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1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存在的反差，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阻挠，对发展路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将是曲折、艰难和反复的。
在我国，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们“极端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现有能源系统以何种恰当方式转向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视”。对可再生能源“如何转型”缺乏基础性研究与系统性思考，导致本应是系统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在实践中“各自为政”，并演变为单纯以实现某个“既定份额”为目标。
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置于人类能源转型历史进程之中，探讨能源转型的基本内涵与动因，梳理能源转型的逻辑，系统分析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转型方式，不仅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重要性。一问：能源转型如何发生
很多报告和论文将“能源转型”（energytransition）一词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或“低碳转型”来理解。这一含义最早可能来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一份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该报告当时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石油能源的观点受到强烈反对，但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演变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德国“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称最终目标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更一般意义上，能源转型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导能源的转换或更替过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为主导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不过，对能源转型的这种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理解的相关研究难以适应复杂、丰富的能源转型实践的需要，无法对认识当前能源转型提供洞见。
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三世试图另辟蹊径。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转型》中，罗伯特・海夫纳三世从能源存在的三种物理形态，即固体（木材、煤炭等）、液体（石油）和气体（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出发，把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与未来概括为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固体能源向液体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液体能源向气体能源的转型。这一观点具有理论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为我们认识能源转型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理论对于能源转型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对能源转型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理解能源“如何转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教授认为，能源转型是各种能源利用“原动机”（primemovers）驱动下的能源结构不断变化过程。“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
斯米尔教授根据“原动机标准”将人类能源利用划分为四次能源转型：第一能源转型发生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人类通过驯养役畜来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转型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风车和水车的出现，进一步替代人和动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转型随着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的扩散和进一步改进，启动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转型进程。第四次能源转型的发生则伴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和伦敦投入使用，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而出现。
斯米尔教授所提出的“原动力发明、改进和扩散”逻辑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回顾人类能源利用史就会发现，以“原动机”单一标准来判断能源转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从原动机标准所划分的一些能源转型并未真正导致该种最终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从而不构成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能源转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随风车和水车的出现，除了在小范围外，风能和水能并没有在普遍范围成为主导能源，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风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与原动机效率高低无关。二是以“发电机”出现而引发的第四次能源转型，偏离了“一次能源”的逻辑进入二次能源（电气化），这一转型与当前清洁化低碳化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化石燃料发电的“原动机”效率和能级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不利于向清洁燃料过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术革命对于“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归到其所依赖的一次能源的“源头”来评价。
为了更好描述历史上能源转型的逻辑和解释未来的能源转型，笔者对能源转型的定义是：能源转型是由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系统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变化过程。能源转型的发生与深化，是随着一种足以推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得以发生“原动机”发明、扩散而发生、发展的，正如历史上的蒸汽机之于煤炭，内燃机之于石油一样。二问：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哪个阶段？
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次能源转型是第几次转型？判断能源转型的标准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转型的上述新定义，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转型应符合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要有导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变化的“技术创新”或“原动机”出现。能源转型不是“新”能源品种使用数量的简单“累积”，中世纪英国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纪初，英国不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业行业生产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过去的燃烧方式，没有出现用煤技术的重大创新。1765年，瓦特蒸汽机作为煤炭原动机的出现，英国才真正启动了向煤炭的转型，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术创新的一次能源结构变化，即新“原动机”出现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终成为主导能源。换句话说，替代能源需要有成为主导能源的潜质。从这个判断标准看，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说的风车和水车发明所引发的能源转型，并不构成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动机），一次能源的替代与转换的展开，必须同时构建与这种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否则能源转型难以顺利和有效推进。因此，就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统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来梳理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原动机标准和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标准看，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可以划分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转型、煤炭向石油转型、石油向天然气转型。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即石油向天然气转型阶段。
如果结合能源系统变革（第三个标准）来看，就会发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同属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输送和消费。也就是说，它们均属于“能源系统”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转型。
人类能源利用可以划分为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两次大能源转型期间存在着一些亚转型（如向煤炭转型，向风力发电转型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能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洁，而且因为从能源系统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点。三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何处？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多难，难在何处？相信任何一个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人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少有如下“三难”：
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与经济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对植物能源的替代，不仅是高密度能源对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竞争力能源对低竞争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前各国正在发生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碳减排政策驱动下的能源转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还有较大提升潜力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脱碳”而发生的低密度能源对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时也是低竞争力能源对高竞争力能源的替代。这一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问题的基本根源。
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能源系统的“外推式发展”而得到。一个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储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关，而风能、太阳能的广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储性决定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现有能源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系统并不会自觉向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系统转型，因为传统能源企业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往往会自觉阻碍这一进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单一品种，无论是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都不具有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就多个品种集合整体而言的。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上述“三难”，也可以说是能源转型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给能源转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转型政策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体制与政策实施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特征与新变化，减轻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四问：从德国能源转型实践学到什么？
德国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典范，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为“经验”为各国所借鉴。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固定电价（Fit）、投资补贴等政策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标准选项。对此，无需多言。这里我将特别指出两个很少被提及，但实际上对我国更有价值的德国能源转型“经验”：
一是增强电力市场灵活性是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德国电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电力市场制度架构，确立了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竞争性市场。其核心要素包括：电力零售侧放开，终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开放电网使用权，电网运营商不参与市场竞争；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与多级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协同合作的市场结构，等等。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到目前为止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及其配套机制所决定的市场灵活性是基本制度条件。从经验借鉴看，构建这一制度是中国等很多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德国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市场制度以期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结算单元为主体的电量平衡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独立调频市场。凡是不能维持区域内发电和用电平衡的平衡发电运营商（结算单元）都必须从电网公司那里购买调频调峰电量，同时允许调频供需独立进行拍卖；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变革白皮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许短时间内的超高电价和负电价，允许更多类型的技术参与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等等。更为灵活的电力市场制度，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电力的时间和空间价值，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反应。
二是从发电、电网和用电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整体灵活度以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挑战。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提高化石能源发电厂的灵活度，以提高其调峰能力，而不是扩大规模降低能耗；改变热点联产电厂和生物质发电厂运行方式提高其灵活性；发挥欧洲互联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提高德国输电网的灵活度；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增加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等等。五问：什么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当务之急？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补贴力度不够？并网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当前应优先落实如下事项或原则：
一是确立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各国能源转型方向虽然相似，但能源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不同，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国别差异。
我国的能源转型远未上升的“国家战略”层面。首先，我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国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最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也无科学评估和考核。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和落实。
二是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应充分反映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国能源体制抑制市场作用导致配置效率低下问题非常突出。大力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仅如此，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竞争性电力市场和灵活的交易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因此，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迟缓不仅会影响能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增加转型成本。
三是我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步骤不应由传统能源巨头决定。传统能源巨头一定是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展不能由电力公司等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因为它们可以从放缓能源转型速度和进程中获得经济利益。正如赫尔曼・希尔在其《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所指出的，“客观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赢的。百分之百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工业时代以来最广泛的经济转型。如果这个进程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可思议的。失败者将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电力工业，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其洞察力、决心和能力，以及进行彻头彻尾的重组、直面迅速衰减的市场份额、发现新的业务领域。”
如果想让我国能源系统能够按照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逻辑来实现转型，必须要在确立能源转型国家战略基础上，配套以推动能源转型的系统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转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转型进展和节奏由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的局面出现。
四是基于能源转型方向调整当前投资以避免锁定效应。未来30年-50年的能源系统是由当前投资决定的。当前的能源投资要符合能源转型要求，否则将导致我国未来能源系统（电力系统）锁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来能源系统转型的成本。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2
论文内容提要：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需要：在城市定位与功能上，实现由生产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实现由单一经济向多元发展的转变；在经济体制与政策上，实现由重取轻予向适度援助的转变；在主体意识与行为上，实现由工矿社区向现代城区的转变。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完善协调机制，整合发展规划；实施财政援助，重建转移支付；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城市功能，实施城市经营；挖掘产业文化要素。构建特色城市文化。
资源型城市通常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它们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繁荣国民经济、改善经济结构与布局、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为国家和地区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受其发展背景与成长模式的影响，也积累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大量矛盾。随着资源开采期逐步终结，城市单一资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间题，同时也必然激发诸多历史矛盾。因此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实现向综合型城市转变，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和谐与发展上的可持续。本文拟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管理创新。
一资匀咬裂城市转刃巴的内刁七要求
资源型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支柱产业往往只是对资源进行采选和初加工的资源型产业，其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城市经济高度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相对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有限性和支柱产业的单一性，多年的高强度开发使这些城市的资源赋存逐渐萎缩，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造成主导产业的停滞甚至衰退，危及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一些情况严重的城市甚至陷人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面临着经济发展衰退、就业压力巨大、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发展资金匾乏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矿竭城衰”和资源开发已进人中后期的资源型城市均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重建和转型压力。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有着比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完成支柱或主导产业的转换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要求:
1.在城市定位与功能上.实现由生产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大多兴
建于建国初期，其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自然形成的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这些城市基本上是由进行资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在城市的形态、设施和功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例如，自然资源赋存的分散性和工矿区临近资源而建的方式，使资源型城市在宏观布局上呈现出组团式的分散辐射格局，不利于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难以获得聚集经济和社会效益。即使在建市之后，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总体定位仍是矿物资源及其初加工品的生产中心，城市建设主要围绕资源型产品生产与职工基本生活的需要而展开，无法依据城市综合发展的目标定位进行建设，城市布局点多、线长、面广的基本格局没有多大改观，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城市功能不够健全的实际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善。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要求资源型城市在定位上实现从生产中心向区域经济中心的转变，并依照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内在要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
2.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实现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由于矿物资源为国家所有，
资源型城市的核心企业在所有制上是国有企业，在规模上是大型企业，在行政隶属上是“中直”与“省直”企业，使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普遍存在着“一枝独秀”的状况。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即资源型产业总量较大，其它产业则普遍欠发达，导致城市经济的弹性相对较差，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弱。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即城市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明显滞后，造成城市经济活力不足。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就业趋向过于集中。即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也使城市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要大力发展替代及接续产业，实现由依赖自然资源的单一产业结构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转变，也要求继续深化国有大型资源企业的内部改革、积极促进其他经济类型和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转变人们的择业观念等，以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
3.在经济体制与政策上，实现由重取轻予向适度援助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受经济体制与
政策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原材料的低价政策造成初级加工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较大的价格剪刀差，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初次分配上的不平衡。“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与政策则使资源型企业创造的利润及所提的折旧大量上缴国家，造成资源型企业及城市的积累较少、建设资金短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政策，使资源型城市只重视生产性建设，而压低一切生活性建设。这些政策长期共同作用，使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功能不够健全、文教事业发展滞后、高级人才短缺与专业结构不合理，核心企业设备老化、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体制转轨时期，价格改革的不到位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无法通过市场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损失;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负担。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要求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并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资源型城市自身财力的严重不足。
4.在主体意识与行为上，实现由工矿社区向现代城区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大多由进行资
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由于生产方式、行政隶属关系等多种原因，城市中各行为主体在意识与行为上仍有浓厚的工矿社区色彩，难以适应向综合型城市转变的实际需要。就城市政府而言，地方财政对资源型企业生产状况的严重依赖，使政府将为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提供服务作为其主要职能。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没有较好履行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和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责，发挥政府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也使企业难以摆脱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承担的多种责任，改变企业办社会和大而全的局面。就企业而言，企业办社会的长期结果是企业功能取代了社会功能，阻碍了企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即不仅加重了企业自身的负担、影响了其竞争力的提升;也使城市服务产业的发展滞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不足。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多数居民的就业岗位、经济来源、社会地位、生活福利系于资源型企业，在社会归属上认同的往往是企业与单位而不是城市与社区，这样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就业观，需要实现从工矿职工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同时为应对城市竞争的需要，城市还需要从矿区文化向有特色的现代先进城市文化转变。
二、城市牛令型过程中的政府管国绝创新
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政府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建设和谐社会为政府管理创新明确了目标。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以公共利益的和谐为基准，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调整不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与行为，并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完善协调机制，整合发展规划。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各方面，制订适宜的转型与发展规划，是确保有效转型的必要条件。然而，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的条块分割状况，往往使资源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迫切需要建立两者之间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大型资源企业是资源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它们多数由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直接管辖，其所从事的城市建设主要根据企业需要而展开，目的在于便利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受自身财力不足的限制，往往难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城市建设。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建立城市地方政府、中央或上级政府、大型资源企业之间常设的协调与决策机构，由其统筹城市转型的各个方面，整合企业、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各种规划，指导城市的有效转型和持续发展。当然，实现城市的转型是政府与资源开采企业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对于资源开发尚未进人末期的资源型城市协调机制尤为重要。应努力协调好企业与政府财政的近期利益与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关系。包括在资源开发进度规划应考虑适当拉长，以给发展接续产业与城市转型预留更多的时间，使发展资源的深度加工产业、发展多元产业、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决策协调一致。
2.实施财政援助，重建转移支付。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市场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缺位，造成其自我积累不足、建设资金匾乏。因而，完全依靠资源型城市的自我积累实现城市转型是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并重建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情况，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包括:重整资源型城市的市级财政，完善其自我积累机制;在分级财政中增加资源型城市的留成比例或采取税收返还方式，增强其自我积累能力;允许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发放地方建设债券，改善其吸收社会资本的能力;在资源型城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促进区域外资金流向资源型城市;在国债中单列一定额度，以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设立资源型城市转型基金、地区开发投资基金等多种基金，以及进行必要的直接投资等。
3.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资源型城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至今仍然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企业办社会、政企职责不分、思想观念陈旧，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障碍。因而，资源型城市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尽快形成新体制、新机制，以释放被原有体制所束缚的经济潜能。在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还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强化社会管理与优化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应把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加强职业培训、优化投资创业环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城市功能等作为重要目标，为有效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完善城市功能.实施城市经营。完善城市功能是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3
论文内容提要：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需要：在城市定位与功能上，实现由生产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实现由单一经济向多元发展的转变；在经济体制与政策上，实现由重取轻予向适度援助的转变；在主体意识与行为上，实现由工矿社区向现代城区的转变。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完善协调机制，整合发展规划；实施财政援助，重建转移支付；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城市功能，实施城市经营；挖掘产业文化要素。构建特色城市文化。
资源型城市通常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它们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繁荣国民经济、改善经济结构与布局、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为国家和地区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受其发展背景与成长模式的影响，也积累了自身难以解决的大量矛盾。随着资源开采期逐步终结，城市单一资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间题，同时也必然激发诸多历史矛盾。因此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实现向综合型城市转变，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和谐与发展上的可持续。本文拟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管理创新。
一资匀咬裂城市转刃巴的内刁七要求
资源型城市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其支柱产业往往只是对资源进行采选和初加工的资源型产业，其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城市经济高度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相对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有限性和支柱产业的单一性，多年的高强度开发使这些城市的资源赋存逐渐萎缩，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造成主导产业的停滞甚至衰退，危及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一些情况严重的城市甚至陷人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面临着经济发展衰退、就业压力巨大、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发展资金匾乏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矿竭城衰”和资源开发已进人中后期的资源型城市均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重建和转型压力。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有着比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完成支柱或主导产业的转换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要求:
1.在城市定位与功能上.实现由生产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大多兴
建于建国初期，其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自然形成的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这些城市基本上是由进行资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在城市的形态、设施和功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例如，自然资源赋存的分散性和工矿区临近资源而建的方式，使资源型城市在宏观布局上呈现出组团式的分散辐射格局，不利于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难以获得聚集经济和社会效益。即使在建市之后，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总体定位仍是矿物资源及其初加工品的生产中心，城市建设主要围绕资源型产品生产与职工基本生活的需要而展开，无法依据城市综合发展的目标定位进行建设，城市布局点多、线长、面广的基本格局没有多大改观，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城市功能不够健全的实际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善。因而，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要求资源型城市在定位上实现从生产中心向区域经济中心的转变，并依照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的内在要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
2.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实现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由于矿物资源为国家所有，
资源型城市的核心企业在所有制上是国有企业，在规模上是大型企业，在行政隶属上是“中直”与“省直”企业，使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基础与结构上普遍存在着“一枝独秀”的状况。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即资源型产业总量较大，其它产业则普遍欠发达，导致城市经济的弹性相对较差，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弱。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即城市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明显滞后，造成城市经济活力不足。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就业趋向过于集中。即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也使城市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要大力发展替代及接续产业，实现由依赖自然资源的单一产业结构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转变，也要求继续深化国有大型资源企业的内部改革、积极促进其他经济类型和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转变人们的择业观念等，以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由一枝独秀向多头并进的转变。
3.在经济体制与政策上，实现由重取轻予向适度援助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受经济体制与
政策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原材料的低价政策造成初级加工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较大的价格剪刀差，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初次分配上的不平衡。“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与政策则使资源型企业创造的利润及所提的折旧大量上缴国家，造成资源型企业及城市的积累较少、建设资金短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政策，使资源型城市只重视生产性建设，而压低一切生活性建设。这些政策长期共同作用，使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功能不够健全、文教事业发展滞后、高级人才短缺与专业结构不合理，核心企业设备老化、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体制转轨时期，价格改革的不到位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无法通过市场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损失;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型城市的负担。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要求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并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资源型城市自身财力的严重不足。
4.在主体意识与行为上，实现由工矿社区向现代城区的转变。资源型城市大多由进行资
源开发的工矿区转化而来。由于生产方式、行政隶属关系等多种原因，城市中各行为主体在意识与行为上仍有浓厚的工矿社区色彩，难以适应向综合型城市转变的实际需要。就城市政府而言，地方财政对资源型企业生产状况的严重依赖，使政府将为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提供服务作为其主要职能。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没有较好履行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和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责，发挥政府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也使企业难以摆脱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承担的多种责任，改变企业办社会和大而全的局面。就企业而言，企业办社会的长期结果是企业功能取代了社会功能，阻碍了企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即不仅加重了企业自身的负担、影响了其竞争力的提升;也使城市服务产业的发展滞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不足。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多数居民的就业岗位、经济来源、社会地位、生活福利系于资源型企业，在社会归属上认同的往往是企业与单位而不是城市与社区，这样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就业观，需要实现从工矿职工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同时为应对城市竞争的需要，城市还需要从矿区文化向有特色的现代先进城市文化转变。
二、城市牛令型过程中的政府管国绝创新
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政府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建设和谐社会为政府管理创新明确了目标。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以公共利益的和谐为基准，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调整不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与行为，并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完善协调机制，整合发展规划。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各方面，制订适宜的转型与发展规划，是确保有效转型的必要条件。然而，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的条块分割状况，往往使资源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迫切需要建立两者之间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大型资源企业是资源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它们多数由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直接管辖，其所从事的城市建设主要根据企业需要而展开，目的在于便利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受自身财力不足的限制，往往难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城市建设。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建立城市地方政府、中央或上级政府、大型资源企业之间常设的协调与决策机构，由其统筹城市转型的各个方面，整合企业、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各种规划，指导城市的有效转型和持续发展。当然，实现城市的转型是政府与资源开采企业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对于资源开发尚未进人末期的资源型城市协调机制尤为重要。应努力协调好企业与政府财政的近期利益与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关系。包括在资源开发进度规划应考虑适当拉长，以给发展接续产业与城市转型预留更多的时间，使发展资源的深度加工产业、发展多元产业、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决策协调一致。
2.实施财政援助，重建转移支付。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市场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缺位，造成其自我积累不足、建设资金匾乏。因而，完全依靠资源型城市的自我积累实现城市转型是不现实的，需要国家实施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并重建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情况，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包括:重整资源型城市的市级财政，完善其自我积累机制;在分级财政中增加资源型城市的留成比例或采取税收返还方式，增强其自我积累能力;允许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发放地方建设债券，改善其吸收社会资本的能力;在资源型城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促进区域外资金流向资源型城市;在国债中单列一定额度，以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设立资源型城市转型基金、地区开发投资基金等多种基金，以及进行必要的直接投资等。
3.推进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资源型城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至今仍然带有显着的计划经济烙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企业办社会、政企职责不分、思想观念陈旧，其他经济类型的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障碍。因而，资源型城市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尽快形成新体制、新机制，以释放被原有体制所束缚的经济潜能。在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还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强化社会管理与优化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应把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加强职业培训、优化投资创业环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城市功能等作为重要目标，为有效实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完善城市功能.实施城市经营。完善城市功能是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资源型城市，是随着矿产、森林等资源的开发而兴起的城市。本文讨论的资源型城市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城市。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资源型城市在开发建设时只考虑对资源的开采，却忽略对城市发展的条件和因素的分析与考虑，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伴随资源存量的降低，我国2/3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1/4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1]资源枯竭会给资源型城市带来诸多复杂多样的难题，如经济危困、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就业危机等。因而，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提高政府的能力，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不同于一般城市，主要是依赖当地资源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同时，资源型城市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具有极强的聚集效应，因此逐渐成为面积大、人口多的重要工业基地。但是，资源不可再生是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资源型城市终究会面临资源枯竭的阶段而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伴之而来的又是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我国政府给资源型城市走向衰退状态时所给出的一个概念，相当于国外的“衰退地区”或“结构性问题地区”。[2]为了应对资源枯竭所带来的威胁，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要提前做好调整，从职能转变着手是十分必要的。
1、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较强
由于长期执行国家计划管理，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一般重经济职能，重生产与建设，从而导致与企业、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网呈现交织状态，政企不分、政市不分、政社不分严重。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没有完全从具体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该由市场、企业自身该承担的经济职能。这不仅降低了市场的活性，而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形成了“大政府――小市场”的状态。有些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包办了资源企业的具体事务，如要贷款、搞销售、办会展等，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企业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现象。
2、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社会职能较弱
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差。首先，资源型城市的崛起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人口管理与服务压力，人口的复杂化与数量巨大给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提出挑战。但政府往往是短视的，在资源所带动的经济利益面前，没有长远的发展眼光，缺乏资源危机意识与公关危机意识，社会管理呈现乏力。其次，随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与扩大，公民的服务需求也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多元化，但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过多，导致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显得迟钝与不足。最后，资源型城市往往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事故、灾难频繁爆发。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多为各种各样的矿产，因此发展的产业也多是容易产生污染却较难对其处理的重工业等产业。此外，资源的开采也造成了土地塌陷、地面下降、土质与水质的污染等问题。
3、资源型城市的兴衰具有巨大的外部性
资源型城市多是在资源被发掘之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凝聚效应给本地带了雄厚的投资、庞大的外来劳动力群体，也拉动了许多服务行业的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兴起给当地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福了其他地区。
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早在1966年，雷蒙德・弗农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产品的市场寿命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的周期。因此，依据“资源开发的生命周期理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衰竭阶段。[3]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利用殆尽之时，不可避免会走到衰竭的阶段。衰竭不仅会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而导致经济延缓甚至停滞，给当地社会造成严重冲击而产生种种社会问题，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创伤，也会给其他的相关市场、及整个市场、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衰竭阶段到来的时间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因此，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为了延缓衰竭阶段的到来，应该提前做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自身的调整与适应，并从自身改革开始。
二、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因素
资源型城市为了获得经济、社会、生态的发展、稳定与可持续性，在发展初期就应具备战略目光，综合内外部因素，积极做好自身职能的转变。但无可避免，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存在诸多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因素。
1、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的“经济优先”思维影响
由于“经济优先”的思维仍然存在，加之经济发展能直接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收益和效益，而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成本却十分巨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者抉择方面，便容易倾向前者。经济优先发展的思维并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中国自1992年后便逐步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提出“新发展观”，以期在相关产业和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格局。但是，经济优先的思维在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
（1）实然层面上，地方政府存在“自利性”。按照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政府作为全体公民权力的委托、行使者，除了公共利益以外，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会追求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4]西方传统政治学认为政府是公共性的，不存在自利。但实际上，判断政府自利与否，应该从应然与实然的层面考虑。显然，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判断是属于应然层面的。从实然层面，恩格斯就曾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5]政府在实际过程中，无不表现出自利的特征：自我服务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政府社会职能不断萎缩、政府腐败、政府价值扭曲等等。
（2）“先污染，后治理”实践的引导。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s，eKC）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经常呈现倒“U”型，它是在对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的，直观地显示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许多研究工作也都证明倒“U”形eKC的存在。[6]但是，随着对环境与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环境退化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出现了四种关系：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因此，eKC假说本身并不完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倒“U”型曲线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实践，从而“优先发展经济、后环境保护”的依据。
（3）环境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理论（externalitytheory）是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被用来解释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原因。环境污染是负外部性的典型实例，是因为产生外部性的行为人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7]对于环境保护，亦是如此。因而，环境的外部性表现在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上。无论对于公民个人，还是政府组织，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都是耗时、耗资、耗力且成效缓慢的艰巨任务，因而，个人与组织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动力上都存在一定局限。对于政府而言，更是如此。孙鳌借用威廉姆森的“作为理性算计的结果”的“算计性”概念，将由于政府的缘故而产生的环境外部性的非内部化分成算计性非内部化与政治性非内部化，具体的分析了政府及政府官员由于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的社会成本或私人成本超过其社会得益或私人得益，政府及政府官员有意未内部化的环境外部性。[8]
2、国家非平衡发展战略与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缺失
非平衡式发展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时所提出的一种战略措施，其直接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现代化。非平衡式发展战略以非平衡式发展理论为依据，是国家选择具有优势的地区和具有优势的产业优先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市场的调节作用，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会向落后区域和落后产业不断渗透，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共同发展。[9]
对于处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资源型城市，其开采的资源多被运输或利用到东部优先发展的地区。但作为优先发展地区的贡献者的资源型城市，却没有得到来自被供应地区或者国家的相应经济补偿，也没有相应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来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利益。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不公平”与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得资源型城市在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处于尴尬境地。
3、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官员的“维稳”逻辑影响
大多数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维稳”的逻辑，惧怕转变。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1）地方政府官员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观念不强。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普遍还很保守，墨守成规，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和转变的紧迫性理解不深、不透，转变的主动性不强。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触动了需转变职能的部门利益，会遭到强烈的不作为与抵触。
（2）政府职能转变的财政支持力不足。政府职能转变是一项任务繁重，转变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都很巨大。部分地方政府，尤其对于资源型城市这样复杂的地区，政府职能转变更加艰难。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西部的资源型城市往往存在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型城市一直在向国家输出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将创造的大部分利润和税收上缴国家，而留下来处理越加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的财力支持十分不足。
4、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基础薄弱
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市场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与公民的支持等方面。
（1）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市场的产业结构往往比较单一，产业结构的单一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当赖以发展的资源储量减少等状况发生，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乃至缓慢下来。因而，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职能仍需发挥一定的作用。
（2）资源型城市社会结构复杂。资源型城市社会的结构往往比较复杂，表现在人口的复杂性及产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上。资源型城市具有人口的聚集效应，吸纳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口，这对地方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地方政府能否转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本地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的掌控与把握能力。
（3）资源型城市公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人口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来自不同地方，对于当地的认同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与主动性。此外，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三、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应该从只重视生产建设的经济职能，转向在重视经济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以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为主的社会职能上来。
1、经济职能仍是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的基础
资源型城市兴起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不重视经济的发展，不能一味的削弱经济职能，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首先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眼光与资源枯竭的危机意识，并转变“经济优先”的观念，理解并深刻地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在适当削弱经济职能并提高社会职能的同时，明确经济职能仍是其职能中的基础性职能，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支撑。其次，地方政府在厘清与资源企业、市场的关系，完成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职能转换的同时，要为资源企业的自立与创新提供外部环境，可以为资源企业的引资、宣传等具体事务提供适当建议，但不能发生“取而代之”的倾向。最后，地方政府应着力加强宏观经济市场的建设与维护，规范并完善与资源企业相关的金融市场的秩序;完善司法对资源企业健康发展的支持、保障与监管。
2、社会职能是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
在社会职能方面，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要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与环境保护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提高对民意、社会问题相关信息的采集与处理能力，培养公民参与治理的意识与积极性，并扩宽意见表达与监督渠道。第二，积极开展适度、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机会;合理提供在财政能力范围内的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保障以提高资源型城市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第三，积极培养独立的绿色环保组织，加强绿色教育，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与活动;建立完善的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支持环保组织进行公益诉讼;将环境保护纳入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适当加大环境保护在绩效考核中的比例。也要争取中央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总之，希望通过上述的政府职能转变，能尽快实现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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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5
［论文关键词］城市转型学生教育未来意识
资源型城市因矿产资源开发而诞生和发展，建设与塑造城市的同时也带来资源消耗严重、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日益恶化等社会问题。在此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的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这种转型必定会带来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复杂系统工程中，城市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由于城市现代化建设时间过程短促、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因此资源型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各种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城市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有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以及能源、生态短缺的压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需要转变人的观念，而教育在观念形成与转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此可见，资源型城市转型时期学生未来意识教育培养已是当务之急。
一、转型时期学生未来意识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分析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但带有过重依赖资源而发展的传统产业痕迹，即很难摆脱对传统产业模式的依赖，而且还受现代社会新兴产业化的影响。这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期的主要问题，也反映到学生未来意识教育发展与培养上。
（一）较单一的办学主体与多元发展的社会需求环境并存
参看我国资源型城市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资源型城市学校教育前期大多是政府或企业主导的公立学校和矿区学校。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公益事业社会化的诉求帮助大多数学校教育进入了政府管理视野，但仍有些学校游离于这个视野之外，没有得到机会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矿区学校，因为财政及历史诸种原因，教育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尤其是偏边远地区，更是处于社会资源末端和公共视野之外。正因如此，他们对教育以及社会办学等规划渐渐表现出无心、无力、无为的现状。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城市学生未来意识教育正处于蓬勃发展期，通过改制和变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深圳、青岛等地。由此看来，要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对未来意识教育，办学主体要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发展语境中寻找到教育战略突破口，面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以及教育社会诉求日益多元的现状，教育机制需有所改变。
（二）学校课程设置上的局限性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共存
资源型城市长期对资源产业的依赖导致以传统产业发展为教学中心进行学生未来意识教育的前景不那么乐观，虽然学生个体认知程度和教育计划体制有一定影响与改观，但在巨大的社会环境以及学生家长观念影响下，学校教育仍然以传统模式为教学中心，这种现象导致了教学观念和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很难面向现代社会革命性的变革，很难实现新能源、新产业、新生产方式转变，导致教育内容以及形式单一、文化视野狭窄，缺失了教育的前瞻性与发展性。并且，学习个体也会因现在接受的教育不足导致在未来面对急剧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时无所适从——自己的认知仅仅是资源型城市所具备的一切，而与其他无关，但城市转型是必须发生的事实——这种认识带来的失落感、挫败感就是教育的失职。
（三）学生未来意识教育需要现代城市文化全面扶持
传统资源型城市的文化与精神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和独特魅力，如我国北方工业重镇唐山，唐山的抗震精神和战斗精神，是唐山的生存之根，是唐山人民巨大的文化精神宝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可在这方面拓展教育空间。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学生未来意识教育是对传统城市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也充分表明，资源型城市面对未来全面发展，城市精神文化是未来意识教育的前提条件，是水分与土壤，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未来意识教育的发展趋势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未来意识教育应有新的发展定位，要与现代教育科学与城市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因为教育的发展就是现代城市未来的发展，教育的未来就是现代城市的未来。
（一）未来意识教育需具有明确的社会服务宗旨和教育开放性观念
未来意识教育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进步、人的社会化、审美意识提高等过程中，担负着基础性、继承性、未来性等作用，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与此同时，教育也必须面向市场。学校需建立教育品牌和品质内核，遵循现代城市转型的发展规律，不断完善自我，不断强化和提升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以此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在这种意义上，未来意识教育因其与资源型城市未来转型的直接联系，可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经济活力和智力支撑，直接参与资源型城市崛起的过程。同时未来意识教育还需作为高技术和高知识含量的知识经济构成要素被现代城市接纳和重视。最后，未来意识教育要体现未来人和城市协调发展的一切品质特点，要具备巨大的教育功能才能展示未来，计划未来，建设未来。
（二）未来意识教育的重要决策需加强与现代城市发展的战略融合
未来意识教育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资源作为未来社会人才产生的母机，有着重要意义。纵观人类教育发展史，社会文明的提高和发展大多是未来意识教育积极参与的结果。所以，资源型城市崛起发展应主动提升未来意识教育的文化战略定位，自觉参与到现代城市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浪潮中，将自身投入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文化战略全局之中。也就是说，未来意识教育的发展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问题，还关系到怎么样发展现代城市文化与精神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未来意识教育面临的挑战就是现代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未来意识教育面临的困难就是现代城市发展面临的困难，两者应同呼吸共命运，互为依托，互为发展条件。
（三）未来意识的教育教学要求城市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与现代城市时代精神内涵合奏
资源是资源型城市产生发展的直接物质动因，人们现在大多也具有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的危机意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要深化对资源内涵的再认识，重新审视资源的内涵以及资源在城市不同模式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将传统资源看成是资源型城市产生的直接动因，但却不能将传统资源看成城市发展的未来。面对未来的资源，不仅包括物质的，还有精神观念、文化知识以及现代人具备的一切发展潜力等，所以，未来意识教育是一种文化资源战略。通过教育的发展培植和发掘更深层次文化、技术、观念、创新力等智力资源，以及从人类历史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精神和价值。这就要求未来意识的教育教学要有城市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与现代城市时代精神内涵的双重要求。
三、未来意识教育发展策略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复杂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未来意识教育参与城市转型崛起需根据自身情况，为学生未来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培养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一）未来意识——体现教育的多重价值
未来意识教育教学的建设应以资源型城市崛起发展的趋势提升教育的自身价值，因资源型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传统资源终究要面对枯竭。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提出要把生态、文化、人才作为战略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在此背景下，资源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化和提升，这就为学生未来意识的培养带来了战略性教育教学的改革机遇。
学生的未来意识对未来城市创业创新能力、科技转化能力的提升也有着重要作用。帮助学校将人力资源作为战略资源加以发掘和利用，形成以学生未来意识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源载体，为未来意识教育开辟多重教育价值的发展路径、提供教育服务空间和多重发展机会。
（二）规模发展——未来意识教育科学管理之路
资源型城市的未来意识教育发展要加强教育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资源型城市未来意识教育与城市崛起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发展的规模运作战略格局与规划。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以期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男女性别平等与人力资源的储备。只有规模发展了，实现了未来意识教育资源的最优化强力配置，现代城市的未来意识教育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形成与发展。
（三）审美观念——未来意识教育发展的灵魂
人生就是审美的过程，城市就是人生审美的载体。审美的工作和生活是城市之梦。资源型城市具有浓厚的创业文化氛围，为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宜居靓丽的高科技城市，政府与社会要做好相关工作，努力实现知识创业、文化创业、技术创业。学校也应积极开拓未来意识教育的创业空间与基础，形成具有现代城市精神内涵的文化创新能力，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视角，也是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和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步骤。审美观念对未来城市个体的归属感、幸福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要把自身审美的发展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新形态、新形势结合起来；让个人梦想和城市梦想高度结合；个人与城市的发展同步，相互支撑、补充与激励，带动并建立创新型、审美型、文化型、服务型和技术型社会，从而形成未来意识教育的成长模式和发展架构。要在突出创新理念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探索与构建未来意识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使未来意识教育具备持续发展的动力与灵魂。
（四）全纳视角——未来意识教育发展的动力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资源
资源型城市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并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技术变革的推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源型城市曾经的资源优势光环逐渐退去，某些城市陷入发展的瓶颈，因此，资源型城市发展必须围绕转型进行。
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将科学发展观写进，作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与根本方法，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资源型城市要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城市的资源状况，牢牢把握转型发展不放松。
二、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机遇
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着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城镇化的机遇。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势必将迎来新一轮人口“入市潮”，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1.新型城镇化之“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重大机遇
所谓“新型”，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城镇化，需要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资源型城市需要聚人气。而资源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单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靠挖掘或者初加工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能造成低效率、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复建设，更不能再抱有资源枯竭时国家会“买单”的希冀，“等靠要”只能导致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遭受重创。
鼓励民营和私营经济在资源型城市活跃起来，让民营和私营经济的从业者落户城市。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后，需要大量增加城市工商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按年人均3万元来计算，这对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不小的贡献。也只有农民市民化后，他们才能将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的基石也才能更加牢固。
2.政策机遇
资源型城市在历史上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党的十的召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的支持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12月03日，国务院正式《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障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国务院通过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建设意见，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做出详细指导和政策支持，全面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国家的支持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最大动力和重要机遇。
三、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挑战
1.新型城镇化的“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的挑战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摆脱自然资源约束的长期过程，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政治转型等多领域系统变革与创新的复杂系统工程，转型的目的是要实现支柱产业多元化，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历史和体制因素影响，资源型城市财政收入状况最终呈现出递减趋势，面对脆弱的基础设施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型城市本身缺乏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财力和能力，对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往往不惜从财政收入中斥巨资来对城市内部原有产业改造升级和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援助。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管理和规划，大胆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政府不能通过使用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只能发挥政策和法律的作用，积极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培养资源型城市的内生动力，使得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提高，使其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新型城镇化需要让农民“进得来，住得好，用到位，留下来”，改善城市常住人口的生活质量成为关键性环节
这需要用法律措施保障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不仅要加快对涉及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基本法修订，加快制定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性企业退出法律法规，构建更加合理的税费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变全体城市居民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要在城市转型运转的相关规制下，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工作综合指导部门，从全局角度差别化地加强对各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另外，通过明确责任，强化执法监督机制，让法律真正得以贯彻。
综上所述，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是城市转型中的主导力量；政府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资源型城市本身要抓住机遇，分析实际情况，克服挑战，实现转型。
参考文献：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战略转型市场大战人才大战持续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组织发展和成功的关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在从事务性向战略性转变，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乃至所有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原则。
一、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转型的背景
纵观人力资源发展的历史，它的理论与实践一共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一次是从传统人事管理向当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不仅扩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强调了“人力资源”作为组织核心资源的地位。接下来则是从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型，一方面巩固了“人力资源”企业核心资本的地位，还进一步从战略高度认识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深度转型，根据全球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的关于全球人力资源管理转型报告，中国仍有80%的公司大部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处于转型期。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市场内外部的竞争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是促使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的源动力。
二、市场大战与人才大战是促使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主要原因
1.激烈的市场竞争，呼唤人才的更新
互联网的出现，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新术不断涌现，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逐渐缩短，新技术的推广速度不断加快。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市场竞争对组织人力资源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由于产品更新周期缩短，企业不仅仅关注产能是否跟得上市场的需求，而且还要考虑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能否根据这些变化做出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这就是人力资源战略转型的重要课题。
根据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大批能够适应这种更新要求的技术型与知识型人才，传统人事管理的灵活性与反应能力较差，无法在短期内对突发的调整做出反应，往往错过最好的时机。因此战略人力资源的事前规划性，可以预先根据市场需求，结合企业相对应的发展阶段预测、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总之在市场的召唤下，传统以管理人为主的人力资源管理向现代的以开发人的智力、能力为主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出现了纳入宏观战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管理。
2.人力资源成为主要的竞争目标，形成了人才大战
随着市场在产品和技术方面竞争的加剧，人们的观念从重视人力资管理、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发展到将人力资源作为一项人力资本加以拥有，将市场的竞争向着产品与技术创新的上游延伸，最终将产品及技术的竞争演变为人力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人才争夺战，这既是人力资源管理从单纯的管理层面上升为战略层面的结果，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人才大战。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全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流向美国。虽美国只培养了全世界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雇佣了70%的诺贝尔获奖者为美国工作。美国每年批准的14万职业移民绿卡中，投资移民只有1万，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高科技人才各4万，所以20世纪末美国是人才争夺战中最大的赢家。
从2008年以来，我国也实施了人才发展计划，简称“”。主要在于吸引海外华裔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回国发展，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了人才回流的趋势，可以说各国已经将人才作为第一争夺的资源。对于企业的发展来看，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组建最优秀并且最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人才队伍，对每一个企业来讲都至关重要。因为战略性人力资源不仅影响组织的发展，而且对维护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也拥有重要的意义。
三、实现转型的主要途径
鉴于传统的人事管理无法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转型速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以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加快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转型。
1.角色转变
转变人力资源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是组织转型的重要途径。原本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承担的四个基本角色，分别是：行政管理专家、员工的关怀者、变革的促进者和战略合作伙伴。员工关怀者与变革促进者两个角色偏向于对企业员工的管理，而行政管理专家与策略合作伙伴着重于对具体操作过程的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行政专家与员工关怀者的角色偏向于完成企业中日常性或者是操作性的目标，而另外两个角色则更加注重完成企业未来战略性的目标。如果要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转型，要求人力资源的角色不断升级，逐步由日常事务的行政专家向员工的关怀者、变革的促进者、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也就是说人力资源部门承担企业事务性行政管理的工作逐步减少，工作的范畴逐渐向员工与公司的发展战略靠拢。通过角色的转换，人力资源部门逐渐适应从战略高度进行人员匹配的新准则，将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与学习的能力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2.职能转变
其次，人力资源职能转变，从时间的角度限定了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范围，调整工作重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过去大部分的时间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仅有部分的时间履行对员工的薪酬福利、绩效评估、职业发展等职能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用来参与组织的战略策划活动。随着过去这种以事务性为主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再也无法满足企业参与技术与人才两项大战，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必须重新分配。因此，为了适应转型期企业的发展，人力资源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向员工的管理以及组织战略目标实现，这两个职能转变。现在人力资源部门80%的时间都集中在与员工以及企业战略相关的具体工作中，而剩下的20%用于行政管理这种支持性的工作。由此说明，履行职能的时间重新分配后，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加快了人力资源的战略转型。
3.功能外包与管理信息系统应用
随着各种专业人力咨询公司以及猎头公司的涌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人力资源的部分职能外包，从而把人力资源部门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员工的管理和人力资源潜力的开发，由此深化了人力资源部门的战略转型。比如，在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的城市，有许多企业把人力资源招聘与培训的这一部分职能外包给专业的人力咨询公司，或者是通过猎头公司吸收大量高精尖的人才。这样的外包趋势弱化了人力资源招聘与培训这方面的职能，既提高了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效率，又将工作重点投向与企业战略发展方向息息相关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那一部分职能。
除此之外，管理信息系统的引入，使人力资源管理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了多种职能的网络化操作，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之上，节约了办公成本，进一步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
四、人力资源的战略转型为企业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从战略研究“资源根本”的理论出发，企业能够通过拥有某种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资源获得竞争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不一定能够帮助组织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除非满足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复制和不可替代着四个特点。战略性人力资源与传统资源如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一样可以帮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可是后两种资源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并且超越，相反的人力资源却有着一种无法被完全模仿、完全复制的特殊性，因此也就具备了帮助企业在行业内部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体现在其具备帮助企业或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因此获得并培养一批帮助组织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可以为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永恒的动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是不能生搬硬套的，也就是说适合于其他企业的人力资源照搬到另一个企业不一定能够收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企业和组织，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构建相应的人才队伍，以获得永恒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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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国义.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弊病与战略转型[J].水运工程.2007（10）.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城市转型；煤炭；资源
中图分类号：F299.2；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5-0238-01
对地下煤炭资源进行开采发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表明这个城市能源结构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煤炭在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我国目前对煤炭的需求仍然比较大，占到总能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国的地下，存在许多煤炭资源，这也是形成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较多的主要原因，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国的主要能源仍旧是煤炭，因此煤炭不管在城市的职能上还是资源的比重上，有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但是，煤炭毕竟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煤炭资源的枯竭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再加上现在的煤炭资源使用存在着许多浪费的现象，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快经济衰退。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现在，必须要针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作出合理的规划和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城市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一、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特殊性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特征显而易见：第一，能源结构比较单一；第二，煤炭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煤炭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第三，城市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第四，煤炭资源的使用导致环境的污染，这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观念相违背；第五，企业功的功能和煤炭型资源城市有趋同性。
二、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煤炭资源型城市是由煤炭转化为能源推动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作为煤炭的主要生产源，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都有很大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煤炭资源越来越少，很多这样的城市都已经进入了衰老期，这是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源需求。然而，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科技的限制，煤炭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严重的制约。
煤炭型资源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生产建设企业和生产管理系统不相互配合，特立独行，没有做到统筹协调和职责分明的态度。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配置不合理严重影响城市社会化水平。同时，监管机构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多许多违规违纪的操作放任自流，使国家的资源流失，经济受到影响，煤炭排放的“三废”对大自然的破坏异常严重。这些问题都使煤炭型资源的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对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相关策略
针对上述谈到的问题，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都有很大的阻碍，为此，提出以下策略，以求更快更好的使煤炭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受到煤炭资源枯竭带来的问题，但是如今，还有许多城市的煤炭生产处于“青壮年时代”，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结构对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制约。对此，应该充分的尊重煤炭城市的发展规律，同时把“市矿统筹”作为城市今后的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以实行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定位。提升中心城区和环境修复两天线双管齐下，摒弃之前的煤矿建设模式。针对煤炭企业也要改变其思维，对城区的建设、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和发现煤炭替代产业，科学的实施发展关系，提高城市自身的发展能力。
（二）明确和突出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
在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抓住主要矛盾很重要，从而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煤炭清洁生产。把煤炭的清洁生产技术作为能源安全和持续发展的战略来推广。针对循环经济，可以从综合开采、引进技术深度加工、对煤炭循环利用这几个方面入手，遵循高效益低排放的生产原则，摆脱牺牲环境创造经济增长的尴尬局面；其次，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进行整治，这要求生产和治理同时进行，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控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加大污染治理，建设城市的空气净化能力，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再次，把握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对煤炭进行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效率最大化。禁止粗放型生产和使用煤炭资源。对煤炭进行适度开采，同时延伸煤炭产业链，提高劣质煤的使用率，对生产力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最后，坚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对煤炭的的生产、加工和使用都有好处。组织结构的优化和高新科技的不断强化是城市成功转型的关键。
（三）因地制宜，探索和创新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新模式
尽管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能源结构比较单一，但是也并非依靠煤炭才能发展，许多城市还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这需要因地制宜，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积极探索，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煤炭型资源实施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向国外的资源型城市借鉴发展经验，同时对自身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针对国家现有的政策方针，结合资源型城市自身的条件，创建发展新模式。
（四）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
把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责任明确到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管理和服务体制，落实相关政策，做好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共同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同时，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并努力把指标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对相关的管理人制定相应的激励和考核机制，通过奖惩和方法促进工作的开展和制度的实施。
结语
总之，对煤炭型资源城市的转型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切实的开展，包括积极促进企业的转型，淘汰对环境不利的工业和设备，提高城市的科技水平，号召市民积极参与和完善市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下岗职工无业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这是新时期环境下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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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牛冲槐.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思考[J].中国能源，2003，25（7）
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产业产业结构
一、产业转型的途径及方法
产业转型的路径选择是产业转型研究的核心部分。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
分析转型的具体方法及路径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产业转型的路径大体上包括哪些内容。
张利泉、张重艳在研究西部民族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阐述了产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地方经济多元化；要“以工补农”促进农业的发展；还要引进人才、提高人口素质、培育创新型人才。
至于如何转型，一些学者认为转型要根据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处在幼年期的资源型城市，要在资源产地和城市发展的规划上下功夫,城市不一定要建立在资源产地，应科学规划和定位以实施避规转型；对于中年期的资源型城市，应提前做好转型准备，这可以利用资源优势来调整产业结构并争取实现资源的优势转换；而对于老年期的资源型城市，可利用积累下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把重心转移到非资源型行业的发展中。
考虑上面的观点，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资源型城市的中年期，而在这个阶段转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转型的关键是政府的经营能力。因为城市的竞争力是在政府制定并实施完善的各项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的，城市生态环境和综合环境建设也是通过政府建立完善的生态和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机制来完成的，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由政府来规划的。在政府的介入下，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发展特色产业以改变传统产业的“三高”现状，在建立起技术优势后，资源优势才会成为稳定的优势，这是资源产业转型的关键举措。另一个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周晓雯和王喜荣认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为了实现产业转型，应该在资源和产业两方面下功夫。
然而，杨涵的研究看起来更为全面和深入。他在研究中指出，先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为促进城市发展应在产业的成熟期寻找合适的替代产业，重点在于替代产业的选择，应该在提高替代产业技术含量的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了解本地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注重国内外市场需求；延伸、拉长产业链条并发展新兴产业也是一种好的途径，但这是在资源开采的鼎盛期就应该考虑的；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应该被重视，新兴产业的管理需要对资源型产业的工人进行培训以使其适应新产业，引进人才是为适应产业转型而做的；最不可或缺的是筹集资金，资源型城市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等多种渠道，国家的财政支持也能保证转型所需的资金。
钱勇也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角度研究转型，只不过他更加注重发展的早期问题。他建议，政府应该区别对待城市的发展规划问题，在建矿之初就该考虑城市发展的可行性，当发展出现问题时也要区别对待，特别是要尽早规划，有意识地创造转型环境，使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化。同时，选择好转型的主体并对其进行培育，鼓励企业实施转型。
任玉琨的观点看起来较为悲观。他认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借助外部多方的力量。纵观我国几百个资源型城市，其中不乏势单力薄的城市，这样看来他的观点有其合理性。此外，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见解与上面所阐述的各种观点不谋而合。
除了上述的转型途径，刘海滨、孙秀静、曾祥渭建议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而政府在转型力量中同样是领军人物。他们建议，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适当增加国家的投入，重点解决条块分割现象和产业布局定位以促进地企协调发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为发展好矿业城市，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对城市及其发展做好规划，适度开发资源；在转型过程中，运用适度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推动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换，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合理化，选择好支柱产业、提高人口素质、深化市场改革并改善生态环境等；努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一步在于体制改革及创新。
上面所提到的转型途径基本上都是要求政府或企业从大的方面着手来改善或转变现有模式，以使资源型城市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从小的方面看，在转型过程中谁是主体？该重点关注和做好哪个方面？张新颖和吕萍的研究给出了比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产业转型应立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并利用它来改造传统产业，可提高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含量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目的是创造竞争优势和培育比较优势，而这正是转型的主要途径，即“由资源型城市转向创新型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因为产业转型实质上指的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它包含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优化。
先来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是否应该调整可以加以肯定，这里只需知道怎么调整，樊燕萍和牛冲槐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好的答案。他们认为，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转变旧有的思想。要有循环经济的观念，因为循环经济能够延长资源型产业的寿命，实现废物再利用并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其次，要在尊重资源型城市特殊规律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调整产业结构。循环经济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对资源型产业从设计、施工、开采、运输、加工、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进行规划并实施，而要想实现这些离不开对循环经济的制度及政策的建立，对企业和消费者实行“循环经济思想”的激励政策。
再来了解产业结构优化。黄斐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他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组建企业集团并发展集群经济，以形成集团的成本优势、扩张优势、市场优势和创新优势，有效地吸引相关的各种要素并相对集约化的兴建一些配套设施，而且随着集团化产业规模的不断放大，可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黄斐也赞成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他认为产业转型需要培育接续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科研和高技术职工在这方面成了关键角色，由此产生了对人才和高科技的需求，而这往往是资源型城市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对这两方面加强投入。他还指出，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要注重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来。城市的品牌效应也应加以重视，这对城市的发展十分重要。
上文多次提到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这是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而路卓铭和刘乃军更为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培育非资源型接续替代主导产业集群的重要路径。他们建议，必须加快改革和开放新接替主导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加快改革要通过改革城市的经济管理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来解决资源型城市政府职能过大、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有制结构单一和“条块分割，市矿或市企关系不顺”等问题；加快开放要通过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梯度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克服我国资源型城市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供给能力薄弱等导致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强问题，为即将成形的接替主导产业提供开阔的外部市场空间。要把各种良性生产要素供给新接替主导产业及其集群，而集群的构建必须高度重视区位优势的提升，从根本上增强资源型城市的集聚能力与辐射能力。为提升区位优势，对城市内部而言，一定要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有利于城市的工作；从外部来说，要在更大的区域经济版图和城市集群里找准资源型城市的定位，主动融入到更大的城市群中，以接受他们的良性影响。
一些学者从产业转型模式选择的角度来分析转型的路径，如张玲等人对此问题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和概括性。张玲、袁增伟和毕军概括了产业转型的四种模式：纵向延伸式、横向衍生式、内部资源挖掘式和空降产业式。(1)基于现有产业基础的纵向延伸式。这是一种以原有资源型产业为基础，通过改造技术及装备来发展下游加工型产业并建立起资源深加工和利用的产业群的路径。这种路经适合矿产资源优势比较突出而且有开发前景的城市，如煤炭资源型城市可以依托煤炭采掘业，发展以煤为中心的炼焦、煤化工等产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充分发挥城市的资源优势而且转型的难度相对小。(2)基于现有产业基础的横向衍生式。仍是以原有资源型产业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向产业基础技术相通并有一定地方优势的产业领域拓展，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横向转移。该路径适合那些有着单一产业结构且具有产业优势的资源型城市，有利于形成强大的产业共生体系。例如，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可利用其优势发展火电和金属冶炼等产业。(3)脱离现有产业基础的内部资源挖掘式。这是一种内生型转型方式，实质是重新挖掘城市的资源优势，也就是将发展的重心从资源依赖型产业转移到本地现有的其他产业，如农业和旅游业。这种路径适合那些产业综合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可能存在有发展潜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对这种产业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城市主导产业从而达到转型目的。(4)脱离现有产业基础的空降产业式。这是一种外生型的转型方式，就是借助外力直接在资源型城市植入新型产业而脱离城市的资源来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建立新的城市产业体系来创造城市的竞争力。该路径适合资源枯竭或开采成本高的资源型城市，适合具有比较优势、科技含量高、带动性强和发展前景好的产业。
二、结语
近些年来，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呈现的矛盾也难于化解，考虑转型迫在眉睫。幸运的是，当前大量的专家和学者研究过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并且研究出许多成果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已有若干个资源型城市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如辽宁省的阜新市，这不仅鼓励了当前正在转型的城市和未来即将转型的城市，而且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借鉴，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产业转型提供了思路并开辟了捷径。
参考文献:
[1]张利泉,张重艳.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产业,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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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产业产业结构
一、产业转型的途径及方法
产业转型的路径选择是产业转型研究的核心部分。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
分析转型的具体方法及路径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产业转型的路径大体上包括哪些内容。
张利泉、张重艳在研究西部民族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阐述了产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地方经济多元化；要“以工补农”促进农业的发展；还要引进人才、提高人口素质、培育创新型人才。
至于如何转型，一些学者认为转型要根据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处在幼年期的资源型城市，要在资源产地和城市发展的规划上下功夫,城市不一定要建立在资源产地，应科学规划和定位以实施避规转型；对于中年期的资源型城市，应提前做好转型准备，这可以利用资源优势来调整产业结构并争取实现资源的优势转换；而对于老年期的资源型城市，可利用积累下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把重心转移到非资源型行业的发展中。
考虑上面的观点，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是资源型城市的中年期，而在这个阶段转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转型的关键是政府的经营能力。因为城市的竞争力是在政府制定并实施完善的各项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的，城市生态环境和综合环境建设也是通过政府建立完善的生态和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机制来完成的，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由政府来规划的。在政府的介入下，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发展特色产业以改变传统产业的“三高”现状，在建立起技术优势后，资源优势才会成为稳定的优势，这是资源产业转型的关键举措。另一个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周晓雯和王喜荣认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为了实现产业转型，应该在资源和产业两方面下功夫。
然而，杨涵的研究看起来更为全面和深入。他在研究中指出，先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为促进城市发展应在产业的成熟期寻找合适的替代产业，重点在于替代产业的选择，应该在提高替代产业技术含量的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了解本地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注重国内外市场需求；延伸、拉长产业链条并发展新兴产业也是一种好的途径，但这是在资源开采的鼎盛期就应该考虑的；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应该被重视，新兴产业的管理需要对资源型产业的工人进行培训以使其适应新产业，引进人才是为适应产业转型而做的；最不可或缺的是筹集资金，资源型城市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等多种渠道，国家的财政支持也能保证转型所需的资金。
钱勇也从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角度研究转型，只不过他更加注重发展的早期问题。他建议，政府应该区别对待城市的发展规划问题，在建矿之初就该考虑城市发展的可行性，当发展出现问题时也要区别对待，特别是要尽早规划，有意识地创造转型环境，使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化。同时，选择好转型的主体并对其进行培育，鼓励企业实施转型。
任玉琨的观点看起来较为悲观。他认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借助外部多方的力量。纵观我国几百个资源型城市，其中不乏势单力薄的城市，这样看来他的观点有其合理性。此外，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见解与上面所阐述的各种观点不谋而合。
除了上述的转型途径，刘海滨、孙秀静、曾祥渭建议在其他方面做出努力，而政府在转型力量中同样是领军人物。他们建议，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适当增加国家的投入，重点解决条块分割现象和产业布局定位以促进地企协调发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为发展好矿业城市，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对城市及其发展做好规划，适度开发资源；在转型过程中，运用适度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推动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换，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合理化，选择好支柱产业、提高人口素质、深化市场改革并改善生态环境等；努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一步在于体制改革及创新。
上面所提到的转型途径基本上都是要求政府或企业从大的方面着手来改善或转变现有模式，以使资源型城市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从小的方
面看，在转型过程中谁是主体？该重点关注和做好哪个方面？张新颖和吕萍的研究给出了比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产业转型应立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并利用它来改造传统产业，可提高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含量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目的是创造竞争优势和培育比较优势，而这正是转型的主要途径，即“由资源型城市转向创新型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因为产业转型实质上指的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它包含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优化。
先来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是否应该调整可以加以肯定，这里只需知道怎么调整，樊燕萍和牛冲槐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好的答案。他们认为，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转变旧有的思想。要有循环经济的观念，因为循环经济能够延长资源型产业的寿命，实现废物再利用并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其次，要在尊重资源型城市特殊规律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调整产业结构。循环经济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对资源型产业从设计、施工、开采、运输、加工、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进行规划并实施，而要想实现这些离不开对循环经济的制度及政策的建立，对企业和消费者实行“循环经济思想”的激励政策。
再来了解产业结构优化。黄斐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他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组建企业集团并发展集群经济，以形成集团的成本优势、扩张优势、市场优势和创新优势，有效地吸引相关的各种要素并相对集约化的兴建一些配套设施，而且随着集团化产业规模的不断放大，可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黄斐也赞成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他认为产业转型需要培育接续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科研和高技术职工在这方面成了关键角色，由此产生了对人才和高科技的需求，而这往往是资源型城市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对这两方面加强投入。他还指出，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要注重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来。城市的品牌效应也应加以重视，这对城市的发展十分重要。
上文多次提到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这是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而路卓铭和刘乃军更为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培育非资源型接续替代主导产业集群的重要路径。他们建议，必须加快改革和开放新接替主导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加快改革要通过改革城市的经济管理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来解决资源型城市政府职能过大、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有制结构单一和“条块分割，市矿或市企关系不顺”等问题；加快开放要通过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梯度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克服我国资源型城市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供给能力薄弱等导致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强问题，为即将成形的接替主导产业提供开阔的外部市场空间。要把各种良性生产要素供给新接替主导产业及其集群，而集群的构建必须高度重视区位优势的提升，从根本上增强资源型城市的集聚能力与辐射能力。为提升区位优势，对城市内部而言，一定要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有利于城市的工作；从外部来说，要在更大的区域经济版图和城市集群里找准资源型城市的定位，主动融入到更大的城市群中，以接受他们的良性影响。
一些学者从产业转型模式选择的角度来分析转型的路径，如张玲等人对此问题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和概括性。张玲、袁增伟和毕军概括了产业转型的四种模式：纵向延伸式、横向衍生式、内部资源挖掘式和空降产业式。(1)基于现有产业基础的纵向延伸式。这是一种以原有资源型产业为基础，通过改造技术及装备来发展下游加工型产业并建立起资源深加工和利用的产业群的路径。这种路经适合矿产资源优势比较突出而且有开发前景的城市，如煤炭资源型城市可以依托煤炭采掘业，发展以煤为中心的炼焦、煤化工等产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充分发挥城市的资源优势而且转型的难度相对小。(2)基于现有产业基础的横向衍生式。仍是以原有资源型产业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向产业基础技术相通并有一定地方优势的产业领域拓展，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横向转移。该路径适合那些有着单一产业结构且具有产业优势的资源型城市，有利于形成强大的产业共生体系。例如，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可利用其优势发展火电和金属冶炼等产业。(3)脱离现有产业基础的内部资源挖掘式。这是一种内生型转型方式，实质是重新挖掘城市的资源优势，也就是将发展的重心从资源依赖型产业转移到本地现有的其他产业，如农业和旅游业。这种路径适合那些产业综合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的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可能存在有发展潜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对这种产业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城市主导产业从而达到转型目的。(4)脱离现有产业基础的空降产业式。这是一种外生型的转型方式，就是借助外力直接在资源型城市植入新型产业而脱离城市的资源来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建立新的城市产业体系来创造城市的竞争力。该路径适合资源枯竭或开采成本高
的资源型城市，适合具有比较优势、科技含量高、带动性强和发展前景好的产业。
二、结语
近些年来，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呈现的矛盾也难于化解，考虑转型迫在眉睫。幸运的是，当前大量的专家和学者研究过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并且研究出许多成果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已有若干个资源型城市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如辽宁省的阜新市，这不仅鼓励了当前正在转型的城市和未来即将转型的城市，而且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借鉴，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产业转型提供了思路并开辟了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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