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1
作为改革，必然要经过探索、渐进、完善的过程。农村税费改革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在农村综合改革过程中加以解决。
历经几次改革，农村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得到明显优化，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仍然存在着体制不理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1、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对于乡镇机构改革及人员分流的有关政策，我们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着对乡镇机构设置上要求过死，模式单一，没有兼顾到不同乡镇、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人员分流渠道不畅和措施方法单一，没有达到编制人数与财政开支相应减少的目的等问题。尤其在事业单位改革上，一是体制上政事不分。有的地方将行政与事业捆在一起办公，事业单位干了一些不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事情。事业单位不能独立开展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听从或依赖于行政命令，荒废了自身的主业。二是服务质量不高，主动性还不够。乡镇事业单位中进编人员等于进了“保险箱”，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着工作职责不清、任务不明、纪律松散、分配大锅饭等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三是高层次人才匮乏。全县11个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竞岗后有工作人员264人，其中，全日制专科以上的毕业生仅有15人，中级职称以上人员15人，副高级职称只有1人。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全县乡镇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仅有28人，全日制涉农院校毕业生仅有22人。受编制和财力限制，新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难以补充。四是技术力量薄弱。有的乡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虽然设有专业技术人员，但最多也只有一至二人，有的乡镇甚至一个专业技术人员都没有，每当遇到农业自然灾害时，难以及时拿出有效措施。五是文化体育职能弱化。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取消了乡镇政府文化体育机构，仅在乡镇畜牧中心设置了文化体育岗位。但占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都是其他工作干不了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开展不起来，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的要求不相符。
如何推动和深化下步机构改革问题，我们建议：一是对人口少、土地面积小的乡镇，能合并的尽量合并，扩大单个乡镇规模，相应减少乡镇机关行政编制和人员。二是在机构设置上，可适当灵活一些，不强求统一模式，在机构编制部门的宏观控制下，允许县乡因地制宜设置机构。三是乡镇事业机构设置应根据农业区划和地域特点，跨乡镇设置各类区域中心站，作为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的派出单位，实行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使专业技术力量整合起来，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设立文化体育站，加强群众性文化体育建设。改进乡镇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给事业单位更多的自。加强对乡镇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的管理，由乡镇政府每年初分别确定工作目标，根据年终考核情况，采取工资活发形式，兑现奖惩。四是制定人员分流政策时，不应单独考虑年龄条件，应将那些虽然年龄不大，但能力水平低、素质差，不胜任工作的人员通过离职上学提高或直接分流到位，空出编制补充新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
2、国有农场改革不同步。我县设有良种场、猪场和马场等农牧“三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三场”的单位性质难界定，管理出空当。体制机制不协调，它们一直按事业单位性质管理，但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化管理。职工身份难界定，自1979年后再未办理过农工转正手续，正式农工也是承包土地，与临时工在待遇上并无区别。二是经费无保障，无法正常运转。目前，“农牧三场”的经费来源仅限于土地发包收益，没有享受到村组织那样的财政补贴，连管理人员的工资都难以兑现，而且随着工资上调、退休人员增多等刚性支出的增加，有时不得不举债维持。“三场”土地均包给了职工，职工与农民攀比思想严重，有的拒不缴纳承包费用。在上级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之前，为了“三场”的生存与发展，我们无奈还得向职工收缴土地承包费。这项工作十分难办。三是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已使两场难承受。猪场和马场都设有小学，共配置教师18人，每年仅此一项就需要20万元左右的经费，教师的身份属于场内自聘，在职称与工资及业务培训等方面都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一是尽快出台政策，确定“三场”的体制及今后发展走向。二是对于国营农场职工承包场里的土地是否应该交费，要尽快由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以便基层在具体执行中有据可依。三是建议有关部门也将国营农场涉及的类似于乡镇五项统筹费统一纳入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解决。四是建议对于国营农场在企业办社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或纳入地方教育统一规范管理。五是对于农村已得到的惠民政策也要把国有“三场”纳入其中，对在职农工应通过转移支付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
3、土地矛盾难以彻底解决。目前，涉地纠纷较多，我们县通过土地“三清”工作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难以做到全部彻底解决。一是二轮承包时外出打工户、逃债户等农民当时未分到地，且村里未作为预留地留出来，现在这些农民回来要地，机动地早就长期发包出去了，村里暂时拿不出地来补给这些户。二是少部分村近几年有些开荒地，如果都打入机动地，那么机动地比例过高，农户要求把超标准的那部分地按人均分，但这些地已长期发包出去，集体无力赎回。三是土地流转不规范，有的无合同，有的合同主要内容表达错误或含义模糊，甲乙双方易产生纠纷。四是户与户之间土地边界不稳定、旱田挨水田的易受水气，导致纠纷较多。
建议在下步改革中推广我县土地“三清”工作经验，并将其中的一些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是发证确权。二是建立严格的规范流转制度。三是在县一级尽快建立健全权威的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和仲裁专门机构，依法调处合同纠纷。四是在丈量清楚、划清界限的基础上，在户与户之间深埋界碑。
乡村债务沉重，自身发展能力较弱，一些村的经济已经崩溃。
1、集体经济薄弱。税费改革后，乡村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后，乡村集体失去了起码的收入来源，加之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乡村两级组织运转要靠上级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无能力投资搞建设。但是公益事业不办不行，办又没有来钱道，对上争取政策性资金时，往往要求匹配部分资金，目前这类的隐性负担较重，解决不好会成为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一大隐患。为了保证乡村两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近几年来我们实行了调整乡镇财政体制、加大对乡镇转移支付力度、财权事权相统一、县乡干部工资统发等办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无力化解历史债务。在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对乡村的以往债权处理得很低调，只是清收乡村干部、其他个人和外单位占用的乡村资金，而农民的绝大多数欠款没有回收。我们针对＊＊（实际，通过拍卖资产、清理债权、机动地发包、清理三角债等形式，已经化解掉2200万元的债务。但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末全县乡村两级债务仍然高达2.5亿元。目前，乡村两级组织的资源枯竭、收入萎缩、生财无源，已无力继续化解债务，而且省里的奖励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很难执行。农民与乡村组织之间的债务纠纷已成为继土地问题之后的又一焦点。虽然我们为解决上述问题探索了一些途径和办法，但还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上级的政策支持。
3、农民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以我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在2401元的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49.6％，劳务输出收入占35.8％，养殖业收入占6.9％，其它收入占7.7％。可见，种植业收入仍然占据相当比例，农民靠天吃饭问题还很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我县在农村税费改革初期，不是享受转移支付的县份，只享受到农村转移支付县的60%左右。同时，省对我县的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与改革前村级农业税附加相差悬殊。因此，建议省财政厅对像我们这样的既不是十弱县，又不是省级贫困县，但实际上比贫困县还困难的县份应该在转移支付上特别在下一个转移支付周期上给予我们特殊的支持，在财源建设考核上也不能与发达县份等同考虑。在此基础上，县级财政再加大对乡村的支持力度，逐步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化解乡村债务的奖励政策。现行的奖励政策只考虑到偿还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债务，但从实践看，按照这种债务分类进行奖励，执行起来很困难。建议上级出台更宽松的奖励政策，对于垫付税款、兴办公益事业方面债务应全部由国家承担，对于其他类债务按一定比例奖励。同时，还应该针对乡村两级回收债权问题出台相应保护政策，以增强自我还债能力。应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路子。将有限的土地集中到少数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手中，甚至可以由公司化的各种协会代为经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农民只有完全脱离开土地，才能安心在外务工，甚至真正地转化为市民、产业工人。
由于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停滞，甚至出现滑坡退步问题，现状令人堪忧。税费改革后，由于投入机制的改变，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从农村实际看，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突出，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极不适应。
1、无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对农民的筹资、筹劳，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来解决，从实际看，这个办法在操作中遭遇到很多难题。除非村民都非常迫切需要这项公益事业，或者乡村干部在这个地方很有号召力，这事才勉强能办，而一般情况下都很难议成。
为了减轻县乡财政的压力，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建议省里出台新的政策，代替“一事一议”办法，能不能将“两补”资金作为兴办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的专项基金，由村集体统一使用，由群众参与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另一方面，建议取消关于县级财政对省以上专项建设资金进行匹配的政策。
2、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就一个县来说，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原则上应该由县政府承担，便于对与事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改善和人才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通盘考虑，但限于财力，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实行后，我县基本建立起了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机制，能够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两级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农村教育投入明显不足，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处于低标准状态。二是教师编制核定过少。我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半山区农业县份，辖区面积较大，办学网点分散。几年来我们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合理调整了办学网点布局，合并了一些学校。目前全县共有中小学校150所，有学生43743人，教职工2981人。根据黑政办发〔2002〕69号文件精神，给我县核定的编制数是2052人，但目前看，这些编制无法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据测算，我县实际需要教职工编制总数为2760人，还需要增加编制708人。为此，一是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办学、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制定严密的领导干部目标考核制度，充分调动乡、村组织和领导抓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建议省里能够根据我们的实际对教师编制进行重新核定，希望领导们将我县的实际情况向省编委及省人事厅沟通，帮助我县解决这一实际困难。
在卫生事业发展上，县乡村三级投入明显不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村卫生组织名存实亡；乡镇卫生院力量薄弱，医生整体素质偏低，医疗设备简陋，医疗条件很差，一些医院连小手术都作不了。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2
关键词：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自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举办荔枝节开始，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余年中，全国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特别是自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之后，乡村旅游被列入各级政府的发展议程与重点扶植对象，发展更是迅速。实践证明，乡村旅游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确作用显著。但也不可否认，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经过了一轮较快的发展之后，遇到了一定的瓶颈，急需从粗放型（外延型）到集约型（内涵型）、规模型（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观光型向休闲型、体验型转变，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节假日的增多，带薪假期的推行，旅游业发展契机良好。在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用下，城市居民的出游频繁的指向郊县，40cYo以上的目的地是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乡村旅游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为推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2006、2007年国家旅游局分别把当年旅游发展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中国和谐城乡游”。2009年国家旅游局又推出“国民休闲计划”，同时，各个地区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惠农政策，不仅奠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基础，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据测算，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4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超过600亿元，约占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23()0和8%。
有学者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资源特色导向时期、农业产业带动时期、政府政策驱动时期，最终进入了现在的市场需求导向时期。但与乡村旅游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乡村旅游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多，质量差，产品雷同，经营粗放，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需求的变化。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将“转型升级”、“转型增效”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使旅游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旅游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乡村旅游电不例外。而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深入，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旅游产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尤其是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新的目标、机遇和挑战。在上述背景下，问题的解决和新目标的实现最终都离不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二、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各地区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普遍存在总量规模大、单体规模小，相关产业发展不配套，导致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低和经营的“飞地化”；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各地盲目建设，造成了多数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形式趋同，甚至乡村性丧失；管理、协调与监督缺失，社区参与不够，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和谐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农民投资能力有限、市场意识淡薄、营销力量有限，造成乡村旅游的营销手段单一、营销水平较低；人才引进难，教育培训少，导致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低下等。在这种形势下，乡村旅游要转型升级，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
（一）产业层面的问题。从产业层面看，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产业功能单一，各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过分看重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一定程度上怱视了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作为复合型产业的作用；第二，本地产业链过短过窄，产业间横向合作少，融合程度低，导致产业发展水平低，旅游漏损大，广大农村地区受益有限；第三，各地尚未形成协同管理机制，专业合作组织不健全，导致乡村旅游发展中，管理体制不顺，支持力量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二）产品层面的问题。首先，各地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功能简单，基本停留在观光、采摘、垂钓等初级阶段，未能形成深度开发的系列产品体系；其次，各地乡村旅游产品特色差异不明显，基本呈现产品雷同、内容泛化的局面，尚未形成品牌效应甚至很多地方在开发过程中，一味追求标准化、现代化，乡村性丧失殆尽；再次，产品开发中，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产品质量一直是乡村旅游的一大痛处，严重影响着其长远发展。
（三）市场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当前国内乡村旅游的服务对象基本为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和国际游客很少，市场结构单一；另一方面，与传统的旅游景区相比，大多数乡付旅游产品知名度有限，乡村旅游地分布比较分散，旅游企业经济实力不强，网络建设滞后，因此，乡村旅游产品在营销过程中，基本处于等客上门的局面，即使有点简单自我营销，也是各自为阵，难以形成气候。
（四）专业合作组织层面的问题。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发育时间较短，基本以政府主导为主，行政色彩浓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类型较少，而且组织形式松散，自我生存发展能力较差。同时，受合作组织参与者、乡村旅游经营者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强，以及做组织内部本身管理机制也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稳定性差，合作局限越来越凸显。
（五）教育培训层面的问题。由于乡村地区较城市条件差，长期以来，乡村旅游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人才引进难、教育培训落后的局面，导致乡村旅游服务水平低、服务意识差。尽管这—问题旱已为业界和学界多认同，但受资金、规模、意识等制约，对现实及潜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往往部是临时抱佛脚，难以形成制度，形成体系。
三、对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层面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功能的转型与升级。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除了关注其创收、吸纳就业等基本经济功能外，还要深刻挖掘乡村旅游业作为一项特殊产业的多重功能和综合作用，实施功能多元化取向，由经济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2产业结构的转型。实践证明，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旅游产业的独特性质使得旅游产业不仅能够带动诸多产业发展，而且也能够和诸多产业一起融合发展，当前实施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战略主要有两种路径，印“泛休闲化”和“广服务化”，3．产业链的本地化和纵深化。产业链的本地化和纵深化是指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包括各种原材料币门人力资源等，以旅游业为龙头，优化配置相关产业，在本地生产和销售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最大限度地使旅游收益留在本地，避免乡村旅游经营的飞地化：4产业运作方式的转变；要将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运作方式转向多产业融合的政府——市场化(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整合现有产业链，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管理机制，协调各方利益，加强域内外交流与合作。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3
[关键词]免征农业税；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土地流转
免征农业税是继、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次革命。免征农业税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种田、种粮、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充分估价免征农业税的重大意义及所带来的重大实践效应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免征农业税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只有积极应对，认真解决，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共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在大部分省份，农民人均减负都在100元以上。取消农业税不仅仅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不再为乡村干部催缴税款而忧虑。同时，粮食收成能直接体现为农民自己的经济收入，加上中央的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等各种惠农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公共财政真正惠及农村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共财政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而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虽然是各级政府，但主要是靠农民缴纳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取消了农业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将农村教育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教师工资实行县级统筹，义务教育实行了“一费制”，学校的公用经费由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这种变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的改革目标。
(三)调动了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
取消农业税费后，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和可耕土地的利用效率，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倍加爱护，更加注重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由于种田没有税费负担，一部分放弃耕种的农户又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门为别人种地的农民群体，这有利于农村逐步实现规模化种植。因为取消农业税为耕种土地的农户留下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他们将这部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租用撂荒土地，使土地撂荒现象得到了根本改观。广大农村出现种地、种粮热和加紧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新气象。
二、免征农业税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县乡财政压力加大，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
1 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特别是农业特产税比较集中的地区，农业税及特产税取消前，县乡财政对农业税和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强。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后，县乡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缺失导致财政收入萎缩，县乡财政的自给能力大幅降低。基层财政收入除少部分依靠非农产业以外，大部分依靠上级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资金。但数量非常有限。并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维持政府运转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用于建设的财力非常少。公用经费开支巨大导致财政运转困难，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加之县乡支出刚性增加，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上级财政从预算内给予了一些考虑，但与乡村财政支出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实际相比，收入缺口依然较大，乡镇及村级组织正常运转较为困难。
2 加大了省市县各级财政支出的压力。取消农业税收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家在给予地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的同时，要求省市县财政也相应进行配套。
3 公益事业负担重，基层财政难以承受。乡镇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管理和维护得不到保障，事权大而财权小，造成县乡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争取上级乡村道路、教育、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资金，乡村两级必须有配套资金，而配套资金解决困难。农村基础教育欠账较多，目前投入不足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乡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压力大，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教学设备的购置和更新没有资金。同时，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更加难以实施，农业新品种推广和农业技术服务困难，农村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缺乏资金保障，农业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的长期高效发展。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到农村公共事业的质量和水平。
(二)土地矛盾日益凸显，承包纠纷明显增多
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沉重，对种地的热情不高，土地矛盾没有凸显出来。税费改革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村土地承包的矛盾开始显现。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随着农业税的免征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政策的落实，土地收益回升，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涨。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工开始大批回乡，要求转包户返还原承包的土地；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则根据国家现行的农村常住人口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向乡村干部提出重新调整土地承包的要求；原来土地承包时因嫌税费过高而没有要地的农户和外出打工后自动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也纷纷主张土地权益。凡此种种，引发了原土地承包户与现租赁户、承包户以及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二是免征农业税后公益占地补偿问题出现新矛盾。过去农村公路、水利等公益设施占地都采用调减农业税额的办法进行补偿。现在农业税免征了，被占地农户因调减农业税额而得到的利益补偿不复存在，导致他们心理严重失衡。三是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盯在农村土地上，方方面面都在争地。村和社(组)希望卖地，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来源；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农民之间的土地边界纠纷明显增多。
(三)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萎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农业税免征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农业税及其附加和“一事一议”。现在农业税免征了，农业税附加也随之不复存在，只剩下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两项收入来源。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数量十分有限，仅用于解决农村贫困户救助、社会综合治理和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就已非常紧张，根本无力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而“一事一议”由于操作设计方面的缺陷和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往往难以统一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有些事情只要有一少部分人反对也会夭折。这种状况使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渠等面临供给挑战，特别是一些跨流域水利工程，由于其外部性较强，受益区域涉及几个乡甚至几个县，在减少农村税负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的情况下，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可能会出现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老化，已成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乡村集体债务沉重，依靠自身财力化解债务的难度很大
乡村集体债务形成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取消农业税前。农业负担较重，种田效益较差，很多农民弃田离家，税费多年没有上缴，为完成上级任务，避免税费悬空，许多村委会只好借钱、贷款垫付。(2)前几年经济开发区建设兴起，许多乡村政权组织为谋政绩，纷纷圈地建开发区，为此向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形成大量债务。(3)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性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等也形成了乡村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从经营性收入和“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免征农业税后，乡村财源断了一个渠道，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乡村基层组织面临机制运行困难，弱化了自主领导农村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乡村两级债务包袱及当前化解债务的巨大难度，必然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农村的稳定发展。
(五)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
1 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的其他税收负担仍然存在。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农业税免征后农民、农村将处于无税状态的片面认识。实际上，农民长期以来不仅缴纳农业税，而且还承担着其他方面的税收负担。从现实经济生活分析，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购买生产资料需要承受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税收负担；农民在日常消费过程中，还承担了包含在消费品价格中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负担；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农民转让自有财产等，都与城镇居民一样需要照章缴纳流转税、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收。由此可见，农业税免征后，农民仍承担着一定的税收负担，而并不是处于无税状态，并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所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于其所能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言也是不对等的。
2 农民的其他负担仍然很重。其一，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引起农民负担加重。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其二，医疗、教育负担沉重。目前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差距很大，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仅少数农业人口能够享有低水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农村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仍极为落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优惠政策缓解了农民的负担压力，但非义务教育负担又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方面。一个高中生每年花费为4000元左右，一个大学生每年花费1—1.5万元。农民子女的教育支出。无疑已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三、解决免征农业税后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
免征农业税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是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政府的非税收入，造成了乡镇财政的紧张。因此，建议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及其他综合措施，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财政政权经费保障机制，统筹解决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经费紧缺问题。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经费保障机制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公共财政体制；合理划分县、乡镇、村三级的事权和财权界限；积极推进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人头费支出。二是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特别是要把乡镇教师及公务员工资、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经费、道路建设费等纳入县级公共财政预算，由县财政负担。这样，乡镇一级的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今后政府财政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经济困难的县和乡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立一套适合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资金筹措机制。
(二)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1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2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3 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办法，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机制。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积极筹措资金，强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跨村、跨乡工程，要逐步实行“立项制”，建立乡、村、农民共同投入的机制。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后实行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制度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途径。“一事一议”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村级民主机制的发育。因此，村级“一事一议”制度的完善应以培育村级民主机制为龙头。要加大对“一事一议”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唤醒农民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夯实“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的群众基础，同时提高“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使用的透明度，完善村民监督机制。为促进“一事一议”工作的开展，有关部门要修改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管理办法，研究制定财政对农村“一事一议”的奖励补助政策。
4 建立债务管理制度，通过综合治理消化农村不良债务。乡村债务数额巨大，形成原因复杂，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化解乡村债务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治理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共同努力来完成，中央政府也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一是完善乡村债务统计制度。首先是理顺现有乡村债务关系，分类消除债务。对村级直接借贷形成的历史债务，凡不是为村民办事的，应当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落实债务人，不能将债务转嫁给村集体；对确属用于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借贷手续齐备、使用开支合理的，可用村集体经济收入逐步偿还；对少数干部贪占挪用提留款的，应坚决追回，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行政、刑事责任。二是支持地方政府消化乡村债务。由于乡村债务是乡村长期困难累积形成的，既有乡村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也有上级政府硬性考核、达标活动过多的原因。经济落后地区乡村经济薄弱，财政困难，靠基层政府化解乡村债务极其困难。建议中央财政建立消债的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消化历史欠债。
(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许多方面需要村集体出资出物，因此，壮大村集体经济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集体企业改制、农业税免征后村集体缺乏创收渠道的状况，更要重点探索和创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一是要从政策层面去探索创新。要落实好被征地村安排的集体留用地政策、农村宅基地置换政策，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出让、入股、抵押要出台优惠政策，增加村集体的经营收益。财政对村级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薄弱村建立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村办企业新增税收县、乡留成部分要按一定比例返还到村。二是要从发展途径去探索创新。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对集体闲置资产较多的村，要引导其发展混合型经济，通过资产人股的形式借力发展；对家庭手工业发展较好的村，要鼓励发展合作经济，通过帮助他们解决销售方面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三是加快农村后续财源建设，构建多元化财源建设格局。免征农业税后，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财源结构，财政部门要把财源建设作为今后长期的工作，把农民增收与财政增收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开辟新的财源，培育新的增长点，做大财政收入这块蛋糕。要大力发展工业、商贸、旅游、饮食服务业，为财政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强县级财政实力，引导县乡财政走出困境。
(四)构建城乡一元化的税收体系，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4
关键词村组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存在的共性问题解决对策
近几年，村集体组织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不够重视，资产、资源家底不清，权责不明，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处置不当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主要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和谐稳定发展，历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农民群众也非常关注。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存在集体资产、资源发包不规范情况
有些村组干部在山林、土地、果园、房屋设施等集体资产的发包、出租时，不进行招投标，不开“两委”会，或与投标人串通一气，搞地操纵，少数人说了算，合同的变更随意性大。多数由村干部少数人决定，私自延长承包期。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山地、水域等自然资源，由于历史原因未进行完整详细的登记管理，经过多轮对外承包后，有的改变了性质，有的资源价值缩水，有的存在权属纠纷，有的长期被私人占用，损害了集体利益，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提高。
（二）承包合同有签订不够严谨、责任不明确、模棱两可、发生纠纷时集体利益得不到保证
实际工作中，存在不签订书面合同、口说为凭、合同要素不全、条款不清、权利义务不明或其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现象，导致承包合同难于兑现。合同执行中随意更改、终止、延长，对合同等重要文书档案不归档管理，一旦出了问题很难分清责任，最终损害了村集体和群众利益。
（三）集体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制度缺失，监督不力，不真实的情况还存在，由部分干部操纵村组往来业务，村民参与意识差，上报到乡镇代管的资金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与实际收支不相符，农民无法真实了解本村的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资金支配情况，使得乡镇委托财务管理失去有效监管。
二、加强集体“三资”管理的建议
（一）加强各级干部的业务素质教育，以此来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能力
首先，需进一步提高乡镇党委政府对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各乡镇成立相应机构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县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农业部门业务指导、各乡镇自主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和财务人员的党风廉政教育，加强财务和资产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法纪观念。建立相应的考核办法，从机制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使“三资”有人管、有人负责、有人监督。其次，村民是村集体“三资”产权所有人，对“三资”管理有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管理权。这是新农村建设中“管理民主”内容的具体体现，加强“三资”管理不仅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力保证，更是构建和谐农村的需要。
（二）理顺农村“三资”摸清家底，健全台账
各乡镇要成立专门人员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的清理排查指导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核算单位进行抽查，使之成为常规化工作。各村成立由村两委和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村会计、村干部或村民理财小组和群众推荐的村民代表等参加的清理小组，对农村集体“三资”进行清理。在开展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清产核资、登记造册工作，建立台账。按照登记、核实、公示，有异议的进行复审、确认、上报的程序，由村清理小组成员签字后上报乡镇农经站审核确认，坚持账内账外相结合、实物盘点同核实账务相结合。对遗留的债务问题，要以村会计账簿为依据，由乡镇审计、财政、农经等部门审计确认，各项债务要本着“谁举债，谁负责，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针对不同情况分类处理，积极予以化解。对账外的债务，有条件查清的审核无误后进行登账，一时无法认定的，在认定后进行补登。对资源的清查登记以目前由村集体所有和使用产权清晰的为重点，对资源产权不清、有争议的可暂不登记，待明晰产权后，再进行补登。要创建齐抓共管的格局，财政所、农经管站是三资管理的业务主管部门，要明确各自的岗位和职责，充分发挥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做好村组“三资”管理的审计、指导、评估工作。防止集体资产流失，让集体资产资源合法，有序流转，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利用。
（三）进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各项制度
建立健全资金的现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等各项制度，资产、资源经营与处置招投标制度、财务预决算管理、定期清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集体土地有序流转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要切实加强各级会计核算中心建设，配全会计核算中心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办公经费。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评估流程》《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流程》《农村集体资产集中采购制度》《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交易信息流程》《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交易合同鉴证流程》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各级管理“三资”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为“三资”管理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进一步推进村务公开、严格程序，民主管理制度
首先，严格执行村务公开的意见，规范村务公开的内容，完善农村集体民主议事办法，改善农村仍然存在的“决策一言堂，审批一支笔”等突出问题。为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民利，必须将村集体资产、资源发包、大额固定资产的购置与处置等列入村级重大事项，实行“程序化”管理。坚持用“程序化”避免“随意性”，从强化程序监督入手，凡办理村级重大事项，必须依次履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乡镇党委政府审核、公开招投标或集中采购、项目实施、验收决算、公开公示”等程序进行。每道程序都在村民主理财小组和村纪检委员的监督下依次进行。不经过“四议”决策的，乡镇党委、政府不予批准；不经过招投标和合同鉴证的，乡镇会计核算中心不予付款；不遵循工程合同的，不予决算；不走完规定流程的，不作为工作实绩进行考核。针对此问题，可以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如《关于规范农村集体“三资”处置流程化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不是让人来管事，而是用制度来管事、管权、管人。
三、结束语
农村集体“三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积极采取各种办法，强加硬件及软件上的建设、建立、建全多功能为一体的“三资”管理系统，实现农村“三资”管理信息化、公开化、电子化，并依托现代通讯和网络优势，逐步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三资”管理平台，加强全方位的监督力度。全面提升农村“三资”科学化管理水平，促进农村“三资”管理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为云南省华宁县盘溪农经站）
参考文献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5
当前正处于旅游旺季，大家都很忙，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我们见缝拖针，召开这样的会议，也是当务之急。因为江苏的乡村旅游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层次，产品转型升级，全面提高品质，是我们江苏乡村旅游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下面就有关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三点意见：
一、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问题。
这次会议是面临我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候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刚才周局长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他在讲话中，对全省的乡村旅游，从改变现有状况，不断提升层次；顺应时代潮流，提高生活品质；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市场复苏，实现旅游振兴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推动乡村旅游建设和全面提档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对下一步全省乡村旅游如何上台阶、上层次，全面提档升级，促进升级转型，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七点具体意见，讲得非常好，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具有很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省乡村旅游今后一个阶段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周局长的讲话精神，是我省今后一段时期内乡村旅游工作的具体指导性意见。对周局长的讲话精神，请同志们回去后及时向各地方的领导同志汇报，并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同时也希望同志们回去后能尽快召开各地的相关会议，一方面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特别是周局长的讲话精神；另一方面研究并提出推进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全面提档升级的指导意见。建议同志们在向各地领导汇报的同时，应尽快取得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的支持，推进乡村旅游上台阶、上层次、上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政府主导必不可少，没有政府的组织领导，单纯靠市场自然发展，靠农民自发行为，乡村旅游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点很重要，对此，我们一定要形成共识。目前，在旅游行业的具体抓手中，最能迎合和牵动党委政府的抓手就是“创优”“创强”和乡村旅游，因为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相联。
二、关于我省乡村旅游全面提档升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经过对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现状、基础、总体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次、市场需求和发展规律等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判断，并广泛深入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五年的发展，我省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在“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质”上也有了重点突破。目前，全省各种形态的乡村旅游点1700多家，其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24家，年接待量已突破四千万人次。本世纪以来，特别是04年全国创建农业旅游示范点工作会议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建一处景点，保一片生态，富一方百姓。20__年以来，省政府已连续两次召开全省乡村旅游工作会议，省旅游局先后四次召开现场会和观摩会。全省各地各级旅游部门为发展乡村旅游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全省涌现出了蒋巷村、旺山村、鸿山生态园、吴楚农耕文化园、傅家边生态园、翠谷庄园、大石山休闲农庄、世外桃源、星期九农庄、沭阳苏北花卉园，以及当时的江心洲农业旅游示范点等一大批在江苏，乃至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认知度与美誉度的乡村旅游产品。江苏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省旅游产业中的新亮点和新的增长极。
国家旅游局领导曾多次赞扬江苏的乡村旅游工作，国家旅游局曾邀请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专程视察江苏省的乡村旅游工作，并向国务院提交视察报告，国务院将此报告批转给了江苏省委省政府。视察报告对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及乡村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旅游局认为，江苏乡村旅游总体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明确要求在新一轮乡村旅游发展中，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在提档升级方面，在全国应率先突破，尽快打造一批精品，塑造一批品牌，在全国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多次指示我们，江苏的乡村旅游现在不仅要注重量的发展，更要注重品质的提高。
应该看到，当前我省的乡村旅游产品，在数量繁荣的背后，还存在着质量不高、低档次、低水平重复，以及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不长等问题。已推出的众多产品中，有突破性、示范性的精品并不多，更多的产品在刚刚推出、密集推销的当时热闹一阵，过后就归于沉寂，具备可持续吸引力的产品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
尽管江苏的乡村旅游产品还存在着众多方面的品质差异，乡村旅游发展还存在着众多不平衡性，但总体来说，我省乡村旅游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面，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江苏乡村旅游发展与转型升级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事实表明，消费者需要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市场迫使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要求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我省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推动我们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旅游产品的内生力也需要突破传统产品的模式转型升级。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和高端产品，比如像国外的庄园和乡村俱乐部等等。好的乡村旅游产品应该给人以山水画、田园诗、文化曲、梦幻情的感觉和意境。
促进我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我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品质，是我省乡村旅游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和迫切需要。如果说前一阶段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是注重“量”的扩张和规模效应，那么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注重“质”的提高和产品品味的提升，实现更加集约化、品质化、科学化的经营和管理。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工作是基层做的，经验是基层创造的，成功的经验来自于基层。在新一轮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旅游部门要加强指导，并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实践，总结，创新，突破。对一些品质高，市场化程度高的产品，我们要重点关心、支持和培育。明年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建“江苏十大乡村旅游精品”活动，树立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一些富有潜力、可塑性大的产品，我们各级旅游部门要重点支持，省里的乡村旅游引导资金及乡村旅游点道路连接线资金，在照顾“面”的同时，将会有所侧重的进行调剂和倾斜。
三、关于乡村旅游
规划和单体产品的策划问题。
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是政府层面的。而对单体产品而言，策划与创意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地区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必须坚持统筹规划，科学规划，高起点规划，以规划来统筹和协调本地区或本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就会乱套，就会一哄而上，产品就会出现更多的更为严重的雷同化和同质化现象。同一区域或近区域内，必须坚持乡村旅游的错位发展，必须努力打造各自产品的特色，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
对单体乡村旅游产品，要精心策划和创意，一个好的创意或策划，对产品的市场认知度、美誉度、影响力、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品的品质、品味和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
乡村旅游产品，缘于乡村，高于乡村。乡村旅游，应该具备“乡”的特色，“村”的感觉，“旅”的便捷，“游”的功能。全面提档升级，并不是一味地去讲究设施的豪华，其核心与本质是要讲求产品的品质和品味，高品位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当前许多乡村旅游产品品质欠缺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产品的规划或策划者们是以一种简化和僵化的模式来开发的，规划或策划理念既不来自对旅游市场的调查研究，也不来自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切感受。而是在规划或策划之前就设立了套路，然后按照这些套路拼凑，甚至伪造资源，这就造成了许多乡村旅游产品的形式类形化、体验表面化、项目同一化。
西方国家的乡村旅游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其中的一些经典产品经久不衰。走遍世界，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经典的乡村旅游产品，美不胜收，令人留连往返。富有经典品质品味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生命力顽强，而且在市场上能始终保持旺盛状态。这就是精美的策划与创意的成果。
在规划中应构建乡村旅游布局模式，产品开发一般应选择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名胜区的周边地带，把握区位优势，寻找自身依托。乡村旅游业态有它的特殊性，乡村旅游产品与其他旅游产品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普通旅游产品注重的是游览性，而乡村旅游产品更多的是体现休闲、放松、参与和体验。要适应现代都市人日益渴望摆脱快节奏、繁杂、喧嚣、污染严重等都市环境的需求，为都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后花园”，借助于与现代城市截然迥异的田园、村落等，以观光、参与、休闲、体验等活动吸引都市居民来度假、休息，给市民提供短期休憩度假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产品的客源市场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其半径距离在90公里左右，基本上在一小时城市圈内。乡村旅游产品的功能要求不一样，消费群体不同，所以它的品质品味要求也不一样。城市是乡村旅游的市场主体，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处于长三角的核心地带，长三角是世界五大城市集群之一，客源市场旺盛，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巨大。
在提档升级的过程中，各地应该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做出特色，打出品牌，营造精品，讲求效益。对现有产品中产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品质品味也较高的产品，应该进行再润色，做到锦上添花，进一步创新突破，做到好中创优，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对一些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或不太成熟的产品，应该充分挖掘潜力，集思广益，好好谋划，发挥后发优势，高起点发展，高品质建设，后来居上。
我们要想方设法加强乡村旅游规划人才与产品策划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努力培育一支有水准的人才队伍。同时，要加强对各级旅游部门的相关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我们还将组织第四期专门培训班。计划明年适当时候组织人员第三期赴境外或国外学习考察。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6
关键词：产品质量二元结构城乡一体信息化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商品种类纷繁复杂，遍布于生产、生活、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城市、乡村的角角落落、大街小巷。产品质量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经济发展、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市场竞争中至关重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认识和追求度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不断攀升，2016年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91.6%，出口产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与此同时，国内城乡产品质量状况却存在差异，城镇产品质量状况日趋良好，农村产品质量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农村食物中毒时有发生，“三无”产品、假劣农资坑农害农等现象仍然存在。中国目前农村人口有6亿7千多万，占50.32%，农村人口占到一半以上，应该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质量、农民的幸福指数直接影响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而农村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生活质量，关系到农村的发展质量和进程，影响城乡社会统筹发展，影响总体质量稳步提升。本文就以信息化手段，对城乡产品质量状况进行观察、统计、分析，提出解决城乡产品质量“二元”结构的建议。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2.1国外研究综述
产品质量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息息相关。近半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劲势头，他们的产品质量水平大幅提升，由“二元”趋向“一元”，为我国解决城乡产品质量二元结构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德、英、法、美、韩、日等国城市化水平较高，信息发达，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或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对农村产品进行监控；或实行土地流转，将有价值的、可以集中种养殖的土地、水面，集中起来由公司或协会经营；或通过大力发展精品、集约、高端农业以对农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或严格实施耕地保护，通过制定系列支农法规与具体措施，来保护和发展农业；或建立和完善农民就业服务指导体系，关心农民的就业问题，城乡之间在生产、生活质量方面已无明显差距，城乡产品质量基本趋于一体。同时，国外一些国家政府重视，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差距，是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如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城乡之间在社会事业的发展上已走向一体化，公共资源也基本均衡发展，为城乡产品质量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2.2国内研究综述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关键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可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保证城乡拥有高质量的产品和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许坤在2010年02期《中国集体经济》中文章《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及对策》中提出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对策：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资金筹措机制；加强财政投资的主导作用，促进多元化投资格局的形成；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纯依靠农民供给的不合理体制，建立中央、省、地方、农民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加大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和完善转移制度，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09年提出宏观质量观测与创新基地项目，在全国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建立质量观测点，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深入企业、市场以及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实地考察，获取城乡产品质量第一手资料，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乡产品质量存在的差异，存在的主要问题，乡村产品质量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编写《质量观测报告》，对区域内质量状态进行动态分析，动态地反映城乡区域的宏观质量状态，在此基础上分析产生此状态的各种原因，能够为政府宏观质量的监管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使得政府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质量公共政策，并提出科学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城乡产品质量“二元”结构现状的对策。
第二章我国城乡产（商）品质量“二元”结构现状
2.1我国城乡生产加工领域质量存在“二元”结构
大中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交通便利、生产资料丰富、市场宣传便利、各种政策支持优先；农村则主要是小企业、小作坊，呈现“多、小、散、乱”现象，他们普遍存在“五无”问题――无生产标准、无过程控制、无规范厂房、无原料把关、无检测手段，产品质量问题多，影响面大。这些原因造成我国城乡生产加工产品质量的较大差异，导致城市产品质量明显好于农村。例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数量约占全国食品企业总数的80%，由于规模小、数量多、情况复杂，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食品安全题的焦点。
2.2我国城乡商品流通领域质量存在“二元”结构
城市流通商品品种丰富，而且质量比较有保障，农村流通渠道少，经营规模小，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导致我国城市和农村流通商品质量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2.3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二元”结构现象
我国城市和农村公共资源存在一定差别，城市交通、道路、市场、监管、信息等基础设施明显好于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农村。
2.4我国城乡监管资源存在“二元”结构现象
我国城乡产品质量监管资源不平衡，城市监管人员比较充足、监管频率比较大、监管技术手段先进、监管人员素质相对较高，而农村产品质量监管机构或者缺失或者力量不足，监管频次相对较少，监管手段难以满足监管需求，一些地方甚至存在监管空白，城市消费维权渠道较多、受理通畅，农村投诉渠道少，受理不及时，这些都是城乡监管资源“二元”现状。
第三章造成我国城乡产（商）品质量“二元”结构原因
造成我国城乡产（商）品质量“二元”结构原因有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信息不对称、产品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监管资源不均衡等。
3.1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商品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不断进步、走向文明、扩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元素之一，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文化理念、文明程度，产品质量与经济发展、市场条件、科学技术、人员因素、文化底蕴等息息相关。经济基础好，自然生产水平高，追求质量高，反之，经济基础差，生产水平低，对产品质量需求也就考虑甚少。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购买力相对较弱，是导致产品生产和需求质量“二元化”的根本原因。
3.2消费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二元”结构的主观因素
消费是产品终端表现形式，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知是对产品质量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来自外界的环境提供不同，城市和农村消费者在消费信息上存在不对称，农民接受外来信息渠道有限，对商品信息不敏感，城市消费者通过户外广告、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告，以及商家促销活动获取商品信息量远远大于农村消费者，加之城市居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农民，对产品辨别程度高于农村消费者，购买到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农村，对产品把关控制监督的能力要大于农村。
3.3产品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二元”结构的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城乡差别的传统。城市和农村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上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公共实施相对落后，与城市无法比拟，而且农村市场由于购买力受限，一些品质好、档次高的商品由于价格较高，在农村缺少消费对象，加之，农村缺少规范经营主体，商品质量参差不齐，造成他们被动消费，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让质量低劣的商品有生存市场；与之相反，城市道路、水电、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普遍好于农村，购物环境也好于农村，大型超市、购物广场、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林林总总，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有足够的选择空间，产品质量状况优于农村，造成了“二元”现象。
3.4监管资源不均衡是导致产品质量“二元”结构的社会因素
产品质量离不开监管，监管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将起到很好的兜底作用。但目前，优于中国农村地区广袤，居住分散，加之由于信息、体制等原因，政府部门在城市和农村对产品质量监管力量分布不均衡，城乡在监管覆盖面、监管力度，投诉举报渠道，宣传引导成效等方面存在差异，城市监管力量强，监管力度大，农村监管力量薄弱，农村产品质量违法成本较低，违法行为大多不能及时查处，行政处罚难以执行到位，导致农村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不断增多，加剧了城乡产品质量“二元”结构。
第四章解决城乡质量“二元”问题的对策
解决城乡质量“二元”的对策有提高对农村、农民、农业高度重视的思想认识；解决标准统一的问题，做到经济发展、社会资源、质量监管等城乡一体；用信息化手段分析、研判、确定质量“二元”结构，从而根据信息情况采用科学、有效方法来解决质量“二元”问题。
4.1提高对城乡产品质量“二元”问题的认识
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没有思想上的充分认识，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地方层面、农民自身都要高度重视质量“二元”问题，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真正把问题摆出来，研究措施，保障农村生产要素稳定，全力解决这一矛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发展，近年出台了系列强农、惠农、支农政策，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三农”问题，出台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的有力举措；农村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村村通工程、文化下乡、万村千乡工程，农村面貌大为改观，不少农民再没有外出打工，而是选择在农村创业发展，不少以现代农业、科技农业为创业重点，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壮大。
4.2推进城乡经济发展公共资源标准统一
解决城乡质量“二元”问题，要首先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统一。要在发展经济和公共资源提供上实行统一标准。
4.2.1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实现产业发展统一
现代农业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现代都市农业、农业深加工、农产品加工园、家庭农场等为主要方式，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重要支撑，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生活质量水平的新兴农业。也是党的十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中的核心之一。“四化”互动，是一个整体系统。就“四化”的关系来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r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而信息化推进其他“三化”。因此，促进“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重要性由此可见⒆。这是解决城乡产品质量“二元”结构的根本之策。
4.2.2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公共资源统一
在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上要城乡统一考虑，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在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同时，要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经济发展一体、资源配置一体。
4.3利用信息化手段分析解决城乡质量“二元”问题
利用信息化手段调查分析质量“二元”现状主要有建立抽样模型对城乡产品进行抽样评价、武大质量院观测基地、从质量监管部门获取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实地调查走访等方式。
4.3.1对城乡产（商）品质量进行抽样，采用评价型质量监督检验方式，获取城乡质量状况，提出解决对策。
4.3.2通过武大质量院质量观测点对城乡产品质量进行观测
消费者是宏观质量管理中最重要的观测主体，成了宏观质量评价最重要的微观基础。武大质量院消费者问卷调查报告是以消费者为调查对象，在对消费者进行深入访谈和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在对消费者的意见进行统计整理和科学的分析研究，形成一份反映本地区质量状况的研究报告，为地方政府和质量管理部门提供解决质量“二元”结构参考依据。
4.3.3建立城乡产品质量信息统计分析系统
从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获取近5年来产品质量抽查、监管、行政处罚等信息，按照城乡、商品、产品、种类、结果等进行归类统计，获取城乡产品质量差异、主要问题症结等信息。利用归纳统计分析方法，及时将获取的产品质量信息建立城乡产品质量分析模块，及时有效反映出某一地区城乡产品质量状况。通过信息统计分析反映出的该地区农村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重点，多措并举，采取加强监管、有效疏导、加大投入、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不断改善城乡质量“二元”结构现状。
4.3.4实地走访或发放问卷调查获取城乡产品质量信息
统计部门对城乡食品、日用品、家电汽车、农业生产资料等主要消费品质量进行走访调查，结合获得的数据信息，综合分析出城乡居民主导消费类产品存在“二元”结构现状，并归纳出主要问题和原因。将统计分析结果向政府部门报告，相关部门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产品质量水平，不断改善城乡质量“二元”结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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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坤在2010年02期《中国集体经济》文章《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及对策》。
（3）2010.11.10严振书《理论学习》转型期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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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虹.《宏观质量管理》。
（6）《宏观质量统计与分析》，程虹、李丹丹、范寒冰著。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7
关键词：一事一议；税费改革；搭便车
一、“一事一议”的制度困境
（一）制度刚性
《“一事一议”暂行办法》和《“一事一议”实施细则》都规定通过“一事一议”筹资不得超过人均15元的上限，并作为一项硬性要求，不得逾越。
这样规定，本来是为了防止乡村两级乱收费，确保农民负担切实减轻，但也给“一事一议”的实践带来麻烦，使“一事一议”难以集中到足够的财力办大事。
另外，“一事一议”项目往往是在年初议定的，但如果年中出现突发性事件需要资金如何处理?对这两个问题，《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都未明确说明。
“一事一议”是一种民主化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民主化取向的制度设计，有利于促进村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但是，能以“一事一议”解决的村庄公共产品是有限的。因为，任何制度都存在一个效力的问题，它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对此，“一事一议”的制度设计有明确的规定，“一事一议”主要是解决村庄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村级道路等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建设的筹资筹劳问题。也就是说，“一事一议”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的“收纳桶”，并不是说什么样的筹资筹劳都可以借“一事一议”之名进行。制度设计上做这样的限制，主要是防止乡村两级将“一事一议”当作大箩筐，没有钱或钱不够用的事项均往里装，进而使“一事一议”成为新的乱收费乱集资的口子，加重农民负担，但客观上规制了“一事一议”制度的效力。
因此，要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跟上农村发展的形势和村民的多元化需要，还必须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探索更为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如在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尝试市场化改革，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
（二）非强制性不能排除“搭便车”行为
曼瑟尔・奥尔森曾指出：“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某种其他的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群体利益而采取行动。”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导致“搭便车”行为的产生。这实际上给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刺激，使他对公共产品的贡献尽可能小于（甚至为零）他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利益，而希望他人承担更多的成本。
“一事一议”是一种自主供给的方式，不带有强制性。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从个体理性出发的村民很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使得资金筹集不到位。
（三）表决形式的规范化问题
由于《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都没有对表决形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而，在“一事一议”实践中，各地的表决形式各异。尽管我们不能苛求村民能自觉采用科学规范的表决形式，但是，从制度设计上来强调这一点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一事一议”有效实施的思考和建议
（一）改革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1、根据受益主体和筹资主体相对应的原则，可适当缩小议事范围。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议事的，可灵活制订筹资筹劳规则。例如在修筑一条或几条道路时，可以通过受益主体协商，有机动车的村民多缴到上限额，无车的可以减半征收等等，其具体实施方案可以经大家讨论决定。这样既可以充分提供小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又符合公平原则，皆大欢喜。
2、适当灵活下放上限设置决定权。国家《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规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行上限管理，这样限制了村集体筹资筹劳的能力。本人认为应该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的不同需求，不制订统一的筹资筹劳标准，无论从筹资额上还是所议的项目上，都可以放松。
3、不宜硬性完全取消“两工”。在某些农村公共品的建设上，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仍是必要的，一些农民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因此可以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下允许“两工”存在。如某些公共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比如在农村修水泥路，由本村村民自己兴建显然可以使成本降低，能够部分减轻农民负担。由此可见，硬性地取消“两工”不尽合理，这样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激励相容”的原理，在实施中势必要被打折扣。离开了带有公有权利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农田水利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很难真正有效地实施下去。因此政府在认真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必须充分联系本地实际，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一事一议”的议事规则写进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要尽快规范和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一事一议”有法可依，让“一事一议”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不断提高村民的议事意识、议事水平和议事能力，确保“一事一议”规范运作。对擅自挪用、平调、挤占“一事一议”款项的要严肃查处，属私人贪污、挪用的追究刑事责任；对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并签字后，不按时缴纳款项的，按违反合同论处，申请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委员会依法仲裁，也可依法。
（二）促进“一事一议”制度有效实施的相关配套改革
“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是农民负担难以减轻的主要原因，减轻农民负担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机制改革”。
农村“一事一议”能否顺利实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税费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配套改革搞好了，既有利于农村税费主体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也有利于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顺利实施。
1、切实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说到底，“一事一议”是民主决策的一种实现形式，其实施有赖于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村民自治包涵的民主理念、民主意识的一整套制度规范都有益于“一事一议”制度的实施，而且，村民自治实践奠定的民主基础，有利于“一事一议”的推行。当然，“一事一议”实践也会反过来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而这种良性互动局面的出现，还得取决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加强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建设将更有利于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事一议”将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当前，“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难以开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村干部缺乏权威，村民对组织者缺乏信任与支持。因此必须开展以村民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工作。以此为突破口，建设起村两委与村民的沟通渠道，充分发扬村民民主，改变村民心中对会议“多年不开会，开会就要钱”的不良印象，让村民真正感到“一事一议”是在决策他们自己的事情，进而愿意为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出工出资。
2、改革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有一个分裂的双层社会结构，那么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社会福利的提供，财富和福利的增长都会陷入窘境，但是民主化将阻止这种分裂，这正是福利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和社会后果。在没有对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在农民收入普遍偏低的现实下，“一事一议”制度不大可能完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事一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而放弃，因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事一议”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过，我们也应当承认，要最终解决包括村级公共品在内的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还得靠改革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并采取“以工补农”的方式来扶持农村发展，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关心农村的发展，使“一事一议”达到理论和实践上的圆满。
3、推行“一事一议”必须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看，国家应在收入分配上进行税收及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加大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一个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真正有效的公共财政体制。目前，县乡两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根本无钱兴办农村公益事业。因此，国家财政支出制度，要体现把财政增长主要用于农村教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宗旨，逐步减少农民自己出资出劳兴办农村公益事业比例，使城乡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步发展。同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兴办公益事业，逐步减少“一事一议”筹资，让农民真正实现税费“零负担”，从而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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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8
根据工作安排，成立乡财政扶贫资金自查自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乡长担任，副组长由纪委书记、分管财务和扶贫副乡长担任，各包村领导、干部、第一书记为成员，全面负责自查自纠工作。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扶贫工作鉴定总结，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扶贫工作鉴定1某某乡驻村工作队，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包村单位和扶贫联系单位大力帮忙下，摆正工作队员位置，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原则，在“精准”上下功夫，各驻村工作队员着力协助村“三委”在精准扶贫户的识别、贫困户帮扶、扶贫项目实施、进取争取资金、扶贫党建“双推进”等方面务实工作，为助力某某乡扶贫工作向前推进取到了进取的作用。现将一年来驻村扶贫工作总结如下：
一、精准识别贫困户。
在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工作中，经村三委和前几批驻村工作队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经贫困户提出申请，初步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后于20某某年9月，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动态管理回头看“五不录、六优先”要求，村三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按照“一会三评三公示”的办法，先以小组为单位召开村民大会评议张榜公示，再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大会团体评议张榜公示，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复议，以张榜公示，群众无异议后，上报乡政府审查。最终确定建卡贫困户某户某人，剔出了某户某人，新增建卡贫困户某户某人，全乡减少建卡贫困户某户某人。在20某某年5月开展“回头看”活动中，村三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又以村为单位，集中召开村民大会，重点宣讲“六个不准”，对再次确定的建卡贫困户进行再次复议，张榜公示。在村民代表、党员、干部集中评审会上，剔出建卡贫困户某户，最终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某户某人。经过三轮的调查、评议做到精准识别贫困户。并建立了贫困户一户一档档案上报乡扶贫办保存。
二、认真落实帮扶活动。
充分利用春节和“七一”建党节等重大节日临近期间，村三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进取组织包村单位和扶贫联系单位干部职工由领导带队深入各村开展“挂包帮、转走访”回访工作。使每位帮扶干部又一次和自我联系户进行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交流勤劳致富的思维方式，认真填写回访表，了解联系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工作、家庭和收入情景，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并送上了慰问金和祝福，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自立自强，树立信心，早日脱贫致富，并和贫困户一齐制定帮忙措施，使“精准”扶贫工作变得更清析起来;每个联系单位领导进取伸出援手，结合单位行业特点批配项目经费、工作经费或科技培训经费，助力推进某某乡扶贫攻坚工作。据统计：利用节日期间开展帮扶活动共看望慰问贫困户、困难党员、残疾人、五保户共577户，发放慰问金56200元，发放慰问物资折合人民币94405元。
三、大力实施扶贫项目。
抓产业发展，拔“穷根”。没有产业支撑的脱贫是假脱贫，村三委和驻村工作队始终把发展产业，作为造血式脱贫攻坚的工作来抓，抓好养殖业，培育特色产业，进取引导贫困群众走上强农致富路。
1、做实农业产业项目，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
——进取引导贫困户种植青花、甘蓝、菜碗豆等蔬菜2444亩，引导挖窖贫困户因地制宜种植红米250亩(产量10万，可实现收入60多万元)。
——除以洋芋为大产业的某某社区种植洋芋3700亩外，今年引导某某和某某两个村种植洋芋1350亩，预计洋芋总产值可达3600多万元。
——今年某某和某某两村工作队员进取引导贫困户种植露水草和龙胆草4069亩。
——引导贫困户种植茶叶1600亩，核桃5314亩，实施核桃高产科技示范500亩。
——养殖业上：规模养猪6户，林下土鸡养殖20户，黄牛2户，黑山羊7户。养猪专业村2个小组，改造猪舍1000㎡，涉及农户65户;山羊养殖示范户5户;完成改造羊舍79户6370㎡;借助扶贫政策，加大家禽发展力度，完成新建鸡舍4900㎡，已有296户贫困户每只小土鸡苗自筹5元的政策领取了小土鸡苗19830只。
困为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种菜、种药材、种林果、养鸡、养猪养山羊，行走在某某山乡，随处可见到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自强、自立、自信，靠志气实干苦干，用自我的双手让脱贫致富变为现实。
2、加大基础设施力度，夯实发展后劲。
树立“路通样样通”的理念，各驻村工作队员进取协助村“三委”扩宽硬化县乡公路叉口接入各村的乡村公路和必建村组公路及机耕路开挖。在扩路和开挖道走过程中，遇到贫困户许多阴绕，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三委班子一道解决了很多矛盾纠纷，据统计共解决此类矛盾共件，为扩路清碍。
3、落实国家政策，抓好房屋拆除重建、危房改造、易地搬迁项目，改善贫困户居住条件。
抓好“安居房”，挪“穷窝”，“没有安居，谈何小康”某某各村把建设安居房作为“精准扶贫”第一要务之一来抓。为动员贫困户建设“安居房”，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三委利用晚上的时间，以小组为单位召开群众会，发放安居房建设宣传材料，向群众耐心细致地宣传、讲解精准扶贫安居房建设的惠民政策，说服贫困群众抓住脱贫攻坚建设安居房的好政策，吃下建设安居房的定心丸，挪“穷窝”。在平时的工作中，驻村工作队和村三委定期不定期检查贫困户建设“安居房”的进度，贫困户在建设安居房中存在困难，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三委班子进取帮忙贫困户出主意、想办法，协调解决建房中出现的各种凝难杂症，有力地调动了贫困户建设“安居房”的进取性。
为完成某某集镇易地搬迁和红色幸福广场211.32亩征地工作，某某社区领导班子成员和工作队员充分利用晚上时间一家一户做工作，消除群众思想障碍，顺利完成了征地工作任务，为某某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易地搬迁到某某集镇扫除了障碍。
经过各驻村工作队员进取配合村社区班子辛苦努力，踏实工作，以房屋拆除重建、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的方式，今年到目前全乡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建设“安居房”户。全乡各村实施个易地搬迁小组共户建房，已全面启动的有户;房屋拆除重建个小组户;危房改造个小组户。
四、进取向各级各部门争取资金，填补未能进入扶贫攻坚政策盘子但群众愿望强烈办好的其它建设事项。
驻村工作队员配合村三委班子，全年向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门共争取资金364.8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建立某某乡教育扶贫基金启动金，树立“扶贫先扶志”的理念，逐步壮大教育扶贫基金，出台扶贫教育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年度获评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奖励，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78.2万元用于扶贫攻坚工作经费，有力支撑了各村产业发展需要运行支出的费用;41.28万元用于安装太阳能路灯，为贫困群众解决了夜行难问题;18.5万元用于举办种植业、养殖业科技培训，提升了贫困群众劳动技能;204.12万元用于各村产业发展、活动室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新建或装修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及水毁公路修复和沟渠建设等，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亮丽了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提升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本事，党员、老年活动室建设方便了群众开展诸如婚嫁、丧事的办理和召开群众会议、老年人文化休闲等团体活动的需要，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的建设满足了村民来村办事的需要，打通了服务群众最终一公里的问题;2.7万元用于残疾人危房改造补助和困难学生的资助，改善了部份残疾人家庭和困难学生的生存需要。各类经费的争取到位，正逐步改变着某某各村发
展面貌，一个前进的、发展的、崭新的某某将伴随着扶贫工作不断向前推进而展此刻世人的面前。
五、抓好扶贫工作和党建“双推进”。
围绕扶贫攻坚组织共产党员上专题党课。驻村工作队以村“三委”换届选举、七一建党节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宣传党的扶贫政策和开展科技培训，以提高村民心智成长为核心，引入心智教育资料，深入浅出地向各位党员讲清幸福不是等、靠、要，“扶贫先要扶志”的道理，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激发他们摆脱贫困、致力富裕的梦想。最大限度参与扶贫开发的进取性和主动性，增强贫困群众立足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激发了他们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决心和热情。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精准扶贫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致富带动作用。有效推进某某各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据统计，结合党课教育共向全乡党员开展养殖技术、种植技术和心智教育等各类培训21次，2492人次;讲专题党课21次。
六、进取配合乡考核领导小组完成工作队员季度考核工作和村“三委”班子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各驻村工作队紧紧围绕2016年驻村工作队员季度考评测评表，做到每季度按时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存在问题
1、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要靠自我的本事养活自我。
当自我处于贫困时，首先要想如何靠自我的本事脱离贫困，而不是等待别人的救助。可是此刻挖窖有些身处贫困状态的人，并没有想着经过自我的双手去劳动来努力脱离贫困，而是在等待：等待政府、社会的救助。有的贫困户即使得到扶助也不把他当作自我的事认真去努力做好。每当我们工作队员入户座谈时，听到的都是他们如何如何贫困，收入如何如何的少，或者家里有多少多少病人，都在极力展示他们的贫困。没有对自我的生命“觉悟”起来的人永远也“立”不起来，这是我们工作队员和村三委班子常常哀叹的问题，某某各村社区急需唤醒贫困户“心智”的人才。
2、除扶贫政策能覆盖的项目外，各村存在许多需要建设的项目未能列入扶贫攻坚项目盘子，很难落实，群众又反映强烈，也让我们工作队员感到压力很大。
3、各村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需要实施的项目很多，来往人员也多，除项目经费外，无任何工作经费来源，工作很难开展。
扶贫工作鉴定2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局严格按照省、州、县精神，高度关注贫困村群众需求，充分聚焦劳动力技能提升，开阔思维、创新举措，认真实施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切实加强贫困群众“治穷病、拔穷根”自助本事，较好的做到了扶贫与扶智同步，输血与造血衔接。
一、政策宣传
为用活政策，大力实施就业创业政策扶贫全覆盖，把政策落实作为精准扶贫帮扶的关键举措，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就业咨询、创业贷款等就业优惠政策的落实。一方面以“春风行动”为载体，结合县城到乡镇到村寨由面及点的宣传手段，加强宣传，发放宣传手册3600余份。并在县社保大厅设立就业服务窗口，为广大劳动者异常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供给免费职业介绍和就业政策咨询服务，最大限度的为群众服务。
二、加强“一库五名单”管理
“一库”：从5月到此刻，各乡镇在上一年“一库五名单”动态管理基础上，认真核实了农村劳动力基本信息及就业、培训、务工等情景。目前已完成了全县农村劳动力实名制登记数据库的信息更新。农村贫困劳动力实名制登记数据库动态管理工作于2016年5月启动，2016年6月前初步录入全县25个乡镇55个重点贫困村4064个贫困劳动力的基础信息。2017年3月30日前结合县扶贫移民局“六有”平台和我县2015年、2016年、2017年计划脱贫劳动力、实际脱贫劳动力进行了标注，同时动态更新了16周岁的新增劳动力基本信息和未脱贫劳动力的就业信息等6000余条。
“五名单”:按照省州就业扶贫工作要求，我县重点围绕12个摘帽贫困村基本建立和完善了“五名单”相关信息资料的收集，其中：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4064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培训151人;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315人;自主创业21人;整合“六类”公益性岗位贫困人口安置1013人。
三、公益性岗位开发与安置
(一)公益性岗位开发
目前县就业局、交通局、环林局、国土资源局、农牧水利局、城乡环境整治办等六个部门已开发农村综合事务管理员、农村保洁员、乡村道路养护员、生态护林员、地质灾害监测员、村级草管员等六大类公益性岗位1537个。
(二)公益性岗位安置
按照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公益性岗位安置重点向贫困建卡户倾斜的指示，以人社部门牵头，县交通运输局、环林局、国土资源局、农牧水利局、城乡环境综治办、就业局等六部门把关，乡镇统一安排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进行。除专业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岗位外，各部门把原先开发用于非贫困户的公益性岗位全部用于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困难人员。根据这一原则，按照各单位公益性岗位开发的指标，各乡镇及时把原先安置的公益性岗位进行调整，，及时调整和落实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头上，目前已安置贫困建卡户人员1013个。
四、技能培训
(一)上半年我县在收集整理农村贫困人口“一库五名单”基础上，准确把握我县贫困人口基本情景，根据贫困劳动力培训意愿、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统筹各类培训资源，开展以乡村旅游、中式烹调、客房服务、汽车驾驶、电工等专业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品牌培训、syb创业培训15期，培训81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为151人。
(二)为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培训工作，拓展就业培训方式，增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本事，帮忙贫困家庭脱贫增收，根据《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首批跨市(州)就业培训“扶贫专班”活动的通知》精神，及时下发通知辖区内各乡镇，进取动员未满22周岁的农村贫困建卡户劳动力参加“扶贫专班”培训。五月，我县有4名到都江堰参加汽车维修专业技能培训，6名到绵阳参加幼儿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4名取得汽车维修工四级证书，3名取得保育员四级证书，3名未到达获证年龄。我局将密切跟踪、准确掌握“扶贫专班”学院的就业情景，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根据其培训专业搜集整理空岗信息，及时推荐联系就业岗位。目前，1名已推荐到白羊乡当一村一幼教师，1名已在都江堰汽修厂上班，1名当兵，另外2名培训汽车维修的人员将推荐到川主寺镇汽车修理厂。
五、就业服务
(一)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促进未就业人员实现就业，今年我县在新城区政府广场召开了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2017年就业扶贫“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共为高校毕业生、“9+3”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供给800余个就业岗位，招聘会涵盖了旅游、餐饮类，酒店服务类，销售、市场类共33家企业到场。参加现场招聘会的各类求职人员到达500余人，填报求职登记261人，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34人，达成招录意向性协议62人。现场设立了就业政策咨询服务台，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余份。
(二)把收集到的企业空岗信息制成信息公告，利用在各乡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培训的机会，开展送岗位信息下乡入村活动，半年来累计开展7场，供给各类岗位信息2990余条，极大地方便了乡村群众了解务工信息，及时选择就业岗位。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以扶贫攻坚为中心，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继续整合部门、村级公益性岗位，力争将公益性岗位最大限度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劳动力的安置。二是加大用工企业和农村贫困家族劳动力对接工作力度，继续提高劳动力输出水平，切实加强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输出。三是根据岗位需要，结合就业意愿，充分利用就业专项资金，针对性开展以家政、藏羌旅游服务、科学养殖为资料的劳动技能培训、岗位培训，加强贫困户中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本事。四是准确掌握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及专业，并针对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专业建立见习基地，供给实习岗位，引导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择业思路，针对性举办创业培训，大力实施小额担保贷款项目，帮忙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扶贫工作鉴定3自《某某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颁布以来，我乡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要求，认真落实扶贫开发职责制，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勇于创新扶贫开发工作举措，全乡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头，就我乡贯彻《条例》实施及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情景总结如下。
一、贫困人口基本情景
某某某某乡位于我市的西北角，幅员面积186平方公里，辖9个行政村、65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276户，人口9128人。全乡有贫困户268户、1220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3.36%，2015年脱贫巩固49户、237人;今年9个村计划脱贫219户、983人，其中5个贫困村计划脱贫174户、813人，占全乡脱贫人口比重为82.7%，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二、扶贫工作开展情景
(一)抓好《条例》的宣传学习
我乡坚持把学习《条例》作为加强依法行政，推进扶贫攻坚的一件大事，扎实开展学习宣传，认真抓好贯切落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一是抓好学习宣讲。及时召开党委会、中心组学习会和机关干部会对《条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同时制定宣传方案和宣传提纲，由党委成员、包村干部、贫困村“第一书记”组成扶贫攻坚宣讲团，第一时间进村入户深入宣讲《条例》主要资料和精神实质;二是抓好文艺演出。今年，结合州歌舞团到我乡开展“艺术感恩大地·生命与梦想同行”千乡播梦行动演出，现场开展扶贫政策咨询20人次，全乡200余群众观看了演出，凝聚起脱贫奔康的强大力量;三是抓好社会宣传。在各村制作宣传标语15副，在各村委会公开栏张贴宣传单900余份。经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推进《条例》学习贯切，努力营造人人关注贫困，社会参与贫困的良好氛围。
(二)推进贫困村产业化扶贫
1、目前我乡已初步构成烤烟、畜牧和核桃三大支柱产业。
去年全乡种植烤烟4500亩，成为全市烟叶收购唯一的万担乡。为保护生态环境，我乡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烤烟地都套种了核桃，全乡核桃种植面积到达5万亩，人均核桃100株以上，3至5年后将逐渐代替烤烟产业成为我乡的第一大支柱产业。今年2月，我乡在马市长的支持下，在贫困村——麻棚村试点建设了核桃“双百万”精品示范工程1051亩，创新种植管理模式，由有资质的中标企业按照设计标准化种植管理三年后，移交给村团体和农户管理受益。该项目于2016年2月21日开工，2016年3月22日竣工。经验收，目前核桃成活率到达90%左右，该基地的建设成效得到了州委统战部、州委农工委、州林业局等领导的肯定。
为帮忙贫困户脱贫，我乡为每户贫困户供给了核桃嫁接苗100株，并完成种植，按10株1亩折算，每户都在5亩以上;乡上还统一采购青花椒苗，每户50株，但由于为栽植季节已过，还未完成移栽。根据人口多少，今年为每户贫困户发放3—5头猪或3—5只羊，目前麻棚村、长梁村已经完成采购，其余各村正在加紧采购。
2、发挥新型经济主体龙头带动作用。
发展核桃产业龙头企业2家，引进科华、嘉和公司在柑桠村养殖虹鳟、裂腹鱼等高端鱼类。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2家，养殖专业合作社1家、家庭农场1家。某某某某核桃产业专业合作社创立的大凉山“清泓”核桃品牌获得“天府七珍”称号;海乃五合家庭农场解决贫困人口劳动力50余人次，无偿为该村贫困户每户供给甜樱桃苗木50株。
3、组织贫困户开展特色种植。
我乡结合实际，为麻塘村、小沟村的贫困户每户发放樱桃嫁接苗50株，并于3月完成栽植;帮忙麻棚村的贫困户种植了竹荪菌，目前，菌丝生长良好;小沟村引进了山药套种模式，如果试种成功，能够广泛套种在我乡核桃地里，解决核桃见效慢的问题。
(三)推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
1、抓好培训工作
市科协、市林业局到我乡开展“科普下乡”1次、开展种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3次。
2、外出务工培训
开展劳务培训150人次。市农办进行了劳务培训，并与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输出合同。
3、截止目前贫困村共有80户、118人外出务工，打工地点主要集中在西昌和广东，其中广东34人(广州8人)、西昌29人、浙江8人、天津8人、北京7人、福建6人、山东6人、辽宁4人、攀枝花4人、江苏3人、湖北3人、成都3人、美姑2人、自贡1人，月工资2000—3000元月。
(某某某某)自主搬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1、截止2015年7月3日，全乡9个村共迁入607户，2843人，占全乡户籍人口的31.6%;迁出263户，1160人，占全乡户籍人口的12.89%;
2、目前我乡对自主搬迁户的管理
由于迁入的自主搬迁户户籍不在我乡，无法享受新农村建设、D级危房改造、沼气和太阳能等补助资金;无法申请低保、五保等，同时，我乡村、组及党委、政府也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督。迁入自主搬迁户的子女中，至今仍有一部分学龄儿童无法入学理解国家义务教育。在迁出人口由于迁出后无法联系，无法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
迁入我乡的自主搬迁户中，有的从昭觉、布拖、美姑等地迁来，有的从本市其他乡镇迁来，造成外来人员鱼龙混杂，对我乡的社会治安造成必须的影响。
3、对自主搬迁人员的管理及扶贫如何开展的提议
一是解决户籍问题。按本市迁入和州内外县迁入两种情景，逐步落实外来农民自主搬迁户的户籍问题;二是纳入当地管理，同等对待。解决外来自主搬迁户的户籍后，实现人在户在，纳入目前所在乡镇人口管理。
三、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我乡扶贫工作基本情景
1、村“七有”。
一是落实村团体经济发展项目。长梁村养殖黑山羊，麻棚村、麻塘村、小沟村、西洼村养殖黄牛。二是完成12.1公里通组毛路和小沟村6公里新村道路新建任务，并已完成验收。目前正在落实小沟村三组通行桥问题;三是今年7月建成麻棚村、小沟村和西洼村的安全饮水工程;某某某某是进取协调西洼村农网改造问题，解决161余户群众用电不稳定的问题;五是长梁村村卫生室已动工修建，其余某某某某个村已落实建设选址，目前由市卫计局长在招标，修建40平方米的轻钢结构房屋，预计7月30日前竣工;六是长梁村文化室与村委会活动室配套修建，对各村的书架及图书进行了安排落实;七是有宽带网。我乡及中心校宽带已落实，目前正进取落实大水小学的宽带网问题;八是已争取市教科知局支持，在长梁村增设了一个幼教班解决46名儿童入园问题，辅导员已落实，待场地落实后开展教学;自筹资金2万余元，帮忙7个村级幼儿园解决了一批护垫、积木等设施，完成麻棚村公立幼儿园选址及土地征用，施工队已进场施工，大水幼儿园正在招标，预计本月底前开标。
2、“户三有”。
我乡安排“第一书记”及包村干部每季度帮忙贫困户算好收入账，确保年底全年收入超过3300元;进一步落实农村危房抗震设防改造工作，目前，长梁村轻钢结构房屋试点已于5月初全部完成;全乡主动报名修建轻钢结构房屋建设的有240户;目前，我乡268户贫困户中无因贫辍学的学生，中心校已与爱心企业联系，分贫困程度给予帮扶。
(二)实现今年内基本消除贫困存在的问题
1、主要是缺资金、缺技术。
发展村团体经济和贫困户脱贫，主要是缺资金和技术，不能加快和稳定的实现增收脱贫的目标任务。
2、现有的核桃、青花椒等种植项目见效慢，不适应当前需要。
要保证年内消除贫困，见效最快的就是外出打工和发展养殖业。我乡5月19日组织贫困户参加人才市场定向招聘，因为招聘条件过高，文化程度至少初中以上，没有1人招聘成功。
四、对策和提议
(一)加大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
提议市上出台扶贫开发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参与扶贫工作。扶贫部门要加大与银行联系力度，尽可能帮忙贫困户小额贷款和办理贴息手续，解决个人发展无资金的难题;政府应采取向社会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加大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和外出务工技能培训力度，同时，招募一批农村急需的农业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担任扶贫自愿者，蹲点指导贫困村农业生产和脱贫致富工作。
(二)重点发展增收见效快的项目
提议政府一是拿出一部分清扫保洁等岗位面向贫困户;二是加大养殖项目帮扶的力度，增加猪、羊、鸡的数量。
扶贫工作鉴定4根据中共县纪委、县监察局《关于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第二轮专项整治的通知》文件精神，并进行专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有关情景总结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成立机构，强化组织领导。为进一步做好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我局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张建亭为组长，梅晓灵、罗太义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扶贫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为开展扶贫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扎实、有序、全面推进供给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把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制检查考核资料。(二)把握重点，统筹协调。要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着力解决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把排查问题、进行整改和完善法规制度有机衔接;加强日常监管结合起来，实现教育、法纪、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三)强化督导，狠抓落实。加强督促检查，要深入实际，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督办，掌握工作进度，督促落实。要把专项治理纳入年度目标职责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制工作考核范畴，认真检查考核。(四)加强各项工作落实。1.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景进行排查。重点排查资金拨付是否缓慢、启动资金是否拨付随意的问题。资金是否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报帐材料是否存在资料不完善的问题。2.扶贫项目进度是否缓慢。对项目立项、审批的规范性进行审批，项目资金是否存在闲置的问题等进行清查。3.结合扶贫移民局，
对扶贫档案进行清查。重点整治档案不规范、不齐全、是否更新及时，收入台帐是否祥实、是否与贫户是否一样等，对清理出来的问题协助乡与村、第一书记等工作人员及时纠正。4.专项整治结果。根据3项专项整治，我局2017年无扶贫项目资金，不存在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和扶贫项目进度缓慢的问题;对脱贫攻坚档案资料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已及时整改。
二、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干部对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认识不够，存在畏难情绪;二是与县脱贫办在主动对接、及时沟通等方面有所欠缺，没有协同推进。三是因工作范围方面的原因，对扶贫工作还不熟悉，工作水平水平不高。
三、下步打算
1.严格按照省、市、县相关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进一步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规范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工作落到实处。
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三农问题;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57-02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及其现状
1.三农问题的由来。建国前后,广大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农业取得了很大成绩,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然而,随之而来的化运动,破坏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自,农民生活贫困,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三农问题初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农困境出现转折,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增产不增收,还要为基层财政承担大部分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行分税制改革,乡村落后的公共设施也靠对农民集资或摊派解决,农民负担沉重,三农问题再次突出。
2.三农问题的现状。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1)农村经济面貌落后,生态恶化,人均耕地面积锐减。(2)农产品市场化率低、成本高,农业比较效益差、竞争力弱。(3)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4)“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和民利等问题突出,并且随着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三农问题的根源
1.经济主体的限制。经济主体是指在市场条件下,按照最优化原则进行决策,并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其基本属性是独立性、平等性。而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农民这一经济主体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主要表现在:(1)农民所掌握的主要资源――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同时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独立决策也受到限制(只能从事农业生产);(2)农民作为经济资源中最基本的劳动力也无法在城乡之间实现自由并稳定的流动;(3)农民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处于一种极不平等的弱势地位。
2.经济活动的限制。中国的农业经济活动有其特殊性:(1)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基本目的首先是满足全体国民的粮食需求,而不是价值增值;(2)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存在,导致了农业产品得不到价值补偿和增值;(3)由于无法获得价值补偿和增值,农业基础积累低,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无法改善;(4)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成本。
3.地理区域的限制。中国的农村有其特殊的一面:(1)农村各种基本要素的流动和多元化受到限制;(2)农村与其他地理区域之间的要素转化存在限制,且成本偏高;(3)由于要素之间缺乏流动和转化,造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4)由于以上原因,农业活动的剩余很低,农民收入低,制约了基础设施的发展。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按照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理论,以工补农阶段的特征是:(1)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下降到15%以下;(2)工农业增加值中,工业是农业的3倍;(3)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0%;(4)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5)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
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已经下降到12.4%;工业增加值是农业的3倍以上;农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5%以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3%(若按城市长期居住人口计算,则可超过50%);2007年人均GDp2460美元。由于中国现行制度对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存在诸多显性或隐性的限制,因此,除就业人数这一项指标外,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基本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2.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平等问题,即:(1)给予农村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包括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政治代表制度;(2)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平等地对待农业,给予农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允许农业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合理配置;(3)把农村的公共建设纳入财政计划,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加农村基础投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增强农业竞争力。
其次,破除制度,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农业发展的渠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竞争力;积极吸引、鼓励和带动各种社会资源下乡或到农村人口集中地区发展农业及其他产业,形成第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机制。
四、重庆市解决三农问题的做法及问题与建议
(一)重庆市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做法
2007年,中央将重庆市设立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意从制度上解决三农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照“工作机制城乡统筹、保障标准地区有别”的原则已开始建立城乡统筹低保制度;出台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探索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设立“农民工日”;建设都市农民工新村;探索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模式等。
(二)目前的改革措施存在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位问题,是农业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问题。因此,要进行改革就必须触及这些核心问题。
目前,重庆各地试点的土地流转政策普遍遵循“稳制、分权、放活”和“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这样的政策依然无法使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自由流转和市场化配置(即便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流转和配置也比较难以实现,或者成本相对较高)。对于已经流转集中经营并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由于业主存在对土地使用权限、年限和政策风险等问题的担忧,无法调动业主长期进行固定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重庆市加强了城乡统筹规划,加大了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和财政支农的力度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面貌,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些政策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吸引城镇资源下乡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原本可以定居城镇的农民工回乡修房建屋,以备年老之后再回到农村种地养老。这种“打工盖房子”的结果显然与政策的初衷有所不符。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改革政策不彻底、不配套所致。
(三)对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1.更新思想观念。对于三农问题,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法律和政策的空白,而是缺乏平等看待社会经济事物,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问题。既然重庆被设立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试验区,就应当本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建立公正、合理、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努力奋斗。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要具有创新性,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而不是在旧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要求我们制定一切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发点都应当遵循“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2.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城乡统筹不只是政府机关的事情,也不只是重庆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全体中国人民长治久安的事情,因此可以公开设立专门的意见建议征集机构或网站,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和建议。出台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都应当广泛征求民意,特别是要向政策措施的施行对象广为宣传,使其意愿得以充分地表达并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也有利于政策措施的顺利施行并起到良好的效果。
3.改革财政支农的途径和方式。财政支农的目的是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社会资源投资农业,促进农业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提升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整体效益。因此,财政支农首先应当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道路交通、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等)和农业保险等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其次,直接补贴应当只补贴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农户,按优势农产品生产的原则进行补贴,并加大补贴力度,以形成对农业生产的正向引导。然后,补贴小城镇和中心村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引导农业人口向城镇流动。再次,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转出方进行社保、住房等补贴,以解除其后顾之忧,吸引有条件的农民工定居城镇;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转入方也应进行补贴,降低土地流转以及土地前期整理的成本。最后,加强农村及中小城镇的教育投入,包括国民基本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以提高整体国民的人力资源素质。
4.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本着“制度公平”和“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原则,将全体公民平等看待,建立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居民失业救济制度以及居民住房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对农业企业主及其农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进行适当补贴。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退休后即可享受与其他产业职工相同的基本待遇;而对农业企业主领取退休金则应设立限制条件(因土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比如放弃或移交土地使用权,以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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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建议篇10
「关键词乡村治理结构/乡村公共财政
解决“三农”问题，一方面要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转移出农村；另一方面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从事农业的那部分农民的收入，同时要促进农村社区的稳定和繁荣，这就涉及到改革与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本文拟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背景、形势、改革的走向及制约因素、改革的措施等几个方面做一初步的论述。
一、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背景
1.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上边对下边是光给政策不给钱，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村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各个垂直部门为做工作、实现政绩而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和严重短缺（该干的事没有钱干）并存。各种政府部门由自身的利益驱动，向农民伸手，最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甚至抗争。
2.没有制衡机制和群众民主参与的分权化必然最终侵犯的是最底层农民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地政府相互竞争，竞相向海外招商引资，搞GDp崇拜，最终靠廉价的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土地问题成为新的纠纷、抗争的重点。农村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的权属问题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农村土地承担着两大功能，一是作为农民的生产资料的就业功能，二是作为农民的特殊财产的生活保障功能。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无论是农用土地搞规模经营、连片开发，还是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侵犯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行为都时有发生。农村最激烈的冲突往往是征地引发的。实践证明，对于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济形态之中的多种类型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等）来说，探索他们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一个涉及到乡村治理结构的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农村组织架构的现状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3年中国共有乡镇38028个，其中镇19588个，乡18440个，村民委员会678589个。据中编委提供的数据，截至2002年底，全国乡镇行政编制为115万人，乡镇事业编制为841万人（含教师编制近593万人），每个乡镇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员平均在230个以上。另据有关的资料，全国村干部人数380万，村民小组干部人数就更多了。全国有1080个县市不能及时发工资。据农业部的调查，截至1998年底，全国乡级净债务1776亿元，乡均408万元；村级净债务1483亿元，村均21万元。全国农民人均负债374元。现在的债务数字肯定要大多了，有人估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远不止这个数（深圳新闻网，2004年10月9日）。严峻的现实说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将是中国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焦点问题。二、当前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形势
近几年来，在乡村治理结构改革方面，有两个动态值得关注：
（一）以精简机构人员、撤乡并镇为标志的乡镇行政机构的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003年中国的乡镇数是38028个，是1995年47136个乡镇的80.68%，减少了近1/5；是1990年55838个的68.10%，减少了17810个，减少了近1/3.2003年全国有村委会678589个，是1995年740150个村委会的91.68%，减少了8%.据有关资料，2004年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进行撤并乡镇工作。截至2004年9月30日，全国又撤并乡镇864个，乡镇数减为37166个。据民政部计算，这些撤并的乡镇共精简机构17280个，裁减财政供养人员8.64万人，减轻财政负担8.64亿元（于建嵘，2005）。但据有的学者2002年到2004年间对10个省区20个乡镇的个案调查，关于精简乡镇人员，15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人认为乡镇机构改革的效果不好，或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对于那些改革停留在纸上的乡镇来说，财政开支依然如故，对于那些改革有所动作的乡镇来说，财政效果也很微弱。分流人员工资照拿，财政负担依旧；清退临时工要补发历年积欠工资，还要给部分补偿费，提前离岗退休人员要交养老保险，这些则导致财政开支骤然增加。结果是人员没减下来，财政开支没减下来，工作效率也没有提高。关于撤乡并镇，在他们调查的20个乡镇中，12个乡镇涉及过乡镇撤并。在进行过乡镇撤并的乡镇中，9个乡镇的领导人认为撤乡并镇对于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的效果不明显，对乡镇工作没什么影响，对农村基层工作影响不大。2个乡镇表示，集中财力的效果比较明显，人员精简效果不明显。1个乡镇的书记则尖锐地批评，因撤乡并镇，变卖、私分公有资产，乡镇政府元气大伤（赵树凯，2005）。
（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方面的矛盾凸显出来
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51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使农民减负68亿元，实施农业税减免政策使农民减负230亿元左右，总共税收减免302亿元。而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要收1500～1600亿元，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正税除费”改革时，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了乡镇，村级减收较大。而在彻底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改革中，拆除了收费的平台，执行从中央到省、地、县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的功能相对弱化；但乡镇和村两级自身财力匮乏和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
据报道，河南淇县西岗乡2004年由于按农业税减免3%征收，财政收入减少了112万元，为180.5万元，其中含农业税正税125万，附加税25万元，这两项占到了全乡财政的87%.当年乡的可支配财力为106万元，而维持各机关的正常开支就需90万元。农业税附加25万元是用于村财政的，而37个行政村的年支出总额达539万元。一眼井使用7到12年要修，一条路用了10年就得修一次。但乡财政拿不出用于37个行政村基础设施翻修的钱，更不用说还有800多万元的银行欠债和400多万元的社会欠债（《新京报》，2005年3月8日）。“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但乡村学校的日常运行费用、危房改造及历史债务的偿还等均没有着落。另有湖北的案例调查显示，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得到了规范；农民负担得到切实的减轻。税改使村委干部失去了贪污腐败的机会。但村委会失去了筹集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便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况中，小学校舍要修理没人管，道路、水渠、涵洞无人疏通整理（周志坤，2004）。
如果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
税费改革，如仅仅是减轻税赋，仍保留税种和税收任务，单靠有限的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无法面对成千上万的小规模农户，更无法完成非农业税费的“搭车”征收任务，乡村干部仍是征税的主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收税队伍，税费改革之后的征税成本仍较高。而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也就免除了征税成本，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农业税把乡村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都凸现出来，意味着以税费改革为中心的农村配套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三、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和制约因素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如何？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如何改革乡村的治理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按现代制度来规范传统村社，必然产生政府与分散的、剩余太少的农民之间交易费用太高的问题。……无论集权或民主，都对小农经济作用不大，除非把小农经济基础彻底改变”（温铁军，2001）。
另一种观点主张国家政权从农村撤退，“官权退、民权进”。乡镇体制改革和乡村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乡镇自治。一是官方权力退出乡村社会，还权于民，让民间自治；二是乡村社会的最高权力归农民，让政府和部门官员真正成为农民的公仆（李昌平，2004）。
有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乡镇财政收入不足，乡镇没有必要设立独立一级政府，应将目前的乡镇一级政府变为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政府缩到实三级加两个半级（地和乡作为派出机构层级、市与县在财政体制上同级）（贾康、白景明，200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过去没有脱离国家的介入，今天更是被纳入了国家的轨道。农村改革之后仍然如此。国家在土地制度、计划生育、税收、教育等等方面都介入极深；那种将国家撤出乡村、使其实现自治的想法是极不切实际的。实现乡村自组织能力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这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制度无法改变，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姚洋，2002）。
各种观点不同，但在县（市）与农户之间，乡镇和村这两个层面是客观存在的。乡镇和村这两层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应进行变革（即使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对这一点应不持有异议。取消农业税及附加，乡镇只剩下支出功能，是否还有必要作为一级政府而存在？江苏的一个乡党委书记认为：“乡镇自治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但现在就撤销乡镇政府行不通。从全国来看，让2000多个县去管理8亿多农民，不可想象。乡镇应该有一级政权，没有政权不行。现在，最该撤销的就是市级，必须废除市管县的体制，由省直接管县”（赵树凯，2005）。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在县与村之间没有一级政府不利于农村发展。关键是乡镇机构要能真正为农村发展服务，为社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有效率的乡镇一级组织有利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能动员社会资源，扩展市场，传播信息，促进政府与社会沟通。但应指出的是，乡镇自治与乡镇作为一级政权单位并不矛盾。乡镇政府完全可以是高度自治的政府。乡镇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搞运动、围绕中心工作转的工作方式和治理模式，转向群众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从行政管理型的政府转向自治程度较高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而村委会则应成为受到有效制衡的真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可能性，制约因素有哪些？
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首先要明确乡镇和村这两层组织的职能定位。根据两次修订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决定和命令；（2）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3）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5）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6）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7）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在履行的职责、功能上，乡镇与村这两级有差别，也有共同点。但在现实生活中，乡镇和村这两层究竟要于什么事？它们实际上有两种职能，一是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乡镇和村有适合其规模生产的公共品和服务。诸如治安、农村教育、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社会救济、防洪救灾、社区环境、卫生防疫等。二是执行从中央到省、地、县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如完成税收任务、计划生育（也就是过去说的“要钱要粮要命”）、义务献血、打黑除恶，劝阻上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以及上级政府推动的小城镇建设、村建运动以及“普九”等各类达标活动，还有“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如中原某县的一个乡镇：2000年就有8个一票否决：第一是计划生育；第二是治安综合治理；第三是党风廉政建设；第四是普九教育达标；第五是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第六是二号病（霍乱）防治；第七是收枪治暴；第八是烟叶生产没完成任务的60%，和完成教育附加为全县的后三位，乡党政领导自动写辞职报告。这8项任务，既包括提供公共产品，也包括完成上级的指令。
在乡村建设方面，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建设的数量和标准通常由上级决定，但是资金主要由乡村自筹，“光给政策不给钱”。如“五个一工程”示范村（要求每个村有一个文化中心，一个广播室、一套收视设备、一个宣传栏和一支宣传队伍）等。由于规定的规模和数量、质量通常高于乡村的由实际条件形成的需求以及政府的财力，导致借贷或者拖欠工程款项的行为大量发生。这样，目前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导致供给表现为过剩与不足的双重特征。
乡镇与村能否完成治理模式的转化？乡镇一层究竟是基层政权单位，还是可以转变为村以上的第二层自治组织（辅之以派出单位），则要看哪种职能的比重更大以及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乡镇与行政村的治理模式要想真正由从统治型转向服务型，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参与的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功能型，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上级布置任务的减少，二是传统的管理模式的改变，三是有其他类型组织来接手乡镇与行政村组织的一些功能。
但第一个问题是布置的任务很难减少。据有的学者实地调查，在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活动议程中，公共服务活动只是一个很小部分。乡镇对于村级组织的工作考核，通常以1000分为总分，其中仅“税费收缴”一项就占450～500分，“社会稳定”（主要是处理“法轮功”和上访）一项占200分左右，计划生育占100分左右，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内容，甚至包括村干部参加乡镇会议的情况也以分数计算。在这个考核中，为村民办实事搞服务就变得无足轻重（赵树凯，2004）。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不可能马上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很多事情还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对这点应有清醒的认识。这一方面是政府统治的需要；同时通过垂直系统插到底也是部门利益的需要。对于下面部门来说，没有明确的分税体系，基层的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专项资金、项目等都由上级部门控制，他们也只好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转。
温总理在2004年“两会”的小组会讨论时指出，政府要从原来很多情况下直接于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地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现已达成共识的是，政府不应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有的学者提出，乡镇政府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提供公共物品，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来吸引投资，拉动增长，“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转变”（赵树凯，2004）。但实际情况恐怕没有这么乐观。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CDp增长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
应该指出是，在取消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近调查了河北某县一个行政村，村支书的工资由乡镇发，年基本工资3000元，效益工资5000元，折合考核任务1000分，分解为十几项指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企业发展；固定资产投入（包括发展企业外部环境，修路，打井）；植树造林；农业税征收（注：还有一年）；干部值班考勤（注：村支部必须保证有人）；社会稳定；畜禽外迁（注：为了改善村内环境）；沼气池修建；招商引资；党建（发展党员、组织建设）；征收工业税。这个村支书2004年完成了900多分，拿到效益工资4960元。
有的学者提出，“乡镇层面公职人员的存在，应该仅仅是办理国家和农民最需要办的那几件事情，除此以外，它不应该有责任、也不应该有权力去做别的事情”，这些事包括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婚姻和户口登记等（赵树凯，2004）。但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在基层的架构弱化后，政府和村委会的功能简化、分解后，其他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由谁承担？留下的空间有无其他类型组织（如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填充？分解出的功能是否有其他的组织接手，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组织（社团、协会、经济组织、合作社）形式？四、建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关键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使政府由统治型政府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服务型的政府。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
（一）确立和实施省以下一直到乡镇和行政村的分税制，规范转移支付，使各个政府部门的职权、责任和财政预算相匹配，使基层组织能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追逐本部门利益
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解决再分配的公平问题要着力建设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公益事业优先为原则，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享受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要建立规范、透明、公正的财政转移制度，首先要界定功能，核定各级的基本需求，划分各级政府和自治组织的事权。固然不同地区的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应保障对不同地区的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保户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省以下一直到乡镇和行政村的分税制的确立和实施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合理建立的前提，要促进地方层级财产税（不动产税）的发展和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杜绝“只给政策不给钱”，做到财权与事权对应。人员因事设岗，保证基层干部能享受到在省市区同级别公务员的相近的待遇。使财政体制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只有做到这点，取消农业两税才具有实质性意义，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二）发育有效的制衡机制，提高乡镇与村两级组织的自治程度
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干部考核机制，改变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局面。但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能是否能真正改变，要看其行为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必须限制和规范这些组织用行政权力“造福于民”的范围。但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村账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金人庆，2005），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然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在由外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的财务，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约机制的阙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行使12项职权，但该法只提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没有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或主席团履行职责的制度性规定。乡镇人大主席团除了每年组织半天或者一天的乡镇人代会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该法提出，涉及村民利益的包括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等八项事宜，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法令中同样只规定：“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法令同样也没有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履行职责的制度性规定。村民代表由于没有被赋予实质性的权力，也形同虚设。这样，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决策和行政都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在这种情势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民主制衡的机制。河北青县通过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把村民代表会议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庄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决定后，交由村委会实施。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人。村民政治参与的增加，有效地克服了过去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向《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的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方向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陆雷，2005）。
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三）政府提供政策保障来促进农村多元化的组织结构，为农民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的发育创造条件
如何使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如何改变政府的职能，使其财力、人力、物力真正用于公共服务领域，造福于广大农民群众？这就要建造有效的监督机制、群众的参与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大力发展农村的非政府组织、社区、农民的合作社及协会等，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投资于社会资本、组织资本和人力资本，往往能得到比投资于物质资本更高的回报。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能提高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使他们对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督更为有效，再分配更为透明、公平，最终也将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自治则无从谈起。
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对应的双层经营体制亦要改进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层要为专业化的农户，尤其是专业化的大农户服务。而专业农户需要的统的职能不再仅仅是统一田间管理、植保、灌溉等生产功能，而是信息、市场、品牌等营销功能，大部分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担当不了统的职责，而农民经纪人或专业技术协会，如业务仅是限于牵线搭桥、联系买卖、提取手续费，也很难把业务做大做强。如要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份额，则要打出品牌，制订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而这就是一家一户（即使是专业大户）或仅起中介作用的专业技术协会无法做到的，必须由经济实体型的专业合作社来承担。实践证明，由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农户组成的超越社区界限的专业合作社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行使统的职能，是帮助农民以较低成本、冒较小风险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这类组织的涌现必然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走向。
近年来，农民维权组织的形成及他们所进行的理性维权活动，不仅影响到了中央的农村和农业政策，而且正在影响改变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应该做的是把农民的维权活动引导为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协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农民维权组织可以填补目前农村出现的民间权威的缺位，他们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农民的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建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之一（于建嵘，2005）。 五、结论
1.仅仅靠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自身体制和治理结构的变革，不足以使农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的制订，整个社会的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和相应载体的演进，都直接影响农村体制的改革。同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不能够割裂开来，而必须配套进行。
2.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与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农民的民主权利意味着群众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有较完善的法制，可操作的法律执行程序，低廉的打官司成本等，它与农民的财产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人们的物质利益要靠民主权利来保障。民主权利随着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而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重视。当多元化的经济形态产生出多种的财产权利形式，当集体的财产（包括土地）的处置方式，能与普通村民的利益直接挂钩，村民就有激励去参政、议政，参与决策。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作为保障，他们即使已经得到的经济利益、已享有的财产权利也很容易被剥夺。但这种物质利益与民主权利的互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自治则无从谈起。而发育农村多元化的组织结构，通过对话、谈判、妥协，达成共识，要强于对抗。
4.乡镇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搞运动、围绕中心工作转的工作方式和治理模式，转向群众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式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如何构建农村的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的发育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治理结构的走向应最终在农村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自治程度较高的基层政府组织、村民自治的村社区组织与农民的跨越社区的、非政府组织并存；正规组织与非正规组织的发展并存；经济实体型组织与社团型组织的发展并存；单一功能与多功能性组织的发展并存；小范围社区内的非正规组织与成网络甚至科层建制的组织体系的发展并存；具有较强合作性质的自助经济组织和非合作导向组织的发展并存，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怎样的全球化》，《读书》，2001年第8期。
[2]姚洋：《村庄民主与全球化》，《读书》，2002年第4期。
[3]贾康、白景明：《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财政研究》，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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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昌平：《“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结束——迎接乡村社会“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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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树凯：《乡镇改革：检讨与展望——10省（区）20乡（镇）调查》，《社会蓝皮书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
[8]金人庆：《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经济日报》，2005年2月28日。
[9]陆雷：《专题六，河北省青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2004～2005农村经济绿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