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1
论文关键词：风电市场,可再生能源,投资
引言
进入21世纪，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风能作为一种高效清洁能源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高度重视，成为继石油燃料，化工燃料之后的核心能源，据专家统计，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只够人类用45年，天然气够用61年，煤炭够用230年，据中科院电工所某研究员测算，我国已探明的煤炭将在81年内采光，石油将在15年左右枯竭，天然气也将在30年用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能源电力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不再是石油、煤气和天然气，而是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因此，国际上一些能源专家预言，就能源而言，21世纪将是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世纪。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1月底表示：美国应该对未来的能源进行投资，而不是过时能源；美国政府2012年预算将把投向清洁能源技术的资金增加1/3，至80亿美元左右。2010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增长了30%至511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清洁能源投资数额最大的国家。目前世界上十大风能制造商两大在我国市场发展，因此我国风电市场发展机会很大。
1、我国风电发展概况
1.1我国风电在世界风电市场中的地位
1995～2002年，太阳能光电以高达30.9%的增长率位居第一，风力发电紧随其后，年增长率为30.7%，而煤电，水电，核电的年增长速度不到1%，石油、天然气仅为2%左右。2008年底，我国风电装机894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中国风能发展报告2010显示》：中国在2009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1380万千瓦，全球排名第一，累计装机容量2601万千瓦，全球第二。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年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资料估计贡献率为1.7%的全球发电量，风能的装机总量增长了31%,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在2009年已连续5年实现100%的增长。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新增装机达160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182.7万千瓦，跃居全球第一。
1.2根据《风力12》对我国风电发展进行分析
2002年欧洲风能协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签署了《风力12～关于2020年风电达到世界电力总量的12%的蓝图》报告，如表1-1《风电12》蓝图表：
表1-1《风电12》蓝图表
年份
装机容量增长率/%
年新增容量/mw
累计装机容量/mw
风电年电量（万亿kw.h）
世界电力需求/（万亿kw.h）
风电占世界电力的比例）
2008
25
27569
133764
262.9
19010
1.54
2009
20
33083
166829
365.4
19540
1.87
2010
20
39699
206528
452.5
20037
2.26
2011
20
47639
254167
556.6
20532
2.71
2012
20
57167
311333
763.6
21040
3.63
2013
20
68600
379933
931.9
21560
4.32
2014
20
82320
462253
1133.8
22093
5.13
2015
15
94668
556933
1366
22639
6.03
2016
15
108868
665790
1633
23198
7.04
2017
15
125199
790988
1940.1
23771
8.16
2018
10
137718
928707
2277.9
24359
9.35
2019
10
151490
1080197
2649.5
24961
10.61
2020
151490
1231687
3021.1
25578
11.81
2030
151490
2592424
6358.7
31524
20.17
2040
151490
3082167
8099.9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资源再生产业;产业集群;产业集中度;区位商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2-0139-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24
世界性的资源枯竭危机已成为必然,而且人类将很快面临这一危机。据专家估计,人类常用的19种矿产资源中,12种的耗竭期在30年之内,5种在10年之内[1]。我国面临的资源危机形势更为严峻,全国400多处主要矿区都进入晚期,而对资源的需求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趋强烈。“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资源再生产业是循环经济物质代谢形成闭环的唯一逆向物流产业,通过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把“吃老本”的线性经济,改变为“吃利息”的循环经济,是缓解因资源匮乏引发的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2]。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3]。产业集群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的区域经济组织形式,具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与创新以及带来外部经济性等优势,使其成为近年来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也成为诸多国家发展区域经济时所倚重的重要政策工具[4]。目前我国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研究,但这些研究都集中在制造业相关的动脉产业,而对于资源再生产业这一静脉产业,能否也如动脉产业一样形成集群化发展?目前在我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资源再生产业集群?如何分布、如何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等等一系列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按照由现象到本质的科学研究思路,应该首先从实证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弄清楚我国资源再生产业集群是否存在,达到何种程度?因此,本文拟通过定量辨识产业集群的方法,对各省资源再生产业集群情况做定量的衡量,并结合产业实际布局和特征,做出定性分析和验证,从而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我国资源再生产业是否存在集群,为后续研究资源再生产业集群提供依据。
1资源再生产业发展
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老产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当时国内的资源短缺问题,当时组建了16万个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回收点,以“牙膏换牙皮”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5]。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大量的回收点由于经营不力而相继消失。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臻完善和对资源需求的日趋强烈,原有回收公司和社会体系在调整中逐步找到各自的市场定位,加工技术不断提高,产业规模逐步扩大[6]。“十五”期间,我国回收的主要再生资源总量约为3.5亿t,年增长率在12%以上,回收总值超过6511亿元,年增长率超过20%[7]。“十一五”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总量继续保持不断增加趋势,2005-2007年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如表1所示,2007年再生资源国内回收总量已达到8884.3万t,同比增长了17.03%,回收总值达到2621.2亿元,同比增长了23.3%;与此同时,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和废船舶五个类别的再生资源进口量达到4076.7万t,同比增长7.74%[8]。
到2007年为止,全国资源再生产业共有企业30000多家,回收网点9000多个,回收加工厂1300多家,整个资源再生产业已经形成由再生资源回收流通、再生加工、设备制造、市场组织、科技开发、服务支撑、管理监督等不同角色企业构成的完整产业链结构,产业链上企业分工明确,并朝着逐步细化方向发展。但从企业规模来看,我国目前资源再生产业的企业规模一般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再生资源市场具有波动性大的特征,企业为了避免市场波动性风险,不会扩大自己的规模;但是,为了实现规模效应,这些小规模企业往往选择在特定区域聚集,从而形成扎堆现象,即集群化发展模式。目前在我国一些区域,资源再生产业集群特征已经凸显,从这些产业集群表现的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在全国已自发建立了许多区域性的集散地、交易市场和加工基地,如湖南永兴被称为没有银矿的“银都”、广东贵屿被喻为“电子垃圾之都”、浙江台州被称为长三角的“铜铁矿”等等;其二,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规划和推动下,通过建立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对从事再生资源加工处理的企业实施“圈区管理”模式,也是资源再生产业集群的典型特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期征和重要载体,目前由国家环保部批准建设的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已达10个。
2资源再生产业集群辨识
2.1辨识方法
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定量识别与判定形成了很多方法,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从产业空间聚集程度来辨识产业集群,如产业集中度、区位商法、空间Gini系数、Herfindahl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可以在比较宏观的层次来判断一个区域或城市可能存在产业集群[9];其二是从企业间或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来辨识产业集群,如投入产出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多元聚类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适用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统计数据充分的区域[10]。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定量方法来辨识产业集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由于资源再生产业特性和统计数据难得,因此本文采用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法,对资源再生产业空间的聚集程度在比较宏观的层面进行判断。
产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io,简称CR)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中少数几个最大厂商的有关数值(销售额、增加值、职工数等)占整个行业的份额[11]。其表达式为:
CRn=∑ni=1Xi∑ni=1Xi其中:CRn表示某行业前n家最大企业的行业集中度,Xi为产业中的第i位企业的销售额、增加值、职工数等,n为选取的排名前n位企业数,n为行业内全部企业数。产业集中度是最简单常用的指标,它能够从企业数目及其规模分布这两个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方面,初步判断产业的集聚程度,因此本文先通过该指标判断资源再生产业是否集中在几个主要省份。区位商(LocationQuotient,简称LQ)是假定区域内某产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如果高于同一产业全国的平均水平,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并且大于当地的消费需求,因此该产业可以把多余的产品出口[12]。其表达式为:
LQ=ei∑ni=1eiei∑ni=1ei
其中:ei表示某区域i产业的从业人数;ei表示整个国家或区域i产业的从业人数。当LQ>1时,意味着给定区域i产业供给能力大于本地区的需求能力,可以对外输出,LQ值越大,该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存在产业集群现象;当LQ=1时,意味着给定地区i产业恰好能够自给自足;当LQ
2.2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产业集中度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产业规模角度出发,因此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进行计算,并选取n=4,即资源再生产业总产值排名前4位的省份。区位商法的基本表达式采用从业人数指标进行计算,在实际应用中,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产业特征,也会选择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指标替换。根据王芹(2006)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实证研究结论,认为用工业产值方法计算的区位商比用从业人数可靠性更大,可信性更强[11]。同时考虑资源再生产业统计数据的完备程度,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指标来计算区位商。
资源再生产业与《国民经济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的两位数产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C43”相对应,但该产业统计数据严重不足,从2004年才开始在各省年鉴中增加该产业的分类数据,因此本文数据源采用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的相应统计数据,其中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为产业内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
2.3计算结果与分析
2.3.1产业集中度计算产业集中度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2005年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已经初步集中,而2006年和2007年集中度则明显增加,CR4均超过70%,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从集中的省份来看,工业总产值排名前4位的省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产业规模却明显在这些省份集中。尤其以广东、浙江、湖南三省最为突出,2007年三省资源再生产业工业总产值均超过百亿,远远高于其它省份,三省的工业总产值就已经占全国的64.28%,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
2.3.2区位商值计算将计算得到的各省区位商值,按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序,得到我国各省资源再生产业区位商值分布表(见表3)。对于产业集群的辨识标准,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
(2)表中未列出的省份,其年鉴中未提供资源再生产业统计数据。
产业集群的识别标准不易过于严格,否则可能不利于辨认潜在或初期的产业集群[13]。因此,我们以2005-2007年三年中任意一年LQ值大于1为识别标准,根据LQ值的大小可以发现:湖南省资源再生产业集聚特征最明显,浙江和广东两省集聚程度也较高,而重庆、湖北、天津、江苏、上海也初步显现出产业集聚特征。
2.3.3结果综合分析
综合比较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二者的结论完全吻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广东、浙江和湖南三省资源再生产业集群已经形成,而重庆、湖北、天津、江苏、上海也初具产业集群雏形。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定量辨识结论,按照主流产业集群理论,从要素禀赋、地方需求、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五个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构面,对出现明显产业集群现象的三省加以解析和确认。
广东和浙江两省资源再生产业集群是再生资源禀赋和地方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源再生产业链与矿产资源采选业的特征相似,产业更多聚集在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域,而从再生资源禀赋分布来看,世界上85%的再生资源都分布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时间比较短,再生资源禀赋比较低。但是,由于资源再生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了其大量的再生资源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因此,以广东和浙江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省份,凭借其海运交通优势,以进口再生资源为主,形成明显的再生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具有同样再生资源禀赋优势的天津、江苏、山东、辽宁、广西等沿海省份,并没有像广东和浙江一样形成明显的产业集群,其根本原因是地方对资源的需求程度不同。广东和浙江既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也是全国的矿产资源匮乏大省,同时还是一个资源消耗大省,在这种突出的需求矛盾主导下,两省借助再生资源禀赋优势,通过资源再生产业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2007年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申请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企业名单中,浙江、广东两省的企业数共226家,占全国总数的45%,进口再生资源总量达到2000万t,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两省的资源再生产业工业总产值达到334.71亿元,占全国的49%。由此不难看出,广东和浙江两省资源再生产业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
湖南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并不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城市那样具有明显的再生资源禀赋优势,地方对资源需求也并不紧张,但是却表现出明显的集群特征,其区位商值甚至远高于广东和浙江,表现非常抢眼,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归因于湖南拥有“中南再生资源大市场”这个交易平台,交易成本优势明显,是其资源再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强大动力。筹建于2000年的“中南再生资源大市场”位于汨罗市新市镇团山村,最初是自发形成的废品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不断规划和扩建,到2006年底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近90hm2、再生资源交易量超过100万t、交易额70多亿元的全国三大再生资源市场之一。随着市场规模效应的显现,交易成本优势使得产业分工细化,产业链不断延伸,围绕该市场聚集了再生资源加工企业104家,其中规模以上的85家,形成了再生铜、铝、不锈钢、塑料回收加工四大板块,年加工废铜10万t、废铝15万t、废不锈钢8万t、废塑料20万t[14]。其次,在“中南再生资源大市场”的辐射作用下,湖南的地域交通优势凸显。湖南地处华中腹地,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凭借其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交易平台,在全国30多个省市建立回收网点1800多个,基本覆盖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对国内再生资源的聚集,从而形成了再生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再次,政府扶持和引导功不可没。无论从硬件方面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筹建、“再生产业园区”规划和实施,还是“一所一会三公司”管理融资模式、服务咨询机构、信息平台等软环境建设,政府都通过积极的扶持和科学的引导,促使湖南的资源再生产业向集群方向发展[15]。因此也可以判断出,湖南资源再生产业集群已形成。
对于识别出来的初步显现出产业集聚特征的省份,由于产业集群特征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剖析才能辨识,有待后续研究完成,但是从潜在的产业集群角度来看,这些省份对整个产业的布局还是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3结论与展望
辨识产业集群的方法很多且各有利弊,虽然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法只能反映集群产业在市场的集中程度和空间区域的聚集程度,不能反映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实质关系,但是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广东、浙江、湖南三省资源再生产业已经形成了集群。同时,在分析这三省产业集群成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广东、浙江模式与湖南模式具有明显不同,进一步深入剖析和比较这两种产业集群模式,对其他省份资源再生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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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ResourceRecyclingindustrialCluster
GUotingzheng1,2DUanning1,2wUChunyou1
(1.Schoolofmanagement,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Liaoning116023,China;
2.mepKeyLaboratoryofecoindustryStudies,ChineseResearchacademyofenvironmentalSciences,Beijing100012,China)
abstractResourcerecyclingindustryisaneffectivewaytosolveproblemssuchasresourcesdepletion,energyshortage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resourerecyclingindustryinrecentyears,industrialclusterhaveemergedinsomeareas.inthisarticle,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industrialclusteratprovinciallevelusesconcentrationratioandlocationquotient.theresultsindicatethatChina’sresourcerecyclingindustryhadcharacteristicofclustersandclustardegreeCR4of2007wasresource71.15%,recyclingindustrialclustershavecomeintobeinginGuangdong,ZhejiangandHunanprovince'sandtheirlocationquotientvaluesin2007were1.781,1.987,8.491respectively.meanwhile,someprovinceshaveembryonicclusterfeaturessuchasChongqing,Hubei,tianjin,Jiangsu,andShanghai.theseresourcerecyclingindustrialclustercasesinprocincesabovecanbehelpfulfor
exploringthedevelopmentmodelofresourcerecyclingindustryfromtheindustrialclustersperspective.Furthermore,duringthecourseoffurtheranalysisandverificationindustrialclusterof
Guangdong,ZhejiangandHunanprovinces.wefindthatGuangdongclustermodeandZhejiangclustermodeisdifferentwithHunanclustermode.theformertwo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3
电厂建设项目具有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并且投资规模相对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之前，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以保证在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和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加强对电厂建设项目市场、财务、风险等方面的研究，利用科学的预测数据，引导投资者更理性地进行消费。
1.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特点
1.1投资周期长
电力行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1]。投资项目周期包括前期准备、实施、终结三个阶段，回收时间较长，并且在投资过程中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多，具有投资额较大、投资周期较长的特点。
1.2资金来源多样化
目前我国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除了国家预算资金外，还有银行贷款、利用外资、企业自有资金等，其中，商业银行贷款是现阶段电厂建设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
1.3不可逆转性
电厂建设项目的投资具有不可逆转性，在完成投资后，就很难再对项目的地点等进行变动。因此，投资者在投资之前，需要对电厂建设项目候选地的水文地质、资源储备、交通运输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在确定建设地点后，对项目进行合理布局。
1.4保值增值
随着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用电需求日益增长，近年来，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甚至出现了电荒的情况，因此，电力资源的供不应求也使其具有了保值增值的优势。
2.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2.1市场可行性分析
在投资者进行电厂建设项目市场可行性分析时，主要需要对电力市场环境、需求情况、竞争情况、政府宏观政策、具体区位等进行分析。
充分了解电力市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例如影响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的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消费者因素、竞争企业因素等。认真考察现阶段市场需求情况，通常消费者的需求会随着项目价格的变化而产生变动，电价上涨，消费者需求量下降，电价下降，消费者需求量反而上升，因此，再进行投资前，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做出科学的论证。目前，电力市场竞争激烈，按照竞争的形式，可以划分成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两种，主要是从所获利润和项目方案的差异性两方面进行竞争，应对这一方面进行合理分析，判断项目的优势和投资可行性。同时对电力相关的政府宏观政策进行了解，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合理运用。
加强对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环境的分析。由于电厂建设项目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因此，需要注重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分析，例如投资地点的地质水文、距主要公路的远近、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同时也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如通讯、排污、交通等。人口数量与其消费市场有着直接影响，经济集聚程度对消费者用电需求也有一定作用，因此，在投资前也应对这些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
对电力建设项目投资市场区位进行分析。我国市场广大，但是分布并不协调，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规划者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合理规划，是区域竞争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能源战略等因素进行全面考虑，使投资者能够正确的选择区位投资项目，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尽可能的实现投资优势的回收。
2.2财务可行性分析
对电厂建设项目投资成本进行分析。电厂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及土地资源[2]。投资者应根据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的特点，合理选择投资建设区域，基本需要考虑的成本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前期工程费用、火电项目能源费用、配套公共设施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公共基础设施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对电厂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进行分析。电厂建设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资本金、企业自筹资金、借贷资金。资本金主要是指总投资中投资者提供的资金，国家要求，所有的经营项目建设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本金。企业自筹资金主要是企业通过折旧、前年度结余等所获得资金。借贷资金主要是从金融市场借入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和债券融资，在电厂建设项目投资中，主要的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另外，企业自有资金、开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也是资金获取的重要方式。
2.3风险可行性分析
电力市场是不同于其他期货市场的特殊复杂市场[3]。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之前除了需要对其进行经济评价外，还需对其抗风险能力进行分析。
电厂建设项目的风险主要分为财务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政策风险。财务风险是指在项目进行融资后，负债经营产生的风险。电厂建设项目需要庞大的资金量，因此，资金十分欠缺，需要通过贷款等形式进行补足，再利用财务杠杆作用扩大投资收益。当收益超过借入资本，则会增加股本收益，一旦出现收益小于借款利息时，杠杆效益产生消极影响，使企业产生额外损失，出现财务风险。
市场风险是由于消费者偏好变化、市场供求变化产生的风险。任何投资项目都离不开市场，一旦市场中的要素发生变动，就会对项目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尤其是销售市场、资金市场等的变化，还会使企业经受除预期收益外的损失。
政策风险是指国家或地方关于电力相关政策变化所产生的风险，例如土地政策、投资限制、税收政策等。电厂建设项目投资周期长，政策的变化必将会对国内外投资群体产生较大影响。
面对这些风险，在投资过程中，应对电厂建设中的主要投资风险进行准确识别，并寻找适当的规避策略。对于一些内部风险，如消费者信用、工程建设、合作伙伴信用等，通常可以进行控制和转移。对于一些外部风险，如产品销售、汇率变动、环境保护等，可以利用商业合同等方式转移出去。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再生资源回收；科学管理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0-0039-01
0引言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已初步形成以物资回收公司为主体、基本覆盖全区的回收体系，但是其废旧再生资源回收与再利用还存在着较多问题。由于旧的管理体系不能适应市场运行机制的要求，而新的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朝阳区的资源再生产业长期处在一种无序管理和无序竞争的状态下，市场结构呈现出小、散、乱、杂的局面，资源浪费严重，产生了严重的二次污染。
北京朝阳区作为北京主要商务区，合理构建再生资源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关系到再生资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朝阳区废旧资源再生产业健康发展，保证产业链能够正常有序的运转，本文建立能够适应和保证朝阳区再生资源产业链健康运转的综合管理体系，从四个角度为北京市朝阳区废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事业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1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废旧物资主要有废旧纸张，废塑料，废旧电器，木材，轮胎，玻璃，各类杂品，年再生资源回收量约80万吨。朝阳区共有废旧回收网点800多个，覆盖率达到93.5%，城乡结合部地区共有各类废品回收集散市场40余处，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但因缺乏统一管理和规范建设，整体发展层次不高，规范化建设的回收亭仅占20%，多数还是以临时摊位和流动摊贩为主。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体系主要涉及收集、储存、运输、处理4个环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废品回收集散市场亟待整顿和规范；其次，前端回收网络缺乏统一规范管理；再次，回收行业整体发展处于低谷期。更好地利用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提高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正确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北京市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思路研究
2.1回收利用网络和路径方面
对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路径进行合理设计和流程再造，在朝阳区每个街道选址3-5个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满足居民废品交售要求，促进无序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尽快退出城市道路公共空间；在不具备建设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的地方，应当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原有无序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升级改造；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收集的废旧物品，经过分拣分类将使用再生资源专用车直接运送到利用厂家，不再运往本市回收市场，以促进北京市废品回收市场外迁或取缔、人口疏解。封闭式再生资源回收站定期开展环保、资源回收利用宣传活动，定期对回收人员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水平，消除缺金短两、偷盗、破坏市政设施、收脏销赃等隐患，引导广大社区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2财政金融方面
（1）政府采购和投资支持。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同有关部门制定政府采购目录时，应优先考虑列入经认定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印有环保局统一制定的标识的产品。北京市朝阳区应当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政策扶持，将再生资源回收作为公共事业进行投资，可以要求受政府投资的企业每年将利润的一部分交给朝阳区政府。还可以吸收和引导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再生资源行业。
（2）税收政策和贷款优惠。
建立完整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免税减税退税机制，可以对朝阳区部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实行免税制，用低税率减轻企业压力。对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银行应当从利率、期限等多个方面提供优惠。银行可以从期限上给予优惠，延长还款年限。
（3）专项基金。
政府每年从财政中拨出一定资金用于成立“再生资源回收”财政专项基金，防止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风险。建立“废旧资源回收”基金，基金用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希望工程事业；另一部分用于防范金融风险，同财政专项基金共同作用。
2.3相应法规设计方面
（1）生产责任制。
北京市应以国家法律为基础，要求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时考虑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同时使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共同承担起产品回收、再生、处置的责任。
（2）抵押金返还制。
通过对每户收取一定的费用，该制度通过收取押金使不回收再生资源的行为付出丧失押金的代价，从而以经济利益驱使居民将再生资源交回制定部门，达到回收再生资源的目的。
（3）绿色采购和清洁生产制度。
通过政府庞大的采购力量，优先购买对环境影响较少的环境标志产品，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推动国家循环经济及其具体措施的落实。朝阳区政府应鼓励企业将清洁生产运用于制造过程，这样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而且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符合绿色标准，有利于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利用，提高回收利用率。
（4）其他针对性措施。
在朝阳区实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手机回收送话费政策；电池“以多换一”政策；学校旧书回收；塑料瓶换矿泉水活动等措施，通过这些鼓励性措施，为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法规设计起到补充作用。
2.4宣传教育方面
朝阳区环保局可以鼓励志愿者活动，在社区进行宣传活动。对于中小学，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应将循环经济和再生资源回收的相关知识纳入课程范畴。朝阳区商务委员会每年举办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为主题的活动周，举办“再生资源回收”主题公益晚会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影响力。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拓宽其下设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处的职能，将再生资源回收情况、废旧排放情况与企业信用挂钩，进而对企业形成更有约束力的监管。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应当在电视或流动媒体上插播公益广告，引导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废旧资源回收，唤醒公众的责任感。
3总结
北京市朝阳区应当以建设“人文朝阳、科技朝阳、绿色朝阳”为目标，加大力度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本文通过从政策机制、规划设计、技术管理和实际操作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建立能够适应和保证再生资源产业链健康运转的综合管理体系，为朝阳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事业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促进污染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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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爱兰.中外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比较与中国的推进策略[J].资源科学，2006，（9）：108-113.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虚拟经济；价值创造；金融监管
abstract：thispaperisbasedonmarxistlaborvaluetheoryandresearchesthedifferenteffectofrealeconomyandfictitiouseconomy.itanalyzesthereasonswhyfictitiouseconomydoesn’tcreatevalue，andthesourceoffictitiouseconomy.then，thispaperpointsoutthatfinanceshouldcomplywithrealeconomyandfinancialinstitutions，andbeguidedbyfinancialsupervisiontoserverealeconomydevelopment.
Keywords：fictitiouseconomy，valuecreation，financial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3-0049-04
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让虚拟经济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话题。总理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始终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使经济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随后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重申，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坚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协调，其本质在于二者在社会价值创造中作用的不同。从理论上分析和探究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对虚拟经济本质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对虚拟经济的监管工作。本文将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入手，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以及虚拟经济的价值来源及其特点，提出金融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价值理论以及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
价值的创造是社会福利增进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提升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将劳动划分为两个方面，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具体劳动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把生产资料中包含的物化劳动转移到新商品之中；同时作为抽象劳动又把新的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因此，商品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形成过程，而且是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将价值的增殖过程即价值增殖链用如下形式表示：
其中，G、G'分别表示度量价值的货币量，w为以货币购买的作为生产要素的商品，包括生产资料pm及劳动力a，p为生产过程，w'为投入生产过程并生产出来的新商品。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企业用价值为G的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同等价值量的生产要素w，经过企业组织生产，生产出包含新价值量的商品w'，新商品经过市场上的售卖，获得以货币量G'的新的价值量。整个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增殖量ΔG=G'―G。其中，G包括企业购买生产资料pm所支付的费用c和使用劳动a所支付的费用v，即G=c+v。生产结束并实现了产品的售卖后，新的价值量G'=c+v+m，其中c、v是生产要素价值的转移，m为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增殖部分。以上的价值增殖过程也是实体经济的价值增殖过程。
二、虚拟经济及虚拟经济参与价值增殖过程
（一）虚拟经济的本质
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当前，虚拟经济的循环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先通过交换，把钱换为借据、股票、债券等；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交换把借据、股票、债券再变回钱，直接以钱生钱。虚拟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投机，通过实施投机，获取收益的增加。那么虚拟经济的收益来源于何处？关于虚拟经济体是否创造价值，关键是要在明确虚拟经济准确含义的基础上，分析虚拟经济体在价值增值链中的所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
（二）虚拟经济在价值增殖链中所处的位置
在价值增殖过程即价值增殖链中，价值的创造表现为经过生产，价值链中购入的生产要素w与新生产的商品w'不同，最终体现在以货币形式计价的G与G'的不同，即ΔG的形成。ΔG即为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增殖量。下面，我们根据价值增殖链各个环节来分析以金融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这个价值创造链中的位置。
1.筹资阶段G。G是企业用于购买生产要素w的货币资本，其中包含企业原始积累的自有资本，以及从金融系统中融到的借贷资本。在筹资阶段，虚拟经济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及其投资量。这是虚拟经济参与价值创造的起点。
2.购买生产要素阶段G―w。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是企业利用货币资本购置生产要素w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本形态的转化，是由货币资本转换为生产资本的过程。而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则是生产要素获得报酬的过程（虽然工人工资并不一定在每个生产之初即获得支付，但将按此分析并不影响结果），货币资本G此时被物化的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以报酬的形式分割，货币资本在这一轮的价值增殖过程的使命也就此终结，下一个阶段即为生产资本开始执行职能的过程。
3.生产阶段w…p…w'。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使用和生产资料的消耗，新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新的商品和原来买进来的商品相比，不仅使用价值形态不同，而且价值量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价值增殖。这个过程虽然存在价值增殖，但没有虚拟经济的影子，虚拟经济没有参与价值增殖。
4.售卖阶段w'―G'。这个阶段以等价交换为原则，是新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资本由商品资本回归货币资本的阶段。这个阶段也仅仅是实现资本形态的转变，资本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虚拟经济不创造价值，它仅仅是以借贷资本的形态参与价值增殖，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中，借贷资本都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实现了资本形态的转变，当实现了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变后，价值增殖过程就脱离了与借贷资本的任何联系，借贷资本在本轮价值增殖中的任务就此终结，等待下一个经济轮回的到来。
上面的分析仅仅是针对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借贷资本，实现企业融资需求的简单过程，这并不是虚拟经济的全部形态。虚拟经济的其他形态是否会创造价值呢？下面借助成思危对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的论述，我们来分析这些形态的虚拟经济获得收益的过程，以此来分析其价值源泉。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及虚拟经济参与价值分配的过程
（一）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
成思危把虚拟经济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头的闲置货币成为生息资本。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例如，甲向有闲钱的乙借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约定到期后甲向乙还本付息。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雏形，它通过借还循环运动而取得增值。这时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
第二阶段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个人之间的借贷发展到银行和有价证券。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中介的银行出现了。人们把闲置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以用手中的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有价证券就是虚拟资本。
第三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形成了虚拟资本进行交换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进而由股票、债券逐步发展到期货交易。早期的虚拟资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流动性，从而妨碍了闲置货币向生息资本的转化。有价证券市场化以后就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进行跨国交易，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等债务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市场上发行利率固定的债券，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的交易陆续出现了期货交易方式，1973年还出现了期权交易。
第五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之间的依存程度大大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逐渐增大；同时，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以上三个因素促进了各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可以说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
（二）虚拟经济参与价值分配的过程
根据成思危对虚拟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总体而言，按照虚拟资本的运动反映的虚拟经济活动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虚拟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参与实体经济的价值增值过程（无论是个人向企业直接提供资本还是集中在中介机构向企业提供资本），虚拟资本没有被再交易，这个阶段包含成思危先生划分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我们把这个阶段简称为虚拟资本作为借贷资本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虚拟资本以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后，又将虚拟资本载体投放至虚拟资本市场中进行再交易，这个过程包含成思危先生划分的第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把这个阶段简称为虚拟资本市场化阶段。这个阶段虚拟资本被不断交易的原因是虚拟资本隐含的预期价值可以为投资带来收益。这样的分解过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虚拟资本收益的来源。
1.虚拟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收益来源。虚拟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参与生产，其收益来源是企业使用资本所要支付的利息。其获取收益的过程可以如下图所示：
假设企业购买生产要素的货币资本由G1和G2两部分组成，其中G1为企业自有资本，G2为企业获得的借贷资本。经过生产形成的新的价值G'可以分为三部分G1'、G2'、G3'，其中，G1'用于支付企业自有资本G1的本息，G2'用于支付借贷资本G2的本息，G3'是价值增殖在支付完各项费用的剩余，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是社会福利增加的体现。通过这种分解，借贷资本的收益可以直观地表示为实体经济价值增值在虚拟经济中的再分配。同时，借贷资本收益的获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投资不能马上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而是在实体经济生产的产品完成了商品售卖后，才可以获得收益。这是借贷资本的高风险的本源。
2.虚拟资本市场化后的收益来源。虚拟资本作为借贷资本收益的来源是虚拟资本市场化收益来源的基础。在虚拟资本市场化阶段，借贷资本在参与了实体经济购买生产要素之后而未获取收益之前，将虚拟资本在虚拟经济市场中进行包装出售。这种交易实现的原因，源于购买者对虚拟资本预期收益的评估，当虚拟资本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现期成本时交易发生。假如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市场信息完全，虚拟资本本身的预期收益p=G2'―G2是明确或者说基本确定，那么虚拟经济市场中各个交易对象最后获得的收益只能是p的一部分，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最终获得了全部收益p。那么，在这样的市场中必然不会有泡沫的出现。
但市场总是不完美的。一方面信息不完全，每个交易对象无法准确获取所交易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本源为多少，而且经过若干手交易后，虚拟资本本身参与的经济活动也不一定为交易者所熟悉，这样，就必须借助于第三方的评估。如果第三方的评估是不准确或者是有意歪曲的，那么必然会导致经过若干手交易以后，最后一手的成本必然会远远大于虚拟资本本身的收益p，这就是虚拟经济的泡沫。另一方面是虚拟资本收益p的不确定性。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虚拟资本收益具有滞后性，虚拟资本收益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生产的w'是否为社会所需要或供不应求。当经济处于平稳上升阶段时，社会的普遍预期是经济会不断发展，需求会不断扩大。在这个预期的指导下，虚拟资本经过市场共同的向好预期的鼓动，其市场交易最后一手所支付的成本必然大于虚拟资本的收益p。这样也会造成虚拟经济泡沫的出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虚拟资本无论是以借贷资本出现，还是实现了市场化、证券化，其价值的源泉还是在于其作为借贷资本参与生产所获得的利息，依然是来源于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价值在虚拟经济中的再分配，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虚拟经济不创造价值，虚拟经济得到的收益源于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在虚拟经济中的再分配。这是虚拟经济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实体经济的基础。
第二，虚拟经济的收益补偿具有滞后性。由于实体经济创造价值量的大小具有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虚拟经济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实体经济欠收绝收，虚拟经济必然会受到连带。这是虚拟经济风险产生的根源。
第三，虚拟经济泡沫的出现源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
（二）政策建议
金融作为虚拟经济的主体，要始终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生存大计。当前是国家“十二五”规划起步之际，经济转型势在必然。金融机构是否有效参与“十二五”规划以及区域性经济政策规划的落实，关系到今后一段时间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壮大。金融监管部门应将引导被监管机构服务和服从于实体经济建设为监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厘清监管思路，将短期内防范风险、落实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与长期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监管目标相结合，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加强。同时，要加强信息透明度建设。透明度建设不仅是预防虚拟经济泡沫化、克服信息不完全给金融机构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的手段，也为金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信息支持。
参考文献：
[1].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oL].（2008-10-25）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外部性；资源税；矿业权；和谐社会；煤炭财税政策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着8%—10%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我国是用能源供应翻一番来保证GDp翻两番目标实现的；2003年，我国占全球的GDp和出口总额约为4%和6%，但却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27%的钢材、20%的铝和30%的铁矿石。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而且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深层次理解，和谐社会必然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应该将节约的理念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依据自然资源的特点，进行适时、适量、适度的开采和使用。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从资源开采的源头入手，利用经济学原理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和谐社会背景下，如何提高煤炭资源在生产领域的利用效率进行研究。
一、煤炭开采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煤炭生产一直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悖论，一方面从资源供给上看，我国的人均煤炭占有量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煤炭生产仍然处于十分粗放的状态，掠夺式开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等现象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的通病。据测算，我国煤炭资源的平均回采率仅为30%，相当于采1吨扔2吨，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上述现象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在成本核算、市场影响和产权模糊等因素的约束下，产生了生产的外部性，煤炭资源开采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无形中助长了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导致资源在开采阶段的惊人浪费，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1.我国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
在由梅森(marson.e)、贝恩(Bain.J)等学者创立的哈佛学派中，“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奠定了现代产业组织学的基础，按照这个分析范式，市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从市场结构上看，集中度指数的高低反映了产业内企业规模的不对称程度和企业间的垄断竞争关系，如果有限数目的企业控制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则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结构；如果同样数量的拥有最大市场的企业只能控制很小比例的市场份额，则市场结构是集中度较低的垄断竞争或自由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煤矿发展迅速，煤炭生产由国有重点煤矿为主逐步转向国有重点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企业煤矿三分天下，最终演变为乡镇煤矿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成为煤炭供应的主力军。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重点煤矿和2300多家乡镇小煤矿，据调查，2004年全国煤炭企业产量前8名的企业生产总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19.96%，而美国的煤炭生产企业只有200家，前8名企业在全行业的产量却在45%以上。因此，从市场集中度可以看出，我国的煤炭采选业非常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其重要特征是产品的品牌效应弱，价格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占有显著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对整个产业具有重大影响。
2.煤炭企业的生产短期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假定煤炭生产的边际企业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分别为mC和mSC，由于生产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是负效应，故边际企业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mCQ*，说明煤炭企业存在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掠夺性开采的动力因素，显然社会资源没有达到帕累托（pareto）最优状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3.煤炭供需关系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
在供需关系上，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应我国煤炭生产的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统一安排配置各煤矿的产量，各煤矿按照计划数量进行生产，并按照需求计划统一调拨分配至社会经济各领域。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逐步放宽对煤炭生产的控制，假定在市场化初期，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市场均衡位于e点(p1，Q1)（如图1所示）。在这一阶段，由于煤炭开采的边际企业成本（mC）低于边际社会成本（mSC），煤炭供应规模扩张，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由S1右移至S2，最终市场均衡位于F点(p2，Q2)。整个煤炭市场处于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时期，其中地方乡镇小煤矿的产量增幅很快，它们与国有大矿争资源、争市场，煤炭价格逐年降低，很多煤炭企业陷入亏损的境地，特别是国有大矿由于社会负担沉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纷纷破产倒闭。这也是我国20世纪后10年，煤炭企业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增加对资源的使用，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存在的浪费现象，进一步刺激资源消费的增加。煤炭行业的需求曲线由D1右移至D2，最终市场均衡位于H点(p3，Q3)，p3>p2，Q3>Q2。呈现煤炭生产供不应求，价格攀升的现象，这又激发了煤炭企业的新一轮超规模开采、掠夺性开发，许多已经关闭的小煤矿死灰复燃，导致安全事故频发。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煤炭开采外部性的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煤炭供应规模急剧扩张，导致我国煤炭市场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煤炭价格不断下跌，煤炭生产企业在损害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入了困境。从21世纪初开始，由于世界能源供需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包括出口在内，呈现产销两旺的态势，煤炭价格走高，煤炭资源供不应求，但在繁荣背后仍然难以掩盖危机，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煤炭企业掠夺性开采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甚至愈演愈烈，煤矿安全事故增多，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回采率过低，不仅不符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而且还会影响到我国长期的能源战略安全。
4.国外煤炭资源税费制度借鉴
在西方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历史长，矿产资源所有权以及矿产资源财产权制度建立较早。其中，与矿产资源所有人和矿业权人有关的资源税费包含权力金（Royalty）、资源租金税（Resourcerentaltax）、固定费（mineralfixedfee）、红利（Bonus）、资源耗竭补贴(depletionallowance)等[5-6]，我国煤炭资源税费和西方国家的资源税费制度比较，如表1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西方国家的煤炭税费制度从矿业权出让（转让）、绝对地租（权力金）和级差地租（资源租金税）的收取，以及资源补偿机制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基本上保证了煤炭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与国外相比存在以下不足：（1）资源税费设计未遵循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费率和税额偏低，无法遏制“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短期行为。（2）矿业权作为一种他物权没有人格化，轻易取得的资源往往不懂得珍惜，资源浪费严重。（3）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各项税费之间缺乏协同和调节作用。
煤炭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使经济体系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所述，“假定多个人和生产者都是利己的价格接受者，倘若恰当的一次总税负和转让施加于个人和企业，几乎任何帕累托最优均衡都能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从中可知，征税和一次性转嫁的方法就是政府以强制手段实施，基于市场机制的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方法，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损失，恢复帕累托最优。
二、煤炭资源税与和谐社会构建
利用西方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和行业市场均衡的分析手段，对煤炭资源税和矿业权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1.厂商和行业供给曲线分析
按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原则，假定对煤炭企业按所生产的单位产品征收某一固定数量的从量税——资源税，单位税额为t，图2显示征收资源税前后，企业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以及行业的供给曲线的变化。
假定在所讨论的期间内，市场需求不变。征税前，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为SS0，需求曲线为D，市场价格为p0。税前厂商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分别为aC和mC，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在F（p0，Qi0）点，均衡产量是Qi0。征税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分别提高到mCt和aCt。由于行业供给曲线由厂商供给曲线叠加而成，厂商作出的最初反应是将产量降至边际收益（p0）与边际成本（mCt）相等的点Qi1。厂商产量的减少将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供给减少，供给曲线由SS0左移到SS1，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e1点，形成新的市场均衡价格p1。按照新的市场均衡价格，煤炭厂商利润最大化点在K（p1，Qi2）点。因此，从短期均衡看，征收资源税后，煤炭厂商和煤炭行业的均衡产量都下降了。
从长期均衡来看，由于征收资源税，部分按价格p1生产的厂商将发生亏损，并退出煤炭行业，行业内的厂商数量减少，市场供给曲线将在SS1的基础上进一步左移，整个行业的产量降低，价格提高。维持生产的煤炭厂商将在价格调整至与长期平均成本（LaCt）相等时，达到长期的稳定均衡。
2.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资源税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的改革探索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征收资源税后煤炭产品供应量下降，价格提高，既可以体现煤炭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又有利于鼓励并促进人们节约资源，提高煤炭资源使用效率。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仍存在一些不尽如意之处，为构建和谐社会，本文对煤炭资源税的配套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现行的煤炭资源税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国家虽然在2005—2006年提高了12个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额，但仍低于近两年的煤炭价格上涨幅度，煤炭开采中的暴利现象仍然存在。如，山西省重点煤矿吨煤平均售价由2003年165元/吨，上涨到2006年3月份317元/吨，涨幅92.1%；而国家税务总局调整后山西煤炭的资源税税额为3.2元/吨，仅占煤炭价格的1%。由图2可知，如果资源税单位税额与价格相比微不足道，煤炭企业对资源税额上调的反映就不会敏感，税收的调控作用有限，无法遏制煤炭企业的无序生产和恶性竞争。本文认为，在资源税的改革上应体现系统性和配套性，一是煤炭资源税费的改革应具有系统性，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权力金为主的资源税费制度，从而体现国家对绝对地租的所有权，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只能反映劣等煤炭资源与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从长期来看，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应通过资源税参与煤炭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收归国家所有，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的状况，如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资源税，实行税费合一等；同时，资源税还要能够调节煤炭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将级差地租Ⅰ的部分（指因资源自然条件好、运输条件好而形成的）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条件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二是煤炭资源税费改革与增值税、所得税改革的配套性，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煤炭增值税税率13%，不予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而煤炭工业位于产业链的前端（在国外列入初级产业），外购资产中原材料所占比重小，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大，因而可抵扣的购进额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20%左右，远远低于一般工业产品70%左右的比重，课税过重，不利于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资源税的改革必须与增值税、甚至所得税的改革同步进行，在探索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降低煤炭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同时，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保证煤炭企业整体税负的平衡。
其次，现行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没有起到促进资源节约的作用。在计税依据上，既没有区分某一矿山的富、贫矿段，也没有考虑某一矿体开采的时间阶段，开采1吨富矿与1吨贫矿，1吨难采储量和1吨易采储量缴纳同样的资源税，无法从源头上遏止煤炭企业“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短期行为。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税从量计征，可以作为计税依据的“量”有储量、产量、销量三种，理想的资源税应以储量为计税依据，即按照煤炭资源已探明的地质储量的动用量计税。这样，开采企业如能节约利用资源，等量的资源储量消耗可以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单位产品负担的税额也就相对较少，可以相应得到较多的利润，这就能促使企业节约、有效地利用资源。但是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不易操作，难度很大，不仅要求对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勘探准确无误，而且要求有很高的征管技术水平，但其确是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的改革方向。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最符合资源税立法精神的计税方法，应该是在按照储量计征的基础上，以从量差额计征，将单位税额与回采率挂钩，通过制定完善煤炭资源开采技术标准，将资源储量与实际的开采量挂钩，对回采率高的煤炭企业给予降低税率等优惠待遇；反之，实行惩罚性税率，直至其亏损破产，退出行业市场。
三、煤炭矿业权与和谐社会构建
1.厂商和行业供给曲线分析
矿业权的出让与税收不同，它相当于一次性转嫁的总付税，不随产量或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是对煤炭企业征收的一笔固定费用，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
采取矿业权出让的方式获取采矿权，厂商的边际成本mC保持不变，而平均成本由aC提高到aCt，厂商对一次性征收总付税的最初反映仍旧是生产Qi0的产量（如图3所示），因为在这一点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如果征收一次性总付税后每个厂商都能够弥补平均变动成本，则行业市场供应量维持Q0的水平不变。如果某些煤炭厂商因征税后不能弥补其平均变动成本而停产，则行业市场的供应量将低于Q0，这是短期均衡的情况。
长期来看，由于部分煤炭厂商不能弥补亏损，退出该行业，市场供给将减少，行业供应曲线由SS0左移至SS1，最终整个行业的均衡点在e1（p1，Q1）。而煤炭厂商的均衡点在B（p1，Qi1），形成新的市场均衡价格（p1），它能够弥补留在该行业内的厂商因征税而增加的长期平均成本。因此，煤炭矿业权有偿出让导致市场均衡价格提高了，留在行业内的厂商的产出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部分厂商的退出，导致整个行业的产量减少。另外，采取出让方式获得矿业权，厂商总的固定费用增加，平均成本增加，从产业组织上看，大的煤炭厂商由于规模经济因素，更容易生存下来，小的煤炭厂商逐步被淘汰，有利于提高整个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2.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矿产资源的的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矿业权，后者又细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都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市场经济下，为使矿产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于矿业的勘探与开发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技能的工作，由国家或所有权人亲自行使探矿、采矿的职能是低效率的，所以，一般实行所有权与矿业权分离。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14万个矿业企业中90%以上的采矿权仍然是无偿取得的，而拥有采矿权的主体与实际生产经营者也不是统一的，80%的地方国有煤矿持有采矿权许可证，而投资及生产经营者是民营企业甚至自然人。我国矿业权的制度安排起步较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通过合理的产权安排提高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合理评估矿业权的价值。矿产资源的价值归属与补偿，使得资源使用者能够获得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从而在当期和远期的开采效用中做出理性选择。矿产资源的总价值是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和环境价值（environmentalvalue）的总和，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推行，后两种价值会越来越大。在我国，按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评估的相关规定，采矿权的价值是以矿产资源储量为参数，确定的矿产资源在投资开发后每年获得的总收入，扣除了各种投资成本及税费和合理的收益之后剩余的部分的现值之和。可见现行的采矿权价值不包括矿产资源的后两种价值，是以部分价值取代了全部价值，特别是协议出让的采矿权，从理论上就造成了矿产资源价值的缺失，由图3可知，由于采矿权无偿或低价获得，煤炭生产企业需要摊销的固定费用少，进入壁垒偏低，这是民营矿山、个体矿山与国营矿山之间长期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煤炭资源矿业权评估时，必须选择科学的方法，对其各种价值予以充分考虑，并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以反映煤炭开采企业真正的资源成本，增加成本约束的作用，促进其走上集约生产的道路。
其次，完善矿业权二级市场。国际上矿业权流转制度总的特点是：一级市场是矿业权流转的初始交易，由国家垄断，出让的原则主要是权力和义务一致，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二级市场是矿业权的再交易，由矿业权的受让人再行转让，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矿业法规主要是调整资源所有权人、矿业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收回煤炭资源一级探矿权，有利于资源的长远规划，而矿产资源的隐蔽性，决定了勘查投资的风险性(包括市场风险和资源风险)，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设置矿业权，并以探矿权有偿转让为基础，国家可以将探矿的风险转移到矿业权主体的身上，配之以高收入（包括优先获得采矿权等）作为回报，实现了风险与收益的一致；采矿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是矿产资源的使用权，采矿权的有偿转让也十分必要，把矿产资源当作国家一项特殊资产，以一定的程序和合法形式通过评估价值出让给业主，在保留国家名义资源所有者身份基础上，使业主获得实质意义上的开采权，还有变卖本块段“资源”的资产的处分权。也就是矿业权由国家流转给业主、业主还可以再次流转。只有如此，业主会才会放心地按需投入、合理规划、合理开发。
最后，公平分配资源租金。自然资源的价值（租金）获得市场实现后，将由所有者、使用者、各级政府和当地居民共同分享[8]。所有者分享租金的权力来自于对自然资源法定所有权，是对其部分让渡自然资源产权的机会成本的补偿。使用者通过与所有者签约获得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使用、收益、处置权，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以利润的形式分享租值。各级政府则通过征税分享租值，假如政府同时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它还可以依据所有权收取租金。如果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提高，则提高的收入可以看作是当地居民从中分享的部分资源租金。并非所有的租值都能实现，由于各种制度性因素，在自然资源使用和租金分配的各个环节，租金消散（Rentdissipation）的现象极为常见[11]，这一点恰恰是需要国家在煤炭税费改革中统筹考虑的。因此，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在中央、地方、矿业集团和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理分享资源收益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包括使各级政府在资源租值的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实施财政资助、耗竭补贴政策鼓励矿业集团寻找新矿体，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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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7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定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1-0061-05
StudyontheValueCompositionandpricingmodelforRenewableenergySource
LiUYan1,YUBo1,HonGFu-yan2
（1.Schoolofmanagement,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Harbin150001,China;2.SchoolofpublicFinanceandadministration,HarbinCommerce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therenewableenergysourcehasbecometheimportantcompositionoftheenergystrategyinthedevelopedcountriesanditisalsotheimportantmethodforthelowercarboneconomicsdevelopmentinthesecounties.allthesecomefromthespecificcharacteristicsoftherenewableenergy,suchastheadvantagesofbothenvironmentandapplication.However,itisstillthestartingstagefortheapplicationoftherenewableenergyinChina.therefore,thehighercostmakesitimpossibletocompetewiththetraditionalenergyandthepricingstrategybecomesthebottleneck.Basedonthemarginalopportunitycosttheoryofsustainabledevelopingnaturalsources,thispaperconcentratesonthevaluecompositionoftherenewableenergyanddemonstratesthembythewayofthedynamicmodel,whichreflectstherelationsamongalltheenergies.thecalculatingmodelisforwardedanditimprovesthepoliciesfortherenewableenergyindustry.
Keywords:renewableenergy；valuecomposition；pricingmodel
1研究背景
当前能源发展受到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两大问题的困扰，可再生能源由于其特有的资源和环境优势，逐步成为21世纪众多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以及环境挑战，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传统的能源资源价值理论局限于讨论耗竭性能源资源的价值或价格，对可再生能源价值理论和定价方法研究涉及不多。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重新认识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值。首先，可再生能源对于耗竭性能源具有意义重大的替代作用，同时可再生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也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特别是，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补偿与激励机制，以支持它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中国虽然在能源资源的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存在大量的环境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使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1，2］。而可再生能源由于初始投资成本较高，在市场机制环境下无力与常规化石能源竞争［3］。在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方面，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些价格补贴政策，但仍然不能使可再生能源企业实现盈亏平衡，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门无法科学界定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水平。事实上，如果考虑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风电将成为一种成效显著的能源形式［4］。如何科学评价可再生能源的价值，是建立定价补偿与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也正是本文试图进行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自然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理论，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结合起来，是对传统资源经济学的一个新突破［5］。边际机会成本(marginalopportunityCost,简称moC)的概念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的，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必须放弃的其他活动的价值，包括三个部分：边际生产成本(marginalproductionCost,简称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arginalUseCost,简称mUC)和边际外部成本(marginalexternalCost,简称meC)［6］。pearce在其专著中全面阐述了边际机会成本思想［7］。章铮将pearce的理论用于自然资源的定价研究，阐述了一个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的自然资源定价的理论框架,认为自然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从理论上反映了利用一单位某种自然资源时全社会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8］。于渤、黎永亮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最优增长模型基础上，通过加入环境和资源约束，建立了一个耗竭性能源资源价值分析模型，提出能源资源价值应包括边际代际机会成本、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环境成本三部分组成［9］，比原有研究更加系统，但是对可再生能源资源价值构成未进行讨论。蒋剑勇
认为边际机会成本模型试图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把环境和自然资源直接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中，是对传统的资源与环境管理的改革［5］。李国平、华晓龙从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外部成本三个方面分析了非再生能源资源价格的构成，提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国际先进经验的非再生能源资源定价改革总体构想［10］。王生卫、肖荣阁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定价机制分析中，提出在定价模式上应把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把科学定价与依法定价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制定生态补偿的定价机制并使之得以实现［11］。张英群、何义亮建立了再生水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模型，认为再生水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moC）只包含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而边际使用者成本在开发利用合理条件下，应该等于零［12］。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的自然资源价值构成分析，将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纳入自然资源的价值构成是对传统资源经济学的一种重大修正［10］。尽管该理论主要是针对煤炭、石油等可耗竭性资源而提出的，但对于研究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值构成，建立动态分析模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2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与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模型
2.1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静态分析模型
本文认为可再生能源资源价值应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即由三个部分构成：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UC）、边际外部成本（meC），用公式表示为
p=moC=mpC+mUC+meC（1）
其中mpC为边际生产成本，是指单位新增资源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直接生产成本，指开发某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所需投入资源勘探成本、机器设备、人力、财力等；mUC为边际使用者成本，它是指用某种方式利用一个单位的某种资源时所放弃的以其他方式利用同一资源可能获取的最大纯收益，这里可理解为可再生资源由于今天的非持续利用而对未来造成的收益损失；meC为边际外部成本，由于可再生能源清洁无污染，具有环境正外部性也即外部收益，体现出外部环境价值，所以其边际外部环境成本是负值，也即meC
2.2可再生能源价值构成动态分析模型
可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必须重新识别其外部环境价值，政府通过价格补贴和税收优惠对其进行补偿，弥补市场机制不足，实现外部收益内部化；另一方面则强调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3可再生能源定价模型的应用实证分析
3.1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生产成本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边际生产成本，可以用平均增量成本(averageincrementCost，aiC)作为边际生产成本的广义替代概念。将可再生能源建设期的基建投资费用平均分摊到每年所增加的供电量上，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Z为第t年增加新增供电量；pCt为第t年增加的生产成本，包括第t年与提供新增的供电能力有关的运行成本；r为贴现率；n为工程使用寿命。
3.2可再生能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对可再生能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mUC的考察，主要是针对生物质能源，其在经济时间尺度范围内有一个自然增长率，如秸秆生物质能源。一般来说，当秸秆收获数量等于或小于其生长量，其边际使用者成本就等于零，但如果需求量大于收获量，将面临与不可再生资源类似的资源耗竭和资源跨时期配置问题，而同样具有稀缺性，其边际机会成本中同样也包括边际使用者成本［13］。例如利用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如果该项目规划范围内出现了以秸秆为原料的造纸、饲料养殖等行业，将会造成秸秆资源供应困难而使其产生经济稀缺性。随着秸秆使用量的增大，收购成本会增加。生物质发电企业将承担这部分追加的生产成本，这正是秸秆发电的使用者因秸秆资源的耗竭而使其他秸秆使用者多付出成本的补偿。将其作为mUC的替代是合理的。因此，边际使用者成本mUC的计算可以采用一种替代的方法求出，计算式如下
mUC=(C′-C)/(1+r)t
其中mUC为边际使用者成本；C′为追加的边际生产成本；C为秸秆的边际生产成本；r为贴现率；t为时间间隔。
3.3可再生能源的边际外部成本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正外部性作用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压力。然而现行阶段我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的格局短期难以扭转，并且用于发电的比例还在逐年提高，火电已成为最大的单一产业污染源。煤炭燃烧产生45%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空气中35%的悬浮颗粒物，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如果不能有效调整能源结构，环境污染会近一步加剧［14］。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形成了环境代价的节约，对于减排温室气体、保护全球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其环境价值是指减排单位量的污染物，所避免“污染经济损失”的价值量［15］。可再生能源由于具有环境正外部性即外部收益，体现出外部环境价值，所以其边际外部环境成本是负值。
可再生能源的边际外部收益即环境价值如何评价和计量，首先要确定环境价值标准，然后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减排量）就可以计算工程的环境成本（或环境价值）［16］。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可再生能源的价值构成对于揭示可再生能源价格扭曲问题，实现可再生能源合理定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对可再生能源价值的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建立动态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可再生能源价值的三个构成要素包括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环境成本，完善了可再生能源价值与定价理论模型。由于现实中的能源市场价格失真，外部成本、外部收益无法内部化，所以需要采取行政干预措施，以弥补市场失灵。国家虽已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但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还有待完善，在财政、税收、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亟待加强。因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科学评价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并以此为参考依据提高价格补贴水平，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充分体现边际机会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破解价格瓶颈问题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制约，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是针对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领域加大技术研发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对设备制造企业给予税收返还和财政资金支持，有助于加快技术升级和降低设备造价，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绩效；
三是对常规火电等可耗竭能源的使用征收资源税、碳税和能源税，税收资金可作为补贴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使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电价形成联动关系，从整体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政府通过建立这种联动机制，支持可再生能源加快对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进程，为全面建立清洁和稳定供应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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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8
本文尝试在泽兰尼（Szelenyi）的制度主义社会不平等观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姑且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这一制度主义的新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一组命题；（2）以上述动力基础为依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所作的阶层划分。
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呈现这一理论建构的策略、主要内容和基本解释逻辑：（1）剖析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在解释当前中国分层机制时的局限，以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2）如何将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市场能力、租金概念，扩展制度主义的分层观；（3）揭示产权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类型里是如何决定人们的阶层地位的；（4）形成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及分层结构的认识。
一、对泽兰尼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扩展
在《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纲要》一文中，泽兰尼对自己1970年代以来就一贯坚持的社会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主张作了简明表述：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制度主义的理论纲要，用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近期历史。这一理论并不预设市场制度或再分配制度必然产生社会不平等。相反，其前提假定是，不平等是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方式的函数，是这些制度嵌入在其中的特定财产、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函数？？要而言之，我们认为，不平等由制度来解释，而制度变迁又由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争斗来解释。（Szelenyi&Kostello，1998：305）
泽兰尼的观点是在波兰尼（polanyi，1944，1957：243-270）的制度论基础上形成的。波兰尼（polanyi，1957：12-26）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总是嵌入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之中的，制度将经济过程中的诸要素安排成一个统一稳定的整体。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人类经济整合方式，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它们构成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人们经济行动的制度基础。“互惠”指对偶群体之间的交换“再分配”；指各种经济要素汇聚到一个中心然后再由中心分散开去“交换”；指在市场体制下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每一种整合方式，都分别由相应的制度来支持。互惠经济以对偶群体（如家庭）的存在为前提，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如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
泽兰尼将波兰尼的经济整合类型概念，尤其是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应用于转型经济的阶层分析，认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所谓居于统治地位的整合机制，指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的是规定着主要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方式的整合机制；相对而言，居于补偿地位的机制指对这些要素之外的一些物品或服务进行配置的机制，它具有减小主要整合机制所产生的不平等的作用。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整合方式是阶级权力的基础。如果再分配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就是再分配，无权的弱势者就会借助市场抵抗社会不平等；如果市场在资本和劳动配置中居于统治地位，无财产的弱势者则会依靠国家再分配增加自己的所得（Szelenyi&Kostello，1998）。
泽兰尼（Szelenyi&Kostello，1998）以“市场渗透”的程度，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区分了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三种社会经济类型：（1）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的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
根据他们的划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东欧、1977-1980年代的中国，都属于存在着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1980-1989年的东欧以及1985年后的中国，私有经济得以合法化，商品市场日益发达，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标志着社会主义转向了“混合经济”。1989年以后的东欧，以公有部门的全面私有化为标志，被泽兰尼看作是“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①「有关泽兰尼对这些经济类型及其分层特征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刘欣（2003）。
然而，当我们用泽兰尼的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形时，却遇到了两个问题：（1）他的制度主义类型学不能对198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类型作出明确的判断。中国的市场交易已经远远不限于消费品市场；劳动力不以再分配方式分配，形成了比较发达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虽然中国没有实行全面的私有化，但资本产权也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了多元化，资本市场日益发达。就这些特征而言，当前的中国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类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依然是一个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的。（2）他的理论也无法解释，在中国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是市场转型的受益者。当前中国的市场机制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或再分配的比重（吴敬琏，2003）。据泽兰尼的理论，在这种市场居于主导整合机制的经济里，市场应当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再分配具有平等化的效应；企业家、技术官僚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会走向社会上层，而无技术官僚是市场转型的输家。然而，已有的研究和观察（陆学艺主编，2002；孙立平，2002；李强，2004：16-41；刘欣，2005）表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都依然在生活机遇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泽兰尼的理论承自波兰尼，同样，其理论局限也源于波兰尼。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深层制度基础的分析。波兰尼在区分“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些理想类型时，着重从交换过程考虑问题（Swedberg，2003）。“实际上是不计成本的平等交换，”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是一种由国家政治权力支配的”非市场贸易“，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自由交易。不同的交易方式，导致了不同的分配结果，这是泽兰尼继承和进一步发挥的重点。
然而，这些经济整合形式得以存在的深层制度基础是什么，波兰尼没能进一步分析。泽兰尼在对转型经济类型化分析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使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再分配者为什么能够再分配，也无法回答再分配者分配的是什么。
泽兰尼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将社会主义行政精英的权力看作再分配权力，而没有注意到随着制度安排的变化所衍生出的新的权力形态。这一问题的症结也是由波兰尼留下来的。波兰尼认为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泽兰尼承续了波兰尼的思路，着重分析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权力他所理解的权力中央所享有的权力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制度渗透到再分配经济的不同程度下再分配权力和市场特权对阶层分化的作用。但是，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中央拥有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对这种权力在市场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制度安排下的表现形态，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致使他始终把权力中央授予的国家公共权力仅仅看作再分配权力，而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前中国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仍然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越地位。
笔者认为，在应用泽兰尼的制度主义的分层观分析当前中国的社会情形时，有必要澄清以下问题：再分配者为什么能够再分配？他们分配的是什么？国家公共权力①「在本文中，笔者使用了“国家权力”、“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政治权力”等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不仅管理公共事务，而且占有大量公有资产并行使产权。因此，这里使用“国家公共权力”或“公共权力”来指包括了公共事务管理和公有经济产权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指其公共事务管理权力。而当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或具有外在于私有产权特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则使用“国家权力”。与再分配权力等同吗？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扩展其理论：（1）对再分配及市场的深层制度基础进行分析；（2）区分国家公共权力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表现形态，进而考察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对阶层分化的影响。
二、制度、产权与利益分配
社会阶层概念所反映的是生活机遇的差异（weber，1978；Giddens，1973）。生活机遇指的是“在一既定社会里，个人分享由社会创造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物资’的机会”（Giddens，1973：130-131）。社会阶层所描述的是人们在资源分配上所形成的阶梯式的不平等，在这些阶梯的不同水平上，处于高位的人有较多的机会分享社会财富，而处于低位的人则只有较少或没有机会分享这些财富。
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人们分享社会财富的机会呢？承袭泽兰尼的思路，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作为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无论是理想型的“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混合经济”，其分层机制都是由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解释的。
（一）制度
人们要获得社会财富，有两条主要的途经，一是生产，二是交换（pejovich，1995）。而无论生产还是交换，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使人们之间发生这些关系时具有可预见性，人们便在交往中达成了一系列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就是制度。制度②「与制度相关的两个概念是“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前者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准则，它同“制度”具有相同的含义；后者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north，1981；林毅夫，2000）。指的是“对人们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性的安排。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加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pejovich，1995：30）。制度作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对使用资源权利的预期和分割收入流的预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uttan&Hayami，1984：204）。
（二）产权
产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所规定的是人们之间就稀有资源而发生关系时的行为规则，是“每个人就一定的物而同他人互动时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者在不遵守规范时所必须承担的成本”（pejovich，1995：65）；因而，产权也是对稀有资源占有、使用、收益权的排他性规定（Demsetz，1967）。然而，这些排他性权利的实施，又依赖于法律、道德和习俗的力量，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力量，因而，产权又离不开国家的界定和保护（north，1981，1990）。产权具有可分割的属性，可以看作一个可分割的权利束，包括对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Demsetz，1967）。产权不同于所有权，虽然二者都指对稀有资源的排他性的权利，但是前者强调的是由法律或社会规范所界定的拥有这些资源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规定；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行使这些资源的有价属性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对使用权的规定。就产权的所有者主体而言，我们可以划分出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等。
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放置到产权分析的框架里进行分析，当然也适合分析社会主义的情况（Barzel，1989）。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资产权利，无论其资产是资本、土地还是劳动力，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Barzel，1989：2）。产权制度规定着资产配置的方式，界定了产权享有者的责任和权益，因而也规定着他们的财富地位（Libecap，1998：257-279）。
（三）基本制度结构
在一既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各种各样的制度都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但是，各种制度的作用并非等量齐观，有些制度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居于整个制度结构的核心地位；有的则是派生的，居于次要地位。比如，宪法之于其他法律，就是更基础性的制度；而产权之于市场，也是一种更基础的制度。平乔维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制度基础的区分，指出了三个方面的不同：
（1）产权的性质（公有或私有）；（2）产权配置的方式（市场或行政）；（3）国家权力与产权的关系（外在或内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由生产性资产的私有产权、契约自由以及立宪（有限）的政府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则由生产性资产的国家所有制、中央计划的资源配置以及一党政治垄断构成（pejovich，1995）。
笔者进一步认为，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旦确定，资源靠市场还是行政指令配置也就随之确定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混合经济”，各自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也决定了人们的阶层地位。①「显然，笔者的这种制度分析的逻辑思路，是不同于泽兰尼理论的前提设定的。他把市场和再分配看作既定的经济整合形式，看作转型经济中机械并存的两种经济成分，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的深层制度基础。市场、再分配不过是在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的制度。分析其深层制度基础，分析这些制度安排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进而揭示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笔者在解释逻辑及其理论建构上与泽兰尼的重要区别。三、市场经济的分层机制
在理想型市场经济里，市场能力决定市场地位，进而决定阶层地位（weber，1978；Giddens，1973）。这里笔者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扩展“市场能力”概念，以使这一韦伯—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命题适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形。
韦伯的作为生活机遇的阶级概念，揭示了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之间的关系。他断言，“阶级地位最终也就是市场地位”（weber，1978：928）。韦伯的市场概念指人们之间为取得交换机会而进行的自由竞争，它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进行，且不受宗教禁忌等非理性因素的限制（weber，1978：635-636）。市场地位指一交换物与货币交换的所有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被参与者意识到的，同时，这些可能性有助于他们在价格竞争中确立地位。市场能力指物品在市场上成为交换物的可能性程度（weber，1978：82）。韦伯的基本解释逻辑是：占有不同财产、技术、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的竞争中具有不同的市场能力，因而也占有不同的市场地位，也就是阶级地位（weber，1978；刘欣，1993）。
吉登斯发展了韦伯的市场能力概念，他把马克思的财产关系放到市场机会结构中来考察，认为市场能力是以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所拥有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它“指的是个人可以带进讨价还价交涉中的任何形式的有关品性（attribute）”（Giddens，1973：103）。人们的市场能力差异，不但决定了雇主与雇工的分野，决定了人们的收入差异，还决定着人们的就业保障、晋升机会、福利等（Giddens，1973）。
笔者进一步认为，将市场能力概念奠定在产权概念的基础上，会使韦伯和吉登斯的基本观点获得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也能更好地将这一概念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层机制。
市场是产权交易的规则（Coase，1988；Swedberg，2003），是各种产权为实现其价值而进行交换的制度。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想型市场里，私有产权完整且不受政府等任何外在权力的干预，是自由市场的深层制度基础，也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获得定价并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要实现产权的自由交易，就必须清晰地界定产权，也就是对稀有资源占有、使用、收益权作出排他性的规定，与此同时，国家作为外在的角色对产权及其交易进行保护，有限的政府外在于产权交易，使产权与政治权力分离且不受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pejovich，1995）。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按要素分配，完全可以看作是按产权分配。这里，人力资本，如工人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等，都属于私有产权的范畴，他们的产权同样得到国家的保护且不受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在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上有竞价和交易的自由。
基于产权的市场能力概念，可以定义为人们在市场交换中直接或间接使用产权进行交易的能力。如果说所有权强调的是人与资产的法权关系，即人在拥有这些资产上的排他性权利，产权强调的是行使这些资产的有价属性的排他性权利，侧重的是对使用权的规定；那么，基于产权的市场能力所强调的是人们把自己所能控制的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成为交换物的可能性（weber，1978）。这样的市场能力概念是适于分析私有制下产权分割使用的情形的，也适于正是这样一种市场能力，在价格机制和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竞争中，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使得众多市场参与者因其能力大小不同而占据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能力越强的参与者，在竞价交易中越易于获得交易机会，也就是使自己所拥有的产权成为交换物，因而也有着更多的获益机会
四、中国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阶层地位的高低是同再分配权力相联系的（Szelenyi，1978）。
笔者在此把产权制度分析与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基于产权的租金概念，来扩展泽兰尼的这一基本观点，从而更清晰揭示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的制度基础，以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解释。
在具体分析中国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租金概念。“租金”指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那一部分（Buchanan，1980：3-5）。租金的产生，乃是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供给弹性不足，既可以由生产要素的自然性质所导致，也可以是由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所导致（Sorensen，2000）。
从微观过程来看，租金产生于产权的交易（Sorensen，2000；Barzel，1989）。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资产获得最大化收益，总会在生产或服务中使用自己所控制的资产，并常常要借助自己所能够控制的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要使用他人控制的资产，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即购买或租用。而他人所控制的资产的供给因其自然属性或垄断可能是有限的，这就使要租用或购买这些资产使用权的人必须付出高于这些资产的成本价的价格；而这些资产的供给者则从垄断供给中得到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租金是由阻止他人实现其所控制资源的最大收益中获得的利益，它取决于资产所有者对资产供给的控制能力，是资产收益中超过其市场竞争价格的那一部分收益（Sorensen，2000）。
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权、产权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统一体。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合而为一的特性。像吉拉斯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家权威支配下形成的，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者取得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Djilas，1957）。如果说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尼和泽兰尼所说的权力中央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话，那么，新的国家政权的维护则需要一种符合统治要求的经济制度的支持。凭借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绝对权威力量，新政府和权力精英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公有化。在城镇，国家通过没收、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国家通过合作化、化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林毅夫等，2002；董辅，1999）。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下作出的产权制度变革。
公有化的完成标志着通过暴力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国有经济资产的实际占有者。
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转变了国家对经济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权、所有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一个新的权力精英阶层之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Djilas，1957）。
在这样的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的委托—方式经营的（pejovich，1995；张维迎，1995，1999）。公有制规定了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是，这种所有制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来实现的，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所有制（Kornai，1992）。国家作为一种规定着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其自身并不能行使这些权力（north，1981，1990）。国家权力是通过一定的行动者—政府来实施的。政府作为科层组织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资产委托给他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政府和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他们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2000）。
在这种行政性的委托—关系中，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是以“非市场贸易”的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虽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也存在委托—关系，但是，私有资产的所有者即资本家，是将资本以契约方式委托给人即企业家来经营的（张维迎，1995，1999）。企业家能力以自由市场契约的方式同生产资料实现结合。在这种契约关系中，资本家依其资本特权占有相应的剩余，企业家依其市场能力（企业家能力）获得相应的回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情形下，所不同的是，企业家市场被行政任命制度所取代（周其仁，2002）。
为了防止企业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权益，国家又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剥夺了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张维迎，1995，1999），并以再分配的方式分配这些剩余，企业经营者只能通过高度集中的再分配渠道获得工资，其报酬也不是反映企业家能力的市场回报。
在这种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工人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也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的。虽然从法权上讲，每个人都享有对由国家或集体代表人民占有的各种生产资料的相同的所有权；但是，公有制下的个人，尤其是生产和服务工人，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公有资产产权行使之外的。由于公有资产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全体成员，单独的个人既没有权力决定资产如何使用，也不能索取收益（张维迎，1995）；而在几乎全部生产资料被国家占有的情形下，个人的人力资本便只能与这些被垄断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于人力资本配置是通过行政调配实现的（Kornai，1992；pejovich，1995），人力资本产权因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口粮供给（粮油关系）制度的限制而残缺，失去了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周其仁，2002）。因而，人力资本又是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的。
在国家垄断占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人力资本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实现同生产资料结合的情形下，国家便以行政方式压低人力资本价格以获取最大化剩余。如果我们将“利润”看作是在产权独立于行政权力、在市场议价机制中形成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的市场交易的结果，将“国家租金”看作是在国家以行政方式高度垄断生产资料的产权且人力资本产权残缺、以行政方式决定价格的情形下产生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在行政指令配置下的非市场贸易的结果；那么，在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情形下，国家便是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而体现着国家政治权力、产权一体化的公有资产的行政性委托—制度所授予权力精英的公共权力，则可以看作是“国家租金权力”。①「笔者最初在博士论文（刘欣，2004）中提出“国家租金权力”概念，它指的是国家凭借对公有资产产权的垄断性占有而以租金形式索取经营剩余的特权。这些权力是由各级政府官员行使的。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实际上是对国家租金的再分配。控制着这些租金权力的行政和管理精英，不但享有再分配权力，他们还是分配这些国家租金的再分配者。这些权力精英，是有自己利益动机的人。在再分配这些租金用于生活消费时，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再分配特权，通过偏向自己的分配而享有优越地位。
五、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
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可以看作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渐进过程：（1）“分权让利”过程。“分权”包括“行政分权”和“经济分权”。行政性分权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国有资产控制权限和相应收益权限的重新界定和分配（walder，1995；walder&oi，1999：1-25），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财税权、投资融资权、企业管理权（吴敬琏，2003）。
经济分权的实质，是产权控制权的重组，即与行政管理权限相应的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让利”的实质则是与产权重组相应的收益权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2）市场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是在社会主义既有权威结构下的“市场化”；是在体制外“增量改革”的诱发和推动下，体制内的“存量”经济成分由“计划轨道”经“双轨”阶段而逐渐过渡到“市场轨道”的过程（林毅夫等，2002；吴敬琏，2003；董辅，1999）。
在改革过程中，原来的公有经济的委托—模式虽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延存，它演变成了一种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的委托—关系；同时，在政治体制基本延续的情形下发育起来的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以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1）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多级委托—制度，它是国家公共权力以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获取生产剩余并在再分配这些剩余时继续以再分配权力展现自己的制度基础，同时它也是公共权力衍生成寻租能力①「“寻租能力”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里，权力精英凭借国家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或者阻碍他人从所控制资产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能力。寻租能力越强，攫取租金的机会就越多。笔者在一些经验研究中曾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过操作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寻租能力对生活机遇分配具有解释力（参见刘欣，2004，2005）。的一个制度条件；（2）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既是市场能力获得回报的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得以衍生成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前提。
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而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一）“分权让利”、委托—模式的演变与公共权力的持续和衍生
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是以“分权让利”为基本逻辑的改革（林毅夫等，2002），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高度集政权、产权、再分配权于一身的情形。伴随着国有资产产权的分解，生产经营者获得了这些资产的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支配权；而一旦这些生产要素被从行政配置方式中解放出来，它们便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契约的方式寻求市场交易，实现其市场价格和利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愈来愈大（林毅夫等，1999），并日益成为经济运行的中心（董辅，1999）。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工人的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非市场贸易”的行政配置，并有可能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而得到应有的市场价格的回报。①「walder（1995）、Xie&Hannum（1996）、Bian&Logan（1996）、Zhou（2000）、Zhao&Zhou（2002）、wu&Xie（2003）等对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的研究结论，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然而，对公有企业的“分权让利”改革，是在国家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无论是早期的“扩大企业自”的改革，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乃至1993年以来旨在进一步明晰产权并通过股份制改造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没有放弃公有资产的所有权，也即没有放弃剩余控制权（林毅夫等1999；吴敬琏，2003）。
尽管“放权让利”的初衷在于给予企业经营自和相应的收益权，然而与经济分权并行的“行政性分权”，却使原本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产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在改革中转移到了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而不是完全落实到了企业（吴敬琏，2003）。因而，在政治体制延续、国家不放弃公有经济所有权的前提下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资产以委托—方式经营的基本模式。与改革前的行政性的委托—关系不同的是，改革后的委托—关系既具有行政的性质，如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公有资产产权的、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以及产权的等；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契约性，如政府与企业之间达成的承包（租）合同等。
这种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关系，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之间的独特连接方式。
在这样的委托—模式下，中央政府通过保留对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任免权力，来保持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各级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党的组织部门等，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理由和渠道对国有资产管理产生影响（吴敬琏，2003）。政府在改革中并没有真正放弃公有经济的占有权，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并没有实现分离，因而政府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公共权力依然可以继续以租金权力的形式索取剩余，并表现为以再分配权力分配这些国家租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成分的委托—模式，仍然是国家公共权力对阶层分化持续产生影响的制度基础。
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质的委托—关系，也是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基础。这样的委托—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的委托—关系的。在私有制情形下，产权的所有者是人格化的，是自然人；而公有产权的所有者却难以人格化，充其量只能使公有产权的代表人格化。在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具体企业管理者这个多级委托—的等级体系里，除了最终委托人的全体人民和最终人的具体经营经理外，每一中间成员都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对上级来说他是人，对下级来说他又是委托人（张维迎，1995）。在这样的委托—关系中，各级官员，包括由这些官员任命的国有资产代表和经营人员，虽然是实际的公有产权的控制者，却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才是真正的所有者。
于是，在每一层次的委托—关系中，都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的情形；而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形下，委托人并不会像私有产权的所有者那样积极监督人，因为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官员本身，并不能从监督中直接获得利益，他们缺乏对人的监督激励；同时，由于终极所有者缺位，谁来约束事实上的委托人即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也成了一个问题（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2000）。
这样一来，尽管各级行政官员作为委托人享有选择和监督人的权力，但由于终极所有权并不归这些人所有，他们并不能从监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中直接获得与其监督权对称的利益；于是，他们在选择人和对人监督时，便因缺乏激励和监督而不负责任和漫不经心。在选择人的过程中，他们会将国有资产委托给那些愿意送租金给自己或自己所在小集体的人；而在监督人的过程中，他们也因缺乏激励而与人合谋，就地分赃原本该进入国库或地方财政收入的租金。
虽然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也存在着委托人缺位的情形，但当时国家采取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制度，有效防止了租金的耗散；而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对辖区内国有资产的实际所有权、资源配置权和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尤其是在国家与地方“分灶吃饭”和实行地方政府“财政大包干”，甚至允许地方政府有“预算外收入”的财政制度下，原本由中央政府垄断占有和再分配的“国家租金”被“耗散”了。放权后的“委托—”关系赋予了地方政府强大的租金权力，无论在哪个委托—层级上，不同等级的地方政府都成了辖区内公有经济的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这些耗散到地方政府手中的国家租金权力，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形下，越是远离中央的控制和监督，便越是容易衍生成掌权者的寻租能力。
（二）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与权力衍生
作为理想型的市场，其核心是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价格机制，是一种以完整的私有产权为基础且不受政府等任何外在权力干预的自由交易。然而，这样的市场却有赖于一系列先决的制度条件，正如韦伯在描绘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时所揭示的那样：（1）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并能够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任意的支配；（2）市场自由，即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非理性的限制，各种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特权都被赶出了市场体系；（3）理性的技术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以各种计算手段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4）可靠的形式法律为经济生活的可测算性提供了保证，使人们对经济行为有可能作出可靠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从而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5）自由的劳动，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并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讨价还价的商品的条件下，资本家才有可能预算成本，理性的资本核算才有可能实现；（6）普遍使用商业化的手段表明企业和财产的所有权（weber，1978：234-235）。
韦伯的自由市场的理想型是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概念相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韦伯看到了自由的财产、自由的劳动力、自由的贸易，又是以一系列理性的制度安排为前提的，这包括理性的法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宗教等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里，任何个人、企业乃至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市场机遇，但却不得以权力或其他非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或占有他人的财产。
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公共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中国的渐进改革与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渐进式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世界银行，1996）。这样的改革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信念下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孙立平，2002）。因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里，政府并不外在于市场，它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walder，1995）。
当前中国的市场是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其制度基础远远偏离了韦伯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些理想的制度前提。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虽然市场能力在一定限度内对生活机遇的分配起着作用，但它充其量也只是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之一。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使国家公共权力在管理非国有经济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首先，从体制外非国有经济的“增量”过程来看，个体、私营、集体以及“三资”经济的市场准入规则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这就给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上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其次，各级行政和执法机关，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都可以根据国家的某些政策规定自行管理私营经济。在缺乏法制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关人员的权力衍生成了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再次，民营经济在银行贷款、土地征用、税收和劳动力使用上，也在国家政策上受到不同于国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成为非国有企业市场进入的壁垒（董辅，1999；吴敬琏，2003）。对民营企业来说，向掌权者交纳一些租金则是打破这些壁垒的重要手段。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也为国家公共权力在国有企业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提供了条件。首先，嵌入在行政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不完整的企业产权导致了大量租金的存在（Barzel，1989）。这些租金是有关权力精英的源泉。第二，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受限，还导致企业缺乏产品定价自；因而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全以市场制度为基础，而是受到了行政权力的干预（董辅，1999）。
扭曲的价格为有关权力精英利用差价寻租创造了机会。在“双轨制”期间，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的现象十分普遍（林毅夫等，2002）。第三，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家市场的存在，不是市场而是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的定价。
第四，在官本位的权威结构限制下，资本、土地等要素难以按照市场机制自由流动，条块分割的主管部门、政府及其干部则从对这些要素流动的行政限制中获得丰厚的租金。第五，党政权力凭借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形成市场壁垒，为这些行业的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六、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与城市阶层分析框架
以上分析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多元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①「对这组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命题，笔者曾作过具体论述和操作化测量，参见刘欣（2004，2005）。
国家公共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对生活机遇发生影响的制度基础并没有消失，依然是阶层分化的一个动力基础；享有再分配权的人更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里，这样的寻租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新维度；拥有较多寻租权力的人，在生活机遇上越有可能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下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同样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维度；市场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刘欣，2005）
以上述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为依据，笔者勾画了一个用以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框架。它不但反映了人们所分享的国家公共权力（再分配权力与寻租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的市场能力的区别。图1是对这一分析框架的简要概括（见图1）。
笔者以阶层享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差异，排列成了一个由高到低的分层框架，并对阶层特征作简要描述。
1.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并担任领导或管理职务的干部。这类人同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除了党政领导职务外，还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因而，他们除拥有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外，还拥有较高技术资本。
2.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单位专司党务的党务工作者。这些人享有干部身份，担任一定的领导或管理职务，但都没有专业技术职称。这些人比非权力精英有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再分配权力和有着更多的寻租机会，但比有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技术资本要少。
3.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对国有资产的直接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其权力一方面体现着企业家能力或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寻租能力。他们凭借自己所控制的国有资产和就业机会等，有着比职员办事人员和工人更多的寻租机会。
4.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他们是私有经济产权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的资本特权体现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资本利润的市场能力；但他们并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因而也没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寻租机会。
5.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既不享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凭借国家公共权力的寻租机会。他们有着更丰富的人力资本，表现为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更强的市场能力。
6.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能力要弱一些。
7.职员办事人员，他们主要是公有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相比较，他们很少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也很微弱；但比工人有可能通过接近权力精英而有更大的可能性接近再分配权力，也有可能获得有限的寻租机会。
8.自雇者，他们既没有再分配权力也没有寻租机会，所能凭借的是有限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9.技术工人，他们既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也没有经济资本特权，所能凭借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但是他们比非技术工人有着更多的人力资本。
10.非技术工人，他们与技术工人一样，所能凭借的是人力资本，但比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要少一些。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并尝试对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以及过去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作出新的逻辑解释。
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里，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
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和政治忠诚者而导致阶层分化。
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
以这些动力基础为分类依据，笔者提出了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整体轮廓的“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它由十个阶层构成，由高到低分别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这一框架背后的分类原则，涉及了国家政治权力、基于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能力。
在上述理论建构中，笔者的基本策略是把吉拉斯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采用了索伦森（Sorensen）基于产权交易的租金概念，以扩展泽兰尼的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笔者分析指出了泽兰尼理论在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的缺陷，更强调并重视分析再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背后的深层制度基础，以求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情形更具适用性的新的理论建构。
在理论建构中，笔者还扩展了市场能力概念，把这一概念奠定在产权分析之上，不但使它获得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而且还使之适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产权分解使用的情形。
不少学者都探讨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分层结构的影响（比如，nee，1989；Zhao&Zhou，2002；walder，1992，1995；Bian&Logan，1996；李强，1993，1997；李路路、王奋宇，1992；张宛丽，1996；等等），他们或者从资源配置制度（计划或市场）的作用，或者从单位、户籍、劳动人事等这样一些由国家基本制度派生的制度，来考虑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作用。
所不同的是，笔者的制度分析，深究了这些派生制度的深层制度基础，并将其奠基于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的单位制不过是这种基本制度安排的逻辑结果，而户籍和劳动人事制度则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约束。
用一些基本制度安排将庞杂的次级制度合乎逻辑地串联起来，不但简约了阶层分化基础分析的维度，使得理论解释的线索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阶层分化的实质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对再分配者何以能够再分配、他们分配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总能停留在社会上层这样一些问题，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但在本文中，限于篇幅，笔者对基础制度安排与各种派生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展开讨论。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梳理基础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进而弄清它们影响阶层分化的机制，却是十分重要的。
学术界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学者们对建立适用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整体的理论框架的尝试却不多见。虽然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问题，但他们大都是从阶层构型（formation）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们对阶层结构的划分，有的以新阶级理论为背景，着重区分的是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与非精英；有的则从制度分析的背景出发，考虑经济资产的作用，在精英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民营企业家类型。这些着重考虑阶层分化机制的研究思路，难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整体轮廓。国内学术界虽有一些学者尝试勾画这样一个整体轮廓（李路路、王奋宇，1992；王汉生、张新祥，1993；李培林，1995）；但是，一个将阶层分析奠定在若干动力基础之上的阶层分析的理论框架，却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的（陆学艺主编，2002）。之前的研究，有的是将韦伯—新韦伯主义者关于西方社会的分层指标套用于中国社会，有的采用中国政策性划分中的分类方法（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有的则是对收入、职业的统计性归类。
本文所建构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析的框架，不是所谓新阶级理论的翻版，也不是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的运用，更不是对韦伯—新韦伯理论的套用。它结合了产权制度分析和权威结构分析，并吸取了基于产权的租金概念和发展性地运用了韦伯—新韦伯理论的市场能力概念，是对制度主义分层观的发展。与已有的阶层分析框架相比较，它不但区分了社会主义情形下的有权者与无权者，也区分了基于不同资产产权（公有或私有）的市场能力的高低，同时它还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和技术）整合进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市场能力概念之中。因此，这一框架适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也能更好地解释有技术的权力精英与无技术的权力精英之间生活机遇的差异，从而揭示国家权力在市场转型中对阶层分化的作用的变化。
虽然这一框架的解释力仍有待由经验研究来检验，但就笔者（刘欣，2004，2005）已做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的。比如，对住房面积不平等的方差的解释力，比以往许多学者所使用的分层框架所解释的都要大（刘欣，2004）。然而，进一步以经验研究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比较它与其他分层框架在解释收入、消费、阶层意识乃至社会态度上的优劣，对修正、完善这一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在构建这一理论框架时，把“寻租能力”看作一些制度安排的结果，看做阶层分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而不是像一些学者那样把“寻租”现象看作“非制度因素”的结果（张宛丽，1996）。这种作法阐明了制度安排对利益分配产生影响的一种机制，是对新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新贡献。但如何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上更缜密地论证“寻租能力”在中国现实社会里主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非制度化的随机现象，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此外，像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刘欣，2005），尽管在一些经验研究中对“寻租能力”进行了测量并具有一定的效度，但所使用的指标还比较单一。如何设计出更有效的指标来测量寻租能力，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如何测量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广泛存在于集体组织层面上的寻租能力，并衡量它对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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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9
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互联网+”浪潮的兴起，很多关于闲置资源交易的平台应运而生。由阿里推出的“闲鱼”、京东的“拍拍二手”和58赶集推出的“转转”似乎引领着自主交易市场的厚积薄发。自主交易市场早在多年前就受到商业人士的广泛专注，目前已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中一个很有潜力的增长点。像国内一些综合性的分类信息平台赶集网、58同城和百姓网等都有自主交易这一重要的模块，甚至在诸如豆瓣等一些论坛社区中也有闲置物品交易的身影，除此之外，一些细分化的自主服务平台如中关村在线、太平洋电脑等也活跃于自主交易领域中。不仅在国内，国外的一些闲置资源处理平台也同样层出不穷，例如采用竞价拍卖模式的亚马逊、主张同城见面交易的Craigslist，以及基于位置和社交的移动自主交易平台Fribi等。由此可见，闲置资源交易市场已逐渐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领域。
由此我们进行了面向合工大的高校教材自主交易平台教易网的设计。教易网是一种面向大学生的针对闲置教材处理和再利用的平台，致力于解决当代大学生教材闲置、流通不便、低效处理等方面的难处，旨在打造一个校内高效流通、收益自主创造的交易环境，因此对该平台进行分析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2高校教材自主交易平台的可行性分析
2.1需求分析
高校教材交易平台的构建可谓需求明显。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带来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教育质量和要求的上升促使大学生汲取更多的知识，进而购买更多的书籍。除本专业教材以外，他们可能还会购买计算机等级考试、托福雅思和考研等相关资料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需求，这样久而久之就带来了书籍资源的积压，一些使用完的书籍可谓留之无用而弃之可惜。除了有特殊收藏爱好的同学之外，大部分学生的已用书籍都成了被搁置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倒卖给校内书店，再经过书店转卖给同专业的下一届师弟师妹。从最优化的角度来讲，这不仅使个人失去了创造更多收益的机会，而且也增加了购买者购买教材的成本。而跳蚤市场、义捐等方式要么具有交易混乱和收益低下的劣势，要么带来渠道狭窄和接受者少的困惑。
因此，目前各高校均需要一种专门的闲置教材交易平台来处理个人已使用完的教材和资料，同时给需要这些教材的学生提供一个搜寻和购买的契机，这样既解决了教材资源搁置和浪费的问题，又减少了有需求的同学购买这些书籍的开支。
2.2优势分析
与线下倒卖给书店和参加跳蚤市场相比，该平台具有交易方便、信息整合、渠道稳定、收益更多的优势，能够使得卖家获得高于书店进价的收益，买家支付低于书店售价的金额。除此之外，卖家可以动态地自己想要出售的闲置教材的信息，而非等到累计一定数量再搬去书店进行倒卖，或者等待临毕业开办跳蚤市场的时机来集中处理。保持书籍的新鲜度对于教材的转卖十分重要，而该平台可以有效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减轻卖者对资源无法处理和空间浪费的负担。
与上述大型的综合性分类信息网站和论坛社区的自主模块相比，该平台具有简单、信息有序、对象专一、范围集中的优势。网站中了合工大各专业所需的教材及各类大型等级和水平考试所需的资料，信息来源可靠，页面浏览清晰，无虚假和诈骗信息，对信息的审核严格。且与58同城和赶集网等不同的是，该平台只面向大学生，且只针对教材等闲置书籍资源进行自主交易，方便大学生活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商业意识。
2.3经济学分析
首先，从需求和供给角度来分析。在线上自主交易市场中，处于消费者地位的学生大部分存在有目的的确定性需求，少部分存在临时产生的不确定性需求，这些需求促使他们产生搜索和浏览的行为，而对处于销售者地位的学生来说，他们不定时的“产出”使其成为该交易市场上的供给者，当供需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各自利益和效用达到满足时，交易成功。自主交易市场得以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基本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而教易网等平台作为闲置资源交易市场的媒介和工具也因此向前推进。
其次，从4p理论来分析。价格、渠道、产品和促销是营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里将分别从这四个视角对教易网这一教材自主交易平台进行分析。
price：利用教易网等高校教材自主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可使销售者获得高于书店进价的收益，使消费者支付低于书店售价的金额。
place：该平台面向高校大学生，校园交易市场的连续封闭性和消费者人群的集中分布使得这一平台容易推广，渠道稳定，且能为校内学生提供便利。
product：教易网这一平台即为产品，该产品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处理闲置教材资源，满足同学们对书籍处理的需求。
promotion：该平台采用一定的网站促销策略，通过良好的促销手段获得校园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鼓励卖家将闲置教材信息进行分享和。
最后，从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分析。对大部分卖家来说，保留闲置教材资源的效用低于将其售出而获利的效用，因此，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他们会选择将其出售。而作为供给者，他们会考虑市场上竞争者的价格以及消费者心理，制定出合理的售价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买家来说，首先具有对某教材的需求，若消费者预期效用的价格不低于该教材的售价，则交易成功，反之则交易失败。
2.4设计理念分析
以合工大为例，教易网中以各学院和专业将学生的书籍进行分类，以学生的学号作为账号进行实名注册和登录，以o2o的模式进行线上浏览线下交易，以严格的审核制度避免虚假和诈骗信息，同时以简单的方式进行信息，以简洁的页面展示书籍信息，以有效的方式进行后台管理，以高效的速度进行信息更新。
2.5趋势分析
随着共享经济的流行与发展，闲置资源交易平台也正迈向新的台阶。共享经济是在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交易下所形成的经济模式，它需要闲置资源、使用权、连接、信息和流动性五个要素的共同作用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匹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闲鱼”“拍拍二手”和“转转”近年来出现于电子商务领域的原因。因此，在共享经济下，闲置教材交易市场正在兴起，高校教材自主交易平台的构建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共享经济在着重于实现最优匹配的同时还要有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支持。要想使闲置资源交易平台向前推进、自主交易市场厚积薄发、共享经济实现蓬勃发展，还需解决和完善好有关技术、政策制度和诚信等方面的问题。
资源再生市场分析篇10
【关键词】经济持续增长GHG排放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动态优化策略
引言
在现代经济系统中，能源是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物质基础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前人们对化石能源的过分依赖，致使化石能源问题已成为当前各个生产领域的主要问题。化石能源在当前社会发展中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在利用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负效应的关键。
化石能源使用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主要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对石油资源的不断开采，各个国家的石油储存量不断的缩小和减少。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其随着储存量的不断减少而价格要求日益增加。使得经济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变得脆弱。因此通过科学方式对不可再生能源问题进行改革和探究成为当前人类发展中最值得探究的重点形式。建立有关能源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的内生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已成为经济发展中人们探究的重点，更是针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经济持续发展结合分析而使其能够稳定合理发展的基础。
化石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耗竭性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之一，所谓凡是有利必有弊，这种趋势之下为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兴起带来了发展机遇。作为新兴绿色产业，其市场化发展的驱动力就是通过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匮乏和价格的提高而造成对新型能源的认识和利用的不断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必将最终替代化石能源，使得能源产业出现合理有效的发展前景和模式，并且能够对生态环境系统实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应用措施。由于受到市场价格、技术水平和开发成本的限制，可再生能源在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发展道路更是充满艰辛和奋斗的。
1.模型的建立
1.1含能源投入的生产函数
鉴于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本文将能源作为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一个单独的投入要素；考虑到我国劳动投入对生产函数几乎没有影响，为讨论方便，这里假定劳动力总数为常数并标准化为1；假设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型且规模报酬不变，其中，Y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产出、K为资本存量、层为能源投入总量，它们均为时间t的函数，a是综合技术进步系数，a、p是弹性系数。
1.2可再生替代能源及开发投资
f为第t年年投入市场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总量；y（f）为每年岛（t）在社会总的年度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简称替代率，满足为第t年度对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研发和生产的总投资，g为单位投资的可再生能源产出率。
1.3考虑化石能源污染的国民经济系统实际产出式（1）中未计算化石能源使用产生污染给经济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全球GHG排放80%以上来自于化石能源利用，这里引入能源污染损失函数D（y），其定义为由于能源的开发和使用过程中排放GHG等污染物而造成实际国民经济产出减少的影响系数，满足0
1.4资本的积累、消费和投资设c为社会消费总量，q是消费系数，假设用于可再生替代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经费来源于社会总消费，如部分地将原本付给外国石油商的资金投资到生物燃料产业开发，k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年总投资占社会全年总消费的比例。
1.5动态优化模型其意义在于满足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总需求的同时，化石能源的使用量最小，其中，D为贴现率，t为社会计划者根据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路线图，预计实现某个替代率目标y（t）的年限。
2.期望替代路径下的优化发展策略
为经济系统所消耗能源全部为化石能源时，所产生的GHG等污染造成社会总产出损失的损失率，i即为在考虑经济持续增长及GHG排放控制的情况下，期望替代路径y（t）所对应的优化动态投资策略.
3.我国实际数据的案例分析
3.1参数的选取
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公报数据，并参考张明慧文的估算方法，我们回归分析了我国1985.2006年数据，求出q=0.541，p=0.510，a=0.742（标准误差为0.108、0.368和0.015）.其中，Y、K的单位为亿元，e的单位为万吨标煤；综合燃料酒精和水电的投资产出参数，取平均投资产能比为g=0.02万吨标煤，亿元；另取p=0.03。
3.2结果分析和政策建议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社会按动态投资策略投资并实现产能，年度可再生能源总产出就可优化路径增长.最终，实现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在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从2005年的7.5%提高到15%；并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GHG排放的同时，确保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假设存在理性的社会计划者，以行政和财政的手段，引导国民经济系统按上述的最优动态投资轨迹，每年递增地投资进行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就能确保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比例按指定的路径上升；在保证整体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同时，控制源于化石能源开采和使用造成的GHG排放等环境退化问题，运用各种行政和财政手段的基本目的，就是将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维持在适当的高位，使替代能源产业有利可图并稳定发展，比如，可以通过控制开采和进口化石能源许可证的发放、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增加资源开采税和燃油税等措施影响化石能源价格；与此同时，对替代能源产业予以减免税、补贴等财政支持。
总之，政府和社会计划者如果运用自己对市场能源价格的影响力，引导和控制可再生能源产业按上述的优化策略进行发展，就可以在0一t期内，使经济系统中发展、能源和源于能源的GHG排放诸关系系统动态最优化，并实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能源经济目标。
对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入、产出延时和折旧问题、能源污染损失的阀值和函数的不连续等问题，我们拟作进一步研究并另文讨论。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