付诸行动。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这也是该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2007年9月，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要、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围绕“变化中的力量平衡”这一主题，就新形势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竞争中的新问题、新领军者的基因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天津交替举办，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与会嘉宾相继围绕重振经济、推动可持续增长、推动创新创造价值、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等主题，共同探讨在科技创新背景下，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问题和紧要议题，并就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制定有效的全球、行业和地区解决方案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定期举办，不仅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了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而且为世界经济论坛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使国际社会有更多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一批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会员的中国企业，籍此学习到世界著名企业先进的商业理念、管理模式、信息网络，逐步成长并走向全球。
三、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
中国智慧与贡献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欧洲联合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希腊和意大利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屡屡以退出欧盟相威胁。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1月，主张“美国至上”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贸易政策走向扑朔迷离。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时任总理伦齐宣布下台，“疑欧派”占据上风。以排外和退出欧元区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上升，欧洲民粹主义蔓延。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持续疲软，金融市场波动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4%，[2]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值为3.2%，全球经济仍将低位运行，成为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最新贸易展望报告中将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下调到1.8%～3.1%之间，这是世贸组织首次提出区间预测，意味着2017年全球贸易仍将难以回暖，不确定因素增大。[3]加之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数增大，乱象增多，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走向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凡此种种，也折射出全球领导者提高责任担当意识的必要性。在如此背景下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之所以将“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确定为主题，旨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现有国际体系，并对这些体系加以重塑，以适应当今更复杂的多极世界，推动更包容和平等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效显著。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把加强全球治理能力，早日走出困境的期盼目光转向了中国。主席在演讲中既深刻诠释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又不回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主张。他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才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各国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4]主席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主席从根源上为世界经济“号脉”，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是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并对症下药地贡献出中国的“良方”：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4]他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全球自由贸易和互联互通，推动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手段、增长方式，呼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多边主义，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部分领域隐藏风险的担忧和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疑虑，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过38年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大力建设共同繁荣的对外合作格局。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主席还深入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指出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迅速扩大。主席的精彩演讲，不仅直面外界对中国前景的疑虑，为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理念、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全面视角，而且展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拉近了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施瓦布表示，在当今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主席这次到访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提及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当天的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未来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创新与应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等战略合作重点展开交流，标志着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步入更加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见证者，中国则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如同施瓦布所说：“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将继续作为增长的关键力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致力于推进战略性的改革进程；展示了中国将继续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致力于推进全球化。主席的演讲向世界传递了重要信息，注入了正能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令人鼓舞的信心。”[5]
参考文献：
[1]党建军.克劳斯•施瓦布更想是艺术家[n].广州日报，2007-10-07.
[2]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eB/oL].，2017-01-13/2017-01-30.
[4].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3）.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3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
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一精神呢？实质是如何准确地认识世情。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国情、世情和党情，要求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准确认识世情的重要课题。
认识国情与认识世情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形象地比喻就是知己知彼，即认识国情是“知己”，认识世情是“知彼”，这个“彼”并不只是自己的对手，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而是整个世界。不了解世情，就无法准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同样的事，不了解国情，就无法准确地认识世界的世情。为什么中央再次提出认识世情的重要课题呢？就是因为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正如中央所判断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及时地分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尤其是哪些重大因素？这些变化对未来的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未来的中国产生哪些战略性机遇？我们又如何把握和创造这些战略性的机遇？对此，中央提出了几个“准确把握”的研究课题。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
从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来看（见表1），先后经历了三次黄金时期：第一次是指1870～1913年的43年时间，世界GDp（指1990年国际美元值，下同）总量年平均增长为2.11%，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30%。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美国，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4%。其次是拉丁美洲，为3.48%，再次就是日本，达到2.44%。
第二次是指1950~1973年的32年时间，世界GDp总量年平均增长为4.90%，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92%。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日本，高达9.29%，中国也在5.02%，东欧国家和苏联分别为4.86%和4.84%，依次是西欧国家（4.79%）、美国（3.93%）。①这是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第三次是指从1990年以来直至2030年长达40年的时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孕育期”，1990~2000年期间，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9%，由于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家率先经济起飞，在计划经济国家中率先转型，因而中国增长速度最快，高达10.6%，还由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家改革并起飞，如印度达到了5.9%。②第二个阶段是“形成期”，2000～2008年期间，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已经高于前一个阶段，突破了3%（为3.2%），中国增长最快，高达10.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达9.1%，南亚地区达到7.4%，印度也达到了7.9%，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达到了5.2%；③尽管于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高增长趋势。第三个阶段是“凸显期”，2010～2030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仍会超过3%，随着总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人均GDp增长率会超过2%。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估计，2003～2030年期间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23%。④与前两次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时期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中国，既是此次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时期的最大受益者，又是最大的推动者，也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延长，中国在世界市场和范围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因此我们要继续抓住机遇、创造机遇、利用机遇，还要学会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如金融危机、财政危机、老龄化危机、福利制度老化危机等，寻找我们的“机遇”，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
从世界及不同收入组国家需求结构看，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储蓄占GDp比重基本无变化，而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比重都是显著提高的，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5～2007年期间，分别提高了8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反映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深化。需要指出的是，同期中国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占GDp比重分别提高了11个和19个百分点，且2007年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4个和14个百分点，⑤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程度在加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进出口贸易的极不平衡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出口太多是因为人为压低了价格，如土地价格、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价格等；我们进口太少是因为市场保护、竞争不充分，也意味着为世界创造的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向进出口共同平衡增长，并为世界需求创造“中国市场”。
从世界及不同收入组国家产业结构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见表2），1995～2007年期间，该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69%；工业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这两个比重均下降了2个百分点，分别减少至28%和18%；农业增加值比重占GDp比重继续下降，减少了1个百分点，达到3%。而中国服务业比重提高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40%，但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工业比重上升了2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达到32%，但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农业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11%，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⑥这表明未来的中国产业发展方向是继续降低农业比重，大幅度降低能耗高、水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资本密集的工业比重，明显提高劳动密集、知识密集、节能减排的服务业比重，由工业主导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产业体系。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各类生产要素结构不断上升，特别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许多传统的比较优势在削弱，这就需要培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增强我国发展的新动力。为此就要实施三大国家战略和三大国家规划，即《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6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7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世界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大目标。这三大规划充分体现了“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三大核心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各有目标，紧密联系，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各有特色，相互呼应。⑦这就会为中国在今后形成三大优势，即教育优势、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
正是由于发生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触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相反，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大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见表3）。尽管这场危机还没有根本改变“西风压倒东风”的基本格局，但是美国为首的G7国早已力不从心，不得不被G20国集团峰会所代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在中国等国的压力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使中国上升至第三位，居美国、日本之后，这是发展中国家首次参与并成为世界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领导者。⑨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扩大，她在世界中的位置、作用和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经济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特别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国际舆论（特别是全球电视新闻网）的被动挨打者转变为主动竞争者，从西方文化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世界多元文化特别是非西方文化的创新者。⑩
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从1750年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机革命，开发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英国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主导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铁路、电力革命，开发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美国成为工业革命的主导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国，中国成为跟随国。进入21世纪，世界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最大的机遇就是绿色能源革命，从而根本改变自1750年以来经济增长同时碳排放增加的传统发展模式，出现经济增长而碳排放开始“脱钩”进而下降。
中国一直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因而大大落伍于西方国家，即使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也只是落伍者、追赶者。中国应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推动者。目前正处在这场新的工业革命和绿色创新的孕育期和准备期，为此中国必须抢占未来发展战略的制高点，前瞻性地进行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布局，以便大规模地推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新技术革命。可以认为，国家“十二五”规划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绿色发展规划，在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实现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黑色能源向绿色能源转变。
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
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一直主导世界经济，直到中国、印度等先后加速崛起，一批新兴经济体经济起飞，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跟进高速成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明显上升，从而开始改变南北不平衡、不对称、不公平的经济力量格局。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研究（见表5），1952年“北方国家”（指富裕国家）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0.1%，直到1990年，为55.4%，近40年仅下降了4.7个百分点。此后，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2003年已不足50%（为49.5%）。到2030年这一比重降至36.4%；相反，“南方国家”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44.6%上升至2003年的50.5%，到2030年这一比重高达63.6%。因此，到2030年世界的经济版图将是“南方国家”大大高于“北方国家”，形成新的世界经济格局、贸易格局和投资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引起南北国家经济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先后崛起，两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11.8%到2003年的20.6%，再到2030年的33.5%。{11}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印度等推动“南方国家”潮水般的兴起，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上升趋势又强化了中国、印度等的复兴。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从中国的贸易伙伴及比重的变化得到充分反映。目前欧盟、美国、日本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他们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在下降，而“南方国家”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本着“得道者多助”的思路，中国应当在努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大力帮助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应当“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帮助他们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鼓励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
总之，纵观全局、纵观世界，中国仍处在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重大发展挑战，还会遭遇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情，我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只有敏锐地、前瞻地识别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期，先行一步，占据世界工业革命、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革命的制高点，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8、272页。
②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9,pp.204-206.theworldBank.
③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9:DevelopmentandClimateChange,pp.374-375.theworldBank.
④{11}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109页。
⑤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9:DevelopmentandClimateChange,pp.232-234.theworldBank.
⑥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9:DevelopmentandClimateChange,pp.208-210.theworldBank.
⑦总理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突出表现为科技、教育和人才竞争。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与已经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即将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相互支撑、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一定意义上讲，属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人民网，2010年5月27日。
⑧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加快走向世界创新国》，《国情报告》，2010年第41期，2010年12月16日。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4
21世纪伊始，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二的美欧日经济同时减速。美国从2000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为-0．4％。日本和欧洲经济也呈衰退或减速迹象。
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美日市场。美日经济减速使东南亚国家出口受挫，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拉美的情形更是糟糕，拉美国家出口的60％多集中在美国。美国经济大滑坡使拉美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担心，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是否具有持久性质并引起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依赖于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第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回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亚当·斯密观察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产品的商品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尚不发达。即使某个经济部门发生波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扩展到经济的其它部门。市场竞争以及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因此，斯密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会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供给总是自动地等于需求，政府不需要干预。不仅如此，由于黄金输入点和输出点自动地调节着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价格水平，从而使国际收支趋于均衡，不需要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协调。
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不时地被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所打断。事实上，从1825年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直到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和剧烈，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10年就爆发一次。马克思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世界进入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使供求达到平衡。—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真正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现代经济学认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存在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四大根源。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表现为价格刚性和预期的非理性。价格刚性使得价格无法灵活调整以使经济迅速达到供需平衡的市场出清水平。预期的非理性使得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凯恩斯所说的“血气冲动”性质(animal spiri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的时候，市场的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和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的看法。凯恩斯描述的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市场不景气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被称之为“萧条经济”。
二战后，40％多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参与世界产品市场的竞争。相反，虽然有冷战、禁运，计划经济国家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从西方市场经济吸纳了一部分商品、服务和过剩生产能力，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再加上欧洲战后重建和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等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中长期判断。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任何局部的市场波动都有可能迅速蔓延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整个经济发生大的波动，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就日益凸现出来。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回来了。
三、短缺经济的消失和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向萧条经济回归的重要原因
短缺经济的消失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这些国家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阴影，长期被计划经济束缚的能量很快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中国和其它转轨经济国家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六五”期间(1981-1985)和“七五”期间(1986—1990)在贸易上是逆差，五年贸易逆差累积分别为123亿美元、214亿美元。到90年代，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贸易顺差分别为223亿美元、1495亿美元。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贸易上的情形和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从1992年到1999年，这些转型经济国家贸易上基本是逆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日益凸现，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短缺经济逐步消失。近年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了贸易和经常项目的顺差，2000年转型经济国家的经常账户在连续五年逆差之后首次实现顺差，达267亿美元，2001年为135亿美元(图1)尽管目前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整个世界贸易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可以预见，随着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成，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崛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短缺经济消失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总体供需格局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5
[关键词]弗兰克；世界体系论；《白银资本》；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这自然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工业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p3,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白银资本》正是综合运用近年来经济学的边缘研究成果，通过对美洲、欧洲、西亚、中国等区域的分析，证明在1400—1800年存在一个几乎涵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弗兰克的思想转航的确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应看到他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弗兰克过于重视贸易的作用。他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5](p156)由于赋予了贸易这种解释，他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认为，只要两个地方有贸易联系，就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贸易联系只是最初的一步，与此相随的还要有中心—边缘精确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集团、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的形成。
第二，弗兰克的理论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化的危胁。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一语中的，“（弗兰克——笔者）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同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非一段特殊历史的联合产物。
二、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吗？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是：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第162-169页、180-186页）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外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给以证实，但这么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则着实为弗兰克的原创。于是，《白银资本》译本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笔者将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包括网上的）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
弗兰克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第2、3章）
对此，秦晖先生质疑道：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他认为历史上恰恰存在大量相反的情况，如秦汉唐宋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发达时期，可那时反而贸易逆差，金银大量流出。他分析了原因，农业时代主要进行奢侈品贸易，强大帝国对奢侈品的需求要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而在近代，开始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大宗产品供给会与大宗原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还没有初级工业化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容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汉唐宋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的西欧则属于后一种情况。[8]
秦晖先生的确对准了弗兰克思想深处的“贸易主义”情结。对此，《白银资本》的评论者们大都有同感。陈燕谷先生是学界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他怀疑“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全球贸易流通’就能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9]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白银资本》的语境里具体分析弗兰克的立论。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即中国因贸易逆差而吸收的大量白银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笔者认为，这是弗兰克证明中国经济发达的关键的一环，它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支撑作用，其意义在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世界是由白银作剂的具有自己结构和动力的经济统一体，而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弗兰克的立论是否可以成立？
首先，外来白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弗兰克想象的那么大。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第224页）他引用马克斯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方式的两个变化：⑴农民回应外界（主要指南洋）对棉花的需求将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⑵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殖垦荒运动。（第225页）关于外界是否对棉花的生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西九定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对明代以来的棉花生产、流通及市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王朝政府充当了棉花、棉布生产的大主顾。一条鞭法的实行并不只是明代经济日益货币化的标志，它反而促使棉花种植畸形化。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杭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的主要补救，棉花生产实际上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10]关于垦殖情况，中国学者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赵岗认为，清代实行农垦政策有两个原因：①清代人口增殖迅速，所有废耕之地都已复耕，平原上再也没有闲置耕地可以利用，只有向山区发展。②自明代中叶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所以，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高潮。[11]看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的变化，并不能忽视内在的因素。
弗兰克一再否认白银在中国的“囤积说”，的确，白银并没有一味的“埋在东方”，它充当了流通媒介的职能，促进了明清经济的货币化。但我们并不能抬高白银的作用：⑴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银、钱并行流通制度，且银、钱之间并无正式法定的比价，与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贵金属白银主要用于政府收支及大额交易，民间使用的仍是铜钱。[12](p296-297)⑵白银并没有完全用于经济发展。白银在明代日益成为积累财富、计算财富的手段。明代的商人以积银的多少划分为大贾、中贾、小贾。官僚、地主也大肆积银，规模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将每年额折的漕银百万多两金华银尽解内库，后又设太仓库，专门贮银，另外又在外库存备用之银。这些贮银除少数投入手工业作坊外，大多数不是用做官僚地主们骄奢淫逸的消费性支出，就是当作高利贷，或置办田地。[12](p290-291)
其次，我们不能仅从白银在世界流通就断定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存在。⑴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15世纪欧洲的三个主要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而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各地价格差距开始消失，1750年，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从1500年的6:1变成2:1。[13]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形成是以它内部各地区的价格均衡为基础的。而《白银资本》描述的这段时期，中西贸易恰是建立在金银比价有较大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白银资本》曾有论及。弗兰克引用全汉升的论文证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银价的两倍，因此，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第192页）这才是促使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动力。⑵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欧亚之间的贸易对双方的意义。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已经指明：“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253页）当时，亚洲各国几乎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同样，欧洲各国与亚洲的交往同它们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密度上无法相比。“当荷兰的贸易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14]沃勒斯坦也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5]可见，世界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白银并没有将世界编织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拥有大量白银的中国也并不必然是其中心。
2．中西经济如何比较兼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
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B阶段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第4章）
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18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对象，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将此时段作为论述的重点，究其原因，可能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使然。学者们对弗兰克的批判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具体说来，弗兰克视野中的西方兴起是由以下三个论点支撑的：⑴欧洲利用美洲的金钱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获利；⑵亚洲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逐渐衰弱。（第380页）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400年开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受益很多，而恰恰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绝对和相对的劣势；（第422-423页）⑶175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成为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的基础，因而，如果说欧洲的兴起在于它的“内部”环境（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短缺、资本剩余等）的话，那么，这个“内部”环境本身也是由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第387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历史演进的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认为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这里指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这一结构中衍生出来的。[5](p157)王家范认为，这种分析否定了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其实，即使是一个历史事件，其升降兴衰一定会在它发生之前显示出来的。[10]
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李天纲强调，欧洲的兴起确实有近代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16]关于中国，学者们都谈到了不适宜现代经济成长的原因。王家范认为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体制缺乏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对任何私人经济的干预和剥削十分有效，因而导致了私有产权发展很不充分。[10]王亚南认为中国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17]
弗兰克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的确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但他把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解释各自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无疑否定了各自社会内部因素所起的独立变量的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关于现代化转型的综合机制。
弗兰克不承认制度的先导作用，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经济的衍生物，但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白银秘窖的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而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西方却完成了资本积累？其实，“在任何时候，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
三、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及其悖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向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提出挑战的世界体系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整体世界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大大削弱了世界体系论的解释力，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国家间体系或者说“区域体系”，这样，在分析过程中，也只得使用国家和地区性参数来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这就不免陷入“地区中心论”（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尴尬境地。于是，提出一种真正能对各国社会之外以及各个区域体系之外的全球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原本为世界体系论阵营中一员的弗兰克率先倡导建立以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为基础的全球理论。然而，历史学家再加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爱好者的角色使他走得更远。“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20](p66)弗兰克立志把人类历史重塑成一个“全球体系”起支配作用的历史。
弗兰克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纵贯五千年的统一世界体系的认识上的。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上，要使世界体系覆盖整个地理范围，就需要强调历史同时性；纵向上，要使其成为纵古通今的运动，则需要借助于周期理论来分析。而历史同时性恰恰可以将两者整合进全球体系中。
历史的同时性对弗兰克而言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第309页）他很赞成弗莱彻提出的寻找历史的同时性分两步走的做法，即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类似现象），然后再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第307页）弗兰克认为，应该做每10年，每1年发生的事，他本人就做过1640年的世界史。[20](p64)
然而，对一个世界体系来说，考察它的发展同样重要。弗兰克继承了世界体系论者的特长周期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个分析工具，但他的特长周期一般是五百年，而对世界体系论者来说，则大约二百年到三百年为一特长周期。
《白银资本》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把弗兰克所认为的纵古通今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使用于近代早期史。一般说来，在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定义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1450—1750年这三百年间存在一个“特长周期”，它的a阶段开始于1450年，终止于16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一个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到了17世纪出现了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4](p134)弗兰克为使周期运动支持他的亚洲为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就重塑了世界经济体系论者的近代早期史：从1400年（或1450年）开始了五百年长周期的a阶段，而直到1750年后才持续进入B阶段，恰在这时，短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与其重合。就这样，弗兰克跨过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把它当作只属于欧洲的不致于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周期的a阶段是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扩张时期，进入B阶段后，亚洲衰落，欧洲从边缘兴起，但由于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新兴的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洲也在经历着经济衰退，迟早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扩张中被恢复活力的亚洲所取代。这的确“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弗兰克语，第422页）
对历史的重塑的确需要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支撑，弗兰克正是借着他的这一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开启了思想的转航之路。但任何一个宏观的历史观不可避免的具有它自身的悖论，就弗兰克的历史观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悖论。弗兰克的目的是协助人们建立“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性”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他的历史观的确符合历史的统一性，然而，多样性却被消解了。王家范认为，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来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10]可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掉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在这里，世界历史中的事件好象都是缘于对世界整体运动的被动反应，因而，不同制度和文明的独立性被抹杀了，甚至它们本身也被当作是世界体系创造出来的。这极大地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或许，弗兰克的问题正在于他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光磊指出，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因素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结构的效力很成问题。[5](p158)弗兰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能动性留下了一个相当小的缺口。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多样性的统一及周期性运动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第465页）这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
弗兰克设想的全球理论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白银资本》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第10页)如果能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历史，并能将其整合进全球理论中，或许能展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但据说弗兰克近来已取消了把其他几条腿补上的打算，他很怀疑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1](第[30]注释,p100)
2．具有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世界体系论者解释经济周期时，很注意矛盾的相互促进性，通常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4](p131)同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相邻的两个阶段呈因果关系。[2](p149)而且他还认为，a、B阶段的更替伴随着霸权的转移，a阶段为霸权的扩张时期，B阶段虽然会有一些霸权得到发展，但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衰落时期不利于资本积累。[2](p148-149)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百年长周期更替的历史中，弗兰克常常使亚洲占据经济扩张的a阶段的经济中心地位，在《白银资本》涉及到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也是从亚洲开始扩张的。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视角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解释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扩张的a阶段必然是亚洲兴盛之时，而欧洲往往在世界经济萎缩的B阶段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其地位迟早会被亚洲重新夺回。可见，弗兰克思想中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宿命论倾向是很严重的。
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在学术界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自中译本出版以来，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白银资本》？如今，随着对本书及弗兰克的思想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更为凸现出来了。
《白银资本》独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作者弗兰克新左派的角色，的确在他的理论和中国读者之间设置了屏障，又加上他理论的彻底性而导致的悖论，的确使中国读者无形中加强了防备意识。然而，笔者认为，《白银资本》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1．它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的确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区的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他（指弗兰克——笔者）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第11页）
2．它对重塑历史具有借鉴意义。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21](p68)的确，我们往往受欧洲近二百年成就的影响，以欧洲作为预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得出“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结论”。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不管成败如何，《白银资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尝试。
刘北成先生认为，“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网络中做‘文化批判’，而且也应该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史上的价值判断。”[21](p67)或许，我们只有这样对待《白银资本》，才能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构筑一种宏观的历史，不是仅有实证研究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21](p69)今天，我们面对着弗兰克的“想象的跳跃”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悖论，需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对话以及具有自觉“证伪”作用的实证研究。
注释：
[1]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J].视界，2001，第2辑.
[2]a.G.FrankandB.K.Gillsedited.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m].London,1993.
[3]赵自勇.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J].史学理论研究，1996，（4）：74.
[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光磊.重归东方[J].读书，2001，（2）.
[6]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7]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J].读书,1998,(3)：88.
[8]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J].“世纪中国”网站(.cn),2000年10月24日。
[9]王页.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n].上海:文汇报,2000—05—13.
[10]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1]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J].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1）：54-55.
[1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第一卷中译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2-83.
[14]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9.
[15]沃勒斯坦.面向东方还是欧洲奇迹?[J].陈燕谷译.视界，第2辑：119-120.
[16]李天纲.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8]阿瑞吉.真实的历史还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J].路爱国译.视界，第2辑.
[1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n].广州：南方周末，2000—06—16.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6
【关键词】世界重心转移；全球力量对比的改变；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77—09
在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有一种此前已经出现的趋势在加速发展着，这就是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由于这种趋势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世界格局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等的发展变化以及世界的未来，因此，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加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例如:
早在1995年6月9日的德国《时代》周报就在《亚洲——伙伴还是对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重心重新东移的发展动向。
在200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指出这种转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变迁，其影响之深刻不亚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1］
据2008年10月13日法新社纽约电相关报道，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则指出这种转移对于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他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革，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战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时代已经结束。”
2009年，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指出，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统治了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2］
2011年，在目击了世界重心东移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加速的情况以后，阿根廷迪特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胡·加·托卡特利安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和推动了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其最突出的政治特点。”［3］
那么，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表现和内容是什么?造成这种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它是怎样加速的?西方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阻拦其发展?这种转移又怎样影响世界形势的发展?
一、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表现
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首先表现为世界形势的发展扭转了多少个世纪以来重心由东方向西方转移的发展趋势，开始倒过来呈现出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发展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特·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发现，人类历史的重心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日益由东方向西方转移，它起源于亚洲的内陆草原，然后转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再后又越过希腊和罗马，向西北欧转移，最后在2000年前跨过大西洋。而现在，这个发展趋向正在颠倒过来：世界重心正向东移动，即从北美重新移向太平洋—亚洲地区。
对于世界重心由东方向西方移动、再由西方向东方移动的这种情况，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经以印度的纺织业为例，作过生动的描述:
回顾18世纪，印度的纺织业无论在规模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当英国开展工业革命，接着陆续出现一批拥有数百部蒸汽纺织机的工厂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英国纺织机生产的布料比印度的手织布料更均匀，价格也更便宜，特别是在英国占领了印度次大陆以后，更是顺利地取消了当地原有的配额限制和各种保护，让来自英国的纺织品源源不断地在当地倾销。随着外国机械化生产的浪潮排山倒海地涌入，印度最著名的纺织业也难以匹敌，以致急剧萎缩。至19世纪末，单以英国兰开夏郡生产的纺织品而言，其中多达40%都是出口到印度去的。到了1900年，英国人均工业化比率(即一个国家的工业制品相对于人口的比率)竟然是印度的100倍！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两国的发展还不相上下。
保罗·肯尼迪接着描述说，然而，时移势易，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世界局势的发展又倒转过来了。过去数十年来，富国不断地把纺织业与其他机械运送到穷国去，发达国家在全球多个地区投入资金和成立合资企业，迫使当地政府开放市场，从而使印度输往富国的纺织品又增长起来。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和8%，两国进一步垄断全球生产，分占全球财富，继而享受全球权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趋势。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保罗·肯尼迪说：“当我们的读者、公众及传媒沉迷于伊拉克危机或等话题时，世界生产重心也同时出现急剧变化，从‘第一’世界转到‘第三’世界。风水轮流转，我们却仍懵然无知。”［4］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7
关键词：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格局次贷危机
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Doo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一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一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一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一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一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一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减至6.8％，2009年第一季度为6.1％，是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增长。2008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匮乏。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上升7.9％，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业部门增长减速最为明显，6月份仅为5.4％，服务业首次出现下降。受金融危机深化影响，第四季度增长6.5％，为全年最低。
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减弱。高通货膨胀压制了私人消费；由于经济前景看淡，第三、四季度投资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内随着亚洲货币兑美元汇价的下调，出口增长略有回暖，但仍处于5.0％的相对低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时就明显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虽增长5.2％，但环比仅上升0.6％。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增长滑落最为显著。在墨西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其出口增长受阻；而食品价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费需求。哥伦比亚紧缩货币政策明显打压了消费和投资的意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停滞制约了其增长步伐。只有巴西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保持5.8％的增长。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导致调整成本增大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失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来，失衡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失衡更多表现的是世界资源配置、全球财富生产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的扭曲，生产与分配在地域、产业中的严重失衡。全球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以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失衡，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配置比例失调，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分配失调的结果。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诞生，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流通和生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生产。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调整就必然发生。当然，这种生产与流通的比例关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得到反映，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会在世界范围形成生产、流通的适当比例，只有当全球的生产、流通失衡，自我调节无法进行时，这种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调节才会发生，而代价比在一个经济体内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是以华尔街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结果，是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深化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领域时，全球失衡将持续面临矛盾积累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美国的做法一定是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通过转嫁的办法，例如利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法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即贸易顺差国。近十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但是，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时间也将是漫长的。
另外，以虚拟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美国新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经验观察，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其结局大抵是经济崩盘，美国、日本、英国和新兴的经济体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简单，房地产如果满足的仅仅是消费需求，它的规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则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规律、虚拟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失衡的经济中，不崩盘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危机意味着美国虚拟需求增长方式的调整，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危机也预示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与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术泡沫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机构选择了非贸易品部门作为资产泡沫的炒作对象，并且尽其所能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非贸易品部门的虚拟需求虽然其衍生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转移，但是其真实需求部份则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实际购买力，因此，虚拟需求的泡沫在房地产行业的真实需求支撑远远不及信息技术行业。这就决定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调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大大增加了经济何时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一国在危机面前的控制力可能会使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被重新定义，不会再从经济的总量和价格的操纵上而是从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上来重新定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全球将目光转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国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将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然而，笔者对此存有疑义：中国和印度，人口25亿，但每年消费仅3.7～3.9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口的年消费额达到近10万亿美元，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多地还要期待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
(一)贸易格局
随着2009年各国先后进入零利率时代，在政策层面上可能都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也可能在单个国家爆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也许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微调，例如美国的经济政策就在以新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转变的形式进行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了“购买美国货”(Buyamerican)条款，欧盟认为只使用美国钢材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欧盟比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冲动可能更强烈。因为欧盟遇到的困境要比美国大一些，会更加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投资，严禁资本的对外输出和非本地区贸易产品的输入。而欧洲产业和亚洲产业之间存在同质化特征也是导致欧洲保护自身市场的重要原因。例如英国反对使用外籍劳工，提出要求保留“英国的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jobsforBritishworkers)的呼吁。法国政府要求汽车制造商承诺不会将工作或生产转移到国外，否则不予提供60亿欧元的救助，并且必须购买法国国产的汽车零部件等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一系列救助计划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以及2008年7月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很多国家政府担心可能诱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会有一定的抬头，但不会泛滥成灾。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欧盟(eU)等主要成员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历史上有过相似的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施了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现在都会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毕竟，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依存度增强，再度回归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时代不太可能。但是还要看到，各国可能在采取的贸易保护形式上会有所变化，不会采用传统的关税和配额等措施，更倾向于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模糊的措施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措施。
(二)金融格局
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弹性、美元的弹性远大于人们的预期，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货币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渺茫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有学者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以减轻外债负担。这一货币地位也被用来转嫁危机。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就多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输出通货膨胀转嫁衰退。目前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要求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就是金融危机后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其重塑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向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难预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美元不断贬值，全球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回报率高的投资场所，那么这些资本将流向何方?资本市场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资源，现在却变成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的流向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危机之后，国际游资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机无限炒作，那么，未来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就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大而正面促进作用小。
(四)产业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格局，有互补，有竞争，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发生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如果这次世界经济放缓，会迫使中国从内部重新进行产业格局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首先，美国总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带来的市场总体份额缩水，必然会导致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其直接结果便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转为资源向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投放，如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现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会进一步通过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节能标准对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进行限制，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考验。最后，当美国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也遇到障碍后，美国当前的经常性项目的巨额赤字将难以维持，那么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会是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的转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从非物质权力转向物质权力。这将对全球的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世界经济利益格局
根据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相对稳定之间要重新寻找契合点。此时应适当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的稳定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中间，需要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已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另外，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币有效管理汇率浮动空间，并对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
(六)世界经济协调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物经济领域的失衡与金融领域的失衡相脱离，这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了难度。从资产负债的分布地区来看，美国资产的一半以上、负债的40％以上都来源于欧洲地区，而美国持有的亚洲地区资产不足总资产的20％，对亚洲地区的负债也仅占总负债的30％左右。但若从美国的地区贸易权重上看，欧洲地区在美国贸易中所占权重仅为27.3％，而亚洲地区的贸易权重为41.2％。因此，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亚洲地区则与美国是贸易伙伴关系。所以，欧洲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形势也更为严峻。欧洲的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次贷产品，同时冰岛、英国等国银行业过度扩张使其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较大。因此，国际经济的协调应该是两个方向上的调整，即美国与欧洲之间和美国与亚洲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的纠偏。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9
1、新经济地舆学发生的理论违景以及理论基础
一．新经济地舆学发生的理论违景。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1个范围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抉择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抉择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以及长时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现出1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至关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整竞争以及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法子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迪克西特(Dixit)以及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情势化以后。二0世纪八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以及无穷增长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对于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拥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露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穷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舆钻研中的会聚现象的类似性，1下子拉近了这3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所采取的报酬递增假定及赖之而树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流动的会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然而，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中仍然存在着1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整解释的问题。譬如说，新增长理论尽管对于投资增进长时间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时间版本——做出了必定的解释，但它却缺乏空间维度，其实不触及要素活动，不能对于会聚现象——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一九八0)尽管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1个类似的地方，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讲明出产结构上的差异——它1开始就假设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无说明为何会呈现这1大小差异，尤其是为何本来无比类似的国家会发展出无比不同的出产结构；它也并无说明为何1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1起，致使区域专业化。另外，它将工业发展描写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步且同时产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往往采用快速的波浪情势，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1个国家顺次向另外一个国家分散。
上述问题的钻研常常触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活动性和这3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扑朔迷离的互相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舆学的钻研规模有许多相重合之处。这种繁杂而辣手的问题对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形成至关的挑战。
因为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本钱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能不将钻研的触角进1步扩大到经济地舆学领域，以期重新的视角患上出1些新的启示。经济全世界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1些投资、贸易、要素活动以及区域政策问题也对于经济地舆学的钻研提出了新的请求。在这样的违景下，自二0世纪九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以及新贸易、新增长理论钻研的3次波澜的强大推进，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4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一九八五)关于不完整竞争以及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以及对于外贸易》以及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一九九一)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立异以及增长》促成为了这1新的钻研领域的构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末，克鲁格曼(一九九一)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以及经济地舆》以及藤田(Fujita，一九八八)在《区域科学以及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会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法子》，则完成为了对于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舆学钻研的开山之作。
二．新经济地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采取报酬不变与完整竞争假定的传统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地舆钻研不同，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以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理论假定为基础。依照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的假定，传统经济地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流动终究将沿空间均匀散布。产品以及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本逐末的区位决定提供了解释。然而，不同层次的经济流动在空间上的高度会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乃至连二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经躲避这厂现象。因为范围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定之1，他只好用“外部经济”1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出产流动的会聚。这类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范围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范围报酬不变的假定下，用外部经济尽管可以在必定程度上解释产业会聚，然而，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类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其实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会聚自身，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于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假定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1番反思的必要。
但是，在至关长的1段时代，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讲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一九七七年狄克斯特以及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情势化以后，关于报酬递增的钻研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1场实质性的革命。依照D—S模型的假定，消费种类以及出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范围。1方面，1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此，消费品种类越多，功效水平越高；另外一方面，消费品的出产拥有厂商层次上的范围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致使范围经济以及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范围或者可用资源增添，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知足消费需求履行进1步分工既能实现范围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功效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繁杂的经济地舆问题提供了1个不可多患上的分析框架。在1个引入了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的世界，经济流动的演变再也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安排的。经济流动的空间会聚所出现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瓜葛，不就是1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设存在足够强的范围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1个单个的区位来为1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本钱最小，他无疑会选择1个有大确当地需求的区位。但是，偏偏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确当地需求。因而，1个产业带1旦树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1循环将会长时间延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会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会聚极可能始于1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出产以及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甚么样的产业在甚么样的区位构成会聚1般来讲是不肯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然而，无论属于甚么样的缘由，某种专业化出产与贸易格局1旦树立，从贸易取得的益处将积累循环，从而使患上这1格局因进1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而，在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中采取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假定乃是最自然无非的事情。
2、主要新经济地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意
一．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
最早见于克鲁格曼(一九九一)的钻研。该模型展现外部前提本来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动与运输本钱交互作用的情况下终究演化出完整不同的出产结构的。模型假定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以及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以及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散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以及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下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活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前提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活动工人的份额加之内生，患上出区域出产结构随运输本钱变化而出现出非线性瓜葛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本钱下前向与后向联络的效应最强：1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类情况下，经济的对于称结构变患上不可延续，从制造业本来均匀散布的经济中将逐步演变出1种核心1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天赋的份额，因为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因为在这里区域(或者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化都是内生的，由这1模型患上出的结论比1开始就假设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1步，也更为拥有说服力。
二．国际专业化模型。因为国界和语言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动形成至关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活动性假定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会聚模型1般只合用于国内规模的空间会聚钻研。为钻研国际层次的经济流动的散布，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凭仗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络假定树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依照他的假定，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尽管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然而可以进行贸易。假定各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天赋以及出产技术，具有农业以及制造业两个出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活动。农业部门为完整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1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整竞争型，使用劳动以及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络，每一1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终究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出产者以及消费者的两重身份使患上与传统会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进程患上以产生。
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患上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本钱出产，这就形成1种前向联络——既有的产业会聚形成对于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偏向于在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出产；反过来，厂商出产本钱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份形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络的来源：在1个区域出产的厂商越多，对于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前提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1个巨大确当地市场。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前、后向联络的结果不多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然而，它们却能够致使制造业(或者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会聚的专业化进程。另外一方面，恰是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活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会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患上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出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定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1体化与会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瓜葛揭露了厂商对于经济1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本钱下，厂商将散布于天赋相同的区域以知足终究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本钱下，跟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构成——但其实不会到达完整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本钱下，会聚跟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步上升而溃散。相对于于更加工业化的区域来讲，初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念头是出于对于非活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斟酌；然后，跟着在某些部门树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沛应用前向以及后向联络。这1模型表明，全世界化违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履行高度的对于外开放，不但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以及服务(特别是出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便性以及自由度。
三．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全世界性的产业分散及其规律对于于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来讲1直是1个难以掌控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在模型中进1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抉择的效力水平，假定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不乱地递增，并用效力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树立起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假定存在这样1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由于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树立起1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1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跟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于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患上制造业区域的出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会聚，并使患上该区域工资上升。跟着这1进程的进1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愈来愈大，并终究不可延续，制造业厂商将追求迁入第2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加有益可图。这样，第2个区域又开始了树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晋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终究引起第3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斯周而复始。在运输本钱很高或者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都相对于较低，劳动效力的小幅度上升致使工资本钱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络(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起投资以及出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知足终究需求。倒是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力的，上升所致使的工资本钱(离心力)的增添，因而，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产业会聚更易保持。
但是，这1模型给人们的启迪更多地在于揭露产业分散相对于于劳动效力(而非运输本钱)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一九九九)用了1个包括3个国家以及7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1产业分散进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一，在国家一与国家二以及三之间存在工资差异。跟着劳动效力水平的增添，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添——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从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而而有益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分散，仍是顺次1个国家1个国家地分散呢?且考察1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此间国家二以及国家三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1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1致的，然而，跟着国家二以及国家三内部的产业联络变患上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患上不不乱。只要有1个国家稍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外一个国家将因而而后进。因而，产业分散其实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1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逐富裕国家的安稳的进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团体共存的进程，存在致使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规模的工业化将以1系列波的情势从1个国祖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1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树立1般要遵循从初级开始向高档爬升的进程。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1步考察全世界化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从分析1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瓜葛这1首要的投入-产出联络特征人手，树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1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变动态原理基本类似，但在基本假定方面却存在1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定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以及两个出产部门(产业一以及产业二)，这两个国家以及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取的技术完整对于称，劳动投入为惟1的出产要素；因为所考察的经济已经完整实现工业化，范围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经从
其中退出，因而，假定各出产部门均为不完整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设产业一在本国的会聚(相应地，产业二在外国会聚)为1均衡，当产业间联络强于产业内联络时，在任何贸易本钱下，这1产业会聚都不是可延续的，这是由于，对于于各个厂商来讲，最为首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络，因而，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络强于产业间联络，则当贸易本钱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构成地舆会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散布；只有当贸易本钱足够小时，产业的地舆会聚才是可能的以及可延续的。产业内联络与产业间联络之差距越大，使产业会聚为可延续的贸易本钱的取值规模越宽。由这1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偏向即便在对于模型引入更多区域以及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维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散布其实不是1半对于1半的。1个区域可能比另外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致使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3、新经济地舆学关于经济全世界化的理论含意
通过对于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与空间解释，新经济地舆学对于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本钱、要素活动以及投入产出联络的性质及其互相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所发展出的1系列模型揭露出1些首要的理论含意，对于于理解全世界化前提下的出产、贸易以及经济发展的特色拥有首要意义。
世界经济学就业方向篇10
关键词：整体视野；驱魅欧洲中心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货币
中图分类号：F1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35—05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大讨论中所涌现的四种观点，如今虽然仍有争论，但现实中调整、整合、独创等观点似乎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相比照，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诸多问题仍未解决。若基于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inte—grativemacro—historyoftheworld）的整体视野，就中国经济学研究某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业已证明，任何先进思想如不实现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均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理论思想植根于中国实际是不二的选择。表面看起来，这似乎不是问题。然而，伴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普世价值”的滥觞，片面强调西方市场经济之共性，抹杀中国历史与现实之特性，这种思潮愈演愈烈，且在现实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念与实践，也逐渐被边缘化或空洞化。究其思想根源，19至20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以及20世纪中叶后兴起的“美国中心论”难辞其咎。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本国历史与现实，就与祛魅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有必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该问题涉及面极广，本文只能择其关键而简略提及。
譬如，自1500年至1800年，欧洲真的已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了么？布罗代尔、阿里吉、彭慕兰等学者的诸多研究表明，在这300年期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带。“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连接在一起。……，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或绝对）份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这四个主要地区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境地。美洲和日本靠生产出口的白银、非洲靠出口黄金和奴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欧洲则主要靠“经营”（倒手）这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即从非洲进口黄金和奴隶到美洲，从美洲进口白银到亚洲，从亚洲进口商品到非洲和美洲，来弥补其贸易赤字，因为“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重要地区，这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较之于印度，“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的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要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又如，市场经济只有一个欧洲模式（或英国模式、荷兰模式抑或美国模式）么？在《国富论》第3篇第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中，斯密认为代表了“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即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随后农业的剩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最后则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而欧洲发展走上的，乃是被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持续战乱所打断了的“非自然”的、“变态”的道路。他还明确指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因而，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当代学者，如彭慕兰、韩毓海的研究也表明，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自发生成的“斯密式市场经济”就逐渐发展起来，明清之际，业已达到相当水平。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中国明代经济与社会之专著的“导言”中甚至明言：“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其实，早在1609年，顾炎武就曾这样描述：“经商者日益增多，占有土地者不再被尊重。人们较量经营金钱的智慧，商海沉浮难以预料。……，经商致富的居多，务农致富的极少。富者日渐富裕，穷者日益贫穷。成功者独霸一方，失败者落魄流亡。有钱则可买通权势，土地不再成为保障。……百人中富人居一，十人中穷人占九。穷人虽多却无力抗拒富人，富人虽少却能控制多数。金神驾驭苍天，钱神统治大地。”顾炎武所描绘的，正是一幅惟妙惟肖的明代中国市场经济图景。难怪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德洛维奇和库普曼，均以市场机制与社会基本制度无涉为前提来构建其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学说。更难怪阿里吉敢于断言，卡尔·马克思在底特律，亚当·斯密在北京。
世界著名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在临终前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1994）。哲人的序辞发人深省：“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文艺复兴时，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历史上“古代”辉煌时期的希腊文明、罗马法律，从中发掘其原生文明基因中的瑰宝，进而促使欧洲的崛起。中国人缘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舍本逐末”？回顾中国历史，大禹治水以后，夏商周中的商朝，就是由参与治水且长于贸易的殷商氏族主导的联邦国家。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创建世界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型的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当时华夏诸子的“百家争鸣”，其成果绝不逊于实际上远超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如“大争之世，强势生存”中的“计然学（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主义）”即是其翘楚。世界上四大古文明，绵延五千年至今未断的唯有中华文明。秦帝国集中华远古文明之大成，不仅统一了中国疆域，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中华文明，即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确立郡县制等。以致即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斥骂秦朝二千年，但在实践中仍不得不“百代都行秦政法”，实因“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中国人民珍惜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也是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它与任何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一样，若不植根于中国实际，终归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认真发掘中国原典文明基因之瑰宝，进而使之现代化，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选择的重要思路。
二、如何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多年研究使笔者体会到，市场经济偏好社会分工、交换和竞争，资本主义则利用市场经济的表象致力于军事、金融扩张和战争。法国历史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专门区分“世界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市场交换、大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等范畴。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以分工和交换及竞争的扩大为标志，而资本主义则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标志。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而是工业生产和市场交换形成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他列举大量史料证明：欧洲的近代兴起，并不是它独自发展的结果，更不是它的思想、宗教和社会独特性、先进性的结果，而是抢掠他洲资源的结果。特别是1492年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后，从“世界经济”获利最大的就是欧洲，但它采用的不是市场交换的方式，而是在市场的幌子下主要通过军事手段掠夺非洲人口、美洲白银和亚洲资源的途径。当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加州史学派”和“京都史学派”都对此有所佐证。彭慕兰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棉花）和市场（棉布）主要在美洲和亚洲，绝非其国内市场，其工业革命持续性投资的来源是英国的军事财政制度。“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1840年之后，英国的财政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诚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战争才是英国经济的血液。”对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乔万尼·阿里吉曾指出：“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市场经济中增添许多资本家，但是除非国家以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仍是非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本人将作为恰好最能支持其坚持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开的例子。”这是一个历史的洞见。若需要再明确一点的话，那就是国家必须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国策，即不是通过分工和交换或竞争来发展经济，而是以或明（侵略战争）或暗（金融创新）的掠夺为主要手段，这才是“地道的资本主义”。
沿此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二者：市场经济主要是实体经济，其主导者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资本主义则主要是虚拟经济，其主导者是金融资本。倘若前者的偏好是分工与交换的扩大，因此不得不“用商品生产商品”，而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均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后者的“真谛”乃“利益最大化”偏好。显然，军事扩张只要成功，无疑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捷径（甲午海战后的战争赔款就是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的4倍），而“用货币生产货币”，如果策划得当（如让“草根经济人”陷入云山雾罩的各种“金融创新”）甚至比战争更划算。君不见，连克林顿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也承认，有赖于“金融是经济的重要核心”之政策，“最终华尔街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缓过来。幸存的6家最大的银行规模变得更大，高管和券商的收入没有受到影响，资金甚至比以前更加充裕。他们的策略是用别人的钱进行博弈，这种胆识较2008年9月彻底崩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克鲁格曼或许对此中奥秘揭示得更透彻：世界各国负责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商品，美联储则负责生产美元。
确实，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市场经济可被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却可无视市场原则。在“资本主义集团”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它既可以打着“自由竞争”、“比较优势”的大旗充分利用分工、交换和竞争等手段，又可以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进行军事与金融的扩张。最近的利比亚之变就是明证。中国诚心诚意地按照分工、交换与竞争的原则去那里通过援建来交换石油，却被谤为“扰乱世界能源市场”、“榨取兼灭族”；某些国家则是依靠极不对称的空中和地面军事力量来获取石油，却被誉为“人权斗士”、“自由民主的典范”。把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实在是误读历史！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点，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
三、维护货币有无必要？
该问题貌似经济学中局部或次要的问题，实则不然，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开拓了现代经济学“半壁江山”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最具代表性的专著就是他的货币理论三部曲：《货币改革论》（1922）、《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毋庸赘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视野的焦点，始终没有忽视或偏离货币这个主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被界定为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两种基本职能。这显然与马克思关注的更多是市场经济的实体运行内在相关。据布罗代尔考证，马克思生前甚至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然而，从近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人们更需关注货币的最后一种职能即“世界货币”。从13至15世纪威尼斯时代的美地奇银行家族开始到现代，犹太系、拉丁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系金融集团一直深深影响着欧美和世界历史进程。近现代资本主义绝非自发生成、自然演进之结果。依靠大发战争横财，特别是借鉴从地中海城市国家到英国政府之战争国债的经验，国际金融寡头集团在数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用货币生产货币”的手段和路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千方百计控制货币，乃是其中的关键。日不落帝国死保死撑英镑的统治地位，山姆大叔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美元霸权，无不如此。1971年，美国断然剥下“皇帝的新衣”，掀翻黄金的“虚君”地位后，美元霸权之本相方才大显峥嵘，美联储终于获得阿克顿勋爵所说的“绝对权力”。基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在这里，倘若有人还在奢谈“人权高于”的“普世价值”，其用意何在，岂非司马昭之心乎？套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言：“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金融寡头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整个世界的市场体系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弗兰克将后来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的专著，命名为《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世界经济》，个中含义令人回味。其中文版（2011）书面广告写道：“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实际上，欧洲人主要是在美洲抢到了白银。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朝政府“解海禁”，开启以商品的大规模出口换取美洲白银之先河，最终确立了银本位货币。结果，一方面，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的规模，巩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导致“买办商人”的出现，并与外国金融垄断者合流，且二者逐渐取代了大地主阶级而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弗兰克的研究表明，从1500年至1800年期间，在世界经济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中，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发挥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朝贡“），以及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经济殖民地之间的中心一边陲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据弗兰克估算，16至18世纪，曾经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达世界白银总量的50%。但1840年后，那些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向东方和中国的巨量白银，又通过鸦片贸易或战争赔款迅速流出中国回归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