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1
关键词：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财务状况
一、腾讯公司简介
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商。腾讯公司通过免费的即时通讯平台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有粘性的用户群，在这个强大的优势下拓展其他互联网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在这种盈利模式下，腾讯公司业务横跨互联网多个主流细分领域，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利润最大、市值最高、规模最大、用户最多、雄踞互联网企业首位的公司。
从腾讯公司财务报表可以发现，自2004年上市至2011年，腾讯公司以其卓越的轻资产盈利模式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率较低，平均为23%；总资产周转率每年呈增长趋势；销售净利率逐年增加，总体维持在42%；资产净利率最高达到38%；权益净利率逐年上升，最高达54%；总收入每年都以平均62.3%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毛利率也保持着平均65.75%的增长率。但是，自从2012年到2013年，腾讯公司便开始涉足电子商务业务，并且投资兼并具有技术优势或能够扩充开放平台的相关公司，使其盈利模式有所改变，进而影响了资产结构，导致腾讯公司整体财务指标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具体表现为资产负债率最高增加到了49%；总资产周转率在这三年内逐年降低；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逐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较之前也下降地较为明显。
二、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
1.轻资产盈利模式
轻资产盈利模式，是指企业投入资本较低，周转速度较快，资本收益较高的运营模式。轻资产作为一种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整合资源所获取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郑石明，2006）。轻资产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强大的资源获取、配置、整合以及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体现（汤谷良、张茹，2012）。本文认为腾讯公司属于魏炜、朱武祥（2010）总结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占比较低，流动资产尤其是现金储备较多的轻资产企业。
2.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
结合腾讯公司2004年至2013年的资产负债表，发现腾讯公司的资产结构，即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表现出典型的变化，从2004年到2011年，此比率基本保持在70%上下浮动，但2012、2013年此比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均低于50%。
基于对腾讯公司资产结构的前后变化比较，可以看出其在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1.现金储备充裕，近十年来现金储备占总资产的比值在62%上下浮动，2013年现金储备有所下降，主要是腾讯公司以246.85亿元资本购买了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腾讯公司在2011年以前，主要提供互联网增值服务，其存货为低价值的消费性礼品，始终控制在占总资产0.5%以下，自2011年以后，腾讯开始从事电子商务业务，存货构成主要为电子商务交易所需商品，其占总资产比较之前有所增加，2013年达到1.3%。3.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很低，近三年的占比均控制在5%以下；4.固定资产比例较低，2004年至2013年平均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控制在10%左右。
三、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调整
对腾讯公司近十年的资产结构分析发现，腾讯公司盈利模式正在发生着调整与变化，这与互联网行业激烈的竞争和腾讯公司战略上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互联网企业巨头在日新月异的竞争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众所周知腾讯公司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但腾讯的主营业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已经出现“天花板”效应，腾讯必须要寻求新的盈利模式来增加利润。
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通过资产结构分布可以看出，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2011年到2013年进行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电子商务；第二是投资兼并。腾讯公司2012年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从公司的财务报告得知，其成本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41.93亿元和92.39亿元，但这两年毛利率仅为5.5%，这也是导致腾讯公司近两年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2010年起腾讯公司加大了投资兼并的力度，先后收购部分与网络游戏、网上旅游、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影视传媒、搜索引擎等有关的技术优势企业的股份发展多元化产业，以增强其竞争力。
四、总结
一个成功的盈利模式决定企业能否合理整合企业资源，将其核心竞争力发挥出来。腾讯公司在过去的十年里，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用户资源、技术研发、品牌文化等轻资产盈利模式，充分体现了价值创造能力。好的盈利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适时对现有盈利模式做出调整来开拓更大的市场。
参考文献：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2
关键词：会计政策组合选择 极端组合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外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除了考察企业选择或变更单个会计政策如存货发出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LiFo)或先进先出法(FiFo)等不同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以外(abdel，1985；arcelus＆trenholm，1991；Frankel＆trezevant，1994；Hughes，Schwartz＆thakor，1995；Fredinanad，2001；tan，2002)，还对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的表现和动因进行了探讨。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研究证明，管理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会计程序组合来获得当期最佳盈利额，但进行院外游说的公司(watts和Zimmerman的研究样本，1978)采用极端组合的比例显著高于一般公司(Hagerman和Zmijewski的研究样本，1979)。这一结论表明有效契约观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观都在发生效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研究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早期的会计规范相对统一，企业所用会计政策的同质特征使得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研究难以进行。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开始允许很多备选方法的使用，会计选择组合研究逐渐增多。梁杰等(2004)以东北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对于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颜敏等(2004、2006a,2006b)以2001年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田昆儒、姚会娟(2008)对2003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现状及成因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主要与证券市场监管因素相关。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设定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个计量属性，使公允价值重新得以应用，并且有些内容超前设计，如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相关业务影响广泛而深刻。因此本文预期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将呈现出与以前年度不同的特征和动因，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新选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定反映公司特征变量的选择及其假设是基于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考虑。
(1)证券市场监管因素及假设。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对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迎合和规避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意欲扭亏的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长久保持上市资格，预备再融资的公司和高盈利企业也将会计政策选择当作经常性的盈余管理手段(颜敏，2005)。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虽有调增利润的客观作用，但由于退市管制和再融资管制并未撤销，因而证券市场监管效应依然存在。如果再融资管制有效，那么，计划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会努力使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再融资管制决定的标准，因此该类公司有可能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相反，在当年已实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预计其在本年度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包袱一为了再融资而尽量少计提和摊销的费用或提前预计的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计划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正相关
H1-2：“实际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由于退市管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会较多地采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规避该管制。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会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扭亏的目的；高盈利的公司会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努力均衡公司各年的盈利。本文高盈利是指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全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公司。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省略info.省略)和上市公司资讯网(省略)。上市公司再融资信息还来自新浪股票与财经网(stock.finance.省略)提供的2007年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息。行业分类和代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准。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全部采用手工方式录入。
(四)会计政策的分类和研究方法(表2)披露了1461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情况。(1)会计政策的分类。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折旧计提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转回、坏账准备是否转回等政策的选择，其公司特征具有差异性(因篇幅有限，差异显著性分析过程略)。其中，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主要取决于是否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是否计划再融资、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高管人员变更的多少等因素。鉴于此，在以下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分析中，有必要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五项政策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2)研究方法。本文假定采用加权平均、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不转回等政策均会减少当期报告盈利；而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正的或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均会增加当期报告盈利。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政策。本文依据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多少来判断其增减。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中，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63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是负数，而选择成本法的1295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正数，所以本文将公允价值计量归为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成本法归为增加当起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参见(表3)。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1)会计政策组合分布情况。如果每种会计政策均有两种程序选择，则上述四种会计政策可以有16种组合供企业选择。从四种政策发生的频率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盈利影响程度最大，最重要；先进先出法、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虽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发生频率较少；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发生的频率较多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少。因此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对盈利产生的影响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同时再提出以下假定，据以评价不同政策组合对盈利的影响。首先，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利润影响程度相同。这个假设使得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由16种组合减少到5种，(表5)中即为5个策略的栏目。策略值的高低表示选择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越小，策略值越低。增加盈利和减少盈利的两个极端组合(1和16)分别被设为“1”和“5”。只有―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2”表示，拥有两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3”表示，依此类推。其次，假定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只是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政策的一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则是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一半。在这―假定下，16种组合减少为10种组合，(表5)中即为10个策略的栏目，第10种策略即四种减少盈利的政策全部使用时，策略值计算如下：设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则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分别为a／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4，四种方法都使用的策略值为a+a／2+a／2+a／4=2.25a。依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表5)中其他9种组合的策略值。(表4)列示了上市公司全部样本、扭亏样本和高盈利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比较结果。经过比较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可以发现，扭亏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大于高盈利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1.49％、0.27％、0.81％；高盈利样本采用减少盈利极端组合的频率大于扭亏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0.54％、0、0.22％。这一结果表明，扭亏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增加盈利的迹象，而高盈利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调减利润的迹象。
(2)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的国内外比较。将(表4)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比较(颜敏，2006)，可以发现，2001年St样本、配股样本、国有股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较高，且大于总体样本，分别为28.26％、23.53％、20.94％、19.60％，远远高于2007年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比例；另一方面，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没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这一结果表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以增加盈利为出发点，其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调增利润尤以St公司、配股公司和国有股上市公司为甚；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但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很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将(表4)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会计政策组合与国外的明显差别。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中选择极端组合的比例分别为12％及35％。两个样本比例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是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两个样
本中的极端组合有两种，一种是全部增加盈利的组合，一种是全部减少盈利的组合。其中两个样本中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9％和23.53％，采用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3.33％和11.77％。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混合程序的组合，如(表2)中的选择第10个组合的公司占全部样本的67.92％。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了解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策略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从5个策略和10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更大，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将只针对5个策略的情况进行。从各个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计划再融资、实际再融资、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变更和规模等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因此去掉这5个变量，选取另外的4个变量扭亏、高盈利、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为了避免4个因素之间相关性过高，有必要对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略)，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扭亏、高盈利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为避免在模型中出现复共线性问题。所以舍去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这样就剩3个变量参与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57)所示。(表6)显示。模型的F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用该模型来描述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但adj-R2只有0.0123，说明白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性较弱，表明该模型亟待改进。另外，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于2，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值为0.975，经查表可知模型没有序列相关问题。就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扭亏变量nL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一一扭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呈负相关，假设H1-3得到验证；高盈利变量Lp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平滑盈余的目的仍然存在，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成正相关，假设H1-4得到验证。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讲。nL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04，Lp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433，说明扭亏和高盈利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影响较大且相近，高于第3个变量LeV，即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和高盈利是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重要因素。建立回归模型如下：策略i=α0+α1nL+α2Lp+α3LeV+ζα10。其中各自变量解释如下：扭亏nL(一)：越是扭亏公司，越会选择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以摆脱困境，此时策略值小；高盈利Lp(+)：越是高盈利公司，越要选择减少盈利的政策以平滑盈余，此时策略值大；资产负债率LeV(一)：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越会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此时策略值大。(表7)反映了影响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回归模型的构成来看，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3
一、盈利能力的涵义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利润是企业内外有关各方都关心的中心问题，利润是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债权人收取本息的资金来源，是经营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现，也是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十分重要。
二、案例分析
2001年10月31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龙电器）股权转让提示性公告，正式宣告第一大股东即将易主。在这次股权转让中，科龙电器公司法人股东――顺德市容桂镇政府所属的“广东科龙（容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容声集团）”把总计20，447万股的法人股转让给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公司，转让价格5.6亿元人民币。完成交易的过户手续后，格林柯尔企业发展公司持有科龙电器20.6%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容声集团持股比例将降为13.46%，为第二大股东。（表1）
该案例采用了利润率、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每股收益四大盈利能力计量指标进行分析，过程如下：
1、利润率。由表1可以看出：并购前一年，也就是2001年净利润为-147，589.21万元，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该年的销售收入为438，161.64万元。因此，2001年利润率为：
-147589.21/438161.64=－33.68%
并购后的2002年，企业净利润扭亏为盈，达到10，127.7万元，销售收入也上升为487，825.7万元，因此2002年的利润率为10127.7/487825.7＝2.08%，并购后利润率有明显改善。
2、资产报酬率。仍然沿用并购前后的净利润数据，2001年为-147，589.21万元和2002年的10，127.7万元，而并购前后的总资产也可以从表1中查找到，2001年为650，984.78万元和2002年的765，653.93万元，由此可以得到并购前后的资产报酬率：2001年为-147589.21/650984.78=-22.67%；2002年为10127.7/765653.93=1.32%。
很明显，并购后资产报酬率比并购前的资产报酬率有明显好转。
3、权益报酬率。权益报酬率，即为表中所给出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001年的-59.75%和2002年的3.93%。具体计算如下：2001年为净利润-147589.21/股东权益247031.62＝-59.75%，而并购后的2002年计算为净利润10127.7/股东权益257500.08＝3.93%。因此，在权益报酬率指标上，并购后也比并购前有明显提高。
4、每股收益。从表1中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盈利分析指标，如并购前后的每股收益分别为2001年的-1.4878元和
2002年的0.1021元。也可看出，并购后每股收益比并购前每股收益有明显提高。
三、建立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的启示，通过利用上述四大盈利能力计量指标建立起盈利能力分析模型。（图1）
四、模型分析
该模型分析分为两个层次，盈利分析层次和提高分析层次。
1、盈利分析。本层次建立?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标进行盈利分析。
（1）?琢＝并购后的利润率－并购前的利润率＝利润率’－利润率
当?琢＞0，表示并购后的利润率大于并购前的利润率，国有上市公司被外商跨国并购后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并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琢≤0，并购后的利润率小于或者等同于并购前的利润率，并购没有起到提高盈利能力的作用，甚至起到了降低盈利的负面作用。
（2）＝资产报酬率’－资产报酬率
（3）＝权益报酬率’－权益报酬率
（4）＝每股收益’－每股收益
同样，?茁、?、?啄也同0进行比较，当?茁、?、?啄大于0时，表示外商跨国并购国有上市公司后，净利润相对增加，盈利能力有所提高。而当数值小于或者等于0时，表示并购并没有给国有上市公司的盈利提高带来帮助，并购不成功。当然，有可能出现有的比率大于0而有的比率小于0的情况，那么盈利是否提高和并购是否成功就看被并购公司更倾向于哪个比率或者对于被并购公司最为重要的指标作为判断依据了。例如，有的企业最为关注利润率这一指标，那么只要并购后的利润率大于并购前的利润率，即?琢＞0，就已经达到了并购者所期望的基本并购目标，并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其他的模型指标可用来做辅助参考和进一步分析。
2、提高分析。本层次由模型的最下面一层指标得来。也就是将利润率、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和每股收益拆分为净利润/销售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净利润/股东权益和净利润/普通股股数。
由该模型的最下面一层可以看出，各项盈利指标均与净利润有关，因此盈利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高并购后的净利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主要降低销售收入、总资产、股东权益和普通股股数来实现。所以，国有上市公司要想取得并购成功，并且在并购后努力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必须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提高净利润上来。通过增加收入、持续降低各种成本费用以及通过并购合理避税来增加净利润，进而完成并购后盈利能力提高的目标。
五、总结
综上所述，外商跨国并购国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从利润率、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每股收益四大指标着手，通过建立盈利能力分析模型，将并购后的国有上市公司从盈利层和提高层两方面进行分析评价，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并购后的盈利能力。
当并购后利润率、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每股收益高于并购前，即模型中?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标＞0，表示外商跨国并购后各项指标好于并购前，企业盈利能力得到提高，并购取得初步的成功。
当并购后的利润率、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每股收益低于或者等于并购前，也即?琢、?茁、?、?啄四大盈利指标≤0，表示各项指标无明显提高甚至低于并购前。企业被并购后盈利能力无明显改善，并购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当出现有的比率大于0而有的比率小于0的情况时，那么盈利是否提高和并购是否成功就看被并购公司更倾向于哪个比率或者对于被并购公司最为重要的指标作为判断依据了。如果对并购公司最为重要的指标好于并购前，就可以认为并购完成了任务，取得初步成功。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4
【关键词】会计政策组合选择；极端组合；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外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除了考察企业选择或变更单个会计政策如存货发出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LiFol或先进先出法(FiFo)等不同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以外(abdel，1985；arcelus＆trenholm，1991；Frankel＆trezevant。1994；Huclh-es.Schwartz＆thakor，1995；Fredinanad，2001；tan.省略)和上市公司资讯网(省略)。上市公司再融资信息还来自新浪股票与财经网(stock.finance.省略)提供的2007年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息。行业分类和代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准。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全部采用手工方式录入。样本选取标准是：在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具有相关期间的会计信息资料，以此共选取了1461家上市公司作为全部分析样本。表1披露了1461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情况。
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折旧计提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转回、坏账准备是否转回等政策的选择，其公司特征具有差异性(因篇幅有限，差异显著性分析过程略)。
其中，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主要取决于是否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是否计划再融资，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高管人员变更的多少等因素。鉴于此，在以下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分析中，有必要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五项政策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只以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四项政策为例进行分析。
本文假定采用加权平均法、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不转回等政策均会减少当期报告盈利；而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正的或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均会增加当期报告盈利。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政策，本文依据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多少来判断其增减。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中，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63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是负数，而选择成本法的1295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正数，所以本文将公允价值计量归为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成本法归为增加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毋庸置疑，这些定义带有某些误差，这种会计政策分类仅就一般意义来说。参见表20
如果每种会计政策均有两种程序选择，则上述四种会计政策可以有16种组合供企业选择。为了检验各因素对每种组合的影响，必须确定这16种组合对盈利的影响程度。
从四种政策发生的频率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盈利影响程度最大、最重要；先进先出法、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虽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发生频率较少；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发生的频率较多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少。因此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对盈利产生的影响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同时再提出以下假定，据以评价不同政策组合对盈利的影响。
1 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利润影响程度相同。这个假设使得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由16种组合减少到5种，表3中即为5个策略的栏目，
策略值的高低表示选择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越小，策略值越低。增加盈利和减少盈利的两个极端组合(1和16)别被设为“1”和“15”。只有―个减少盈利政策的组合用“2”表示，拥有两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3’’表示，依此类推。
2 假定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只是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政策的一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则是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一半。在这一假定下，16种组合减少为10种组合，表3中即为10个策略的栏目，第10种策略即四种减少盈利的政策全部使用时，策略值计算如表3所示。
设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则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分别为a／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874。四种方法都使用的策略值为a+a／2+a／2+a／4=2.25a。
依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表3中其他9种组合的策略值(如表4所示)。
表3列示了上市公司全部样本、扭亏样本和高盈利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比较结果。经过比较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可以发现，扭亏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大于高盈利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1.49％、0.27％、0.81％；高盈利样本采用减少盈利极端组合的频率大于扭亏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0.54％、0、0.22％。这一结果表明，扭亏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增加盈利的迹象，而高盈利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调减利润的迹象。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比较(颜敏，2006)，可以发现，2001年St样本、配股样本、国有股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较高，且大于总体样本，分别为28.26％、23.53％、20.94％、19.60％，远远高于2007年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比例：另一方面，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没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这一结果表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以增加盈利为出发点，其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调增利润尤以St公司、配股公司和国有股上市公司为甚；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但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很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将表3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Hao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会计政策组合与国外的明显差别。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中选择极端组合的比例分别为12％及35％。两个样本比例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是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两个样本中的极端组合有两种，一种是全部增加盈利的组合，一种是全部减少盈利的组合。其中两个样本中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9％和23.53％，采用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3.33％和11.77％。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混合程序的组合，如表1中的选择第10个组合的公司占全部样本的6792％。
三、影响因素分析及研究假定
反映公司特征变量的选择及其假设是基于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考虑。
(一)证券市场监管因素及假设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对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迎合和规避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意欲扭亏的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长久保持上市资格，预备再融资的公司和高盈利企业也将会计政策选择当作经常性的盈余管理手段(颜敏，2005)。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虽有调增利润的客观作用，但是，由于退市管制和再融资管制并未撤销，因而证券市场监管效应依然存在。
如果再融资管制有效，那么，计划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会努力使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再融资管制决定的标准，因此该类公司有可能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相反，在当年已实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预计其在本年度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包袱――为了再融资而尽量少计提和摊销的费用或提前预计的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计划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2：“实际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由于退市管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会较多地采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规避该管制。其中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会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扭亏的目的；高盈利的公司会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努力均衡公司各年的盈利。本文高盈利是指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全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公司。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06％，所以高盈利变量是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6.06％的公司。
H1-3：“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H1-4：“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二)盈利能力因素及假设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预期的盈利水平。因此盈利水平较低的公司肯定不愿意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待考察的变量。
H2：净资产收益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三)偿债能力因素及假设
资产负债率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本文选择这一个指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1-3：资产负债率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四)分红计划因素及假设
根据分红计划假设，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具有调增当期利润的动机，因而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不可能采取调减利润的会计变更策略。本文选取是否实行年薪制和高管人员是否持股作为反映分红计划假设的研究变量。虽然我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经理人员获得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途径有很多，如通过提高盈利增加晋升的机会(吴东辉，2001)、通过配股或增发股票从筹得的权益资本中谋取好处(张为国、王霞，2004)，但笔者仍希望证明实行年薪制和持股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越是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越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
H4：高管人员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相关。
(五)高管人员变更因素及假设
Beatty和weber(2003)发现预计到变更当年公司会有巨额损失且更换了管理者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调减报告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提高亏损幅度，为以后留置盈余。他们认为，那些用过去可怜的业绩来解释损失幅度的新的高管人员，其“大清洗”的动机也许更高。李增泉(2001，2003)、朱红军(2002)也发现当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会发生大清洗、计提秘密准备等盈余管理现象，并证明其变更概率与变更前的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颜志元(2006)认为当公司管理层变更时，新管理层为与原管理层划清界限，同时为自己今后的业绩埋下伏笔，在上任初期有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巨额冲销”的动机。本文假设发生高管人员变更的公司很有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尽可能将较差的经营业绩推卸到前任身上。李增泉、朱红军将控股股东变更作为高管人员变更的替代变量，颜志元将董事长变更与执行总裁变更一并考虑。笔者认为，就会计政策选择而言，高管人员比控股股东更有实施权力的空间；而高管人员中，总经理或执行总裁比董事长更能关注到会计政策选择。因此本文的高管人员变更仅仅指公司总经理发生变更。提出以下假设：
H5：高管人员变更因素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六)政治成本因素及假设
本文选取资产规模的对数作为反映政治成本假设的研究变量。本文假定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愿意选择减少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
H6：资产规模对数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上述各变量定义及预期符号如表5。表5中预期符号是指上市公司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的可能性。“+”表示极有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一”表示不可能选择减少盈利会计政策。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
从5个策略和10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更大，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将只针对5个策略的情况进行。从各个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计划再融资、实际再融资、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变更和规模等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因此去掉这5个变量，选取另外的4个变量扭亏、高盈利、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避免4个因素之间相关性过高。有必要对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略)，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扭亏、高盈利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为避免在模型中出现复共线性问题。所以舍去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这样就剩3个变量参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表7显示，模型的F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用该模型来描述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但adj-R2只有0.0123，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性较弱。表明该模型亟待改进。另外，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值为0.975，经查表可知模型没有序列相关问题。
就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扭亏变量nL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呈负相关，假设H1-3得到验证；高盈利变量Lp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平滑盈余的目的仍然存在，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成正相关，假设H1-4得到验证。
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讲。nL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04，Lp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433，说明扭亏和高盈利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影响较大且相近。高于第3个变量LeV，即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和高盈利是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重要因素。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策略i=α0+α1nL+α2Lp+aα3LeV+ξα1 (1)
模型c1)中各自变量解释如下：
扭亏nL(一)：越是扭亏公司，越会选择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以摆脱困境。此时策略值小：
高盈利Lp(+)：越是高盈利公司，越要选择减少盈利的政策以平滑盈余，此时策略值大；
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越会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此时策略值大。
表6反映了影响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回归模型的构成来看，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五、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共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使用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盈利水平和监管政策有关。
2 与2001年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只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不同，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且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更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
3 从会计政策组合分布来看。采用极端组合的公司主要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扭亏公司一般不会选择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与国外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5
【关键词】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杜邦财务分析
中图分类号：F6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9-0039-03
保险公司属于经营风险行业，整个经营过程都具有特殊性。保险公司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除了要保证所提品和服务的质量，还要保持自身的财务状况稳定，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稳健的经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盈利能力作为保证保险公司具有较强财务实力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1]，只有财务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才有提取足够准备金的能力；此外，盈利能力还影响资本增长，公司吸引外部资本的能力、对外扩张的能力以及偿付能力的高低，最终决定公司能否抵御不利环境的影响并存续下来[2]。因此，本文以非寿险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杜邦财务分析方法对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客观分析，以期为公司战略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杜邦分析体系是利用几个重要财务指标的相互关系，对企业总体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进行系统分析的方法[3]。杜邦体系的核心是净资产利润率（Roe），将各个指标逐层进行分析，得到一个指标分析体系：
净资产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资产）×（资产/所有者权益）
=利润率×资产周转率×[1/（1-资产周转率）]
=资产利润率×权益乘数
杜邦分析体系将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分为利润率、资产周转率以及权益乘数三部分：
1.企业利润率的高低，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企业利润率就要求企业拓宽销售渠道、降低生产经营成本[4]。利润率的分析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决策与运营。
2.资产周转率是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的比值，是指企业的每单位资产产生营业收入的大小。得到的数值越大，代表企业资产的效能越高，即企业每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可以通过对现有资产的优化配比，分析影响资产的各种相关因素，合理分配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比例，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3.权益乘数则是指企业的负债程度。权益乘数越大，代表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企业的负债程度高，即企业负债资产所产生的收益高，但同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反之，则较小。企业要在保证资产回报率高于自身负债比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权益乘数增强盈利能力。
二、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的改良杜邦分析体系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保险行业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财务数据分析也越来越受到各个保险公司的重视。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经济体制，保险公司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特别是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直接引出了保险行业的“新保险准则”。新保险准则提出了保险业利润表中的新指标“已赚保费”，而已赚保费作为已承担保险责任部分的保费，与保费收入指标相比，也更具有实际意义。将“已赚保费”引入盈利能力分析体系，得到：
Roe={（承保收益/保费收入）+[（投资收益/总资产）×（总资产/保费收入）]}×（保费收入/所有者权益）
=[（承保利润/已赚保费）+（已赚保费/保费收入）+（投资收益/总资产）×（总资产/已赚保费）×（已赚保费/保费收入）]×（保费收入/所有者权益）
=[（承保收益/保费收入）+（投资收益/总资产）×（总资产/已赚保费）]×（保费收入/所有者权益）×（已赚保费/保费收入）
=[（承保收益/保费收入）+（投资收益/总资产）×（总资产/已赚保费）]×（已赚保费/所有者权益）
=[已赚保费利润率+（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系数）]×肯尼系数
三、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的杜邦体系分析实例
（一）非寿险公司的样本选取
通过查阅资料可知：截至2013年，我国境内经营非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有64家。为了得到全面客观的分析结论，随机抽取其中的30家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再通过查找《中国保险年鉴2014》获得真实有效的相关数据，进行非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
（二）数据搜集与整理
通过查找《中国保险年鉴2014》，得到30家样本公司基于杜邦体系的盈利能力分析的基础数据。通过对基础数据的计算，得到30家样本公司的杜邦分析体系指标数据。
（三）盈利能力指标分析与评价
1.股东权益收益率
股东权益收益率（Roe），又称净资产利润率，表示公司收益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是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也是评价公司盈利能力的第一项指标。这个指标既反映了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股东所投资本的获利能力，还体现了公司各项经营投资活动的效率与成果[5]。其公式为：股东权益收益率=（已赚保费利润率+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系数）×肯尼系数。
由表1分析可得2013年度30家样本公司的平均股东权益收益率为-6.57%。其中，最高的是安邦财险的37.83%，最低的为国泰财险的-131.50%。30家公司有19家公司的股东权益收益率为正值，占抽样样本的63.33%；11家公司的股东权益收益率为负数，占总体的36.67%。
总体来看，2013年我国非寿险公司股东收益率数据分析情况一般。从30家样本公司的股东权益收益率与公司成立时间的数据分析可知，成立时间较长、资本雄厚的公司股东权益收益率较高；而本年度股东权益收益率为负数的公司多为成立时间还比较短或者规模较小的公司，这些公司处于业务起步期，财务状况不稳定是正常现象。但是具体到每家公司，尤其是收益率为负数的公司，还都应该具体分析其影响股东权益收益率的各项指标，进而得出具体全面的盈利能力分析结论。
2.已赚保费利润率
已赚保费利润率是指一定时期内非寿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获利与已赚保费的比值，代表企业每单位保费的实际收益。已赚保费利润率代表的是保险公司在其主营业务承保业务方面的收益率，是评价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状况最重要的指标。其公式为：已赚保费利润率=保险业务利润/已赚保费。
由表1分析可得，2013年度，30家样本公司的已赚保费利润率差异巨大，且绝大多数为负值，而平均已赚保费利润率为-14.49%。其中，已赚保费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为安邦财险的7.79%，最低的诚泰仅为-77.70%。30家非寿险公司里中仅有人保、太保、华泰等8家公司的已赚保费利润率为正值，只占样本公司的26.67%，且这8家公司的已赚保费利润率均值也仅有1.96%。这反映出2013年度我国非寿险行业只有两成公司在承保业务领域盈利，且承保业务盈利能力也较弱。
非寿险行业承保业务领域出现大量亏损，究其原因是我国非寿险业起步较晚，业务发展仍然不成熟。那些起步较早的老牌非寿险公司承保业务已趋于成熟，还是可以在承保领域取得盈利。这种状况也反映出现阶段我国非寿险公司的主要盈利在投资方面，是我国非寿险行业趋于理性化的表现。但同时反映出，承保领域仍是公司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一大关注点，新兴的非寿险公司应抓住这个契机，在承保业务方面多做努力，进而提升自身盈利能力。
3.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盈利能力两大指标之一，是指一个阶段内保险公司资本投资收益与总资产的比值[6]，代表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力与成果。公式为：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资产总额。
表1所示，2013年30家样本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3.02%。其中，投资收益率最高的为永安保险公司的5.19%，最低为现代保险公司的0.29%。与前两个指标不同的是30家样本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指标全部为正值。说明我国非寿险行业对投资业务的重视度较高，发展也较好。
同时将投资收益与已赚保费利润结合分析，30家样本公司中国寿财险、大地、太平财险等11家公司已赚保费利润为负值，但凭借其较高的投资收益，可以弥补公司在承保业务方面的亏损。因此，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是拉动保险公司经营效益的双驾马车，两项业务同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才能健康有效地发展[7]。
4.投资收益系数
投资收益系数是保险公司资产总额与保费收入的比值，代表着非寿险公司潜在的收益水平，从而可以决定公司潜在的盈利能力水平。其公式表示为：投资收益系数=资产总额/已赚保费。
表1所示，30家样本公司2013年度投资收益系数最高的是现代保险，系数值高达43.32；最低的是国寿财险，仅为1.40。在30个样本数据中，求得平均投资收益系数为5.10。其中有安邦财险、长江财险等6家公司的投资收益系数高于样本平均值，占样本的20%，说明我国非寿险行业有约两成公司有着较高水平的资产可以用于发展投资业务，这项指标合理的较高水平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无疑也是利好。
5.肯尼系数
肯尼系数是美国学者RogerKenney率先提出并使用的。用保费收入除以所有者权益表示，这个指标可以将公司的所有经营成果放大来看，从而得出有关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结论。公式为：肯尼系数=已赚保费/所有者权益。
由表1分析可知：2013年，30家抽样公司中人保财险和国寿财险的肯尼系数分别为3.17和3.26，代表其2013年度已赚保费是所有者权益的3倍之多。说明人保、国寿等肯尼系数较高的非寿险公司的承保业务相对于自持股本来说规模偏大，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应该追加公司投资。而长江财险、诚泰保险两家公司的肯尼系数仅分别为0.10和0.15，说明这两家公司的承保业务相比于自持股本规模偏小，应通过提升公司的承保业务规模来提高盈利能力。
四、结论
从最终分析结果来看，人保财险、安邦财险等老牌非寿险公司的各项财务数据都比较乐观，说明其2013年度财务状况较稳定，盈利能力状况也较强。通过核心指标股东权益收益率发现国泰财险、利宝等公司的状况较差，具体分析则得出其已赚保费利润率指标数据较差，投资收益率状况也一般，说明其应当重点关注自身承保能力，同时也不能忽视投资业务，更需要关注负债带来的高风险。而分析肯尼系数指标发现，长江财险、诚泰保险两家公司的肯尼系数仅分别为0.10和0.15，说明这两家公司的承保业务相比于自持股本规模偏小，应注意通过提升公司的承保业务规模来提高盈利能力。同时发现我国非寿险公司盈利能力的高低与公司成立时间具有相关性，即成立时间较长的公司，财务状况较稳定，盈利能力也较强；成立时间较短的公司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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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6
关键词：出行软件；盈利模式；财务分析
一、引言
“B2C”是一种商对客的电子商务模式，代表着线下商机与互联网相结合，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型商业模式，从而受到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租车软件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司机的信息与顾客信息相结合，能够使二者在较短的时间完成匹配，各取所需。因此，这种商业模式，不仅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也能够将资源最大化利用。在网络迅速普及的今天，租车软件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二、SZ的盈利模式
SZ的业务涵盖长期租赁、短期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专车等方面，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发展，将线下租车与互联网相结合，采用“B2C”的商业模式，其盈利模式有其独特之处。
（一）租车与专车收入
对于租车行业而言，毫无疑问，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汽车租赁业务。企业的长期租赁，以及个人的短期租赁是租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短期租赁收入占较大比重。2015年，SZ短期租赁收入达14.69亿，占总收入的63.7%。SZ作为租车行业中的领先者，其早期所包含的业务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2015年，SZ公司逐步开拓业务，进入专车市场。专车的优势在于可以节约人力资源与养车成本，也方便乘客随时用车。但其专车仍处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与租车相差较多。
（二）二手车出租
租车公司每年都面临着出售大量二手车的现状，SZ公司也不例外。租车公司的业务流程基本为买车，租车，卖车三步。当企业的车辆达到其持有期限时，便会向外部出售其二手车辆，获得残值收入。租车公司每年会有大量的二手车向外出售，数量达1到2万辆，这笔收入虽不远及租车收入，但也在收入组成中占有重要比重。此外，这种买、租、卖的模式有助于车辆更新，有助于顾客更好体验，创造良好的业界口碑。
（三）商家加盟
SZ公司的网点已经覆盖了大多数一、二线城市，现已逐步加强与三、四线城市的加盟合作。目前，SZ公司在国内已拥有七百多个网点。由于国内大量的小型租车企业，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得到更好发展。加盟SZ公司，合作伙伴可以通过SZ得到七成36个月无担保金融支持，同时可以以七成的价格购置汽车，降低运营成本。同时，SZ公司可以获得加盟费用，以及二手车销售渠道，降低二手车销售费用。加盟合作，不仅能够帮助SZ公司在三四线城市快速扩张，也使得SZ公司获得了收益来源。
三、对SZ公司盈利模式的财务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流动比率是评价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常用评价指标之一，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当企业的流动比率较高时，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但当流动比率过高时，则反映了企业存在大量的滞留资金。当流动比率为2时，为最佳流动比率。SZ公司2014年的流动比率为0.77，2015年为1.42。相对于2014年，流动比率大幅上升，但仍处于流动比率较低的状态，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仍处于较差水平。
权益乘数是资产总额与股东权益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权益乘数越大时，负债就越多，企业投入的资本相对较少，企业的财务风险也相对较大。SZ公司2014年的权益乘数为326，2015年为2.34，显而意见，企业已经在逐步降低自身的负债比率，长期负债能力有所提升。
（二）盈利能力分析
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企业重要的经营目标，也是债权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资产净利率往往用来反映股权投资的回报能力，即投资报酬率。当企业的资产净利率较高时，则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强；较低时，则反映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差。由表可知，从2014年至2015年，企业的资产净利率由3.12%下降至2.87%，盈利能力下降，且自身盈利水平一直处于偏低状况。
四、盈利模式中的问题
从以上财务分析发现，虽然SZ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况，但其自身的盈利水平并不乐观。主要原因在于其盈利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即运营成本以及空置率较高。
（一）运营成本高
对于传统模式的租车行业来说，运行成本高是整个行业的共同特点，SZ公司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大型租车企业SZ而言，车辆折旧费是不可避免的。况且，租车行业往往拥有大量的重资产，基于此，折旧费相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而言，是不可小觑的。相对于“p2p”模式的租车公司，运营成本较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空置率高
众所周知，汽车在使用过程中，免不了保养、修理等情况。在送去保养、修理时，是无法进行对外出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对于SZ公司来说，这些现象很常见。另外，SZ大量购置汽车，重资产大幅增加，但并非达到物尽其用的状态，甚至于有些时候空置率达到40%以上。空置率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的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改善。
五、解决对策
（一）开发周边服务
SZ想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可以从重资产模式过度到轻资产模式，显然，SZ近两年也在努力改变其经营模式。然而，最便利的方式便是开发周边服务，比如餐厅、酒店等。一般来说，SZ的客户，最少租车时间也有几个小时，会较频繁的出现驾驶疲累的状况。当顾客驾驶疲累时，可以通过周边服务去吃饭或者休息，暂解疲劳。对于SZ而言，也是一盈利手段。
（二）加强内部调配机制
空置率问题是大多数传统出租行业的共同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了重大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部调配机制。对于一个大型租车企业而言，内部调配比较繁琐，却又刻不容缓。因此，需要各个网点之间的相互配合，尽量错开保养期间。另外，要对车的质量尽量严格的检查希望以优质的车辆，减少车辆故障的可能性。
六、总结
SZ作为传统租车行业的领军者，在新型租车行业的冲突下能够持续盈利，有其自身的优点。当然，其缺陷的存在不可否认。希望在此后，SZ能够更好的改善其盈利模式，得以更好的发展。同样，采用“B2C”模式的租车行业，也大都采用相似的盈利模式，以及存在类似的问题，本研究同样适用于同类企业。只要得到合理的改善，即使在新型租车业的市场挤压下，传统租车行业仍然能够更好的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7
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投资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高管有机会为最大化自己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为降低高管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应运而生。现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Ceo薪酬或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忽视了CFo在其中的作用。CFo为舶来品，其称谓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使用并不统一。根据“财务会计报告由单位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这一法定要求，本文将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界定为我国上市公司的CFo。相比Ceo，CFo直接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负责财务报告披露，具有独特的地位。Geiger和north（2006）研究认为，在新的CFo被任命情况下，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降低。mergenthaler、Rajgopal和Srinivasan（2008）发现在公司基准收益未被满足的情况下，CFo更换几率上升，因此研究CFo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很有价值。目前我国研究CFo薪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较少，本文将集中于房地产行业探索CFo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二、盈余管理的度量
众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不尽一致，但其本质并无相异，即出于各种动机对财务报告净利润进行调整。盈余管理不能被直接观测，只能通过替代的方法来推定它的存在及其程度。现有研究多采用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信号，估计盈余管理行为，常用的方法为应计利润分离法。
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模式使会计利润分为经营现金流量（Cashfromoperations，CFo）和应计利润（totalaccruals，ta）两部分，即：
earnings=ta+CFo
ta=earnings-CFo
一般认为，经营现金流量易被监控，往往需要真实的经济业务来构造，操控成本高，而应计利润操纵空间大，管理者倾向用应计利润来管理盈余。应计利润将企业正常经营成果与管理者操作结果混为一体，体现管理者操作结果的为操纵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Da），企业的正常业绩则表现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nDa），即：
ta=Da+nDa
Da=ta-nDa
操纵性应计利润真正体现了盈余被管理的部分。然而，操纵性应计利润不能直接获得，因此，设法求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用应计利润扣除，盈余管理便可度量。
本文采用横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其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公式如下：
nDait=α1i/ait-1+α2i（ReVit-ReCit）/ait-1+α3ippeit/ait-1
式中，nDait表示经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ait-1是上期期末总资产；ReVit是t期销售收入和t-1期销售收入的差额；ReCit是t期应收账款和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ppeit是t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α1i、α2i、α3i是公司i的特征参数，估计值根据以下公式，运用估计期各项数据通过回归取得：
tait/ait-1＝α1i/ait-1+α2iReVit/ait-1+α3ippeit/ait-1+εit
式中，α1i、α2i、α3i的oLS估计值，εit为残差项，代表各公司应计利润中操控性应计利润部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委托理论和激励理论，企业两权分离使得投资者与高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报酬契约被用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降低成本。但信息不对称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人工作努力程度及其能力大小，可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盈余成为确定薪酬大小的参照物。高管作为理性的经纪人，有动机和条件通过会计政策选择等方式使会计盈余朝着自己希望的数字发展。CFo直接掌控财务报告的编制，更有机会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0：CFo薪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由于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很少（本文样本中只有六家），且比例很低，在此忽略其影响。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选择本文研究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1）被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本文选择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2）解释变量。CFo薪酬作为解释变量仅指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货币性薪酬。（3）控制变量。除CFo薪酬激励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盈余管理行为，若不对此加以控制，会导致实证结果的偏差。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理由如下：一是公司规模越大，其组织结构越复杂，越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在我国，大规模的公司更易取信于外界，受到政府、银行等机构的信赖与保护，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天然屏障。二是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企业自有资本及其累计获取报酬水平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在企业的综合评价中使用率很高，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很看重这个指标。公司可能出于配股动机、保牌动机等操纵这个指标。三是负债比率代表了企业的债务风险，衡量企业违约的概率及程度。契约假设认为，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公司，为避免违约成本，越有可能将未来盈余转移到现在。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CFo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构建模型如下：
Da＝β0＋β1LnpaY＋β2LnSiZe＋β3Roe＋β4DeBt＋ε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9年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St、pt公司、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公司和CFo当年更换的公司，共取得44家样本公司。数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年度报告手工整理所得。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使用的是eXCeL2003及统计软件spss17。
四、实证过程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不难看出，44家上市公司中，平均的主观应计利润为0.08，最高为1.97，说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中存在比较强烈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程度差异较大。CFo薪酬中最低为50000元，而最高为2400000元，相差48倍之巨。44家上市公司中仅有六家授予CFo以各种形式的股权，仅占样本总数的13.64%。
（二）回归分析主要包括：
（1）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如表3所示：
一般回归分析认为，RSquare越接近1，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的拟合优度越高。从表二的拟合优度检验中发现，调整的判定系数RSquare为0.083.但其并不影响实证研究的准确性，理由有三：其一，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机或因素很多，CFo薪酬并不是直接影响主观应计利润的重要部分。其二，样本越大（样本大于30时被认为是大样本），RSquare会相应降低。其三，从国际上截面琼斯模型研究来看，判定系数一般为0.10左右，所以整体来看，效果还不错。
（2）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CFo薪酬水平的sig.值为0.10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CFo薪酬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控制变量lnSiZe通过了检验，说明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成正相关。另外两项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
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其程度方向各异，说明其基于不同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然而，CFo薪酬并未表现出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相关性，说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能使其个人收入显著增加。CFo薪酬是高管薪酬的一部分，CFo作为高管中的一员，虽然其直接掌控财务，但其行事或多或少受到Ceo及其他高管的限制，增加其为扩大个人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因而CFo薪酬会表现出与盈余管理不呈显著相关性。
参考文献：
［1］Dechowpatriciam.，SloanRichardG.，Sweeneyamyp.1995.Detectingearningsmanagement.theaccountingReview，70
［2］毛洪涛、沈鹏：《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12期。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8
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与选择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由于受到政策及市场限制，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新意，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积极借鉴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对盈利模式进行创新，构建新型盈利模式，最大限度上避免由于市场过分冲击造成损失，提高自身抵御风险、持续盈利能力。因此，加强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及选择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概念
广义来看，盈利模式主要是指经济体通过投入经济要素之后，获取现金流的方式与获取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结合，根本目标是获取现金流[1]。笔者从四个角度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概念进行介绍：第一，盈利途径是指能够给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项目，公司盈利能力与项目数量成正比，前者越多，那么公司盈利能力也越强；第二，盈利方式是指获取盈利利用的载体；第三，业务结构是指公司的收入结构；第四，成本控制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控制成本，实现公司盈利最大化目标。从证券市场整体来看，受到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盈利模式也需要不断革新，才能够促进证券公司可持续盈利及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来看，其盈利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盈利途径存在局限性。一直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盈利业务主要集中在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及发行业务等传统业务方面，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且传统业务与市场关联性较大，极易受到市场的影响，使证券公司处于风险之中。
第二，收入结构不科学。相比较而言，经纪业务收入在我国证券公司总盈利中占比较高，其他方面占比过低，整体收入结构不平衡，且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公司收入具有不稳定性。
第三，盈利方式较为落后。目前，我国证券公司业务主要以流程性的通道业务为主，如经纪业务依靠交易所席位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渠道等，在此盈利模式下，造成盈利与证券市场涨跌存在高度依赖性，行情上涨或者下跌，都将会对证券公司盈利产生极大波动[2]。除此之外，成本控制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影响证券公司盈利水平。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的有效对策
（一）转变传统观念，积极拓展盈利途径
要想改变证券公司单一性盈利模式，证券市场主体应积极树立现代盈利理念，将创新作为证券公司发展的核心，推进公司转型，以开拓更为广阔的盈利空间。同时，证券公司在外部环境影响，应不断配置和优化现有资源，树立创新理念，立足于客户需求，加大对增值业务的开发力度，迎合市场发展趋势，并借助证券市场蓬勃发展的潮流争取更多有利机会。证券公司在创新中，要明确自身在资本市场中具有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创新盈利模式[3]。
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同样适用于证券公司，在业务创新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及客户需求；第二，行业发展特点；第三，风险可控可测。只有不断完善上述三个方面，才能够真正构建新型盈利模式，促进证券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收入结构，实施多元化经营
目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为了突破这一问题，应优化收入结构，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证券公司积极培育专业的投资顾问，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落实“服务产品化、标准化”方案，将产品形式作为基础，向客户提供个性化及标准化服务；同时，以产品形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清单。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共赢，还能够引导人们理性投资。
其次，进一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据调查发现，我国融资融券市场未来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证券公司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大力推广融资融券业务，同时，监管部门要努力配合，适当放宽门槛标准，吸引更多证券数量，使该项业务能够保持高速发展态势[4]。
最后，开拓中介服务市场。开展中介服务市场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灵活的工具，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一系列上市交易基金等服务，不仅能够发挥平抑市场波动等功能，还能够培养客户忠诚度，为构建新型盈利模式奠定基础。
（三）加大风险、成本管控力度，提高盈利稳定性
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风险性，加强对证券公司的风险管控势在必行，特别是创新模式下，产品类别多、结构较为复杂，同时，成本作为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成本管控力度。基于此，首先，公司要积极完善治理结构，通过治理结构的平衡，立足于整体，统筹管理；其次，结合公司实际状况，构建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最后，合理调整业务及风险管控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并进，提高证券公司风险抵抗能力。
（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养创新型人才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未完善，需要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和引导，为此，我国应积极学习国外经验，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会计与税收等配套制度，为证券公司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适当简化审批流程，增强公司创新积极性，并拓展交易平台，开拓更多盈利渠道[5]。人才作为盈利模式创新的核心，加强对创新型、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十分必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盈利模式创新过程中来。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盈利模式作为证券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重中之重，面对资本市场的挑战，加快证券公司改革，创新盈利模式成为证券公司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证券市场主体应明确自身发展的薄弱点，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从多个角度入手，加强对盈利模式的创新，提高公司抗风险及盈利能力，从而促进我国证券事业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青松，王存福.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现状与对策――基于业务结构方面的分析[J].浙江金融，2010，（02）：35-38.
[2]沈继宁.加快证券公司转型升级助力浙江省金融业“两个中心”建设[J].浙江金融，2011，（09）：47-49.
[3]陈峥嵘，朱蕾.柜台市场培育和建设中的证券公司――基于证券公司市场组织功能的视角[J].证券市场导报，2013，（02）：19-29.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9
关键词：盈利预测 披露制度 可靠性 财务分析师
一、盈利预测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一)盈利预测的基本内涵 王鹏程(1997)在《对盈利预测若干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指出，盈利预测是管理当局对未来某个和几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所做的预测和计算。盈利预测信息反映了企业在预测期间内可能达到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水平。刘进，傅晓霞(2004)在《对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将盈利预测定义为盈利预测是指上市公司基于生产计划和经营环境，对外公开披露的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状况的前瞻性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盈利预测信息是基于过去的数据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未来性的特征，是投资者选择企业股票时最为看重的因素。李桂荣(2006)在《上市公司赢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动因、效果及制约因素》中将盈利预测定义为：“盈利预测是指预测主体以合理的预测假设和预测基准为前提，对未来期间盈利情况(包括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等)做出的预计和预算。”
(二)盈利预测的基本特征 上述有关盈利预测概念的分析表明，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信息相比，盈利预测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前瞻性。传统会计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主要属于历史信息，而盈利预测信息是基于管理当局对企业未来预测期间经营成果的估计和测算，因此，盈利预测信息具有前瞻性。二是不确定性。上市公司编制盈利预测以对影响企业未来经营成果的有关因素做出合理假定为前提，同时还需要合理的预测基准。然而众多主观或客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了盈利预测假设和盈利预测基准的合理性，盈利预测信息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三是主观性。盈利预测信息除受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预测者预测能力高低的影响外，更有可能受预测主体尤其是管理层的主观性影响。因为预测主体可能为了一己私利，选择性地公开盈利预测信息，对盈利预测信息做主观性修改。
二、上市公司进行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理论解释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Bamea、Haugen和Senbet(1985)与true-man(1986)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到了会计学上，开创了会计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先河。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是委托关系，公司管理当局在与投资者的信息博弈关系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公司管理者可能无法或不愿明确地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披露就成了主要手段。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可以让相关信息使用者了解到被投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公司管理当局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盈利预测信息在资本市场中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为维护资本市场效率和投资者利益，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要求上市公司运用不同的信号工具将信息传达到市场，来减轻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就要求上市公司对盈利预测信息进行公开披露，相继了一些有关盈利预测及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方式、渠道、内容及审计等分别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见(表1)但由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信息使用者对盈利预测信息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信息供求双方地位和力量依旧悬殊，有关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规范程度及其质量现状显得不尽人意，有许多问题函待解决。
(二)信息观理论 信息经济学和有效市场假说，首先界定了会计的目标，不再单纯地是计量企业的经济收益，而是提供有助于决策者形成合理预期的相关信息，这就是会计决策的有用观。随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财务会计的目标进一步从报告经管责任逐渐转向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决策者服务，以会计决策有用观为基础的信息观理论逐渐形成并发展开来。在实证与研究中，与偏重于解释和预测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契约观理论相比，信息观理论则是研究会计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解释信息披露的各种行为动机和分析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各种决定因素的基础理论。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正是基于决策有用观基础上的信息观理论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盈利预测信息就像一柄双刃剑：高质量的盈利预测信息有助于消除公司管理当局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做出合理的决策。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因素造成的低质量盈利预测信息，会对投资者形成误导，甚至造成资本市场的急剧动荡。因此，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三、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
(一)国外盈利预测研究 国外对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主要有理论(Gaber，1985)信息均衡理论(penman，1980)、新资本需求假设(Ruland，1990))等角度对盈利预测披露动机与行为的研究；盈利预测信息含量的研究(Jaggi&Gfie，1980)；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研究。关于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各国不尽相同。在一些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国家(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早在1972年，Dev和webb就首次检验了212家英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准确度，界定了六种潜在影响因素：公司规模、预测期、编制预测的年份、行业类别、发行公司及预测类别，其中，预测期与预测误差正相关(盈利预测期越短，盈利预测可靠性越高)。而FerrisandHayes(1977)对英国1970―1973年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279家公司预测期、公司规模、经济状况是否影响预测信息可靠性的研究结果显示预测期与预测误差负相关，即盈利预测期间越短，预测可靠性越低。这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作者认为是长的盈利预测期间可以使管理人员操控维修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酌定性项目来降低预测误差，至于公司规模，他们发现，公司规模越大，盈利预测可靠性越低。Lee，etal(1993)对澳大利亚1977―1986年98家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的检验发现ipo公司盈利预测被严重高估，但未指出公司特征与预测可靠性的相关性，只是预期盈利预测期越短，预测可靠性越高，其他公司特征如公司存续期长短、公司规模与预测误差无显著关系。LainandChang(1994)针对新加坡上市公司，依据ipo盈利预测误差均值检验了公司审计人员的服务质量，研究显示，预测误差不受公司审计人员影响。Firthetal(1995)对新加坡1980―1993年114家ipo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进行了再次研究，他们指出盈利预测误差与预测期正相关，与公司规模、公司审计人员无显著相关性。BikkiJag(1997)以161家1990年至1994年的香港上市公司为样本，按金融、化工、服务、公用及制造业等分行业进行研究，证实了公司存续期与盈利预测可靠性正相关，而公司审计人员与盈利预测误差无显著相关性。在其他国家，FirthandSmith(1992)检
验了1983年至1986年间新西兰89家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可靠性，这些ipo公司盈利预测误差均值达到了141％，作者从公司存续期长短、资本结构、公司规模等角度论证了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得出预测误差与公司规模正相关，而与其他因素无显著相关性。
美国对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动机与行为研究(Bhushan，1989)、盈利预测、未预期盈利与股价关系的研究(Fostor，1997)、关于财务分析师预测可靠性的研究较多的采用了时间序列预测与分析师预测相对比的方法。早期的一些研究未发现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优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优越性。BrownandRozeff(1978)基于对以往文献中研究方法的批评，将来自theValueLine和theStandard&poor的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与三类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相比发现，分析师的平均预测误差绝对值比时间序列预测低24％，首次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优越性。CollinsandHopwood(1980)，Kothari(2001)均再度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重要性。FriedmadGivoly(1982)采用来自theStandard&poor的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与两个统计模型预测相比，o’Brien(1988)取多个分析师预测的均值、中位数和最新值(来自于i／B／e／S)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相比都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更准确，但他们发现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存在一定程度的系统偏差――倾向于高估盈利。Dreman和Berry(1995)以实际epS的绝对值、预测epS的绝对值、七个季度的实际epS标准差、八个季度的实际epS标准差为衡量指标对分析师的预测误差与分析师的意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实际误差比原本期望的要大，而且，预测误差有随着年度而增加的趋势。对于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可靠性的影响因素，Brown，Richardson&Schwager(1987)的的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与盈余预测期间长短负相关，Kross等(1990)的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与盈余的变异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量、分析师的及时胜优势正相关。JohnathanClarke.ajaySubramanian(2005)的研究发现，分析师的预测乐观程度与以前的业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业绩差的分析师更有可能作出更乐观的预测，这对传统的研究成果是一个突破。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不断进步，一些学者从这一角度对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进行研究，molZ(1988)考察了公司监事会的设置对盈利预测可靠性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存在监事会有利于公司提高盈利预测的可靠性。maloneFriesandJones(1993)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与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的研究得出两职兼任往往会影响公司自愿披露的可靠性。Chen，JY，Charles，&Jaggi，B.L(1998)以87家香港大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公司治理分别具体化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家族成员占董事会的比例两个因素对自愿性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做了研究，结果显示独立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越大越有利于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且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盈利预测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盈利预测研究 中国对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乔旭东，2003)；盈利预测信息有用性研究(赵宇龙，1998)；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介机构盈利预测研究。其中，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做出研究和探讨。王鹏程(1997)以每股收益为指标，对截止到1994年7月1日251家上市公司1993年盈利预测结果及实际结果进行了统计，发现盈利预测严重高估，虽然受到当时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等因素影响，但这也与企业管理当局出于利益动机，操纵盈利预测有关。徐宗宇(1998)运用推断统计的方法对1993年至1996年上交所公开信息披露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显示，该时间内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平均偏差幅度都超过15％，可靠性较低；从行业预测角度看，商业类上市公司预测比较准确，房地产类最差，工业类预测效果一般。而且，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盈得利预测误差较大，预测误差与公司规模、股票一级市场发行价正相关，与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反相关。许定晴、李瑶(2002)对1996年至2000年ipo上市公司的抽样统计显示，我国盈利预测可靠性较低，而目盈利预测实现程度整体计算偏高，多家公司存在操纵盈利预测的情况。王培欣，乔芸(2003)以1999年至2001年262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ipo盈利预测可靠性令人堪忧。发行价、发行量、成交量、预测期间、公司总资产和每股收益、主承销商和受托事务所的实力及声誉、发行上市交易所等多项因素影响ipo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刘进、傅晓霞(2004)，秦玉熙、刘进(2005)分别以2001至2003年、1999年至2002年ipo公司为样本，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规定颁布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披露意愿及可靠性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可自行选择是否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后，各年进行披露的公司数量不断减少、比率急剧下降，但盈利预测可靠性并未显著改善。然而，姜硕、李祥艳(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1年盈利预测可靠性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比较可靠。作者用绝对预测误差模型解释可靠性变异的过程中，回归结果的解释力较强，说明对于模型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是无偏的，并且制定过程比较理性，盈利预测与上市公司规模、债权融资正相关，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之间区别很大。邓海燕、高东峰(2005)以制度变迁特点划分区间，从实证角度，按区间对深市、沪市1996年至2002年429家ipo公司盈利预测偏差作了系统性研究，并从各区间中抽30家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2002匀：盈利预测可靠性总体上较1996年有很大提高，沪市相对深市来说盈利预测更稳健。两位作者也发现了ipo公司在盈利预测过程中，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叶少琴、胡玮(2006)以2001年3月15日到2003年12月31日，在上交所公告首发的176家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盈利预测可靠性与盈利变动情况呈正U型二次关系，并且盈利变动居于两端的公司预测可靠性较低。两位作者未发现公司治理结构、预测期对ipo公司是否进行自愿披露以及盈利预测可靠性有显著影响。国内的研究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公司内在特征，预测假设、预测基准的合理性都将影响盈利预测可靠性，只不过不同因素实施影响的显著性不同，有的影响难以量化。
公司盈利模式分析篇10
【关键词】公司业绩估值模型市盈率
一、公司业绩估值模型-市盈率的作用价值
国内外多数公司常用市盈率估值法分析股票投资价值。通常情况下，公司业绩估值模型-市盈率的作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估计股票投资价值、衡量上市公司盈利状况及估计股票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一）估计股票投资价值
着眼于对公司每股盈利的预测结果之上，依据市场（行业）平均市盈率能够准确估算出股票投资价值。总结而言，依据市场（行业）市场盈利率计算：股票投资价值即为股票每股盈利和市场（行业）平均盈利之积，由此可见，股票投资价值取决于股票每股盈利和市场（行业）平均盈利两大因素。将依据上述估算出的股票投资价值与当前市场价值相对比，以此能够准确判定当前市场价值是否合理，从而决定投资者是否予以投资。
（二）衡量上市公司盈利状况
市盈率是依据当前市场用于衡量公司股票的价值。若上市公司将所有盈利分红，此时市盈率的倒数即为红利率，即相当于存款利率的指标，为实际取得投资收入与投资额的比值。然而在现实中，上市公司不可能将所有盈利分红，此时市盈率的倒数即为投资者潜在的收益率。尽管潜在收益率未能直接决定实际收益率，但是只有当企业潜在收益率越高时，才有可能实现实际收益率越高。所以某种程度下，市盈率可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的重要指标，以辅助投资者正确选择股票。
（三）估计股票风险
由市盈率的定义可知，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是市盈率的两大影响因素，即当股票市价固定不变时，每股收益越低，市盈率则越高，此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越大；每股收益越少，市盈率则越高，此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越小。市盈率过高或过低均不是投资者的理想投资阶段，即当市盈率过高时，将导致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大；当市盈率过低时，诸多投资者不看好市场前景，没有投资者愿意购买更多的股票。笔者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市盈率控制在5-20倍为最佳，其具体取值应结合市场投资环境和企业的发展阶段而定。
二、估值模型所需的环境及条件不足
（一）估值模型均未考虑非流通股的存在
eVa与现金流量贴现模型计算出来的都是公司总体的价值，要将公司价值转换为每股的价值。这在全流通的市场中没有问题，公司价值除以发行在外的股数就可以得到每股价值。股利贴现模型以每股股利的折现值来估价，就是将全部股票一视同仁的。对中国股权分割的市场来说，因为非流通股的存在，这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却碰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划分，使得同一公司不同种类的股票具有截然不同的交易价格。中国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不到总股本的1/3，而每股收益、每股股利等指标均是根据总股本计算的，用于估值就会有偏差。eVa无论是流通股、法人股还是国家股，都是比照流通股来计算的。
（二）估值模型有效需要一个实际股价反映公司的传递过程
估值模型的畅通运作是有条件的：一是信息充分、及时、真实地得到公开；二是信息能被投资者获得，并且投资者可以对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三是投资者根据判断能够根据其判断，做出准确、及时的行动。也就是说估值模型要求一个有效的市场。显然我国的这些条件尚有欠缺，尤其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让人担忧，由于数据的错误而造成的分析偏差，会动摇估值模型存在的基础。eVa对于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广泛性要求更高，不具备真实信息基础的eVa会出现较大的失真。
（三）处于不同行业的公司投资比较的限制。市盈率不能一致有效地用于评价所有公司，如对亏损、零盈利、微利公司并无评价作用。在账面利润为正的前提下，市盈率可以有几倍到几千倍的波动幅度。对于市盈率数值非常高的公司，其数值异常高并不意味着远离企业内在价值。如充满扩展机会的新兴行业的市盈率较高，而成熟工业的市盈率普遍较低，这并不能说明后者的股票没有投资价值。同时，市盈率高低受净利润影响，而净利润受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影响，从而使得公司间的比较受到限制。
（四）市盈率估值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应用的局限性尤其明显。中国证券市场股票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非流通股在市场中占据2/3的份额，且同股不同价，这种状况使得套用市盈率计算公式得出的市盈率数据失真。如用部分股份（如a股）股价除以按总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得出的市盈率，暗含着非流通股份也具有与a股相同的流通价格，而这与非流通股按照每股净资产价格转让交易的现实相悖。因此，鉴于中国市场股权分裂的现状，投资者无法用相同的口径用全球主要市场的市盈率水平来比较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五）治理结构差的公司意味着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投资者必定要提高风险溢价水平，公司的估值也将大打折扣；而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公司则可以获得溢价，根据麦肯锡对投资者做的调查，发现新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给予具有良好治理的公司的溢价水平甚至可以超过30%！
三、公司业绩估值模型-市盈率的投资应用探析
（一）市盈率指标的现状
投资者依据业绩估值模型-市盈率进行科学合理投资决策的原理：结合当前市场投资环境和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确定最佳市盈率数值，并以其为基准值，当市场价格高于基准值时，此时公司应高价出售；当市场价格低于基准值时，此时公司应低价买入。另外，因公司市盈率受每股价格和每股净收益的影响，以至于其高效性职能难以在投资决策中充分发挥。
1.难以准确确定基准市盈率和高估或低估的数值界限。一方面，要求保证公司盈利的稳定性。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取决于行业属性，即行业盈利状况越好预期，公司经营越稳定，则行业内各公司的经营差异性越小，此时所计算的误差越小；反之行业盈利状况越难预期，公司经营越不稳定，则行业内各公司的经营差异越大，此时所计算的误差越大。另一方面，行业市盈率的计算方法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出市场对行业的定价水平这一因素也较大程度上影响着行业定价偏离程度。基于行业内各公司计算行业平均市盈率和市场平均市盈率的方法不同，以至于行业内各公司所得出的行业平均市盈率和市场平均市盈率存在较大差异。
2.公司收益的有效性问题。公司市盈率指标价值分析的局限性取决于每股收益的有效性。一是每股净收益指标用于衡量公司过去盈利能力，无法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行业内各企业经营策略、生产管理结构、管理理念均发生显著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盈利能力；二是行业内部分公司采用多种手段控制盈利，如削减用于抵销坏账的准备金、偷税、漏税、逃税等，这次行为均能够增加公司利润，但不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三是公司每股净收益难以准确反映股票风险。
3.处于不同行业的公司投资比较受到限制。并非所有的公司都适用于市盈率予以评价，实践表明，市盈率对盈亏、零盈利等公司无法起到评价作用。当公司具有盈利时，此时其市盈率可能在几倍至几千倍之间波动。公司的市盈率异常高并不能够表明远离公司内在价值，例如，与成熟工业相比，新兴工业的市盈率较高，这一现象并不能够说明，成熟工业的股票不存在投资价值。
（二）市盈率指标的应用分析
1.静态市盈率与动态市盈率相结合
静态市盈率是市场广泛谈及的市盈率，指公司股票每股市价与每股税后利润的比值，其主要用于反映股票过去的投资价值，无法反映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状况；动态市盈率是指尚未实现的下一年度的预测利润的市盈率，即公司股票现价与未来每股收益的预测值的比值。股票的价值在于能够为购买者带来多少收益。基于动态市盈率分析法更具价值性，因此广大投资者纷纷将目光转向投资动态市盈率逐渐下降的股票，以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2.市盈率和市现率相结合
市现率即为股票价格与每股现金流量的比率，其通常作为评价股票价格水平和风险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市现率越大，则表明公司的每股现金增加额越少，经营压力越大；反之市现率越小，则表明公司的每股现金增加额越多，经营压力越小。由此，公司可结合市盈率指标和市现率指标共同使用，以此准确反映出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
3.每股收益与每股主营业务收益相结合
每股收益又称之为每股税后利润，其是指公司某一时期净收益与股份数的比率，该比率还能够准确反映出每股股票所创造的税后利润。而主营业务收益即为衡量公司盈利能力和收益水平的重要指标。当投资者利用市盈率法科学合理投资决策时通常实现计算主营业务在每股收益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实现每股收益与每股主营业务收益相结合，对增强公司收益基础的稳定性，准确反映公司股票投资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我国股市近几年持续低迷实际上是对内在价值的一种回归过程，而造成我国股票估值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除了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不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不完善问题。而根据国际经验，对于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公司将被给予估值折价。因此本文认为，要切实提高我国股市的运行质量，降低我国股市的风险溢价，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管齐下：
（一）强化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运作质量。
（二）提高上市门槛，从增量上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素质。
（三）强化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上市要求的上市公司坚决摘牌。
（四）进一步加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加大对股价操纵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五）逐步推出市场对冲机制，如股指期货、引入卖空机制等，促使盈利能力低下p/V比率过高的股票有一个股价对内在价值的回归过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管理层放松社保基金入市限制、允许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引入机制以及开放式基金发行热潮等扩大资金面的“利好消息”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结果还显示，相比分析师的公司未来短期增长率预测数据，关于公司未来长期增长率的预测对股票市盈率有更大的影响，表明投资者更注重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投资者具有一定的理性，更为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但也可能是有长期利好的股票更有利于市场进行炒作。因为这些只是潜在的资金供给，而不是现实的资金供给，要变潜在的资金供给为现实的资金供给需要股价对内在价值回归过程的配合，而最根本的措施应该从股市运行的基本制度入手，解决股权分置等基本制度问题，加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对投资者的回报，这样才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从而结束持续数年的大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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