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1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起诉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起诉，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2
[关键词]健身娱乐消费现状调查研究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体育消费是顺应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所以在新时期我们十分有必要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从而更加合理地引导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健康发展。本文着重对西安市居民健身娱乐消费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对西安市健身娱乐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引导作用，同时也是政府对该行业的宏观政策的一个比较有力的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西安市直属单位干部，大型企业公司职工及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健身娱乐场所。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大量文献与相关书籍。
(2)实地观察法:到各场所进行实地观察走访。
(3)数理统计法:对调查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运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西安市居民消费者喜欢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项目的多样性
为了全面了解西安居民的健身消费行为，问卷设置了10个常见的体育健身娱乐项目(保龄球、足球、羽毛球、网球、排球、游泳、乒乓球、篮球、健身健美、台球等)供被调查者选择。调查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排在第一位的是羽毛球占65.2%，第二位的是乒乓球约55.7%，第三位的是足球约42.6%，游泳排在第四位约38.4%而健身健美排在第五约占31.2%。从表面看来喜欢项目与否好象没有内在的联系，但是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乒乓球、羽毛球是我国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所以奥运效应起到教育消费者的作用;而足球的职业化、市场化运作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此项目的情有独衷的追求。游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居民为减肥而从事此项健身运动的其可以与健身健美可以归为一类的。总体而言其特点是这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项目来引导消费,开发广阔的体育健身娱乐市场。
2.西安市居民对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场所选择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对西安市居民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行为的了解从分析西安市居民喜欢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场所中可以窥见一斑。所以我们从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个人月收入三个角度来调查分析，从而可以看出在选择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场所所具有的分散性(如表2所示)。
(1)不同性别来分析消费场所的选择
从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性别而言消费者对于高档健身场所的选择均比较低迷，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选择高档体育健身娱乐场所时女性要高出男性2.6个百分点。这说明高档健身场所的市场目标锁定针对女性略强些。在选择中低档体育健身娱乐场所时，男性高达31.2%。对于中低档体育健身娱乐场所要更加关注男性消费。然而，对于群众性辅导站和社会组织培训班辅导站的选择方面女性要明显高于男性。总体而言，在性别上所表现的消费者对于消费场所的选择可以看出：体育健身娱乐场所的选择具有多样性。
(2)从年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对于消费场所的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消费场所选择上展现较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如表2所示，不同年龄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者有其特殊的消费行为，这就要求体育健身娱乐的开发商和经营主们应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来有的放矢的细分市场和选择经营目标。
(3)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对消费场所的选择
从表22(略)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个人收入的被调查者中较大比重集中在“其他”一栏中，经过统计分析如上述的情况，在消费场所的选择问题上主要集中在一般渡假场所、中低档场所、群众性辅导站。当然对于更高收入群体对高档体育健身娱乐消费场所的选择低迷现象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主要是受余暇时间、健身兴趣等方面的影响。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3
论文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体育消费结构以及影响居民体育消费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西宁市城镇居民的总体体育消费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实物性体育消费仍占主要地位;制约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收人水平、观念、价格等。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以青海省自身的要素察赋为依托，建立外向型为主的、集约化的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市场的发展对策。
从经济区划看，青海省处于西部地区，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江河源”之称;有全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一青海湖。青海省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特征、风俗习惯等，对体育消费意识、观念、价值取向、消费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据人日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3年末，全省总人口53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03.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化率)达38.180,%。城镇人口是发展体育产业的主要群体，体育产业市场的培育要围绕这一群体来展开。通过对西宁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及研究，旨在优化西宁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促进青海的体育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调整青海的产业结构，为西部大开发和我国区域体育产业的梯度推进提供参考和依据。
1研究对象
青海省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现状，调查对象为性别、年龄、消费额、体育项目、消费价格等因素。
2研究方法
2.1文献综述法
查阅青海省及全国2003年统计公报和国内相关课题等文献资料50余篇，相关专著5部。
2.2问卷调查法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6份，回收率95.3%，有效问卷258份，有效率90.2%;问卷的设计中涉及了体育消费额、体育消费项目、体育消费结构以及影响体育消费因素等问题，问卷的设计均符合社会学调查要求。
2.3访谈法
走访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共同探讨了当今的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体育市场的现状及存在和问题‘
2.4数理统计法
问卷收回后，请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00级学生协助统计和整理所有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全部数据用eXCF;i.数据处理软件进行了统计处理。
2.5逻辑分析法
对各种数据进行归纳、推理、演绎等分析，力图全面、客观地了解西宁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的现状。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西宁市城镇居民的总体体育消费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的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它反映人们在各种体育消费行为中所能够承受的物质与精神的支出能力。也即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商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通常用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体育消费水平是衡理体育消费的重要指标。从表i可以看出，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较低，年体育消费额也比较低，年体育消费额在100元以下的占50.78;年消费额在200元以上的占22.48%;年消费额在100一200元之间的占26.74%.，可见年消费额高的较少。而且性别差异也比较大，其中男性占74.41%,女性占25.59%。从年龄段上看，20岁以下的占32.56%;20一60岁年龄组的占52.70%,60岁以上的占14.73%;可见中年人比较能接受较高的体育消费额。
3.2西宁市城镇居民总体能接受的体育消费价格
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宁市城镇居民总体能接受的体育消费价格比较低。有24.81%的人能接收10元以下的消费价格;27.13%的人能接受10一30元的消费价格;有32.17%的人能接受30一50元的体育消费价格;西宁市城镇居民能接受一次体育消费的价格在50元以下的占84.11%，其中男性占55.05%，女性占29.06%;20岁以下的占39.54%,20-60岁的占32.55%,60岁以上的占12.02%;能接受50元以上的一次体育消费额的人群中，20岁以下的占4.26%,20-60岁之间的占11.63%;能接受高价体育消费额(100元以上)的仅占6.20%。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年人能接受的体育价格比较高。
3.3西宁市城镇居民主要消费的体育项目
从表3中可以看出，西宁市城镇居民在体育消费项目的选择按照所占的百分比依次为跑步和散步、游泳、太极拳、球类、健身操。年轻人比较喜欢激烈、有对抗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球类、轮滑等项目，20岁以下选择球类的占43.02%;中老年人比较喜欢强度较小的运动项目，如游泳、太极拳等项目，60岁以上的选择游泳和太极拳的分别占23.63%和46.51%;选择球类的男女各占65.50%和5.040l0;选择健身操的男女各占7.36%和44.96%。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西宁市城镇居民对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比较喜欢如球类、游泳等项目;而女性比较喜欢散步、健身操等能表现身体曲线美的运动项目。西宁市城镇居民选择的体育锻炼的项目，内容比较单一、传统，制约了居民的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
3.4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结构
从表4中可以看出，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结构以实物性消费为主，居民用于购买体育服装器材的占89.93%;代表居民参与性体育消费的体育锻炼占37.21%，而且性别差异较小;购买体育作为新兴的一种体育消费方式占到了71,31%，男性占56,12%，女性占15,19%，其中20一60岁的人群占46,12%;观赏性的体育消费仅占6.98%。可见西宁市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观念有待于进一步改变。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4
有营销学者认为，无论信息化如何让消费者更趋于理性，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永远赶不上新产品的推陈出新力度，消费仍然包含太多的非理性特征。近些年来，所谓的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的争执甚嚣尘上，然而，非理性消费到底能不能为企业所利用呢？实际上，非理性消费虽然无法掌控，但却可被营销者有效利用，取得明显的营销效果。
关键词：营销管理、品牌战略
通常来讲，在中国能够搭乘飞机出行的人算比较高端的消费人群。很多搭乘飞机出行的商务人士都喜欢转转机场的书店。大家常常会看到很多专家撰写的并带有光盘的企业管理书籍，暂且不论其书和光盘对企业管理或者市场营销有何作用，我们只讨论这些书籍和光盘的销售方式。通常我们会看到它们会有三种销售定价：举例来看，光盘销售价格为1200元，书籍销售价格1800元，光盘和书合买销售价格为1900元。其特点是光盘里面有讲师生动地讲解，书籍里面有相关运作的表格，各有其独特的吸引人的卖点，当然合起来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了。
我们分析来看，凡是要购买这种书籍和光盘的人，都是想从中吸取管理或者营销知识，显然，从表面上来看，任何再高明的消费者也无法判断光盘的1200元和书籍的1800元哪个更具价值，如果消费者购买了哪一种，都应该是非理性消费，尽管他们都是超级理性的高端人群，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非理性的判断。玄妙就在这时出现了，其实光盘和书的销售者并不想让您只购买其中一种，所以他们专门制定了光盘和书合卖的销售价格为1900元。根据销售数据统计，大概有80%的购买者都选择了合买书和光盘，这就是销售商家的高明之处。
借此我们发可以发现，非理性消费也是有序可循的，营销者通过认真研究非理性消费特征，完全可以有效地把控住消费者，实现高效的市场营销和业绩表现。那么企业如何实现非理性消费的有效把控呢？
制定科学的产品组合
科学的产品组合是市场营销的基础，这是很多企业市场营销部门必备的基本功。当然，无论什么样的产品组合推出来之前，企业都要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市场论证，最后做出非常理性的产品组合，才能够推向市场。这是90%以上的企业喜欢的思维模式和实际操作模式。任何营销创新都必须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但如果企业营销者能够把消费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充分考虑进来，有可能就会实现更全面的营销创新，当然，企业也会取得非凡的市场业绩表现。
中国挂面行业的龙头企业陈克明就为此做出了表率。中国的挂面市场一直都处于群雄争霸的局面，从行业利润层面来看，几乎已经到了无利可争的状态，因此，中国挂面行业甚至成了进入门槛低、进入风险大、品牌淘汰率高这样一个低层次竞争的领域，任何企业想在这一行业脱颖而出都是相当困难的。陈克明做到了，成为中国挂面行业的老大。在中国挂面行业里面，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价格战里面，几乎没有中高端产品。随着消费的升级，消费需求开始偏向中高端，如果单独推出中端产品，可能就会迅速卷入价格战的漩涡，如果单独推出高端产品，在无独特卖点的情况下，消费者又很难接受。陈克明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其产品线特点鲜明地呈现出中高端产品，而其真正带动销售量的却是其中端产品，高端产品恰恰是平衡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砝码。作为大众快消品来说，绝大部分消费者很难接受品质高端的产品，而消费者在平衡中低端产品的购买时，却无法从理性层面认识到它们的品质差别，这时，消费者的非理性因素就占了上风，他们会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走下去：“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是否还要买低端挂面？至于高端挂面，它们有那么高的品质吗？索性我就选择品质适中的吧。”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现代商超里，消费者更愿意购买陈克明的中端挂面，而陈克明的高端挂面充其量就是摆设，这就是陈克明挂面巧妙突围低品质产品线竞争的高明手段。
围绕非理性选择制定价格
价格永远是消费者参考的第一要素。绝大部分消费者，无论其理性购买还是非理性购买都无法回避价格，因此，在市场营销竞争中，价格战是最普遍被使用的工具。
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无一不用价格这一因素作为最终的注脚。但是有一个案例却把价格的非理性消费心理呈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很多网站会出售电子书吧，大家都知道电子书的价格要比印刷书籍便宜得多，有两家出版商的销售业绩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其价格制定的技巧不同造成的。
a、B公司出售电子书和印刷版两种书籍，a公司打出，单买电子书16元，单买印刷版书籍89元，结果80%的消费者都买了电子书，只有20%的消费者购买印刷版；B公司打出，单买电子书16元，单买印刷版书籍89元，两者合买89元，结果80%的消费者购买了第三种价格的产品。当然，印刷版就无人问津了，只有20%的消费者购买了电子书。
两家公司的收益如何呢？显然，B公司业绩表现更加突出。而B公司恰恰就应用了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消费行为，他们认为两者合买占了大便宜，那个单买印刷版便仅仅成为一种心理平衡工具而已，当然不会有人购买。
借渠道创造非理性消费优势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5
关键词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9328（2016）06-040-01
体育消费是人们在体育方面的个人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可分为狭义和广义。把握他们的消费观念，引导他们健康理性的体育消费，对体育市场的开发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把握了解许昌学院在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意识、观念、消费方式，便于对广大中部平原地区的大学生进行引导教育，使他们形成健康理性的体育消费理念。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许昌学院在校大学生167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他大学生为辅助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与本研究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当前我国体育消费总体情况及消费理念。结合许昌本地情况，了解认识许昌本地的消费水平及消费潮流发展情况。
2.问卷调查法：在许昌学院发放100份调查问卷，总共200份，回收188份，回收率94%。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88.8%。问卷中涉及了体育消费额、体育消费结构以及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等问题。
3.逻辑分析法：对统计的结果进行归纳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分析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实物消费为主，属实物型消费。因此个人体育消费也是处于发展之中。大学生没有个人经济收入，大多还是依靠家庭。由表1可以看出，许昌学院生的生源又大多来自农村，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体育设施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体育的发展，也给来自农村的学生带来了影响：消费方式比较单一，消费观念比较陈旧。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出，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从表2可以看出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总体水平不高。男生体育消费水平总体高于女生，且消费水平相对比较合理，女生体育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大多年消费额（74.2%）在100元以下，而且分布不均衡。
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的体育消费还都是用于购买运动服装、鞋帽、运动器材等实物型体育消费。
通过表4、表5可以看出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总体上呈多样性。有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学生的消费用于参与型、观赏型体育消费。但还只是少数学生，虽然只是少数学生但这将是以后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发展方向。由表5可以看出购买体育是大学生体育消费中的新兴消费理念，在许昌学院大学生中悄然兴起。目前还处于相当弱势，值得给予关注。
（三）影响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影响制约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个人支付能力及合理的消费价格，其次是缺乏专业人士指导没有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再次是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场所设施及足够选择的消费项目。经济状况是制约体育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个人支付能力和消费价格占41.4%）。大学生一般都还是纯消费者，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多数靠父母家庭提供生活费用，只有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用于他们认为合理的体育消费[2]。因此商品价格和个人支付能力成为他们体育消费的首要制约因素。不过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支付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商品价格会逐渐趋向合理化，体育消费也将越来越兴旺。
三、结论
许昌学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与个人实际经济状况成正比，总体上男生体育消费能力高于女生，但是整体上男女生体育消费能力都不高。商品价格和个人支付能力是制约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首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朱家新.福建省沿海地区农民体育消费调查与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34-35.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6
购买住房作为投资和消费已被人们普遍认可，但购买住房后的物业管理作为消费则尚未被人们认识。一般都认为。花钱买房无非有两种意义，一是投资，二是消费。总之，我的钱已花完了，房子已经归了我。这种认识把房屋交易行为的终结作为投资增值的开始和消费行为的结束。就连当前在政策理论中把住房建设作为经济增长点和把住宅商品化作为消费增长点的两点论中也只是把住房消费归结到住房交易环节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很多人表现为对物业管理的不理解，十之五六会说“房子都是我的了，还给你交什么管理费”。甚至在物业管理发育非常成熟的深圳，除了购买商品房的业主不管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都要交纳管理费外，所有政府开发的福利、微利商品房的管理费都没有能够达到最低的管理运作成木标准。
其实，房屋被购买后，其消费过程并没有结束，它不象一般消费商品在购买后很快被消费掉了，也不象一般耐用消费品购买后经过一定的消费过程逐渐消亡。而住房作为耐用不动产其使用周期是所有消费商品中寿命最长的一种。由于它在长期的使用过程申具有自身需要维护保养的特点，又有它的主人(物业所有权和物业使用权人)不断接受服务(特殊商品)的需求。同时它还具有美化环境和装点城市的功能。这都需要进行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再投入即长期的消费过程。这个过程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动产消费形式——物业管理消费。
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观点和道理，在从计划经济制下走过来的我国消费者的心理上和认识上都是较难于下转变的。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剖析，并力树立物业管理消费理论，提高全民物业管理消费成本意识。
二．物业管理消费意识障碍的原因
造成这一问题认识不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福利性低房租的住房福利保障体。大部分住房的产权是国家或单位的，称为公产房。形威住房者无权属意识和房子有了问题公家管的传统定势。就使现在有些人自然存在“原来住公家的房我都不管，在住自己的房更没有理由给你交钱”的错误认识。第二、长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低收入、多就业的低资政策，同时又由于在住房方面实行的是福利性实物分制度，工资结构中没有住房消费结构。虽然实行房改以来，工资结构中有了住房补贴。但它主要是用于房改中的购J提租和建立住房公积金等，而仍然没有用于物业管理灌的结构。所以，人们也还没有习惯在现今尚不宽裕的工收入中计算或计划用于物业管理的消费费用，以至于无从口袋拿钱难的情况。第三，深圳(以物业管理发育比好的城市为例)虽然市场经济的基础要好上一些，但它必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脱胎出来的。所以，政府对所开发的福利商品房和微利商品房一直是在进行哟行为的补贴(指提供商品经营用房、社区活动设施、半经营性停车场及纳税补贴措施等)的基础上实行强制性带福利色彩的低管理费政策。由于上述补贴属于暗补形式，使得这部分住房消费者既感受不到政府的补贴，还认为这种低标准管理费是应该的。于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深圳这个物业管理发育比较成熟、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的商品意识比较强烈的地区，人们对物业管理的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物业管理消费的意识也还不太明确。
;三．对物业管理消费问题的分析
有观点认为：如果说农民最根本的保障是生产资料一一土地的话，城市居民最根本的保障就是生活资料和投资品——住房。住房作为生活资料和投资品存在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住房作为不动产既可以自用，又可以增值；其二是说自己不用，通过出租和自然保值实现增值的作用。它们的核心是体现价值和使用价值。那么，住房作为消费品，除了具有上述价值和使用价值外，作为耐用不动产在使用周期内还有个再投入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购买住房时所投入的资本是购买了该房屋使用前的包括卖方利润在内的总成本，而购买房屋后再投入的用途，除了对房屋进行二次装修外，基木上全部是物业管理方面的开支，主要包括：房屋保养、设备维护、环境美化、清洁卫生、维持秩序及对业主住户)的其它服务等。
在评价物业价值的各种因素中，除了地域、房屋质量、设计和结构等固有因素外，物业管理的好坏已成为现代物业决定其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产权理论还告诉我们，物业管理的长期投入性消费还应该是业主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根据权属和责任相一致、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法律责任关系，结合我国从传统的福利性实物分房到货币性购买住房的政策的关键就是产权关系的改变上看，不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凡购买房屋都是以权属关系的确立为唯一标志的，即凡购(租)了房屋就获得了该房屋的产(使用)权，同时也就确定了投资或叫消费者对它的全部(或部分)的支配及监管、维护和保证其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再投入)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压力对于居民的承受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笔者以深圳市政府、企事业员工等工薪阶层为例，做一下具体分析，按深圳市能够有资格购买福利房、微利房的人群来看，其人均月收入最低也可达2000元左右，户均4000元，这类人一般购买丽房两厅左右的房屋。在向上推，住三房二厅的人均月收入为2500元，户均5000元，住四房的人均月收入为3000元，户均6000元。在这种比较保守的确定户均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市住宅局，物价局九七年联合的”深圳市物业管理费分类指导标准”中对最高等级多层住宅楼的每平方米1元以及本体维修基金目前执行0．25元的标准。再设定二房、三房、四房的房屋面积分别为75m’、85m’、95m’。
则：户均月收入4000住二房的管理费标准为93．75元，占月收入的2．34％
户均月收入5000住三房的管理费标准为106．25元，占月收入的2．12％
户均月收入6000住四房的管理费标准为118．75元，占月收入的1．98％
从此组例子可以看出，就算月收入比较低的年轻家庭，其每月所需付的物业管理费也仅仅是一条普通的烟钱；5000元左右月收入的家庭的管理费标准也还不抵一瓶红葡萄酒的价值，而能够住上四房的处级以上干部每月需付的物业管理费标准也只是一家三口吃一次麦当劳的价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房屋不论是做为实现其使用价值，还是出于价值的考虑使其能够保值、增值，还是做为一种权属责任，其消费的性质都是存在的，做为消费性的再投入也是必然的，从目前人们的收支水平来看也是可以承受的，其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人们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必须自觉交纳的一项正常性开支。也是自己正常生活中的必须支出。
四．提高全民物业管理消费成本意识的对策
1、政府方面
进一步加强培育物业管理行业和市场的力度，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制定出发展物业管理的中长期规划，特别要制定出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而发展的住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使物业管理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此外，还应采取下列措施。
(1)完善物业管理法规，目前从物业管理行业的角度已建立了一些法规制度，
但从消费者角度还没有充足的法规文件。所以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体系明确住房消费者在住房消费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在一定条件下派生出“房地产投资消费法”或“物业管理法”。做到不应从政府的管理角度，物业管理公司的企业行为角
度以及民众的物业管理消费角度都有一个法律的保证。
(2)改变当前政府对物业管理采取的补贴方式，变暗补为明补，以深圳情况为例，政府可在住宅小区开发建成后，将目前用做补贴性质的停车场、经营和管理用房以及部分有经营}生质的文化娱乐场所卖给管理单位，政府将这笔钱收归财政，再由财政开支渠道向政府发薪对象包括事业单位全额和差额拨款部分相应拨付，在工资结构中增加用于物业管理的补贴，象物价改革初期的付食补贴，水电补贴和煤气补贴等相同办法做为过渡性的工资性补贴，物业管理公司则按市场经营规则，按物业管理的全成本支出加上企业合法经营利润确定管理费标准，全额向物业管理消费者收取。这样就可改变目前，政府补贴即补不足够，业主又看不见，物价部门订价又过低，企业无利润产生甚至亏本，物业管理企业更有将政府补贴的设施收入归入木企业利润而没用于补贴管理费用的不足，使得应受益人根本没有受益的恶性循环状态。使人们的物业管理消费意识变为自觉。
(3)企业员工的物业管理补贴则纳入企业经营成本按企业经营状况自行决定补贴的发放与否和数额的多少，对购买市场商品房的消费者和企业(机构)消费者，则应明确把交纳物业管理费纳入企业成木和个人消费成本。
(4)充分利用宣传媒体加大市场宣传和公益宣传物业管理的力度，使民众认识到自己做为物业消费者所具有的权利、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同时，使全社会人人都认识到物业管理不仅是管好家园，更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爱我家园，爱我城市就是爱我家的观念。
(5)对于老旧小区，政府应本着历史的看和现实的看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老、旧小区现实需要改造和历史先天不足的客观条件，按政府出点钱，居民个人出点钱，最好开发商也出～点钱(按道理开发商已无再出钱的责任)将老、旧小区进行适当改造并根据零散的状况，由政府对其进行分割整合重新划给(或招标)相应物业管理公司进行妥善的管理，以消除有些老、旧小区居民存在的政府历史欠帐的心理状态。使其对提高物业管理消费意识有了保障前提。
2、社会方面
从宏观角度看，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极大好处的，一方面物业管理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它的发展可以大量解决社会就业，加方面当这一行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总量和总收入中占有一定比例的时候，将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贡献。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增长点。再方面，物业管理的发展对整个城市管理将起到重大作用。所以，社会的发展，需要物业管理的大发展。
3、物业管理企业方面
加强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质量，建立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保证消费者交纳管理费后能得到相应水平的管理和服务，同时物业管理企业要努力在市场上不断发展自己，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格局，并逐渐淘汰那些管理面积少，管理能力差、服务水平低的小企业，以保证物业管理消费者都有一个好的管家人。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7
我们知道，一国的GDp按需求表示可划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而内需就是指前面两部分，出口需求就是外需。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占总需求份额一直为40%—50%之间，这说明消费需求在拉动内需问题上起着主动力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比较疲软，收入与消费差额即储蓄越来越大，储蓄无法完全转化为投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尤其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说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和分析江西省消费函数，抽象出省内总的消费水平状况和特征，希望为江西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一、江西近年来总的消费水平分析在凯恩斯提出的消费理论中：C=a+bY平均消费水平：C/Y=a/Y+b，b是边际消费倾向。随着Y的增加，如果a保持不变，平均消费水平会下降，并趋向与b。凯恩斯学说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规律，这说明单位收入增加，相对的消费增加额是减少的；这是否意味着消费水平真的随着收入增长处于下降的不稳定状态。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江西的平均消费水平总体上来说确实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94年以后，消费水平出现明显的分水岭，我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但99年后比例下降开始平缓。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也可看消费水平好象呈阶段性下降。这些是否说明我省的消费特征也存在着难以预测的不稳定性；或可以找到一种稳定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消费函数来很好的拟合我省的总体消费情况。如果可以找到这一曲线，对我省的预测和宏观政策将是有积极作用的。二、消费函数的研究分析（一）生命周期收入函数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在资产收益率（利率）不变、人口年龄结构不变等辅助假设下，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它的函数形式可以说包含相对收入学说的理论，且经济学家多年研究指出这一函数具有稳态性质。函数形式为其中C为消费，a为资产，Y为收入，Y*为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但通过很多经济学者的研究，我省居民的预期收入对总体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非常小，为方便讨论，我们将宏观消费函数变为：其中，即将上期的储蓄视为当期的资产增量。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公式：在这式中，明显存在共线形，会使得oLS方法失效，因此我们在这里用差分的形式：输入数据，进行多元线形分析可得以下表格：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关性显著R=0.876，调整后R*=0.748，这说明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存在显性相关性；但是作为资产的储蓄却不显著。表1中可以看到sig栏为0.258〉0.05，这说明St与Ct相关性检验接受了原假设，不存在相关性；表1是多元线性检验主成分法中的剔除变量分析，这说明St-1变量应该从系统中消除。从总体拟合来看，生命周期理论并不太适合江西消费水平特征的分析。基于Ct与Yt的强相关性，而资产和预期收入与消费的不相关性（弱相关）的分析结果，接下来我们分析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二）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研究与分析函数形式：其中Ct为当期消费，Yt为当期收入输入数据，用oLS分析可得：从拟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曲线与实际值拟合的非常吻合，偏差的波动很小，R2=0.997，常数项和Yt的t检验都表明与消费显著相关，这也许会让我们认为绝对收入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江西消费水平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预测，其实不然：仔细看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拟合度很好R2=0.997，但D.w=0.590，这种R2〉D.w的现象向我们发出了伪回归的信号；D.w偏小也说明残差值存在自相关性，即随机项不是一个白噪声数。这种模型用0LS分析是有问题的，虽然整体拟合的很好，但它并没能反映长期的现象，更别说用它分析长期的稳定趋势。为此，我们用杜宾方法去对原模型进行广义差分变换，进而消除随机项的自相关性。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机项的自相关性逐渐消失，整体拟合依然非常好，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改进后的绝对收入分析比相对收入分析更能表象江西的总体消费特征。江西城镇居民的消费仍以当期收入为主要决定因数，且所占比例也较稳定约为0.67左右，这也许可以对江西的总体消费需求进行一定的预测，但是看到我们分析的数据都是绝对数，它们本身的稳定性就让人怀疑，往往较容易出现伪回归问题，而这又会使得oLS估计更趋于真实值的假象，即会优化拟合度，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函数进行相对数的变换，很自然的想到S形曲线的对数分析（三）对数型消费函数分析：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将绝对收入模型变为以下形式：通过以上变换分析，我们惊奇的发现，随机项在满足古典假设的基础上，曲线竟然拟合的非常好，R2=0.999同时D.w也接近2。这些说明对数消费函数才真正适用于江西省消费状况，且具有一种长期稳定性趋势，如果想预测分析江西的消费状况，我个人认为应用这一模型进行指导工作。当然，这一模型仍然有改进的地方，例如inCt与inYt是否具有稳定性状态；对于研究长期稳定问题还应该在这一模型进行协整时间序列分析；在这里我就不做深入的分析。三、结束语：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起点，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旋律，只有消费需求旺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省生产规模的扩大，保证增加的投资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从长期看，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才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可是，这些年来，消费水平呈下降的趋势，这与我省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美德有关，“无债一身轻”，“节俭是美德”；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居民的防范风险的意识较强和社会保障不完善所引起的，这在全国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我们通过以上对江西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1）消费的边际倾向不高，为0.67左右；且个人资产的多少并不会很大作用于消费倾向，这说明居民的消费者存在顾忌，存在“惜消情绪”，所以这要政府通过政策对消费环境进行优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支持和促进保险业的发展。（2）居民消费水平由收入主导这一现象，也想政府部门暗示了，应该尽量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中下居民；我省是农业大省，广大的农民是强大的潜在的消费力量，如何改善农民增收问题看来有着重大的意义。（3）对数消费函数表现出来的消费水平的长期稳定性，也让我们可以不用过分担心如果省内需求不足或出现下降趋势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参考文献：韩克强：《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经济论坛，2001年1期汪美辰、叶慈南：《上海市居民消费实证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8月贺菊煌：《消费函数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12期于俊年：《计量经济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8
关键词：观看性别消费迷失
翻开2010年《瑞丽・裳》电子杂志，如果你能发现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胖男人或者胖女人，你完全可以投诉编辑了；如果你发现有老年妈妈的图片在里面，你肯定是看错了杂志；如果你发现太多的东西自己消费不起，不要奇怪!因为和你一样，人均财产达23万的国人，穷尽整整23万也还是消费不起一期《瑞丽・裳》上的所有推荐产品。于是在徘徊与果决之间、在观看与消费之间、在不买与购买之间，诞生了两类女人：东张西望者和积极消费的“时髦女人”。
东张西望者的浪漫与理智
波德莱尔对东张西望者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对于完美的东张西望者而言、对于热情洋溢的观看者而言，在芸芸众生的中心，在人流的退涨之间，在捉摸不定和无限之间搭起房子来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开家但又处处觉得是在家里；去看看世界，去成为世界的中心，但仍与世界捉迷藏。”①
其实，波德莱尔浪漫的东张西望者所指的是男人。伊丽莎白・威尔逊注意到，随着19世纪妇女白领职业的增加，女士也加入到与消费有关的“只是看看”的中，成为东张西望者。观看的仪式在城市的发展中看似平等，大都市文化和消费新催生出“男色时代”，并以此与“女色时代”相抗衡，却再也隐瞒不了观看方式下潜伏的性别化的权利关系。
以2010年上半年《瑞丽・裳》电子杂志为例，几乎所有出现在杂志中的模特，看上去都年轻、美丽、苗条、富贵。玛尔菲认为，好莱坞的女性观众被巧妙的诱导并转用“男性眼光”看银幕上的女人，以“准男性观众”的心态解读通俗电影。②在此，以女性为主体受众的《瑞丽・裳》也不无二致，她们毫不犹豫地以“准男性”的眼光解读与观赏女性，在媒体“目标是穿得像她们一样”③的消费煽动下，试图按照媒体提供的模板复制自己，她们沉醉于时尚杂志所营造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在取悦男性的生活目标中迷失自我。但是消费行为却在不断的市场实践中赋予女性清醒与理智。
观看和消费的差异来源于私人自律。哈贝马斯认为，私人自律与其说是在支配功能中，不如说是在消费功能中维持了下来。④它造成了以经济收入为基准的阶层分类，并在性别框架中得以呈现。在2010年上半年《瑞丽・裳》中，随处可见时尚、美丽的女性周围赋予的数字标签，这些价格的标识从几十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有些甚至还未有定价就迫不及待地被商家推出，琳琅满目从头到脚被彻底包装的模特背后的资本野心昭然若揭。《瑞丽・裳》045期11页连衣裙／pinko4630，类似于此的价格标识比比皆是，这个在中国二线城市和房奴“月供”不相上下的价格，总是一遍遍地挑动着消费者理智与冲动的神经。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说过，“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⑤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刘毅对1986年～2004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居民住户的调查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1986年～2004年家庭总支出中，衣着的比例由10.3％下降到6．6％，2004年服装总支出为3244．46元，均价为73．45元。⑥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类似《瑞丽・裳》推荐的服饰产品并非在中国中产阶级愿意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于受众而言，更多的观看和自恋情结都已消失不见，止于观看价格瞬间所带来的消费理性。价格话语呈现出的权利关系便根据规范将消费者进行过滤与排除。
经济收入限制了女人通过外表取悦男人的能力，也使得男人的审美与从理想跌落到现实。这种现实导致男人与女人在观看仪式中只能进行虚无的。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都在这个二元论霸权框架下，以经济收入的名义被无情地进行分类，权利便在消费行动中得以彰显。因此，观看和购买实际上意味着二元化性别矛盾的妥协与审美要素让渡。女性取悦能力的降低直接造成了男性审美观念的改变，由二元论左右的性别审美就在市场的消费行为中趋于消解。东张西望的男人们失去了波德莱尔咏唱的控制下的浪漫，男性审美的群体重塑使得规范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它同样具有现实的流动性和再生性。
“时髦女人”的消费悖论
像《瑞丽・裳》这样的时尚杂志，俨然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志性消费品和特定阶层生活方式的代言人，甚至直接成为观念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据布尔迪厄(Bourdieu，1984)的看法，艺术与文化消费完成了使社会差异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社会阶层区别的合法性从文化品位和行为方式角度得以证明。⑦
尼古拉斯・格林把在消费场所积极购物的女人称为“时髦女人”，他认为富有的主妇经常参与到时尚之中，或成为新一代社交女主人的一部分。这些女人具有消费所需的必要的经济实力，而且能在追求消费的视觉和物质时与未被邀请的男人在观看进行时讨价还价。⑧
“时髦女人”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权利的胜利，大众被排除在外。她们从媒体中不断锤炼的仅仅是观看技术，而被明码标价的奢侈品拥有权打入冷宫。于是，价码提升了商品价值，附着了社会地位与荣誉的商品便堂而皇之地为大众所奢望，为小众所炫耀。
米兰秀场的国际超模们，诸如帕里斯・希尔顿式的名媛“败金女”们成为时尚的宠儿，她们被无数服饰杂志竞相摘抄引用，《瑞丽・裳》也不例外，引用的目的在于证实服饰杂志超越地理限制的“国际范儿”，以及强调小众化的性别消费审美为大众化的认同与仰视。
实际上，对于小众的“时髦女人”来讲，媒体并没有引领大众时尚，相反时髦女人引领了媒体的时尚观，对于大众来讲，源自“时髦女人”的时尚观，必须接受消费能力的现实考量，然后进行打折或者变异式相对廉价的真实呈现。尽管大众的呈现看似多元化，并非按照媒体指导的消费方式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媒体仍然追随“时髦女人”的潮流，使得“时髦女人”的服饰成为流行，并且不断地批量化、廉价化，最终成为街头随处可见的形象再现。然而当大众女人终于伪“贵族化”之后，贵族们又开始开掘新的不同。消费群体自我区分的能力创造了多元的审美，同时不断以审美区别分化出不同的阶层。而在理性消费的今天，《瑞丽・裳》的命运也不过如此，它最终仅仅成为受众的一种信息参考，散播于网络之后，甚至只能是免费信息提供者。
《瑞丽》女性网第一阶段是为《瑞丽》期刊群服务的阶段，处于附属地位，主要是为推广杂志、介绍内容，提供和读者进行互动的平台；第二阶段是成为专业女性网站，根据女性需求，围绕其系列期刊和图书，为女性提供贴心、贴身的内容服务、功能服务和商务服务。
克里斯・安德森认为，我们所认定的流行品位只是供需失衡的产物――而供需失衡就是市场对无效分配的一种反应。⑨这种反应表现在《瑞丽・裳》中便是对青春少女的过度供应和对非青春少女的过度疏忽。
在中国，居高不下的房价直接导致中产阶层的严重萎缩，而《瑞丽・裳》还不是真正定位“贵族化”的服饰杂志，它要面对中产阶级成为房奴，高消费能力严重受限的事实，还要应对大多数非“富二代”的青春少女们只看不买、东张西望、朝三暮四的审美观念。消费能力带来的两极分化，使得《瑞丽・裳》的杂志定位走入无间道，它既无法摆脱贵族的领导，也无法成功蛊惑少女们的消费行为，而真正在消费方面实力不菲的“半老徐娘”们却被这些“年轻、美丽、苗条、富贵”反复轰炸的，以男性霸权审美观左右的杂志内容排除在外。
二元观念面对多元化冲击的迷途
社会学家马歇尔・萨赫利斯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人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⑩崇尚富贵的《瑞丽・裳》便是这样不假思索地以价格的标准界定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消费群体。它不断地强调女性作为玩偶的普遍特质，以此来掩盖意识形态左右之下对理性与个性的扼杀。它的外在具有小众化倾向，特别是在针对消费者的时候，它选择“时髦女人”成为自己的代言；它的内核却是在审美层面上，对我们怀有的作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和可能的想象，看似大众化的审美标准，其实在话语设定的时候就已把大众排除在外，并试图以同质化的名义把女人们培养成快乐的“机器女人”，让她们以着装获得快乐，并以“锦衣玉食”作为自己的图腾。生产和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稳定下来，被男性物化的女性的“青春美丽”也被夸大，对“非青春少女”的漠视滋生了媒体毫不自知的偏狭定位，也助长了利基市场与长尾产品。于是权力主导下的“时尚骗局”便同那首歌曲一样让人沉醉，习而不察：“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瑞丽・裳》便沉醉在这种二元观念物化的自我满足中，自我陶醉，无法自拔。
世界变化万千，我自岿然不动，基本上可以很贴切地用来形容《瑞丽・裳》一如既往的定位状态。《瑞丽・裳》俨然就是在多元化冲击之下，仍然坚守阵地、遵守纪律的好孩子，只是这个阵地和纪律的范畴是在二元论权利的规范之下。尽管它不仅受到消费者只看不买、厚此薄彼的嘲弄，还有可能成为服饰盗版商盗取的样本，当那些假DioR、pRaDa标志在街头普及之时，杂志也只能以名模和贵族作为模特证实自己图片呈现的真实。尽管它仍然热爱美丽轰炸式的排版、热爱复制不同的漂亮女人，看上去仍然在一心一意地为女性读者服务，但却表现出对于多元化冲击的无所适从。如今免费时代已经到来，当人们如笔者般更热衷于获得免费信息，《瑞丽》系列的纸质杂志也注定将迷失在人们日益提高的多样化的信息获取能力中。
注释：
①⑧斯图亚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张艳红：《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当代传播》，2004(1)。
③《瑞丽・裳》，045期。
④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金钰：《中国中产阶级消费之“难言之隐”》，《产权导刊》，2009(5)。
⑥刘毅：《中产阶级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经济学家》，2008(3)。
⑦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⑨克里斯・安德森著，乔江涛、石晓燕译：《长尾理论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⑩康宇：《从符号价值到物的社会意义――当代西方消费文化范式的转变》，《理论与现代化》，2007(11)。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9
关键词：经济法消费者问题消费者保护法惩罚性赔偿
一、经济法理念概述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的灵魂，是一个包含经济法本质、经济法精神、经济法价值目标在内的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它是对经济法的应然规定性和内在精神的理性认知，是统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经济法理念所指的是理想的经济法，它既根植于实在的经济法、又着眼于未来的经济法，它既产生于经济法的‘事实’、又连接着经济法的‘价值’。”1
从价值体系的结构看，法的价值体系是由法的目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组成的。其中，法的目的价值构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是关于权利义务的分配格局应然性的权威性宣言。迄今为止，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所保护的首要利益目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对于权利义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平衡，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从而使个体的市场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经济法并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调整具有全局性的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这不仅揭示了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作为存在基础的，而且还划清了它与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和以个体为本位的民商法的界限。”2经济法通过其制度构建，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和经济体制的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社会本位作为经济法的核心理念，不应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精神层面，更重要的是去寻求其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制度确认和实现。只有这样，社会本位的理念价值才能真正地得以释放。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经济法价值之契合
消费者保护法就是主要为解决现代社会中消费者问题而制定的法。所谓消费者问题，是指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与经营者存在利益失衡，通常表现为消费者在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以及接受服务时受到的不公正、欺诈，以及因为缺陷产品而遭受的人身、财产、精神损害等。
（一）消费者保护法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具有一致性
消费者问题出现于19世纪末，而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就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开始的。在19世纪后半叶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自由竞争的阶段，经济活动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经济关系的调整主要依赖于民商法而进行。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阶段，“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自发配置不仅会失灵，而且会将社会引向灾难。一方面垄断资本家利用其优势地位操纵市场，自主决定商品的价格，肆无忌惮地侵犯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消费者与经营者交易中的力量对比也被改变，面临庞大的垄断组织，消费者迫于生活需要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交易公平原则也就失去了相应的保障。伴随着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出现，资产阶级政府一改过去“守夜人”的面目，开始适度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颁布和执行了针对市场问题的各种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和引导。于是，国家用以干预市场、矫治市场失灵和外部负面效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开始出现。所以，一般认为，“以体现国家对消费关系的适度干预为特征的现代消费者保护法是与现代经济法同时产生的。”3
（二）消费者保护法所调整的消费关系属于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中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其调整的经济关系在市场领域内主要有三类：一是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三是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各方经济势力和地位的差别，成为了一种由经营者主导的从属经济关系。这种从属性的经济关系是通过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同时又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力解决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才能恢复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就消费这一行为，它是社会化大生产运行中的一个关节，区别于民法中的买卖行为和使用行为而具有其独立的特点，使得其得以脱离单纯的交易关系而进入经济法的视野。因而消费关系作为需要国家干预和协调的经济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三）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方式符合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者和经营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势力强弱的差别，消费者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而经营者则处于强势地位，使本应平等的消费关系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从属关系，消费者往往不得不屈从于经营者的意愿和条件，因而造成消费交易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不均衡。对于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利益不均衡，民商法那种价值中立、平等保护的做法毫无助益，需要采用利益倾斜的特别法来完成。而消费者保护法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采取了不同于民商法对一般买卖关系调整时所采用的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均等保护的做法，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立法宗旨，赋予消费者以更多的权利，同时对经营者课加更严格的义务，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上明显向消费者倾斜。这与经济法对于经济关系的调整所采取的保护经济活动的弱者的价值取向，对弱者采取特殊保护原则和运用公法、私法的调整方法综合调整是一致的。因而，这就决定了消费者保护法从整体上是归属于经济法的。
综上，消费者保护法属于经济法。“消费者的保护需要经济法，经济法亦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保护。同时，由于在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经济法主体中，消费者应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我们主张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宗旨，建构经济法的立法和理论体系，这种主张的根据在于消费者保护与经济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经济法可以充当消费者保护的主角；同时，消费者保护的宗旨贯穿于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中，经济法包含的法律基本上就是消费者保护的法律。”4
三、以经济法理念考察消保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什么是“惩罚性赔偿”？
通说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国家。“麦当劳咖啡案”（StellaLiebeckv.mcDonald‘sRestaurants）便是美国惩罚性赔偿的经典案例之一。现在我们都能发现麦当劳出售的热饮杯上印有“小心烫嘴”这四个字，这其实是在其曾向一位老太太付出了巨额的惩罚性赔偿金之后加上去的。1992年，里贝克老太太买了一杯麦当劳咖啡，将其放在双腿上以便加糖，但没有放稳，咖啡倒出导致她被烫伤。法庭判定麦当劳咖啡温度过高且没有提醒消费者注意，除了赔偿老太太的治疗费用和其它补偿费用外，还判决了高达百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金。可见，惩罚性赔偿，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经济惩罚，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赔偿的对象是受害人。
（二）我国《消保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1993年10月，我国出台了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总纲性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20年来，该法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该法中“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为中国消费者立法开创了一个时代。但是，该规定由于涉及了众多经营者的利益，且有违我国民法损害赔偿制度上一向所坚持的“损一赔一”原则，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在支持者看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非仅仅是维护受到损害的单个消费者利益的一种制度，更主要的，它是维护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制度。因此，王海的行为虽然有出于为自身牟利的内心考虑，但在客观上，它具有维护消费者整体利益的效果，应当得到支持。而在反对者看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民事责任制度，是为了保护受到损害消费者得个体利益的一种制度，王海等人不是受害者，自然不能给于其获得双倍赔偿金的权利。
其实，对我国《消保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以及由此引出的对于“王海现象”的争论，并不涉及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是否正当的问题，否则该条款就不会被立法者纳入到《消保法》中。本文认为，种种争论的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人们并不理解消费者保护法下的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及其经济法责任的性质。
（三）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是指惩罚性赔偿对社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效用。相比民法上的补偿性赔偿，消保法的惩罚性赔偿在功能上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优势：
1、制裁和威慑性显著。尽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客观上确有对受害者补偿的作用，但是，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仅是其附属功能，是对补偿性赔偿有时无法完全弥补实际损失的一种“弥补”。相比补偿性赔偿而言，惩罚性赔偿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遏制侵害行为。美国的HaroldSee教授在归纳了17篇专题研究惩罚性赔偿的论文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5。“这种威慑分为特别威慑和一般威慑。特别威慑即防止被告人重复进行侵害行为，一般威慑则是防止其他人进行类似侵害行为。”6只有当补偿性赔偿不能产生适度的威慑作用时，惩罚性赔偿才能扮演威慑角色。因而，惩罚性赔偿的这一功能，恰好发挥了补偿性赔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所欠缺的威慑力。“麦当劳咖啡案”证明了巨额的经济性制裁具有深远的威慑作用。该案案后，麦当劳在咖啡杯的醒目之处，标明了“高温热饮”“小心烫伤”等严厉警示，同时将咖啡的温度降到了70至72度，并且对咖啡杯杯身的材料进行了加固性的改良。在预防热饮烫伤问题上，该案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和宣传作用。只有当被告人为自己漠视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会在将来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避免再从事类似的行为，而这一代价，同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从社会控制角度讲，惩罚性赔偿对潜在不法行为人的这种示范性作用，远比对个别不法行为人的惩罚和遏制更具有社会影响。
对于理性消费的看法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刺激政策；eLeS法
0引言
为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消费刺激政策措施，如湖北省实施了为期四年的以家电下乡为代表的农村消费刺激措施。按照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假说理论，可以推断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出的消费刺激政策措施作用效果将非常微弱。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基于湖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相关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
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支出更多的是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暂时性收入的增加对当期消费支出只会产生微弱的影响，即Ct=（Y1t，Yst）其中Y1t表示持久性收入，Yst表示暂时l生收入。关于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于淑波等（2007）等人的研究甚至捕捉到了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巨大差异，从而证明了暂时性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非常有限。蔡跃洲（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虽然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只有国家财政救济费等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具有重要影响。温涛等（2013）的研究也认为，只有经营性收入等持久性收入才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重要影响。李通屏（2005）从消费制度的角度论证了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与暂时性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对居民的消费支出的解释能力更强。郭平等（2011）的研究表明城l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由现期可支配收入决定。张迎春等（2013）的研究也认为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持久性收入的增加有效的刺激了食品消费需求的增加。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基于eLeS模型对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并探析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现状和收入需求弹性，为政府制定政策及企业投资生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1eLeS方法简介及模型设定
1.1eLeS法简介
eLeS法（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是Lunch于1973提出的用来测算某一特定经济对象的基本消费需求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假定消费者只有在将收入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将剩余收入用于满足其他需求，从而将消费需求人为的划分成基本消费需求和非基本消费需求。若Cit、C0i、Yt分别表示消费者在第t时期在第i类商品上的总消费支出，基本消费需求以及总收入，bi表示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后用于消费其他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具体公式如下：
（1）
由于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需求是未知而固定的，因此可对式（1）中所有含有基本需求的项进行归并，经归并后，原eLeS模型可化为：
（2）
（3）
1.2模型设定
除了基于eLeS模型测算消费者的基本消费需求和各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之外，还要考察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eLeS基本模型分析框架中还加入了一个表征政府消费刺激政策实施与否的虚拟变量D，即：
（4）
（5）
3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模型中的D为虚拟变量，等于1表示实施了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等于0表示未实施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由于湖北省此轮消费刺激政策措施实施时间为2008年12月-2012年12月，故对2009-2012四个年份均赋值为1，其余年份D=0。
湖北省历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各类消费支出均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11-2014》，《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5》。
4回归分析
为防止伪回归，需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法，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c和Y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它们的二阶差分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再进一步通过Johansen检验法，可知Johensan协整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农民消费支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oLS法对其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并结合eLeS法计算了各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和收入弹性，回归结果和测算结果如下：
从总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达到了0.816，即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将会增加0.816元。消费刺激政策措施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自发性消费需求的作用不显著。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政策刺激措施对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影响，与未采取消费刺激政策措施的年份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约提高了0.204。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消费刺激政策措施通过价格补贴的方式，有效的提高了居民的购买力，刺激了农村地区居民的潜在需求。
从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可以看出，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最大，其弹性值高达2，这表明在现有收入基础上，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消费需求将会增加2个百分点。此外，居住、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和衣着相对于剩余收入均富有弹性，这意味这些消费项目是未来培育农村地区消费市场需求新的增长点。相反，食品，文教娱乐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
从基本需求来看，食品、文教娱乐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基本消费需求为正，这表明文教娱乐已成为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项目。食品主要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而文教娱乐主要用于满足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可以认为湖北省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
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剩余收入总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388，这表明在满足其基本需求之后，在剩余的收入中，湖北省农村地区居民将用其中的0.388元用于够买基本需求之外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居住相对于剩余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为0.241。在农村地区，居住条件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开始关注自身的社会地位，其消费需求不再局限在物质层面，更关注物质与精神并重。此外，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次之，但也高达0.201，可见改善膳食营养结构也是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