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建设篇1
关键词:西方法治思想;我国法治建设;借鉴
一、西方法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一)西方法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西方法学启蒙思想家有许多重要的言论，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平等是共和政体的灵魂。”、“我所谓共和国里的美德，是指爱祖国、也就是爱平等而言。这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美德，也不是一种基督教的美德，而是政治上的美德。”、“法律应该是对一切人而制定的。”、“法律，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律自己就应该是护民官。”英国法学家波洛克说“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由社会公约而得出的第一条法律，也是唯一真正根本的法律，就是每个人在一切事物上都应该以全体的最大幸福为归一。”“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不仅如此，《独立宣言》中写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其若干不可褫夺之权利，人们建政府于其中。”由此可见这些法学启蒙思想家的言论体现了西方法治的核心观点:法律是社会公认的，是对一切人而制定的，它体现着大多数人的意志。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这些言论所代表的西方法学价值观即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些法学观经过了法律文献的规定和确认之后，便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它们也在我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清朝末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西方的法学观念同西方的商品一样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例如各类政法类的刊物、书籍的出版发行、法律专家传授法律知识、中国留学生出国进修学习法律知识等使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得到传播。相较其他东方国家，西方的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就是西方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遭受众多挫折，在我国法学观受到西方法学观的影响初期，就有中国到底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的争论、司法制度改良的争论、检察制度存废的争论。而争论的核心就是西方法学观是否可以成为中国近代的立法指导理论。从近代保留下来的大量的文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的许多基本的法学观就已经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许多先进的法治思想已经被我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可。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记载就体现出来“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法律至上”的思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提到:“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由此可见，此时已经有了在民的思想。不仅如此，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在介绍西方的法治观点时，阐述了“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容许的事情”这一思想。这些西方的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法学观的影响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西方法治思想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时期的法律体系被彻底废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法制建设的初步探索，为我国新时期的法治建设构筑了基本的起步平台，其间就借鉴了一些西方法学观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时期，我国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西方法学观在我国的传播又一次兴起。当时，我国对于西方法治思想的吸收有了明确的选择性，使西方的法治思想在传播时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更加贴近。目前，我国已经真正做到了“法律是公民意识的体现”这一思想。我国的法治建设致力于达到为人民谋幸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知识无国界，西方法学观在我国的传播也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取长补全，让我国的法治建设更加完善，从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
二、探究西方法治思想，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
(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
柏拉图把政体分为三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然而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政体最终会演变为暴民制，这也是实行单一政体不可避免的结果。大约公元前119年，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学家波利比奥斯认为，当时的罗马融合了以上的三种政体:执行官代表了君主制，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制，公民代表了民主制。这样突破了单一制度，这样的混合制度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便成了三权分立思想的雏形，后来，被美国所实施。总统代表了君主制，参议院代表了贵族制，众议院代表了民主制，不同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国家的权利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其中，立法权和行政权应该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行政权和对外权由一个机关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对外权涉及到战争与和平，外交与结盟，也为国王行使。继洛克之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便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家的不同机关管辖，这样这三个机关既能保持各自的权限独立，又能相互制约，相互保持平衡。
(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哪种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被的可能。而三权分立的思想，能让不同的权利执行权分散在不同的执行机关，这样能有效地起到权利相互制约，防止权利高度集中的情况发生。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思想核心。而且，孟德斯鸠还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要比权利的分散更有意义。三权分立的思想对西方的法治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从三权分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学习三权分立的核心思想，用其来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基本国情，因此，不可以盲目地直接把西方法治思想譬如三权分立移植到我国的法治建设中，而应该适当结合国情对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在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执行分开。由此可见，在我国的相关的权利执行机关的分配中，立法权是首要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要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置和实现，最大限度体现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法治宗旨，可以让国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我国权利的分配体系优于三权分立的思想。因此，我国决不会采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是要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对于行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制约。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权限制了司法权的发挥，法院在发挥司法权的过程中，要受到行政权的制约，但司法权又不能制约行政权。真正做到司法权独立，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司法独立的彻底性。首先是让审判权独立行使。我国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审判权的行使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譬如要受到行政机关和相关制度的影响，使人民法院不能完全彻底地行使审判权。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前提，司法独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司法独立，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因此，党委与审判机关应该各司其职，相互不能混淆。然而在实际的执行环节中，有些地区的政法委员会领导会利用自己的职权直接干扰法院的审判权，让审判权不能完全彻底的独立行使，这样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要做到严格独立执行法律法规，保证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为，宪法中规定的保证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其次，应该建立垂直的法院体系，以防地方的保护主义现象。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有高度行政化的倾向，法院的设置和行政区划分相吻合，并且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有财政和人事上的一些利益关系，这使得法院在地方上的执行权就不能彻底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巡回法院的模式，以此更好的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发生。如果地方法院的人事能够通过中央垂直管理，从而与地方政府之间减少利益关系，这样就能提高执法效率。再次，通过改变法院的内部运作的行政方式，保证法官在裁决中的独立性。法院院长处于一个行政化的权利体系之内，在对于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上，经常会受到上级的影响，这样院长往往直接干预法官的案件审理。同时法官审理一个案件时存在繁琐审批环节等，有时候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审判会与行政领导的利益相冲突，法官很难保证自己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去独立行使审判权。因此，必须保障法官的合法权益，应该保证法官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对法官进行降职、免职的处罚;还要建立对重大错案的层层追责及终身追责制度;改革法官的员额制度及薪酬分配机制，激励法官的独立审判的信心和积极性，确保法官能极大程度地做到公平公正。最后，我们还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造就一个全民信法、全民守法、并且尊重司法机关的良好大环境。加之从顶层设计层面上去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这样能逐渐建立起司法独立的长效机制，真正有效地做到司法独立，从而实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谢源成．西方法律信仰对中国的影响及发展趋势［J］．商情，2012(42):292－292．
法治思想建设篇2
关键词：建设;法治中国;思想
一、关于法治思想的几点重要论述
十以来，关于依法治国思想有过很多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把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加以论述，这在我国党史上是第一次，可见我国在关于法治建设思想方面的重视度。其中，这些法治思想具有很强的方向性、论断性及指导性，主要思想内容包括有：
关于法治建设道路的思想。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其核心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关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思想。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坚持依法治国就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关键要坚持依宪执政。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逐渐完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将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于法治实施的思想。坚持把相关法律实施的思想注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我国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由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大转折，这个法治体系是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关于法治建设方针的思想。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国将一贯坚持的法制建设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调整成为新的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体现了新的要求及特点。
关于系统推进法治建设布局路径的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这是党对法治建设理论深化的体现，也是丰富和发展法治理论的结果。
关于法治权威的思想。要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权威和统一，形成人人不愿违法、人人不能违法、人人不敢违法的法治大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树立法治权威，坚持反对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论断。
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思想。领导干部应具备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这是我们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
关于司法公正的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引领者，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破坏作用。
关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的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二、新时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途径
新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途径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防线，全民守法是基础，它们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它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及其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政策制定中的最高体现。因此，推进科学立法，关键要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而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是科学立法的核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民主立法的核心。所以要不断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还要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坚持严格执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根本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因此，要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将二者的关系处理好了，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反之，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所以，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坚持公正司法，争取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众所周知，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本应具有定分止争的作用，司法审判本应具有终局性的功能，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所以，坚持公正司法，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法律援助等方式，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的问题;其次，要进一步优化配置司法职权，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与期待;再次，确保审判机关的审判权、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使司法不受权钱与人情关系的干扰，同时要制定防干扰的相关制度。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尊法、守法成为我国全民族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句话，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贯彻全民守法的思想。因而，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也要靠人民维护，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
三、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大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建设法治中国，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观念是伴随着经济的自由竞争而发展的，经济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着人们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法治则通过一系列制度的确立，为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准则。如果没有法治的支撑与保障，产权制度就不能够明确，也就不能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交易及诚信体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便得不到保障，经济发展就会陷入无规则的混乱状态。
第二，建设法治中国，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法治与民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离开民主谈法治，法治便失去了群众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容易走向独裁和专制;同样民主也离不开法治，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正是法律在民主制度上的体现，没有法治，公民自由的权利就难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第三，法治中国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一方面，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不断改革一些重要领域的法律制度，实现法治现代化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志在为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提出的系列重要论述，有力地推动了司法机关及整个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来引导和推动，改革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进行。凡重大改革都要有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和高度肯定。（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法治论》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版
法治思想建设篇3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过。相反，“仁政”成为了统治者实施暴政的遮羞布。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还寄梦于以“仁政”来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重蹈覆辙。笔者认为，“仁政”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存在以下负面影响。
一、“贤人治国”的理论违反了权力制约原则。
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事实上也无法制约。
中国古代的权力制约机制，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必然贻误中国法治进程。
二、“仁政”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制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0]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三、“仁政”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1]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2]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儒家实施“仁政”前提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专制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仁政”思想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孟子·公孙丑上》；
[2]《左传》；
[3]《礼记·哀公问》；
[4]《孟子·离娄上》；
[5]《孟子·公孙丑上》；
[6]《孟子·公孙丑上》；
[7]《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8]《春秋繁露·基义》；
[9]《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法治思想建设篇4
【关键词】德治；法治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德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十分丰富，儒家们建立一整套以德治国的制度体系以确保德治思想在现实中的贯彻实施。
德作为一种思想始于周代，西周人认为“天命靡常，”但须“惟德是辅”，在他们看来有天命存在，天就是王者，是统治者，奉天命但需要统治者用德去治理，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在吸收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又继承发扬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的德治首先强调道德教化，在他们看来为治国不外呼是以德化民。“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于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常，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提倡道德教化的基本方式是身教。认为道德教化是否取得收效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政与德”、“刑与礼”是早期法家与儒家政治主张对立表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如果统治者依靠政令和刑罚使百姓归顺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孔子主张以德政取代暴虐，认为如果用道德与礼制二者相教化，使老百姓心有廉耻而循规矩才是治本之道，国家方可长治久安，孔子赞成德政。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而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又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儒家把这一思想给予了充分的发扬。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在总结夏商灭亡的教训时说：“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进而提出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思想，使德治具有兼具教化与惠民。孟子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大力推行仁政，他曾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论语.子路》）特别强调改善民生的重要性是儒家德治思想中的闪点
儒家德治思想崇尚王权，认为权即法或权生法，进而以权压法、极力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把君权至上与宗法思想结合在一起，使法权情一体，国法与家法合一，从而形成以官、权力为本位轻视百姓权利，无视百姓的尊严和人格，与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相悖。
二、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主要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极力推崇道德教化的功能；夸大道德教化的政治统治功能，崇尚王权和等级观念。儒家的德治主张是专制政治是人治，与当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毋容置疑儒家的德治思想中的专制制度残余至今仍然影响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严重阻碍中国法治化进程，我们必须予以铲除。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中，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就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得以维护，和谐社会的建设难以实现。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指导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树立宪法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德治”观。
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是指在抛弃封建德治观糟粕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德治”思想的优秀部分，古为今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是在“法治”前提下的“德治”，新型社会主义“德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道德，对中国儒家的德治思想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予以合情合理的取舍。儒家德治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如伦理道德，重社会义务和道义，重个体修养和家庭建设、重治吏，重为政清廉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儒家“重义轻利”的合理的价值原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是当代反对唯利是图、的重要思想武器。法治并不排斥道德的力量和作用，法治社会建设应在厉行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寻求道德规范补充，以期二者共同发挥对社会的治理。
此外，儒家民本主义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仍然具有积极价值；儒家德治思想要求以德治吏，为政清廉，要求每位个官吏务必做到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以德修身；儒家的德治讲求选贤任能，孟子说：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在选拔官吏的制度设置上强调必须以学识为本、德才兼备。这些闪光点对于当代中国正确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关系仍然有可借鉴的启迪作用。
法治思想建设篇5
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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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法治思想建设篇6
加强离退休人员思想政治建设，让离退休老同志永葆先进思想，是全面做好离退休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何运用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强老同志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进一步提高老年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是离退休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离退休干部思想现状的分析
1.思想认识不到位
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在离退休管理人员中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对在职干部重要，对老干部既无行政约束力，又无利益驱动力，开一个会都要凭老干部的自觉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畏难情绪；还认为老干部有思想政治觉悟，及时发放老干部离退休费就行了，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会影响稳定大局。具体呈现在：平时注重业务性工作较多，关注老干部思想动向较少；对老干部生活上关心较多，思想上疏导、精神上解困较少；组织文化、体育活动较多，开展解疑释惑、针对性教育较少。
2.缺少沟通交流
有的离退休干部年老体弱、行动不便，逐渐丧失人际交往的客观条件，难以主动与外界进行接触，特别是离退休干部“空巢”家庭的增多，有的孤身一人或老俩口生活，有的虽有子女在身边，但因子女整天忙于生产、工作和家务，陪聊时间少的可怜，长期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生活，伴随而来的是孤独感。
3.缺少精神支撑
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氛围不太浓厚，从整体上看，普遍重视不够。因当前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现有的学习阵地、活动场所和有为平台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导致组织开展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等活动受到限制，造成一些离退休干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很少参与文体活动，更不用说发挥作用了，长期单调而贫乏的文化生活造成缺少精神支撑时，致使精神越来越空虚。
二、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1.创新思维，认清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一是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政治上关心老干部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老同志的思想状况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加强离退休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能够促进老同志更加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公司的决策部署上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公司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是创先争优的内在要求。离退休干部党员是党的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创先争优，必须把离退休干部党员作为重要对象，着重抓好思想政治建设，让他们永葆先进本色。广大离退休干部党员在党的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智慧优势，思想政治建设加强了，不仅能够激励他们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而且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凝聚群众，全面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三是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是提高老干部工作水平的现实要求。近年来，公司老干部的队伍构成、年龄结构、思想状况等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老干部容易出现孤独、忧虑等心理问题，这就急需做好心理慰籍和思想解惑工作。
2.在工作内容上要有新的拓展
离退休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无形中从强势变成了弱势。他们在人格上特别需要尊重，在心理上特别需要理解，在感情上特别需要关爱，在生活上特别需要帮助。鉴于这种情况，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路、原则、内容和策略，也要有新的拓展。在工作思路上，要打破过去长期运用的高屋建瓴式的命题方式，根据老龄工作方针政策和“六有目标”，结合“弱势群体”的实际，不断探索老年工作的规律，以具有时代特色和人性化亲和力的提法作为命题，以取得他们的好感和接受。在工作原则上，要打破过去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根据离退休干部的实际，以“引领方向、适应特点、贴近心理、尊重人格、关心生活”为基本原则，促进思想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在工作内容上，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使他们不断获得新的精神食粮，永葆积极健康的人生。在工作策略上，要进一步落实老干部的“两项待遇”和“三项”机制，鼓励他们在退休职工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为企业和谐、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影响力优势。
3.要带着感情做好老同志的思想工作，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
在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与离退休人员接触最多，倾听他们心声的机会最多，这也是和老同志进行思想交流的最常见的方式，对做好离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离退休人员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不同程度存在着失落感、孤独感和自卑感。要更多地从心理上关怀离退休老同志，对老同志表现出应有的理解和耐心，讲究工作艺术，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经常沟通交流，把握其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关心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正面引导、解疑释惑、理顺情绪。通过经常性的走访、谈心，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帮助离退休干部消除心理的上的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使他们心情舒畅，安度晚年。
4.探索建立学习教育方式，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一是加强沟通联系。坚持经常联系离退休职工制度，经常接触离退休老同志，进一步畅通老同志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机制和渠道，积极引导离退休职工关心企业建设和社会发展。二是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定期组织离退休职工参观考察本地工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情况，让他们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气象，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定期召开座谈会。通过座谈交流等形式，引导老同志敞开思想，在思想交流中明辨是非，也便于我们掌握思想动态，理清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确立工作的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四是从心理上关怀。离退休职工从工作岗位离退休以后，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失落、孤独、抑郁、焦虑等情况。要通过组织开展离退休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和经常性的联系、走访，帮助他们消除心理上的孤独等情绪。
5.坚持离退休老干部终身教育的长期性
法治思想建设篇7
[关键词]企业文化；思想政治；管理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08-1
新时期，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的不断丰富，使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重新得到了发挥。企业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在构建企业文化时，渗透思想政治工作？笔者以为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企业管理逐步向以人为本过渡，企业发展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经济行政与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已相互揉和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是深入基层，加强交流。通过与基层干部职工的深入交流，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高他们对企业改革的认识，加强他们对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认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二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向干部职工宣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对企业改革的思想认识，从容应对企业改制所带来的挑战和困难，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企业的改革发展事业上来，促进企业文化的建设。
二、健全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企业从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实践、企业行为文化的具体表现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比如企业领导制度、企业组织机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民主制度以及现场管理、生产服务标准、业务流程等，具有公认、权威和稳定等特点，对企业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起到了评判和制约的作用。制度文化是企业各方面工作长期总结的产物，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有能力包办的。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从保障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企业、员工三者和谐的角度，用敏锐的政治视角和大局意识对现行的规章制度的进行审视，对制度体系提出科学合理性的建议。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可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为优化后制度的贯彻落实营造更好的内部环境。
三、加强现代人才价值观的教育
随着社会转型，社会价值越来越多样化，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是当代人类文明进程的突出表现。很多企业职工的人生价值观也出现了微妙变化：一是价值主体的自我化，二是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三是价值目标的短期化。对于这些新的价值取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教育引导工作，坚持对现代人才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正确价值观教育。在教育引导过程中，将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引入价值观研究，逐步建立一套价值冲突预警机制，紧跟时代脉搏，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偏激思想主动进行调控，使现代人才的价值观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四、打造优秀企业团队
企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团队理论，团队指的是处于同一环境中，彼此能够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志同道合的人生观，容易形成坦诚沟通，共同激荡创意，相互鼓励及启发事业的成就感的员工群体，这样的群体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能够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巨大的创造力量。在开展团队学习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现有的机构和组织形式，如“职代会”、“QC小组”、“青年文明号”、“职工之家”等，将职工较好地吸引到企业的周围；要在企业内部进行良好的沟通，构筑自上而下的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让职工及时全面地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政策制度、管理措施，形成“上下同欲”的理想氛围。
五、促进企业道德建设
企业道德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企业文化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道德通过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行为等来调节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为企业形成宝贵的无形资产。企业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见成效。企业可以利用报告、培训、广播、座谈等典型的思想政治形式，对员工进行企业道德的基本原理、基本规范、基本内容的宣传教育，引导教育员工充分认识企业道德产生的必然性，充分认识企业道德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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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献华.如何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J].云南农业科技，2002，（S1）.
[3]张永刚.浅论正确处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J].甘肃农业，2011，（08）.
[4]简频捷.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4）.
法治思想建设篇8
关键词：宪政思想法治建设经济基础
近代中国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以救国强国为目标被引入中国而产生的,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显著特色。分析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特征和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或教训,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一、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评析
(一)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吹响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号角。早期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寻找拯救中国良方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初步的民权和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宪政主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广泛传播西学,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兴民权、争民主,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宪政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宪政思想。上述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救亡图存的时代性、主权在民的民主性和建立以民权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的特点。
(二)近代中国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或教训
1.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还不具备实行宪政的政治动力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一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结构上的超稳定状态,除了君主之外,其他所有的社会集团都不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君主权力高于一切,神权、族权最终必须服从于君权。这种社会结构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大一统局面,没有一种超越君主权力的权威。法律、道德和宗教都必须为皇权服务,都是统治者与政治家手中的工具,因此,皇权成为分配社会权利唯一的源泉,公平地分配政治权力、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规则由于没有多元的利益集团这一社会基础而无法产生。
2.近代中国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实行宪政的经济基础
从宪政产生的历史看,宪政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占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始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且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近代也没有什么改变。这种经济密布于广袤的国土上,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大批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剩余农产品不多,无法形成农业的商品化。虽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缓慢发展,但商人、商品生产并得不到封建社会的认可与支持,自由的经济交往和财产所有权无从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这些经济条件不仅不会产生自由、平等、人权保护和法治等宪政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反而会成为滋生等级特权、家长统治、君主专制、轻权利重义务等观念的基础,成为并且已经成为阻碍和破坏宪政的经济绊脚石。
3.在传统农民占绝对多数的中国缺乏实现宪政所需要的社会力量
市民社会是宪政的真正发源地和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形成的条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近代中国占主体地位的是小农经济,与此相适应,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的农民依旧受着封建的神权、政权、父权、夫权的压迫和束缚,伦理纲常仍然是他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法律文化,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仍然超不出封建的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藩篱,他们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
4.近代中国的文化条件还不具备实行宪政的文化环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它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怀,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强调家国同构、义务本位、道德本位、重刑轻民等具有深厚公法传统的法文化。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世俗的政治权力主宰了一切,封建专制得到了纲常伦理的强有力的支持,儒家思想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这样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现实中伦理代替法律,伦理具有法的效力,使得中华法律文化成为礼法文化,中国的礼法文化不仅不会支持君主、平民之间的独立的主体地位,而且抑制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主张自己的权利。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人对自然力量的依附,不能从这种礼法文化中分离出一种超世俗的正义标准,也就不可能产生宪政意识,更不可能与皇权相抗衡,而我国民众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礼法统治之下,绝大部分中国人对皇权产生了依赖感,没有尊重法律规则的传统,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根本不存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宪政观念。因此,近代中国虽然制定了体现民主政治的宪法,但文化主导因素并未改变,人们很难从儒家思想中摆脱出来,这种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文化体系不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观念。
二、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的意义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法治建设中仍存在着皇权思想根深蒂固、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重人治轻法治和权力至上义务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障碍,影响着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我们能否较好地化解这些障碍,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关系到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法治思想建设篇9
您好！
今天晚上学习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下面我谈谈自己的见解。
党十七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党的十五大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具有战略号召力的新概念。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同时也给新时期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目标。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真正地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内化为个人的心理意识和言论行为，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领导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从而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是统一共产党的领导，统一人民做主，统一依法治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社会法治，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依法治国，将社会主义法治同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助我国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公平要做到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学会用法治来维护自己，执法人员要公正，不徇私枉法。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确立法律，人民生活准则的观念；必须为辅宪法的权威；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要提高执法部门的共信力；执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法律是神圣的，不容亵渎。
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尺度是自由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依法维护我们的权利，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人人平等等。
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是法律监督。社会是一个团体，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协调。
立法、执法、司法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主要实践者，在法治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无论是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情感的培养还是法律能力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法治实践。事实证明，如果一边进行普法宣传教育，要求学法守法，树立法律的权威，一边却在不断发生执法、司法人员执法违法，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必将会大大削弱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助长蔑视法律情结的形成。当前非正常上访和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是因为执法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公民无法通过诉讼等正常途径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导致一部分公民选择了通过非正常上访和，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以引起相关领导或部门的重视，从而得以解决。相反，如果执法、司法人员严格、公正地执行法律，切实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公民就会切身体验到法治的价值，从而激发公民对法治产生现实的渴望和需求，促使公民参与意识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此，必须加强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教育和监督。通过教育，使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人员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真正做到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做到服务大局、服务全局，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法机关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通过完善立法程序，增加立法透明度，给人民群众知情权，来提高立法质量。同时，随着形势发展，要及时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将法律法规中个别条款已经不适用或者与上位法冲突，法律法规本身仍需执行的，要及时进行修改；对与上位法完全冲突或者已经不适用的法律法规要及时废止，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方法律体系，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在行政管理中，要明确政府职能、管理规则，保证行政管理权力运作是透明、高效、便民的。能够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管理好社会事务。坚决杜绝执法违法，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司法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让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有据的当事人能够赢得官司，让打赢官司且具备执行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从而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权威。总之，要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教育和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通过示范公权力的依法运行，创造法治氛围，营造法治环境。
民是法治建设最广泛的参与者和推进者，在法治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普法教育，培育公民积极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作为一种法律观念体系，其形成必须依赖于系统的理论灌输。普法教育作为理论灌输的重要途径，对于培育、弘扬法治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普法教育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偏重法律条文的灌输，二是单纯的法制宣传。
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备，数量也越来越多，总量非常之大，就算是专业的法律人员，也很难将所有的法律法规悉数记住，更别说是老百姓。因此，普“法”普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而要更重视普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和法治文化。其价值在于倡导法治精神，以确认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确认社会运行主要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与调节、培植法律信仰为核心，因此，要把法治精神作为现代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公民形成“法律至上”的态度和意识，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增强法治观念，以造就大批具有良好法律素质的公民。引导公民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相对如何引导公民用法来说难度要大得多，而市政法委自2006年起组织全市政法机关开展的“证据维权”宣传教育活动，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对社会公众宣传证据意识，宣传有关证据搜集、证据固定、证据形式、证据运用、证据证明等证据制度的有关法律知识，宣传程序公正与法律真实的重要意义，使当事人明白如何正确看待证据并运用证据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治思想建设篇10
伴随我国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法治也在不断地发展、创新与丰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观念的内涵，进而从五个阶段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与变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治思想；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观念的内涵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折射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性质、目标、功能以及价值取向，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与精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理念正式其最为重要也是其最为主要的理论知识基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以物质为本源的理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阐述法的本质，明确提出法所具备的阶级性、正式性以及物质制约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它经过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构建、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丰富、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深度结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开始了广泛传播。自爆发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大胆的、逐步的摸索与尝试将马克主义列宁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实践当中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成果的第一次飞跃。构建法律是建设与发展一个区域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成果建设时期，当时存在的社会法律对革命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革命时期，思想下构建的法律极大的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进步；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思想下构建的法律更是顺应国家形势变化与中国发展实情，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用法律构建国家政治体制及政治制度。
三、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的构建作用
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央政府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举措。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促使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进步实现快速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法制建设也相应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进步。邓小平同志的法治思想与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的理论成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同志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考虑中国发展落后，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与突破，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发展道路。他强调“民主是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快速发展经济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法治思想与国情实际深度结合，积极借鉴外国先进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与目标，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断推动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建设。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的创新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丰富与创新。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构建与发展的进程当中，同志继承与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并得出新的法治思想建设理论，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志在邓小平同志的法治思想基础之上，深刻分析与总结共产党从成立以来法治思想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要求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深度结合，以党的领导保证依法治国，依法处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及经济文化事务，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作为依法治国根本目标。它是马克思主义法治中国化的第三次创新。
五、“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对马克主义法学的进一步发展
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促使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它对法律建设的作用深入到法律运行的方方面面，要求司法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要促进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具备大局观念，坚持均衡协调发展。同志的法治思想，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立足于国家建设的层面，深入分析与研究，并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中国化的第四次创新。
六、与时俱进，紧跟形势，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同志的法治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法治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与创新了三方面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一是进一步发展法治理念，要求忠于宪法、依宪治国。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的成就以及法制不健全的问题，用于担当，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法制社会、法制政府，坚持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三是进一步发展法治目标，要求管住权力、促进公正。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权力腐败，坚持用法律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