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毒品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潮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所有制”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克服以“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教条化观点，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特征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精神，确立以劳动者股份制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新观点，从而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大变革，确立市场型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四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应当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完全是以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全面的产品———计划经济为制度基础和体制条件的，它同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三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24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的创新。具体说来，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平等性(按同一尺度进行分配)和效率性(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分配)等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确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明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观点，在实践中全面推进我国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符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应当而且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参考文献〕
〔1〕蔡p.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25-137.
〔2〕姚远，等.退休年龄调整：为何如此纠结〔J〕.人口研究，2012（6）：28-43.
〔3〕〔10〕mankiwnG.，weilDn.BabyBoom，BabyBustandtheHousingmarket〔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1989（19）：235-258；poterbaJm.taxSubsidiestoowner-occupiedHousing：anasset-marketapproach〔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84（4）：729-752.
〔4〕陈斌开，等.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住房需求：1999-2025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1）：129-140.
〔5〕陆D，蔡p.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3-29.
〔6〕李银珩，李硕.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41-45.
〔7〕张春生，蒋海.人口结构与股票市场：文献综述〔J〕.国际金融研究，2014（6）：86-96.
〔8〕andrewBa.willBequestsattenuatethepredictedmeltdowninStockpriceswhenBabyBoomerRetire〔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01（4）：589-595；andrewBa.theeffectsofaBabyBoomonStockpricesandCapitalaccumulationinthepresenceofSocialSecurity〔J〕.econometrica，2003（2）：551-578；BrooksR.asset-marketeffectsoftheBabyBoomandSocial-securityReform〔J〕.americaneconomicReviews，2002（2）：402-406.
〔9〕Reinhardt，Ue.HealthCarefortheagingBabyBoom：Lessonsfromabroad〔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0（2）：71-83.
〔11〕张宝珍.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J〕.世界经济，1990（5）：45-49；孟双见，吴海涛.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J〕.日本问题研究，2005（4）：26-29.
〔12〕柳清瑞，等.基于少子高龄化的日本社会保障改革：经验与借鉴〔J〕.人口与发展，2012（6）：31-39.
〔13〕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蔡p.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111；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J〕.经济研究，2010（4）：4-13.
〔14〕梁颖，陈佳鹏.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J〕.人口学刊，2013（4）：21-31.
〔15〕杨华磊，等.中国婴儿潮下的城镇住房需求〔J〕.中国经济问题，2015（2）：49-60.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与分析，科学解答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时展中的基本经验，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时展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展相结合，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基础上，依据国情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也不超越阶段，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新形势下，要科学回答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使其符合时展要求。从马列主义、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不体现着时代痕迹，即每个时代都有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解决时代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自己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质是回答时代重大问题，只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规律的根本前提。客观世界不仅在发展中表现自己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还反映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由于人们利益需求的不同，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不断把握人民利益需求的新变化，才能真正提出或者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政策和策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时代内容的转变，及时抓住符合时代潮流的主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科学判断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是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根本性变化，主要反映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与世界交往形式的发展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不仅要融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舞台，而且还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建立对称性联系，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把握时代变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当前应将时代特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结合，正如十报告所说，“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要想抓住机遇并回应时代挑战，就需要重新审视当今时代、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十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和揭示时代主题过程中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国际社会中，当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时，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世界大国间更加注重竞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主，因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当前，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利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定位，结合国内的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适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自觉把握历史潮流
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适应时展需要，能否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若时代化不与现代化建设实际相联系，就无法与世界经济建立对称性或匹配性联系，就可能制定出超阶段的发展目标或出现滞后现象。
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是客观推动中国改革实践发展的关键。根据时展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时展变化的必然选择，即“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各国实力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不仅对时代特征做出了科学判断，即时代变化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一体性、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技术的先导性四大特点，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建设、改革与发展问题展开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关键。当代世界的发展和竞争，从来就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譬如，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质上就是为实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互衔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有利资源。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
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时代特征和时展变化，结合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不仅从二者联系中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正确制定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和策略，从结合中把握时展趋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
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深刻认识，而且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对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与世界共同发展间的差异，提出适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尤其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长期性和阶段性矛盾相互交织的特殊时期，不仅要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变化，而且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发展变化，才能制定出适合国情的战略发展目标。
用世界共同发展理念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通过总结在时代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与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之间建立对称性联系，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彼此间的相互依存要求人类树立和平发展的观念，因为只有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念才能真正解决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坚持以中共为领导核心以群众为实践主体
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核心力量，中共不仅是国家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也是探索时展变化的观察者和分析者，其中，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而中共所作的决策必须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践的依靠力量。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共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使中国革命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坚定地认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说明中共在实践中不仅历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还甘当群众的学生，重视“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
实现群众利益是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时展相结合的根本目的。政党作为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始终把群众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把初级阶段国情与时展相联系，分析如何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与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之间建立起对称性联系，促进与带动中国的发展。从如何代表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邓小平不仅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具体化为“走一步，看一步”的工作方法，而且还要求在实践中用事实说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始终坚持把生产力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建立在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其中，在坚持中共领导的情况下，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时展变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不管时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坚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就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向前发展。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102-05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的自觉把握。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要求，解决时代问题，引领时展，开辟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马克思在《序言》中深刻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时代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首先明确提出要把时代特征作为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考察，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提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邓小平根据时代特征发生的变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指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进一步提出：“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率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重大判断。1984年10月，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1985年3月，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_他认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提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开篇就明确提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始终没有变化，这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有明确的认识。在2004年明22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言。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科技革命”的准确把握
早在1958年1月就明确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963年12月他又说：“科学技术这一仗，―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邓小平一贯重视科技工作。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时就曾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
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总结了新科技革命发展以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陕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陕。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用宽广的世界眼光看到了新科技革命的勃兴，由此制定了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宏伟战略，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多次论述了新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发展科技，才能事半功倍。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确定的这项国策，必须在各级干部的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切实贯彻执行，长期坚持下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是基于新科技革命勃兴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这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正确抉择。”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把科教兴国战略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多次论述了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关键在创新的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人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也步人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发轫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高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地位，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全球化”的高度自觉
邓小平虽然没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但是始终用全球化的思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为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提供了时论依据；提出了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为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对外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参与全球化的基本途径，为中国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强的基础；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强有力的国际环境。
多次论述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特征，并以此作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依据。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果能够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稳定。”“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位置。”“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取。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自己。”
加人世贸组织，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决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新形势，继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在2003年6月指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市场更为开放，资金、技术、人才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广泛和
迅速，为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共同发展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南北差距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大，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跨国犯罪严重，面对挑战增加了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刻，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求同存异、扩大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努力使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五、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多极化”的深刻认识
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应做好明确的定位。
多次论述了世界多极化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一走向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世界多极化看做是一个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并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大战略理念。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和谐世界”思想再次写入中央正式文件。2007年10R，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和谐世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六、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发展”的坚定意志
中国共产党人_贯重视“科学发展”这一时代的要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两本书，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自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界定后，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成为引领时展的理论指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典型的时代特征。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认清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认清了世界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利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惟一选择；认清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上，等等。我们才制定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政策，才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整个世界还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是科学的、自觉的，并一以贯之地、坚定地把时代特征作为制定国内外大政方针的主要依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
[4]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2―14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07―01(1)，
[8]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351
[11]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6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实际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融合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这分析中国国情，解决和研究中国的建设和革命两大问题进行开展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理论中心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不彻底性和空想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主，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明显特征。例如：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演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任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封建经济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决定，因此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任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改进与完善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都是以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包含了理论原则和实践的批判性，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进出上进行了改进和发展。总而言之，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经历理论将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二)以实事求是为研究宗旨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思想，也就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特点。实事求是可以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是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论，同时还是认知论，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证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宗旨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二者同为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致性等观点，在刚被提出时其实是不被政府制定政策的部门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认同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践，在邓小平的1992年的男方讲话以及同年的十月的十四大报告观点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同时1990年《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一文中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价值的规律性要求和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等观点，在随后的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以上分析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先帝啊经济理论主体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痛死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实际问题。在进行上诉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三)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任务
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是通过对变革旧中国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垄断、官僚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几部提供广阔空间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给经济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转变。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现代化又表现为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进一步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步现代社会进步的真实反映。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归宿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因此创新承载着理论的生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且通过后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历理论的结论和观点都是正确的。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列宁主义的出生地，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被引进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完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的跨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特征的实现形式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发展基础，而实事求是是衡量解放思想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同样也是构造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二)切实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中国既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不会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胡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作用于意义更为突出。总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切实的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和运行机制。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7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中外,进程
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里对现代化一词给了这样的界定：一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定国际格局下经济上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工业化。三现代化是自然技术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而布莱克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把现代化说成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宗教世俗化，人口控制化。布莱克在《比较现代化》一书中说现代化就是人类对自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性的控制的扩大。章开沅在《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序中讲：现代化一般来说，也往往是指在科学进步的推动下，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变迁过程。它既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剧增，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重组，价值观念的更新。在方雷《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一书中，作者并不同意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统一起来，他认为工业化指的是由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变迁，而现代化是指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熊吕茂在《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也有关于现代化的论述：现代化一词是从现代引申出来的，现代在英语中叫modern，现代化在英语中叫modernism。
关于现代化的特征研究：杨静在《试述中外社会现代化道路之比较》一文中讲到所有国家社会现代化的特征有整体性，主体性，革命性，多样性，长期性和全球性。在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外生性和迟发性。而具体在中国还有模仿性，不平衡性等。在费正清《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中有叙述现代化的政治特征和经济特征的内容，后发国家在政治中存在不稳定问题。后发型现代化中，一揽子解决问题问题的特征使后发国家面临一系列政治系统问题。此书中何炳棣谈到涉及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因素有意识形态，地理，政治，民族，人口社会教育和经济的。而马克斯韦伯则谈到儒家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在胡承槐的《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中说明了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特征、政治特征、经济特征。经济特征说明自然经济的瓦解。政治特征中说明民主和法制。社会特征中点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关于现代化的阶段研究：艾森斯塔特在费正清《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第九章中有叙述：他把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中华帝国与西方最初的接触和外部现代化对中国最初的冲击。二是自帝国秩序崩溃中过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时期，最后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时是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整体而进行的努力。三是1949年他把其称之为共产主义政体时期。方雷著《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中》把洋务运动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发轫期，但它仅仅是停留在学习器物层面上。后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文化层面，再后来的国民党的现代化中也作出一些努力，最后中国必然选择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姚琦也在他的文章《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及其历史启示》中用现代化理论,从1840～1895年、1895～1911年、1912～1949年三个时期,以物质、制度和文化依次演进为主要线索,对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作一宏观考察,粗略描述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的变迁,分析近代中国现代化最终陷入困境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杨静在《试述中外社会现代化道路之比较》中提出中国最早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后，具体表现在人口增多，领土空前扩大，国家主权统一。
关于现代化类型中：《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把世界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美日为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民族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前苏联为代表。现在大多数国家不复存在，应该引以为戒。《中国现代化发展新论》里则又有三种发展模式：只是在发达国家中具体细分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以及说明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熊吕茂在《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也有关于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一是自由主义的工业化模式----英国的现代化道路。二是统制式的工业化模式---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三是混合型的工业化模式---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关于现代化的内容：杨静的《试述中外社会现代化道路之比较》一文中谈到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城市化，管理科学化，社会结构分化，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世俗化，观念的理性化，它具有整体性，涉及方方面面。但是中外有没有不同之处呢？熊吕茂在《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说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而西方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优先发展农业为前提的，按农轻重的次序发展国民经济。而西方的现代化是以优先发展轻工业为前提，按轻重农的次序发展国民经济。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革民族资本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而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奠定工业化基础。
参考文献：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章开沅：《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方雷：《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
杨静：《试述中外社会现代化道路之比较》（论文）
熊吕茂：《中外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论文）
姚琦：《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及其历史启示》（论文）
费正清：《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8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决，限制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篇10
我国法律基本特征理论的必要性法律基本特征理论是法学的入门和基础，是关于法律的概念和定义问题，它看似浅显直白，实则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就法学研究而言，法律基本特征理论解释法律的一般特征和要求，说明什么样的规则才能称之为法律，从而实际上规定了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制建设的起点；就社会影响而言，法律基本特征理论，作为秩序和公正的权威话语，对于民众的社会心理、法律观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制约一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因此，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法律基本特征理论定位。历史证明，不同的法律特征说往往就代表着不同的法学和法制体系，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和法律文明。
中华民族由于特定的文明条件和历史传统，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宗法加行政控制双管齐下的“王法”秩序，人们对于法律的认知是围绕着“王”展开的：法自君出，王权高于法律，法律是君主除暴安良之具，是权力和暴力的象征，是百姓必须谨守的“规矩”、“绳墨”，这些被视作天经地义。到了近代，虽然中国政制、法制在形式和体例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王法”
观念未及触动。由于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国内战争，“救亡”、“富强”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政府全面控制社会，国家成为绝对权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的“王法”解释很自然地被继承下来，只不过，“统治阶级”和“国家”代替了过去的“圣王”，法律被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阶级专政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情况有所变化。反映在法理学领域，一些新版的教科书，均淡化了“专政论”、“意志论”的色彩，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新提法，如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法律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等。然而，由于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中国法律观念的更新步履艰难，人们对于法律的认知仍然难脱“王法”解释之臼槽。在上述新版的法理学教材中，那些有新意的关键之处往往是语焉不详，匆匆带过，整个理论阐释的重心仍在于政治国家、政治权力，直至暴力。显然，这与当今中国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反差极大。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市场经济渐成气候，蔚为大观，法治社会的目标也已确立，中国正经历着根本转型，朝着民主、平等、法治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继续沿用传统的“王法”解释显然是不合时宜了。问题很明显，传统“王法”解释的要害在于坚持“权大于法”，不承认有独立的、超越于权力之上的公平、公共的规则。
因此，且不说“王法”解释在学理和逻辑上必然要求法学屈从于权力，法学的发达因此将成为不可能，其指导下的法制实践更是不可避免地张扬权势，否定平等，抑制市场机制，贬低法律权威，妨碍民众法治意识的养成，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经验证明，不同的法律特征说，即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制度安排，指示着不同的秩序状态和社会前景。法治社会与“王法”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一个坚持“王法”解释的国度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
有人担心，否定“王法”解释会不利于加强中央权威、发挥政府职能。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毫无疑问，建设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离不开中央的权威、政府的作用，在中国尤其是如此。
但显而易见的，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权威和政府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这里且不论中央权威、政府作用自身的科学性、民主性问题，仅就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而言，传统“王法”解释仅仅在形式上维护中央的权威、政府的地位。长远看却不利于这种权威和作用的发挥。原因在于“王法”解释强调的是以暴力相威胁的权势和服从，客观上排斥了市场机制、契约意识、法治意识，不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基于契约和法治原则的、关于公共权力的共识，中央和政府的权威将因此缺乏市场机制和现代法理的支持，面对问题，除了传统的行政手段之外别无它“法”。这在当今中国的情势下，必然意味着行政成本的高支出和管理实效的衰退：上有“王法”，下有“土法”，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直至欺下瞒上，阳奉阴违，法律规章形同虚设，中央的权威和政府的形象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当前中国，重回过去大一统中央绝对权威、政府一抓就灵的局面已不可能，亦不可取，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制。因此，即便是从中央权威、政府作用的角度考虑，果断地实现从传统“王法”
观念向现代法治观念的转换，也是十分必要的。
清理传统“王法”观念，重建符合中国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需要的法律特征说，这一革新的意义是可以想见的。由于涉及到一系列社会、政治的基本价值观，由于未来中国将全面建成法治社会，法律基本特征理论的革新因此具有全局意义，有可能引发中国法学、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一面旗帜。但也正因如此，这场变革的阻力也是必然的，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迎难而上。毕竟，这是一项大势所趋的改革，是未来中国社会奠基，也是根本改变中国法学落后面貌的契机。
法律基本特征理论的革新从何人手?笔者认为还是要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原理、常识谈起。确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法律基本特征理论所论就是“基本”，正是这些最基本、最通俗的道理构成了现代法学和法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法学的发达、包括那些时髦的、后现代的理论研究都只能是美丽的泡影。还必须看到的是，对于中国民众而言，那些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常识，尽管不能说阐所未闻，但实际上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长期以来是束之高阁，不甚了知，甚至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到了今天，中国自己也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但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这些原理、常识也需要结合中国的经验再做分析，才可能被中国民众所理解、所认同，融入我们自己的生活。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首先选择法律基本特征理论中最一般的说法——法律是行为的规范，以此展开讨论，笔者将对照国内相关教材，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分析这一判断在不同社会、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中的含义，以求深化对于现代法律性质的理解，准确概括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基本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本文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现代法律作用于社会的切入点、或者说法律规范对象的形式特定性问题，重点在于强调法律是、并且仅仅是针对行为的规范，其中包括法律不问主体、不干涉思想、不规定结果三层含义。
关于法律是行为的规范，应当说已是最基本的常识，现在的法理学教科书大都由此破题，似乎无须多言。然而，笔者一番翻阅却发现，关于法律只针对行为这一观点，尽管西方法学大家事实上多持赞同态度并体现于各自着述之中，但或许是因为此问题太过浅白、人所共知，并未见有专论；国内教材，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对此虽有一定分析，但亦未做深入展开；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基本是空白。联想到过去对于“行为规范”
的诸多误解，显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法律只针对行为而不问主体
国内法理学教材在谈到法律基本特征时。一般都首先明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关系。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对此，笔者以为甚当。
开宗明义地将法律定义为行为规范，调整的对象是行为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很明显，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强调法律的何种性质特征，行为规范毕竟是法律最直接、最本质的属性，其他的描述、界定都只是第二位的。这为我们理解法律确立了一个基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着力点在于人们的行为——当然是指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关系重大的行为——法律是从规制行为的特定角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应当说，这正是法律最大、最根本的特征。
然而，仅仅笼统地说法律是行为规范是远远不够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法教科书也是大讲“法律是行为规范”的，但那其中的含义一望即知，不过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论、一举一动都要绝对服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这种画地为牢的理解今天当然已经过时。因此，对“法律是行为规范”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给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解释。
上述的法理学教材对此也做了引申论述。在谈到法律只针对行为时，教材明确指出其中的含义：
“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并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予以说明：“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这就是说，法律不可因人而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殊主体的、任何形式的特权或原罪，法律必须对同样的行为予以同样的保护或同样的处罚，而不论行为主体的具体身份背景如何，否则就是非法。
在这里，马克思是以法律(当然是现代法律的一般原理为依据，抗议当时欧洲反动势力专门针对他个人的政治迫害，但这同时也就为我们揭示了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确认了法律只对行为不问主体的根本原则。显然，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
正由于法律是一种从行为人手的特殊规范，所要求的是一种基于行为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它要求、也能够超越行为一致性之外的社会主体的种种差异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宗教、贫富、权势及政治态度，等等)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高高举起。
现代法律的这一平等要求，说到底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社会合作系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是经由不特定市场主体间平等自愿的磋商、合作、竞争来实现的，不承认市场主体的一律平等，人为地在市场交换行为的一致性之外区分主体的三六九等，这种合作和竞争的成本就大大增高，甚至无法进行。因此，现代法律只盯住行为而不关心主体，最终形成了以人人平等(起码在形式上)为特色的社会调整机制，这是其他任何社会所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法律只针对行为，也使法律得以摆脱千差万别的主体因素的干扰，使法律自身变得简捷明了。
具有了更大的普适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使法治成为可能。
从上述的原理出发，又可以推论，那种不以行为而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因人而异的规则——尽管在制定程式和具有强制力等方面与法律十分相似——就违反了现代法律的最一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法律。显然，上述分析意义重大，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