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特征篇1
本文应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利用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规模分析方法对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均非典型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而是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分布,且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规模呈相对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相对较大,不同梯度之间的分化明显。演化分析表明等级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的类型转换,国内旅游表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总体上呈集聚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江苏省
收稿日期：2010-10-08;修订日期：2011-07-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分异、效应与形成机理研究》(41101131);
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创新基金项目《转型期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结构及优化配置研究――基于社会地理学视角》(3213000502)
作者简介：
宣国富(1977-),男，博士,东南大学旅游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赵静(1981-),女，博士,南京晓庄学院地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
1引言
区域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有助于明确旅游经济规模分布的特点,认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优化等级规模结构,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周一星,1995;许学强,等,1997;赵静,等,2005)。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可用于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和空间模式。但目前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锡尔系数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陆林,余凤龙,2005;陈秀琼,黄福才,2006),而运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与方法进行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研究的成果不多,对于区域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特征和空间模式的总结也较少。将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应用于旅游经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运用位序―规模理论分析区域旅游经济的规模差异,研究区域集中在中国省际及主要旅游城市,长三角、四川、浙江和江西等地(朱,吴旗韬,2005;杨国良,等,2006,2007;史春云,等,2007;靳诚,等,2007;周彩屏,戈冬梅,2010),首位度分析指标主要采用的是2城市指数,未能全面地反映旅游经济规模的结构特征。
在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旅游地理研究已逐渐开始重视运用城市地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旅游现象和旅游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黄泰,等,2003;朱,2006)。本文运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析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探索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以期为江苏省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2等级规模结构类型与分析方法
等级规模结构类型包括首位分布型、位序―规模分布型和过渡类型(图1)。其中首位分布型属于非均衡的分布型,位序―规模分布型是相对均衡的规模结构类型,过渡类型则介于二者之间。
等级规模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分析是通过计算首位度指数来评价规模结构类型,首位度大的即为首位分布类型。目前常用的有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p1,p2,…,p11为从大到小排序后的城市规模。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的位序的关系来考察规模分布的类型,最早由奥尔巴克(F.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罗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学者相继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其中捷夫模式代表了理想的均衡模式,但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即理想的2城市指数是2,4城市与11城市指数是1(许学强,1997)。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位序―规模法则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转换:
其中pi是第i位城市的规模;p1是第1位城市的规模;Ri是城市的规模位序;q是常数。对其做对数变换可得:
lgpi=lgp1-qlgRi
(5)
其中q值在双对数坐标上代表回归线的斜率。q值接近1,说明规模分布接近捷夫模式的理想状态;q值大于1,规模分布比较集中,首位度较高;q值小于1,规模分布比较分散。q值变大,说明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较大;q值变小,则说明趋于分散的力量较大。
本文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运用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考虑到连续性数据的可得性及可比性,分别选取1998~2008年连续时间序列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09年的《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
3.1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3.1.1首位度分析
江苏省国内旅游的首位度指数较低,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数基本在1.2以下,4城市和11城市指数则低于0.7,均低于捷夫模型的理想值(图2)。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没有出现第1位城市呈明显优势的首位分布。具体分析1998～2008年间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分布,发现南京和苏州交替为第1位的城市,且它们之间的旅游经济规模差距不大。南京、苏州和无锡在江苏省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中处于高位序且规模差距较小,是造成首位度指数低的主要原因。
从首位度指数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数基本在1～1.2之间波动,没有形成明显的变动趋势;而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的变动则呈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反映了第1位城市国内旅游规模与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使得2城市指数较小,且波动明显。而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规模关系相对稳定,规模差距虽有一定程度地拉大,但不是非常显著。
3.1.2位序―规模分析
运用SpSS11.0软件对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规模和规模位序进行回归分析(表1)。回归结果表明,1998～2008年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均达到0.79以上。r2是判断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与否的主要依据,但由于位序是按规模排列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相关关系,因此不能完全运用r2说明规模结构的类型。r2很大表明该规模结构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r2不很大,则可能是首位分布类型,或者在高层次有多个中心并存或特殊类型(周一星,1995)。本文结合r2及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散点图综合判断。由图3可见,江苏省国内旅游的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并未形成非常明显的直线分布。因此,虽然位序―规模分析的确定系数不低,但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结构。
根据回归结果的q值变化可判断出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化特征。由表1可知,1998～2008年的q值始终小于0.85,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的规模分布相对比较均衡,未出现第1位城市独大的局面,与首位度分析的结论一致。其中1999～2005年q值呈显著的减小趋势,2005年降到最低,2005～2008年q值则呈增大的趋势;表明1999～2005年的规模结构演化呈分散的趋势,而2005～2008年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可以认为,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演化呈现出先扩散、后集聚的特征。
3.1.3等级规模结构类型及演化
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类型既非首位分布,也非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非典型的首位折线分布和直线分布(图3),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多段分化,具有明显的阶梯状结构。根据2008年散点图上明显的规模缺失,可将lgp划分为三个梯度,即［4.68,4.49］、［3.59,2.79］、［2.43,1.68］,对应的lgR分别为［0,1.10］、［1.39,2.40］、［2.49,2.57］。从各梯度的城市数量分布来看,位于梯度Ⅰ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梯度Ⅱ的城市数量较多,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图3、表2)。梯度Ⅰ的苏州、南京和无锡共同构成了江苏省国内旅游的多核心结构,即在高位次上有多个中心并存。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旅游规模呈现相对均衡分布的特点,在散点图上大致呈直线分布,未出现明显的规模缺失。盐城和宿迁位于梯度Ⅲ,与
梯度Ⅱ相比出现了规模级的缺失。因此,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特点,既存在规模级的缺失,又表现出局部的均衡分布。
通过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规模结构及梯度演化特征(图3),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演化可概括为:(1)过渡型的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转换,规模级的缺失与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国内旅游规模分布的多核心结构始终存在,阶梯状分布明显,低位序城市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处于中间位序的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相对较小,呈现局部性的均衡分布。(2)由四级梯度转化为三级梯度,中间位序的城市之间规模差距逐渐缩小,显现局部扩散趋势。1998年的lgp可划分为四级梯度,即［4.44,4.37］、［3.47,3.18］、［2.86,2.78］、［2.46,1.37］。1998～2008年,逐渐由四级梯度向三级梯度转换,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中间位序的城市规模分布由阶梯状向直线转化,规模结构缓慢趋于均衡。
3.2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3.2.1首位度分析
入境旅游的2城市指数与国内旅游相当,但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明显高于国内旅游,反映了江苏省入境旅游经济的集聚程度强于国内旅游。主要是由于入境旅游的发展对各要素的要求更高,且入境旅游比国内旅游发展更加依托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黄泰,2003)。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数也低于捷夫模式的理想值,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数低于1.2,4城市和11城市指数则低于1,第1位城市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图4)。从首位度指数分布看,2城市指数偏离理想值较多,而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偏离理想值较少,尤其是11城市指数相对较高,普遍在0.7以上。这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比较显著,但第1和第2位城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导致2城市指数相对较低――南京和苏州交替成为江苏省入境旅游的前2位城市,且规模差距不大,构成了入境旅游的双核结构。而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明显的规模差异导致了4城市和11城市指数相对较高。
从首位度指数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数也基本在1～1.2之间波动,没有形成明显的变动趋势;4城市指数变化较小,基本在0.6附近波动;而11城市指数则呈现一定的波动,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反映了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规模与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规模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3.2.2位序―规模分析
由入境旅游经济规模与规模位序关系回归结果(表3)可知,1998～2008年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均在0.77以上。进一步观察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发现其并非典型的直线分布,而是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缺失(图5),这表明入境旅游经济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类型。除个别年份外,1998～2008年间的q值普遍在0.5以下,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呈分散型分布,与首位度分析的结论一致。与此同时,1998～2008年的q值在0.5附近波动并总体呈微弱增大趋势,表明入境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始终较为分散,但已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表3)。
3.2.3等级规模分布的类型及演化
江苏省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也非典型的首位分布或位序规模分布,而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阶梯分化的特征(图5)。根据2008年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可将lgp划分为三个梯度,即［11.51,11.38］、［10.65,10.23］、［9.42,7.54］,对应的lgR区间分别为［0,0.69］、［1.10,1.95］、［2.08,2.57］(图5)。位于梯度Ⅰ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大致相当(表4)。不同梯度之间的入境旅游经济规模差距较大,存在规模级的缺失,而同一梯度内部各城市呈相对均衡分布的特点。其中梯度Ⅰ的苏州和南京形成了江苏省入境旅游的双核结构;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差别相对较小,在双对数坐标上呈接近直线分布且斜率较小;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在双对数坐标上的直线斜率相对较大,反映了入境旅游规模差异较大。因此,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也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特点,既存在规模级的缺失又表现出局部的均衡分布。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差异较小,分布相对集中;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的规模差别较大,分布较为分散。
通过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规模结构及梯度演化特征(图5),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演化可概括为:(1)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转换,规模级的缺失与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始终呈双核结构,阶梯状分布明显,低位序城市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2)延续了三级梯度的规模分布结构,其中梯度Ⅰ仍由苏州和南京构成,而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构成和排序均发生了变化(表4)。
3.3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比较
研究显示,江苏省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1)从首位度指数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数都低于捷夫理想模式,第1位城市未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第1位城市与其后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方面,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从2城市指数的演化来看,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第1位城市相对于第2位城市都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入境旅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明显高于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经济在第1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强于国内旅游。国内旅游的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相对稳定,但有一定程度的拉大;而入境旅游的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则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2)从位序―规模分析结果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都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存在明显的规模级缺失。从q值大小来看,国内旅游的q值始终在0.7以上,而入境旅游的q值基本在0.5以下,可见国内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要强于入境旅游。从q值的演化过程来看,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呈现出先扩散、后集聚的特征;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在整体上呈现集聚的发展趋势。
(3)从等级规模分布类型及演化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同属于过渡型的规模分布且未发生明显转换,表现为阶梯状的位序规模曲线类型,但在不同梯度的规模结构分布方面,二者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分布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经济规模呈相对均衡的分布;而入境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分布中,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相当,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分布相对集中,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的规模分布相对分散。
4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的成因分析
区域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的形成是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陆林,余凤龙,2005)。江苏省过渡型的旅游经济规模结构特征可以归纳为偏低的首位度和非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
首位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高位次上形成了多个具有强旅游竞争力的城市,第1位城市没有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从而形成了双核或多核结构。例如,国内旅游形成了“南京―苏州―无锡”的多核结构,入境旅游则形成了“南京―苏州”的双核结构。在国内旅游方面,南京、苏州和无锡均是国内旅游者的重要目的地,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旅游品牌和旅游影响力。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六朝古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赋存,且对外交流频繁。苏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声名,且紧邻上海,区位优势明显。无锡则有“太湖明珠”之称,旅游基础设施完备。其中无锡稳居江苏省国内旅游收入第3位,苏州和南京则交替为国内旅游收入的第1和第2位,且规模差距不大。在入境旅游方面,南京和苏州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旅游景点的等级和知名度较高,构成了稳定的双核结构。
非典型位序―规模结构的形成是由于不同梯度的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规模差异较大,存在规模级的缺失。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十分显著,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是造成旅游经济规模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就国内旅游经济规模的梯度分化而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格局,除盐城和宿迁处于梯度末端外,大部分城市处于中间梯度。而入境旅游由于对各支撑要素的要求更高,梯度分化也更为明显,处于梯度末端的城市主要有徐州、连云港、泰州、盐城、淮安、宿迁,以苏北的城市为主,镇江、扬州、无锡、南通、常州则大多处于中间梯度。
5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具有以下特征:
(1)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均属于过渡类型,且在时间演化上未发生明显的类型转换。一方面首位度不高,呈现出双核或多核结构;另一方面,规模结构层级不完整,存在阶梯状分布,不属于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
(2)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规模呈现相对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相对较大,不同梯度之间的分化明显。在旅游经济规模结构演化方面,国内旅游表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发展的趋势。
本文对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的研究仅限于1998～2008年,缺乏对更长时间段的分析,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江苏省过渡型的旅游经济规模结构特征,可作为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依据和参考。对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的多核或双核结构,应正确处理核心之间的关系,强化南京、苏州、无锡等核心旅游城市的地位,将其打造成在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黄金旅游区和海内外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而对于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缺失,要正确处理旅游经济的梯度差异,实现区域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通过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辐射以及区域之间客源、产品和市场的互补合作,带动边缘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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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ScaleStructureandevolutionof
tourismeconomyinJiangsuprovince
XUanGuofu1,ZHaoJing2
(1.Departmentoftourism,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2.DepartmentofGeography,nanjingXiaozhuangCollege,nanjing21117,China)
abstract：
thispaperappliesurbanhierarchicalscalestructuretheory,primaryindexandrankscaleanalysismethodstoanalyzethecharacteristicsandevolutionofthescalestructureoftourismeconomyinJiangsu.theresultsuggeststhat:thedomesticandinboundtourismareneithertypicalprimatedistributionnorrankscaledistribution,butatransitionaltype;therankscalestructureofdomestictourismperformsas“middlelarge”andthecitiesofmiddlegradientpresentarelativelybalancedscaledistribution.thescaledifferenceofinboundtourismisrelativelylarge,andthedisparitiesbetweencitiesofdifferentgradientsareevident.evolutionanalysisshowsthatthereisn’tevidenttypeconversioninthescalestructure,andthatdomestictourismwitnessescoexistenceofcentralizationanddiffusionwhileinboundtourismpresentsatrendofclusterdevelopment.
Keywords：
tourismeconomy;scalestructure;Jiangsu
(上接第9页)
westernSocialScienceparadigmandindigenous
tourismResearchinChina
ZHanGHongmei
(CollegeofLandResourceandtour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3,China)
abstract：
Researchmethodssubjectedtoparadigmaretheessentialtoolsfortourismresearcherstoconducttourismresearchsmoothly.whenChinesetourismresearchersworkhardtolearntouseeachandeverymethod,theyusuallyfailtounderstandtheunderlinedmethodologyandparadigm,whichlimitsthepromotionofresearchquality.thispaperproposesthatChinesetourismresearcherssystematicallyunderstandwesternsciencephilosophythoughtsandparadigminordertopromotetourismresearchqualityandapplyindigenousandcrossculturalresearchstrategiesintourismresearch.
规模经济特征篇2
关键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规模法则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2015年的56.1％提升至2030年的70％，则意味着3~4亿的农村地区人口会逐步迁移至城市地区，中国城市的数量、规模、城市形态乃至整个城市体系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1]。城镇化过程不仅包括人口身份和就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重构。合理的规模结构意味着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高效而又经济的区域城市共同体，各自取得最佳的规模经济效益[2]。因此，研究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构建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用以引导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人们越发认识到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等用于描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指标与方法相继被提出。但首位度指数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无法确知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变动状况。城市金字塔测重于定性说明，因此其应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社会学者Zipf提出了位序-规模法则，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帕累托定律与分形理论也相继被引入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中来[3~6]。Krugman与Fujita等人则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为核心概念，采用一系列微观经济学数学模型，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解释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模式形成的原因、机理，极大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进展[7~9]。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很多知名学者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在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及各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演化、机理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10~14]。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上来，但所选择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15~17]。其原因在于此类属于幂律分布的模型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会受到无标度区的限制，在分析服从首位分布或双核分布的城市体系时模型通常会失效[18]，能否准确地反映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文拟提出一种用以测度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新方法，与常用的位序-规模法则进行比较，并以此分析区域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以期能拓展城市体系研究的相关内容，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对于新时期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及区域城市整体功能的协调与合理布局等都具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方法与数据
11.1研究方法鉴于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都属于幂律分布模型，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这里便以位序-规模法则作为比较对象，用以衡量本文提出的方法的适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研究区域内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位序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规律，称之为位序-规模法则。其表达式为：pi=p1×Ri-α（1）式中，Ri为城市i的位序；pi为位序Ri的人口规模；p1为理论上的首位城市人口；α为Zipf指数，反映了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从统计学上来看，位序-规模法则属于密度分布模型，而累积分布的拟合优度通常要高于密度分布模型的拟合优度。据此，可以把Si定义为前i位城市的累积人口规模，ni为城市位序为Ri时的城市数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进行拟合，并以此建立一种新的模型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进行测度。接下来首先按照α为1时的理想分布模式，分别虚拟a（首位城市规模为500万人，城市数目为15个）与B（首位城市规模为1000万人，城市数目为30个）2个城市体系，用其拟合曲线推导出累积分布模型（图1）。从图1可以发现，随着城市数目ni的增加，a与B两个城市体系累积人口规模Si变化的速度有较大的差异，但两个城市体系的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均明显地表现出线性增长的特征。基于此，可以定义城市体系位序累积规模模型（rankcumulativesizemodel）的数学表达式如下：Si=β×ln(n)i+S1（2）式中，S1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β为位序累积规模指数。位序累积规模指数的涵义与Zipf指数类似，所不同的是Zipf指数反映的是随位序的变化城市规模降低的速度，而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增长的速度。结合图1可以发现，β值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
11.2样本与数据省级单位是中国行政区划最主要的单元，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其所属的行政区域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选择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的分区单元。但由于城市数量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特殊原因，直辖市以及部分省、自治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体系，因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的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未列入研究范围，研究样本为其余25个省区的县级及其以上城市。中国出版的各种年鉴中常用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有市区非农人口、户籍人口和城区常住人口。考虑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用市区非农人口的话统计口径往往会偏小；另外对于郊区规模较大的市而言，使用市区户籍人口会夸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使得这两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基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城市人口数据为《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中的城区人口数据。与此相对应，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分析所使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0年与2014年，以此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及其变动特征。
2模型检验与分析
22.1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的比较本文提出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在服从位序-规模分布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但考虑到现实中Zipf指数为1时的绝对理想模式不可能存在，这就需要对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进行实际检验。本文分别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25个省区2000与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了回归拟合。方程的F统计值与变量的t统计值均通过了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发现，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精度普遍低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特别是对于判定系数R2值相对较低的内蒙古、江西、湖南、海南、云南等省区，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更好。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在利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研究时，主要侧重于探讨α值的变化。比如，对于虚拟的a与B两个城市体系而言，其α值均为1，但实际上B与a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对于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陕西、新疆等省区而言，有湖北、四川与云南3省的α值小于1，其中云南省在2014年更是只有0.787，以α值的大小来判断就会认为是这几个省区是属于人口分布较为均衡的规模结构类型；另外，海南省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人口在万人以下的三沙市以后，α值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意味着即使通过了统计检验，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测算出的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位序-规模法则以单个城市进行拟合所带来的误差。比如对于同样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3省，由于湖北与四川2省城市总人口较多，首位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数目也远高于云南，因此其值要远高于云南；同样，对于同样服从双核分布的内蒙古、山东、福建与广东4省，因为福建与内蒙古2省的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均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其值同样也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另外，再以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较为接近的河南与湖北两省为例，湖北省首位城市优势明显，其余高位次的城市人口规模却远低于河南，所以其值也要比河南小得多。这表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不但具有更高的拟合精度，同样还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全面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准确识别不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
22.2基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从表1中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相对于2000年而言，2014年各省区的β值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2000年与2014年β值排名前5的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辽宁与河南，这5个省区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小城市也比较发育，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排名靠后的5省分别为贵州、新疆、甘肃、宁夏与海南，这5个省区要么面积狭小、人口总规模不大，要么区域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人口密度很低，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地位相对突出，但其他中、小城市的规模很小，使得其β值明显低于其他省区；其余15个省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但受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总量的影响，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和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突出，是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区域。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运用arcGiS10.2软件绘制了上述各个省区2000~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β值的变化情况（图2）。图2看出，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各省区的β值增幅大于300的有广东与江苏2个省区，在200~300之间的有四川、山东与浙江3个省区。除四川外，广东、江苏、山东与浙江4省城市数目众多，不同等级的城市结构合理、始终保持均衡发展的状态。而四川省的4城市指数由2000年的1.446降低到2014年的1.088，其他高位序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很快，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趋于均衡。宁夏、海南与黑龙江3个省区增幅最低，黑龙江更是只有3.129。其原因在于宁夏与海南面积狭小，人口规模有限，城市数目也很少，而黑龙江的城市化进程缓慢，其城市化水平在2000~2014年间仅增长6.47%。其余各省区中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增长较快，但众多的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却变化不大，与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始终保持较大的差距。辽宁与湖北2省比较特殊，湖北省首位城市规模在从2000年的323.95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634.65万人的同时，4城市指数却由1.263增加到1.887，城市体系发展中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致使其余城市发展滞缓。而辽宁省大中小城市虽较为完善，但受经济增长滞缓的影响，除沈阳与大连两市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以外，其余城市变化不大，在2000~2014年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12.81%。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3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现实。
3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因素探讨
前文研究已经初步证实了由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组成的区域地理条件会对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演变产生较大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对β值与区域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为此本文选取了可能会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一些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土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表示各省区绝对规模的大小；人均GDp与城镇化率代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表示各省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路网密度用以衡量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财政支出用以反映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力。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异方差，以上指标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同时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201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与财政支出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调整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然后选择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剔除了t检验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变量（表2）。通过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采取逐步回归后，2000年有人口规模、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4个变量通过了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18；2014年有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2个变量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948。表明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区域地理因素对β值影响的作用机制。2000与2014年模型的常数项分别为-7.547与-8.453，远大于其它变量系数的影响，意味着城市体系有着固定的规模结构，其它影响变量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一定的调整和修正。人口规模、城镇化率系数在2000年分别为0.810与1.082，在2014分别为0.899与1.667，说明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加，各省区有能力建设更多的城市，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不同等级的城市间规模差距相对将会变小。但相对而言，城镇化率的影响更大且有着逐渐变强的趋势。人口密度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劣程度。2000年其系数为0.323，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中小城市更加完善[21]。而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城市首位度往往相对较高，有限的各种生产要素会向部分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过度集中，导致其β值相对较低。但在2014年时，人口密度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自然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会有所下降。基础设施条件的代表变量为路网密度，在2000年的时候，路网密度的系数为-0.392，说明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会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集聚。但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中，由城市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将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此时人口就会从城市体系中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向规模等级较低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在2014年的时候路网密度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用以衡量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采用全国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在与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演化特征，并探讨了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对而言，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更强，更能准确刻画不同类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2）β值的大小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从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β值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3）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三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2000~2014年间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的现实。4）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随着人口规模特别是城镇化率的增加，β值会升高，也就是说城市间规模的相对差距将会变小，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将不再显著。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与各城市的规模大小具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要求区域城市体系内部必须具备各种规模的城市，但区域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问题仍值得重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与辽宁等省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这些地区应当着重于城市体系内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出现。中部地区各省（湖北省除外）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但是人口规模200万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偏小。今后应增强重点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优先发展省级以上的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西部各省区（包括湖北省）城市规模结构不发达，首位城市的地位特别突出，缺少人口规模100～200万的二级中心城市。今后应重点发展那些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中等城市，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辐射效应的次级中心，来全面带动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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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特征篇3
一、模具业的形成与发展
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的模具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塘埔村。塘埔村的模具生产始发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初该村村民主要靠手工加工制作一些简单的模具产品。到20世纪60年代，村民黄阿糯就已经加工生产出远近闻名的理发用条剪和牙剪，从而使模具加工产业渐成雏形。
塘埔现有人口将近六千人，其中有25%以上农民洗脚上田办起工业，65%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上来，故有“工业村”之称。塘埔村模具制造业的不断壮大，为当地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并大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相应也增加了地方税收收入。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塘埔村模具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部分提前转制实现企业化规模化经营的企业，通过优化、合理配置内部资源，引进高级技术人才，提升技术水平，使企业模具加工的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由原来生产日常塑料模具逐步转向生产大型模具甚至精密模具，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大部分模具业的经营者则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局限，依然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经营的阶段，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经营状况有日趋向下的迹象。
二、模具业税收征管面临的难题
随着试验区塘埔村模具产业的逐步发展，其对地方经济和税收征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因其区域性行业经济的原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问题。
（一）小作坊经济每况愈下影响了纳税自觉纳税的积极性
由于现阶段试验区塘埔村的模具产业整体上在技术革新、经营管理等方面一定程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小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明显的瓶颈，甚至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有滑波的迹象。税收征管从一定程度上是对纳税人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当一定区域内大多数纳税人自身发展上出现较难突破的瓶颈，甚至是生产经营遇到较大的困境，即纳税人自身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及发展时，难免普遍性的出现纳税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这样的区域行业经济背景无疑对税收征管进一步和谐推进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季节性生产经济特点导致定期定额征收的困难
由于模具行业主要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及加工，这一行业特征使该行业的发展往往受制于上游企业即生产型企业的发展，从而该行业的纳税人生产经营周期中旺季与淡季相关比较非常明显，旺季经营时常常是日夜加工，淡季经营时却多出现无工可做的困境。当从事该行业的纳税人大多为个体工商业户时，税收征管的征收方式主要为定期定额征收，这样便造成一方面税务机关也难以清晰有效地掌握纳税人全年度整体上旺淡两季的生产经营情况，另一方面纳税人自身由于旺淡季的经营状况相差较大而对定期定额这一全年年度核定一个应纳税额这一征收方式理解上产生偏差等问题，这就给个体工商户以定期定额为征收方式的贯彻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三）区域性经济特点导致纳税人相互观望比较纳税现象的出现
塘埔村由于区域不大，基本上又大都从事模具这一行业，同时在生产规模上又以家庭作坊式的小工业居多，这样的现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纳税人很容易出现彼此之间相互观望、相互推诿、相互比较的现象，即税务机关在同一税收政策的执行贯彻中，大部分纳税人不愿轻易主动接受税务机关的管理，彼此之间存在观望比较，如体现在每年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两税的征管中，纳税人往往就容易观望该区域内其他纳税人是否接受管理，并试图找出规模与其相当的其他纳税人计税依据是否与其一致，个别纳税人甚至直接相互之间推诿比较。这样的实际情况在区域性行业经济的纳税人别是普遍规模较小的个体式经营的纳税人中往往经常出现，这无疑给税收政策的及时与严格执行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三、进一步加强模具业税收征管的建设
对于现阶段这样的行业状况，区管委领导十分重视，为了继续打响塘埔村模具业这一招牌，做大做强试验区模具产业，区管委努力为已初具规模化产业化的企业创造更好地发展环境，同时对暂时处于弱势的模具业小个体工商户加大扶持力度，引导扶持这些小工业逐步转制向更高层次更高平台发展。同时税务机关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细致分析、反复论证，采取一系列有效可行的税收征管措施，促进区域性行业经济税收征管再上一个台阶。
一是积极主动地与办事处及村两级协调关系，力争取得两级党政最大的支持，相互之间支持配合，从而深入有效地做好税收宣传，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在做好税收宣传的基础上，税务机关应做好纳税辅导，特别是主动为有意识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型发展的有条件、上规模的个体纳税人排解纳税疑难，解除他们由于对税收认识不足而片面认为经营转型后会加重税收负担。促进个体经营者向企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推进税收征管规范化进程。
规模经济特征篇4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的组合特征，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区域内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与其人口规模的关系，解释区域人口在各级城市中的分布特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等学科的核心课题，也是城市科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构建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引导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城市的协调健康发展，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2013年于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认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提出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对于引导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外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50年代，随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及在区域经济开发中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发认识到从城市体系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的重要性。城市首位律、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等用于刻画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指标与方法相继被提出。特别是美国学者Zipf提出的位序—规模法则，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随后，帕累托定律与分形理论相继被引入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中来，由此带来的各种城市规模—等级的动态模式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进展。21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Batty在城市形态、起源与复杂性研究中提出城市等级钟的理论，在理论上揭示了城市等级规模的实质与时空演化规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在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及各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表现形式、演化、机理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探索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本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之中，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同时，在城市体系发生发展与演化模型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突破。21世纪以来，学者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已经转向“什么因素影响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问题上来，遗憾的是所选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量对截面数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
上述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的分维值有着共同的表达形式，其研究结论也往往高度一致。对那些城市首位度明显偏大或者存在双中心甚至是多中心的国家或区域而言，这类模型对其规模结构特征的反映和拟合程度有所欠缺，能否使用这类模型来准确分析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往往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将从逆向排序的城市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之间的关系出发，设计一个能够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模型，并利用更为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城市体系的合理布局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中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常用的城市人口统计指标是户籍人口和非农人口。由于该指标具有较好的延续性并易于获取，因此在城市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然而，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这两个指标会出现偏小统计。对于人口流出较多的城市而言，这两个指标是偏大统计，因此这两个指标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了。人口普查指标所反映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市区常住人口的规模，包括了对流动人口的考虑，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因此，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取得的城市人口数据。考虑到市人口包含了市区范围的乡镇和农村人口，对城市的人口规模有所夸大。对于设区的市，把市辖区范围内的各街道人口之和作为其人口规模，对于不设区的县级市，以市政府所在地的城镇人口作为其人口规模。与此相对应，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分析使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鉴于直辖市以及部分省区与其他省级行政区在地域范围及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悬殊差别，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青海以及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的港澳台地区未列入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为其余的25个省区，共计645个县级及其以上城市。
1.2研究方法由于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包含25个省区，很难用同一张图清晰表达。鉴于此，仅选取其中的江苏、广东、山西、河南、广西与辽宁6个省区（涵盖了中国东中西部及东北4大经济板块），绘制逆序的城市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关系的双自然对数散点图（图1）。从图1来看，随着逆向排序的城市数目的增加，6个省区城市累积规模上升的速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同样为38个城市的江苏和河南，江苏省城市累积规模的变化特征明显异于河南，这可能与各省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密切相关。但各省区城市体系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之间的变化关系均明显地表现出指数增长的特征，基于此，定义城市体系逆序累积规模模型（re-versecumulativesizemodel）。考虑到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的分维值有着共同的表达公式，这里以位序—规模法则作为比较对象，以判断本文提出的城市体系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适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国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中的位序的关系所存在的规律，称之为位序规模—法则。
2省际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特征研究
2.1逆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的比较为了便于对比，分别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逆序累积规模模型对25个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回归拟合，方程的F统计值与变量的t统计值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位序—规模法则的Q值和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β值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各省区逆序累积规模模型回归拟合的测定系数R2普遍大于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精度，逆序累积规模模型回归结果的aiC值也均小于位序—规模法则。整体来看，各省区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均高于位序—规模法则，特别是在使用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不理想的情况下，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更强。对于首位城市规模远高于第二大城市的湖北与陕西、存在双中心城市的山东与广东以及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极为相似的海南与宁夏，其Q值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与样本容量不充分大的情况下，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误差偏大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对诸如武汉城市群的单核式结构、珠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唐城市群的双中心结构，长三角城市群的多中心结构进行研究时就存在很大的障碍，使得区域城市体系是否合理缺乏理论依据和相应的判断标准，无法为区域城市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由于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定义是累积式的，β值反映的前n位城市的人口累积规模的自然对数值与前n-1位城市人口累积规模自然对数值的比值，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位序—规模法则以单个城市进行拟合所带来的误差。对于湖北与陕西、山东与广东、海南与宁夏，其β值均明显比Q值更为接近，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识别能力更强。为了说明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选取江苏、湖南、山东与海南4个省区绘制位序—规模法则与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图（图2）。4个省区分别代表了两个模型中R2值均较高的省区、R2值相差较大的省区、城市数目较多且存在双中心城市的省区以及城市数目较少的省区。对于4种不同类型的省区而言，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要明显优于位序—规模法则。例如，福建与湖南，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拟合时，两条拟合曲线的斜率极为接近，而使用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曲线则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逆序累积规模模型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
2.2基于逆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省际分布特征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即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并非表现完全的随机性，由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组成的区域经济地理条件可能会影响区域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结构。为了分析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差异，绘制2010年各个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Q值和β值的空间分布（图3）。从图3可以看出，使用六普人口数据计算出的各省区的Q值介于0.80~0.95之间的有山东、浙江、安徽、河南、湖南与云南6个省区，介于0.96~1.05之间的有吉林、江苏、江西、福建、四川与贵州6个省区，介于1.06~1.20之间的有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湖南、广东、海南、广西与内蒙古9个省区，大于1.20的有黑龙江、陕西、宁夏与新疆4个省区。表明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得到的Q值的省际分布的规律性并不明显，比如经济发达的地区的山东、江苏与广东3省区的分属3种类型。而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存在差异的广东、海南、广西与湖南4省区却高度接近，这进一步验证了位序—规模法则在用于不同区域间城市体系结构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而使用六普人口数据计算出各省区的β值的省际分布更具有规律性。β值位于1.20~1.35之间的有山东、江苏、浙江、湖北与广东5个省区。在这些省区中，除湖北存在明显的首位城市外，其它省区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均发育完善，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小城市也比较发育，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β值在1.36~1.45之间的有山西、河北、辽宁、吉林、河南、安徽、福建与甘肃8个省区。这些省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城市一般有长期的发展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区域。黑龙江、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与四川7个省区的β值在1.46~1.60之间。这些省区自然地理条件一般，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城市发育尚可，中小城市数量较多，但普遍存在发育不足的现象。海南、宁夏、甘肃、内蒙古与新疆5个省区的β值在1.61之上。海南和宁夏面积狭小，其城市数量仅分别为8个和7个。甘肃、内蒙古和新疆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人口密度很低，使得其β值明显高于其他省区。
3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Q值和β值与区域地理条件的关系，选取了可能影响会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一些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分别是各省区的面积（X1）、经济总量（X2）、人口总量（X3）、人均GDp（X4）、城镇化率（X5）、人口密度（X6）、路网密度（X7）、人均耕地面积（X8）、复种指数（X9）、人均水资源拥有量（X10）共计10个指标。其中，面积、经济总量和人口表示各省区规模的大小；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反映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表示各省区的自然地理条件；路网密度代表了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异方差，以上指标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检验了Q值、β值和这10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在这10个指标中找到影响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因素，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Q值和经济总量（X2）、人口总量（X3）、人口密度（X6）及路网密度（X7）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与人均耕地面积（X8）及复种指数（X9）表现出中等的相关性，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β值和经济总量（X2）、人口总量（X3）、人口密度（X6）、路网密度（X7）与人均耕地面积（X8）表现出较强强的相关性，与人均GDp（X4）、城镇化率（X5）及复种指数（X9）表现出中等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的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选择中等相关性以上的指标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尽管采取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剔除了没有通过t检验的变量，仅保留了区域人口（X3）这一个变量，但Q值的回归结果依然不理想，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仅为0.433，意味着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得到的城市体系结构特征值和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不大，很难真实反映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通过对β值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采取逐步回归时，区域人口（X3）、城镇化率（X5）人口密度（X6）以及复种指数（X9）4个变量通过了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856，aiC值与SC值也优于Q值回归模型，表明采用逆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值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
考虑到回归分析存在假定空间事物无关联及均质性的局限，忽视了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够准确，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地理空间变量并纳入空间效应的影响。空间自回归模型的计算公式。由于空间自回归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参数，基于残差平方和分解的拟合优度检验的意义不是很大。为此，通过对比表4与表3中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gL、aiC与SC值，发现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Q值与β值的回归结果与使用一般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只是略有差异，且β值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中的ρ值并没用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化在空间上联系很弱，基本上处于孤立发展的状态，其原因可能与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有关。这里已经验证了一般回归模型与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接下来选择一般模型的回归结果探讨区域地理因素对β值影响的作用机制。经济总量（X3）、城镇化率（X5）与人口密度（X6）的系数为负，说明社会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各省区有力量建设更多的城市，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将会变小，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均匀化，区域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区，有限的各种生产要素会向部分竞争力较强的城市进一步集中，容易产生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变大，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现象较为突出。但随着这些省区的进一步发展，中小城市对于吸收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极化现象会有所缓解。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根据各个区域的特征及其发展态势，引导城市化的合理布局，探索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体系化道路。复种指数（X9）的高低主要受热量、土壤、水分、肥料、劳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等条件的制约，其值大小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生产潜力的优劣。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复种指数高的区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会增加，导致区域中小城市发育不足，使得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进一步拉大。
4结论与讨论
规模经济特征篇5
关键词网络经济 网络外部性 标准化 进入壁垒
新经济下的产业以很大范围产出上的平均成本递减、相对于新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可以获得的融资而言不算太大的资本投入、非常高的创新率、迅速而频繁的进入和退出、消费的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满足这些特征，要求在标准设定方面实行垄断或者企业间的合作，纵向一体化在新经济中往往更为普遥。而这些特征都把新经济推向垄断，同时也推向竞争。
一、新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形成
1.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和需求方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作为新经济最基本特征，是指某一信息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者可兼容产品用户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因用户数目增加而增加效用是产品的直接外部性，而由于用户数目的增加导致更多互补产品供给而实现效用增加则是产品的间接外部性。网络外部性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产生于市场需求，是一种需求方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某一特定网络产品用户越多，该产品具有的价值越大，从而吸引更多用户，由此形成网络扩张的正反馈效应。在此效应作用下，信息产品市场迅速扩张，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市场垄断性加强，可能形成独家垄断性市场结构。
而工业经济下亦存在的正反馈效应，也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种来自供应方规模经济导致的正反馈效应，在产品达到一定产量便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负反馈将发挥支配作用。因此旧工业经济时代，厂商很难将规模扩大到垄断整个市场的地步，单个公司主宰市场的现象难以出现。
2.兼容性与标准化竞争
产品的兼容性指一个“系统”中两种组件结合并工作的能力。两种产品结合并共同提供服务但没有成本时，就说是兼容的。这种产品之间的兼容性程度直接影响网络规模大笑，从而影响产品的应用速度和市场地位。如果产品兼容，拥有的网络价值相同，以成本竞争优势地位。但是如果产品之间不兼容，而网络外部性较强，如果厂商采取先发优势进入市场并形成行业标准，在正反馈效应作用下，可以获取巨大的超额利和市场控制力，甚至垄断市场。由于标准选择中的锁定效应，使得信息市场中，消费者预期对产品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市场上，新生产品想要进入时，除了自身技术优势，还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差异化竞争等手段来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正反馈效应来形成和扩大市场垄断地位。
3.产品或市场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导致市场垄断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市场上，先入者的技术标准构筑起后入者的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导致市场垄断。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从网络外部性和消费者惰性产生的锁定效应来看，消费者是进入壁垒的设立者，虽然并非自己选择。但是，信息市场上，技术创新是动态过程，创新而带来竞争的持续不断，竞争可以打破垄断形成新的垄断，技术标准也会不断更新。这些竞争围绕技术标准化展开，先入方用作进入壁垒的技术标准成为后来者进入市场的障碍，竞争也就以此为关键，由此，信息技术不断被替代和升级，也出现了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一方面特征:高竞争和高更替。
4.知识产权和专利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为了鼓励知识产品生产而授予知识产品生产者的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对促进技术持续创新十分必要。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己经如此。企业是要从创新的利润中汲取创新动力的。而利润才通过发明专利加以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理垄断。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效应更使得企业在信息技术快速变化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一定市场垄断性。比如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市场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特征
1.垄断市场的技术性
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技术创新的竞争，技术垄断是企业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由于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技术的不断扩散和难以仿制的特点，创新企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对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和旧的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工业经济时代影响竞争的决定因素在于资本，企业只有拥有足够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因此，竞争的积累主要是资本积累的竞争，垄断的企业多是资本雄厚的大企业。而网络经济时代占有市场垄断地位并不一定开始都是大企业，垄断地位不能单凭市场份额来判断。
2.垄断市场的易变性
在新经济时代，垄断是以技术为主导的垄断，技术创新是形成市场垄断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创新技术的不易性和进入壁垒，以及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再结合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较强的优势和稳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一浪高过一浪的创新活动也使得信息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使得新经济下的垄断具有很强的世时期性和脆弱性，更是暂时性的垄断。新经济下的市场垄断稳定性和变动性并存，造成了整个市场的易变性。
3.垄断市场的竞争性
新经济下垄断与竞争的关系特征也发生了不同于旧工业经济时代的变化。不复是交替性关系态势，而一定程度上互为强化。伴随着技术创新速度加快，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虽短，创新频率提高。另外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减小创新的障碍，所以信息市场，垄断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比尔·盖茨就已在警告员工，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而竞争和垄断之间呈现了交替性，并互相激发。
4.垄断市场的合作性
旧工业经济时代也存在企业之间合作，但多以价格和产量的合谋形式存在，损害了消费者福利而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在新经济中，企业合作大大加强。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合作的价值更大。另外，消费者导向的市场之形成也成为企业合作的必须选择。此外，网络技术为企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条件。新经济时代因产品技术性和开发风险的提高，封闭式创新模式已不再适用。
5.垄断市场的全球性
规模经济特征篇6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规模经济特征篇7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空间形态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095-04
[作者简介]谢继文（1970-），男，汉族，湖北武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受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13pYLJ01）。
一、引言
主席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引起各国的积极响应。而其中的关键是“一体化策略”下的全方位区域协调发展，而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的组织枢纽和关键载体是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应以沿线各级城市为支撑，城市体系形态是否优良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竞争力提升和功能的发挥，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优良的城市体系空间形态。所以，深入探讨城市体系空间形态演化规律对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进程，全面提升该地区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城市体系演化问题，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其演化机理进行了研究。纵观现有研究发现，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相关探讨尚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相关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范围界定上尚不明确，绝大多数学者选取“经济带”国内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缺乏国际视角。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主要运用传统统计方法或城市体系研究最基本的ZipF定律探讨城市体系规模关系，缺乏对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第三，在研究数据上，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人口或经济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而在进行跨国别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缺陷。已有研究往往以“行政城市”作为基本单元来分析城市结构，本研究则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来界定真实城市空间单元。此外，本研究不但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规模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特征，还通过空间分析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的重心变动趋势及方向、空间扩散和集中程度、演化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测度。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选择
（一）研究方法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体系研究往往基于各个国家或地区“行政城市”中的人口统计数据。而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是一种图斑数据，能够直接反应出城市化的多维度特征，夜间灯光亮度及面积等指标明显与基础设施过程、土地住房过程、城市化人口产业过程、生活方式转变过程及环境过程存在相关关系[1]。DmSp/oLS夜间灯光总量与城市化水平[2]、GDp密度[3]、人口分布[4]等的相关性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国别均已得到验证，所以用其度量城市规模、城镇体系具有可信度和可行性[5][6]，从而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统计数据缺陷，且能够直观呈现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在明确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根据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确定适当的城市样本，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演化特征及规模分布。通过选定合理的灯光亮度门槛值（Dn值），即可用城市区域高于Dn门槛值的灯光亮度总量近似表示城市规模，由此即可选定城市体系样本，进而所以从根本上消除了城市人口数据和城市界定中存在的误差。
（二）地域单元与数据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区域系统，一般认为该区域始于我国陕西省，向西可划分为功能差异的三大区段：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区和拓展区。其中核心区主要包括中亚五国和中国西部五省区；重要区主要是指h中亚经济带，包括印度、阿富汗、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伊拉克等国；拓展区则主要包括欧洲大陆及北非等地区。本文在借鉴白永秀（2014）、胡鞍钢（2014）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纲要相关探讨基础上，根据经济地理格局特性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界定为由中国西部五省市与中亚五国组成的大区域。
本文所用的基础数据选自199―2016年中国DmSp/oLS夜间灯光非饱和定标数据，通过对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世界地图为底图进行矢量化即可获得基础地理数据。该数据具有能提供优质数据源以及可行性和可行度更有效等优点。本文选取10作为灯光亮度门槛值，即Dn>10的区域即可视为城市。同时选取50平方千米作为另一项标准来筛选城市区域，最终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所选城市样本和夜间灯光遥感图如图1所示。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形态及演化特征
首先，城市体系总体分布呈现东、西部相对密集，中部相对稀疏的“哑铃型”结构。从灯光密度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总体城市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中部相对稀疏、东部和西部相对密集的“哑铃型”结构。中国五省区灯光密度为0846/平方千米，略高于中亚五国灯光密度（0770/平方千米）。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灯光密度最高，为1634/平方千米；哈萨克斯坦灯光密度最低，为06/平方千米，大致相当于我国新疆的水平。“经济带核心区”东部陕西、宁夏及甘肃兰州等区域形成明显的“高密度”集聚区，灯光密度达4869/平方千米，其中“西咸城市群”灯光密度更是高达13371/平方千米。此外，“经济带核心区”西南部地区由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首府比什凯克）经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最终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州区域是另一个明显的灯光“高密度”集聚区，灯光密度为3508/平方千米，而“经济带核心区”中部包括新疆中南部、青海及甘肃北部地区则由于受塔克拉玛干沙漠及青藏高原等自然条件限制，形成明显的灯光密度“塌陷区”，该区域灯光密度仅为0201/平方千米。
其次，城市体系集中度逐步减弱，中小城市发散扩张特征显著。“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含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类城市，这些城市的城市规模演化趋势也大相径庭。利用1992-2016年某些年份Dn值>10的城市样本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规模体系空间演化的趋势，发现从q值计算结果看，除1995年之外，其余年份城市规模对位序的回归系数q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而且大致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2016年q值小于1992年水平，这说明该区域城市体系演化经历了先分散再集中最终走向分散的历程，现状城市规模体系的演化呈现出“发散增长”的特征，而且地理集中度较低，并且这种城市规模结构呈现首位分布格局的特征在考察期内不断强化。
从城市空间变动上看，1992-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规模增长的空间演化明显呈现出先向西南移动后向东北移动、先扩张后收缩的态势。由标准差椭圆图（即图3）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格局，而且椭圆长轴的伸缩幅度远远强于短轴，这表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演化的主要力量并非来自于南北向的城市增长，而是东西方向。
再次，“新丝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空间形态总体呈现“四群两带四轴”结构。其中“四群”指“丝路起点城市群”、“中亚南部城市群”、“中亚北部城市群”和“新疆城市群”。“丝路起点城市群”由泾渭河平原谷地（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和河湟谷盆地（西宁、兰州、银川）城市群组成，重要的节点城市包括：西安、银川、宝鸡、渭南、兰州等，该城市群占整个“新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灯光总量的2275%；“中亚南部城市群”以塔什干、布哈拉为中心，重要节点城市包括：阿拉木图、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阿什哈巴德等，灯光占比为1695%；“中亚北部城市群”以阿斯塔纳为中心，包括阿斯塔纳、卡拉干达、科克舍套、塔拉兹等城市，灯光占比为1307%；“新疆城市群”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核心，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吐鲁番等城市，灯光占比约为581%。
两带为“新亚欧大陆桥发展带”和“能源通道发展带”，空g上基本呈“入”字形格局，“新亚欧大陆桥发展带”基本沿“新亚欧大陆桥”沿线铺开，重点包括“渭南-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嘉-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乌苏-卡拉干达-阿斯塔纳”等城市，灯光占比为2869%；“能源通道发展带”则基本与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重合，包括“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纳曼干-安吉延-费尔干纳-塔什干-吉扎克-撒马尔罕-卡尔希-纳沃伊-布哈拉-查尔朱-马雷-阿什哈巴德”等城市，灯光占比2917%；四轴为“西姆肯特-乌拉尔发展轴”、“中巴走廊发展轴”、“西安-榆林发展轴”和“银川-延安发展轴”。“中巴走廊发展轴”包含“吐鲁番-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叶城-和田”等城市，灯光占比为42%。这一城市发展轴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未来将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主动脉。“西姆肯特-乌拉尔”发展轴包含西姆肯特、阿克托别、卡萨林斯克及乌拉尔等城市，灯光占比为1131%；“西安-榆林”发展轴主要包含西安、铜川、咸阳、榆林、安康等城市，灯光占比为1191%；“银川-延安”发展轴包含银川、吴忠、庆阳、石嘴山和延安等城市，灯光占比为604%。
最后，呈现出片段化和非连续的特征，不同地区城市体系演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规模结构总体上呈现出集中度逐步减弱、中小城市发散扩张的特征，但其中不同区域城市体系演化则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由图（5）可知，1992-2016年中亚南部城市群集中度基本稳定，城市群内各城市大致呈现出平行增长态势；新疆城市群则呈现出集中度相对下降的态势；而丝路起点城市群则呈现出城市加速集中的趋势，且这一趋势在继续；中亚北部城市群总体上也呈现出城市加速集中的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1992―2016年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确定城市样本，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空间形态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空间形态明显呈现出片段化和非连续性的特征，而且各城市群的空间演化特征明显差异化。城市体系形态总体呈现“四区两带四轴”的空间结构。1992―201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集中度始终较高且经历了由“数量增长”向“规模扩张”的转变过程；城市体系规模增长的空间演化明显呈现出先向西南移动后向东北移动、先扩张后收缩并向“新亚欧大陆桥”等主要交通通道、中巴走廊、能源通道等集聚的动态演进特征，其中西安、银川、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克孜勒奥尔达、阿克托别、乌拉尔、布哈拉、阿什哈巴德等城市增长最为显著。
目前包括中国西北五省区和中亚五国在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演化之所以呈现集中度逐步减弱、中小城市发散扩张的特征，其关键在于该地区“空间格局不经济”。这种“空间格局不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特殊的区位、分散的群落分布和低规模的群落人口，换句话说，距离、分割和密度导致了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不经济。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普遍存在着“低密度、高分割性”的特征，导致该地区能源相对富集，交通通达性较高，地区更具竞争力，未来也最有可能形成重要节点城市。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四群两带四轴”的结构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结论，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各城市群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以便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良机实现城市乃至国家之间的共赢互利，各相关国家要重视国际合作战略，主要方向包括能源合作、金融合作、经贸合作、产业合作、文化合作、物流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关键是要把握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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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特征篇8
震荡市遇“尴尬”
如果投资者认为经济中长期是向好的,投资指数基金长期来看便可以分享股市上涨的收益。但短期它会跟随市场震荡,且其高贝塔的特征使基金短期内的波动较主动管理的基金高。
由于2009年单边市场特征明显,指数基金的收益率颇令人艳羡,2010年指数基金又会遭遇怎样的业绩预期呢?基于对2010年震荡市场的判断,选股型的基金通过精选个股、控制仓位的策略可能使业绩更胜一筹。但不容忽视的是,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推出会使整个市场逐渐变得更为有效,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试图通过寻找估值偏差来获取超额收益可能会越来越难,指数基金费率低、盯紧个股的优势会愈加明显,这是指数基金未来发展的良好机遇。但现阶段而言,在市场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投资者,如果对市场的走势缺乏判断依据,指数基金更适宜做卫星配置。
创新花样多
按照目前市场上指数基金的特征分类,基本可以分成四类,包括传统的指数基金、分级类指数基金、行业指数基金和跟踪海外市场的指数基金。后三类产品相对新颖,但产品基本处于预售或运行不久的阶段,按照顺序依次是国投瑞银沪深300分级指数基金、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指数基金以及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传统的指数基金发展历史悠久,且近期产品线仍有不断丰富和扩充的趋势,其跟踪的标的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种特征―规模指数、主题指数、风格指数和策略指数。
规模指数其主要包含沪深300、中证100、上证50、上证180、上证超级大盘指数、深证成份指数、深证100、中小板等等反映沪深a股市场不同规模特征股票的整体表现。跟踪规模指数的指数基金,投资者需要从指数的市值风格、行业分布以及个股流动性等角度来判断指数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然后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配置。
例如,相比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更为明显,而且根据历史的指数业绩比照来看,大中盘与小盘风格的股票往往存在轮动的效应,指数相关性并不是特别高。从估值水平来看,中证500的市盈率水平相对于沪深300目前并不具备估值优势,且小市值公司通常来说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更为剧烈,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中小企业具备较高的成长性。因此,投资者需要对中证500指数的“高成长性、高波动性”有深刻的理解。从行业分布来看,中证500指数的500只股票大部分集中在材料、工业以及可选消费行业上,这三个行业的市值权重也相对较高。该指数涉足的行业与大中盘市值规模的指数有所差异,其行业分布相对更加均衡,其中不乏一些具备新兴增长模式的特征,也涉及到一些稳定增长类的公司。中证500指数基金的成份股基本是小盘股,股票的流动性也是持有人需要关注的问题。初期这一类基金数量较少,且规模适中,有助于对指数的复制和跟踪。但如果基金规模增长速度较快,或是市场不断有新的中证500指数基金发行,可能会影响到指数基金的流动性。
主题指数该指数从主题角度刻画市场,目前市场上跟踪这一类主题的基金包括工银上证央企50指数、交银上证180公司治理指数、大成中证红利指数、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等。除了与规模指数关注相同的要素外,主题指数更适合于对主题颇有研究或是有某种投资偏好的投资者。例如,上证央企50指数以综合反映沪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股票的整体表现。其潜在的投资机遇是:央企资产规模大,实力较为雄厚,且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往往处于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具备一定的资源垄断性或者自然垄断性,从长期看盈利能力和抵御经济周期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强。
风格指数跟踪这一类指数的基金目前包括申万巴黎沪深300价值指数基金、华宝兴业上证180价值指数和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沪深300价值指数的成份股有100只股票,按照衡量价值特征的四个价值因子筛选:股息收益率、每股净资产与价格比、每股净现金流与价格比、每股收益与价格比,成份股体现出了价值特征。价值指数的投资对象偏向于某一特定的资产类别,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成长风格的指数不同,通常而言,在市场大幅修正或是市场相对低迷的阶段,价值型股票往往具备更好的防御作用;而在市场景气度高度扩张的阶段,成长类股票可能会表现更为出色。因此,指数基金的不同风格有利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分散化。
策略指数目前公募基金仅嘉实基本面50指数基金采用的指数构建方法是基本面加权,与传统的市值加权计算指数相区别。该基金以中证锐联基本面50指数作为跟踪标的,依据招募说明书,该基金以基本面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经济规模,选取其中最大的50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且样本个股的权重配置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该指数发掘的意义在于尽量克服市值加权指数设计存在的缺陷,即基金经理被迫去买价格更被高估的股票。基本面加权指数的方式由于具备财务理论的支撑而在海外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综上,投资者在具体选择时候,首先,先从大类来确定哪种风格特点的基金。规模指数特征的指数基金产品线较为丰富,且产品的多样性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持有人。理论上,从市值风格来看,大、中盘风格的指数基金长期业绩更为稳定,而小盘风格的基金潜在的收益以及风险特征均比较高。而从风格来看,价值型指数基金更适合于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投资者。主题投资指数基金以及策略指数基金也可以作为基金组合中的卫星配置,适合于有特定投资偏好的持有人。其次,对于跟踪标的相同、且采用相同策略进行投资的指数基金,费率的选择至关重要。指数基金的投资目的是以低廉的成本来获取经济成长的长期回报,因此,选择年度费率低廉的基金长期来看就是提高了潜在的收益能力。
规模经济特征篇9
部分园林的构建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开发。此种规划模式可以与地产开发与旅游开发等模式进行有机的结合。园林的设计可以提升建设区域内的整体人气与整体环境水平，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此类园林的规划与设计应该与当地的发展定位与发展战略相吻合。
2西安城市园林建设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对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现状与定位进行研究，需要从多个角度对目前西安已经投入使用以及在建与拟建的城市园林进行统计与分析。在本部分的研究过程中，按照园林功能进行分类，对西安不同功能下的园林规划与园林建设规模进行分析，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其园林建设的整体投入与未来规划。以此为基础分析西安城市园林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思路优化与思路升级提供必要的现状基础。
2.1西安城市园林建设现状
从西安城市园林建设与拟建的现状角度分析，其主要的园林功能分为景观园林、经济带园林、一体化城市公共服务带园林。按照不同的园林功能，其建设现状如下。
2.1.1西安城市园林功能分布及其发展现状
从宏观角度而言，西安市城市园林建设规模相对较大，具体的建设规模如附表所示。从附表中可以看出，西安市从2008年开始加大了对城市园林的建设投入。规划与建设的数量从2008年的56块(片)增加到2014年的440块(含拟建设)，提高比例为685%。其中，2010～2011年增加数量最大。而随之增长的是建设规模(面积)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建设规模的同比增长要高于规划的片区增长比例。这个数据也表明西安市在后续的城市园林规划过程中，更加注重建设的规模效应。从不同的景观园林功能分布的角度来看，西安市对景观带园林建设的投入比例最大，截止到2014年，已建设与拟建设的景观带园林总数超过180块，与其他两种功能园林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同时，我们发现虽然在数量上景观带园林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建设规模方面却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单片区景观带园林的建设面积远远低于其他功能园区的建设面积。
2.1.2西安城市园林地缘分布及其发展现状
从具体的园林地缘分布规律层面来看，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现有的城市园区进行绿化扩建。其中较为显著的为西安大雁塔不夜城园林规划建设方案；另一方面则是现代化小区内部的园林规划。其具体的分布表现为西南、北部规划较为集中，而城中心、西部、东南等区域的规划较为落后。按照西安的不同区县，其城市园林地域分布如附图所示。从附图中可以看出，西安主城区的园林规划存在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其中，莲湖区、长安区以及阎良区的规划数量与规模最少，其相对面积仅为2、4、3。而未央区、雁塔区以及灞桥区的园林规划数量与规模相对较多，分别达到了14、19、13。造成规划不均衡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一方面是西安市的园林规划采用各个城区自主规划，市一级政府审批的方式。因此，各个行政区的园林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财政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长安区与莲湖区属于老城区，在城区空间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限制瓶颈。从规划现状特点来看，西安城市园林为整体的市区绿化规划贡献了约4.3%的绿化面积。虽然比例不高，但是由于其作为城市园林的分布范围较广，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较为紧密，在城市升级的人文感受方面贡献更为突出。
2.2西安市园林景观设计与建设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的研究，我们发现西安市在城市园林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城市园林的整体规划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2.1脱离文化内涵
在西安市具体的园林规划中，仅有少量的园林采用以西安特有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如大雁塔园林景区、丝绸之路起点园林绿化带等。而更多的园林设计依旧采用传统的园林设计方式。这种脱离文化内涵而产生的园林，不仅无法将悠久的陕西文化融入其中，而且还由于缺乏地方特色而降低了园林自身的吸引程度，使得园林自身同质化与重复性建设现象严重，降低了园林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依托而导致园林的本地人认同感缺失，也造成园林对外地游客吸引程度的下降。
2.2.2缺乏独立特征
在西安市园林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大量的园林缺乏独立的特征。在西安市的市域范围内，大量园林存在同质化与同样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园林建设过程中定位不准确而造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西安市园林建设缺乏统一的建设思想作为指导核心。此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西安市园林建设的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从园林游客体验角度来讲，同质化的园林无法激发人们的游览兴趣，也就无法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尤其是经济带园林与景观带园林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服务型园林则由于缺乏必要的独立特征，在功能层面仅能够为群众提供必要的活动场地，而无法通过其文化内涵与独立特征，对城市园林景观进行有效的升级与完善的文化传播。这不仅造成园林功能的缺失，也为园林整体规划不足带来额外的瓶颈。
2.2.3设计理念陈旧
西安市园林设计还存在理念陈旧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园林内涵的设计没有有效的突破，依旧以自然元素、人工元素、互动元素、宣传元素等为主导。对于现代科技的引用，缺少合理的规划与尝试。第二，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其功能规划依旧以绿化、美化、经济等为主要核心功能，没有形成以城市为主导的园林功能扩展，也就无法对城市宣传提供更为突出的动力。第三，在具体的园林设计层面，缺乏有效的创新和独立的元素引用。更有部分园林以及景观带是以我国现有的建设方案为模版进行建设，此种设计显然无法发挥城市园林独有的特征与魅力。第四，在园林分布特点方面也存在理念陈旧的问题。没有将园林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整合成为有效的整体，也没有形成以园林带动经济、以经济带动园林的互动思想。部分园林建设是以现有规模为基础对其进行改造与扩建，此种建设方案无法与城市扩建理论以及现代城市化理论相协调。
2.2.4规划零散
西安市园林设计与规划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分为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由于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部分市政建设受限于省政府；第二个层面：市政建设与园林规划受制于西安市市委与市政府；第三个层面：部分园林规划的具体权限由其所在区县政府负责；第四个层面：部分企业、事业、公共服务业领域以及个人均可以独立规划相关的园林市政设施。多部门主管规划是造成目前西安市园林设计与规划零散的核心因素。尤其是社会团体以及区县政府的独立规划缺乏必要的指导思想，也无法上升到市域或者省域的地域观念中来，造成城市园林规划都各自为战。此种现象的产生，对于后续基于城市特点的园林规划与设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瓶颈。
3基于城市特征的园林规划对策
在城市园林规划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西安市城市特征园林规划的总体思想的落实，以及基于西安市特征的园林整体布局规划，并为西安市后续城市园林的整体建设提供必要的布局规划。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明确西安城市特征对园林发展的重要意义
西安市的城市特征与园林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一种是通过西安的城市特征来提高城市园林的文化内涵，进而避免园林建设过程中同质化与重复化现象的出现。另一种是通过基于城市特征的城市园林建设，可以有效合理地对西安进行宣传，并通过园林建设为后续城市升级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
3.2基于西安城市特征的园林整体布局规划
根据城市特征的不同来源，可以对西安市未来的城市园林规划进行整体的布局研究，并针对西安城市园林当前的建设现状进行具体的系统优化。根据具体的规划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的规划体系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如基于西安市整体城市环境的园林开发，或基于陕西省整体文化背景的城市特征塑造与城市规划建设。在这样宏观的视角指导下，西安市的园林建设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科学的、合理的整体。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由于同质化与重复化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全市乃至全省范围内应构建一整套合理的城市园林规划与设计评价机制，并通过充分的调研确定该套评价体系中的具体评价指标权重，并产生配套的执行细则与行政制度。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严格地按照已经制定的规范与制度进行评价，并采用“专事有专人，专人有专责”的方式落实规划责任制，并将部分的规划与建设指标纳入到相关的人员绩效考核体系中。只有这样才能够系统地保障规划制度的落实。
3.3基于西安城市特征的园林内部规划
西安城市特征的园林内部规划，主要是指通过对现有的城市园林进行改造，达到提升城市园林文化内涵和城市特征的目的。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可以按照不同园林的功能进行划分。经济型园林：此类园林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应该以区域经济发展与区位宣传为核心。基于这样的规划目标，对区域特征的放大应该是规划的主体。以西安市浐灞经济开发区园林规划为例，应该充分提升该地区内自然资源以及生态资源的特征，具体规划可以对湿地生态进行科学的改造，进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型园林。公益型园林：此类园林的规划是以服务人民群众活动、提升城市形象为主要目的。在这样的目的指导下，具体的城市特征规划应该以贴近民生建设、贴近百姓生活、贴近文化宣传为核心思想。以大雁塔园林区规划为例，修建了大量的关于“陕西怪”的雕塑，通过此种形式对西安的城市特征进行宣传。这样的宣传方式不仅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这种平民化的宣传方式对西安的城市特征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城市美化型园林：此类园林的规划是通过配套的园林建设，提高城市绿地面积、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水平、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单一的绿色植物的美化效果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文化特征的拓展，对其进行多样化的改建。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可以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植物的选取过程中，应该以西安独有的或者陕有的绿色植物为建设主体。由于西安被秦岭所贯穿，因此在植物的选择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以植物为主体的核心体系构建中，应该对部分具有文化内涵的园林小品进行规划。通过此种规划不仅增加了城市美化型园林的多样性、提高了美化效果，而且还能够通过园林小品的互动功能与宣传功能拓展此类园林的服务广泛性。
4结论与讨论
规模经济特征篇10
关键词：农业综合开发；现代特征；传统农业；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3）14-08-02
农业从应用经济学角度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农业，包括：资源型农业、手工农业、精耕细作农业和自给自足农业等，它的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个体的生产方式；另一类是现代农业，包括：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地质农业、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精准农业、高效农业和信息农业等，其特征是差异化的生产力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经营方式。农业综合开发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业发展进行项目支持的一种方略，曾经历了资源利用开发、名优农产品开发、农业产业化规模开发3个发展阶段，已经使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长足的进步。然而，面对经济转型和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综合开发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效应可持续提高、技术可持续创新等方面显现出后劲不足。因此，研究农业综合开发的现代特征对于实现“三个可持续”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目前，池州市农业综合开发正在为促进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给力，正在组合调动相关积极因素，着力于把握时代性，掌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逐渐形成组合式开发的现代特征。
1开发导向――特色鲜明，优化度高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导向上特色鲜明、优化度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带。池州市农业综合开发选择了沿江粮油棉产业，沿湖水产养殖产业，沿路（高速、国道）蔬菜、花卉、农产品加工产业，丘陵、山区林产品、茶叶、中药材产业，这些由点、连线、带面的因地制宜地开发，形成了特色产业带。其次突出生态特色。池州市大环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市拥有一个神奇灵秀的佛教圣地九华山，两个万顷碧波荡漾的淡水湖，3个风光旖旎的部级自然保护区，5个巧夺天工、如诗如画的天然溶洞等等，这些凸显着基因、物种、生态、景观的多样性，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现代庄园和生态旅游无需选择的地标。再次是发展特色产品。从形态学、营养学、安全性、功能性上全面考量，池州大量存在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强”的道地名特优新奇系列产品，如西山焦枣、秋浦花鳜、地藏黄精、九华野葛、祁门红茶、七井山茱萸等蜚声遐迩、闻名于世，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特色农业、发展名特优产品的热点。于是，开发“一村一品”、“一湖一品”、“一山一品”的优势项目自然生成。
2开发管理――规约主体，带动力强
强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池州市农业开发办建立了信息化管理长效机制，把组织管理――督查跟进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验收项目质量，市场管理――核实项目效益，技术管理――突出项目创新等全面落到实处。这种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规约项目主体行为，充分发挥项目资金“四两拨千斤”效应，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大家知道，开发管理的对象是项目实施单位――项目主体，它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载体和开发管理工作的落脚点，不同时期的项目主体是变化的、有选择性的。从农业综合开发的3个阶段分析可知，第一阶段项目主体侧重于农业部门、事业单位，资金投入重点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一般经常采用“割田成方、修路疏渠”的开发途径，以示范点辐射带动农田水利化，推动机械化。第二阶段项目主体侧重于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济实体，资金投入重点是“特色农业，名优农产品”的开发；基本上采取“市场牵动、实体带动”的开发途径，以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示范片的形成。第三阶段侧重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资金投入重点是“山水园林路沟渠综合治理”，优化产业结构；采取“农林水”多管齐下的技术集成开发途径，以利经济转型、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农业示范区建设。当前，全市农业综合开发正沿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方向前行，将农业产业化、工业生态化、景观市场化融为一体，形成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带的现代管理格局。
3开发模式――与时俱进，成长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