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现状篇1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流动，特别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人员涌入城市，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体，我们称之为城市流动人口。从概念上来说，城市流动人口是指那些非城市常住户口而暂住或滞留在城市的人口。从其人员构成来看，主要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他们的存在，繁荣了城市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在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和繁荣带来重要的推动力的同时，也带了一些相应的问题，如房屋居住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子女问题等一系本文由收集整理列问题。其中，整个社会目前在城市流动人口的问题上，最为突出也急需解决的就是子女的问题。据此，笔者就此问题在所在城市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现就此问题作简单阐述。
很多城市流动人口来到这里，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为了家庭收入的提高。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开，很多人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再加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很多人都拉家带口的来到城市，其子女的发展状况逐渐成为新的问题。
一、生活状况
就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状况来看，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庭收入较少，更多的是从事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而且工作稳定性差，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样的现状就往往导致他们的子女相对于城市孩子要差得多。
首先是居住条件较差。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和父母一起租住在城中村或者城郊结合部，居住环境一般是脏乱差；同时为了节约开支，往往是一家几口只租住一间屋子，基本没有自己的空间；这往往导致很多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大，很容易染上成年人的一些陋习。
其次是医疗水平差。本来城市的医疗水平相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要条件先进得多，但是现实状况是很多人享受不到这样的条件，原因就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他们很多人因为不是城市医保，无法享受医保的待遇。这就往往导致当疾病特别是一些大病发生时，他们因为无力承担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无法真正享有城市里的医疗条件，所以他们都害怕、担心自己的子女生病。如果是身体出现了异常，他们往往是让子女坚持或者去一些小诊所，往往小病发展成大病，最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再次就是缺乏安全保证。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城市以后，挣钱养家是第一目的，这就导致他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或者是上下学、吃饭等，这样一方面确实能够使孩子尽快的成长起来，能够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子女的年龄相对较小，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差，这往往会导致一些危险状况的发生，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子女的生命安全。
二、受教育状况
在调查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父母来到城市打拼，目的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发面，而是从孩子未来成长所做出的决定，这就是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城市中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由于没有城市的户口，在入学上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不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进入到公办的学校里，很多孩子被迫在一些教学、师资条件非常差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如果想进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高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等城市孩子不用交的费用。
在了解中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想让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的公
办学校里就读，原因主要有三个：（1）孩子在自己的身边会更放心；（2）城市里公办学校的教育条件远比农村老家里的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的好；（3）城市里的生活和文化环境远比农村老家里丰富，孩子们在城市里能接触到更先进、更新颖、更丰富的文化，这样更利于孩子今后的发展。但公办学校高额的借读费最终让他们望而却步。
那么，针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出现的状况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排头兵，在二十一世纪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问题越来越受党和国家的关注，也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就是继续加大对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创办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和地方特色经济，鼓励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在家乡就业，给子女一个安定的家，使子女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学习。
其次，加强立法保证。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朝着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迈进。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基本权利是整个社会的呼声，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为此，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其合法权利。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2
一、引言
90年代以来，苏州的流动人口增长很快，据最新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349万左右，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形式在增加，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人数也越来越多。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得到关怀、照顾和良好的教育培养，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流动人口中少年儿童的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在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今天，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教育法规之一，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同样应受到重视。本文主要探讨苏州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受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思路。
二、现状与问题
根据苏州市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全市237万外来流入入口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9万多人，流入人口中少年儿童和在校生约有34万人（这里的两个数字均包括15岁以上的在校生）。原创：从表l可见，15岁及以下的流入人口中，在沪读中学(12一15岁)和小学(7—11岁)的人数仅占适龄儿童样本总数的38%和72%，有近四成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不在学校学习，这不仅不符合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也为新一代文盲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表1苏州市1997年15岁及以下外来人口少年儿童的在学状态
总样本数
其中：在沪读书（人）
在沪读书比例（%）
0—6岁
1877
397
21.15
7—11岁
701
506
72．18
12—15岁
354
135
38．14
合计
2932
1038
资料来源：苏州市1997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造成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很多，除了与他们经常流动的生活方式有关外[有些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如船民），或者居住地和工作地变动频繁（如建筑工人和装潢人员），缺乏相对固定的落脚点，使得其子女难以获得必要的上学条件]，主要的是以下三方面：
1、家庭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主要依靠父母或监护人提供教育费用，1995年苏州社会科学院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家庭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最高，为2．39，比处于第二位的交通和通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高0．74，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其子女教育消费需求有比较强烈的倾向。但苏州的流入人口以体力劳动者居多，他们来沪后从事建筑施工和加工工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收入大多比较低。根据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680元，其中月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56．5%(见表2)，仅相当于同期苏州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根据劳动工资年报统计，1997年苏州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52元）。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他们对子女的实际教育投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不重视女童的教育。
表21997年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收入情况（单位：%）
月收入
所占比重
合计
100
300元及以下
12．2
301--600元
44.3
601--900元
27．2
901元以上
16.3
资料来源：1997年苏州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借读本地正规学校的收费水平高制约了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
苏州市政府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提供了两条制度化的就学途径，一是取得蓝印户口或苏州户口在本地学校正式入学，二是在本地学校借读。由于苏州历来执行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只有买房、投资和紧缺人才引进等少数几条渠道才能获得蓝印户口或城市户口，因此对解决数量庞大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来说，其作用甚微，借读为主要形式。以苏州市徐汇区为例，1996年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为9550人，借读生总数为7950人，占适龄人口的80．3%。2001年初苏州社会科学院在苏州全市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在96个在沪的7—15岁外来人口子女中，有33个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45个在民工学校就读，18个未上学，比例分别为34%、47%和19%。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是：(1)苏州本地小学容纳能力有限，尤其在同时作为本市动迁人口和外来人口导入区的城乡结合部；
(2)在苏州市教委关于借读的规定及其执行中，对借读条件从严掌握，致使大量民工子女无法利用这一形式；
(3)尽管名义上借读费用不高，约为每学期400元，但借读生家庭往往要缴纳数目不小的赞助费(每年1000—2000元)或给学校提供其它资源才能入学，许多处于低收入的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表3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每学期费用支出情况，显然，在家乡就读的费用低于在苏州民工学校的费用，在苏州民工学校就读的费用又远远低于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的费用；
(4)借读中突出的不同地区在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差异，也是一个因素。
表3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上学的费用支出比较（2000年）
样本数
平均每学期费用
最低
最高
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
38
1830
250
6160
在苏州民工子女学校就读
41
842
100
2200
在家乡学校就读
103
652
50
6000
资料来源：苏州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初的苏州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学期的费用中包括借读费、学费、书杂费、生活费、暂住费等。共调查了615个经济型流动人口家庭，共有544个孩子，其中192个孩子在苏州，327个在家乡。在有孩子的家庭中，42%至少有1个孩子在苏州生活。
3、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发展中缺乏规划和有效管理。
为适应大量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不少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苏州便应运而生了。苏州市最早的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出现在1992年，后来发展很快，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100多所，据估计，目前有500所以上，主要分布在徐汇、长宁、闵行、浦东、闸北、嘉定等区和一些郊县。以城乡结合部的宝山区为例，1995年开始出现民工子弟小学，当年有8所，1996年发展到18所，1997年36所，1998年72所，至2000年9月有105所小学，27所中学，学生近2万人，其中有个较早开办的学校，分校也已经发展到了十几所。闵行区外来人口学校在最多时有108所，后来经过合并认证留下54所，目前在校学生有2万多人。
这类学校的创办者大多来自安徽省，安徽人在沪办学校的较多，这与流入苏州的安徽人较多有关，也与安徽当地政府支持办学分不开。开办这类学校在满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需要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可以通过办教育来获得收益。一般一个学生一学期学费300多元，所以开办者积极性很高。
根据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这些学校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流动人口流出地教委或学校的跟踪办学点。此类学校主要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目的，在管理上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与家乡教委或学校关系比较密切。第二类是企业为解决本单位内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创办。第三类是其它社会力量(多为个人)办学点。
这些学校的资金来源包括三种途径：学费、社会赞助及上级拨款。学费是民i子弟学校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许多外来人口子女学校都获得过社会赞助物品，一般为课桌椅、作业本等实物，如卉园教学点获友谊汽车服务公司捐赠的课桌椅80余套，广丰小学曾获旅游中专捐赠的课桌椅20套，拥有500多名学生的皖浦希望小学的校舍和课桌都是当地政府提供的；还有些得到流出地有关上级部门提供的拨款资助或实物支持。
从学校内部管理的情况来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中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已有一定的管理规范化趋势，市场竞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的要求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加强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的动力，并有可能促进其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在财务管理方面，各校维持了收支平衡，并有节余，这无疑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存在的动力之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外来人口于女学校的师资来源是流出地的教师，教师工作量大，任务重，与此相比，教师的待遇偏低。月收入在500至1200元左右，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
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创办者都是从流出地获得办学许可证，然后到苏州办学，苏州本地教育部门会同苏州市公安局在1998年颁发了《沪教委基(1998)59号》文件，提出了《苏州市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由于种种原因，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外来人口学校的主要问题是：1、办学资质问题。有些校长不具备办学资质，教师无教师证书。有个小学校长本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教小学一年级。这些学生长大后就是“新苏州人”，如此下去岂不误人子弟。2、办学条件不合格。教室采光、通风不好，有些是仓库、公房等，因陋就简。教室面积、课桌椅等不合要求，厕所、饮用水、饮食卫生存在隐患，不少学校操场、体育设施都缺乏，影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3、教材采用流出地，各省的不统一，缺乏统一的教材管理和统一的考核标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4、经费短缺，常见病防治、体检等都跟不上，对儿童的头、齿、眼、耳等常规检查项目无法开展，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这类学校本来收费就低廉，办学者就尽力压低成本支出，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不舍得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教学质量较难保证。
从总体上讲，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保障适龄儿童义务教育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中央虽然有规定要当地政府大力协助，就近入学，但并未形成法律法规条文，特别是经费问题无从着落。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对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预防保健和食堂卫生等问题普遍进行了监督检查，有些地方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江桥镇政府在近年来筹措了大量资金，加快校舍建设，使得所有居住在当地的外来学龄儿童都能享有求学的权利，考虑到外来入学儿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收取借读费，甚至免费入学，确保儿童入学的权利。机场镇道兴村对皖浦希望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校舍，捐献书籍，与当地学校进行教学交流，当地还与学校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开办家长学校，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家长的素质，促进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转三、改进对策探讨
苏州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发展形势非常快，1998年本市颁布的《暂行办法》中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较差，缺乏量化指标，加强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规范管理迫在眉捷。
首先，需要提高对儿童受教育权利的认识。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也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如果不重视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不但会耽误一代人，也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不利。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外来人口中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苏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已在“九五”期间把外来儿童的有关教育保健的状况，列入统计分析的范围，进行一些跟踪研究，在“十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要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
1、放宽借读条件，降低赞助费用。
本地正规学校应放宽借读条件，适当降低赞助费用，吸收外来人口儿童入学，为在苏州市打工的有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口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这与国与民都有好处。
2、把闲置的学校资源用于外来人口的教育事业。
自60年代末以来，苏州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到1998年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87，远远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这部分人口的教育需求萎缩，造成了部分教学资源的闲置。从统计数据来看，1999年苏州市共有小学1208所，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多，招生人数也下降了7．65万人；同期幼儿园的数量减少了2/3，在园人数减少了42%。也就是说，随着生育水平的降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苏州市户籍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实际教育需求有所减少。而以往教育投资形成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场地、设备、师资都闲置出来，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教育。
3、广开筹资渠道，解决办学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经费的筹集上，可以参考民办学校的办法，同时注意办学对象的特殊性(即生源主要是经济并不富裕的流入人口家庭的子女)，本着“政府拨一点、社会助一点、学校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原则进行解决。
这里所说的“政府拨一点”是建议政府从外地劳动力管理基金和每年外来流动人口缴纳的各种收费中抽取部分用以发展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另外，“政府拨一点”也包括流出地的政府补贴一点。原创：因为这些流出人口虽然人在苏州，但他们的户口却在流出地，他们在流出地缴纳的各项税费中包含了其子女的教育经费，既然他们的子女不在原地就读，理应把他们的教育经费转出来。
“社会助一点”是指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为贫困的外来人口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提供援助。
“学校让一点”，就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提供适合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需要的同时，通过内部挖潜，降低收费标准，使更多的外来人口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
“个人出一点”。按照我国的法律，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不让子女上学就是违法。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政策宣传和监督力度，强制某些不愿尽义务的父母送其子女去上学，或可采取不尽义务的父母取消其务工证等措施，避免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4、把现有的“民工子弟学校”列入苏州教育管理体系中，使其规范有序地发展。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3
关键词：流动人口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555-02
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给计划生育的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成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
1现状及特点
1.1流动人口管理计划生育的机构成立晚、起步迟。自八十年代，我国各乡镇、街道才先后成立了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机构。直至1998年国务院才授权国家计生委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对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做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各省市结合实际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投入巨大物力财力人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
1.2宣传教育形式单一。宣传教育形式单一，外地来的很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观念淡薄，存在很多超生的现象，流动人口很少有人了解人口计划生育中的许多优惠政策。
2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综合管理体制不健全。流动人口婚姻、生育的管理，假若依靠某一个部门进行是困难的，必须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统一领导，协同各部门形成管理“齐心共进，分工协作，齐抓共管，通力合作。对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涉及部门多、实施难度大、可操作性差、很容易流于形式[2]。虽然国家法律法规赋予了我国各级各部门都有支持、协助、配合搞好计划生育的法定义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制度无法落实。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对流动人口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对相关部门组织、协调非常不力。
2.2考核机制不完善。考核对于管理工作有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全国许多省市，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实行居住地和户籍地双向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管理情况，又要考核流动人口流出地管理状况。在不同的城市地区之间由于差异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当前流动人口的总体流向趋势是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现实当中，管理水平的不平衡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差异，流动人口现在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在考核中的地位不对等、不平衡。
2.3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经费短缺。在人员编制的方面，各地计划生育机构、人员的人数一般都是按当地户籍人口的人口数量而设立的。但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计生部门、城市街道、社区所拥有的人力很难承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责任。很多已经设立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机构在机构改革中甚至面临裁撤的危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在流动人口管理费的停收条件下，各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出现明显短缺状况，使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有的甚至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础管理支出、流动育龄妇女计划外妊娠的手术费都难以支付。
3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对策
3.1加大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专项经费及人员的投入。在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专项基金的投资，而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及财政部门，则要保证资金投入，核定用于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合理支出成本，从而可以让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基金能够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范围。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及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克服以往的平均主义，设立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专项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帮助流入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同时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体制，确保资金到位；成立在编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常设行政机构，做到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的落实，以确保流动人口的数量统计及时准确，管理服务到位。
3.2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工作考核体制与责任追究制度。针对当前我国对流动人口实行以考核责任属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但却以现居住地的管理为主这种模糊概念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主体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的考核体制与责任追究的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以解决“责任落实为辅”与“工作地位上为主”的矛盾。在我国处于人口及流动人口加速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加强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管理为主体的职责的要求，建立起意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为主的考核体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彻底转变目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考核方案，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状况直接纳人流动人口现居地政府目标管理，做好流动人口管理的全国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3.3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社区服务型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流动人口管理应以社区为依托，建立政府、社区和单位良性互动的机制，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各负其责，形成一种新的“以社区为主”的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模式[3]。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放在社区，体现了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人格，有利于满足其在计划生育各环节、身体与生殖保健甚至是家庭的各种服务等方面的最大需求。
流动人口是城市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大部分人年轻但文化程度低，对生殖健康的认识不足，缺乏避孕节育知识。在对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工作时，应做到对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管理、同宣传、同服务。各级政府应积极贯彻和落实国家的要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最终实现计划生育工作很好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孟光辉.改革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不断探索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路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1）：77-80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4
关键词：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甘肃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就业。由于当前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限制，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服务较难得到保障[1]，健康素养水平较低[2]。再加上居住相对密集、基础卫生设施简陋，容易造成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为了解甘肃省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我们于2014年9月—10月开展了甘肃省流动人口公众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现场调查，现介绍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随机抽取大中型宾馆酒店和建筑工地各4个，每个调查场所中的全部个体均作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9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9.2%。
1.2方法1.2.1调查方法采用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常见传染病预防普及技术研究和应用”课题组编写的测评工具《公众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测试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人口信息、自评健康状况、两周患病状况、传染病防治素养测试题。传染病防治素养分为意识和观念、知识、技能、行为决策能力、获取与理解信息能力5个维度，共39道题目。1.2.2评判标准两周患病率可作为健康状况的一个评判标准，是指调查对象过去两周曾到医疗机构就诊，或服药、理疗，或因患病/受伤而休息/卧床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调查对象传染病防治素养测评得分在35分及以上被认为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总分100分）。1.2.3质量控制根据课题组专家编写的调查操作手册对调查员、质控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过程中课题组专家对调查进行现场督导和质控，调查问卷进行双录入和检错。1.3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3.1建库，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来研究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年龄16~65岁，平均年龄（35.0±10.1）岁。其中男性占52.3%（519/992），女性占47.7%（473/992）；宾馆酒店的占50.2%（498/992），建筑工地的占49.8%（494/992）；未婚的占25.1%（249/992），已婚的占70.5%（699/992），离婚/丧偶/其他的占4.4%（44/992）；≤24岁的占23.2%（230/992），25~34岁的占23.6%（234/992），35~44岁的占29.1%（289/992），≥45岁的占24.1%（239/99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0.4%（202/992），初中的占40.9%（406/992），高中/职高/中专的占27.7%（275/992），大专及以上的占11.0%（109/992）；自评身体状况很好的占31.0%（308/992），好的占45.5%（451/992），一般的占20.8%（206/992），不好的占1.8%（18/992），很不好的占0.9%（9/992）。
2.2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2.2.1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可以用两周患病情况来反映。结果显示，甘肃省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为20.6%（204/992），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建筑工地高于宾馆酒店（p＜0.05）；已婚、离婚/丧偶/其他高于未婚（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两周患病率总体呈增高趋势（p＜0.05）；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两周患病率逐渐降低（p＜0.05）；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的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低于不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的流动人口（p＜0.05）。不同性别、不同自评身体状况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2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多因素分析以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为因变量，以工作地点、婚姻状况、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为协变量，多分类变量以哑变量引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自变量纳入标准α=0.05，剔除标准β=0.10）。结果显示，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oR=4.135，95%Ci：2.907~5.882，p=0.000）、年龄（oR=1.995，95%Ci：1.264~3.150，p=0.003）是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的影响因素。
3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甘肃省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为20.6%，略低于昆山市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21.9%），高于绍兴县（5.7%）、重庆市（9.5%）、北京某区（13.1%）、西安市（18.2%）流动人口的两周患病率，同时也高于我国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15.7%）[3-8]。有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两周就诊疾病主要为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毒损伤[3，5]。表1显示，甘肃省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男性、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类似研究结果一致[3-4]；随着文化程度增高，两周患病率逐渐降低（p＜0.05），随着年龄增长，两周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p＜0.05），与类似研究结果一致[5]；未婚流动人口的两周患病率低于已婚、离婚/丧偶/其他（p＜0.05），考虑与未婚者年龄较低有关；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的两周患病率高于宾馆酒店（p＜0.05），考虑与建筑工地流动人口文化程度较低有关。研究发现，不同自评健康状况流动人口两周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意识较差，对自身的健康问题认识不足，自评健康状况往往好于实际健康情况[6-7]。排除可能的混杂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是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传染病防治素养是个体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所应具备的健康素养，体现了在预防传染病、维护自身健康状况方面的能力。由于评价体系基本一致，传染病防治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亦可反映个体健康素养的状况。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健康素养较低的人参加健康教育以及利用卫生服务的概率均低于健康素养较高者（p＜0.05）[9-10]，慢性病预防素养低者更容易发生慢性病[8]，健康素养低的患者较普通人发生不良健康结局风险的可能性更高（p＜0.05）[11-12]，接受职业安全及健康培训的流动人口患病风险比未接受培训者低（p＜0.05）[3]，考虑与接受培训者健康素养较高有关。流动人口劳动强度大、卫生条件较差、自我保健意识缺乏，很少接受健康体检和健康教育，其身体状况前景令人担忧[7]。有研究显示，通过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流动人口健康知识水平和行为，并明显提高患病后的就诊率[13-14]。因此应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健康管理范围，加大对流动人口健康常识、职业病防治知识等健康教育[6]，同时要考虑流动人口时间机会成本大的职业特点，卫生服务机构应该主动深入流动人口工作场所开展健康教育工作[3]。
参考文献：
[1]肖瓅，胡俊峰，马昱，等.济南市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0，26（3）：172-174.
[2]盛立英，任苒，孙扬，等.大连市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12）：956-959.[3]赵欢，张开金，杨菊，等.昆山市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23）：4429-4431.
[4]高绍，倪海芬，何科茗，等.绍兴县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23）：6169-6171.
[5]范远洋，钟晓妮，周燕荣，等.重庆市农村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34）：3891-3893.
[6]周海清，高丹丹，常文虎，等.北京市某区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及利用的调查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4）：373-376.
[7]罗桂华.西安市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29（2）：154-157.
[8]许玲，张巍.中国3省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3，29（2）：126-129.
[9]曾庆奇，田宇，田丁，等.健康素养对妇女儿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5，42（15）：2730-2733.
[10]SandersLm，thompsonVt，wilkinsonJD.Caregiverhealthliteracyandtheuseofchildhealthservices[J].pediatrics，2007，119（1）：86-92.
[11]DewaltDa，BekmannD，SheridanS，etal.Literacyandhealthout-comes：asystematicreviewoftheliterature[J].JGeninternmed，2004，19（12）：1228-1239.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5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社区健康；探讨
[中图分类号]R19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4-4721（2013）03（b）-0153-02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现象长期的存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现象也愈加显著，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迁移流动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1]。由于流动人口的素质往往参差不齐，特别是对自身健康及保护意识的缺乏，近几十年来流动人口中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严重影响着当地城市的管理，因此探讨流动人口的社区健康管理问题十分重要。
1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我国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餐饮服务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较小，公共卫生意识观念较为薄弱，居住场所几乎不具备卫生设施；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偏远农村或山区，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一定的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特别是在学龄前儿童的疾病预防和育龄妇女保健方面，流动性较大，较难进行定期检查和规范性的预防接种，因此流动人口中的传染病发病率也比较高[2]。另外，流动人口对地方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资源都不够熟悉，获得医疗卫生资源的渠道也比较狭窄。
2流动人口的社区健康管理
2.1社区健康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社区的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网络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很多不足。大多数城市社区的健康管理都是由兼职人员来进行，这些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都不够重视，又由于流动人口成分较为复杂，综合素质偏低，认为健康保健和健康教育可有可无，有些人还认为纯属是浪费时间并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社区健康管理网络上的断层[3]。此外，社区健康教育及管理场所往往比较简陋甚至缺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健康管理缺乏严肃性、规范性，使社区健康管理工作难以顺利的开展。
2.2流动人口的社区健康管理的对策
2.2.1加强流动人口的妇幼保健工作可以联合当地社区的计生部门，定期在社区流动人口中开展育龄妇女妇科疾病的普查，做好宣传，让她们意识到普查的重要性[4]。对孕产妇要做好系统管理，督促其做好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以保障育龄妇女的身体健康。也应督促学龄前儿童定期体检，提高免疫接种率，从而为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2.2.2开展健康教育讲座针对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构成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讲座对促进社区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及行为习惯的形成非常关键，同时也是实现流动人口健康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开展健康教育讲座，首先要积极了解社区流动人口的年龄和职业等特征，根据上述特征再细分为不同的群体；可以请比较有权威的专家来进行相应知识的讲授，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流动人员的重视，然后根据不同群体的大致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讲座[5]。如对于青年、中年人，可以讲授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对于少年和未成年人可以讲授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对于儿童则应该讲授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对于育龄妇女主要讲授科学健康育儿以及计划免疫有关知识。
2.2.3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应该根据各个社区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在社区设立宣传栏、制作并发放健康教育的册子，从生活饮食、起居卫生等各个细节培养流动人员的健康意识和规范其行为习惯。还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比赛及竞赛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的兴趣[6]。比如世界无烟日及艾滋病日的知识竞赛，进行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饮食合理搭配的知识问答及防治知识普及，对于获胜者可以给予一些生活用品的奖励，这样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参与健康教育中来。
2.2.4制定健康管理计划，实现目标管理社区健康管理人员可以在每一季度根据本社区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及构成现状，制定合理的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的计划，这样不仅重点突出、目标明确，还能够分步骤地落实制定的计划，使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能够有序规范的进行[7]。社区健康管理人员在制定各个阶段管理计划时，首先要大致了解本社区流动人口的接受程度，以便选择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平时应该积极与流动人口沟通、交流，以便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健康知识的薄弱点。
3讨论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作为我国重要的一个群体，流动人口的健康保护意识及社区健康管理情况严重影响着各个地区人群的健康状况。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结构、素质以及分布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日益突出，如果不能够积极重视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有可能会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会成为社会建设的安全隐患。已有调查资料表明，我国流动人口是各种慢性、传染性等疾病的高发人群，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往我国流动人口的社区健康管理仅仅由单一的部门发起和执行，其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近些年来，我国联合医疗卫生部门、计生部门以及社区居委会等多种社会服务部门，从孕妇及学龄前儿童的保健出发，针对性地加强健康教育，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对流动人口普及健康知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促进了社区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及行为习惯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疾病的查治率，有效地保证了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8]。然而，由于我国社区流动人口的密度较大、人口数量多、流动性也较大，资金缺乏、意识观念等多种问题都使我国的流动人口社区健康管理状况与预期的目标存在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人力的制约以及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都是影响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实施开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还需要医疗卫生及社会各个服务部门联合起来，为健康管理有序、规范的进行提供切实的保障，从而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医疗卫生待遇，并且也能够引导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参考文献]
[1]卜保鹏.社区健康管理的模式探索[J].中国现代实用医药杂志，2011，14（7）：2192-2193.
[2]李可今.宁夏贫困山区流动孕产妇社区委托健康管理措施及经验[J].中国妇幼保健，2012，27（9）：5872.
[3]郎敏.外来务工人员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初探[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0，24（1）：86.
[4]冯显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政策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9，22（7）：9-11.
[5]温泉，郭春江.当前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21（1）：472-473.
[6]叶裕民.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2）：75-81.
[7]孙秀云.北京市崇文区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社区卫生需求利用情况调查[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1，19（5）：455-457.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6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接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五、结语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别差别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个体差异或没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盖。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渗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心理。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男女交往机会越来越多，都可能导致男女之间性格的“对流”，从而缩小两性个性人格上的差异，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和社会期待，流动妇女也能获得它带来的外溢效应。显然，改善流动妇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动妇女在内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个社会的地位。
总的来说，流动妇女走出农村，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流动妇女的职业生活，明晰的个人收入，促使她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家庭地位发生相应变化。它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社会人力资源，为流动妇女的自立创造条件，更好地展示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新形象。农村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最好证明。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和在外打工年数无关。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单独进行分析，考察性别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妇女工资收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得出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是解决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摘要题】实证研究
【英文摘要】thisessayanalysestheprincipalfactorsaffectingthedifferencein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inXiamenCitythroughutilizingthedatafromaseriessamplesurveyandestablishingamultivariate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rerelatedtotheirgender,educationallevel,formerwageincomeandlengthofstayinXiamen,butunrelatedtotheirage,maritalstatusandlengthoftimeworkingawayfromhome.theessaymakesaseparateanalysisofgenderasan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wageearningsofthefloatingpopulationandexploreshowgenderimpactsone''''seducationallevelandotherfactorsandhowthosefactorsfurtheraffectthewageearningsofmigrantwomen,withtheconclusionthatimprovementofwomen''''seducationallevelisthekeytoresolvinggenderdifferenceinwageearnings.
【关键词】流动妇女/工资收入/性别差异
migrantwomen/wageearnings/genderdifference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7
Keywords：thefloatingpopulation；employment；income；impactfactor
中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1]。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现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比较集中，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行业[3，4]，亲友网络等非正式就业渠道仍然是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5]；流动人口就业“非农化”倾向明显，但是没有使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得到真正的提升和改善[6]；流动劳动力失业率进一步提高[7]；虽然流动人口收入有一定提高，权益保护在一定程度得到改善[8]，但在流动人口内部和城乡户籍间仍存在收入待遇和权益保护的差距[9]，流动人口仍受到就业保障歧视[10]。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最大来源地[11]，人口流动规模巨大。因此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的研究对于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群统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现有研究多数只对小区域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缺乏对河北省就业流动人口的详细研究，且很难对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进行对比研究。本研究采用2013年河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对比研究的视角，分别对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采用了包括河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就业相关数据，用于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和收入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人口。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处于就业状态的流动人口，共获得河北省流动人口有效样本14822个，其中流入人口6940个，流出人口7882个。
1.2方法
基于原调查数据，结合现有流动人口就业职业分类的统计标准和收入等级划分方法，设定适于分析流动人口职业特点的分类标准和收入等级。
职业分类标准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人员，包括经商、商贩、保洁、家政、餐饮、保安、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人员；公务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收入等级为：低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在2000元及以下；中低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2000元且小于等于3000元；中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大于3000元且小于等于4000元；高收入水平，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
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和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对比分析。
2就业特征描述
2.1职业特征描述
从职业的分布来看，河北省流入人口中服务业人员占59.81%，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占32.71%，专业技术人员占5.98%，公务人员占1.50%。河北省流入人口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极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均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流出人口中，除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比例较低以外，其他三类职业流出人口的分布比例均高于流入人口。整体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就业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非农化”趋向继续强化，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进城后绝大多数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受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和较低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水平影响，大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行业、农业、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受劳动者素质的影响外，也与市场中存在的户籍方面的歧视有关[12]。
2.2收入特征描述
河北省流入人口的月均收入为3019.38元，比流出人口平均水平低239.24元；对于流入和流出人口来说，月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均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低的均是服务业人员；除了农业及生产制造类人员月均收入略高于流出人口外，流入人口其他三类职业的月均收入水平均低于流出人口。就工作强度来看，河北省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9h，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月均收入最低的服务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间最长；除公务人员外，流入人口各类职业的工作强度也均超过流出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各地区就业时待遇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流动人口被分割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除了损害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和公平享受其他基本资源外，也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市场的紊乱。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改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关键。
3就业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3.1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3.1.1变量选取与测度本研究将职业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流入时间、本次流动范围作为协变量，分别建立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职业影响因素模型（表3）。
3.1.2职业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分析职业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运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整体回归的效果良好，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意义（流入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259.23，p值为0.000；流出人口模型最终卡方值为1328.63，p值为0.000）。流动人口的职业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因此产生了以“公务人员”分类为参照的三个最终模型。
1）人口学特征。表4和表5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受教育程度对河北省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其职业选择没有影响。受专业技术工作性质的影响，年龄对其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男性流动人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最大；初中及以下的21-40岁的流动人口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的青壮年男性在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2）流动特点。将流动范围和流入时间用作反应河北省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从表4和表5来看，流动范围对河北省流入人口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流出人口的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不显著。对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服务业工作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工作的河北省流入人口来说，流动范围每缩小一个等级，发生比将分别降低到原来的54.4%、66.9%、63.3%。研究认为跨省流动的人口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方面比只具备省内迁移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并且当流动范围拉大时，迫于生计等原因流动人口更易接受工作，因此其职业选择范畴远大于流动范围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多在流入地已滞留一段时间，因此流入时间并不等于就业时间，不能将其和工作经验挂钩，进而使得流入时间对河北省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3.2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变量选取与测度本研究将收入等级的因变量在模型中的编码设为“0、1、2、3”，并建立影响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将人口学特征、流动特点作为控制变量全部引入模型，变量的编码类型和度量标准同上。
3.2.2收入水平模型实证结果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收入模型整体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以及流动特点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影响，其收入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流入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868.572，p=0.000；流出人口模型卡方统计量为489.743，p值为0.000）。
1）人口学特征。相对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分别为3.290、2.280，因此男性收入等级不断提高的概率更大。由于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差异、社会观念的偏见和性别歧视等多方面原因，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因此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收入性别差异更为严重。
31-40岁的流动人口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发生比分别为1.192、1.221。这是由于该类人群在体力和外出工作经验、人力资本方面都更有优势，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提高收入；2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收入等级的发生比仅为0.496，这主要是由于青年劳动力缺乏工作经验，难以获得更高收入；21-30岁和41-50岁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则和50岁及以上相差不大，这基本反映出典型的就业年龄特征，随着年龄增长，个人收入先升后降，在个人就业能力最强的阶段达到峰值[13]。
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最大。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于流动人口收入有着较高的正向回报率。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受教育的年限越高，其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就越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可能性越大，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更易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提高收入的概率不断增大。
和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降低，发生比分别为0.976、0.681。这和中国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关系密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一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流动，很难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这也表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城乡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即使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内部也仍存在显著影响，在流动人口内部也深深打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
回归模型显示出婚姻状况对于收入的影响在低于5%的水平上显著。婚姻状况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对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来说，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已婚流动人口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促使其不断争取更高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稳定与发展；未婚人口缺乏工作经验和家庭的刚性约束，流动性更强，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2）流动特点。流动范围变量对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意义。和市内跨县相比，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的流动范围在统计上更加显著，流入人口的发生比分别为1.675、1.262，而流出人口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中跨省流动依旧是影响河北省流出人口收入等级的主要因子，发生比为2.502，明显高于其市内跨县的参照标准，甚至高出了流入人口收入模型中其跨省流动发生比。这表明流动范围越远，流入人口收入等级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跨省就业的流动人口往往具备较高的劳动技能和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以便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跨省流动所带来的迁徙成本。如果跨省流动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在成本―收益比较下获得更大收益的初衷，那么跨省流动的优势也就随之丧失[14]。
流入时间变量对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对流出人口影响显著。这表明河北省用工单位更加看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外出经验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素质，而流入时间长短不等同于就业时间长短，因此流入时间长短并没有成为影响河北省流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因素。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罗俊峰等[15]发现的流入时间和收入等级呈“U”型关系的结论，本研究中发现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呈降低趋势。由于流动人口集中于相对低端的行业，随着流出时间的延长，可利用的资源具有有限性，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趋势，因此月收入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降低。
从流入和流出人口职业选择模型和收入模型对比来看，变量之间发生比在同一模型内部和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贡献程度的大小，也体现了不同省份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用工要求，河北省流出人口更易受到流入地用工单位工作经验和学历歧视。
4结论与讨论
1）河北省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和农业及生产制造类行业等次级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社会阶层无法得到提升。
2）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就业选择的多样性受限，提高收入的可能性降低。年龄与职业选择多样性、月收入提高基本呈倒U形关系。受教育程度对职业选择和收入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回报率。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提高就业层次和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低于非农业户口。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人口。流动范围越远，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范畴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流入时间越长，河北省流出人口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反呈降低趋势。
参考文献：
[1]王胜今，许世存.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3（3）：5-15，175.
[2]段成荣，杨舸，张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32（6）：30-43.
[3]林耿，王炼军.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6）：1069-1082.
[4]尹德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J].北京社会科学，2007（4）：92-97.
[5]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2）：30-40.
[6]宋健.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10，34（6）：32-42.
[7]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37（2）：17-24.
[8]杜鹏，丁志宏，李兵，等.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05（4）：53-61.
[9]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学刊，2011（5）：3-15.
[10]张体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社会保障[J].农村经济，2010（9）：67-70.
[11]张武保，孙桂平.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发展报告[R].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
[12]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
[13]宋月萍，徐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2，27（3）：57-64.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8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及对策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浅析包头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浅析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问题论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障碍与对策东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文献综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考察边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思路及对策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与管理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模式新探郑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浅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教育：现状、问题、对策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试论发展权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从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2]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0.
[3]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54.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9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农民工
abstract:thispaperanalysesthewaysoftransferringsurplusrurallaborinChina，pointingoutthattransferringintosmallcityorcountyisthemainwayforthemostpartofruralpopulation.accordingtopushandpulltheoryofpopulationmigration，asruralpeopletransferredfrompeasantstofarmworkers，fromfarmworkertocitypeople，itadvocatesaconsequanceoftheinteractionofbothforces.
Keywords:transferringrurallabor；pushandpulltheory；farmworker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现在，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以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而与农民、农业、农村有关的问题，即“三农”问题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这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对于“三农”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但这些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分析
人口迁移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有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同样也有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六七十年代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现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又成为势在必行的历史潮流。但同时，由于近年来农村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好，一些已经转移的农村人口又转回了农村。如图1，它所表示的是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流程。
农村人口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转移，再附带非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两种出路：向城市迁移（地域流动）和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活动（职业流动）。就地域流动来说，如图1所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向城市的转移：一是农村居民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转为城市户籍；二是农村未接受正规培训与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直接向城市转移。
与地域流动相比，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更容易参与的活动，这种就地职业转移对劳动力所接受的正规或非正规教育的要求比外迁要低。同时，由于从事本地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可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并兼顾家庭的其他生产活动，其参与成本要低于迁移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人口过多，人均资源有限，其收益也受到很大制约，因此要真正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大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要向城市转移。
就向城市迁移的具体途径来说，业界又有多种主张。有超大城市论，大中城市论，小城市或城镇化论等。有研究表明，就单位土地面积所容纳的人口而言，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优于小城镇。因此，出于国土利用率的考虑，我国不宜盲目发展小城镇，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转移又缺乏现实的支持条件。首先是高房价限制了农村人口成为大中城市的永久居民。2006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加权平均房价为5000元/米2左右，而即使是农村住户的前10%高收入阶层，户均年收入也只有3．5万元左右。他们若想在这些城市里买房常住，70平方米的面积要花费他们10年的总收入，其他阶层就更不用说，由此可见这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次是农村人口的自身素质限制了他们融入大中城市的生活。目前，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大中城市的就更高，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左右。由于自身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所能从事的多是那些城市人不愿干的脏、重、累的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找不到归属感，从而更加制约了他们向大中城市转移。因此，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最佳路线只能是由图1中的下半部分“农村人口大学生城镇人口”实现。
既然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都不能成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流入地，那么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为了农村人口转移去处的最佳选择。小城市或县城位于整个城市体系的最基层，是大中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都要通过县城来传递。虽然单个县城的作用与重要性比不上大中城市，但是由于其数量众多，与广大农村又有一衣带水的关系，因此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了大中城市与农村联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有关数据也表明，县城及其周边地区，承载了大多数农村务工人员。
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条件分析
下面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生活和生存的角度，利用“推拉理论”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进行分析。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存在，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
笔者假定每一个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他们的转移行为发生前，都要对转移的预期收入和成本进行分析，再与不改变现状的情形相比较，权衡两种状态下的利益得失，然后才作出是否转移的决定。
本文原文
为叙述方便，若农村人口在家务农，记为状态1；若外出打工，记为状态2；若转变成城镇人口，记为状态3。并假定状态2与状态3的区别是：状态2仍有耕地，而状态3没有耕地，却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福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不同之处。
农村劳动力在任何地方生活都存在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把在状态1、状态2、状态3的生产生活总成本记为C1、C2、C3。生活成本指劳动力购买商品及服务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等，三种状态下的生活成本分别用C1L、C2L、C3L表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的地一般比农村当地经济发达，一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如蔬菜、粮食等的支出会增加。于是，同样是满足生存需求，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目的地的支出要多于原住地。由于转移目的地教育基础设施一般来说比原住地齐全，再加上一些城市的人为制度限制，使农村劳动力子弟入学成本增加。住房支出是最大一笔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支出成本。农村人口在原住地建好房子后一劳永逸，只要作必要维护，无须再付出任何费用。而在转移地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要支付较高的房租，或者承担更高的房价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住房。分别用Li1、Li2、Li3表示3种状态下日常生活支出，用ed1、ed2、ed3表示子女教育支出，用Re2、Re3表示住房租金或房款，用Fe1、Fe2、Fe3表示其它生活支出。
状态1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用pr1表示。状态2与状态3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职业培训学习费用、在转移目的地承受各种心理压力的费用以及与家人联络费用等，用pr2、pr3表示。于是三种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为：
状态1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是生产经营收入以及国家的各种补贴，分别用in1和Su1表示。另外由于在原住地社会环境比较熟悉，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认可，记其心理收益为Xi1。状态1的总收益记为R1，则R1=in1+Su1+Xi1。
状态2中农民工的主要收入为打工工资收入，农村家中的一些地租收入以及建设城市的心理自豪感收益，分别记为in2、Di2、Xi2。状态2的总收益记为R2，则R2=in2+Di2+Xi2。
状态3中农民工已经转变成城镇人口，主要收入为工资收入和心理自豪感收益，以及作为城市人口的其他附加福利收入，分别记为in3、Xi3和Fu3。状态3的总收益记为R3，则R3=in3+Xi3+Fu3。
综上所述，由推拉理论，若R1-C1大学生转变而来的城镇人，当他们认为R3-C3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而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小城市或县城又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农村人口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转移落脚点。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转移，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打工的综合收入大于在农村务农的综合收入，农村劳动力才会倾向于进城工作。因此，应该尽量消除农民的进城障碍，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增加农村人均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耕地的集中经营，提高农民收入，为最后解决三农问题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朱农.离土还是离乡［J］．世界经济文汇，2004（1）：53-63.
［2］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J］．东南学术，2004（1）：60-66.
［3］刘学忠.县城在我国农村城市化中的地位和作用［J］．农村经济，2004（10）：73-76.
流动人口的现状篇10
关键词：瓯江口海域环境质量评价水质特征富营养化
中图分类号：X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a）-0121-04
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河，山溪型河流。河长379.93km；流域面积18168.75km2。瓯江口位于浙江省南部，北邻乐清湾，南接飞云江口。发源于浙南庆元县仙霞岭，流经龙泉、云和、青田、永嘉、乐清等县市，沿程有楠阴溪、宣于溪、好溪、楠溪江等支流汇入。瓯江河口为强潮河口，感潮河段长78km，潮区界到达温溪，多年平均年径流入海总量分别为133.47亿m3和14.58亿m3，合计总量为148.05亿m3；年际间最大与最小年平均流量和径流总量变化达3.4倍，径流实测资料年内变化统计，径流主要发生在3月～8月（占全年下泄流量的76.1%），瓯江最大流量主要出现在6月份，最小流量出现在10月～翌年2月份枯水季，同月内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变化达3～23倍。其径流携带着上游各县市乡镇生活污水和工农业废水进入河口海域。
由于近年来随着温州地区工农业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化及外来流动人口的激增，工农业污水、乡镇生活污水产生的污染物排海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营养盐类和有机物质的过量排放，引起瓯江口海水水质下降和富营养化，从而给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分析当前瓯江口海域环境质量现状，该文根据2010年春季、2012年夏季和2013年秋季瓯江口海域环境质量监测主要结果进行评价，从海域生态环境方面探讨了瓯江口海域富营养化程度，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修复和渔业增养殖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海域和分析方法
调查和监测海域和采样站位见图1，调查和监测时间为2010―2013年。根据《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2007）[1]和《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2]的要求，水质采样在大、小潮的涨、落潮时分别进行，水深小于10m的站位仅采表层水样，水深大于10m小于25m的站位采表、底层水样，水深大于25m的站位采表、中、底层水样；石油类仅采表层样。
水质样品的现场处理及分析测定均按《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海水分析（GB17378.4-2007）方法执行。no3-n测定用锌片还原分光光度法；no2-n测定用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nH4-n测定用次溴酸钠氧化分光光度法；活性磷酸盐（po4-p）用磷钼蓝分光光度法测定；化学需氧量（CoDmn）测定用高锰酸钾氧化法；重金属（Cu、pb、Zn、Cd、Cr）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g用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s用原子荧光法分光光度法；石油类用荧光分光光度法。
2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2.1评价标准
本文主要从环境现状和水质富营养化程度考虑，水质监测选用pH、溶解氧（Do）、CoDmn、无机氮（no3-n、no2-n、nH4-n）、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重金属（Cu、pb、Zn、Cd、Cr、Hg、as）等为主要评价因子；沉积物采用硫化物、有机碳、重金属（Cu、pb、Zn、Cd、Cr、Hg、as）、石油类为主要评价因子。
瓯江口海域的主要海洋功能为农渔业区，因此水质现状评价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3]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进行；海洋沉积物质量按《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4]第一类标准执行。
2.2评价方法
（1）单因子标准指数法。
水质评价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其计算方法如下：
――第i站评价因子j的标准指数；――第i站评价因子j的监测浓度（mg/L）；
――评价因子j的评价标准（mg/L）。
（2）Do的标准指数计算。
Do的标准指数为：
Doj≥Dos
Doj
；
式中：Si，Do――第i站上溶解氧的标准指数（mg/L）；Doi――溶解氧实测值（mg/L）；Dof――现场温度和盐度下的饱和溶解氧浓度（mg/L）；Dos――溶解氧的评价标准值（mg/L）。
3结果与讨论
3.1水质评价
3.1.12010年5月（春季）海水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
2010年春季瓯江口海域各水质现状评价因子的特征值详见表1。由表看出，各评价因子中，除了无机氮、活性磷酸盐、CoDmn外，其他评价因子pH、Do、石油类以及重金属Cu、pb、Zn、Cd的标准指数均小于1，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均超标，超二类标准的比例分别为100%和47.2%，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CoDmn超二类标准的比例为5.56%。
3.1.22012年8月（夏季）海水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
2012年8月（夏季）瓯江口海域各水质现状评价因子的特征值详见表2。结果表明，各评价因子中，Do、CoDmn和重金属Cu、pb、Zn、Cd、Cr、Hg、as的标准指数均小于1，能满足环境保护目标的需要。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均超海水水质二类标准，超标率分别为40.7%和96.3%。
3.1.32013年5月（春季）海水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
2013年5月瓯江口海域各水质现状评价因子的特征值详见表3。由表可知，各评价因子中，溶解氧、pH、CoDmn??、石油类、Cu、pb、Zn、Cd、Cr、Hg、as的含量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超标率100%，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率56.7%。
3.1.42013年9月（秋季）海水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
2013年9月瓯江口海域各水质现状评价因子的特征值详见表4。由表可知，各评价因子中，溶解氧、pH、CoDmn??、石油类、Cu、pb、Zn、Cd、Cr、Hg、as的含量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超标率100%，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率94.7%，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
由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除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外，瓯江口海域其他水质评价因子基本能满足相应海域功能区海水水质的环境保护目标，该海域水质状况最为突出的就是水体的富营养化问题。
3.2沉积物质量现状评价
瓯江口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评价因子特征值详见表5～6。
由评价结果表明：2010年春季监测中，瓯江口海域除铜外，沉积物质量能满足《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类标准。铜超标率为50%。2012年夏季监测中，瓯江口海域除铜、锌、铬外，沉积物质量基本满足《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类标准。铜超标率为60%，锌的超标率为6.7%，铬的超标率为6.6%。沉积物质量现状基本满足环境保护目标对沉积物质量的要求。
3.3瓯江口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分析
为了分析瓯江口海域海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和富营养化现状，本文收集了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在瓯江口海域的监测资料，统计数据能反映瓯江口海洋环境质量整体变化趋势。从现有指标分析结果看，瓯江口海域水环境质量近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综合分析表明瓯江口海域的环境质量问题主要是水体富营养化。通过对瓯江口海域的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以及与以往的历史资料相比较，反映出该海域水体的富营养化问题。
近岸海域水体富营养化目前已成为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比较突出的问题，冬季，瓯江口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普遍与江浙沿岸流有关。江浙沿岸流水系入海之前汇集了沿途地表河网所接纳的各类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大量由于面源的水土流失，使得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体进入沿岸海域，造成浙江沿岸海域的营养盐含量较高。在夏季受到北上的台湾暖流的影响，台湾暖流是一支高温、高盐、低营养盐和透明度大的外海水，冲淡本海域营养盐的含量，加上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吸收了海水中的营养盐，因此夏季本海域营养盐的含量低于冬季。
近岸海域水体富营养化目前已成为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比较突出的问题，尤其在冬季生物活动减弱，对氮、磷的消耗减少，该海域受到长江冲淡水与杭州湾（钱塘江等上游入海水）水系一起合并沿岸南下的影响。由于长江、钱塘江径流量大，流域面积广，入海之前汇集了沿途地表河网所接纳的各类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以及富含营养物质的农业面源污水，使得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体进入沿岸海域，从而造成浙江沿岸海域的营养盐含量较高。目前瓯江口上游及周边的城镇生活污水大部分处于直排状态，主要污染源为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粪便污水。近年来乡村进行了城镇化建设，但村镇生活污水大多还没有纳管，瓯江口周边人口密度增大，城镇外来流动人口增多，生活污水大大增加，特别是乡村人都普及了自来水，家家户户都用起了抽水马桶，改变了农村原来将粪便作为有机农肥的传统观念，这样产生粪便全部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地表水，雨水与生活污水合流排放，这是导致瓯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瓯江位云江北面，相距不远，对该海域水质产生相互影响。
3.4瓯江口海域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通过对瓯江口海域水质现状调查结果分析，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含量超海水水质标准。这表明周围海域水质已表现为富营养化，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含量均超标，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基本无环境容量，因此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环境承载力不足。
根据调查，瓯江上游的乡镇农村，尚未形成独立完善的排污系统，生活污水排入雨污合流管网或直接排入水体，对瓯江口海域环境质量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有效防止水系污染，改善水源水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温州市正大力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以总量减排重点工程为抓手，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设。
随着瓯江周边污水处理厂和中水厂的陆续建设和投入使用，排入附近海域的污染物将明显减少，瓯江口海洋环境质量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4结论与对策措施
4.1结论
通过瓯江口近年来的监测结果分析表明，瓯江口海水中，单项指标pH、Do、CoD、油类、重金属含量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一类至二类海水标准的浓度范围，可满足各水质类别的要求，水体主要受无机氮和po4-p的影响，瓯江口海域水质现状呈富营养化状态。
造成瓯江口海域水质富营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瓯江口上游乡镇人口密度大，城镇外来流动人口增多，生活污水大大增加，而乡镇污水大部分处于直排状态，排放了大量的无机氮和po4-p化合物，对瓯江口海域的富营养化状态有很大的贡献。
瓯江口海域沉积物质量现状除铜外，沉积物质量基本符合环境保护目标对沉积物质量的要求，能满足相应海域功能区沉积物质量的环境保护要求。
4.2对策措施
针对瓯江口海域水质现状的富营养状态，应在控制污染物入海量的同时，注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自净能力，使水体保持动态平衡。该文提出以下对策措施：
（1）加强对入江陆源污染的治理，加大沿岸中心城镇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和生活污水纳管力度。
（2）加快周边各乡镇污水处理厂以及排污管网的实施进度，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纳管量，确保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排放，减少生活污水对瓯江口海域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海洋调查规范[S].GB/t12763-20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海洋监测规范[S].GB1737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