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合并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24:46

公司合并概念篇1

我国正式的法律中首次出现公司合并,是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在该部法律中,专设“公司合并、分立”一章,并详细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二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2、184条。)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上公司合并的含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法变更为一个公司的法律行为,并且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在国外,和公司合并相对应的词有两个,即“Consolidation ofcorporations”和“merger of corporations”。前者按照Black‘sLawDictionary的解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解散,同时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并接管解散公司的资产和承担的责任”(注:

参见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westpub.Co.(1979),p280.);后者是指“一个公司被另外一个公司吸收,后者保留自身的名称、实体资格,取得前者的资产、责任、特许权和权力,同时被吸收公司丧失独立的商业资格。”(注:参见Black‘sLawDictionary,

Fifthedition,westpub.Co.(1979),p891.)不难看出,“ Consolidationofcorporations”相当于我国《公司法》上的“新设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新设公司承担解散各方的债务,并接管各方的财产; “ merger

ofcorporations”相当于我国《公司法》上的“吸收合并”,即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导致其他公司丧失法人资格,吸收方承担被吸收方债务,并取得被吸收方的资产和各种权力。因此,我国《公司法》上的公司合并用英文确切地表示应当是“Consolidation and merger ofcorporations”。“Consolidation”用公式表示就是“a+B=C”:“merger”用公式表示就是“a+B=a”。在我国,前者常译为“并合”,“新设合并”(注:郑立、英主编:《企业法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8页。);后者常译为“兼并”,亦称“归并”(注:史际春主编:《公司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单就“Consolidationofcorporations”和“mergerofcorporations”来说,分别译成“公司并合”或“公司联合”和“公司兼并”或“公司归并”较为妥当。

我国报刊文章中经常将“Consolidation”译成“合并”,不太妥当,因真正意义上的“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而“Consolidation”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仅将“Consolidation”译成“合并”,容易产生歧义。

事实上,外国公司法上经常交替使用“Consolidation”和“merger”,而并没有像我国的《公司法》那样给它们一个确切的定义。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直接规定了公司合并的条件,合并计划的内容(注:参见《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101条。);《德国股份公司法》直接规定了合并的性质(注:参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39条。),不过在《德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从公司资金中增加资本和合并的法律》中补充规定了公司合并的两种方式,即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注:参见《德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从公司资金中增加资本和合并的法律》,第19条。);日本在《日本有限公司法》中直接规定了“有限公司可与其它有限公司合并”(注:《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9条。),在《日本公司法》第二章“无限公司”第五节“解散”中规定了无限公司合并的决议、异议、登记、合并效力的发生、合并的效果、合并无效之诉等条件和程序问题(注:参见《日本公司法(商法第二编)》,第98~111条。),在该法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第八节“解散”中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的条件和程序(注:参见《日本公司法(商法第二编)》,第408~416条。),但都未对合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英国在《英国1989公司法》第六编“合并及其有关事项”也未对合并含义作出规定(注:参见《英国1989年公司法》,第146~153条。);法国在《法国商事公司法》中也只是描述了合并的一般情况,即“一个或若个公司可以通过合并,将公司财产转移到现存的公司或他们组建的新的公司中”(注:《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71条第1款。)。

与外国公司法相比,我国对公司合并在《公司法》中直接按其形式明确规定含义是有独创性的,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法律概念是法律体系的基石,法律概念的严谨有助于推动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二、公司合并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一)合并与兼并

兼并在当前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它经常在经济学中出现,而且常常用来指一个企业或公司吞并或控制其他企业或公司的行为。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兼并”是在1989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中,即“本办法所称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不通过购买方式实行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不属本办法规范”。该“办法”又规定了“企业兼并”的四种形式,即承债式、购买式、吸收股份式和控股式。

1991年国务院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进行资产评估的法定情形之一是“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该“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以承担债务、购买、股份化和控股等形式有偿接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被兼并方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此处兼并含义与《关于企业兼并暂行办法》是一致的。

1996年8月20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兼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兼并’,是指一个企业通过购买等有偿方式取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失去法人资格或虽然保留法人资格但变更投资主体的一种行为”。“在被兼并企业资产与债务基本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企业承担被兼并企业债务的,经批准,兼并方企业可以采取划转方式取得被兼并企业的资产。”此外的“兼并”与前述两个“办法”规定的兼并含义略有不同的是,在被兼并企业资产与债务基本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企业承担被兼并企业债务的,可以直接采取划拨方式取得被兼并企业的资产,而不需要双方讨价还价去购买。这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实践中的操作,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所作的规定,本质上与《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中的“承担债务式”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具体方式略有不同罢了。

以上规范性文件中兼并的含义与《公司法》中吸收合并及兼并的含义不同。从法律后果上看,它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兼并企业丧失法律人格;另一种是被兼并企业并不丧失法律人格,只不过法人实体被改变。前一种实际上就是吸收合并。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兼并即丧失法律人格的兼并称为狭义上的兼并的话,那么以上规范性文件中的“兼并”可以称为广义上的兼并。狭义的兼并也就是《公司法》上的吸收合并,狭义的兼并包含于广义的兼并之中。

外国公司法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兼并”一词,但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本身可以通过案例造法,判例中确立的概念的含义与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中直接规定的概念的含义的法律意义并无不同。因此,我们也可以从某判例中看出其概念的含义。 在美国莫里斯诉人寿保险公司(morrisV.investmentLifeins.Co.)一案中,地方法官在涉及被兼并公司投保人对存续公司主张保险利益时对“兼并”下了定义:“兼并是一个公司的人可为另一公司所吸收,存续公司(SurvingCompany)承受被兼并公司(absorbedCompany)的财产、责任、特权与权力,被兼并公司不再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而存在。”(注:转引自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此处“兼并”也就是“吸收合并”。

分析上述两个“办法”出台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为了适应企业产权交易、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从实用的角度出台的,并无完整和严谨的立法含义。而《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合并的含义的规定更具有立法意义。因此,既然《公司法》已经对公司合并的含义分类作了规定,为了追求法律概念和体系的严谨,在我国的立法文件中兼并应当采用狭义的兼并即吸收合并的含义,而不应该将其滥用。

(二)合并与收购

在我国当前的资产经营和重组中,经常出现“并购”这个时髦用语,尤其是在证券投资中,更是“并购”成风。“并购”是“兼并”和“收购”这两个词的合称,来自英文“mergerand acquisition”即“m&a”。“merger”就是我国《公司法》上的“吸收合并”,即狭义的兼并。按照Black‘sLawDictionary的解释,“acquisition”是指“成为某项财产所有人或者获取任何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尤指通过任何途径取得物质性财产所有权。”它又分为“originalacquisition”和“Derivativeacquisition”(注: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Fifthedition,westpub.Co.(1979),p23.),也就是民法上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从该辞典的解释中可以看出,“acquisition”直译就是“获得、取得”(注:参见《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4 页。),只是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acquisition”经常用来指一家企业通过某种途径,获得另一家企业的全部资产或部分资产,从而获取另一家企业的控制权的交权交易行为。在证券市场上,“acquisition”经常用来指某一公司通过购买目标公司的股票而获取目标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因此,它经常被译成“买收”、“收购”(注:参见孙黎主编:《公司收购战略-产权交易最高形式的操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我国立法文件中正式出现收购是在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中。该“条例”专设第四章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但“条例”并未直接规定“收购”的明确含义,只是直接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超过的部分,由公司在征得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原买入价格和市场价格中较低的一种价格收购。”(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第46~52条。)倒是深圳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第47条,对收购和合并联合下了定义,“收购与合并是指法人或自然人及其人通过收购,拥有一家上市公司(或公众公司)的股份,而获得对该公司控制权的行为。”“控制权是指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5%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该“办法”第49条规定,“凡购入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或投票权累计达到25%以上的行为属于收购与合并”,该“办法”第50条又规定,“收购包括部分收购和全面收购两种”。该“办法”把“收购与合并”合在一起使用,混淆了“收购”与“合并”。但从以上规定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收购”在证券市场上就是指在股票市场上通过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获得对该公司的控制权,它并不一定导致目标公司的法律人格丧失。“在一个兼并中,数个公司合并共享他们的资源完成共同的目标。合并方的股东经常保留成为被合并实体的共同股东。”“收购更像一个长臂方案,其中一个公司购买另一个公司的资产或股份,同时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不再是其股东。在一个兼并中,纳入兼并公司的一个新的实体形成;而在一个收购中,被购买的公司变成收购方的附属。”(注:p·S·Sudarsan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princeHall,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1.)因此,从取得控制权的角度看,兼并和收购,即并购(m&a)总起来表示在证券市场取得控制权的行为,兼并导致被控制方丧失法律人格,而收购一般不会导致被控制方丧失法律人格。尽管正如p?S?Sudarsanam所说“兼并和收购经常交替使用”(注:p·S·Sudarsanm,mergers and acquisitions,princeHall,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2.),但那只是在经济学上。从追求法律概念严谨这一目标上讲,应该按照兼并和收购不同的内涵合理地使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并购的含义和合并的含义是交叉的。并购中的兼并也就是吸收合并,包含在合并中。但并购的含义也包括不了合并中的新设合并。同时合并的含义也不能包括并购中的收购,用图表示就是:

公司合并概念篇2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FHC)在我国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金融体制原因,我国尚未就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与监管进行立法,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没有权威定义,学界和企业界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理解。

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其主要资产显著分布在银行、证券、保险两个以上金融领域的企业集团”;还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应当关注其“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而非必须跨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领域”;也有学者提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必须是金融机构并且对其他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才是金融控股公司”,相应的,母公司本身不是金融机构,即便对其它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也不能称为金融控股公司,只能叫做“控股金融公司”。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本文从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溯源入手,分析主要国际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比较相关概念,进而给出笔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以期立一家之言,收正本清源之效。

二、金融控股公司概念溯源

(一)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

1999年2月,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起,联合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设立的“多元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JointForumonFinancialConglomerates,下称“联合论坛”),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ofFinancialConglomerates)。在此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的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

此文件的表述,对我国学者定义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联合论坛的文件,指向的监管对象是“多元化金融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

(二)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Servicesmodernizationactof1999)第一次提出“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法律范畴,但是并没有直接给出定义,而是在第103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应以《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的表述为准,符合特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第2条规定:“银行控股公司是指对任何银行或依本法成立之银行控股公司具有控制权之公司。”

据此,银行控股公司如果符合包括资本充足、经营良好、社区振兴法案评级达到满意程度以上等要件,可以选择登记为金融控股公司。依照《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强调的核心是对银行的控制权。

(三)日本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日本《独占禁止法》第116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即“以经营金融业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将金融控股公司区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三大类,2001年以后,统一称为“金融控股公司”。日本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需经金融厅许可而设立,以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其至少应持有一家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或保险子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达50%以上的股份”。

日本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强调的也是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并明确指出控制权是指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比例达到50%,金融子公司数量为至少一家。

(四)我国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台湾地区于2001年颁布实施《金融控股公司法》,其第4条第2款对金融控股公司赋予明确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一银行、保险或证券公司有控制性持股,并依本法设立的公司”。而控制性持股是指:“持有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25%,或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过半数的董事”。

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定义十分明确,其重点也是强调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差别是控制权被概括为两个并列的条件,一是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或资本总额超过25%,二是实际控制董事会过半数董事,两个条件具备其一即被认为具有控制权。另外,台湾地区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额不得低于新台币200亿元。

三、金融控股公司相关概念辨析

我国学术界对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的相关表述,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原因大概是源于翻译、引用的异化,以及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造成。

(一)翻译及引用异化

上世纪末,有学者把“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翻译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后的研究引用中,又把“金融控股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等同起来。对此,几年前就有学者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混淆已经形成,至今并未得到根本纠正。

笔者认为,就英文原文而言,“FinancialConglomerate”与“FinancialHoldingCompany”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也不相同,不应等同使用。

(二)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

在我国,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概念比较近似,实践中经常被混淆使用,进而金融集团、金融企业集团、金融控股集团等与金融控股公司经常被混为一谈。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含义不同,指向的主体也不相同,需要严谨辨析。

一是关于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个外来词语,类似组织德国称为“康采恩”,美国称为“利益集团”,最早使用“企业集团”一词的是日本。在我国,国家工商管理局于1998年4月,印发《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其第3条指出,“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该《规定》明确指出:“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践中,企业集团名称可以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但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订立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

二是关于金融集团。金融集团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范畴,没有明确的内涵,其指向的客体也不清晰,不应单独使用。相对来讲,金融企业集团会更容易理解,意指金融机构组成的企业集团,但是,金融企业集团也不是规范的法律范畴。

三是关于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这两个词也不是规范法律范畴,我国《公司法》没有对二者进行专门界定。一般认为,“集团公司”是指企业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的核心企业;“控股公司”是对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通用。

用一个图片可以比较形象的描述“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集团公司”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企业集团”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多个成员单位的集合;而“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是一个个体的概念,是居于统领或控股地位的成员单位。子公司以及孙公司都是企业集团内的成员单位之一。

企业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子公司关系示意图

(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业务领域辨析

“联合论坛”对金融企业集团的界定,明确指出其业务范围要至少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业务领域,其关注点是“多元化”。类似的,德国实行全能银行(allFinance)制度,全能银行可以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而不必法人分治,其金融集团就是全能银行。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的典型代表,与联合论坛关于“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不同,其关于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界定,强调金融控股公司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性持股,并强调必须控制的金融子公司的数量。

我国学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的说法,是把控股公司与多元化金融集团混为一体,又将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重点,放在了“多元”,而忽略了其“控股”的本质。至于“金融控股公司”与“控股金融公司”之说,笔者认为有舍本逐末之嫌,我国的准金融控股公司目前不是金融机构,只是由于法律法规建设不到位,监管没有依据,才未给这类机构发放“金融许可证”,一旦法律监管到位,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四、结论

笔者认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需要强调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不应该限定其必须跨两个金融业务领域。

我国2014版《公司法》第217条明确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控制权的界定,结合了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方面的表述,强调绝对控股,但同时也明确持股比例不足50%但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也被视作享有实际控制权。

为了准确的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首先结合“企业集团”的内涵,赋予“金融控股集团”定义,即:“金融控股集团是指以资本为纽带,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由居于控制地位的母公司及其控股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共同组成的企业联合体”。

基于此,定义“金融控股公司”就非常简单明了,即: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具有控制性持股的公司”。这一定义,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控股”的本质;二是强调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性持股。这一定义,并不强调其控股子公司的家数,以及控股公司本身是否具有金融机构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清晰的描述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关系,即:金融控股集团是一个企业联合体,是“1+n”的概念;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控股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是“1”的概念。

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以控股经营金融子公司、实现集团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本身具有金融属性,应当接受金融监管。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尚处于缺位状态,需要尽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促进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平.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监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宋建明.金融控股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6

[3]王国刚.运作机理: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09

[4]赖小民.后危机时代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03

[5]张春子,张维宸.金融控股集团管理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6]李晗.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08

[7]郝晓彤.外国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组织结构分析及借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9)

[8]陈岗.金融混业企业集团风险及监管研究[D].复旦大学,2009

[9]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9

[10]andrewKuritzkes,tilSchuermann,Scottm.winner."Riskmeasurement,Riskmanagement,andCapitaladequacyinFinancialConglomerates",Brookings-whartonpapersonFinancialServices,2003:141-193

[11]Rosenberg,J.,andt.Schuermann.ageneralapproachtointegratedriskmanagementwithskewed,fat-tailedrisk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6,79(3)

[12]LievenBaele,ValerieDeBruyckere,oliverDeJonghe,RudiVanderVennert,"modeluncertaintyandsystematicriskinUSbanking"[J].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ial,vol.53,2015:49-66

公司合并概念篇3

关键词:管理会计信息系统;pea模型;平衡记分卡;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8-0116-05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跨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会计作为“商业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众所周知,管理会计作为公司的信息系统,在开发业绩评价框架方面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陈旧的会计信息系统设计方式,制约了管理会计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充分利用。运用会计领域的创新工具Rea模型和平衡记分卡进行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重构,可以实现管理会计与公司数据库设计的融合,密切公司业绩评价、战略决策和信息系统设计功能之间的联系,促使管理会计人员更加有效地参与公司战略管理和控制。

一、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重构的背景:管理会计人员面临职责转变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会计工作的作用和内容。peterDrucker(1992)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会计成为最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管理领域之一,日益带来会计与管理信息系统的交叉。管理信息系统工作人员通常比较关注与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技术问题,但信息系统面临的未来挑战将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把数据转化为对决策有用信息的能力。michaelallies等预测,在未来10年中,管理会计将有可能提供一系列广泛的战略和运营指标,从而使财务会计成为其子集。随着公司战略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时间和客户服务竞争,将有更多参与者(诸如工程师、it界人士和咨询公司等)作为信息提供者与管理会计人员展开竞争,他们甚至可能在提供特定类型信息方面比管理会计人员更具优势。在这种变革的环境下,“随着对大量信息实时解释需要的增加…会计人员面临的挑战将是证明他们的内在竞争优势”。

会计领域的发展能否应对这种挑战?传统会计系统受到基于经济业务的财务会计需求驱动,难以反映公司经济活动的全貌。因此,公司内部不同职责部门持有平行的信息系统用于满足各自的需求,不仅导致数据储存的低效率,而且难以实现跨部门信息整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会计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已经陈旧过时。首先,传统会计系统中的唯一设计是设置账户表,它是会计循环的第一步,最终旨在生成统一财务报表,因此仅关注经济业务的财务方面,而将更广泛的信息如生产率等排除在外。其次,传统会计系统的构建基础是具有700年历史,可以追溯到卢卡.帕乔利时代的借贷模型。虽然借贷模型在手工记账系统中十分有效,实现了会计业务活动的具体化,但随着公司性质和规模的变化以及数据库和联机处理的出现,以其为基础的传统会计系统已经难以满足管理层的决策需要。

在这种情形下,公司的信息系统开发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归属到管理信息系统(miS)部门。miS已经确立了“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包括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和执行。使用michaelporter的价值链概念对其加以描述,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影响公司信息系统开发问题的深入理解,如图1所示。SDLC的设计阶段增加了该信息系统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决策所用信息的充分性和相关性。如前所述,信息系统面临的未来挑战将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把数据转换为对决策有用信息的能力。因此,信息价值链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收集和提供相关信息,带来控制和决策流程的增值。miS开发人员因接受过技术培训而在当前的系统设计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最了解信息价值链和价值增值手段的是管理会计人员。正如michaelporter所指出的,“任何其他信息系统都不具备将公司所有职能部门的业绩整合为一套指标体系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会计被称作‘商业语言’”。但是,传统会计系统仅反映公司流程的有限方面,不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整个公司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面采纳Rea模型和平衡记分卡重构会计信息系统,实现管理会计与公司数据库设计的融合,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成功完成职责转变。

二、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重构的基础:平衡记分卡和Rea模型

Rea模型(资源-事件-参与者模型)是一种数据库设计概念模型,可以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数据库系统设计工具。平衡记分卡(BalancedScorecard)作为信息价值链中的下游作业,可以提供业绩评价框架,用于传递和计量战略,并为系统设计提供依据。这两种工具在信息系统开发设计阶段的结合使用,可以促使管理会计人员在信息系统领域发挥新作用。

(一)平衡记分卡

平衡记分卡被称作“战略计量系统”和“全面业绩评价系统”,由卡普兰和诺顿在1992年提出,其后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从概念设计的角度看,平衡记分卡作为业绩评价框架可以发挥最大效用。andyneelY等指出,“毫无疑问,平衡记分卡是目前得到最广泛认可的业绩评价框架之一。”

从本质上看,平衡记分卡是旨在反映公司战略的一系列领先型和落后型业绩评价指标的结合。其基本原理在于,一个“平衡”的业绩评价系统不仅应该包括传递有关公司过去业务活动信息的落后型指标(财务指标),还应该包括反映财务业绩动因的领先型指标(非财务指标)。因此,平衡记分卡是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非财务指标表明公司战略的执行过程,财务指标反映公司战略的执行结果。

平衡记分卡的业绩评价系统包括四个方面:财务业绩、客户关系、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客户关系视角侧重于战略对客户满意度的影响,包括质量、时间、绩效、服务和成本等各个方面。客户满意度是公司内部业务流程运作的结果。内部业务流程视角反映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流程(诸如生产、设计和新产品开发等领域)的业绩,公司在这些领域必须非常出色,才能实现整体目标。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要求公司持续对其产品和流程加以改善,并且具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学习和成长视角考虑持续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侧重于衡量公司对流程和产品加以改良以实现其目标的能力。财务视角是表明公司战略恰当与否的最终指标,反映战略执行情况的改善是否已经转化为更高的盈利能力,通常使用现金流量、销售增长率和收益等传统指标计量公司财务业绩。

从总体上看,平衡记分卡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视

角展开。一个视角是考察基本理论的相关性,尤其是领先型指标对财务业绩的影响。Christopherittner等发现,客户满意度是财务业绩的领先型指标。RaJivBanker等也发现,反映客户满意度的非财务指标与未来财务业绩非常相关,而且包含财务指标所未能反映的额外信息。Venkynagar等则发现,与质量相关的非财务指标(例如缺陷率和及时运达率等)是未来销售收入的领先型指标。叫另一个视角是考察成功执行平衡记分卡的各个方面。marymalina等检验了卡普兰等在1996年提出的观点,即认为平衡记分卡主要不是一种评估方法,而是一种战略规划和传递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经过良好设计并且具有良好信息传递功能的平衡记分卡,能够激发低层经理人员按照公司战略行事的积极性。Christopherittner等考察平衡记分卡在激励计划中的应用,发现非财务指标权重设计的主观性导致了激励计划的执行混乱。marlysLipe等对各业务部门的专用指标和共用指标进行研究,发现共用指标被应用于业务部门评价,而专用指标未能在这种评价中受到重视。

这些研究表明,平衡记分卡赋予了参与财务会计报告过程的管理会计人员一个新角色,即在信息价值链中发挥作用。平衡记分卡所提供的平衡指标系统意味着,信息系统的各项功能需要彼此结合。卡普兰等把“功能鸿沟”(“functionalsilos)视作战略开发和执行过程中的障碍。他们指出,“按照传统,公司总是围绕财务、生产、销售、工程和采购等功能设计,各种功能具有自身的知识、语言和文化,从而导致功能鸿沟产生并成为战略执行的主要障碍,因为大多数公司很难进行跨功能战略传递和协调。”平衡记分卡是一个将各种功能结合起来的计量系统,管理会计人员可以在利用其潜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相关研究还指出,信息系统价值链的系统设计对计量指标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证实管理会计人员应该更多参与系统设计和执行,因为各种计量指标正是在设计阶段被融入系统中。在各个功能领域,各种指标被赋予的含义与所收集数据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一致,而且必须反映公司的经营活动。有研究证实,各业务部门的共用指标更有助于决策,从而表明指标应该更具一致性和可比性。此外,为实现一战略在整个公司内部的传递和协调,还需要将各种计量指标无偏地应用于公司内部各个不同层次。卡普兰等指出了平衡记分卡实施流程与信息系统之间的联系,“一个新组建的团队提出了一个记分卡执行计划,包括把数据库计量指标与信息系统联系起来,在公司内部传递平衡记分卡理念,以及鼓励和促进分权经营公司次级指标的开发。作为这一流程的结果,一个全新的管理信息系统将被建立起来,从而把高层业务部门的计量指标与最低层车间班组的特定运营指标联系起来”。因此,信息系统设计是执行与公司战略相符的平衡记分卡的重要环节。

(二)Kea模型

Rea模型是一种支持信息系统设计的概念建模工具。所谓概念模型,是指用高度抽象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状况的数据模型。这种模型独立于机器,对现实状况的描述易于理解和解释。Rea模型具有很多有助于其成为有效管理会计工具的特征。首先,它能够反映经济业务的两重性,即资源的流人和流出,与传统会计中的“借项和贷项”一样有效。此外,它还可以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一个概念框架,帮助其概括公司特征、详述业务活动和站在公司全面视角设计数据库,从而满足内外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Rea模型的基本构架由三种实体组成,分别称为资源、经营事件和参与者。经营事件是公司流程的一部分。例如,收现是一个经营事件,它是销售流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该经营事件相关的资源是现金,相关参与者则为内部参与者(出纳人员)和外部参与者(客户)。实体的最基本性质称为属性,即为实体的具体化。例如,对于客户实体而言,属性可以包括客户状况、客户数量、客户满意度反馈等项目。资源、经营事件和参与者作为Rea模型的基本构架,有助于把公司战略指标系统与信息系统数据库联系起来。

Rea模型通过提供两种组织观――局部观和全局观,支持公司的计划、控制和决策流程。局部观又称为外部纲要,是指对公司不同业务流程的经营事件以及与这些经营事件相关的资源和参与者加以具体描述,如图2所示。全局观又称为概念纲要,是局部观、业务活动和流程在公司范围内的整合,如图3所示。

三、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重构的方法:开发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

Rea模型和平衡记分卡作为会计领域的创新工具,为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我们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通过开发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重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在公司战略规划开发和评估中的作用。

(一)开发概念设计框架的依托:概念模型和设计战略

开发概念设计框架,首先需要依托概念模型。Rea作为一种概念模型设计工具,能够满足开发数据库系统支持战略决策的需要。概念设计旨在描述数据库的信息内容,通常从需求说明开始,结束于数据库全局观的形成。概念设计模型在SDLC的各个流程与信息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之间建立起重要联系。.用户输入对确定数据库的内容至关重要,尤其便于计量指标和其他信息的含义与数据相符。CarloBatini等指出,“最终用户影响设计决策能够带来很多积极后果:概念纲要的质量会提高,项目更有可能趋向预期结果,开发成本也会下降。更重要的是,如果用户拥有更多机会参与决策流程,将促使其更愿意接受和使用该信息系统。Rea概念模型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属性”,可以将其与平衡记分卡的业绩评价指标联系起来,从而促使用户直接参与支持决策的信息系统设计过程。

开发概念设计框架,还需要依托战略,以便确定数据来源以及将数据在概念模型内部加以整合的方式。Batini等描述了三种概念设计开发战略:自上而下型战略、自下而上型战略和混合战略。自上而下型战略重视概念设计各个阶段的改进,以最宽泛和抽象的理想系统纲要作为起点,引入与模型相关的具体信息,诸如各个层次不同功能领域之间的关系等。自下而上型战略则以各功能领域的需求等基本概念作为起点,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复杂的概念,最终融合为一个全局纲要。混合战略使用前两种战略的要素,是前两种战略的综合。混合战略的重要特征是:系统设计师使用应用域的细分子集引导全面系统,子集使用自下而上型战略开发,包括应用域的详细信息;与此同时,设计师使用骨架纲要整合设计的各个方面,骨架纲要发挥框架作用,包括应用域的最重要概念,更便于子集所产生的不同纲要进行自下而上的整合。

(二)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的构建:平衡记分卡战略模型与Kea模型的结合

本文使用混合战略开发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同

时应用Rea模型和平衡记分卡实现概念设计,称为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如图4所示。图4表明,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的执行,涉及到两个重要阶段:首先需要把公司战略转化为平衡记分卡模型,即阐明公司战略并将其与平衡记分卡相结合;其次需要把平衡记分卡模型转化为Rea概念模型。

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以平衡记分卡战略模型的开发作为起点,使公司战略与信息系统相联系。在这一阶段,公司首先确定战略目标,随后将战略目标映射到平衡记分卡中,转换为四个视角的目标以及各个目标的相应计量指标。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它可能将开发研究技能作为学习和成长视角的目标,而相应的计量指标可能是所雇用研究科学家的数量。与此相联系,内部业务流程视角的目标可能是提高公司内部的创新能力,而相应的计量指标可能是所开发专利的数量;客户关系视角的目标可能是提高市场份额,而相应的计量指标可能是新客户的数量。通过这一阶段,平衡记分卡可以提供基于公司战略的一个全面计量系统。

在第二个阶段,公司需要把平衡记分卡模型转化为Rea概念模型。为实现这一目的,公司首先需要使用平衡记分卡,建立作为混合战略概念设计基础的骨架纲要。骨架纲要能够为理想的信息系统模型提供框架,平衡记分卡在这方面尤其有用,因为它能够确定与战略相关的主要目标,对这些目标加以计量,并且提供有关计量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一个计量系统。这种基于平衡记分卡的骨架纲要是自上而下型战略的基础,可以用于确定与战略相关的业务流程,受到影响的实体,以及与实体相关的特定属性,确保最终模型与平衡记分卡战略模型相呼应。公司也可以采纳自下而上型战略实现概念没计,首先将平衡记分卡的计量指标分解为Rea模型的基本计量单位“属性”,然后确定与属性相关的实体,最后确定流程。有些计量指标不需要进一步分解,可以直接成为与实体相联系的恰当属性,例如产品创新带来的新客户等;有些指标则需要进一步分解为不同要素,以便形成与Rea相对应的属性,例如投资回报率等。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战略。既可以确保最初战略中确定的所有计量指标都通过自下而上型战略包括在内,也可以确保可能与战略相关的其他指标都通过自上而下型战略找到。最后,使用骨架纲要对根据两种战略形成的概念设计加以比较,可以形成公司的全局纲要,从而确保公司战略总目标得到保持。

四、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重构的意义:实现管理会计与公司数据库设计的融合

开发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重构管理会计系统,有助于实现公司内部的会计与信息系统集成,完成会计与信息系统数据的语义统一。在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下,系统所有数据按照“资源”、“经营事件”和“参与者”集成在一个逻辑数据库中,消除了数据分散重复存储在多个系统中所造成的数据不完整、冗余和不一致问题,有助于支持跨部门信息传递。由于系统记录所有经营事件的细节数据,任何信息使用者都可以通过查询功能从信息系统中直接获得自身所需信息,并且相应生成各类报告,突破了传统会计信息系统以单一会计信息使用者为用户的局限性,有助于满足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开发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重构管理会计系统,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对平衡记分卡在公司内部的执行。有研究表明,平衡记分卡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执行问题。卡普兰等指出,平衡记分卡的成功执行者是有能力将战略转化为行动的“战略型公司”。公司战略的成功转化涉及到通过平衡记分卡与信息系统的有效结合,把平衡记分卡理念在公司内部传播。全面概念设计框架能够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将战略映射到概念设计中的工具――平衡记分卡的计量指标,并最终将其与信息系统数据库相结合。正如卡普兰等所指出的,平衡记分卡的执行涉及到创造“一个全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把从高层业务部门直至车间班组的计量指标联系起来。”它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支持公司内部各个层次的战略传递和整合。因此,管理会计人员可以通过参与设计阶段,在平衡记分卡执行问题上对公司形成支持,例如在公司内部传递平衡记分卡理念、将薪酬计划与平衡记分卡联系起来等。

开发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重构管理会计系统,有助于促使管理会计人员深入参与公司战略和信息价值链设计,并在执行战略过程中获得更多与行政管理人员合作的机会。随着管理会计人员对全面概念数据库设计框架功能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其在为公司实现价值增值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公司合并概念篇4

绝大多数合同都是债权合同,债权合同与非债权合同也确有很大区别,但这不应导致否定其他民事合同的存在以及这些民事合同作为合同的共性。《合同法》既适用于有效合同,也适用于无效合同和效力不确定的合同。《合同法》适用于它未曾具体规定的债权合同,其中有关合同成立与一般效力的规定还应当适用于其他民事合同。但是《合同法》不适用于不具法律行为性质的协议,也不能适用于企业承包、租赁等旨在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关系的“合同”。

[关键词]合同有效合同民事合同债权合同法律行为公司章程

一、引言

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比较一下《民法通则》的合同概念。《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由于整个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的,《民法通则》第85条“当事人之间”与《合同法》“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措辞虽然不同,意义却毫无二致。“民事关系”也无非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简称。因此从纯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民法通则》第85条与《合同法》第二条的合同概念是相同的。

但问题到此远远没有结束,由于《民法通则》的合同定义出现在“债权”一节中,而且第85条合同的定义紧接在第84条债权的定义之后,再加上《民法通则》在其他部分不使用“合同”一词而使用“协议”一词,依体系解释方法和法意解释方法,第85条中的“民事关系”一词显然应作限缩性解释,解释为“债权债务关系”[注1].换句话说,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仅仅是债权合同的概念。

《合同法》的合同概念是否也限于债权合同呢?由于《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排斥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实际上《合同法》的合同概念仍然是债权合同的概念,与《民法通则》的合同概念完全一致。

关于《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梁慧星先生曾把它界定为旨在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注2];但是他对合同概念的阐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梁文把合同限定为合法行为,将无效合同排斥在合同的范围之外,那么无效合同不叫合同应该叫做什么,不归合同法调整应该归什么法律调整?这种把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排斥在合同范围之外的做法,不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难以贯彻到底,而且也不符合《民法通则》的规定-《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言下之意就还有非依法成立的合同,法律对于这类合同将不保障当事人意愿的实现。其次,梁文阐释的本是《民法通则》第85条的合同概念,即债权合同概念,却将文章取名为《论我国民法合同概念》,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新颁布的《合同法》实质上也把合同限定为债权合同,这相对于“经济合同”的概念是一种重大的进步。[注3].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历来把合同作为债的最重要根据加以规定,由于{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有名合同都是债权合同,再加上追求与《民法通则》规定的统-性的考虑,《合同法》把合同限定为债权合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规定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在实践中是否有助于对各种合同关系的调整,还是不无疑问的。

二、合同与有效合同

我国民法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合同概念,一个是包括有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在内的大合同概念,另一个是有效合同的简称。当我们讲“合同法”、“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这些概念的时候,合同一词显然是在大合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当我们讲“合同必须信守”、“合同的解除”、“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合同的变更”、“合同的履行”时,我们使用的是小合同即有效合同的概念。应当承认大,小合同的概念各有其用处;大合同概念有利于建立合同法的逻辑体系。在大合同概念之下,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使用“无效合同”、“有效合同”等概念。如果采纳小合同概念,那么就只能把无效合同叫做“像是合同而又不是合同的行为、文件或法律关系”,而不能使用“无效合同”的概念,因为“无效合同”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定义便成了“无效的有效合同”,这是无法理解的。不过小合同概念直接反映了“自由订立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合同法的基本精神,而且严格依大合同概念将导致“有效合同的履行”、。有效的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很累赘的说法。英美法一般把合同定义为“有约束力的允诺”,使用的就是小合同的概念。[注4]但英美法在对合同进行分类时又把合同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不可强制履行的合同。[注5]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秉承德国法系的传统,使用大合同概念,而在不会引起误解的地方把“有效合同”简称为“合同”,在逻辑上是更加合理的。

梁慧星先生把合同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联系起来阐释,意在使我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基本概念合理化,建立严密的民法逻辑体系。结果却适得其反,其原因在于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本身有问题。《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并非像梁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德国法系的“法律行为”[注6].《德国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指一个或一组旨在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能是有效的、无效的或效力暂不确定的,因此《德国民法典》中有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而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被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的合法行为”;也就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总是有效的。梁先生既然把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误作德国的法律行为概念,而合同在德国法系又被公认为是最常见的法律行为,因此他很自然地就根据民事法律行为恒为有效的前提得出了合同恒为有效的结论。

关于《民法通则》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不合理性,董安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进行过很有说服力的批判。他认为:把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为合法有效的行为,导致不便使用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语,只好使用“无效民事行为”来表达不能发生法律效果的表意行为,从而混淆了表意行为与非表意行为的区别;用合法性来界定民事法律行为,对表意行为进行合法性评价,可撤销的表意行为将无容身之地-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可以撤销呢?如果是不合法的,为什么不在一定期限内撤销又有效了呢?即使勉强用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来表达无效的表意行为,作为无效法律行为种概念的“无效合同”、“无效婚姻”、“无效遗嘱”、“无效”又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呢?[注7]除了他说的这些理由,用合法性来评价表意行为,还将损害宪法所宣称要保障的言论自由。“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我们就不应当用它来改造本来没有问题的合同、婚姻、遗嘱、等诸多法律行为的种概念,而应当用这些没有问题的种概念来改造“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属概念,使它恢复法律行为的本来面目。

三、民法合同与债权合同

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合同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限于债权合同的观点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的多数派主张合同法只应调整债权合同,其理由是《民法通则》把合同定义为债权合同,其他民事合同不符合这一定义,我国民事立法也没有把它们称为合同而是称之为协议。[注8]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欠缺说服力的,它等于说“因为不是债权合同所以不是合同”。

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派则认为:就各种民事关系所形成的合意都是合同,不可能在《合同法》之外单独制定其它的合同法律。[注9]

少数派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看到了债权合同与非债权合同(不管是叫做合同还是叫做协议)的共性,主张应有调整各种类型合同的通则。但是它彻底否定了普通合同法之外存在特别合同法的必要性,既不合事实也不利于对将来新出现的合同关系的调整。例如融资租赁合同在许多国家就是由单行法作出规定的。在我国,保险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劳动合同、合伙合同等也都是由特别法加以规定的。虽然我们可以废止这些单行法而将它们纳入统一的合同法,但谁能说今后不会出现新的调整合同关系的单行法呢?难道民事法律行为的模式自制订统一合同法的那一天起就一成不变了吗?

少数派的具体论据也多站不住脚。我倒很乐意给王利明先生加一条理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合同定义字面上都可以包括物权合同,因为物权合同正是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但问题在于引起物权变动的物权合同就是在德国这一首创物权合同概念的国家也是由物权法而不是由合同法来调整的。[注10]知识产权合同仍然是典型债权合同,它涉及的内容要么是财产的转让、使用及劳务的提供关系,要么是为获取新财产而建立的委托、承揽或合伙关系。与原始意义上的债权合同所不同者仅仅是知识产权合同所涉及的财产具有特殊性,从而使得这种合同关系同时要受知识产权法的调整。普通买卖合同的履行也要受物权法的调整,买卖却不因此失去其债权合同的资格:为什么知识产权合同却要因同时受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而失去其债权合同的资格呢?所谓新型合同如企业承包之类,要么是典型的债权合同取了一个中国式的名称;要么是改革过程中因为没有经验而出现的怪胎,应在被淘汰的合同类型之列。合伙合同也是典型的债权合同,而共同行为根本就不是合同。就是亲属法中的那些合同,其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也不是“当然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注11],了解亲属法的人都深知这一点。

我的看法,《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把合同限定为债权合同虽然有否定其他民事合同之嫌,需改成“债权合同法”才能名副其实;但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亲属法领域的合同与债权合同确实差别很大。实际上在对我国民法产生极大影响的《德国民法典》中,就既存在民法合同的概念又存在债权合同的概念(《德国民法典》称合同为契约)。《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法律行为》一章中专列一节《契约》,规定契约的成立和一般效力[注12],显然是民法合同的概念;而在债编《契约总则》一章及《买卖》等各章中所使用的则显然是债权合同的概念,可见《契约总则》的效力并不及于亲属法中的各种契约。我们不妨效法德国人,使用两个不同的合同概念。

四、合同与协议及法律行为

关于合同与协议的关系,在我国民法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尹田先生认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合同不同于协议。协议不仅包括引起债权发生的合同,而且包括转移、变更或消灭债权的其他法律行为(如债权的转让,债务的免除等)。”[注13]

梁慧星先生的观点如前述,只承认债权合同才是合同,而把其他民事合同叫做协议。

梁先生的这一观点跟他把合同限定为合法有效合同的观点一样,是首先断定立法无误的结果。他根据偏狭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把合同界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他同样根据偏狭的实际上是债权合同的合同定义把其他民事合同排斥在合同概念之外。这样他就只好把其他民事合同称为协议。但是这样一来,就完全抹煞了债权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共性,必然导致对其他民事合同的成立与一般效力问题不是无法可依就是重复规定。尹田先生的观点不但有同样的问题,而且问题更严重。试问关于债的移转、变更、消灭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又适用什么法律呢?合同自由不应当偏狭地理解为静态的订立合同的自由,它还包括动态的协商变更、解除合同的自由和协商处分合同债权债务的自由。只是协商变更、解除合同或免除合同债务的合同不一定看作另一个合同,可以简单地看作对原合同的修改。但是把它们看作另一个合同,也并无不可,而且还确有它的用途,因为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也可以,协商变更或免除。正因为如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才将“和解”作为一种有名合同对待。

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合同法〉把合同限定为债权合同就否定其他民法合同的存在,理由前已述及。以“协议”一词取代其它民事合同是不恰当的。“协议”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凡表面上达成一致意见都可以叫做协议,是否具有发生法律效果的意图有所不同。而合同是一个法律术语,只有旨在发生法律效果的协议才能叫做合同,能否发生效果有所不同-这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合同定义中一望便知。换句话说,合同既必须是协议,又必须是法律行为。[注14]

五、合同与契约及公司章程

合同是不是完全等同于契约?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注15]共同行为与契约的区别,也就是共同行为与合同的区别。最典型的共同行为,也就是合伙与公司的章程行为。

在我国,人们常常糊里糊涂地把合伙与公司的设立与运行笼统地称为共同行为(一些人称之为合同行为,也是共同行为的意思)[注16].其实凡共同行为必有合同行为作为它的基础。合伙既有合同也可以有章程,公司章程通过之前出资人之间也必有一个合同存在。事实上如此,理论上也应当如此。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合同作基础,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凭什么对少数人有约束力?只是合伙关系由于合伙人充任合伙的机关,章程的内容常常被合伙合同所吸收;公司章程通过前的合同则因为章程的明细,而通常采取口头形式。

合伙合同是一种真正的合同,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决不是什么共同行为。合伙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完全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必须由各合伙人协商一致,而决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各合伙人出资义务的履行也与买卖等有偿合同无实质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各合伙人并不像出卖人那样在出资的同时取得对价,而只能在日后根据经营状况的好坏按约定的比例或出资比例取得或多或少的利润。利润的不确定性并不能说明合伙合同不是合同,在保证、保险等合同中保证人和保险公司实际上履行的义务在订约时也是不能确定的。

在公司设立之前,各出资人毫无疑问须就各人出资的数额、时间与公司的性质、地点等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并约定一定比例的多数表决制。当然也可以由各出资人径直就公司章程一致同意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存在合同,而是合同内容完全被公司章程所吸收,从而使公司章程的通过具有某些合同行为的特点。由于设立公司的合同与合伙合同基本相同,可准用关于合伙合同的法律规定。

在设立公司的合同被公司章程吸收的情况下,股东个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往往既是对合同的履行也是执行公司章程,这很容易导致对两种不同行为性质的混淆。许多人正是据此把股东与公司机关的关系误作合同关系[注17].《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责任制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中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部法律至今仍在实施。风行一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有财产的委托经营权说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合同与公司章程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合同是用来约束各订约人的;而章程主要是用来约束出资人共同设立的公司机关的,只有在设立公司的合同被公司章程吸收的情况下公司章程才兼负约束股东个人的职责。所谓股东的共同行为,实际上也就是股东大会的行为。股东大会与公司机关之间的关系决非合同关系,而是单方授权关系。公司机关是股东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创设的工具,它相对于股东整体来说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正如政府必须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公司机关也必须受股东大会监督、对股东大会负责。此外章程和合同还有若干相对不太重要的区别,如股东大会往往采取多数表决制,而无需象合同行为那样需要协商一致;章程可以不断重复适用,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宪法,而合同一般经过一次履行就终结了它的使命。这些区别都是由前一区别所派生出来的。正是基于合同与章程的这种区别,《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才既规定了设立中外资企业的合同的主要条款,又规定了中外合资企业章程的主要内容。

基于合同与公司章程的显著区别,企图用合同来解决国家作为出资人同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样做只能导致公仆变成主人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综上所述,我认为《合同法》既适用于有效合同,也适用于无效合同和效力不确定的合同;《合同法》适用于它未曾具体规定的债权合同,其中有关合同成立与一般效力的规定还应适用于其他民事合同;但是《合同法》不能适用于不具法律行为性质的协议,也不能适用于企业承包、企业租赁[注18]等旨在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关系的“合同”。

注释:

注1:最早对《民法通则》第85条“民事关系”一词作限缩解释的是谢怀木式先生,详见谢怀木式:“正确阐述民法通则建立我国的民法学”,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现改名为《法学家》)1987年第5期。

注2:梁慧星:“论我国民法合同概念”,载于《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

注3:“经济合同”概念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合同”已逐步蜕变为商合同。但由于“经济”一词含义复杂,歧义众多,远不如使用商合同的概念简单明了。对“经济合同。概念的批判,详见谢怀木式:”论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同法问题“,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

注4:我国民法界讲到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合同概念的不同,都是强调大陆法系的合同指“协议”而英美法系的合同指“允诺”。其实英美法系对协议的研究也是很发达的,这突出表现在对要约、承诺等问题的研究上。英美法上的“允诺”一词对应的并不是大陆法系的“合同”概念,而是“有效意思表示。的概念。这种拿自己鼻子比人家的脸,然后说人家的鼻子大得实在难看的比较方法,是不足取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合同概念上的真正区别在于英美法把合同定义为有效合同,但英美的合同法仍然不得不调整无效合同关系,因而在逻辑体系上不严谨。

注5: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注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注7: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5页。

注8:梁慧星:“论我国民法合同概念”,载于《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

注9、11、16、17:王利明:“合同的概念和合同法的规范对象”,载于《法学前沿》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辑第9、10、11页。

注10:王利明先生的物权合同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正是典型的债权合同,而履行这一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也不能说它们“不是典型的债权合同”,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债权合同,调整它们的是物权法而非合同法。

注12:“效力”一词在民法学著作中歧义很多,有时指一种权利相对另一种权利的优越性(物权的效力),有时指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某某合同的效力)。这里所谓“一般效力”是指对合同的效力评价,即有效、无效还是效力不确定。

注13: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版,第5页。

注14:此处“法律行为”指德国法系传统的法律行为,不是《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外,合同也未必就是双方法律行为,合伙合同和设立公司的合同就是例证。

公司合并概念篇5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以获得其控制权的行为。上市公司收购是一个关系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其中涉及的法律复杂而且重要。本文试图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基本法律问题及实践中的问题。文章分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兼并、合并等概念的比较,讨论和提出上市公司的概念和特征;第二部分分析了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有关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协议收购的有关问题:第四部分结合国外立法例探讨反收购的有关部门问题,并就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立法的完善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反收购

abstract

Corporatetakeoverthroughthepublicmarkets(hereinafter"takeover")meansthelegalactintendingtogetthecontrolofapubliccorporationbythemeansofacquisitionofitsshares.takeoveranditslegalcontrolarebothimportantandcomplicated.thisthesisintendstoanalysesthebasiclegalandpracticeproblemsduringtakeovers.itconsistsof4chapters,chapteri,incomparinganddifferentiatingwithsimilartermssuchasmergers,consolidationare,discusesandgeneralizestheconceptionsandcharacters,ChapterⅡ、Ⅲ、Ⅳanalysesmakethoroughexpositionandexplorationofpublictakeover,agreedtakeoverandanti-takeoverbymeansofcomparativethenputforwardsomefeasiblesuggestioninrespecttoimprovingthetakeoverlegislationofourcountry.

Keywords:Corporatetakeoverpublictakeover

agreedtakeoveranti-takeover

目录

中文摘要

摘要

引言

第一章上市公司收购概述

第一节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法律性质和分类

一、上市公司收购概念辩析

二、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性质

三、上市公司收购的分类

第二节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

一、股东平等待遇原则

二、信息披露原则

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原则

第二章上市公司要约收购

第一节概述

一、收购要约的构成要素

二、收购要约公布的一般要求

三、收购要约的期间

四、收购要约的变更与撤销

五、收购要约的承诺

第二节要约完成后的法律规制

一、要约收购失败的法律规制

二、要约收购成功后的法律规制

第三章上市公司协议收购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上市公司协议收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我国上市公司协议收购立法的建议

第四章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反收购

第一节上市公司反收购概述

一、关于公司的责任

二、关于股份的自由转让

三、关于反收购决定权的归属

四、关于公司收购的价值评判

第二节上市公司反收购规制的立法

一、英国

二、美国

三、对英美两国上市公司反收购规制的评价

第三节对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实践与立法的思考

一、对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实践的反思

二、对我国《公司法》中上市公司反收购相关规定的评析

三、对我国反收购立法的几点建议

主要参考

公司合并概念篇6

美国3D打印业毛利惊人,钱景光明

3D打印概念再度来袭源于美国3D打印机龙头企业Stratasys第一季度财报十分靓丽,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0%,已连续第11个季度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毛利率高达59%。另一3D打印机龙头企业3DSystems早前公告的一季度业绩净利润同比增长43%;毛利率达52.4%。为3D打印设备提供原材料和配件的protoLabs的毛利率更为惊人,该公司4月25日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公司净利润为890万美元,毛利率达到62.4%。

2月中旬以来,美3D打印概念股一度集体大幅回调,但近期该板块再度开始走强。截至5月13日,3DSystems股价4月以来已累计上涨46%、Stratasys上涨15%、protoLabs上涨16%。

被3D的概念股

美国同行骄人的业绩和美国股市此类概念股疯长无疑刺激了a股。但a股市场上,真正具备3D相关技术的公司少之又少,更多的是概念化的炒作,往往连上市公司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3D”。事实上,光韵达、金运激光、苏大维格虽掌握生产激光设备和利用激光制模的技术,可以较容易切入3D打印,但目前尚未行动,华中数控已发公告澄清未涉足3D,而鸿利光电、中海达的联系更多是臆想。

光韵达去年就曾因“3D打印”概念成为市场宠儿。不过,去年8月30日光韵达曾澄清公告表示,公司是电子信息产业的精密激光创新应用商,主要涉及激光切割及激光钻孔业务,目前的主要产品为激光模板、精密金属零件两类产品的生产销售并提供柔性线路板激光成型,激光钻孔两类服务。这也意味着与真正的3D打印概念还存在一定距离。苏大维格掌握激光干涉光刻设备与关键技术,设备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可利用激光设备,运用LiGa电铸工艺制备纳米压印模具。金运激光主要产品为集成应用解决方案的中小功率激光切割设备。

华中科大为国内的3D打印机研发方面的领袖,率先研制出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打印机,但华中数控并未参与华中科大3D打印技术的研发,公司去年曾于8月28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对投资者提问做出了明确回复称,武汉造世界最大“3D打印机”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公司没有关系,华中科大3D领头人史玉升教授和公司也没有建立合作关系。

中海达今年推出新产品三维激光扫描仪,3D打印是把三维模型分层叠加最终堆积成完整的物体。在三维的概念上两者有相同之处,但中海达主营精度卫星定位与测绘领域、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应用领域。鸿利光电是LeD封装企业,和3D打印有点牵扯的主要都用到了环氧树脂材料。

真实涉足3D打印的概念股

3D打印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金属成型,金属成型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激光熔融成型技术(公司目前使用的技术),可以称为真正的金属直接成型技术;一种是激光选择性烧结成型技术。二者的根本区别表现在成型零件的材料性能方面:熔融式成型的零件具备高强度高性能特点,可以直接成为最终零件。南风股份、机器人属于前者,银邦股份属于后者。

南风股份:子公司南方风机研究所投资1.68亿元建设“重型金属构件电熔精密成型技术项目”。南风股份和中航重机重点投资的3D打印项目合作方均为凭借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形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北航教授王华明。尽管该项目与公司传统主业并无关联,但目前该项目已成公司新焦点。公司对于该项目的定位在于对传统大型铸锻件的替代。

公司合并概念篇7

论文关键词概念知识规定性科学性司法实践

一、走近逻辑的“象牙塔”,从“名”的角度认识概念

什么是概念?逻辑学家认为:“概念是反映对象或现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笔者以为,概念是反映事物或现象本质属性的规范载体,它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中相互约定俗成的指称一个个事物或现象的“名”。我们接触到一个“名”,就接触到了一个概念,从而能认知这个“名”隐含的内容。这种“名”,它在逻辑学上是“概念”,在语言学上是“实词”。在人类的思维与交流中,词为表、概念为里,词为声、概念为意,词为形、概念为魂,词为前台表演者、概念为动作规定者。两者总是配伍在一起,好比一对亲不可分的表兄弟。我们要认知某一个概念,则首先找到相应的词,然后通过快速的思量,才可以认识到一个具体的概念。例如,人们听到或见到书写的“司法”和“司法机关”是什么?稍加思索,就会理解到:普通的“司法”乃“掌管、运用、执行法律之活动”;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司法之概念。即定义是有差别的。“中国式‘司法’应为国家的诉讼职能活动”,“中国的司法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豍。这样,大家对“司法”和“司法机关”就明析多了,普通的行政执法不属于中国法语境下的“司法”,只有具有诉讼职能的国家机关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才是“司法机关”,其开展诉讼活动及其决定才能称之为“司法”,而隶属于政府序列的公安局、司法局,都不是司法机关,其活动不是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所谓司法局,亦只是广义上的称谓。其职能是为与世界接轨而设立的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监管、判决执行、以及国际与地区间的司法协助等等,不具有国家的诉讼职能。

词是直白的,概念是隐涵的,隐涵着的概念需要直白的词来承载,可见词是概念的坚实载体。所以语言和逻辑学家认为:词是语言材料,它表现为一串声音或一组笔划(字形);概念是隐涵在词背后的事物和现象,也就是人们所探究的词之“意”。概念的产生和存在必须依附于语词,运用概念来进行的思想交流也须借助于有声的或有形的词语。概念就象小鸟依人般地依恋、依附于词。一般来说,找到一个词,就会找到一个概念。当然,概念与词间也不是绝对的“一对一”的亲恋关系,也有多角多向的互恋关系。有时一个词隐涵着多个概念,如:“给力”一词,就可能承载着众多的概念:有为他人鼓劲的“加油”,有反映精神状态的“勤奋”、“勤快”,有说明效用的“有帮助”、“很有用”、“很实惠”,有情绪体验性的“带劲“,有评价性的“很棒”、“很好”、“很精彩”、“很牛”等等。有时可能多个词指代的是同一个概念,如:“番茄”、“西红柿”两个词,反映的是同一概念,即:成熟后为红色、微酸微甜的小球状果菜(或能生长红色、微酸微甜小球状果菜的植物)。语文课中的“多义词”与“同义词”,与逻辑老师讲的一词反映多个概念和多词反映同一概念,其实是相通的,只不过是从研究的不同角度讲的,都是揭示人类认识与思维以及交流规律的。辨析词义的过程,就是认知概念的过程。

自从人类有了意识、有了语言,“概念”家族就得以应运而生。每个概念的诞生,都是大脑对事物和现象不断认知、整理、辨析、提炼以及归纳与抽象的结果。对于“概念”是如何诞生并服务于人类思维活动的,早期的人类显得熟视无睹,使用“概念”,乃是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对其并无清醒的认识,也没有给予其在思维领域中应受重视的位置。直到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同辈人创立了“形式逻辑学”学科之后,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体,才堂而皇之地在欧洲得到人们重视。在古中国的同时代,诸子百家,流派甚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为了雄辩的取胜,亦想法研究思维的规律,将概念推当了形式逻辑的火车头,它才得以在《墨辩》(取实予名、察实分物而后有名)和《旬子·正名》这些“辩学”中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可见,那时的华夏先人不把它称之为“概念”,而是叫作“名”。只到明清时代西方的形式逻辑学科传至华夏大地,中国人才清楚地晓得“名”和“概念”原来是同族!

人们认识“概念”家族后,对它作了这样的定性与定位,即:“概念是反映对象或现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亦即中国古人所讲的“名”:乃准确观察分析事物后得出的“正名”。例如“贪污”这一概念,就是人们长期观察分析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现象后,对这类现象所起的“名”。所以,逻辑学家说:概念与感觉、知觉和印象有着质的区别,概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正是概念具有的这种清晰性地普遍性,为立法的规范性、司法的严密性提供着基础。

二、明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提高认定罪名的准确性

形式逻辑学者研究的所谓“内涵”与“外延”,即是每一概念与另一概念在反映事物和现象本质属性下的差异性。逻辑研究者认为:“概念是反映现象或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共同的思维中约定俗成地赋予每个概念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以解决认知世界具体事物如何更好地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沟通与交流。所谓“内涵”,是指人类所认识到的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词的角度讲,则是一词的准确含意);所谓“外延”,即是人类认识到的某类或某一事物的外部界限,包括其反映对象或现象的总和(从词的角度讲,则是一词所指的范围)。每个事物的特有本质属性即“内涵”都由“概念”家族中的一个具体成员来“正名”,每个事物的外部界限与范围即“外延”都由“概念”家族中的同一个具体成员来管辖。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里就拿概念家族中某概念来举例说明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概念是如何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为人类作出界定的。拿“刑法”这个概念来说,它的内涵是“国家专门制定的保护特定权益、以及侵犯这些权益之行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其外延则包含了所有的这类规范:即刑法典、单行刑法条例、其它部门法中的刑罚条款。再如“抢劫”这个概念,它所反映的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其外延则包含着所有的这种行为,不分是男人所为还是女人所为之,亦不分老、中、青、少何者所为之。可见,概念的内涵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则涵盖着同类的所有对象。

罪名概念指的是刑法设定为犯罪的各类、各种行为的名称。不同的罪名概念反映了不同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即一罪区别于它罪的本质特征,它规定了此罪与彼罪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对罪名的内涵把握不准,认定犯罪性质就会出现偏差,就会影响定罪量刑而办错案,最终乃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笔者以李阳疯狂英语原事业部总监张宇盗用李阳名义办理信用卡透支48万元案来予以说明。2008年至2010年间,张宇利用在北京爱国者理想飞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便利,偷偷留存了李阳的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李阳的收入证明、房产所有权证、机动车驾驶证等证件,以李阳的名义向六家银行申领了信用卡,随后将信用卡套现,按期限还款或部分还款。李阳的妹妹发现后向张宇质询,张宇承认自己冒用李阳名义办理了多张信用卡。2009年,张宇将信用卡透支的钱部分还清并办理了销卡。2011年3月张宇案发,银行信用卡欠款已近48万元,张宇在家属的帮助下还上了一部分欠款。检察机关起诉认定张宇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法院审理后认为,尽管被告人张宇冒充李阳的身份,办理了多张信用卡透支消费,但在案发之前始终为这些信用卡还款,现有证据很难证明张宇具有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犯罪故意,因此不宜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其行为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据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作出判处张宇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的较轻判决。很显然,法院认定罪名把握准确。

在司法工作中,明晰概念特别是明晰罪名概念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十分地重视它,提高我们学习概念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司法活动的自觉性。

三、正确把握概念间的关系,防止混淆不同性质的行为和现象

众多概念千差万别,构成了事物和现象的思维区别性,能够让我们有效地防止个人思维和群体交流的混沌不清。正确地把握概念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活动中透彻地分析不同性质的行为和现象。以外延的分类,可分为单独概念、普通概念,它们之间有一种从属关系。在同一属性的概念中,外延大的为“属”,外延小的为“种”;“种”归于“属”,“属”包含“种”。以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方式分类,概念成员可分为“相容概念”与“不相容概念”两大类。这种分类对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1.相容概念。对所反映的事物和对象之间不排斥、具兼容的一类概念。这类概念彼此间亲密合作,协同力强,似亲人,如战友,至少也是好同事。细细分来,其中有的是“同一关系”,有的是“从属关系”,有的是“交叉关系”。同一关系的概念间最为亲密,两个以上的“名”同心一致地完成着同一个任务、反映着同一个对象,说明着同一的事或物。如,就地域而言,“京陵”、“石头城”、“南京”反映的都是现在的南京城之地域,就人而言,“鲁迅”、“周树人”反映的是同一个人。同一概念都具有单独完成任务的能力,却又是能够全面合作的战友或同事。从属关系的概念间最为紧密,两个以上的概念之中,有一个领导者即“属概念”,其余则为服从者即“种概念”,属种概念间表现出鲜明的组织构架和领导与服从的关系,种概念总是在属概念所规定的范围与范畴之内尽职与履责;种概念绝对服从属概念的管辖与领导,协助属概念去涵盖、表达所反映的事物和对象,从而协助属概念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而不会跳出属概念所画的圈圈。就是说,种概念的外延总是在属概念外延的圈子之内,为属概念的外延所“包被”。例如:“法律”这个属概念包被着“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这些种概念。有了这种关系,人类在对事物进行归类、或者寻找其源头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交叉关系的概念间也算融洽:概念间交叉关系表现这看似不相干的两个概念之间,有时所涵盖的对象却有着偶合性,即在外延上偶然地发生交叉。例如:“共产党员”、“干部”、“作家”、“检察官”就会在不同的人之间发生部分的重叠;又如:“女干部”、“检察官”、“博士”、“教授”,等等,也会在不同的成员间发生重合。

2.不相容概念:这类概念之间,对所反映的事物和对象之间不兼容、不服从、不合作,是一种不相容的关系。具体说来,依不相容的程度,可分为并列关系、对反关系。并列关系的概念之间,好比一个领导下的相安无事的两个下属,他们地位平等互无干涉,彼此既不相互结盟、又不相互对立。逻辑学家认为:“并列关系的概念是包被在同一个属概念下的两个种概念,他们的外延大小相等”。如在“刑事法律”这个属概念下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这里,属概念下的种概念,共同地从属于一个概念,相互不打搅、不干涉、亦不对立。反对关系的概念之间,是严重对立的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不合作,而且走向对抗,成为天生的“抬杠者”乃至成为对手、敌人。逻辑学家认为:“反对关系的概念外延彼此相互排斥、内涵相互对立”。如:“先进”与“落后”,“有罪”与“无罪”,“爱”与“恨”,等等。这些反对关系的概念,各自反映的对象间互不交汇、各自表达意思之间完全相互反对,好比一对“老冤家”。他们是相互对立的,却又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鲜明的反差,帮助了人类对事物的正确认知。

正确地认识到概念家族中的相容与不相容关系,有利于在认识事物、利用概念反映对象时的划分和归纳,避免把不是从属关系的概念混为从属关系、避免把不是同一关系的概念视为同一概念,避免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混淆不同性质的行为和现象,防止在研判案件时出现错误。

司法实践中,应当充分注意司法工作的两组概念关系问题:其一,“证明”与“证实”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属”与“种”的关系,“证实”是“属概念”,其外延大于“证明”,“证实”包括着“证明”,n多个“证明”才能“证实”某个案件事实。所以,办案人员不能动不动就说某个证据“证实”了什么案件事实,只应说某个证据“证明”着案件中的某一事实情节。经某个证据“证明”的案件情节,遇有相反证据是可以推翻的,而经n多个证据形成证据链“证实”的案件事实是推翻不了的。其二,嫌疑(被告)人的“辩解”与“狡辩”只是一种交叉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嫌疑人、被告人有辩护的权利,他们的“辩解”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辨析案件性质,防止罪及无辜、防止定性错误;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决定了他们在“辩解”的过程中,也可能“狡辩”——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无理辩成有理,力图把司法官的思维引入歧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尽管如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笼统地把辩解者不分清红皂白地认定为“不认罪”、“无悔罪表现”,不重视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而应在充分地重视“辩解”的前提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四、重视定义的重要性,强化司法判断能力

人们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确定对象是个什么“概念”——本质特征如何;在交往的过程中,需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思,即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概念家族的每个成员,亦不能自己说明自己、自己证明自己,这就需要概念间相互“给力”地介绍来达成。逻辑学家将这种“介绍”称之为下“定义”或理解“定义”。下“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定义”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被“定义”的概念在前面,处于被介绍、被说明的位置,下“定义”的概念有n多个,以介绍、证明、评判者的身份对前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说明、解释、肯定或否定。

下“定义”须“定义概念”对“被定义概念”能够起到“介绍、证明、评判者”的作用,这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事物、找准彼此之间的本质联系、实现从“个别”到“一般”抽象概括。如:中国的“小金库”盛行,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以前,人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它、介绍它、表述它。当时的中国财政学词典说:“小金库”又称“小钱柜”,反过来又说“小钱柜”亦称“小金库”。这样翻来复去不知所云,就犯了循环定义的毛病。后来,人们认真地研究后说:“‘小金库’是一切单位为逃避财务检查和监督而设立的隐蔽地‘帐外帐(资金)’。”这就抓住了“小金库”的本质,为大家正确认识“小金库”,并同利用“小金库”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作斗争提供着有益的帮助。

明晰和理解一个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准确地搞准一个个刑法概念,对于准确地适用法律,避免错误,实在是太重要了。单就刑事司法来说,我们远远不能拿“犯罪构成四要件”来对待复杂的定罪量刑工作,而应准确地掌握犯罪概念内涵即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具体罪名内涵是什么,抓住它们的本质特征去鉴别嫌疑行为是否与之完全相符。对罪名不符合实际的定义和过时的定义,要有鉴别和修正的勇气和能力。下面以三种罪名定义予以说明:(1)抢夺的传统定义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个定义与现实的犯罪就不相符,因为骑着摩托车,“乘人有备”时去夺取他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乘人不备”,应从抢夺罪的定义中去掉。(2)盗窃的传统定义为:“以秘密手段非法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现在的根据犯罪发展的现实,修正为:“行为人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的行为”。(3)合同诈骗罪。其现有的定义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此定义适用于普通的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但它却适应不了特定情形下的商业诈欺行为。如某土地使用权者甲急于尽快开发,在各种准建手续尚未办理到位的情况下,委托中介人乙推荐建筑商前来投标、订立建筑合同。乙找到建筑商丙,但是乙隐瞒了准建手续尚未办好、垫资可能存在巨大风险的事实。丙见该条件优惠,应允若能促成合同的订立,愿给乙中介费。在乙的促成下,丙最后中标,与甲订立了建筑合同。工程开工不久,主管部门勒令停工。由于甲的努力,三个月后拿齐了各种批文,但丙因停工三月而损失80余万元。工程结束后乙如约收到工程款共计1.35亿元,实现利润2000万元。乙向丙索要中介费余款35万元,丙以自己因停工损失了80万元为由不付。乙转而向法院起诉,丙则向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举报乙在中介合同订立过程中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巨额中介费构成合同诈骗罪。显然以传统的诈骗罪定义认定乙构成诈骗罪,有悖公允。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在交易中诱使对方为取得财物或者服务时,付出极不恰当的对价,并因此令其财产整体减少或者精神愉悦不能增加。如果被欺诈后,财产总体上不仅不减少反而能大幅增加、或精神愉悦增加的话,一个希望财富增加或愉悦精神的人,就会希望别人天天来诈骗自己!可见,对现行的合同诈骗罪的定义还应进行某些限定。可以修改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诱骗他人交易,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令其财产最终实质减少或精神愉悦不能实现的行为。”

公司合并概念篇8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的采访中,多数基金经理认为近期三网概念股的过度上涨纯属市场炒作。一位基金经理甚至对记者直言:“大都是虚的,风险很大。”

有些基金经理表示参与了相关概念的炒作,但参与量不是很大,操作也停留在短炒层面上。主要原因是三网融合概念比较模糊,并没有真正反映到上市公司的盈利上,还处于炒预期阶段。

不过,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并表示未来将有一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在国家调结构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三网融合将带动行业产业链的发展,包括内容和服务提供商、运营商以及光纤通讯设备制造商等。

长期有投资价值

“整体上看,三网融合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包括之前的物联网也一样。这次加快三网融合建设,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大的布盘,前景不容置疑。”一位在外调研的基金公司tmt行业分析师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三网融合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通信、传媒、科技三大行业。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从投资的角度看,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信设备、有线网络设备提供商最先受益,比如广电网,之前只能传输电视信号,如果要传输上网信号,中间要加很多设备,这对相关设备制造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实质性利好;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最吸引人的是增值服务,包括游戏、视频以及移动支付等;对于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而言,利好更是不言而喻,表现在有线网络上,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提高收视费。

很多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所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纷纷表示“很看好”。

“就tmt(包括通信、传媒、科技)行业而言,我跟很多机构交流过,大家都普遍认为,接下来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深圳一位基金经理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

短期有些虚高

长期看好,并不等于现在就值得买入。

根据《投资者报》记者掌握的情况,很多基金公司的分析师以及基金经理,并没有因为最近市场热炒三网融合概念,而加大对相关行业的调研力度。

“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这是多位基金经理给《投资者报》记者的答案,而他们当前的操作,也仅停留在短期炒概念层面上。

“参与了一些,但不是很多。”一位基金经理对记者说,“眼下看来,三网融合充其量算个市场概念,而且比较模糊,政策虽然向好,但是并没有真正体现在上市公的盈利上,纯属于炒预期。

上述基金经理正管理着一只成立不久的小盘基金。他对记者感叹道:“现在市场题材、概念满天飞,作为一个新基金,如果不参与,那就没的做;如果参与,那些股票并不便宜,由于具体实施办法不明确,所以研究也无法深入。”

公司合并概念篇9

CiS范围的扩大、成就、效果好坏,完全取决于CiS总概念的整理、企划方法。

总概念报告,就是有关CiS的初级企划书,主要是根据公司的客观事实,再构筑出适合于公司的企业理念,也可说是对公司最高主管的建议书,因此必须具有解决问题、改善体质、引导方向的功能。

总概念必须能针对调查结果,表达出正确的判断,进而提供有关CiS的活动指针和改良建议,深入浅出地指出未来企业应该具有的形象,并明示往后一连串的CiS作业和管理办法。

总概念的内容大致如下:

(1)调查结果的要点:加以扼要地整理出事前调查的结果,对其中的重点加以解说。

(2)企业的CiS概念:包括公司未来的作风、理念、形象、活动领域、方针、重要概念……总之,必须把公司未来的概念作完整而扼要的叙述。

(3)具体可行的策略:为了具体地表达上述概念,所以应列出实际可行的做法。

(4)CiS的设计开发要领:具体而详细地记载CiS设计开发计划,使它能立刻展开作业。

(5)和CiS有关的补充计划:为了顺利达成CiS的目标,除了必须设计开发计划外,还得配合公司对内、对外的讯息传递计划,以及各种相关计划。

总概念的整理作业,可交由公司内部的幕僚来进行,或是聘请外面的专家,但无论执行者是谁,真正的重点在于内容。

1.企划方案的重心

总概念报告完成后,接下来,就必须根据这份报告画出CiS的蓝图——也就是企划案。CiS企划案由三大部分所构成:

(1)企业实态的检讨和分析,也就是事前调查阶段。

(2)根据调查结果,展开企划和规划的作业,CiS的设计开发也属于这部分。

(3)实施管理作业。

企业经营者在推行CiS时,应按照上述的三大部分,循序渐进,确实执行,才能真正发挥CiS的效果。

在提出CiS企划案的构想之前,我们会先自问一个问题:引进CiS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为公司本身存在着某些问题,必须加以改善?换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说已经看出CiS能解决公司所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

因此,企划案的内容应该清楚地标示出“问题”和“解决办法”两大重点,并且对具体的实行步骤、方法和预期成果加以说明,如果能列出公司目前的问题,并加以精采详细的说明,相信就更能打动经营负责人的心。因此,一个完整的“引进CiS企划方案”,必须包括下列项目:

(1)标题。(2)提案的目的。(3)引进CiS的理由和背景。(4)引进计划。(5)CiS的计划方针。(6)具体的施行细则。(7)CiS计划的推动、组织、协办者。(8)实施CiS计划所需的费用与时间。

在这八个项目中有两大重点:提案的目的和引进CiS的理由与背景。尤其是引进CiS的理由,一定要说明清楚,因为它可能决定了公司对CiS的运作方向。

这里要特别提醒你:不能只是针对公司目前的缺点,还要根据时代趋势、企业界

和同业间的现况,提出周延的看法,并以远大的眼光来检视问题。

CiS的计划方针也是企划案的重心之一。这部分必须根据前项所列的问题、背景,提出推行CiS的基本方针。当然,CiS的计划方针必然会牵涉到施行方法、活动时间、经费、推行单位、营运技术等问题,各方面的配合是否得当,便决定了CiS成效的好坏。

2.执行工作大纲

良好的企业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塑造出来的,而是需要经长时间累积培育而成。企业在引进CiS作业的提案前,须先行针对下列的调点做深入的了解:

(1)企业要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2)企业发展的方向重点在哪里?(3)与同业间各企业相比较,本身是属于哪一层次的定位?(4)企业体本身知名度如何?在哪一领域的显示性最强?(5)企业体本身形象上有哪些缺失?原因何在?(6)>企业体对外的形象,最能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是什么?

这些事前的调查作业完成之后,CiS规划的方向就会浮现出来。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拟出具体化的概念,并提出提案内容;在提案内容确定之后,即可进行研拟CiS引进作业的执行方案。

以下是执行大纲的内容要求:

主题明确化

每一个企划案都必须有其魅力标题,当然也可以只用“关于本公司>CiS引进大纲”为主题,但仍以拟定出企业体具有代表性的魅力话题较为妥当。例如:“为实现公司业务积极活性化与市场扩大占有率的提升”;或是“迎接创立周年庆纪念”。

另外,在拟定方针时需有充分周密的思虑与研讨,千万不要因为追求流行时髦而导致判断错误,影响公司整体性的发展。

拟定具体实施活动办法。经研讨分析后的结论,认为有必要导入CiS时,则需将主题、着眼点、背景等,一一予以评估,因为在导入作业实施的每一阶段,每项工作都环环相扣,因此在全盘作业大纲分类后,须依需要拟定各种不同活动方式来配合推动。

编列导入时间预定表。

CiS导入作业不是短期的作业,同时在进行中也必须有许多事项的配合,因此要将作业阶段进行的项目与日程时间,进行充分的掌握调配,才能增加作业进行的顺利推展。

明订作业组织功能

用什么方式来推动与推选出适合人员来执行导入作业,是不可忽视的事。组织机能必须明确化,例如,在内部设置CiS委员会来负责,工作任务做有效的分配执行等。:

另外,CiS导入作业的规划,不妨聘请外界专家协助参与,因为企业形象的塑造是希望能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喜爱,如果全部由内部自己人员推动的话,恐怕会受限于企业本身的主观偏好,而造成闭门造车的缺失。

编列经费。

通常在企划阶段,对实施作业经费的多少是比较不容易掌握的,但如果提案对成本没有一些具体的评估,实施的可行性就微乎其微了,因此需要先行研拟出作业项目的概算与经费。

一般而言,所需经费包括调查企划费用、视觉设计费用、各种类项目实施作业费用、内外沟通作业费、评估与管理费等等,可分由上述各项作业内容预估出大略的金额。但通常在进行

整体来说,CiS的投资费用大致可分为四方面:

(1)企业实态调查及企划费用。

(2)设计开发费用。

(3)实施管理费用。

公司合并概念篇10

摘要《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使用外国投资者的概念来指称外国投资,虽然符合外资并购的规制特点,但却模糊了外国投资的界限。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概念的理解,应结合外资并购的特点,从投资者国籍、资本来源和投资行为等方面来进行界定。另外,根据相关规定和惯例,港澳台投资者、三资企业和部分返程投资也应被视为外国投资者。关键词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国籍标准资本来源标准2006年8月颁行、2009年6月修订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使用了“外国投资者”的概念来指称外国投资。那么,何谓“外国投资者”,如何界定?“外国投资者”概念是否能够能够涵盖所有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的形式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理论界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明确“外国投资者”的概念,不仅是外资并购中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而且关系到我国鼓励外商投资的国策是否能够落到实处。鉴于外资并购在我国愈演愈烈,对“外国投资者”的概念进行辨析具有一定的理论现实意义。一、外国投资与外国投资者(一)外国投资的认定笼统地说,外资即外国输入之资本,其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比较模糊的经济学概念,是一个通俗的提法,后来外资的概念被引入法学领域。但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复杂性,世界各国对于外资的认定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从投资者国籍来认定。这种标准主要是从投资者的所属国来确定外国投资,凡是非东道国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所有的资本都属于外国资本,不论其是否来自东道国境外。此种标准只考察投资者的国籍而不管资本的真正来源,不能从实质上对外国投资作出正确的认定,实践中往往会引起适用法律的混乱。第二,从资本的来源认定。这种标准注重资本的属地,只要资本来源于东道国境外,不管资本的所有者是否外国人,均视为外国投资。比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关于合格投资的规定即采用此标准。第三,混合标准。这种标准把资本的来源地和投资者的国籍结合起来,只有具备了“外国投资者投资”和“资本来源于境外”这两个标准才被认定为是外国投资。比如《安第斯共同外资法典》规定,“直接外国投资系指来自境外由外国自然人或法人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他实物向企业进行的投资,并有权向国外汇出其资金或利润。”(二)我国对外国投资的认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即外资)的提法开始进入法学领域。最早对外资进行规定的是1979年7月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该法并未对外资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规定,仅在第2条笼统的提到“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其后颁布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沿用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2000年以后颁布的外资法规中,逐渐出现了“外国投资者”的提法,这其中主要的是调整外资并购的相关法规。从立法上看,在外资并购中我国并未明确规定外资的界定标准,虽然使用了“外国投资者”的概念,但却缺乏详尽细致的规定。(三)外国投资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根据《规定》,在外资并购中外资的概念是从主体角度来界定的,即外资是指外国投资者,也就是说外国投资与外国投资者的概念等同了。但是,实际上“外资”的内容要比“外国投资者”宽泛的多,二者并没有等同性。之所以使用“外国投资者”的概念是因为其更符合外资并购的特点,能够更好地对并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规制。实践中,我们应从广义上理解外国投资者,以便于正确的适用法律。《规定》及相关法规在外资并购中使用了外国投资者的概念,但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内涵、界定标准及表现形式等问题并未予以明确,需要进行必要的辨析。二、外国投资者之“形式”界定《规定》中并没有就外国投资者的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的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和个人是四种常见的外国投资者的表现形式。但是,上述四种形式的规定是针对“绿地投资”,是否适用于“褐地投资”呢?(一)褐地投资中无需限制外国投资者的形式外资并购又称褐地投资,与绿地投资不同,其并不产生新的经济增量,只是涉及资产所有权或股权的主体变更,并购完成后通常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来说,并购法规通常会从国家经济安全、垄断、上市并购和外汇管理等方面进行规制,因此对褐地投资进行规制的重点在于并购过程,并购完成后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可由三资企业法来调整。无论是使用自身的资产并购,还是采用杠杆方式并购,外国投资者只要具备相应的并购能力即可,无需附加其他条件。另外,世界各国主体立法各不相同,如果对外国投资者的形式进行限制,可能会将资质优良的投资者拒之门外。综上所述,褐地投资中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形式无需进行过多的限制。(二)《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的形式并未限制《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外国投资者的形式,但却分别在第28条关于境外公司、第39条关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规定中涉及到了外国投资者的形式问题。根据第28条规定,境外公司是指合法设立并且其注册地有完善的公司法律制度,且公司及其管理层最近3年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除特殊目的公司外,境外公司应为上市公司,其上市所在地应具有完善的证券交易制度)。根据第27条规定,境外公司的股东可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对于股东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规定》并未明确,这意味着对于此类外国投资者并无形式上的限制。根据第39条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系指中国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为实现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特殊目的公司是特殊的境外公司,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中国的法人或自然人,根据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可以外国投资者的身份来并购境内企业。可见在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和法人。(三)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看对外国投资者的形式也无限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签订了大量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中都对“投资者”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从对投资者形式的界定来看,虽然不同的协定有不同表述,但并未限制投资者的形式。比如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中规定,“投资者”一词,系指国民和公司。“国民”一词系指:(1)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方面,系指根据适用文莱鲁萨兰国法律取得文莱达鲁萨兰国国民地位的自然人;(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公司”一词系指正当设立、组建或组织的,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实体,包括合伙、公司、个体业主、商号、协会或其他组织。另外,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规定,“国民”一词,就缔约任何一方而言,系指具有该缔约一方国籍的自然人;“公司”一词系指依照缔约国任何一方的现行法律在该缔约一方领土内设立或组成的公司、商号和组织。三、外国投资者之“外国”界定对外国投资者非国内性进行判定是适用外资并购相关法制的前提条件,但是《规定》并未设定明确的界定标准,根据我国相关立法及投资法理论,我们应当分别对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界定。(一)外国自然人投资者之界定1.国籍标准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的法律资格。一般来说,外国人是指根据东道国的国籍法,没有取得东道国国籍,并且投资时以及整个投资期间,没有自愿取得东道国国籍的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国籍标准来认定“投资者”,比如,如前所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规定,“国民”就缔约任何一方而言,系指具有该缔约国一方国籍的自然人。实践中,对自然人国籍的认定往往会出现消极冲突和积极冲突。就消极冲突而言,如果当事人无国籍或国籍不明,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为其国籍国。就积极冲突而言,如果当事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则有以下解决办法:(1)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2)以当事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所在国国籍为准;(3)以同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2.住所标准住所是指一个人以久居的意思而长期居住的处所。世界上有一些国家采用住所标准来界定外国投资者,比如我国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条第3款规定,“投资者”一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系指,在本协定有效范围内有住所的德国人。综上,《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外国自然人投资者的界定标准,但从我国签订的相关投资协定看,可以用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来认定外国投资者。但是,在外资并购中仅采用这两个标准,难以反映真正的外资流向,甚至会影响到外资并购法制的正确适用。目前,我国仍给于外商投资企业以优惠待遇,很多内资的投资者为了享受此种优惠,往往加入外国国籍,以外国投资者身份来进行返程投资。因此,除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外,我们还应当采用资本来源标准对自然人外资国投资者进行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外国投资者的涵义,从资本流动的本质上界定外国投资者,防止规避法律和滥享优惠政策的情况的出现。(二)外国法人投资者之界定1.注册成立地标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通常以法人的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其国籍的标准。凡是在内国设立的法人是内国法人,凡是在外国设立的法人为外国法人。采用此标准主要是因为一个组织之所以成为法人,主要是其依照一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设立,并经过该国行政机关的核准登记。实践中,我国也采用此标准来判断外国投资者,如前文所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规定,“公司”一词系指依照缔约国任何一方的现行法律在该缔约一方领土内设立或组成的公司、商号和组织。采用此标准,虽然易于判断但也存在弊端:(1)无法判断实际控制人的国籍;(2)当事人通常会选择登记地,到限制较少的国家进行登记,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2.住所地标准法人的住所一般是指其经营管理中心或经济活动中心,在内国有住所的法人是本国法人,在外国有住所的法人是外国法人。大陆法系的国家大都采用住所地标准来确定法人的国籍。由于实践中,对于此标准的界定尚存在争议,且法人可以随意选择住所规避法律,因此各国往往将此标准与其他标准同时使用来确定法人国籍。我国也没有采用单一的住所标准来认定外国投资者3.资本控制标准资本控制标准又称成员国际标准,是指以法人的资本控制人的国籍作为法人的国籍。也就是说,法人国籍的确定,要看法人的资本控制在哪一国民手中。但是此种标准也不易判断:(1)弄清法人的资本控制人并非易事;(2)控股股东有可能会不断变动;(3)股东国籍相异,不易界定。我国曾采用资本控制标准来判断法人国籍,但已经改用复合标准。4.复合标准采用上述任一标准来确定法人的国籍,判断法人的外国投资者身份,均存在着一定弊端。因此,各国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标准结合起来确定法人的国籍,是为混合标准。我国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大量的采用复合标准来对外国投资者进行界定,如根据2009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规定,“……法律实体,包括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法律设立或组建且住所在该缔约一方境内的公司、协会、合伙及其他组织。”另外,2007年11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一词,系指……(二)依照缔约一方法律在该缔约方境内组建,且在该缔约方境内有总部或者由一缔约方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前一个协定采用了注册成立地和住所的混合标准,后一协定中采用了注册成立地加住所或注册成立地加资本控制标准。综上,采用混合标准认定法人外国投资者更能反映出外国资本的本质,且符合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规制目标。四、结论根据《规定》第2条规定,“资产并购”是指,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也就是说,采用资产并购方式,“外国投资者”包括在我国境内依我国三资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另外,根据《规定》第39条的规定,我国自然人和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即特殊目的公司也视为“外国投资者”受《规定》调整。可见,《规定》中所限定的“外国投资者”与我国相关法律和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界定,存在着冲突和不统一,我国应尽快出台《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者的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论和冲突。注释:从投资的整体概念出发,一个完整的投资概念应由投资者、用于投资的资本和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行为三个方面构成。(郭载宇.外国投资的界定及我国立法完善.政治与法律.2000(3).)外国投资者的概念则仅从投资者角度进行界定。比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2006年颁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通过股权并购举办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等。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77897.访问日期:2010/9/7.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访问日期:2010/9/7.参考文献:肖冰,何鹰.国际经济法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孙效敏.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余劲松.国际投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