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09:43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1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学科渗透;政策相关性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

产业经济学是通过研究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二者内在联系来探索产业组织与产业活动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由于其自身研究方向的限制,产业经济学必须要紧密围绕企业、行业以及市场三大要素,并从不完全竞争出发探索不同类别不完全竞争案例的实证含义以及规范含义,从而为参加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提供参考。

产业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的观点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十九世纪末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起源开始出现,也就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上世纪中期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初步形成,也就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的中级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爱经济活动中的实践得到了充分而快速的发展,从结构上看,产业经济学开始分化出了几个较大的分支:结构主义学派、效率主义学派以及行为主义学派。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结构主义学派以垄断竞争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反垄断反集中的结构主义主张,效率主义学派则提出了放任自流的市场政策主张,但是二者从理论角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即决定生产者与营销者利润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学派在理论上是对立的,而市场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由——宏观调控——自由”的模式,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个学派的政策观点都会得到应用,也正因此,西方的经济才得以稳步快速地发展。

二、新时期产业经济学理论的特色演变

上世纪提出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是在市场发展较为不充分、不成熟的条件下提出的,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组织的作用。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效率主义学派也没有将产业政策研究并实行的成本考虑进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各国的经济都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发展,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逐步成为了现代企业结构的一个典型特点,各国的产业政策也由针对国内转变为保护本国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逐渐显得捉襟见肘,新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呼之欲出。

二十世纪末,新的研究方法以及高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来,对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再发展。新产业组织理论现在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主流学派,即延续着结构主义的“结构——效率——绩效”的路线继续发展,他们的新特点是加重了对市场的重视,将市场条件与企业行为作为一种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外力,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探索产业组织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成功地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产业组织学的理论进行了升级,逐步形成了双向动态的行为主义新产业组织学理论。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延续了效率主义学派的特色,把研究的重点放入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以及结构演进,从而形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这种理论突出了市场行为的重要性,将市场结构看做受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影响的外在变量,从企业战略入手进行理论分析,采用博弈论、推理演绎法等新方法,将产业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进行了统一,从而让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变得更加科学严谨。然而该方向研究的理论色彩日趋浓厚,对于分析模型的重视日益减弱,甚至有时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经济现象,但是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促进产业经济学的成熟,也使得经济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演进。

三、产业经济学对其他经济学科渗透的演变预想

(一)产业经济学向微观经济领域渗透

产业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更加关注实际的经济现象,产业经济学则更加关注企业关系、一体化进程、对政策的影响等。正因为其关注方向更加偏向宏观,所以产业经济学可以解释垄断程度与企业债务的关系。

随着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关注点逐渐转入公司内部活动,产业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渗透也正在加速,一些本属于管理学研究范畴的内容在产业经济学也得到了研究,例如效率合同、人力资源开发、信息传递、组织结构设计等本属于管理学研究的领域,产业经济学理论中也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借鉴。波特将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公司战略理论进行了很好的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公司战略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的形成以及产业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领域渗透。

(二)产业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渗透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它忽略了结构、个体、产品,因此其作出的政策参考很容易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是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并形成寡头经济的现实,政府在进行经济政策制定的时候就必须要关注到寡头经济。这就需要产业经济学在结构上与宏观经济学进行统一协调,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渗透到宏观经济学领域,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细致的理论来指导政府的经济决策行为

(三)产业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渗透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这是一种不良的市场行为,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只关注进入,不关注重复。要解决这个发展经济学未曾关注到的问题,就需要产业经济学将自身的结构理念和效率理念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中,打破政府的完全垄断,通过内部优化来提高产业内部的效率。

四、结语

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组织理论,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管是结构主义学派、效率主义学派还是新组织经济学,其实都是在“结构+效率+绩效”的框架中变化的。随着产业经济学不断与现代的经济环境相协调,信息时代模块化的残叶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未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也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参考文献:

[1]现代产业经济学戴伯勋、沈宏达[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5-18.

[2]产业经济学邓慧根[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37-41.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2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短期;长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56-02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认为微观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因而,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这一理论体系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确立了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些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应用,例如“短期”与“长期”这一组概念。

一、“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微观经济学中多个理论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区分。例如生产理论中的短期成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成本理论中的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以及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等。这些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并非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和长期均衡为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为短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可能大于零、等于零或小于零;而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为长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且等于市场价格,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必定等于零。

2.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为了解决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便涉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何生产”是指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配置问题。企业调整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数量是否可以变动便是微观经济学中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常假设生产中仅使用劳动与资本两种要素,因此可以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考察短期生产理论,假设资本要素固定,劳动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假定劳动要素固定,资本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特别说明的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短期和长期并不是指具体时间的长短,而是以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作为划分标准,其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

3.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区分的意义。微观经济学对短期与长期的区分主要体现在生产理论中。通过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刻画更为全面和准确。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现代生产这样一种“迂回生产”方式,采用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资本规模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保持稳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深刻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分别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区分,更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微观经济学通常会有的一个困惑就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相关理论知识与生活中体验的现实好像并不一致。例如,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或垄断竞争市场均衡理论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每个企业长期均衡时的经济利润总是为零。也就是说,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家能获得的利润恰好等于企业家本人去其他企业打工的工资收入,不会高于这一工资收入,当然也不低于。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①如果创业和打工收入水平相当,为什么会有无数的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②为什么现实中,在类似于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行业的无数企业利润并不一致,有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企业血本无归?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市场均衡利润理论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时之所以经济利润等于零,是因为短期中厂商会因经济利润与亏损的驱动而进入与退出一个行业。某一行业,短期中利润大于零时,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行业,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增加,行业经济利润减少趋向于零;短期利润小于零时,行业中会有企业退出,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减少,行业经济利润增加趋向于零。短期均衡时,企业经营的利润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而企业经济收益依赖的是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正是追逐短期经济利润的勇气与实际能力,诱使了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也由于短期均衡时可能出现的盈利或亏损使得企业出现优胜劣汰。

二、“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宏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涉及到短期和长期区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微观经济学类似,相关理论直接区分为短期和长期理论。例如,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些理论的短期理论和长期理论也不仅是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例如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总是垂直的,而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对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常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古典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第二章情况下,相关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对同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研究分属不同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可分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主要是运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四个模型分别介绍了不同条件下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

2.宏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宏观经济学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产出是如何核算、如何决定的;均衡产出条件下的要素约束问题。二是为什么有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如何保证全社会的稀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增大国民收入,改善人类福利的问题。三是如何用既定的资源实现生产能力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问题。四是如何实现通货的稳定,如何实现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等。资源的充分利用实际上就是指各类生产要素都实现充分就业。在市场机制下,各类生产要素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市场上要素价格能否迅速波动调整从而实现要素供求均衡(市场出清)。而宏观经济学中短期和长期界定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能否通过价格的波动调整实现市场出清。短期内由于价格刚性(粘性)会导致宏观经济中生产要素供求不均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长期内价格总可以得到调整使得宏观经济中生产要素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短期内名义工资水平不变,物价水平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生产利润提高将推动企业扩大生产,总产出增加,因而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长期名义工资水平可以自由波动调整,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总产出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而不受价格变化影响,因而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宏观经济学中对于短期和长期的界定还有第二种情况,货币主义对于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解释运用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长期菲利普斯垂直。货币主义中短期和长期的差异表现为居民的适应性预期差异。货币主义认为居民依据以往经验而对经济变化形成适应性预期,短期适应性预期往往不能准确预期经济变化,但长期经过修正可以取得准确的预期。当物价上涨时,短期内居民低估物价上涨幅度高估自己的工资,导致劳动供给增加失业率下降,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长期内居民准确预期物价变化,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而不受物价变化影响,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垂直。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3

【关键词】产业组织;SCp范式;产业组织优化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历史回顾

产业组织理论是有关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和组织制度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相关的“企业理论”;二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与企业行为的关系,特别是寡头市场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规范研究的最优政策和实证研究的政策效果两方面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最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即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及这一条件下厂商的企业行为,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马歇尔是最早提出产业组织概念的人,张伯伦和琼・罗宾逊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后来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将他们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

从研究范式来看,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于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20世纪70年代前处于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阶段,该理论更多的是充当解释统计结果或支持价值判断的一种方法;从1970年代开始,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打破了产业经济学领域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单方向关系;到1980年代后期,产业经济学家认识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包括计量经济学分析、案例研究和实验经济学在内的新一轮经验研究开始出现。产业组织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等多种理论体系。

(一)哈佛学派

哈佛学派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遭遇了大萧条,以张伯伦和罗宾逊为代表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发展起来。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建立产业组织研究小组,提出产业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并于1939年出版了《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的概念。哈佛学派直接受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存在矛盾,该学派寻求如何判断市场的有效竞争程度以及政府实施何种规制政策。梅森根据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归纳出两类的有效竞争标准:市场结构标准和市场绩效标准。梅森的弟子贝恩通过对个别产业的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1959)首先用4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是由谢勒(Scherer)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哈佛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存在因果关系,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称为“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范式(SCp分析框架)。为获得理想的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哈佛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在分析框架中突出市场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实证研究。在贝恩等人看来,寡占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寡占的企业行为,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主张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规制政策。

(二)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中崛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该学派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而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

芝加哥学派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定出发,强调市场的竞争效率,主要理论思想范式是竞争性均衡模型,认为市场在长期过程能够达到效率水平,反对高集中率的产业必然带来垄断租金,因此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调导致反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导致的进入壁垒。提出了在长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技术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尽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理论上并没有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理论也缺乏经验性的检验。

19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引入使产业组织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但是,谢勒(Scherer)就认为“新产业经济学"的成绩被大大高估了。施马兰西(Schmalensee)也同意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近年来崛起的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新奥地利学派

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menger)、庞巴维克(eugenYonBohnbawa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惟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

二、产业组织优化的理论研究

(一)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理论是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和矛盾问题的理论概括。较早论述竞争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反对垄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初步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思想。随着自由竞争间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歇尔认识到了垄断与竞争的矛盾,提出了“马歇尔冲突”的理论悖论,但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理论论证的是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克拉克及鲍莫尔等。

1.马歇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马歇尔由垄断竞争的两难选择发展到两者相互渗透。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使经济丧失活力,构成了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这就是关于竞争与规模经济的两难选择的“马歇尔冲突",这一理论否认了要么垄断,要么竞争这种极端又相互对立的观点,其所揭示的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性两者的关系,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2.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

对垄断条件下企业行为所发生的变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张伯伦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夫人出版的专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不谋而合地提出纠正传统自由竞争概念的所谓垄断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每家厂商的销售量受价格、产品性质和销售开发3个因素的影响。张伯伦分别从单个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一个行业所有厂商的集团的长期均衡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当单个厂商达到短期均衡状态时,由于能实现超额利润,所以会吸引新的厂商进入,从而使原来的厂商降低价格,当所有的超额利润消失后,既无厂商进入,又无厂商退出,厂商个数达到最适度的数量就达到新的均衡,同时也是行业的长期均衡状态。与纯粹竞争模型相比,垄断竞争长期均衡情况下的价格要高一些,产量要低一些,有剩余生产能力没有利用。

3.克拉克的垄断竞争理论

1940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概念,克拉克在《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中,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有效竞争问题,以试图兼容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所谓有效竞争就是能协调好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竞争格局,即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克拉克认为从短期看,完全竞争并不完全是好事,只有有效竞争才是合适的。因为从长期看,市场还存在潜在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竞争。在一个行业中,原有垄断寡头能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时,必然要招致新企业的加入,增加商品的供给,降低垄断价格。加之生产者对市场的预见性,主动调整产量和价格的应变能力,制约价格过分抬高,同时垄断组织、生产者的多样化经营,也使竞争手段多样化。多样化的竞争手段,不仅使竞争有效,而且使成功的厂商不必垄断任何种产品就能成长起来,从而保证企业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使竞争有效,多样化竞争手段提出了解决马歇尔冲突的可能性和途径。

4.鲍莫尔的垄断竞争理论

1982年鲍莫尔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调厂商进出市场的自由性,即市场不存在严重的进入或退出障碍;二是强调范围经济,这是针对多样化经营的厂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鲍莫尔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很少有完全可竞争市场,可竞争性只是一个扩大的、应用范围更广的理想基准。鲍莫尔等人还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集中于分析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生产多种产品,由此他提出了范围经济的概念,范围经济是指厂商在一定规模下生产多种不同产品的成本优势。一家厂商同时生产数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小于多家厂商分别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或劳务的成本总和。可竞争市场理论指出,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更能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利益。此外,可竞争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它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保持市场中的潜在竞争,采取便于资本流动和推进企业垂直联合与重组的政策,以保证市场的可竞争性和多样化厂商的收益稳定。可竞争市场理论从竞争性质的角度对垄断和垄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解。

(二)SCp分析范式

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简称SCp范式。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

贝恩(Bain,1958)在吸收和继承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SCp分析范式。该范式成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企业竞争行为和市场效率的主要工具。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模型缺乏现实性,企业之间不是完全同质的,存在规模差异和产品差别化。产业内不同企业的规模差异将导致垄断。贝恩特别强调,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要求,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关系决定了某一产业的集中程度,产业集中度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一旦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垄断,就会充分利用其垄断地位与其他垄断者共谋限制产出和提高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产业内的垄断者通过构筑进入壁垒使超额利润长期化。因而,贝恩的SCp分析范式把外生的产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规模经济要求)看作是企业长期利润的来源。

在SCp模型中,用来描述市场结构的变量包括:购买者数量、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企业进出壁垒、产品差异化等。用来描述企业行为的要素包括:价格行为、广告、产品差别化行为、产品创新行为、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等。用来描述市场绩效的特征包括:消费者满意度、企业效率、企业成长、利润率等。

(三)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之一。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不确定性、惯例、路径依赖、有限理性、选择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现存路径下的决策选择,是一种静态分析;演化经济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是演化经济的基本假设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尤其关注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并研究行为人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生存下去,遵从动态的思想。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企业都按照各自的生产容量进行生产,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是通过竞争,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19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在新的视角中得到突破和发展。从一开始的倚重于市场结构为主到侧重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多样性、异质性进一步深化,并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引入了“动态能力”的概念。该理论指出,企业内部的能力和企业间的能力一样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的来源。至此,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拓展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借助于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这一研究领域可对复杂动态的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演化选择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制度演化及其与技术、产业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作出系统分析;能对众多客观现象,如产业组织个体的多样性、产业组织的规模分布特征、企业异质能力、产业组织间的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企业持续进入、退出某一产业等现象作出解释,并能阐述基于演化角度的产业组织政策等相关问题。

三、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系统研究。1960年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工业托拉斯的优点,但由于这些研究仍然是在传统范式下进行的,其研究的出发点只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因而这些研究均未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马歇尔冲突"作理论上的分析。

1978年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w.G.谢佩德(w.G.Shepherd)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易家祥译)。国内最早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杨治1985年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在整个1980年代,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范式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范式和在传统范式影响下进行讨论的问题仍然得以继续;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一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对我国产业组织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大学也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88年,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翻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译著。随后,国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几本西方学者研究产业组织的著作,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卡尔顿和J.佩罗夫的《现代产业组织》,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范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0年以后,新范式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分析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国产业组织研究》,这两本书同时荣获了第6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教材。金碚在在其编著的《产业组织学》中,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在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逐渐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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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杨蕙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由静态到动态的变革[J].东岳论丛,2006,27(1):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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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大慰.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哈佛学派[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8):3-5.

[5]夏大慰.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芝加哥学派[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9):3-6.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5

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6

一、知识经济的由来

知识经济(Knoy)”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y)”两个术语均诞生于80年代。原美国总统克林顿第一次使用了“知识经济(Knoy)”这种叫法。知识经济名称的提出,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9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成立了一个知识科学研究所,在成立该所的建议上明确提出其背景就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在阐述知识科学研究所的使命时谈到,“知识始终对我们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过去50年里,其重要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它将支配其它的社会经济因素”。

二、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2、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近30年内,美国的企业生产一直在增加,而蓝领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力人口的33%减少到17%,知识劳动者成为主体。

3、科技与教育成为竞争的核心,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知识经济实现了知识资本化和人格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教育不再处于从属的、服务性的地位,而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

五、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六、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7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核心思想缺陷

一、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学术背景。它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1.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大战期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希望一种新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不要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对或批评立场。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3.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被西方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而凯恩斯经济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就业理论,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

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二、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凯恩斯《通论》的核心是就业不足均衡理论。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一直断言在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这也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的表现。

凯恩斯则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充分就业均衡”是一个特例而“就业不足均衡”却是其通例。古典派理论的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均衡诸可能位置的一个限界点。

凯恩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不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调节能力的论证,集中于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而在对这两方面需求的分析中,凯恩斯具体地对于传统经济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提出异议。

1.旧传统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所谓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从而一商品的出售就是另一商品的购买,一商品的生产必然给另一商品开辟了销路,社会上商品的供求必然是相等的理论。

2.旧传统经济派所肯定的投资必然等于储蓄的定律,这个定律认为自由竞争会自动地形成一个使投资等于储蓄的利息率。凯恩斯借助于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否定了上述的传统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论证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资本主义失业的症结所在。而由于他假定社会消费倾向是较为稳定的,而且在一个富裕社会中,社会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很大(即社会越富裕,消费越不足),从而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大部分必须由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填补。而由于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来刺激私人投资的办法不多。于是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在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三、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

1.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能够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并创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然而,凯恩斯既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又未创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导致了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完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不一致、脱节,二者分别自成体系。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是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失业,而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相伴。于是,凯恩斯把二者联系起来,并归咎于市场失灵;既未全面考察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又未全面考察经济表象背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把经济表象联系起来。实际上,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对抗,即不按市场信号调整生产;存在的是垄断、操纵市场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的是与市场无关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分配不公等。

2.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凯恩斯主义不仅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与微观经济不符,而且无法解释滞胀现象。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

(1)价格控制政策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产品过剩、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多数商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无市场产品过剩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使工资总额减少,进一步减少需求,导致产品过剩加剧。于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2)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财政政策的作用。那些供给大于需求的商品相对于供不应求的商品仍然降价,只不过绝对价格有所提高而已。这样一来,价格平抬。结果,产品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又增添了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是滞胀。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8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版权所有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9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产业经济学主要理论篇10

【关键词】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评价方法

产业结构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着力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区域的经济基本结构主要是由其选择的主导产业所决定的。主导产业的不同将直接导致产业群体结构不同,这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就表现为不同的区域经济特色。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区域主导产业相互更替的结果。正确选择主导产业是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也是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国内对主导产业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后,主导产业研究不再停留在国家层面,更多地转移到了区域层面。1994年国家出台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其中就着重提出要发展石化、机电、汽车、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在制定“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纲要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提出了本省的主导产业。随后,许多县、市也在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本地区主导产业的设想。

发展主导产业,首先应该确定主导产业,也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主导产业选择基准问题。在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主要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的选择基准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其他基准,形成了较多关于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理论。此外,在主导产业选择的应用研究方面,热点集中在如何构建主导产业指标体系以及选择综合评价方法方面。

一、区域主导产业的内涵

1、主导产业概念的理论渊源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重要著作《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主导产业的概念,他把经济的各部门分成三类:主导增长部门、辅助增长部门、派生增长部门。他强调主导增长部门应该具有高创新能力、持续高速增长的增长率及较强的带动能力。罗斯托还首次提出了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前向、后向及旁侧效应原理。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的概念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这也为后续大量的展开主导产业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国内关于主导产业概念也主要来自于罗斯托主导部门理论。《现代产业经济词典》中将主导产业定义为“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并能带动一系列产业部门发展的部门”。水在其著作《产业经济学》中对主导产业做过如下定义:“根据罗斯托的阐述,主导产业是指能够依靠科技进步或创新获得新的生产函数,能够通过快于其它产品的‘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有效地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或产业群。”

2、区域主导产业的涵义

区域主导产业概念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区位理论、区际分工理论、产业聚集理论及输出基地理论为依据,把区域产业部门分为专业化和非专业化部门,其中专业化部门又被分为一般专业化和主导专业化部门,而主导专业化部门则特指在专业化部门中能够对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方向和速度起指引作用的部门,也就是区域主导产业。这种定义突出了区域主导产业的空间属性,但却缺乏与主导部门理论的联系(见图1)。二是现代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关于主导部门理论在区域经济分析中的延伸和应用,把罗斯托国家层次上的主导部门原理应用于各区域层次经济研究,便形成了区域主导产业范畴。这一思路直接把国家层面的主导产业概念移入区域层面,必然存在其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事实上,在定义区域主导产业概念时,其显著的空间特性与“主导部门”的产业属性二者缺一不可,必须结合起来考虑才更加全面。

二、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

1、国外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国外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三个,他们分别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以及日本产业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

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产业关联度基准。产业关联度就是指各产业之间在其产品供需上形成的关联或者依赖的程度。他认为产业关联效应能够扩大资本积累并促使市场产生更大效益,因而提出应以产业关联效应的大小为基准来选取主导产业,在直接生产活动部门中产业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部门应该作为主导产业部门,并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测量产业关联度的大小。在实践操作中,区域中那些产业影响广度深度最大、带动效应最大的产业就应该优先考虑发展为区域主导产业。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揭示了主导产业更替规律。他提出了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被称为“罗斯托基准”,即选择具有扩散效应(前向、后向、旁侧)的部门作为主导产业部门,将主导产业的产业优势,辐射到关联的其他产业中,以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其中前向效应又叫前瞻效应,是指主导产业的活动创造了能够引起新的工业活动的基础,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有时候还能为下一个重要的主导产业建立起台阶;后向效应也叫做回顾效应,即主导产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根据其技术特点,会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这些投入品的发展;旁侧效应指通过发展主导产业能辐射到当地经济及社会。然而,就实践操作而言,罗斯托并没有明确指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这也是罗斯托理论中所缺乏的。

为规划日本产业结构,筱原三代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了主导产业选择的两条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某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1)

该指标系数越大表示某一产业产品市场需求对居民收入的依赖越小,其潜在市场份额也就越大。

生产率上升率=产出/全部投入要素(2)

这里的“生产率”是指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上升率越大表示投入产出率越高,这样的产业,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成本也会出现大幅下降。

应该说上述两条基准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选择区域主导产业时,这两大指标系数越大的应该优先考虑。筱原二基准理论标志着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的初步形成。

2、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在国民经济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各种基准,可以归纳为“三基准”、“四基准”、“五基准”、“六基准”及“七基准”。本文用表格的形式简要总结了一些具有代表性观点(见表1)。

目前,对区域主导产业系统的理论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大多数是做实证分析,就某一具体区域具体产业进行讨论。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标准往往是照搬国家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值得高兴的是,在“九五”之后,我国陆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探索符合区域产业结构规律、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选择标准,其中关爱萍等的六项基准及张大松等的七项基准就是针对区域主导产业的判定和选择而提出的。

三、主导产业选择评价方法

选择主导产业的过程也是对区域产业进行评价的过程。随着人们对区域内涵认识的深化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标准的多样化,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不断改进。

国内学者们常用综合评价法来对主导产业进行评价,大多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简称aHp)、系统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研究,还有利用波特的钻石理论及偏离份额分析法(SSm)等,在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实践中,当数据欠缺或数据质量不高时,一般用区位熵、层次分析法、模糊分析法、Bp神经网络法、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完备,数据质量高时,常用投入产出法、SSm、Dea、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加权求总法等;在对区域各产业做深入研究时,一般采用比较客观、精确的分析方法,如投入产出法、Dea、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Bp神经网络法;而大体了解区域产业概况时,则用简单易行的区位熵法、SSm、加权求总法。秦耀辰、张丽君根据计算时所选基准个数将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分为单基准法和多基准法两大类(见表2)。

四、结论

我国学者关于区域主导产业方面越来越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都不断丰富着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很多文献只是简单地接受或引用已有的主导产业相关理论,而忽略既有理论的应用条件,及其具体到各个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上的适应性问题。目前,围绕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研究主要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或不足。

1、对区域主导产业内涵的认识不够全面

首先对于区域主导产业概念的认识还有模糊之处,常常把主导产业理论等同于区域主导产业理论,直接去掉“区域”二字,或者把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与区域支柱产业选择等同,等等。

2、忽略了区域主导产业的空间和时间两重属性

不同区域范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既不能照搬国家层次的区域主导产业理论运用于区域层次,也不应该在任何发展阶段的区域都模仿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选择基准,而应该在国家和区域两种利益机制下形成多层次的体系,同时必须注重加强在针对性和动态性方面的研究。

3、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所需数据难以获得且测算指标的方法倾向于简单化

区域主导产业的特征和作用是从其动态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进行定量分析需要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现有的研究往往利用近两年的数据,表现不出备选产业对主导产业特征和作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选择结果难以令人信服。因此,至少要利用连续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此外,很多指标计算都是沿用已有的较为简单的方法,应进一步加强虚拟消去法、图论、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等在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中的研究和应用。

从国内外发展趋势看,今后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方法和手段还将日益丰富和完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都会在该领域得到应用。在计算机语言及相关软件支撑下的新方法将有很大进步,特别是GiS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多分析决策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新出路。庞大的数据库可以包罗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特征,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使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决策更趋客观、合理,而简单的操作界面使这一方法切实可行。

(注:资助项目:江西省软科学项目(编号:20112BBa10027);江西省科技支撑项目(编号:2007BG18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861029/D011201);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编号:GJJ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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