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1
内容摘要: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青海省,其生态建设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生态法理念滞后、生态保护地方立法不完备等问题,法律运行中也存在许多缺陷。基于此,本文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树立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完善地方立法,规范行政执法,并对现行政策进行有效整合,以推进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建设。
关键词:青海省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法律政策
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法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主流意识仍支配人们行为。尽管从理论上政策上都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但观念的转变比政策和行为的转变难度更大。作为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工程,生态法理念并没有深入到立法部门、执法部门的公务人员意识中。第二,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没有形成。青海省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区域生态系统保护理念为指导。如果没有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依然沿用传统生态系统各要素保护的模式,则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必将事倍功半。尽管在政府的文件中生态立省、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观念不断强化并被广泛宣传,但这种宣传和强化仅仅是停留在对青海省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上面,对具体涉及到需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问题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理念并没有被重视,青海省生态保护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缘由于此。
(二)青海生态保护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青海省省级及以下地方权力机关、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将近200件进行了统计、归纳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地方立法水平不高。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立法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立法质量上普遍存在水平不高,针对性不强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笔者对青海省地方立法文本与相对应的上级立法文本进行对比,发现青海省地方立法缺乏适合地方特殊性的制度创新,在许多文本中主要是对上一级机构的法律文本简单删改。第二,地方立法缺乏系统性。青海省生态系统保护地方立法,基本上针对上级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细化,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之间缺乏系统性,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紧密,体系不完整,地方立法体系显得零散。第三,地方立法操作性不强。地方立法是弥补国家法律不能完全适应地方特殊性的缺陷,但青海生态保护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处理维护国家法律统一与结合地方实际之间的关系,在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地方立法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地方立法中的实际操作问题。第四,地方立法未能充分体现生态保护的区域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综合管理性。生态系统保护是一项综合系统管理的工程,青海省必须按照区域生态的特点来制定并实施保护措施,但青海省生态系统基本上按照部门分离保护的现状制定法律,没有打破现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第五,地方立法没有突破第一代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止和治理的理念和模式,没有将立法的重点从传统的环境保护法模式转变到生态系统保护法模式。但目前青海省生效的很多地方立法文本仍然是前几年制定的环境保护的配套法规和规章,依然将环境保护法中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防止作为中心,在生态保护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三)青海省生态保护法律实施存在的问题
青海省生态保护法的遵守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即大多数普通民众遵守生态保护法并不是因为知道法律规定而遵守法律,而是处于传统习惯和道德。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对生态保护法律遵守较好的往往是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也不清楚国家和本地政府对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其遵守法律仅仅是基于习惯、道德或者,而违法者往往是了解法律规定的。
生态保护行政执法存在执法不严、部门相互配合不力、执法物质保障不足等问题。调研中发现一些行政机关在生态保护行政执法中存在执法不严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应当严格查处的生态违法案件查处不力,处罚不到位,致使违法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导致一般群众并不认为该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群起效之;行政执法涉及利益问题时许多部门争,而无利益的相互推诿。同时,由于青海省生态保护涉及面积广阔,行政执法事项多,而执法人员相对较少,执法经费缺乏,行政执法机关物质保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青海省生态保护法律监督不力,缺乏法律监督体系。由于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法律监督方面尚无针对生态保护方面的具体规定,生态保护表面上关乎各个部门,但实际上这些部门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在法律监督体系不完善或者不能适应生态保护需要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是必然的。
青海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法律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生态法理念教育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综合发展,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发展是建立在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综合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对进一步完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现有管理体制为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是:统一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生态系统管理的统一协调工作,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生态系统内具体生态要素的管理工作。这种统分结合的管理制度尽管存在协调性差、部门利益严重等弊端,但却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安排具有某种天然的耦合性。第三,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性要求是确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社会基础。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只注重对生态系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而很难维持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则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环境区域的特殊性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维护生态系统。第四,生态系统保护中借鉴先进经验勇于创新的理念。自2002年10月GeFop12在我国启动以后,从学习、调研到项目试点区域的选定,再到战略与计划行动的制定,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等配套措施的日趋完善,都证明了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适应性。
(二)完善地方立法
青海省生态保护地方立法要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为方向。从当前国内外生态系统保护的成功经验看,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未来发展方向,国外已经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迂回道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上步其后尘,当前环境污染一系列问题均与传统立法模式有直接关系,在生态保护中单靠资源保护行不通,靠环境污染治理也是不适当的,只有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才可能做到生态保护目标的有效实现。青海省生态保护地方立法要按照区域生态系统制定法规规章。笔者建议将青海省生态系统按照自然属性,将全省国土按照草原生态系统、资源矿区生态系统和农业区生态系统划分,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差异来规定保护的重点和方式。
打破部门分割、生态系统要素分割的立法框架。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立法基本上采取分割生态系统要素的立法模式,但生态本身是一个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各要素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系统内一个或者两个要素的变化会给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为了切实做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青海省地方立法应该打破目前以生态要素为立法框架的模式,将某一区域的生态作为整体来对待。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提升地方立法的级别,解决行政区域与生态系统区域无法吻合的问题。目前青海省,自治州、县、自治县制定的规章或者自治条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效力在该行政区域适用。由于生态系统区域与行政区划之间并不必然重合,如果一味按照行政区划而制定制度,必然会遇到制度与自然无法配套的问题。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自然系统的客观要求提升地方立法的级别。笔者认为还可以考虑由某自然系统涉及的地方之间开展联合立法,或者由相关地方之间对同一法规或规章由各自的立法机构分别通过,这样既可以降低立法成本,符合现行立法体系要求,也可以做到同一生态系统中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
(三)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实施
第一,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宣传和普及。青海省大多数民众,从朴素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中就具有生态保护的天然观念,尽管可能不清楚法律规定保护水源,制裁水源污染,但朴素意识观念与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理念是同一的,必须加强对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宣传和普及,调动广大群众的生态保护积极性。第二,以奖罚分明来引导群众对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自觉遵守,让人民群众成为法律执行的监督者。生态系统保护法律遵守不尽人意,是因为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利益受害者,现行诉讼制度缺乏完善的环境破坏行为广泛的诉权主体。必须对那些举报破坏生态系统乃至向国家公权力机关主张的行为予以奖励。相反对那些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惩罚,从而使生态系统保护法律落到实处。第三,生态系统保护综合执法。现行法律按照生态要素分开管理、各自执法,这种现状与生态系统本身的综合性、整体性不相适应。为了弥补这种体制性缺陷,生态系统保护行政执法中的部门联动或综合执法尤为重要,在项目审批和违法行为查处过程中,从综合管理的角度审查相关单位的行为是否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其效果必将远远好于现行体制。第四,法律监督方面。尽管我国现行体制中法律监督部门很多,但实际发挥效用渠道并不多,因此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的监督除党委、人大、行政监察等部门外,必须强化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应该在省内权威媒体中专门设立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监督的栏目或渠道,设立生态系统保护法律监督专线等方式,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对生态破坏违法行为的监督之中。
(四)生态系统保护配套政策
第一,将生态知识和生态法律意识纳入干部培训必修课。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青海省的生态建设永远会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生态立省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和协调,因此,必须将生态知识和生态法律意识的培养纳入干部在职教育之中。第二,将生态保护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生态系统保护需要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此应当将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之中,只有在全体干部中树立起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和工作职责,才有可能将生态立省战略落到实处。第三,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经济建设项目审批的必备要件。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中更多的是关注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的角度,属于被动性管制。作为主要生态功能区域青海来说,建设项目的规划立项和审批中必须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和保护,必须要符合生态系统保护的需要。第四,对现有生态保护政策按照生态系统管理要求进行整合。目前青海省的政策不能很好适应生态立省的需要,许多政策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制定出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政策。第五,借体制改革契机综合生态保护管理体制。青海省有必要借行政体制改革契机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对行政机构权限划分进行变动,将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各要素部门中相关权力进行合并,整合为专门的生态系统保护部门,以此解决各相关部门在生态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将生态立省的职责完全放到整合后的生态系统综合保护部门。
参考文献:
1.杨树明.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研究[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赵绘宇.生态系统管理法律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3.王作全.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赵学清.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2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水土保持法》和《土地复垦条例》。2007年《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及《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法》、《城市规划法》、《标准化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固体废物处理法》、《资源保护回收法》、《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和《纳税人减税法》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1990：
part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污染控制法》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有毒废物处置法》和《有毒污水处理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和《建设条例》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基因工程法》、《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联邦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年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水质污浊防止法》、《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征收种类与费率》等共18项法案，这些法案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修订《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环境保护法》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环境保护法》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环境保护法》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土壤污染防治法》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参考文献】
[1]杨志峰，刘静玲。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
[2]朱静。美、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度对中国土壤立法的启示[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1（11）：21.
[3]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724，2012-3-9.
[4]秦天宝。德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与实践[J].环境保护，2007（10）：70.
[5]GeorgeFrancis.ecosystemmanagement，33nat[J].ResourcesJ.，1993：315.
[6]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3
关键词：现代林业；生态建设；林政资源管理
1现代林业生态建设和林政资源管理关系分析
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要有林业资源作为支撑，林业资源在生态系统建设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为了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对林业资源进行有力保护，这样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林业资源的建设发展能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需要对林业资源进行有效保护，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环保程度。林政资源其实就是林业管理机构或者是部门为了实现林业资源的优化管理，运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等有效管理林业资源的采伐或是使用以及运输等过程。林业生态建设的顺利发展绝对离不开林政资源管理工作的支持，若是忽视林政资源管理工作可能会影响林业生态建设的力度。
2林业生态环境的建设
国家的生态建设要求必须要发展林业建设，发展林业建设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还可以有效保护我国的湿地资源，同时，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总之来说，促进林业生态建设可以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支持，有效提高国家生态环境建设质量。因此，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必须要提高对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促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同时，还有利于西部开发事业的发展，将林业资源的生态文明优势很好地体现出来，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林业生态建设的用处，它可以修复生态系统中的各项功能，还可以完善地建设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系统里面，处在重点部分的是森林资源，它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也影响着系统的稳定。林业生态建设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作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保护好林业建设，保障我们自身的生活质量。在保护林业建设的同时，也保障了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在保护它的过程中，就要用到一些法律建设，按照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制定一些相应的保护规定，切实地保护林业建设，发挥好国家该有的责任，保护生态环境。
3加强林政资源管理，推动林业生态建设
（1）要想管理好林业资源建设，就要和当地的环境管理部门做好协调，建立健全相应的一些管理机构。推动林业建设的发展，要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管理队伍，具备优良的工作作风，能够较好地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林业建设。还有一些基层林业的工作站也要规范工作，依照相关法律规范保障林业资源的合理建设，推动其发展，这是影响林业生态建设成果的重要因素。（2）采取一些规定改善当地的对林业建设。目前，我国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构成了现在的林政资源管理的一个相关制度体系，主要是由《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实施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退耕还林条例》、《防沙治沙法》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构成。这些法律法规推动了我国林业建设的发展，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改善。（3）对于完善林业资源生态系统的建设工作一定要加强宣传，能够很好地保障林业生态建设。这就需要健全法律法规，按照一些相应的法律机制把林业资源纳入森林保险这一范围内，进行林业保险时，对于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也可以收到保险公司的赔偿，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推动其更好地发展。（4）为了推动林业建设，可以向社会大众寻求一些帮助，购买社会服务力量。可以建立一个林业建设的评估组织，这样可以更好地评估森林资源，促进林业资源生态的稳定发展，保障生态成果，推动林业生态系统建设向更好地方向发展。（5）对于林业生态建设，还要修复一些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保障完好的生态环境。我国致力于开矿采砂，被破坏的矿山众多，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生态保护，保护矿山的植被，提高矿山的生态质量，保障当地水土不流失，修复植被，保护当地生态系统，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在林业生态建设过程中，对林木资源和林地资源的保护工作必不可少，必须要通过改革促进林业生态资源的建设发展，而且还需要积极地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保证林业生态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维护林权方面应不断强化执法力度和水平，保证执法的先进性。除此之外，应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员素质水平，最终为林业生态资源建设和林政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奠定基础。
作者:李强王敬单位:自贡市林业局
参考文献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4
丽江老君山地处滇西北四州（市）的四县交界处，即丽江市玉龙县、大理州剑川县、怒江州兰坪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地理坐标为北纬26°35′～27°05′，东经99°33′～00°11′之间，东西长63km，南北长56km，海拔范围1800m～4500m。包括丽江市玉龙县的太安乡、九河乡、石头乡、石鼓镇和拉市乡5个乡镇，总面积1968.81km2。老君山示范区处于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属“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的核心部位，是滇西北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核心区域。区内森林覆盖率近77%，含有多种植被类型，包括高山、亚高山森林、草甸自然生态系统的老君山片区和以高原湿地自然生态系统为主的拉市海片区。老君山分布有部级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68种，是国家i级保护动物、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bieti）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也是滇西北少数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之一；拉市海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分布有国家i级保护鸟类黑鹳（Ciconianigra）、中华秋沙鸭（mergussquamatus）、黑颈鹤（Crusnigricollis）等重要物种。老君山示范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生态功能区，不仅保护与洪水控制相关的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等关键生态功能，而且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加碳吸收等全球环境效益,以及实现科学地利用土地、提高当地民众生态文明意识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示范区内分布有纳西、白、汉、傈僳、普米、彝、藏等多种民族，是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包括过度林下资源采集、陡坡地耕作、旅游无序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保护物种构成持续压力和威胁，局部生态系统功能出现退化趋势。
2老君山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作用及管理手段
Grumbine从管理角度总结出生态系统管理定义中的10条共性原则：即等级性（hierarchicalcontext）、生态边界（ecologicalboundaries）、生态完整性（ecologicalintegrity）、数据收集（datacollection）、监测（monitoring）、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机构间合作（interagenceycooperation）、组织变动（organizationalchange）、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类价值观（values）[4]。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提出的10多种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3]，反映了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完整性、多目标性和灵活性。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的系统，生态系统管理必须从足够的时空角度出发，考虑管理的范围和内容是否足够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考虑管理的目标是否能同时满足社会和生态需要，考虑管理的方式是否能适应不同的情景。因此，生态系统管理可理解为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或区域的综合管理框架，确保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生态系统的健康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以达到创造和实现多元惠益[6]。老君山是一个具有多种生态功能的区域，涉及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试图在加强不同利益相关者活动的协调上进行探索，以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基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和上述原则，示范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可理解为：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要求恰当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采取更加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的发展战略，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生态等手段，建立广泛合作和多方参与的管理机制，制定长期和科学的管理规划，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控制生态系功能退化，减少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生态系统功能保护和恢复方面，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作用表现为：（1）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和规划等策略，确保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以及在管理上的战略性和宏观计划性，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2）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机制，实现各资源管理部门的科学合作与配合，发挥出综合管理整体优势；（3）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监测评估系统，及时监测各类生态系统的变化，为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示范区内可采用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手段包括：（1）法律手段：从综合管理的角度，对示范区内现有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有效的指导和规范管理。（2）行政手段：建立起示范区综合协调管理机制，界定各个部门职责与协调合作机制和方式，并通过实践运行对其进行完善。（3）经济手段：结合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开展替代生计开发，包括生态旅游开发、替代性经济作物和林木推广、畜牧业发展等，综合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4）社会手段：开展保护自然生态和环境的公共意识教育，在社区开展替代生计、生态旅游以及相关项目的培训活动，提高社区民众的教育水平、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5）生态手段：通过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方案的制定，在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内让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按其自身规律自我恢复和发展，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3老君山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现状及模型研究
3.1老君山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现状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客观上需要管理的综合性和协调性。老君山区域与我国的国情和行政体制一致，其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仍然存在分散、不系统的问题。综合管理的理念虽然正逐渐为管理层所接受，但缺乏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关生态管理制度的规定仍然呈现同一个生态系统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处于纵向、分割、相对独立的态势。主要表现为：（1）缺乏综合协调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仍然是以单一环境要素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在制度层面的建设上，虽然也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不可分割性，但仍然缺乏可操作的、体现多部门协调的、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综合管理制度规定，影响了生态系统管理效能的发挥。（2）缺乏统筹保护与发展的综合规划。区域涉及保护的决策之外等现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源管理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农户在旅游资源利用方面进行经营权隐形争夺，以及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体现的急功近利思想，在资源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益失衡的现象。不少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属于当地社区集体所有，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块常常被置于各种土地利用的板块之中，而对各种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对保护区域的权限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或约束，致使难以对保护区实施有效保护的局面。（4）生态补偿机制没有建立。随着示范区保护力度加大，自然资源保护和当地居民间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大，但是环境政策中的生态补偿力度明显不足。尽管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诸如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人鸟冲突的生态补偿等，但是由于补偿方式不适和补偿额度有限，不能完全弥补居民的损失。（5）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仍然不足。拉市海周边村民开展骑马观光旅游，但骑马场大多沿拉市海湖滨而建，马匹缺乏管理，对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同时也直接威胁拉市海水体。老君山具有丰富野生菌类资源，经济价值高，周围村民大量上山采集菌子，并且不分大小，严重威胁菌类更新，造成资源巨大破坏。（6）政策方案中缺乏监测体系。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来看，自然资源管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保护行为，而且需要照顾到社区的发展权益，二者既矛盾又统一。由于缺乏监测体系，环境政策方案很难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
3.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研究
3.2.1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一种跨部门、跨区域、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管理，它涵盖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中应与发展的相关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流域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规划等，但现有规划通常由各部门完成，往往对于利益相关者考虑不够，或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够，缺乏强有力的在专项规划之上的统筹保护与发展的综合规划。（3）资源产权体系不健全，导致一系列管理问题出现。当前，我国物权立法总体滞后，环境资源产权体系没有建立，资源管理操作层次上的规则也不健全，因此出现国有资源“只用不管”，恣意占用；社区资源“管而不能用”，拥有者被排除在资源利用和保护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根据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同，示范区利益相关者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1）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村民、游客、公司企业和当地学校。当地村民是综合生态管理的实践主体和受益者，游客、公司企业和学校则是参与者和受益者。（2）战略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示范区所在乡镇政府部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调控者和执行主体；相关职能部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监督主体和协助者；nGo则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项目的主要协助者。（3）边缘利益相关者，包括外来务工者和周边乡镇，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间接受益者[7]（图1）。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需求见图2。3.2.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构建围绕生态系统管理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法律、行政、经济、社会和生态手段五个方面，构建老君山示范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图2）。图2所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可概括为（图3）。（1）管理机构：建立起生态系统综合协调管理机构。（2）制度、机制层面：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机构的协调下，建立健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协调机制和制度。采用公众监督、媒介监督、专家监督、非政府监督等多种形式，监督示范区管理行为。通过加强村规民约制度和社区共管制度建设，从基层水平推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实施。（3）管理规划或计划层面：制定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规划，指导和规划生态系统管理行为；优化示范区空间发展战略布局；开发生态功能保护与替代生计计划和项目，包括保护区建设、替代生计开发、项目综合协调优化计划等，保障各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中来。（4）支撑体系，开展公众意识教育和项目宣传推广，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公众参与和生态保护意识；建设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监测评估以及信息管理系统，科学管理和评估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成效。
4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型应用
4.1空间规划管理
老君山地区涉及“三江并流”部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范围。在老君山建立保护区的构想经历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的不同阶段，最终以国家公园的形式得以确立。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和博弈。从iUCn对保护地类型的分级来看，国家公园属第二类保护地类型，其保护严格程度不及自然保护区，也不适用于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为更好地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结果，将示范区划分为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区、水源涵养区和水土保持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山地生态农业、林业及畜牧业发展区、河谷平坝生态农业建设区、城镇发展与旅游服务保障区等不同生态功能区。同时，依据区域生态敏感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估结果，把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划定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通过生态保护和恢复工程项目的实施，让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按其自身规律自我恢复和发展，满足生态功能保护和恢复的需求；在河谷及平坝区等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内集聚社区人口，并开发生态产业，提高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表1）。示范区生态系统综合管理采用领导小组协调机制及属地管理中的“3+2”、“3+3”二级协调管理机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领导小组协调机构由示范区所在地县级及以上政府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示范区属地所辖5个乡镇、玉龙县林业局、老君山管理委员会、拉市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及GeF丽江项目办公室等，分别组建“2+2”（丽江项目办公室+拉市海保护区管理局+玉龙县林业局+拉市乡、太安乡）和“2+3”（丽江项目办公室+老君山管理委员会+玉龙县林业局+石鼓镇、石头乡、九河乡）二级协调机构。凡涉及职责交叉和利益冲突的重大事项由“2+2”或“2+3”进行协调，按照“集体讨论、协商一致”的原则，采取定期联席会议的形式进行会商或会签。联席会议协调不成的由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领导小组进行解决。
4.2生态系统监测评估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5
1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层次看，农业生物多样性可划分为遗传多样性（品种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农地景观多样性。在遗传多样性方面，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栽培作物上，特别是对农户生计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如稻、玉米、菜豆、辣椒等，因此导致研究的作物种类相对狭小。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方法可以采用农户问卷调查，也可以采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和田野作物性状调查的方法，后两种调查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成本较高。作物遗传多样性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它是国家种质资源调查的重要对象，农业生产中保留的种质资源不必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不用过多追求传统种质资源种植的面积和均匀度。国内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多集中在农业物种多样性。但是，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物种多样性的调查具有较高的难度。在类型上，遗产地的农业物种多样性可能包含了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也包含了草本、灌木、乔木等不同植被类型，农田生态系统按照作物的种类也可以分为瓜菜种植系统、果园生态系统、稻田生态系统、茶园生态系统、林下作物种植系统等等，因此增加了农业物种多样性调查的难度。另外，农业景观的斑块性特征使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方法不再适用。这些复杂性造成了迄今还没有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对农业物种进行调查，常见的有按照生物类群进行研究；按照用途进行研究；按照社会组织单元进行研究等。典型的做法是把农业生物多样性按用途划分为粮食作物、蔬菜、果品类、畜牧业养殖类、水产养殖类、药用类、观赏类和用材类，在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还有森林子系统、村落子系统、梯田子系统和溪流子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每一子系统中又区分了动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微生物多样性。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便地了解到系统存在的物种类型，但是由于农业物种多样性是由农业物种种类的数量以及均匀度决定的，物种数不能反映农业物种多样性的大小。另外，这种调查方法不能评价特有种、濒危种等农业生物类型。长期以来农业生物的栽培和管理都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相关的农业生物资源也掌握在农户手中。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生产管理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差别导致了农户管理的物种多样性的差异较大。农户管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农户水平的物种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和就地保护的基本单元。农田生态系统的管理强度较大，人为影响很大，采用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方法效果更好[1]。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中，进行的多是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调查技术包括农户选择，样地选择，实地调查。对于物种多样性核心资料的搜集有直接关系的用词包括：土地利用阶段、土地田野类型、样区、样方、镶嵌样地、单一物种的数量、物种丰富度己取样频率。资料分析上最有关联的用词包括均匀度，物种多样性，以及相似度指数。资料分析的方法包括土地利用类型物种下相似度分析和管理多样性分析[1]。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过程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群落植被生物多样性的计算方法，考虑自然植被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生物多样性，出现了10多种评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margalef指数、Gleason指数、pielou指数、pie指数、audair和Gof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等。也有一些以指标赋权的方式把这些指数综合起来形成了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2]。农业景观中，农田及周边的沟渠林路、灌丛、荒草地、果园、庭院等半自然生境构成的复合景观维系了全球约50%的野生濒危物种[3]。但是，国内对农田边界景观生态功能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农业文化遗产筛选标准中，农业景观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中，农业景观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农业景观被认为是农业美学景观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农业景观多样性具有多种功能，景观中的自然和半自然生境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害虫天敌、促进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传统农业景观，由森林、草地、水域等组成自然和半自然生境所占面积高，并与农田构成复合的农业景观，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类型，使生境专一种和生境泛化种都能占有合适的生态位；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作物产量。不同的生境类型维系了不同生物群落类型，并且生境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对非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可将农业景观分为点要素、线要素与面状要素。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农业生态系统中点状要素包括池塘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等；现状要素包括道路、树篱、墙壁等；面状要素包括草地、水域、灌木林、自然林等。郭辉军等[1]把农田复杂景观的调查建立在不同土地利用阶段内进行，样地面积的确定可以综合采用最小面积法、权属边界法和标准样地面积法等。郭辉军[1]认为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通过归纳和总结，可以形成景观水平和社区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评价结果。实际上，农业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是不同的概念，景观多样性不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简单集合，尤其是在调查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景观多样性调查具有明显的区别。
2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在多样的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或人工选择，农业文化遗产地形成了丰富而稳定的适应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这些农业资源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密切，易受人类文化、民族习俗、耕作方式和经济方式等变化的冲击。在一些地区，育成品种或杂交品种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的多种生态条件，原有的传统农业生物资源因此被保留下来。但在粮食需求的压力下，现代育成品种被广泛种植，传统遗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与农村文化多样性的丢失有关，传统作物也会因文化的传承而被保留下来，如在云南当地的节庆和婚丧嫁娶惯用老品种祭祀和庆祝。在农业多样性形成的过程中，农户是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改造者，他们的文化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地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田生态系统或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都和农业集约化的种植方式以及传统农业管理技术的消失有关。一方面，农田农地的过度开发、田块的规模化经营、乡村沟渠路面的过度硬化导致了农业半自然生境的减少或消失，世界范围内45%的稀树草原都转化为农业用地，70%的草地以及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另一方面，农业集约化管理过程中对高产和稳产的过度追求，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导致农业景观均质化、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减低；集约化的农事管理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造成农业环境质量急剧降低，直接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4]。农业的集约化经营通常导致自然生境破碎化，使得农田和般自然生境、自然生境变成相对离散化分布状态，减少了农业景观的复杂性。破碎化的自然生境不仅减少了某些物种的丰度，还会影响物种之间的关系及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农用土地向低级、简单的生态系统退化，空间异质性减少。另外，农用地闲置或撂荒均会导致某些生境类型的消失，进而会威胁生物多样性。
3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是保证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能够获得和应用这些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相关的技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对其进行保护就比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艰难得多。对于农业遗传生物资源，我国很多科研单位进行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迁地保护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多为种质资源的搜集和保存，而且局限于少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对半栽培、采集利用的野生物种开展的保护工作相对较少。动态保护的理念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还是强调就地保护。就地保护是由农户以储存的种子或繁殖材料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一个过程。目前在大部分地区，就地保护对多数传统品种、野生近缘种来说仍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建立了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通过这种自然保护的形式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但也存在缺点：第一，保护的目标物种较为单一，保护的投入相对较大；第二，除了对少数野生近缘种有效外，对栽培品种、半驯化品种等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数物种是无效的。就地保护的另一种措施就是扩大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多样性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手段，例如庭园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蔬菜、观赏、药用、材用植物，被认为是野生植物的避难所，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野生植物向栽培植物进化的重要试验地。庭院管理者会从周边野生环境中引入半栽培植物，以较小的管理强度保护了很多的生物多样性。非作物生境或半自然生境类型，如林地、田块边缘区、草地、灌木篱墙等，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异质化空间，这些非作物生境可以作为捕食性昆虫、传粉昆虫等动物的避难所，有利于它们迁入邻近的作物生境中对害虫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5]。因此，对农业景观重构和提质，不仅可以提升农业天敌害虫调控、水土涵养、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粮食产量的目标。国外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农田边界,欧美国家就采取了很多农业景观保护的具体措施，如将少部分农田建设为保留地，用于小片林地、坑塘湿地；鼓励种植作物的多样化和种植模式的多样化，鼓励间作套种、发展农林复合经营；建立农田边界缓冲带种植；保护传粉动物、害虫天敌的栖息地和生境。2005年欧盟就开始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增加生态补贴，以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的高价值农田占到农用地的20%。虽然我国在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进展，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进展缓慢。在我国有一些支持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如鼓励立体种植、间套作、野生动物廊道建设、防护林建设等，但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其他方面，如缓冲带建设、带状耕作、保护性耕作、植物篱种植、植被屏障建设、农田边界建设、农田植被提升、河流缓冲带、农地灌丛管理等，还没有产生综合的农业景观保护政策。
4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就农业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物种多样而言，对其就地保护最基本的动力来自自我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就经济价值而言，如果传统作物的产量及价格得到提高，市场价值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作用而提高，那么受到直接利益驱动下农民会主动种植传统作物。因此，允许对传统品种、半栽培种、采集和管理物种进行提高品质和产量，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的作用[6]。结合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对调查出来的物种及相关的传统技术，可进行有规划地开发利用，通过建立规划区和博物馆等，发展生态旅游业，提高相关传统资源的利用，以便扩大传统农业生物资源的市场效益。就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借助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开展以下保护措施：(1)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价。需要建立综合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特征的方法，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完善现有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定期获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保护发展措施的影响；探索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变化形成预警机制。(2)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技术示范区。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强调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重要标准。鼓励对遗产地居民维持、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要鼓励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的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对于景观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在研究其维持的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示范。(3)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开展生态补贴，提高管理者、农户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功能的认识。探索不同管理情景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基于农业生物多样性长期价值的深入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研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协同，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从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受益。另外，积极探索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6
关键词：直接法；数值仿真法；混合算法；线路保护
中图分类号：tm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2）0220120－01
1暂态稳定分析混合算法
电力系统暂态稳定分析混合算法是结合了电力系统暂态稳定分析的数值仿真法和直接法两种算法的优点，能快速而精确地求得某种故障下系统的临界清除时间。
1.1数值仿真法和直接法的性能比较。数值仿真法是一种对描述系统动态行为的微分――代数方程组求数值解的方法，可以根据系统的摇摆曲线对系统的稳定状况作出定性的评价。直接法是通过分析暂态能量来评价系统暂态稳定性的方法，可通过暂态能量裕度对系统的暂态稳定性作出定量的评价。
数值仿真法对电力系统的模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得到电力系统机电暂态过程的详细信息。所以电力系统的调度运行部门已普遍接受这种方法。但它的速度较慢，很难满足在线运行的需要，而且它不能直接给出稳定极限，需要经过多次计算才能求得极限，很费时间。
直接法则与之相反，计算速度非常快，可以求得稳定度指标，快速地直接求得暂态稳定极限。其缺陷是模型具有局限性，通常采用经典的发电机模型和恒定阻抗的负荷模型，所以仅对第一摆暂态稳定评估有效，求得的临界清除时间也是近似的。
1.2混合算法。基于上述的数值仿真法和直接法存在的优缺点，提出一种混合算法，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在精度和速度上得到提高。
混合算法有两部分，一是求临界清除时间，一是给出稳定度指标。混合算法通过研究临界机群的稳定性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临界清除时间是系统能维持暂态稳定的最大故障清除时间，可通过故障清除时间是否小于临界清除时间来判断系统的暂态稳定性。求临界清除时间时，先用直接法快速求出一近似的临界清除时间，然后以此时间作为清除时间的初值，再运行数值仿真法暂态稳定程序判稳，根据稳定与否，增大或减小清除时间，一直搜索得到精确的临界清除时间。
求稳定度指标时，先在指定的故障和清除时间下运行暂稳程序，得到一包含各发电机轨迹信息的输出文件。然后取出所需的故障清除后的轨迹信息，并对这些信息用暂态能量函数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临界机群的稳定指标和不稳定指标。
2暂态过程对线路保护的影响
高压电网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快速性，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为保证电网的稳定性并尽可能地缩小故障的影响，常要求保护装置在二、三十毫秒甚至更短时间内进行准确的测量并发出动作执行信号。在实际运行中要求，对单相重合闸过程中的转移性故障、重合闸后的稳定性故障，保护装置应快速动作切除故障。因此，在保护装置工作的全过程中，明显地突出了快速性。为保证快速保护装置正确工作，同时也要保证延时的后备保护装置正确工作，所以要求直接供电给保护装置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在系统发生短路暂态过程和稳态过程的全过程中都能准确地变换一次电气量。
输电线路保护装置鉴别故障的基本因素，大多数是以测定输电线路工频电气量的变化，加以必要的逻辑运算，最后作出判断。广泛采用的工频电气量，有电压、电流值大小或其间相角的变化；电压与电流比值及相角的变化；电压、电流的综合量间的比值及其相角的变化；以及正、负、零相序或复合相序电气量间的上述所列的变化关系。但就继电器工作特性所要求的逻辑运算过程，又可分为具有固有运算时间和没有固有运算时间的两类继电器。具有固有运算时间的第一类继电器，如目前一般阻抗继电器，它无论是反应相位还是反映平均幅值，都需要在一定时间区间内完成一个基本运算过程。以电气角度90°或180°来说，此最低固有运算时间不得小于5或10毫秒。这一最低运算时间常需要人为地加以保证。故此类继电器存在一个最小固有动作时间。没有具体运算时间的第二类继电器，如目前用的零序电流继电器，继电器元件常常只引入单一的电气量而反映它的大小。此类继电器从工作原理上说，不需要具体的运算程序，因而它的动作速度是非常快的。上述两类继电器都会受到系统暂态过渡过程的影响，但是，具体影响情况和影响程度都需要具体分析。
超高压长距离输电线路，在进行操作或发生短路的暂态过程中，不仅有工频稳态电流分量，还含有可能的自由非周期电流分量和频率不同的自由周期电流分量。这些自由衰减的非周期和周期电流分量，无论就其幅值或其衰减时间，对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快速继电器保护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在暂态过程结束之前，这些快速保护被要求进行准确测量并送出准确的执行信息。但是，自由衰减的非周期和不同频率的周期电流分量，将严重畸变那些基本工频电气量的测量值。由于这些测量值的幅值或其相角被严重歪曲，这就可能导致线路保护不正确动作或延缓动作。而且自由衰减的非周期和频率不同的周期电流分量的幅值、频率大小，直接与系统运行方式、故障位置、故障类型、短路时的初相角、传输功率等参数有关，故它们的影响不是固定而是可变的。现对暂态过程中对线路保护会产生影响的电气量进行具体的讨论。
2.1电网参数决定的自由非周期电流分量。该电流分量的幅值与短路瞬间初相角、网络阻抗角、以及线路负荷参数有关，其最大幅值可能很大，可与线路稳态短路电流幅值相比拟。其衰减时间常数等于电网本身的时间常数，约35毫秒。而当电源侧出口短路时，此时间常数还将会显著增大。
线性电流互感器不能正确传变该电流分量，因为它在一次侧、二次侧的衰减情况是不对应的。电抗互感器对该电流分量的传变是很不灵敏的。
当线路保护未采取措施时，该电流分量将导致相关线路保护的测量值出现超范围的情况，尤其对速动电流保护影响较大。
2.2线路并联电抗器产生的自由非周期电流分量。该电流分量的衰减时间常数较大，虽其幅值相对说来较小，但随故障点的位置不同也会对线路保护产生影响，使线路保护作出错误判断，所以其影响也不能忽视。
2.3自由衰减的周期电流分量。理论上可能出现无限多个谐频的自由周期电流分量。但就计及其影响时，对于第一类具有固有运算时间的继电器，仅需重点考虑接近工频的一两个幅值较大的自由周期电流分量。对第二类没有固有运算时间的快速动作继电器来说，除考虑接近工频的幅值较大的自由周期电流分量外，谐频较高、幅值虽小的自由周期电流分量有时也会对线路保护带来一定影响。
3结论
综合以上影响线路快速保护装置工作的因素，要解决暂态过程对线路保护的影响，需采取适当滤波及其它技术措施，使引到保护装置内部的电气量满足线路保护对工频电气量的要求。暂态稳定分析的混合算法是一种判断系统稳定与否有效的方法，采用此方法能提高线路保护可靠动作的能力。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7
[关键词]云南野生植物多样性法律
一、云南野生植物多样性概述
生物多样性,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所给出的定义,是指所有来源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是在所有形态、水平和组合中的生命的变异性。它不是所有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料的总和,而是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材料及它们之间的变异性。顾名思义,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的一种类别,是指植物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材料及它们之间的变异性。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对它的保护往往处于薄弱的初级阶段,很多法律制度都亟待完善。
云南是中国野生植物种类资源和生态系统类型最为丰富的地区,保存有许多珍稀、特有或古老的野生植物类群,是公认的野生植物重要类群分布最为集中、并具有全球意义的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与多样化的生境条件,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云南省面积39.4万k,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1%。而云南拥有高等植物16577种,占全国总数近50%;在14760多种维管束植物中,列为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就有171种,占全国总数的44%。因此被称为“植物王国”。研究云南地区的野生植物多样性,对全国范围内的野生植物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样本。
云南省为保护省内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地方的珍稀植物,出台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制定了很多有益的制度,为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近几年来,由于过度采集、不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活动、城市化建设、环境污染、土地用途改变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原因,加之没有专门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及制度,使野生植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植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急需通过法律及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才能更有力的保护云南省野生植物多样性。
二、云南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998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这是野生植物保护的唯一的专门行政法规;1999年8月4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公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分i、Ⅱ级;1987年实施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1994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对保护区的建设、管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规定,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2008年2月26日,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完成的《中国植物保护战略》正式,以应对植物濒危问题。《中国植物保护战略》后,成为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这是在全球的植物种类空前速度消失,生物多样性的维系面临巨大挑战的严峻形势下,为遏止植物的不断灭绝,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组织国际知名专家起草的《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省作为我国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省政府为了保护植物资源,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植物资源,也为野生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参考。一是通过地方性立法加大了植物资源保护。1987年以来,先后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公布了《云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云南省珍贵树种名录》等。二是建立健全和规范了植物资源的管理机构。为更细致的保护省内地州的植物资源,在全省各地州市林业主管部门都设立了专职管理机构,配备了管理人员。三是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了野生植物的生境。其中,普渡河、海子坪等11个自然保护区专门以野生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有106个自然保护区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多年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形成全省较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使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9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极大地改善了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省政府和一些组织团体也进行了各种积极的探索,开展调查和科学研究,组织开展了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的野生植物资源调查以及西双版纳、哀牢山、高黎贡山、南滚河等一大批部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多学科综合考察和资源调查。为更好的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提供了基础。
但是,目前云南省对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缺少专门针对野生植物资源制定的法规或规章,对野生植物的保护散见于其他法规和规章之中,相关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交叉复杂,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困难,必然影响依法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的效果。二是法规或规章之中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更强调野生植物资源的经济价值而非生态价值。由于近年来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野生植物盗伐滥伐现象突出,法律上针对这些现象做了很多规定,而且由于经济价值的不同,对原生天然生长的珍贵野生植物和原生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的保护比较重视,对具有地方特色的野生植物很少涉及到。这种经济本位的立法目的能短期保护植物资源的存在,却不能有效保护植物的多样性。另外,管理机制比较落后,资金来源不足,管理人员人员不足,还有一些相应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建立,公共参与不足,缺乏透明度等等问题严重束缚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三、云南野生植物多样性法律保护的对策
首先,完善云南省野生植物的立法和法制建设。云南省作为最重要的野生植物资源集中区,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自身野生植物资源的特点和保护现状为背景,由云南省人大制定《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利用各种媒体、各种方式坚持不懈地普及保护野生植物的法律法规,为依法行政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加大执法力度,要认真贯彻执行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严格依法行政,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以达到震慑罪犯和教育群众的目的。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处理好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关系。
其次,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和保护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森林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物种繁多,气候优越,人为干预较少,是野生植物最理想的栖息地,也是各种野生植物的良好生境。人类对森林的开发利用,往往会改变野生植物的生长和栖息,对森林的破坏,就会破坏野生植物的多样性。而自然保护区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它能最大程度上保护野生植物的生境,科学有效的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是保护野生植物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的同时,就应该与保护野生植物相结合,既要保护珍惜名贵植物,也要加大保护各种野生植物,保护其多样性。
再次,构建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制度。(1)野生植物编目、监测及建立信息系统制度。生物多样性编目和监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管理者服务,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提供必要的信息。建立野生植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就是将原来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信息汇总,在保证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电子化,并提供完备的数据检索和查询工具,以适应不同目的的查询需要。(2)审批许可制度。该制度是针对一些珍稀、濒危植物的利用及外来种的人为引进而言的,特别是对外来种的人为引进有重要意义。珍贵、稀有、濒危的生物物种,由于其在生物多样性中的特殊地位,对其进行利用需经特殊的审批许可程序是完全必要的。(3)建立野生植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各地区的有关部门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一方面通过接受有关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部门和其他企业自愿捐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资源开发和各种服务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去。再者,随着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的加强,还可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财力支持。(4)生态系统性管理制度。生态系统多样性并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心应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因为世界上现存物种的大多数还不为人知,而生态系统的保护还可以同时保护生态系统内的所有过程和生境,这样也就保护了许多未知物种及其基因。生态系统具有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
最后,强化社会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意识,提高公众参与程度。通过开展环境教育工作,使社会意识到野生植物的重要性,去除公众对野生植物无价值或无人保护可以任意滥用的错误意识,是公众认识到野生植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要提高公众参与,就要先做好向社会公开,既重视管理部门的主导作用,也不容忽视各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早在1996年根据野生植物保护事业发展需要,云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为野生植物的保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中我们应当重视这种公益协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使其更好的为公众服务。
参考文献:
[1]郭辉军.切实保护好云南的野生植物,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林业,2003.11.
[2]孙中艳.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中国发展,2006,(4).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8
关键词：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模拟人工神经网络技术
中图分类号：tm77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继电保护设备作为电力系统中的重要设备，承担着保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的重任。在电力需求量剧增的今天，对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对于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全面了解继电保护设备的工作原理，积极采取合适的状态检修技术，确保继电保护设备的安全运行，推动电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一、继电保护设备的简要介绍
1继电保护设备的组成
继电保护设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执行输出、逻辑环节和测量元件，其内部结构是一个严谨并且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继电保护设备通过将现场信号进行前置处理，然后进行输入，在系统中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将现场信号转化为逻辑信号，结合系统的输出顺序、逻辑状态、测量部分输出信号的性质、大小等信息，最后根据系统制定执行指令动作，由系统的输出部分完成执行任务。
2继电保护设备的工作原理
随着电力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力继电保护不仅仅是局限于继电保护设备自身和电力系统的保护，而是结合电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针对电力系统中发生的电力故障或者事故，采取的自动控制措施。电力系统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一旦系统发展故障或者事故，继电保护设备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发出警告，工作人员听到报警信号之后，立即找到系统故障点，进行系统检测和维修，避免电力故障影响其他电力设备的运行状态。在电力系统中，继电保护设备通常是利用电力系统中的异常情况或者元件短路、短路时，分析系统的电气量变化来分析来执行继电保护动作。继电保护设备能够实现电力系统各个保护单元之间共享系统的故障信息和运行数据，重合闸装置和各个单元经过分析和判断这些信息数据，来进行协调动作，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继电保护设备实现电力系统保护的基本条件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电力系统的各种保护装置联接起来，实现电力系统微机保护装置的自动化和网络化。
二、电力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方法和检修流程
为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确保电力继电保护设备具有良好的运行状态，工作人员要加强对电力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测和维修，及时记录检测和维修状态，另外，工作人员还要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故障的特点和规律，积累丰富的检测维护经验，一旦电力系统出现继电保护故障，及时找到故障源，尽快进行故障处理。
1电力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方法
（1）综合法
综合法是将继电保护设备的多个参数进行综合，来判别继电保护设备是否存在故障，通过比较得出结果，对继电保护设备进行故障诊断，由于继电保护设备非常复杂，并且出现的故障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最终得出结论。
（2）比较法
首先，继电保护设备在电力系统的日常使用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对继电保护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记录，便于和相同厂家、相同类型的继电保护设备标准运行参数进行对比，如果发现继电保护设备的参数和标准运行参数相差很大，就说明继电保护设备出现了故障，及时联系厂家进行维护处理。其次，继电保护设备在投入使用之前，要严格按照其运行参数进行检验测量，测量结果的误差范围如果超出允许范围之内，这说明继电保护设备出现了问题，要及时查找原因，确定故障源。再次，电力系统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要加强对继电保护设备的监测，定期对继电保护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前后的运行数据相差很大，要仔细分析和研究误差原因，检测继电保护设备是否出现故障，及时进行维护和检修。最后，将继电保护设备进行变相，如果变相之后参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说明该继电保护设备质量不合格，应该及时更换和检修。
三、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策略
1采用人工智能检修方法
随着电力系统对计算机网络的要求越来越高，电力继电保护系统除了实现基本的保护功能以外，还要能够存放大量的运行数据信息和故障数据信息，需要能够快速处理数据信息。如今，电力继电保护故障的检修采用人工智能检修方法，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监测继电保护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分析实时的运行数据，判断设备是否发生故障。同时，由于电力继电保护设备故障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并且结构复杂，故障类型非常多，电力继电保护设备故障的检测与维修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故障检测维修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熟练的专业技能和扎实专业的知识。
2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近年来，我国的电力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技术快速发展，工作人员在电力继电保护设备故障中的检测中运用了网络技术，将电力继电保护系统和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了电力继电保护设备的计算机自动化，利用计算机系统实时监测电力继电保护系统的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计算机网络中存储的电力继电保护设备运行状态信息进行分析和排查，极大地提高了检测维修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计算机网络系统可以及时记录电力继电保护设备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故障情况。电力继电保护设备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融合，在电力继电保护设备故障的检测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采用模拟人工神经网络技术
电力继电保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例如在电力继电保护装置中使用模拟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这种智能化的电力继电保护能够快速解决电力系统中的短路问题，提高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利用模拟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能够快速找出故障原因，为检测维修提供充足的时间，极大地提高了电力系统的运行效率。
结语
近年来，各个领域的用电需求越来越大，电力继电保护设备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保护装置，要高度重视电力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故障，不断改进和创新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技术，推动电力系统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9
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激励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行为，由相关受益主体对特定生态环境建设者和保护者付出的成本或作出的牺牲予以补偿的法律行为。自然补偿说和人地补偿说所理解的生态补偿不符合法学的特点。人际补偿中的负外部性补偿也不应纳入生态补偿制度的范围。应将生态补偿制度与现行的环境保护税费、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作严格的区分。
关键词：
生态补偿；人际补偿；正外部性补偿；善治理论
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西方国家较早获得研究和运用。在我国，生态补偿也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层面。2010年4月，由国家发改委领衔的《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生态补偿正式进入法律起草阶段。为生态补偿提供立法供给是目前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任务。然而关于何为生态补偿，目前在国家层面未作出明确规定。生态补偿的概念决定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也关系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其他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补偿法律文本需对生态补偿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目前，学界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有必要对生态补偿这一基础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期实现法律的确定性。
一、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各种学说观点
（一）自然补偿说
生态补偿一词最早来源于生态学中的自然生态补偿一词。所谓自然生态补偿是指“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1〕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实质上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的一种自我调节的本能，该种本能是为了实现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从而确保自身的平衡和生存。此时生态补偿中的“生态”是指生态系统以及构成生态系统的有机体、种群或群落，是补偿的运行主体。“补偿”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活动。鉴于该理解叶文虎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2〕
（二）人地补偿说
人地补偿说认为生态补偿是指人类对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身进行的补偿，其实质体现的是一种人地关系。如张诚谦认为“所谓生态补偿就是从利用资源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并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归还生态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的动态平衡。”〔3〕吕忠梅教授将狭义上的生态补偿理解为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的行为。〔4〕卡普鲁斯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偿。〔5〕王清军认为在法律层面，生态补偿包括的第一个方面即为“从事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行为时对生态环境自身的补偿。如修建大坝时，环境评价报告中要求必须修建的巡鱼通道。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6〕此时生态补偿中的“生态”不再是补偿的运行主体，而成为补偿的对象；“补偿”不再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活动，而是人类对生态系统实施的一系列保护和恢复措施。在该种意义上生态补偿体现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补偿。按照该观点人类对生态系统进行的一系列恢复和保护行为都可称之为生态补偿。
（三）人际补偿说
人际补偿说将生态补偿关系界定在社会主体之间的补偿。相对与人地补偿说，人际补偿说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人对人的补偿。此时生态补偿中的生态既不是补偿的运行主体，也不是补偿的对象，而是补偿的原因。一定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进行补偿是因为生态环境被破坏或获得了维护。但在人际补偿说内部，由于学者们对补偿概念及补偿方向的不同理解，对生态补偿涵义的认识仍存在一定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认识：1．双向补偿说。双向补偿说认为生态补偿既包括体现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的生态环境的损害者向政府或受害者承担的补偿责任，也包括体现外部经济性内部化的生态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承担的补偿责任。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有该观点。如毛显强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7〕李爱年教授以经济学中的双向补偿为基础，将生态补偿分为“增益性”补偿和“抑损性”补偿两类。〔8〕增益性补偿体现的是正外部性补偿，“抑损性”补偿体现的是负外部性补偿。沈满洪认为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对生态保护贡献者作出补偿、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予补偿和对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9〕其中对生态保护贡献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予的补偿体现的正外部性补偿，对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负外部性补偿。2．单向补偿说。单向生态补偿说将生态补偿限定在正外部性补偿的范围内，仅包括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对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和保护者进行的补偿。双向补偿说既体现“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的基本原则，也体现“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收益”的基本原则；而单向补偿说只体现后者。如王青云认为“生态补偿就是指为纠正生态保护领域中因经济外部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生态保护的受益者应该向生态保护者提供补偿，以实现生态保护中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调动生态保护者的积极性。”〔10〕李文华等认为“生态（效益）补偿是用经济的手段达到激励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维护和保育，解决由于市场机制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并保持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达到保护生态与环境效益的目标。”〔11〕曹明德认为：“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的机制。”〔12〕
二、对各种学说观点的法学评判
（一）关于自然补偿说
按照自然补偿说，生态补偿在本质上是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生态系统存在的理想状态即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补偿下实现平衡。但是，当生态系统受到的干扰远远超过了其自我调节能力时，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补偿对生态平衡的恢复将无能为力，生态系统即面临破坏的威胁。此时，生态补偿的补偿者必然从自然本身向生态系统的最大干扰者———人类延伸。生态补偿的内涵也必然从最初的自然生态补偿演变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行政、经济手段或机制。法学以人的行为为主要研究和调整对象，对于纯粹的自然现象，法律不能也无力进行调整和规范。自然补偿说所理解的生态补偿应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概念而非法学意义上的概念。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以自然生态补偿规律为基础，但其内涵与自然补偿说理解的生态补偿大相径庭。
（二）关于人地补偿说
人地补偿说将生态补偿的内涵理解为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投入、维护和管理行为，其注重到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应承担的反哺责任，因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实际上环境保护法的目的就是要促成人地补偿的实现，环境立法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设计一定的制度来实现人地补偿。因此，人地补偿是目的，而非手段。人地补偿目的的达成离不开人际补偿的实现。另外，人地补偿说直接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是通过对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13〕因此生态系统本身不能作为主体参与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生态系统是生态补偿法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是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作为主体的补偿对象。法律意义上的生态补偿体现的是一定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法律通过对社会主体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引导社会主体实施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有学者以生态学为基础，将对生态系统本身的恢复、维护和修复行为纳入生态补偿的范畴。〔14〕依该观点，中央和地方进行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以及资源开发利用者对生态环境进行的保护和修复行为也属于生态补偿行为。这种观点将对“物”的补偿纳入生态补偿的范围。这种补偿超出了法律的调整范围，法律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对“人”的补偿，从而间接地实现对“物”的补偿。
（三）关于人际补偿说
人际补偿说将生态补偿的范围限定在人与人之间，更为符合法律的特点和功能。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在人际补偿说内部对生态补偿涵义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按照双向补偿说，生态补偿的范围较为宽泛，包括征收环境资源税（费）的行为和环境损害赔偿行为等。而按照单向补偿说，生态补偿仅限于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向提供者进行的补偿。作为一项法律概念，生态补偿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明确。因为其决定着生态补偿制度的效力范围，同时也影响着环境法律制度内部体系的稳定性。目前理论界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模糊性，极大地阻碍了全国性生态补偿立法的推进。同时这种理论上的模糊性，也使地方进行的生态补偿立法内容各异。如2014年5月通过的《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生态补偿是指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因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区域内的有关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偿的活动。可见该条例所称的生态补偿仅包括对正外部性的补偿。而2012年2月通过的《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指河流生态补偿是以保护河流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调节流域上中下游之间、水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及破坏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可见该办法所称的生态补偿包括正外部性补偿和负外部性补偿两方面。生态补偿概念理论上的模糊性给生态补偿立法带来了极大的障碍，丞需对生态补偿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明确。
三、正外部性补偿：生态补偿之应有涵义
如上文所述，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自然补偿说和人地补偿说都不符合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基本特征。生态补偿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应被限定在人际补偿关系之内。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生态补偿是一种包括负外部性补偿和正外部性补偿在内的双向补偿还是仅体现正外部性补偿的单向补偿。本文认为生态补偿应该仅限于体现正外部补偿的单向补偿（增益性补偿）而不包括负外部性补偿（抑损性补偿）。
（一）采用单向补偿说更符合生态补偿一词出现的社会背景
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新的制度设计，有其出现的特殊社会背景。必须将该词放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揭示其内涵。脱离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观臆想地去理解其内涵，必然出现众说纷坛的局面。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显示，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界提出了进行生态补偿的建议，但其主要针对的是防护林的保护和建设。如李慕唐建议“为保障上游山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对维护生态平衡的防护林，国家应从灌溉、供水、水利发电、水产养殖以及育林费等收益中提出部分资金，给划分防护林的上游山区群众和国营林场，作为生态补偿费。”〔15〕钱震元建议“从中下游受益的单位（各梯级水站）、工厂、交通、航运、矿场、城市用水等按照受益多寡和一定比例提缴生态利用经费，由林业部门按森林覆盖面积和林地质量付给农户，用以‘生态补偿’。”〔16〕我国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生态补偿的提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1966年到1976年我国经历了的十年浩劫，由于在这一期间指导方针的错误，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了极大地破坏。特别是在“以粮为纲”农业思想的指导下，毁林现象极为普遍，森林资源极速减少。结束以后，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转移工作重心，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面对严重破坏的森林资源，1978年国务院正式决定建设“三北（西北、东北、华北）防护林工程”，该工程包括13个省的551个县。中央提出的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决定得到了三北地区各级政府以及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据清查核实，”从1978年至1988年底，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其他渠道共投资24．33亿元，群众投入劳动11个工作日，完成人工造林1．38亿亩。”〔17〕三北防护林工程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例如随着生态林的成长，对于位于生态林附近的农田而言，却产生了减产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生态林与农作物争夺阳光、养分所致。而位于生态林下游的农户，由于上游的生态林起到了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作用，下游的农田即使遇有暴雨天气，也能保持粮食收成。因此，生态林建设区域的农民为了保证粮食产量或确保一定的经济收入，不得不将自己种植的树忍痛砍掉。面对这种防护林建设区建设、他方受益、自身受损的现象，学界提出了向受益地区或单位收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建议。可以说我国与生态补偿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就是在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中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生态补偿的产生与积极的生态建设和保护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来达到激励生态建设和保护行为、扩大生态服务供给的目的。因此，从生态补偿一词出现的社会背景考察，其体现的应是受益者向生态服务提供者的单向补偿，而不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干扰者向政府或受害人进行的补偿。
（二）采用单向补偿说更能体现环境保护从传统管治理念向善治理念的转变
善治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创新理论。该思想是面对公共管理领域中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局面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理论。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约束个人极端自利行为方面束手无策，政府的命令手段无法实现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最优配置，导致命令难以得到执行。善治理论主张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合作克服政府的低效和市场的失灵，这种合作主要是通过协商而实现的。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事务，豪无疑问面临着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双失”困境，善治理论的出现无疑为环境保护开辟了新的天地。一直以来，我国在环境管理的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是政府单一的管治方式。在环境管理模式中只存在政府（管治者）和市民（被管治者）两种角色。政府通过直接的命令让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相关主体承担各种义务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例如对排污者进行强制性收费、对生产经营者进行强制性许可，这种单一的管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例如管治成本过高、管治寻租现象严重、对管治的抵制现象严重等。依靠单一的命令式的环境管治很难实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因此善治理念自然被引入到环境管理领域。传统管治理念与善治理念主要具有以下区别：一，主体不同。传统环境管治是政府主导型的一元治理结构，而善治是由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构成的三元治理结构。二，手段不同，管治注重的是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强制性手段，主要使用命令控制型手段。而善治强调利益诱导机制，通过对相关主体的激励措施来达到一定目的。三，认识不同。管治侧重于对生态环境自然属性的保护，注重防止环境要素的变化以及具体生态问题本身的解决，而善治侧重于治理的社会属性，焦点在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维护环境权益的制度保障和执行环境决策的绩效，注重利用利益制衡，发挥人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单向生态补偿说体现的正是这种善治思想。其主要通过政府、市场和市民之间的协商，对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予以鼓励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双向补偿说中的负外部性补偿体现的仍然是政府对生态环境破坏者强制性惩罚的管治体制。面对我国目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不仅要通过管治达到不让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目的，而是要通过善治过程中的协商、激励机制实现生态服务功能的不断提高。善治的特点是建立互惠与相互依赖的网络体系，并且实现该网络体系的整合。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有足够的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依照角色期待而行动。”〔18〕单向生态补偿说正是体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者的鼓励。环境治理不能仅靠权威或者制裁，而更多地应该依靠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的互动，在这个互动中，各方要实现的利益可能会不同，但在结果上都使公共利益有所增加。在协商体制下，实现了政府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真正的善治。”〔19〕但公民社会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无秩化，善治应当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和法治的基础之上。“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20〕
（三）采用单向补偿说有利于实现环境法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统一性
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法篇10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到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生态安全应该主要指人类生态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危险的状态。可以说，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因素。生态安全概念区别于传统安全概念，具有许多鲜明的与传统安全概念不同的特征。
(1)整体性与全球性。传统安全概念主要是一种区域性概念。现实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综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地球，人和其它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戚戚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事实也表明，生态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开生态危机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地解决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边主义地保护自己的生态安全。生态安全的表现和性质、本质和产生的根源和后果、解决途径等都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所有生态安全问题的性质都这样。因此，生态安全已经是全球性事务。(2)自然性和社会性。传统安全主要是社会性概念。生态安全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态的好坏表示，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表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具有社会性。自然灾害成为安全问题，虽然它起源于自然因素，是自然规律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由于它对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评价，由人的利益来定义;人和社会的活动又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和控制，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失，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变现了它的社会性，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3)综合性和根本性。在国家安全网络中，其他安全多表现单一性特点，生态安全则具有综合性和根本性。生态安全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三大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同时，生态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安全，人类和其他生命必须依赖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这种依赖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4)滞后性和动态性。传统安全大多是立刻和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生态安全则常表现了滞后性和动态性。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活动引起的，与这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相比较，它的不良的环境后果会在过了很久才表现出来。问题的滞后性是普遍的，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现，森林慢慢地消失，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出现有一个过程。生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也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的因素是单独起作用，更多是叠加地起作用，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
(一)我国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限于立法方面)。我国已经颁布的关于生态安全的法律大致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土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气象法》、《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从现有这些法律看，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有着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特点，具体存在这样一些缺陷：(1)生态安全立法缺乏预见性。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拓展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中起基本法作用的《环境保护法》主要围绕环境污染防治角度进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则留给了其他单行法规定，给人一种只是污染防治法的不完善印象。(2)生态安全立法的手段单一。生态安全法的涵盖综合性要求采用多种手段方法来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但目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地方、部门及个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导致开发者为争夺资源开发的利益而不顾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对生态安全造成客观威胁。从而生态立法应注重生态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多学科、多种方法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或者国际上生态安全理论的介绍，对生态安全的概念、价值、制度体系的研究，对生态安全的某一部分内容生物安全、环境安全、遗传资源、物种入侵、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西部开发中的生态安全等等，没有深入的具体制度研究，尤其是能够对现行法律的解释、修改与完善直接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客观而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对其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意义都不容否定。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目前这种仅仅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远离中国实际与司法实践现实的研究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这些年来环境立法的理想化与执法环境、执法效果之间的距离，已经对理论研究的某些倾向敲响了警钟。
(二)可以借鉴的国外生态安全法律保护状态(限于俄罗斯)。(1)俄罗斯关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现状。俄罗斯对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确立了生态安全法调整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②确立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法;③确立了对生态安全保障进行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在俄罗斯有关学者起草的《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中指出，现有的有关生态安全的立法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过于抽象，多半是宣言式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法律文件不一致，国内缺少生态安全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法律关系应作为法律关系调整的优先方面加以考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创建俄罗斯生态法的特别法体系以及实现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将是保障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和终极目标。有关生态安全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方面，有关学者提出应该制定并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安全学说，认为以先前已经通过的有关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然后再由各联邦主体制定各自的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的做法将会对生态安全造成损害，应该制定实用于全国的、直接生效的联邦生态安全法，可在一些领域中给各联邦主体留有一定的余地。(2)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构建。俄罗斯生态立法概括起来有四部分构成，即：宪政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为了保障生态安全立法能够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俄罗斯制定了《关于生态安全法律信息实用的分类方法》，作为推荐性的实用标准在立法实践中加以采用。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首先体现为生态安全保障被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为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权利。经济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立法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中，对生态安全机制的广泛采用，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在立法的层面上将生态安全的保障确定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活动和环境利用行为的具体要求;在经济立法中确定了生态安全保护的客体、技术参数以及独立的追诉程序。社会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现在企业和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性生态灾难和技术灾难对各国生态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促使各国必须面对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俄罗斯生态安全的国际立法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
三、生态安全法治化的初步设想
(一)关于生态安全法治理念的问题。从发展趋势来看，生态安全立法必须从法的规范主义占主导地位向自然权利至上传承与转换;从利用刑事惩罚手段与生态犯罪作斗争向预防生态犯罪这一首要的国家政治任务的法治理念转型。这样，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必须加大对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生态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力度。理想和实际中，都应该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再生利用作为生态安全保障的目标和基础，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再生和质量提高纳入生态安全范畴，以此促进将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体系看作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手段。
(二)关于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设想。完善的生态立法体系可以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两方面的法律规则较为全面，而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两方面的立法需要引起重视，并尽快用生态安全的观念指导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
(三)关于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设想。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至少必须首先在宪政意义上明确立法保障，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形式，在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生态权。建议在生态安全保障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对公民及生态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公共参与的权利及义务作出详尽规定，以此推动公众参与生态安全保护的实践。建议主动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等形式的国际法律规范，健全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
(四)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设想。必须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来实现对生态安全的保障。一是建立相应调节制度，规定生态审计、生态保险、生态认证、生态许可、生态税征收、生态警察制等经济的和行政的调节制度，进行一定的制度整合与创新。二是开展对经济决策的生态影响评价，从经济决策与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进行考虑。三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对生态效益受损害的地区给予补偿，例如对林地的生态效益的补偿;江河上游地区环境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或减灾受益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四是进行生态安全教育，在生态安全基本法中明确生态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形式，确立以普及生态知识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为目标、多层次的生态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