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1
《大数据时代》认为自己揭示的宇宙奥秘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原来学习的哲学吗，从本体论（世界观）讲起，然后是辩证法（方法论）和实践观（认识论），如果你学习的是哲学专业，老师讲完一个大哲学家的本体论认识论之后，就会概述从中引申出的政治、伦理、美学、宗教等理论，从而讲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大数据时代》的作者虽然没有按这个结构来写，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归纳出他的这个体系结构。
首先是本体论——世界是什么？西方哲学史上的回答无奇不有：水、数字、理念、实体、物自体、绝对观念……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脱离不了当时所处的时代，在蒙昧时期，是一系列的臆想，在科学登上人类社会的中心后，我们知道是原子等物质构成了世界。这一次，作者给了富有当代气息的答案：数据。“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不会将世界看作是一连串我们认为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事件，我们会意识到本质上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将世界看作信息，看做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审视现实的视角。它是一种可以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的世界观。”
大数据引起了3个思维变革，可以看做作者对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变革。首先，“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这类似方法论。作者认为以前的方法都是小数据时代的随机采样，大数据时代是全数据模式，样本=总体。
其次，“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才能打开一扇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全部的数据，即使其中很多是混杂的，也是有用的，而且是得到结论的“标准途径”。
最后，“不是因果性，而是相关性”，这是作者颠覆性最大的观点。因果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理论之一，人类可说就是在不断问“为什么”中进步的，而作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应该是全数据时代更准确），我们不必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大数据，改变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方法。”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2
关键词：大数据；艺术学；对策研究
引言
当前，艺术学的学理构建薄弱之处不仅仅包括实践性的升格，还包括艺术学理结构的转化，其学理结构转向学理对策的方向还十分稀缺，这使得艺术学在升格过程中难以实现完整转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的融入不仅改变了现代人们的思维模式，还改变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从而不断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及语言表达方式，使得现代人们开始改变对社会的理解。在这一定位下，艺术学的理解开始根据人们的认知水平及能力产生变化。
1正确看待艺术学不足之处
艺术学对策研究并不是针对艺术学来研究对策，在以往，人们往往会将其认为是后者。在艺术学对策研究上，当潜意识感受到艺术学研究存在某些缺陷时，则会认为需在原本的对策上进行完善。其实，艺术学的对策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现有的研究来进行根据性的表达。相对而言，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将研究重点放于基础环节研究上，更为突出基础环节，而在现有的研究模式上，则更强调将研究放于现状之上，不提出研究问题，而是找出问题对策。
显而易见，当前的艺术对策研究缺乏强烈的问题剖析。这也表明，当前的艺术基础研究与艺术学对策研究出现了脱轨现象，艺术基础研究是十分常规的学理型研究，而艺术对策研究则是针对特殊领域学识开展研究，前者研究是突出积累和升格，后者研究是基于推进与完善。而导致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出现脱轨现象的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的各个程序呈现内化现象所致，也就是表明，基础研究的侧重点更关注于纯粹的学理知识，对艺术学对策缺乏关注，使得难以在现有的艺术对策研究中获得新突破。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之间存在的联系是常规知识与特殊知识，而这两者之间存在脱轨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在于，常规性寓于特殊性的哲学命题。基础研究所研究的学理内容是针对存在众多特殊性知识的分析，是艺术学研究所具备的存量。在艺术学对策研究范围上，其是根据特殊性学识将以往常规学识进行完善与推进，属于艺术学研究当中的增量。而目前，艺术学对策所需要的，则是利用增量特殊学识来创建存量常规学理。
2大数据时代下的思维变化
（1）大数据将更改人们了解社会的方式。大数据是指其所包含的信息量十分庞大，规模大到无法利用传统的软件及工具在所需时间内获取、处理、整合成所需信息内容。牛津大学教授Victorschonberg曾经在《大数据》中提到，大数据时代不仅仅会改变现代人们的思维模式，还会改变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大数据的整体来说，大数据具有容量大、资源复杂的特征，大数据普遍是以概率来得出结果，但并不会针对信息给出精准的结果。以此，在艺术学对策研究上，其要求当代人需加强对数据信息资源的分析剖析能力，以此提高对未来艺术发展的预测概率。大数据为时代提供了便捷的发展通道，其所代表的智能、集成化、数据收集等先进技术为历史进程创造了奇迹。这个进程也同时要求人们需将现有的信息资源及信号以数据形式表达出来，信息资源提取为知识，通过知识来促进行动。基于大数据特征，Schoenberger认为大数据将改变信息分析模式的三项领域：第一，信息分析内容更广阔，不再局限于样本随机分析，而是针对整体信息内容开展分析。第二，信息分析内容更复杂，大数据需要在信息分析环节上面临更多的综合信息，信息内容更丰富化。第三，信息分析更具关联性，大数据要求在信息分析上面临诸多信息内涵时，需在大部分无关联性的信息内容中找出具有关联性的信息内容。这三项改变，也是当前人们正确认识信息分析的核心所在。
（2）大数据时代下艺术学对策需从关联性着手研究。以往的艺术学对策研究更倾向于寻找因果关系，但在大数据时代下，艺术学对策需摒弃因果关系，将关联性作为研究主题，这也是当前时代最应强烈提出的思维观念。以量子学分析，量子学的种种力量能够直接影响着量子思维的变化，那么为何要突出艺术学思维的改变？其最大的因素在于我们需利用大数据预测来控制未来的发展走向，而一味地关注与理解过去的艺术学则无法实现该任务。以传统思维模式来说，传统思维的主要针对性在于理解过去，这也突显了其中的因果定律。而量子思维，则是将思维放于未知的未来之上，在针对未来的预测来分析其中的关联性，这也是艺术学对策研究的主体方向。
3大数据时代艺术对策的研究方向
艺术学的对策研究历史上，曾经有融入新研究方式来分析与探索，但该方式的运用本意是希望艺术学研究能够以不同视角来呈现出来。但由于在艺术学的研究布局上，其划分为艺术历史、艺术原理以及艺术评判三个区域，同时，研究主体又局限于艺术基础论及应用论之间，使得新研究方式在应用时给人为寻找方法而方法的印象。其实在历史至美学的方法上，其已为因果论与美学之间的关联定位了明确的坐标，只是需将该坐标深化于认知结果与整体把握中。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数据资源，当然，同时也诞生了更多的数据学家，他们对人类追求未知事物的心理也十分理解，了解人们寻找根源因素的根本思维。但数据学家相信，在大数据时代，只追求因果关系的最终是没有结果的，通过世界的关联性来了解世界而不是通过因果关系来了解，这才能更好地帮助现代人认识与了解实际。究其根本，人们所了解的世界属于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所有的真相，都是从社会关联中所认识，而并非是从过往的世界历史来进行了解与定位。
在此意义上，以扁平的眼光来看待时间是为了更清晰与透彻地看到世界存在的关联，看到以往人们思维所忽视的各个关联性。在艺术学对策研究上，需先确立视角方向，在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能够使人们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但无法定位视野是当前人们迷茫的因素。艺术学对策研究作为一项特殊学识研究，其视角是研究的切入点，在大数据的处理功能中，其可以以关键词来进行确定，当利用数据关键词来定位视角时，接下来就需要利用关联性来研究协同应对。在大数据来临后，在艺术学对策研究中着重强调关联性而放弃因果的主要原因是，关联本就包含了因果关系，而关联是为艺术学对策研究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要举措。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3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Sybase作为一家新公司，在数据库市场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后，又挑起了新的战争。Sybase采用当时非常新的Client/Server的结构，第一次分割了硬件使用的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数据库进入了乱战期。当时在数据库市场，不仅有iBm这样综合性it厂商，也有oracle这样专业化的数据库公司，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公司在各个方向上发展。事实上，每当一个产业里有多家公司在百花齐放时，也一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阶段。因此，我认为90年代初期是数据库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因为那时有各种各样的理念，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在不断的竞争，谁也没有垄断这个市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这10年里，数据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整合的时代，直接的表现是很多有特点的数据库公司都纷纷被大企业收购，这种变化使得到2000年之后，企业选择数据库的时候已经不再问技术了，更多的是在问品牌：比如你的公司在市场上占有率多高，谁的市场占有率高就选谁的产品。
新技术推动第二次浪潮出现
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趣，在数据库市场第一次浪潮出现20年后，我个人认为数据库又进入了第二次浪潮。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一下过去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里统治数据库市场的技术，几乎都属于行式数据库。行式数据库的优点是易于进行数据的存储、删除、查询。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是分析的时代，决定商战最终胜负的因素，是看谁能最快地挖掘出数据的价值。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新的技术出现，来满足大数据时代用户的新需求。
那么，在各种各样大数据的场景下，现在有哪些新的技术产生呢？一个是列式数据库，二是数据流处理，三是嵌入式数据库，四是内存数据库。可以看到，现在数据库市场又出现了各种各样丰富的技术，就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样，它又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影响着我们企业的应用。所以，我认为数据库市场现在又到了一个新浪潮的起落点。
全球最好的“Roi”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列式数据库。传统的行式数据库按行来存储数据，在数据存储、查询时很方便，但如果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尤其是我们只分析其中的某些字段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而应运而生的列式数据库则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它只在你所需要的字段上发生i/o，i/o效率可以提高10倍。而且，因为列式数据库是按列来存储，所以很多信息是可以压缩的。比如在一个会场里有几百个人，如果我想知道这些人中，拿苹果手机的有多少人。行式的做法是每个人把他包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我一个一个来翻，显而易见，这种做法非常慢。但是如果我知道有可能做什么样的分析，在这些人一进门时就放几个箱子，让大家把不同种类的物品放在不同的箱子里，那么我只需要到手机的箱子里去找，就可以得到准确的数据。这就是列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非常方便，非常迅速，可以成量级的提高分析的速度，同时降低分析所存储数据的规模。
目前，列式数据库在中国已经得到大量的使用，比如电信行业里用于信令的存储和分析。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比如美国的税务局，在分析全美国保税人七年的报税记录，总共十几亿条信息时，也是非常好地使用了列式数据库。
美国税务局由于采用列式数据库进行存储、分析，使得效率大大提升，其2006年的审计数量为2000年的3倍，收缴的税款达到592亿美元，上升了75%。这可能是全球最好的一个Roi（投资回报率），想象一下，如果我是税务局的Cio，我要给领导打一个报告，说想购买一种新型的数据库，可能要花一千万美元。领导可能会问：购买这一数据库大概会带回多少回报？而如果我的回答是：大概500亿美元左右，那么领导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批准。
用数据流技术“捕鱼”
接下来我们看看数据流技术，Cep（Complexeventprocessing，复杂事件处理）。什么叫复杂事件处理？
举个例子，一个汽车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监控着汽车的车速、车压、油压、水温、刹车等等，每一个传感器会不断产生新的信号，而每一个信号都是一个简单事件，但是这些简单事件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成为复杂事件。比如在过去的两秒钟里，一辆汽车的速度从每小时80公里，忽然间降到了15公里。汽车的胎压从2.5，急速的降到了1.5。座椅重量从160斤降成25斤。把这几个事件都综合在一起，汽车里的电脑会实时地分析这一个复杂事件，做出一个实时判断：汽车可能撞车了，司机可能已经离开座位。可以看到，这时我们关注的不再是数据的存储，而是数据的使用，它要触发下一个事件，在这个例子中，所要触发的事件就是打开安全气囊来保护司机的安全。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库和数据流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数据库就如同水库，首先是要把数据存储下来，然后以后再使用，更多是用于事后的分析。但是对数据流而言，就如同一个水管，它希望做到的是当有鱼经过这个水管的时候，能够实时把鱼捕获。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变化，事实上，目前在很多行业都在使用这一技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分析。
嵌入式数据库助力移动应用
接下来再看看嵌入式数据库。如今，每个人的手机从能力而言都超过了10年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事实上，通过手机获取大量的数据正成为大数据的来源之一。
那么，在手机或者一些嵌入式设备里如何使用数据库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嵌入式的环境或者移动办公的环境和企业中的机房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可能十分复杂，也没有专业的人员进行管理，但是它又确实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在物流、零售、餐饮等行业，会有很多移动应用的场景，在这些应用中，都可以使用类似的嵌入式数据库来帮助系统进行数据的分析。
内存数据库带来效率大幅提升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内存数据库。内存数据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随着Hana技术的推广和宣传，大家对内存技术有了新的认识。内存数据库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4
【关键词】大数据思维金融学研究运用
一、大数据与大数据思维概述
（一）大数据与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是最近新兴起来的一个名词，其出现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公司的关注，虽然大数据的出现已经不断普及，但是学界对于大数据的分析还缺少统一和明确的概念。通常来看，人们已经将一些根本无法运用的常规软件无法在有效的短时间内对数据获取，完成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以上都是大数据的范围。分析大数据的概念可知，分析其概念，其主要特征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真实性高、运行高度的特征，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该点也是大数据盛行的基础，大数据的实现需要利用新型的数据处理为其提供良好的参考，提升大数据的真实性，且大数据是一种海量且高速增长的一种综合性信息资产[1]。大数据思维的产生是随着大数据时展的一种时代产物，就大数据时代来看，其需要利用大数据的价值来摆脱原先陈旧的思维形式，基于数据的角度来分析诸多问题，由此提升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第一，数据的种类越来越多，数据的来源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更加丰富，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建设需要不断增加数据来源，数据库中的很多数据已经覆盖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生活中的所有数据都是不同种类的数据信息。第二，数据的存储和分析计算发展朝向更快速的方向，由于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为大数据的处理提升了设备支撑，保证大数据的正常存储和使用，开放式的数据存δ芰和平台分析能力也为大数据的工业运行提供保障，减少阻碍。第三，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丰富性特点是人们追求的，相信利用科学技术的支撑，能够完成数据的合理分析，增加有用的信息。第四，大数据的相关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善，基于数据库的良好发展和完善，很多大数据的建设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国际层面的大数据建设计划也在不断推出[2]。
二、金融学研究中运用大数据思维的价值
金融学研究中数据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基础内容，决策人员才能根据数据内容实施正确的判断，基于大数据盛行的环境来看，数据丰富性和海量性显著增加了金融学研究的难度，由此也显著降低了金融学当中很多的风险。分析金融学研究中运用大数据的价值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大数据思维对于金融行业的兴衰影响很大，就大数据时代来看，不管何种类型的金融分析都需要数据，数据获取量的多少，体现了主动权利的多少，该点也正体现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等能够在大数据的环境下发展自身的金融业务原因。第二，大数据的思维十分有利于拓展金融市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金融市场行业的竞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只有基于金融学的研究才能充分的运用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十分优质的服务，提升金融企业发展的水平。
三、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一）完善数据平台建设
数据作为大数据发展的基础内容，完善数据平台的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拓展数据来源的主要渠道，基于传统金融数据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数据的主要来源分布于不用的银行，当前人们经常浏览的网上银行、门户网站和很多的手机app等类型的互联网产品都是不同数据的主要来源[3]。数据平台建设的重要目的是创造更多提升客户满意度的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就数据平台的建设过程来看，需要采用大数据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完成数据获取，完成数据的存储和数据分析，由此显著的弥补传统数据的不足，例如，数据丰富性和全面性缺失，也能够在极大限度上提升数据平台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4]。
（二）运用大数据思维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综合性分析很多金融产品的经营可知，其风险是一定存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金融决策失误都会造成很大损失，由此根据金融学的研究来看，需要利用大数据的形式提升金融决策的精准性，做好风险的良好掌控，例如，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式针对企业的销售额、资金量和社会认可程度等进行分析，最后按照具体评估的结果确定企业可以借贷的最大资金。利用大量的数据分析能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其能够良好的避免传统的数据统计形式统计不足的情况，在金融学研究的具体过程中利用大数据思维有效提升金融企业对于风险的预防和把控能力。
（三）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行业发展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有效结合了数据行业和金融行业的特点，利用互联网发展的平台，不断的创新和转变传统金融行业的经营方式。分析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来看，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融合是时展的必须，大数据技术的互联网公司自行发展金融业务也是时展必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其都需要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大数据的金融模式类型是促进互联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因素。
（四）大数据扩展了现代金融学的研究范围
就金融学的研究过程来看，都需要充分的运用大数据思维，帮助研究人员获取更多的样本信息，利用实证分析和数据分析的方式，显著的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数据分析缺陷，对金融学的研究范围进行拓展。大数据分析的方式能够显著的拓展现代金融学中的研究思路，主要表现有，第一，由于大量数据的支撑，能够显著的提升数据分析准确性，能有效的避免取样数据可能出现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由此来有效的提升数据分析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第二，数据库内部的数据能够提升金融学研究内容的丰富程度，大数据的“大”不仅是树木上的大，还体现在数据种类的大，当前的数据库已经不是简单的结构化数据，还需涵盖不同类型的非结构化的数据，以上也是金融企业关注图片信息、视频信息的主要因素。
四、金融界学数据思维的方式
大数据思维存在的价值显而易见，但就金融界研究的内容来看，大数据思维十分缺失的情况是非常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强化大数据思维的学习，金融界的研究需要不断的学数据思维模式，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学习，第一，成立起专门的大数据研究部门，金融企业需要按照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立起负责大数据工作的主要岗位，例如，很多大中型的企业成立了数据研究部门，主要负责信息数据的收集，分析数据信息，设立起参考的具体方案，小企业需要设立起数据收集员位，利用互联网和电视媒体等形式做好数据的收集。第二，和专门从事大数据研究的专门企业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虽然当前大数据的门槛较低，但是很多硬件设备和资金的不足，加之很多其他因素的局限性，导致多数的金融企业在建立自身数据库的时候重重受阻，根本无法和专门的从事于大数据研究的企业对抗，可见金融企业和大数据的专门企业展开合作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第三，金融企业在运用大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具备大数据思维，就日常的金融研究过程快来看，可以采取讲座或者培训的形式来不断的培养和提升金融研究人员的大数据思维，帮助其将思维运用到实际。
五、在金融研究中运用大数据思维的方式
（一）挖掘自身以及相关领域大数据
由于金融研究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数据内容，但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需要利用大数据的思维模式不断的挖掘自身和有关领域的数据搜集，由此才能有效的提升金融工作的实际效率，还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的形式为我国金融的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类型的思想类型和依据，使其开发出更多种类型的适合客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除此之外，需要利用对自身很多领域的数据信息分析来帮助企业发现自身已经出现的很多问题，帮助企业发现问题，实现自我价值，预防很多安全隐患。
（二）参与大数据交易或者互换资源
就大数据时代来看，数据具有很强的丰富性，没有企业能够掌握所有的数据信息，由此可见数据交易或者数据的互换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就金融研究的过程来看，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利用企业之间的有效工作，强化信息之间的分享，有效提升信息的实际利用率，帮助企业快速良好的发展。为了不断发挥大数据运用的优势，大数据交易中心由此而生，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交易中心平台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数据信息，企业之间的有效协作才能实现最终效果，由于受到大数据的冲击，很多单独战斗的金融企业的传统经营模式和时代需求之间的差异性很大，数据的交易和交换也是金融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使用大数据为自身发展服务
就金融学的研究过程来看，针对于大数据思维的学习目的是优化金融企业的发展，由此才能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利用大数据思维传达的多种类型信息，金融企业可以针对自身的运营模式实施评价和预估，及时发现金融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为企业优化自身结构做好引导，利用大数据，金融企业可以完善自身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的智能改革，减少金融风险。
六、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也是企业发展的需求体现，科学技术的产生，导致金融学的研究需要大数据大战的支撑，金融的研究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大数据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事项，由此才能实现大数据存在的价值，提升为客户服务的能力，满足客户需求。
参考文献
[1]朱榕.大数据思维在高校图书馆读者决策采购（pDa）中的应用与思考[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5，06：69-71.
[2]刘尚希，孙静，王亚军.大数据思维在纳税评估选案建模中的应用[J].税务研究，2015，10：7-11.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5
关键词：大数据后发劣势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048-02
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2002年在天则所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后发劣势”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简而言之，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大数据领域又一次掀起了技术模仿的浪潮，如滴滴快的打车模仿优步Uber；微博模仿twitter，短期内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典型代表Bat的市值已经达到千亿美元级的规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先生在《数据之巅》一书的结语中提出数据时代下我们的后发优势不会像杨小凯先生所担忧的那样转化为后发劣势，他认为用软件和数据等新方法能够解决老问题。{1}但正是从涂子沛先生的这本书里，笔者发现运用大数据要想达到涂子沛先生预想的程度需要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参与，不能指望依靠大数据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
一、中美大数据参与政治进程的比较分析
从《数据之巅》一书的开篇出发可以发现中美两国运用大数据参与政治进程的起点极其相似，但是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在美国初数时代，为了确定每个州在众议院的席位，美国人开始了人口普查，涂子沛先生将其功能评价为奠基共和。实际上，中国人也曾经做过一件与人口有关的事，明洪武三十年也就是1397年，当年的会试录取了51人，全系南方人，引发了北方举子的不满。解决方法也是依靠数学，明朝科举此后按南北中三块区域55∶35∶10的比例来确定录取人数。其实这和美国一个黑奴折合3/5个人相比而言甚至还要更加进步一些，因为上述科举录取名额分配比例大致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力量南移的实际情况，而美国黑人不被视为完整的人却不符合今天的人权观念。但是每个黑人按3/5人计算投票权成了1787年费城会议的著名的三大妥协之一，而科举制度最终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而被抛弃。有学者根据南北榜事件认为中国在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中兼顾地域因素，{2}钱穆先生认为科举制显然在开放政权，{3}也就是说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起到让民权参与政府的作用，是选举制度的一种代替。如此说来，两国在涉及到国家权力根基问题时都采取了利用数字说话的办法。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依然没有解决平等问题，“高考移民”现象、“非京籍非沪籍”考生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现象、省份区域间录取分数线相差悬殊现象一直以来都是新闻报道的热点。正如评价一个家庭的家风是看后代而不是看祖先一样，一件事情的历史意义也是从后往前看的，涂子沛先生高度评价美国的初数时代是因为今天的美国而并非因为200多年前的美国，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美国人能一以贯之使用数据解决问题背后的原因。在社会治理中使用数据一开始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政府网站建设，中国在2000年就有80%的部委和各级政府开设了政府网站，{4}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简政放权依然被视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笔者在现实中也有体验，在数据互联已经没有技术障碍的今天，车辆驾驶违章处理这么一个常见的民生问题仍然不能实现网上办结，而是需要先去所在地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再去银行自助终端机器上缴纳罚款。数据停留在查询阶段，止步于处理阶段，这显然不是数据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二、运用大数据离不开充分竞争环境
美国人对数据的重视是因为充分的竞争环境，失去了竞争环境的美国人不会也不能免俗，同样会把数据意识丢的一干二净。美国人在大数据上也曾经有过反面教材，那就是抛弃戴明理念的美国企业们。作为质量控制专家的戴明二战后在美国坐了冷板凳，反而其后在日本受到了信奉。戴明认为他的失落是因为未曾触动美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上，戴明后来在美国重新被发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接受并执行了戴明理论的日本企业在与美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美国不重视数据是因为二战后其他工业国家在战争中伤了元气，而美国的生产能力却毫发未伤，面对市场的供不应求，美国企业最关心就是扩大生产。{5}也就是说，二战后无人与美国企业竞争，美国企业便选择扩大生产而放松以数据管控质量，而等到日本企业攻占美国市场以后，美国企业又重新发现戴明。假设美国人二战后闭关锁国，不允许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在美国还会出现戴明理念的复兴吗？因竞争而重视数据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也存在于官僚体制内。美国的铁路集团、工程兵团、农垦局在上世纪30年代争取政府项目的过程中一样要竞争，一样要用数据说话。美国政府在40年代掀起了数据浪潮，各个政府部门都开始招聘数据专家，以确保自己在“数据竞争”中不落后于人。这说明，有竞争的地方，才有数据的用武之地，在无竞争或者竞争不充分的地方，不需要考虑成本与销售问题，也就不需要用数据控制成本与质量。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这方面的经验，典型如中国电信业分拆后带来三大运营商竞争，直接的结果是初装费、双向收费等做法被取消，通话价格大幅度下降，消费者受益，与此同时整个电信行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因为电信行业的行业准入门槛高、竞争不充分，导致出现企业漠视市场“流量不清零”等需求，移动推出的飞信在与微信的竞争中完全失败等问题，这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极为重视使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市场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在技术模仿红利消失后，随着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虽然电信运营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收获了巨量的流量增长，但是不可否认运营商在电信行业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三、大数据参与社会进步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
想要用数据说话，还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能够包容新闻舆论等监督力量。涂子沛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平托汽车的案例，记者道伊在《疯狂的平托》这篇调查报告中揭露了平托这款汽车在设计、出厂和上路过程中的内幕。平托车有汽油泄漏缺陷，如果要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在每辆车加装价值11美元的设备，增加的开支为1.375亿美元。而收益则是避免180人死亡、180人烧伤和2100辆车损毁，按每条生命20万美元，每例烧伤耗费6.7万美元，每辆车700美元，收益总计为4953万美元，两相比较福特公司当然会选择不加装改造油箱。{6}接下来福特公司的案子究竟如何处理，舆论与福特公司各自用数据说话。福特公司公司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其实都是在进行量化和计算，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人类理性的终极选择。今天看来，福特公司的辩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安全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消费者需要在价格与安全性能之间做出理性选择。这场争论可以说是一堂数据理念普及课，实际上政府和企业在应对监督者的过程中也完全可以使用数据，福特公司就证明了道伊提供的表格中车辆销量这一数据是错误的，从而让法院判定道伊提供的该表格与案件无关，使用数据说话给了福特公司澄清的机会，由此看来使用数据对被监督者而言也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场用数据说话的争论的前提是记者可以调查、报道福特公司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做法。尽管记者道伊的报道中也存在着部分证据错误等瑕疵，但是并没有被剥夺和限制调查报道的权利。
四、应用大数据离不开人的因素
涂子沛先生在全书结语中举了一个例子证明中国正面临一个新机遇：当年的美国用了几十年的努力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今天因为掌握了客户的交易流水数据，阿里巴巴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决定是否发放一笔贷款。{7}但是必须指出，一个在全民信用制度环境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和仅仅在一个企业信用制度下生活了几年的人相比其诚信度恐怕不能相提并论。须知道阿里巴巴作为小微贷款的先行者，不过是2010年才开始这项业务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抱怨父母的老观念难以改变的现象，同样的道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人的信用观念可以被轻易改变，而美国人的信用制度历史可以被我们一夜赶上。实际上，正是在大数据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商领域，刷单、刷好评、职业差评师敲诈等负面新闻频繁发生，商业信用制度建设任重道远。反过来我们看另一个案例，褚时健先生利用电商销售褚橙目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线下拥抱线上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是实际上褚时健先生在电商销售之外的努力更值得我们深思。一样都是承包山头种橙子，大多数经营者都是把鸡粪直接拎着袋子过秤，可是褚时健会把鸡粪倒出来然后放在掌上捏一捏看看水分多少，看看有没有掺过多的锯末，他会据此跟卖鸡粪的人讨价还价。{8}褚橙的成功与其说是靠互联网，不如说更大程度上靠的是褚时健先生的企业家素质。应用大数据确实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节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成本，但是脱离不了人的因素。
数据容量的增加和纬度的扩展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在大数据时代，尽管还存在着数据隐私权等新的社会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多种数据可以相互参照，数据又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因此今后造假可能将会越来越困难。一个理性人面对这种情况的理性选择就是做一个诚实的人，而等到诚实成为社会的共同选择，社会运行的成本也就会大为降低。但是，在美好的前景面前最忌讳头脑发热，轻易忘记了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的忠告，对技术模仿红利沾沾自喜，而忽略在应用大数据的过程中应当更加注意制度改革，维护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宽松的监督环境，提高全民素质。
注释：
{1}涂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
{2}苏力.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中国法学，2013（5）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8页
{4}汪玉凯.中国电子政务的十年回顾与发展展望（上）.行政管理改革，2009（3）
{5}涂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6}涂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51-153页
{7}涂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8}贾林男.褚橙启示录：“这些事儿靠互联网解决吗？”.微信公号正和岛，2015.4.15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6
一、文献价值
《万历会计录》是明隆庆六年（1572年）年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开始主持编写的明朝财政收支总册，万历六年（1578年）由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加以订正，万历九年（1581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订，于万历十年（1582年）得万历皇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作为相关部门管理财政收支的依据。全书43卷，约百万字，卷1为户部所掌全国赋税收入、支出旧额、见额；卷2至卷16为十三布政使司与南北两直隶田赋；卷17至卷29为辽东等十三军镇饷额；卷30为内府诸库、监、局、司供应；卷31为光禄寺供应；卷32为宗藩禄粮；卷33为户部职官设置；卷34为文武官俸禄；卷35漕运；卷36仓场；卷37营卫官军俸粮；卷38屯田；卷39盐法；卷40茶法；卷41钱法；卷42钞关船料商税；卷43杂课；各卷皆附相关沿革事例。其中惟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阙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类收录户部综合《大明会典》、历朝条例、户部档案册籍、各省直续报文册，乃至官员家藏文献，详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约4.5万个财政收支数据，其中主要为万历六年数据，其次为相关沿革事例及户部职官设置与分工。
中国在汉、唐、宋时代就已出现政府编制的财政收支簿册，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编制体现全国财政一体状况的“会计录”。顺治年间开始不断编纂的《赋役全书》是由朝廷统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门分别编制的地方赋役册籍，光绪年间出现的几种会计录、会计表则皆是私人所为，篇幅甚小。所以，《万历会计录》实为现存中国帝制时代官修最具系统性的全国财政数据册籍。这样一部册籍，提供了帝制时代特定时间横断面的系统财政数据，呈现明万历年间中央财政管理的基本概念与规制，也透露出明初至万历初年相关政策演变的轨迹，无疑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如欲完成系统可靠的明代财政史，或欲澄清万历前期财政数据，此书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财政史研究虽经长期积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书出版之前，并无系统运用《万历会计录》而作的精深研究问世。以“财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财政部分叙述笼统；研究赋税、财政专门问题者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线索而难见全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仅在《万历会计录》中撷取几个数据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惮于文献浩繁。其次因为财政数据分析，必须精准记录、排比，方能分析其中关节、透视全局，而大量数据处理非积长年累月之功不见成效，故人多选择规避。此外，《万历会计录》仅有明万历刊本，在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种种艰难，使得《万历会计录》这样一部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竟然运用不多。如今，《明代整理与研究》出版，《万历会计录》全书内容、数据尽在其中，而且通过历史学家与数学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见的山东布政使司数据，绪论提供该文献编纂原委、文献价值说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边镇田赋货币化程度数据，而且将全部数据核对后做表格化处理。明代财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个新的文献系统平台。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20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v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明代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启示
前揭之外，《明代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
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可资以“探讨16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f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法，皆理据充实，允为不刊之论。关于张居正改革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的看法，虽然未加详论，然而于笔者看来，也是一语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对所谓唐宋变革与晚明变迁进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必有所获。惟有“国家转型”一说，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尚有迟疑。启发之处在于，明代经济领域的诸多新异性变化，与现代社会要素、运行法则可以契合，货币财政肯定比实物财政更接近于现代财政、经济形态。因此认为张居正改革增进了中国广义社会体制与现代社会的趋同性，可以成立，并扩展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生历程的思路。迟疑之点在于，“国家转型”关涉甚广，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再加印证，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也需定义和更透彻的阐明。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7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机遇对策
在大数据背景下，其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就是数据外漏、黑客攻击、隐私泄露、商业间谍几个方面，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下，网络信息安全形势越来越严重，这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1大数据时代的相关问题
在数据安全技术、数据仓库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之下，大数据时生了巨大的变革，目前与大数据技术相关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
1.1网络安全问题
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越来越多的数据与交易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传输，很多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一点来谋取利益。近年来，网络犯罪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犯罪分子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网络安全问题并非是单一影响网络的安全性，还会影响未来阶段下的信息安全问题，鉴于此，在这一背景下必须要做好网络防备工作。
1.2个人设备管理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各种新型移动设备也越来越多，其主要集中在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访问以及数据传输几个内容。如果员工使用了非法的个人设备，很容易影响数据的安全性。鉴于此，每一个企业需要对员工有明确的约束，告知其设备使用要求与使用策略，并且要在符合规定的前提条件下使用个人设备。
1.3云中数据问题
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之下，云服务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云服务也同时存在大数据的问题，其储存与处理也存在大量的风险。一旦云数据被犯罪分子获取，是非常危险的，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必须要使用安全性较高的云服务。
1.4数据保密问题
大数据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多的，数据产生、数据储存以及数据分析会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安全性，尤其是在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数据保密问题尤为严重，这一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
2.1隐私泄露
在大数据背景下，海量数据导致数据出现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在这个数据高度集中的环境下，一旦数据发生泄露，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用户的人身安全，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关于互联网隐私信息，并无系统、科学的设置标准，未对用户数据使用权与数据所有权进行界定，尤其是很多大数据问题，并未考虑到个人隐私问题。
2.2安全防护
在大数据储存环境下，很容易影响安全防护问题，在该种环境下，需要将所有数据进行集中储存、处理，很多企业与单位都将经营数据与生产数据集中储存起来，这样就会影响企业与单位数据储存的安全。究其根本元，就是由于安全防护升级速度未跟上大数据的发展脚步，稍不注意，就会致使大数据出现安全漏洞。
2.3黑客攻击
在网络之中，大数据中储存的数据很容易被发现，且在数据复杂的背景下，一些有经验的黑客就会利用这些漏洞来攻击网络，如果数据增加，那么会引来很多攻击者，黑客将数据窃取之后，会根据这一突破口来获取大量数据，因此，在大数据环境下来攻击能够有效降低黑客成本，让他们获取到大量的利益。此外，在网络时代之中，大数据更容易被发现，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一方面，大数据中有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是非常敏感、复杂的，会吸引很多的潜在攻击者。此外，在数据大量聚集之后，只要一次攻击，不法分子就可以获取到大量信息，增加了他们的收益率。
2.4成为可持续攻击的载体
利用大数据，黑客可以很好的掩饰自己的身份，采用传统的防护措施是很难检测出的，这种传统检测方式是采用单个时间点来进行实时匹配检测，但是高级的可持续攻击是很难实现实时检测的。一旦受到攻击，黑客就可以将这些代码隐藏在数据之中，人们很难发现。同时，大数据中往往有大量的资料，安全分析工具很难关注到所有的价值点，给系统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影响系统的安全性。
3保障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对策分析
3.1建立信息安全体系
大数据是一种新兴数据类型，但是，就现阶段来看，政府尚未针对大数据这一事物制定出科学的管理政策，虽然信息部门与工业部门都将物联网列入到近期规划之中，将信息处理技术看做关键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中有图象视频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储存技术几个内容。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数据信息安全，必须要加大研发力度，做好相关人才的培养工作，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大数据的安全性。
3.2使用大数据技术避免高级可持续攻击问题的产生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安全防御措施还相对落后，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难以适应高等级攻击，为了更好的对大数据技术进行合理防护，需要确定出恶意攻击与非恶意攻击之间侧差异。综合时间因素、空间因素以及模式问题进行合理的处理，总结出相应的模型，制定出完善的大数据安全系统，对各类威胁特征进行合理定位，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系统，这样才能够达到根本目的。在日常工作工程中，可以对大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对大数据处理机制进行合理的协调，实现数据库共享，更好的抵御不同攻击的影响。
3.3做好敏感数据的监管工作
大数据技术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在海量数据之下，存在很多的敏感数据，在黑客对此进行扫描时，就可以检查出敏感数据中存在的漏洞，因此，在目前，必须要着重解决大数据信息泄露问题，这需要政府从多元化角度进行监控，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
3.4合理应对高级可持续攻击
传统的安全防护措施无法全面应对高级可持续攻击，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搞清楚恶意活动的类型，看网络与数据是否遭受到攻击，在解决过程中，可以使用大数据来处理攻击模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以及事件模式，总结出抽象模型，让其成为大数据安全工具。要想精确的分析相关的数据，可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建模，将各类资源合理整个起来，协调处理机制和分析机制，实现数据库之间的共享。
参考文献：
[1]黄新华.整合与创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2]顾秋丽,徐纪周.大数据思维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J].学理论,2015(14).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8
【关键词】大数据；教育形态；革新；哲学角度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基于云技术、物联网二者之间，大数据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现如今，大数据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词。对于它的探讨在各个领域都不胜枚举。我们今天探讨大数据技术在教育形态带来的变革，并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它的科学性和意义。
二、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变革
教育这个词汇可谓是包罗万象。谈到教育，我们可以联想到传统的兴起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或者说是对教育狭义的理解。带着工业化显著的气息特色：老师、学生、课堂、黑板、讲桌、铃声等。那么广义的教育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从百科上找到了这样的定义；“教育是以知识为工具教会他人思考的过程，思考如何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创造更高的社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那么我们在以知识为媒介进行思考的过程就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我们探索历史的长河，在西方历史中尤为突出。从西方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起到大学的兴起，这期间传统的教育模式悄然形成，教育的概念逐渐塑立。泰勒斯建立了米利都学派，他的学生有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他们最先尝试以现实的物来解释世界，还提出了伟大的命题：“万物源于水。”泰勒斯用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影响着他的学生，这开启了教育的先河。随后比较有规模的就是著名的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教育模式颇为新奇，他自创的苏格拉底讽刺法1和助产术2是他施行教育的模式。到了柏拉图便建立起了柏拉图学园，与我们今天的课堂相近。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飞速转化，大学的兴起，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教育形态逐渐形成、稳固。
当今的时代，是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数据”一词是时代的浓缩代表。数据的集中以物联网、云计算等综合技术的成熟为基础，数据是过程性和综合性的考虑。透过数据看到的是世界的逻辑关系。大数据伴随着云技术和物联网是推动教育形态变革的主要力量。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知识将会无处不在，思考随时进行，因此我们的教育随时发生。教育形态自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变革的具体表现是我们探索的主要内容。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总结了以往的教育模式，再对比如今的教育方法，最终得出了变革的概念。如今我们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国从1997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在家上学的人数迅速增长。这样的数据就会引起我们的思考，这颠覆了我们从前在课堂上课的方式，那么家庭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们进行了统计，发现视频成为主要载体，这样的教育信息量更多更大，资源极其丰富。更是达到了随时学习、终身学习、按需学习。
2014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首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端论坛暨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建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多次提到了教育形态的改革。打造立体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等方式统筹利用各项资源。这些数据都体现了我们教育形态发生的变革。
三、哲学角度看大数据与教育形态的关系
我们论述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教育形态发生的变革。我们既看到了现象，就要从哲学角度透过现象追求本质，探索根本原因。看大数据是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形态。
探讨大数据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大数据的特征中总结。大数据的显著特征就是信息量大且繁多。这样对我们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新的锻炼，会多带来不同。大数据的公开性和容易获得性是它的另一特点。大数据的产生是在商业过程中自动化产生并存储下来。那么这样的数据必然会给我们提供广泛的参考，进而预测性又是大数据的一大重要特征。我们讨论的这些是大数据显而易见的特征。大数据深层的特征是存在在它的研究方式中的。大数据不同于以往的调查方式，由于以往技术的局限多数进行的是抽样调查，这样得出的概率性远比整体调查少的多。大数据就是重全体轻抽样。那么对于大数据得出的结果，我们是重在分析它所展示的关系而非看重结果。我们探讨大数据的特征，可以举在教育中的一个实例来反映。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举例，一个学生考试得了80分。这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数字。但是对于我们的大数据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它会分析数字背后的因果关系；它会整体调查影响学生分数的全部原因；更会产生预测性的断定，是否是家庭、智力或者是态度等因素影响了分数的形成。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关注点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这样的技术的运用让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有了理性的参考，这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
我们总结了大数据的特征，更找到了大数据在教育形态发生变革的作用力。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探讨。
大数据采取的是整体调查。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我们的归纳主义3所倡导的主张有一致性。归纳主义认为，搜集尽量多的数据、事实，并从中推导出结论。大数据的研究方式似乎与归纳主义不谋而合，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思考，就会将大数据的研究方式推到了狭隘的空间。
大数据带来的研究方式，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对于今天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既存的哲学研究方式中去思考它，更可以从它出发去创新新的思维模式。因为大数据不再是以往单纯的直线思维，它带来了多重立体的思考。这样的时代意义确实需要我们探讨。
参考文献：
[1]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电信出版社，2001.
[2]韩志君：《简析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运用》，《科技世界》，2014年第六期.
[3]刘凤娟：《大数据的教育应用研究综述》，《现代教育技术》，2014年08.
注释：
1.苏格拉底讽刺法：苏格拉底对待自恃有知却无知的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不断发问，最终将他们引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9
〔关键词〕图书馆；数据库商；博弈论；囚徒困境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7.003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5）07-0014-05
〔abstract〕thegametheorymodelofthelibrariesandthedatabasevendorsisformulatedinthisarticle，italsopointedouttheprisonersdilemmawasthenashequilibriumofthegamebetweenthelibrariesandthedatabasevendors，itanalysedthecausesoftheprisonersdilemmaandalsohadananalysisofthepossibilityandnecessitytobreakprisonersdilemmabetweenthelibrariesandthedatabasevendors.BasedontheperspectiveofKarldorHickspriciple，somestrategiestobreakprisonersdilemmawereproposed.
〔Keywords〕library；databasevendor；gametheory；prisonersdilemma
版权法的立法目标是要禁止对作品的无偿使用又要保障知识的自由传递，对于数据库这类汇编作品，版权法只保护对事实的选择和编排形式而不保护数据库作品中的事实本身[1]。但是，欧盟于1996年颁布了数据库指令，该数据库指令创设了一个数据库特殊权利，这一权利意味着把数据库制作者的权利延伸到了数据库中的信息内容本身[2]。欧盟颁布的数据库指令加大了数据库商版权保护和图书馆信息获取之间的固有冲突，使得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的博弈竞局凸显[3]。
1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博弈分析
11博弈竞局产生
1996年欧盟颁布的数据库指令，创设了一个数据库特殊权利，这一权利加强了对数据库商的保护力度，使得更多的数据库成果被创造出来，推动了数据库产业的发展。图书馆与图书馆用户是数据库资源的最终消费者，是数据库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希望获取更多的数据库信息资源以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数据库商是数据库信息资源的所有者，希望凭借数据库保护条例，阻止公众对其数据库内容的免费使用。因此，在数字环境下，要平衡数据库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图书馆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一味地强调一方的利益而削弱另一方的利益。由于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利益诉求不同，图书馆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与数据库商的个人利益的矛盾导致二者之间博弈关系的产生，即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之间的博弈竞局产生。
12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的理论认为，在竞争关系的非合作博弈中，由于每个博弈决策参与人都充盈着自由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是原子形态的意识，无法形成合作的有机分子结构或集体理性。因此，在竞争关系的非合作博弈中，决策参与人认为对手欲置自己于最不利的状态，所以，博弈决策参与人要通过对方案进行选择以谋求收益的最大化，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博弈各方最终选择了对自己较劣的策略，并造成了对集体利益的严重破坏[4]。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进行的数据库买卖的交易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双方利益的博弈，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每一方既可以采用合作的策略，也可以采用不合作的策略，为表述方便，将双方博弈情况用图1说明。如果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合作方得1分，不合作方得5分；双方都合作：各得4分；双方都不合作：各得2分。
从社会整体效用的视角可以看出：（4，4）>（5，1）>（1，5）>（2，2）。可见，图书馆与数据库商都选择合作策略时，社会整体效用最大；但图书馆与数据库商都选择“不合作”策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超优策略，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这是惟一的纳什均衡点（不合作，不合作）。除了这个纳什均衡点，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策略选择，只会使其得到更加不经济的结果[6]。而在其它的策略组合中，比如双方都选择“合作”策略的情况下，都存在其中一方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选择，来增大自己的效用的机会，因此，策略组合（合作，合作）显然不是纳什均衡点，不可能会被自动实施。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经过理性分析后，肯定选择惟一的纳什均衡点（不合作，不合作），即双方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13“囚徒困境”的后果
分析图1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竞争博弈的效用矩阵可知，图书馆和数据库商都选择“不合作”策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超优策略，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这是惟一的纳什均衡点（不合作，不合作）。图书馆和数据库商经过一番理性计算后，肯定选择惟一的纳什均衡点（不合作，不合作），以为图书馆和数据库商要追求个体效用的最大化，但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单方利益的最大化并非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选择，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没有效率”均衡状态，即非“帕累托最优”状态[7]。所以，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竞争博弈均衡的“囚徒困境”反映的是因个体理性的扩张而导致集体理性的缺失，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极易产生数据库产业的垄断和图书馆以及社会公众的反感，造成社会净福利的损失。为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福利水平，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必须思考如何破解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竞争博弈均衡的“囚徒困境”。
2产生“囚徒困境”的原因
21经济人的逐利本性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的经济后果。”[8]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是自利，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自私社会就不会进步。但是“囚徒困境”恰恰表明个体理性不能通过市场导致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以说经济人的逐利本性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缺失的“囚徒困境”的恶果，这一点与儒家主张的“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观点相抵触，即儒家反对个体私利的无限扩张，倡导社会整体公益的提升[9]。佛家讲因果律，从“囚徒困境”的结果来看，如果个体一味地想算计别人，算来算去，最后必然导致自身效用的丧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在“囚徒困境”的结局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如图2所示，图书馆追求社会公共权利的扩张，而数据库商追求个人私权利的扩张。X轴代表数据库商追求的个人私权利，Y轴代表图书馆追求的社会公共权利，m点代表绝对追求社会公共权利，n点代表绝对追求个人私权利，并且a=b。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双方都希望实现自身追求的权利的最大扩张，但是，双方权利都实现最大扩张却不可能存在，及m点与n点不可能重合。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科斯主张：不同权利之间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在法律保护一种权利时，必定会损害另一种权利[10]。因此，当图书馆与数据库商都想扩张自身权利的同时，必然导致双方都受损的“负和博弈”结果，即数据库商与图书馆双方的利益都受损的“囚徒困境”结局。
22对合作共赢前景的不信任
从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博弈均衡的“囚徒困境”来看，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竞争博弈的纳什均衡，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均衡状态，即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单方利益的最大化并非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选择，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不合作，不合作）的纳什均衡进行帕累托改进。
根据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观点：在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前，能够朝着“帕累托最优”状态方向前进的行为，叫作“帕累托改进”[7]。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无疑是图书馆与数据库商追求的目标，但在现实的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协同竞争中，帕累托最优状态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按照帕累托最优的标准，实行“帕累托改进”是要在绝对公平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效率，而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代表着两种利益的博弈，图书馆代表信息公权，数据库商代表信息私权，如果做到绝对公平的“帕累托最优”，那么对数据库版权保护的保护力度在图2中只能保持在p点（因为a=b），但图书馆与数据库商都明白这种绝对公平的“帕累托最优”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在某一时刻实现了，也是不稳定的，基于这种对“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的认识，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力图扩张自身权利，因此“囚徒困境”结局必然产生[11]。
3“囚徒困境”的破解
31破解“囚徒困境”的可能性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其他人的处境变差的前提下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12]。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作双赢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即福利经济学中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按照帕累托标准来分析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博弈问题，必须兼顾双方利益，才是最有效率的，如果以损害一方利益为代价，来改善另一方利益的方法实质上是没有效率的。设定以下经济模型：Z代表图书馆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G代表数据库商追求的私人利益，X轴代表对数据库的保护力度，C（x）代表数据库版权保护所付出的成本，则有函数图像如图3所示。
图3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作博弈的理想状态[5]
观察图3的函数图像可以看出，私人利益G的函数曲线随着保护力度的增大而增大，并趋于正比例上升，所以，随着对数据库保护力度的增加，数据库商的私人利益会逐渐增大。用x表示X轴上的任意一点，当xx′时，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Z曲线随x值的增大而下降，例如，代表数据库商私人利益曲线G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曲线Z的交点r，就表示因对数据库版权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社会整体利益下降的状态。只有当x=x′时，才能做到既保护了数据库商的私人利益，又实现了图书馆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为x′点对应的y′值是曲线Z的波峰值，是使边际产出mZ（x′）等于边际成本mC（x′）的社会利益点，也是图书馆追求的社会利益Z与数据库追求的私人利益G之差最大化的点，当x=x′时，Z（x′）-G（x′）≥Z（x）-G（x），即当x=x′时，Q（x′，y′）点获得的总效用不低于其他各点时获得的总效用[13]。因此，x′值代表对数据库版权保护的帕累托最优状态，x′值体现了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作博弈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状态，因为当保护力度x=x′时，做到了既保障了社会整体利益又保障了数据库商的私人利益，即既能保障图书馆用户对数据库信息内容的获取，又不会影响数据库商的私人利益，因此，对数据库的保护力度值x
32破解“囚徒困境”的必然性
图书馆代表的社会公权与数据库商对数据库资源的合理收费并不矛盾，相反，对数据库资源适当收费可以实现信息价值的货币化，减缓数据库开发的成本压力，改善数据库资源的供给结构，使图书馆的用户可以获得更好、更多的数据库信息内容。由于数据库产品的特点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因此不能用边际成本作为对数据库定价的标准，而必须按照用户对数据库价值的评价来定价[14]。但是，多数数据库商忽略用户对数据库价值的评价，为了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不当使用数据库销售定价策略，对数据库产品定价过高，引发了与图书馆之间的矛盾。观察图2可知：当线段op到达p（a，b）点后，如果数据库商继续通过提高数据库产品的价格来扩大自身收益，必然会引起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下降，引起图书馆界的不满而采用联合抵制行为，即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的博弈由合作状态转向竞争状态，数据库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反而不会兑现，如图1所示的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凸显，双方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图1中的（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显然，双方都没有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最终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罗伯特・爱克斯罗德教授在研究人类合作之前，设定了两个前提：第一，人都是自私的；第二，个人决策不受权威干涉。也就是说，个体能够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图进行决策，这完全遵循博弈论的基本思想。爱克斯罗德为了研究：人为什么要合作？人在什么时候选择合作？什么时候选择不合作等问题设计了一种游戏，邀请社会各界的专家参加游戏程序的设计。这个游戏共分两轮，第一轮游戏共15个程序参加，运转了200次，结果是加拿大学者罗伯布编写的针锋相对策略的游戏程序获胜，针锋相对（tit-for-tat）策略即“胡萝卜加大棒策略”。针锋相对策略向我们证明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也可以选择善，因为合作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要手段[15]。因此，只要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建立持久数据库交易关系，双方都会基于维持自身声誉的原则尽量不首先选择不合作策略，以免承担道德压力和法律制裁，这样基于长远合作利益的角度，双方具有合作的动力。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只要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数据库交易关系建立长效机制，力争博弈重复无穷次，使得双方清楚：数据库的交易是长期合作行为，任何方偷偷实行了“不合作”策略，将会得到对方报复，偷偷实行了“不合作”策略的一方的长期效用将会小于选择“合作”策略时的长期效用，在长期的动态博弈中，如果图书馆与数据库商都采用针锋相对策略，博弈的结局也就是纳什均衡点将是双方都选择“合作”策略，此时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博弈必然走出“囚徒困境”。
33破解“囚徒困境”的策略
331图书馆主动维护数据库版权
合作是文明的基础，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指出契约是合作基础，数据库版权保护条例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只要图书馆遵守数据库版权保护规定，“囚徒困境”自然就会破解。观察图2可知，线段op表示图书馆与数据库商之间的合作关系，此时双方追求的个人私权和社会公共权可以同时实现。根据图3的函数图像也可知：当x
332数据库商主动让渡版权收益
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模式，即数据库商要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数据库价格过高时要适当降价，主动让渡版权收益[16]。正如国外学者的观点：“公共信息的利用应该在透明和合理的价格机制下通过各种技术形式和许可方式来提高获取和再利用。”[17]所以，数据库商即使从扩大自身收益的视角看，也必须考虑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必须考察作为公益事业单位的图书馆的经济承受能力，必要时要合理降价，特别是针对众多图书馆的集团购买行为，数据库商更要合理降价。由此看来，对数据库产品采取合理的定价方式，并且必要时合理降价，一方面可以对数据库商版权的独占性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图书馆用户对数据库内容的有效获取和应用，避免因数据库版权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知识传播与科技发展的障碍，充分降低数据库版权过度保护的消极作用，破解博弈的“囚徒困境”。
333依法约束双方的行为
西方哲学家卢梭说过：究竟是什么使人类找到一种方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18]？法律作为一种机制设计，其本身就代表多方利益的博弈，在对数据库保护的执法实践中必须坚持权利规制和权利保护并重的原则，即在依法保障数据库商充分行使其数据库的知识产权的同时，要有效制止和惩戒其权利滥用行为[19]。如图3所示，当x
334采用合理补偿机制
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在对“帕累托最优”标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效率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含义是：可以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但总体收益要大于损失，并且可以用获得的收益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增加[12]。由此看来，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理论是一种次优的平衡。虽然理论上“帕累托最优”标准是协调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竞争与协同关系的理想目标，但从实践上看，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效率标准更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如图2所示，线段op部分既保证了图书馆的公权又保护了数据库商的私权，从o（0，0）点到p（a，b）点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p（a，b）点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即p（a，b）点再也无法依据“帕累托最优”标准进行“帕累托改进”。线段pm代表图书馆的公权大于数据库商的私权，虽然线段pm强调图书馆的公权必定会侵犯数据库商的私权，但却有利于社会整体信息福利的增加，如果能够从社会整体信息福利增加的结果中对数据库商给予适度的补偿，这无疑就是一种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是一种次优的平衡，是现实的“帕累托改进”路径，同时自然也会破解双方博弈的“囚徒困境”。
335促进信息的有效沟通
虽然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蕴含着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博弈，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因此，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之间都不希望出现双方都受损的“囚徒困境”结果。为了避免“囚徒困境”的结局出现，双方之间必须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主动协调利益关系：要让对方清楚，自身首先要善意而不是恶意地对待他方，但是一旦发现他方采取了不合作策略，也会斩钉截铁地进行报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两败俱伤的“囚徒困境”。通过有效的沟通让对方了解己方的态度，必然会减少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导致的误解，避免出现错误的策略选择。因此，只要数据库商与图书馆都有明晰的个性和坦诚的态度对待双方的合作，能够在数据库的交易活动中及时沟通，相互体谅，消除误会，必然会走出博弈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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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数据时代的看法篇10
在平时的作业中，学生面对“－”号常常出现哪些问题呢？
例1：计算－3－2=－1，问学生怎么得到答案的，不约而同的都是先算3－2=1，然后把3前面的“－”号照写下来。并且同样的错误纠正好几次，学生照犯不断。为什么学生会屡改屡错呢？
通过分析发现学生的症结在对“－”号的认识出现问题。由于小学六年对数字和“－”号认识的局限，面对－3，总是把“－”号和3分开来看，算式中的“－”号总是看成减号，于是才有把－3－2当成－（3－2）计算。
如何帮助学生呢？首先要弄清“－”号的来历，理解“－”号表示性质负号和运算符号的不同意义，正确认识负数。注意当“－”号表示性质负号时，“－”号与后面的数字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当“－”号表示运算符号，并要移动“－”号后面的数字时“－”号同样不能分开，要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即数字移动时要带上前面的运算符号）。
其次是要理解，（1）单独一个数或代数式中第一个数前的“－”号只能作为性质符号，读为“负”号；代数式中的“－”号既可以看成负号，又可以看成减号，但用法统一，不能在同一个式子里一会儿为负号，一会儿为减号，或既为负号又为减号当成两个符号来看。（2）把“－”号看成负号时要注意负号前省略了加号，计算时要把加号还原，例－3－2=（－3）+（－2），读作“负3、负5的和”，再按加法法则相加。把“－”号看成减号时读作“负3减2”，注意的是被减数是“－3”，而不是3，面临的情况是小数减大数，要清楚遇到小数减大数时，根据法则变减为加，把加减法统一为加法，再根据加法法则进行计算。例－3－2=（－3）+（－2）。现在我们从两种理解的计算过程来看，殊途同归，都回到了“（－3）+（－2）”这一步，实现了加减法统一为加法的目标。
例2：〔－71234－56－－518〕×－36
错解1、原式=－712×－36+34×－36+56×－36+－518）×－36。
错解2、原式=－712×－36+34×－36－（－56）×－36－－518×－36。
分析：此题应用乘法分配律先求积再求和可达到简算的目的。但在去括号时常出现上面的问题，追问原因，有的说“去括号后把积相加，没有考虑到括号内的减号。”有的说：“把括号内的‘－’号既看成了减号又看成了负号算了两次，遇到双重符号稀里糊涂，乱做一通。”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化简没有弄清楚。
根据上面的分析，解决方法如下：方法1:遇双重符号先化简，把式子中的“－”号都看成负号，再写成代数和的形式。记住“－”号前省略了“+”号，去括号后要还原。上例为原式=（－71234－56+518）×－36=〔（－712）34+（－56）+518〕=－712×－36+34×－36+（－56）×－36+518×－36。
方法2：遇双重符号先化简，把式子中的“－”号都看成减号，去括号后减号照写下来。上例为原式=（－71234－56+518）×－36=－712×－36+34×－36－56×－36+518×－36。
方法3：遇到括号前是负因数时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负号留在外面，利用乘法分配律只把数字乘到括号里面去；第二步利用去括号的法则再去掉负号和括号。上例为原式=－36（－71234－56+518）=－(－712×36+34×36－56×36+518×36=－(－21+27－30+10=21－27+30－10。这样做的好处是因为学生熟悉了括号前是正因数的计算，用乘法分配律就不会出错，又因为是单独去掉“－（）”，根据去括号法则就避免了符号的混乱。
例3：3（x－x2+1）－2(x2－1+3x)
错解1、原式=3x－3x2+3－2x2－1+3x
错解2、原式=3x－3x2+3－2x2－2+6x
分析：错误一是学生没能掌握乘法分配律，直接去掉了括号，所以发生漏乘现象和除第一项外没变号现象。
错误二是括号前是负因数时，学生把“－”号当作减号照写下来，只把“－”号后数字与括号内各数相乘，没想到“－”号应随括号一同去掉并且括号内各项要变号的法则，所以发生除第一项外没变号现象。
如何解决呢？我认为用例2的方法三好，当遇到括号前是负因数时分两步完成，看似笨拙，实则管用，让学生不走弯路少出错。
例4、计算：－14=1
通过对出错学生读法调查，都读成了负1的四次方，根据负数的偶次方是正数的法则而得1。根本原因是学生没有理解－14与（－1）4的意义，没有分清楚－14与（－1）4的区别。表面上看起来是学生平时书写代数式不规范（负数做底数忘记加括号）造成写法和读法出错，其实是所学知识与输入到学生大脑里的信息不一致，在学生大脑里知识表征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应从所学知识与输入学生大脑里的信息入手，在学生大脑里表征正确的合理的知识点。用辨析教学法，使学生弄清楚－14与（－1）4的意义，找到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通过以上错例分析，要想解决好“－”号问题，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清楚“－”号的来历，明白“－”号的意义，正确分析作为运算符号的减号和作为性质符号的负号在计算中的法则应用。
2、观察其位置，明辨其“－”号。在单项式和代数式的第一项及移动某一项时，前面的“－”号要看作负号，与数字不能分开，其余情况选定一种理解进行计算。
3、熟练掌握乘法分配律，不要发生漏乘现象。
4、熟练掌握去（添）括号法则，不忘括号前的符号同括号一起去掉（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