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经济性篇1
（一）外部性及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的释义。（1）外部性。外部性从宏观角度分析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综合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顾名思义就是主体行为为其他人带来的正面外部激励和影响；负外部性主要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个人原因带来关联者损失，但是不必为此付出经济补偿成本。所以经济市场手段对于外部性的合理解决没有明显效果。（2）农业保险及其正外部性定义。农业保险从根本分析属于一种固定内容和固定保险规则管理下的保险活动。农业保险主体主要是保险机构，对参保人员的个人种植经济作物，林业资源、畜牧业生产等活动中因外自然不可抗因素影响以及意外疾病、事故等造成大范围的保险损失，农业保险需要承担和赔偿相应的保险金责任。
（二）农业保险及其正外部性的主要表现。（1）农业保险对“三农”的正外部性。农业保险体现其正外部性主要是在农业经营和生产者的自身利益维护上。获得保险规定的补偿资金，对损失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偿功效，农业保险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主要可以发挥对农业的经济保障和管理作用。实现农村地区的福利水平提高，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建设发展的稳定开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支持，农业保险可以在保障农村稳定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发挥重要作用[1]。（2）农业保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农业行业的保险类活动活跃开展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带动整体农业发展领域的农业生产经营要素和农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保险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保障，在农村经济得到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可以带动整体国民经济进步，为城乡协调发展做出巨大贡献。（3）农业保险与农村协作发展的正外部性。农业保险可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协调进步，发挥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农业保险也是城乡协调进步发展的重要支持。农业保险可以对农业经济产出发挥一定的帮扶作用。
二、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经济法激励的价值目标及原则
（一）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经济法激励价值目标。农业保险从本质上分析是公平价值的体现，经济法律法规视角下的公平是综合分析个体之间的综合实力以及实际拥有资源的差异，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结果公平。农业保险也具有重要的分配均衡价值，农业保险的总体发展运行需要来自政府资金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若农业保险的购买投入过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
（二）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经济法激励原则。第一，坚持对农业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的原则，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是在资源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科学整合，实现最佳效益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化处理是在经济法发挥经济活动调节过程中的重要原则。所以，应该从农民自身经营生产发展角度入喉，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总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实现农业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同时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调节失灵需要国家发挥政府主体作用，进行经济调节和管理。通过国家经济法来加以矫正。第二，应该坚持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在遵照市场需要进行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农业保险需要明确发展规则，否则就容易导致出现农业保险发展偏离行业发展轨道的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市场运行与总体经济规律相背离，违反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需要国家进行该领域行为矫正。农业保险的运行发展应该综合考虑市场与国家不同主体的管理作用发挥，防止出现过度干预和违背正常原则的介入行为。
三、农业保险正外部性法律激励的经验借鉴
保险的经济性篇2
关键词：养老保险；变革：立法
一、养老保险立法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产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意在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形成部分积累的制度模式；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单位、个人负担，政府不再对基本养老保险承担无限责任。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各类资源违规开采利用，经济无序快速发展，加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关参数未按客观规律科学地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挑战，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负担沉重。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与日俱增。人口的老龄化及养老金的巨额支付给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适时深化改革。原因之二是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改革过程中转轨成本加大。转轨成本包括：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在新制度中没有履行缴费义务却要过多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经到中年的职工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完全履行缴费义务但达到退休年龄后要享有法定养老金的权利；违规办理大量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制度各异，退休待遇差距悬殊等。由此产生了代际矛盾，各类企业缴费义务与权利不对等，统筹基金严重收不抵支等问题，直接构成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担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传统退休养老制度与正在完善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现实责任便无法划清，因此养老保险制厦不能持续发展。不同地区间即指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历史负担不平街：国有制企业与大量非公有制及其他企业的缴费人员标准不一，造成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畸高畸低，这种不均衡直接恶化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
同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因缺乏消化渠道，自我承招责任只能表现和依靠很高的缴费率，而且还无法满足本地区退休人员增长所带来的养老金需求增长的需要。因此，一些地区只能运用个人账户基金来弥补，从而使个人账户变成空账户，统账结合的新制度蜕变为风险性相大的它账运行制度。个人账尸的“空账”运行，其实质是将政府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转嫁到当期参保人员身上，混淆了责任主体。根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上半年，国内养老保险金积累的个人“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并以每年10亿的规模在扩大。如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控制不力，加上需养老人口的逐年剧增，必然会加剧支付难问题，很难实现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二)养老保险立法层次不高，强制力不强，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养老保险实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分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才能真正集中体现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意志，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展战略基本形成，但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还摹本上是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虽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和通知等，但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延续性。
(三)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养老保险制度参数调整，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421型”家庭(一对夫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增多，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将会逐步向社会养老过渡，“老有所养”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家庭养老也在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另立家庭，享受生活，有的离开老人到外地工作，使得呆在家里的老年人有的光靠养老金，生插困难，精神孤独；有的虽然经济上不愁供养，但在生活上无人照料、精神上无人慰藉。这就需要通过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此外，由于实行了几十年国家通过企业绝大部分包揽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许多家庭老年人本人及其儿女都没有养老保险计划和成熟的心理准备，通过个人养老储蓄和商业保险支持的补充养老保障体系多未有考虑。
二、养老保险立法思路和建议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10多年的探索，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制度模式已基本确立，不应再动摇。按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提法，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现了“取中构和”的思想，“取中”就是我们即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也不是典型的完全积累，而是统筹基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积累；“构和”指构建和谐社会，各社会阶层群体、各保障制度之间要有一定的合理比例关系，利益的关系也要梳理好：所以笔者认为应建立长效机制，维系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弥补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弥补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不仅资金需求量大，而且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试图用养老统筹基金偿还历史债务是行不通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通过变现国有资产和发行长期国债，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转轨成本。随着转轨资金的到位，可逐步下调单位的缴费额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均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单位在参保时负担上的不公平程度，同时也将代际的不公平与福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加上提高其他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对制度的认同和吸引力；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进一步降低统筹部分的费率，以期达到扩大覆盖面与降低企业负担的良性循环。
(二)不断探索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可提高盈余率，实现有效增值。同时，可以尝试推行适合于个人账户基金现行管理模式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品种特点的投资委托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殖率，也对社会发展做了贡献，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保险的经济性篇3
新近成立的保监会，无疑应根据新的监管体制和我国未来保险业的发展确立其监管任务、内容和原则等。因为，此次保险监管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宗旨显然不应局限于监管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律依据----《保险法》对保险监管方式已作了明确规定，所以，我国保险监管的对象、内容、方式、程序等并联会改变。
一、我国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在我国保险业短短的发展历史上，有较长的一段时期实施的是保险模式和政策。应当指出，这种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垄断经营模式在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保险不属于商品的经济范畴，保险经营行为本质上是政府行为，保险监管也失去了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险垄断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也愈加明显，打破这种市场垄断经营模式已具有客观必然性。198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保险市场应采取多元化模式，否定了垄断经营模式，从而掀开了我国保险业的新篇章。从理论上说，制定这一法规的基本目的在于确立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体制，推进保险经济发展；制定这一法规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具有提高经济活力、有效调节社会资源的功能。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保险一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运行和发展时，保险是否应被监管？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在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其具体表现为：保险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保险销售过程的特殊性、保险经营对象的负债性、保险基金的返还性、保险业务的分散性、保险影响的广泛性等。事实上，上述经营特殊性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并非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并不足以说明保险监管的必要性。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上每一公司的要价会等于边际费用，在这一点上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但是，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弱点和平共处足。当市场信息能够在完全竞争方式下运罢，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就付也代价便可行到处自外部经济的女处。市场竞争失灵。例如，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往导致垄断，而垄断的存在会产生进入市场的障碍，从而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的损失。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买者和卖者间出现这种情况时，产品价格总是等于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值。这样在同一价格条件下，销售更有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将会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那些低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则会利用这种机会占据市场，结果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导致市场失灵。此外，竞争者会以另一方的信息减少为代价取胜，发生扼止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
从我国保险实践看，同样存在着上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有的保险公司依靠行政手段、采取强制的展业方式；有的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无序竞争，并形成垄断势力；由于保险经营特殊性，保险公司对市场调节信号缺乏敏感性，人个寿险市场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保险人相比，被保险人的信息相对不足，被保险人的经济福利不能最大化，有时还会由于虚假的信息提供和不公正交易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用信息对称进行逆选择。因此，为了弥补保险市场运行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为了减和或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及其影响，保险监管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和性质
保险的经济性篇4
〔关键词〕欧债危机；保险业；国家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F8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2705
一、引言
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形成了原保险、再保险、保险中介和保险资产管理协调发展的比较健全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6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共有73家，外资保险公司共有53家；全国省级分公司1294家，中支和中支以下营业性机构68061家；从业人员达34685万人。从保险业务发展情况来看，2010年保险总资产达到490万亿元，全国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452797亿元，同比增长1383%，发展势头强劲。从另一方面看，2009年保险深度世界平均为7%，我国为340%；保险密度世界平均为595美元，我国为121美元[1]。这说明，我国保险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保险业发展和国际保险水平相比仍任重道远。本次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没有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危机发生后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对一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提出挑战。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保险业，在处理危机方面应采取相应的经营政策调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文献回顾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以及保险业发展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和特征研究上，张志波和齐中英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指出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通过消除经济风险、保持经济稳定以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实质是提高国际竞争力[2]。郭连成和李卿燕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3]。顾海兵和沈继楼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应实施“积极而稳健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4]。从经济全球化角度，俞益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5]。黄永红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所在是要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与国力增强，包括经济预警机制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网络的构建，消除经济安全隐患，增强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6]。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与保险相关影响角度，孟汉颖等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养老保险产生的影响，就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提出了养老保险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7]。吴建广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保险资金投资的影响，提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险资金运用的战略选择，包括稳健投资策略以及投资不动产[8]。孙艳颖和涂吉华对我国失业保险应对经济危机的发展对策进行研究，提出缓解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保险支出大幅增加压力的建议[9]。冷煜从金融一体化监管趋势下的保险监管角度，提出我国保险监管组织架构的未来取向[10]。
目前，绝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宏观经济战略以及保险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具体政策建议，忽略了保险业在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与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因而，有必要基于欧债危机防范经验对保险业经营理念变革做出调整以适应自身健康发展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欧债危机对于我国保险业经营理念变革的影响
1单一发展模式与综合平衡发展模式
从欧债危机看，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模式普遍存在缺陷，严重失衡。一般来说，债务问题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欧洲内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具有比较优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优势随着高福利制度的实施以及国家的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逐渐丧失。比如，欧债危机起始国家希腊产业资源配置就不合理，主要支柱产业为旅游业和航运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产业，具有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特征。希腊政府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另一支柱产业航运业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入发展周期低谷，它的衰退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形成了巨大负面冲击。这样，在欧债危机中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同样的例证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中主要以出口加工业和房地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意大利，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及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基本上是单一型发展模式为主，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本身存在致命缺陷。
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稳定器的保险业首先自身要保持健康发展态势。在我国保险业表面辉煌的发展背后，产业结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业务比例失衡。表1为2010年全国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原保险费收入。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尽管产业内各个险种发展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但是保险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平衡，整个产业基本以单一发展模式进行运营。在财产保险业务中，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占到整个财产保险业务的70%以上，而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农业保险所占比例不到4%，信用保险占财产险业务的比例不到3%，对于经济危机中具有防范贸易损失扩大的出口信用保险占比更小。在人身保险业务中同样的情况仍然很明显，人寿保险业务甚至占到90%以上，健康险业务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占不到10%。这样财产保险中的主干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暴露风险以及人身保险的核心人寿保险业务在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利率风险全部加总在整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上，由整个保险业承担。我国保险业产业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具有类似欧债危机发生的前提条件。同时，保险业地区发展严重失衡：2010年东部16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850755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5856%；中部8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37142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2321%；西部12省市原保险保费收入为260620亿元，占全国原保险总保费的1794%[1]。为此，要转变保险经营理念，变单一发展为综合平衡发展，统筹规划，形成各个险种以及各个发展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
2单纯商业运营和参与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
由于历史传统，欧洲债务问题国家普遍实行较高福利的刚性社会保障制度，而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其生产力发展长期落后于福利增长，造成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11]。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政府养老服务支出造成财政支出负担沉重、入不敷出。财政收入减少和政府债务的不断上升给国家财政带来巨额赤字，形成恶性循环，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12]。同时，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下，失业人口激增，这给本已经承担巨大压力的财政支持带来更大的缺口，加剧危机影响。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普通商业性公司的经营特性：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同时应该看到，保险产品同样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即保险具有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目前，我国人口即将进入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激增，而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和力度都很有限，如何应对养老和失业问题，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而商业性养老保险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发挥其社会管理的功能，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国家财政提供有力的支持，消除危机发生的根源。同时，保险业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具有吸收劳动力的作用，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失业压力。
3虚拟经济投资与实体经济投资
欧洲债务危机的快速蔓延，给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为避险需要，资金将会纷纷流回，大量资金从中国资本市场流出，必将导致我国股市较大程度波动，给所涉及的我国公司企业带来经营危机。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元的贬值使得中国投资者的在欧资产大幅度缩水，资本回流停滞。从国内保险投资角度看，据统计至2010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490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为460万亿元。从配置结构上看，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8006%，权益类资产占比1680%，股权和债权投资余额占比499%[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非常狭窄，银行存款和债券资金占比过大。这样，欧债危机对我国国内债市与股市产生巨幅波动，保险机构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净值减损，债券收益率连续下跌，直接影响着保险资金占比80%以上的固定收益资产配置的投资收益。
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为解决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保值增值难度大的问题，对保险资金的运用做出新的具体规定：将现行的“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拓宽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并增加了“投资不动产”的内容，极大地拓宽了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指明保险资金投资的具体方向。保险资金运用由原来的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投资方向应该逐渐向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实体经济方向转移。加大实体经济的投资比重，投资以养老、医疗为主要经营业务的社区服务实体或者投资以建设保障房、廉租房为主的实体企业。这样一方面增加全社会总福利，同时保证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
4纯粹行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
欧债国家在这次危机中金融机构体制机制不完善，抵御风险和保护金融安全能力不强。可以看到，欧盟国家普遍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基础薄弱，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葡萄牙服务行业持续增长，创造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而工业和农、林、牧、渔业创造增加值比重极小。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政府通过大量贷款来扶持高科技企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融资成本剧增，从而使葡萄牙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冲击，也给欧债危机埋下隐患。同时由于欧元区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维持低通胀和保持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很难统一协调，加剧危机发生[13]。
应当看到，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也不近成熟，保险业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如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及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较低等，这说明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金融保险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保险业在保证本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具有夯实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应建立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金融安全服务体系，发挥保险服务金融的重要作用，提高保险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保持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保险业长期发展战略，为重点发展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提供急需资金，为高风险领域提供保险。这同时涉及到保险业发展模式的确定，是短期高额获利经营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险业是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保险不能完全脱离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完全的虚拟经济，应该与国民经济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其他部分形成互相支持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安全和稳定发展是保险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我国保险业经营政策调整
1积极进行保险产品结构调整
在稳步发展现有主干机动车辆保险和人寿保险产品基础上，大力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险种，以形成产业平衡发展。重点发展全面覆盖农、林、牧、副和渔业等方面的农业保险，这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改变我国“二元制”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企业财产保险投保比例和经营规模，积极探索企业财产保险作为财产保险又一主要业务来源的发展模式；积极开展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专业化建设；大力支持保险公司开展与本地区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性特色保险，形成独特品牌；打破行业垄断，营造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并最终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彻底改变目前保险业中“一支独大”和保险产品“同质性严重”单一的运营格局，从根本上为保险业自身发展奠定良好的风险防范基础和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2积极发挥社会管理的职能
目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应该汲取欧债危机教训，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大力发展商业性专业化养老保险，提高居民养老生活水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从资金利用成本方面减少类似欧债危机发生的可能。同时，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的保险业具有吸收劳动力功能，可以解决由于人口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稳定社会发展基础。值得重视的是，2亿多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而他们恰恰是失业风险较大的群体。另外，在目前业务开展基础上，应重点发展和完善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稳定和谐发展领域的保险制度，诸如医疗责任保险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校方责任保险及进城农民工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营造安定团结的经济发展环境。
3调整保险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向
从主要投资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逐渐转移到实体经济投资。欧债危机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债务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结构难以满足保险资产与负债匹配的要求，尤其近两年我国资本市场巨幅波动，造成保险资金面临巨大风险，不利于保险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调整保险投资方向势在必行。加大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等投资方式投资不动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参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比例。一方面，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证保险资金有稳定的收益和风险最小化，另一方面，保险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逐渐提高全社会居民生活服务水平，增加社会总福利。
4服务于国家经济安全
应制定保险业长期发展战略并全面稳步推进各项保险改革，不断开拓保险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丰富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继续推进保险机构治理机制完善和风险管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保险业国际化进程。大力扶持具有稳定出口贸易功能的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服务于国家应对危机需要和国民经济安全；加速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完善存款保险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服务于国家金融安全；大力开展高新科技保险、核保险类保险产品设计，为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提供有力保险支持；积极探索水、森林、矿产、煤炭和稀有金属等环境资源保险；参与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低碳企业发展并提供低碳保险，促进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以商业保险为牵头，加快政策性巨灾保险建设形成较完善的巨灾风险防范体系，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综上，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健康发展，在快速增长的背后经济结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农业发展规模小；工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小，服务业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粗放式、能源高消耗式增长为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等。因此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继续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使我国经济朝着结构更加协调和优化的方向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当积极发挥保险业服务金融与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稳定器的保险业发展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与发挥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两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目前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保险经营理念和采取相应对策，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有力保障。总而言之，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所带来的教训和影响不能仅仅放眼于短期政策的微调，更要考虑到今后长远发展的影响。这次危机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大力发展保险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稳定器。短期内的保险发展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问题，不能只一味地追求短时期的高业绩与高回报，而忽略对未来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影响。应从宏观的角度和长远的眼光，采取真正有效有实质性改变的保险体制改革发展措施，促使保险经营理念真正改变。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风险，应转变经营理念、务实服务经济，保持保险业自身和国民经济协调一致发展，提高防御金融危机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达到“双赢”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年鉴编委会中国保险年鉴2011[m]北京：中国保险年鉴社，2011
[2]张志波，齐中英论国家经济安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72-76
[3]郭连成，李卿燕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J]世界经济，2005，（11）：54-63
[4]顾海兵，沈继楼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内涵与特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79-84
[5]俞益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J]商场现代化，2006，（17）：314-316
[6]黄永红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探索[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30-44
[7]孟汉颖，俞晓勤，周莹莹论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0，（7）：22-26
[8]吴建广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资金的战略选择[J]黑龙江金融，2010，（6）：41-44
[9]孙艳颖，涂吉华我国失业保险应对经济危机的发展对策[J]管理观察，2009，（6）：45-49
[10]冷煜金融危机启示：金融一体化监管趋势下的保险监管[J]保险研究，2009，（4）：61-67
[11]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J]中国人口科学，2011（5）：43-48
[12]朱冬希腊债务危机全景透视[J]中国金融家，2011，（8）：24-27
[13]许丹青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原因与启示[J]福建金融，2011，（11）：32-35
[14]周海珍保险业发展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8，（11）：170-171
[15]庞楷保险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修正的Solow模型[J]保险研究，2009，（7）：31-36
保险的经济性篇5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体制改革政府支持再保险
一、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外农经专家认为：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些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经济处在一种极度不确定性状态下，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现代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民个人的影响
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由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共同分担损失，以赔偿支付的方式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二)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农业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性，保护农业资源。同时，农业保险有调节农村经济、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农业保险的实施，可以使大额的不定的农业风险损失，转化为小额的固定的农业保险费的缴纳，可以节约部分开支。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帮助农民及时恢复生产，也可以稳定农产品物价水平，保证社会对农产品的正常消费。
(三)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农业上因风险造成的损失，不仅会导致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不稳定，更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应的，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活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农业保险的介入，会使农业生产者尽快恢复生产，从而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的稳定，从而安定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生活。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
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
2.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主要是由保险公司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益而言，保险费用较高，也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
以上因素造成了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商业性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这就很难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在萎缩的供给和低迷的需求状态下，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
（二）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有59%的农户仍属于纯农户，这些纯农户家庭90%的收入来自纯农业收入。而投保农业险会导致农户收入持续走低，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也导致人才更是奇缺。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
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农业保险不能简单地采取与其它保险相同的方式，应当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症结在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扶持之间的矛盾。纯粹由商业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才具有可行性。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二）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
农业保险法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在实践农业保险时不应用或不完全应用针对各种商业保险而制定的《保险法》，而要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农业保险经营的基本法律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因此，国家应根据农业保险非商品性、政策性等性质，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以及政府在农业保险实践过程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并借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这对于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区别管理不同性质的保险活动，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体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
作为对农民遭受天灾后的补偿，农业保险一定要由国家财政来扶持，但在具体实施中要量力而行。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财政支持型农业保险体系，包括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以及其他技术支持来发展农业保险。
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农业保险经营的经验，国家财政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实行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以下给出两点建议：（1）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全部营业税和所得税；（2）允许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保险的经济性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制度供给；配制性效益；适应性效益
在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金融演进方面的不同历程成为导致中国与欧洲双方经济发展分异的重要原因。在这段时期内，西方的一系列金融制度创新，如银行、会计、资本市场、保险的发展，既是对经济结构的反映，也是其后经济演进所必须依赖的初始路径。其中保险业作为集合同类危险聚资建立基金、对特定危险的后果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危险财物转移机制，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分担风险、补偿损失，而且保险基金的暂时闲置部分可以重新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之中，推动社会经济交往和扩大积累规模，因而是金融体系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即是对中国与欧洲保险业发展作一比较研究，来探究中西方保险业历史延展上的不同变化，以及为何出现如此的差异。
一、欧洲保险制度演进分析
(一)以海上贸易为契机
欧洲保险制度的缘起是从海上贸易中生发的。在中世纪时期，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与今天不同，如今大多数的货物在运送之前就已经被售出，而当时的贸易在货物被送上船的时候，并没有确定的买家，只有到达目的地(有时是贸易集市的所在地)后才能够酌情卖出价钱。旅途中的航海危险、货物丢失危险、物品销路不畅风险都要由航海商人来承担。于是，在14世纪初，就有许多大船联合起来集体航行，或是把大宗货物分散在多条船上，并且寻求专门的商人对货物从天灾、海盗袭击等各个方面进行保险。
此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也大大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英国于1575年在皇家交易所开设的保险商社给保险条款的正规化创造了条件；1601年的《保险法》建立了一个保险仲裁法庭，减少了大量因海上保险单引起的纠纷；1666年的伦敦大火事件直接促使保险业务突破海上保险的范围，使得保险业的发展开始和国际贸易渐渐没有了必然的联系；17世纪末人寿保险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取得突破，一些科学方法和运算程序被运用到人寿保险领域；英国议会还于1871年对民间的保险人组织劳合社给与合法地位的肯定，这一切都标志着欧洲的近代保险业逐步地走向成熟。
(二)适应性效益带来的发展
欧洲是以海上贸易为契机，在市场自发秩序中产生了保险业，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陆上保险、人身保险等诸危险领域全面拓展，在短期经济增长中实现了配制性效益。并且保险制度逐渐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各国政府随后都不断颁发相关法令法规来规范保险业务。也就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来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减少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从而降低整个制度变迁、制度发展的成本。象英国通过立法来委托劳合社制定有关保险的单行法规，表现出国家对于自发性金融行为的追加认同，并利用国家的政治资源来协助诱致性制度变迁正规化和不断深化。正是有了正规地位和国家支持之后，劳合社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将保险视野投向其他非海险领域，设计出世界上第一张盗抢险保单、第一张汽车保单和第一张飞机保单。这种渐进式的发生发展方式使得保险业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金融制度相互适应，同时也使得保险意识和相关知识准备都在社会中得到普及，由此生发出制约长期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效益。也正是由于有了适应性效益和相对独立的市场发展，使保险制度深深嵌入到欧洲社会制度之中，不论经历军事战争、经济危机或是政局动荡，保险业都能在自身的轨迹中逐渐发展。保险业不仅给欧洲的金融业带来了体现在短期经济绩效上的配制性效益，更带来了更为深远的、深化在制度之中的适应性效益。
二、中国的保险制度演进分析
(一)制度移植：从附股盈利到独立经营
在中国，保险制度并不是在本国经济、市场发展的场景下自发演进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并没有自然的孕育出保险的理念，在一些年代流行的镖局，也只是在武力保障的层面来解决风险的问题，而没有通过大数法则来进行分散风险的尝试。
19世纪随着通商贸易的扩大和鸦片的输入，一些外商便在中国成立子最早的保险机构，例如谏当保险行、宝顺洋行等。国内有的商人、买办对这些外国保险业进行了附股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既积累了资金，也学到了保险业的相关知识与操作技术，在1860年代便转向了独立经营。
此后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保险业的制度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有利的阶段。因为在此时的发展中，能够对于体制变化施以政治影响的利益团体(洋务派)与获取体制变革利润的利益团体(保险业人士)不仅有着共同的目标取向，而且一定程度上两个团体在人员上是重叠的，这两个团体的合作成为西方制度移植的加速器。可以说，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直接推动了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因为洋务运动中一系列新式公司的建立，要求有保险公司作为其分担风险的经济保障，此时外国在华的保险机构往往给与极其苛刻的投保条件，已经成立的本土保险业又过于孱弱，洋务企业的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不均衡，所以清政府决定来自办保险，以此来提供新制度供给。1875年正式开始筹备了保险招商局，这标志着中国本土大规模的保险企业的出现，而组织成立招商局的正是唐廷枢、徐润等当年曾附股外商保险公司的买办，他们完成了从附股盈利到独立经营的制度移植。保险招商局的产生不仅有助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运转，而且带动了一批民族保险企业。随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国内银行业进入一次发展的时期，保险业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这些发展掀起了中国保险业制度演进的高潮，并支持了此时经济体制其它方面的进步，保险业带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配制性效益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些金融人士对国外公司的制度移植和政府的洋务运动弥补了此时保险业的制度供给不足，消除了此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不均衡，并进而影响了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进程。这种对于制度稀缺产生的供给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比以往的生产要素配置要带来更高的效率，这便是一种配置性效益。它是由于制度变化而产生的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近代中国保险业在随后的发展中却比较缓慢，没能形成一种深入到经济体制演化当中的，能够与经济、文化、市场、法律框架具有亲和力的、能够带来长期增长的适应性效益。
(二)配制性效益如何长远发展
从中国产生最早的保险公司到抗战爆发这段时期，虽然保险业取得了最初的发展，体现出配制性效益，但是这种发展的力度和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从两个保险指标就可以看出：第一个是保险密度，据赵兰亮(2003)的估算，1930年代全国每年的保费收入约5000万元，以当时四亿人口来计算，保险密度仅为0.125元；第二个指标是保险深度，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57.98亿元，以全国保费收入5000万元计算，保险深度仅为0.19%。因此，近代中国的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比较低微的。
在通过制度移植和洋务派政府的制度供给之后，中国近代保险法规的滞后创制与实施、国人对保险理念的不充分理解，无一不制约着近代保险业的发展。而且近代保险市场中最为发达的是水火险，无论外商人寿保险业还是华商人寿保险业都处于整体实力较弱的状态。它们所吸收的保费非常有限，同时外商人寿又多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资本市场上投放的长期寿险资金极为有限，而保险业的融资功能优势主要由人寿险来承担，所以近代保险未能发挥出市场融资功能。保险业在产生配制性效益之后，没有能够继续深化为适应性效益。
保险市场在中国是由于清政府被迫通商之后由西方国家引入的，而不是自发的、内生的，没有发展保险市场的内在惯性。一种特定制度的变迁，可能会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中国的后发型的保险市场此时不仅没有其他跟进的制度支持，而且面临着多种市场缺陷：企业未成为市场主体、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所以，近代保险业的发展，反映出在抽象理论层面和在西方国家实践检验层面都证明有效的制度安排，移植到近代中国却未必与其他现行制度相适应。即便是后发优势，也就是中国本土保险公司在制度移植过程中直接利用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优势，在没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和制度背景的情况下，也很难演化为适应性效益。
在并非诱致性制度变迁情况下，配制性效益应如何长远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应适当加强政府的制度供给，而不是任由一个孱弱市场自我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所致，中国近代保险市场自形成之日就是一个自发自为的市场，除了洋务运动期间推进了一批洋务保险企业的建立，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对这个市场进行实质性干预。虽然这个特殊时期的弱国家状态并没有帮助市场的成长。在一个被西方国家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外生型近代化国家、法制环境尚未健全甚至极不健全的背景下，假如所有问题都由市场自身解决而此时政府袖手旁观的话，势必会增加市场负担与交易成本。毕竟，在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掌握政治社会资源的政府作为“制度决定者”有着非常显著的地位，较之其它处于被动地位的利益集团或个人来说，政府更有能力来促进制度的深化和成熟，国家强制力带来的规模经济，也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正如戈登·怀特所说：“那种以自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原发型的渐进式发展，在一个为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所支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已经是不可能，无论是就外部而言，要取得政治、经济灵活运作的作用；还是就内部而言，要改变制度、重组组织阶级力量、动员剩余物资、重建经济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国家政权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滞后。特别是一项制度还仅仅只具有配制性效益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是重要的，它可以减少制度运行的摩擦和阻力，分摊制度运行成本和制度建设成本，深化制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国家对于保险市场的干涉不仅没有将配制性效益导向适应性效益，而且通过强制性的制度供给连配制性效益都予以放弃。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政府接管和清理了以往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整顿和改造了民族资本的保险业，清除了外资保险公司，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时国家与社会完全重合、政治性国家的情况下，保险机构的配置性效益并没有深深植入到经济的长期演变之中，没有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支持，这种虚弱的金融机构，也就会因为国家政策的突然扭转而戛然而止。1958年的运动，就是这种政策的转变，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风险都可以由国家和集体来解决，保险公司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保险业在政府主导的制度选择中被剔除。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才真正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史无前例的发展。在破冰启动的过程中，依旧采用了政府强行推动制度供给，凸现的是填补制度稀缺后的配置型效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适应性效益正在中国金融市场开始渐渐生发。
欧洲以海上贸易为契机，在市场自发秩序中产生保险业，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陆上保险、人身保险等诸危险领域全面拓展，在短期经济增长中实现了配制性效益。这种渐进式的发生发展方式使得保险业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金融制度相互适应，同时，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保险意识和相关知识准备都在社会中得到普及，由此生发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效益。而在中国，保险制度并不是在本国市场经济发展下自发演进的，只是与西方的接触和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保险体系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移植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后，产生比以往的生产要素配置更高的效率，实现了配制性效益。但如何发展一种深入到经济体制演化当中的、能够与经济、文化、市场、法律框架具有亲和力的、能够带来长期增长的适应性效益成为我国保险业面临的挑战。这种保险业发展的中西差异成为影响双方近现代金融形态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hermannkellenbenz，theriseoftheeuropeaneconomy：aneconomichistoryofcontinentaleuropefromthefifteenthtotheeighteenthcentury，rev.andeditedbygerhardbenecke.
[2](日)百濑弘.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m].研文出版社，1980.
[3]波斯坦，h·j·哈巴库克.朗立华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至第六卷)[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杜恂诚.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戈德史密斯.浦寿海等译.金融结构与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戈登·怀特.中国为什么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洪葭管，李飞，赵海宽，许树信.中国金融通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8](美)金德尔伯格.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
[9]彭慕兰.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王国斌.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保险的经济性篇7
关键词:青海保险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格兰杰检验
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和经营与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保险业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人民生活的稳定提供风险保障，并通过参与社会管理和保险资金融通，支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日益显现出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保险业的发展又对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青海的经济社会已步入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客观上要求保险业必须加快发展步伐，以适应青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提供风险保障，充分发挥保险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作用，扩大保险覆盖面，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要。但目前青海保险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保险覆盖面还不广，保险业在地区及城乡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保险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保险的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较突出。所以要进一步加快保险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使保险业更好地为青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保险发展状况的度量指标选择上，鉴于青海省是西部欠发达且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因此本文以保险密度（BXmD）和保险深度（BXSD）表示保险的发展水平。以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采用年度面板数据，样本区间为1985-2009年（1995年因保费收入数据变化异常，故将其剔除）总共24个样本(如表1)。保费收入数据来源于《改革开放三十年青海金融统计》，GDp和总人口数据来源于1990-2010年各年的《青海统计年鉴》。按照一般的分析惯例，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始处理，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GDp和lnBXmD和lnBXSD表示），其目的是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二、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经验，几乎所有的表示绝对量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性的，具有时间趋势，所以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下面采用的aDF统计量，对变量的本身及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分别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进行比较。单位根检验方程只存在常数项，不含趋势项，且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数根据本文需要都取2。
根据aDF统计量的性质，从表中可以看出，lnGDp和lnBXmD，lnBXSD均为非平稳变量，具有时间趋势。因此，对这样的变量不能采用普通的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该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分析。
(二)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之间蕴含的长期均衡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发展状况变量lnGDp和lnBXmD，lnBXSD，之间的协整关系。采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得到如下表的计算结果：
注：根据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以及相应的极大似然值与最大滞后期变量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从表中可以看出给出的lnGDp、lnBXmD、lnBXSD三变量通过Johansen检验，表明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该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
(三)格兰杰检验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lnGDp、lnBXmD、lnBXSD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这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验证。检验结果如下表：（滞后序数取2）
上表的数据显示，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LnBXSDdoesnotGrangerCauseLnBXmD”和“LnBXmDdoesnotGrangerCauseLnBXSD”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接受零假设：“LnBXmDdoesnotGrangerCauseLnGDp”和“LnBXSDdoesnotGrangerCauseLnGDp”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发展水平。
三、实证结论分析
首先，保险密度、保险
[1] [2]
深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青海省-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的数据观察，国民生产总值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说，青海保险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稳步发的。
其次，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青海省经济的增长成为促进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发展的原因。在相对应的统计检验水平下，青海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成为青海保险业发展的原因是符合青海发展的实际的。
第三，在检验过程中发现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这也符合相关保险指标相互独立的实际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从长期来看，青海保险市场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保险市场发展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青海省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有效推动和促进保险市场的发展。青海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保险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的带动。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就越能够推动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更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创新。
四、青海保险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首先，政府应当加强对不同区域保险市场发展的协调。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到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从而带动青海省保险业的均衡发展。其次，对于一些涉农涉牧保险，政府应当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予以支持，对于保险费占农牧民收入的比重较大的地区，应增加其保费补贴。
(二)健全保险市场体系
政府应对设在青海省的保险公司或主要在青海省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采取适当降低注册资本金、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中、外资保险公司在青海省设立机构，拓展业务。并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扶持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尽快建立健全保险市场体系。
(三)鼓励参与重大投资
完善现有保险法规，允许保险公司参与青海省重点项目投资，在投资比例上可适当放宽，投资收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保险机构通过投资、提供保障等形式参与青海省建设，既可以从中获取收益，又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调整保险产品结构
保险的经济性篇8
[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是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根本保证。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保险业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宗旨，是为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全社会的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中国保险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方针，是城乡并重、东西南北中并举。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鲜明特色还表现在资产产权结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产品结构等方面。
中国的保险业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则是发展中国保险业的根本出发点。而把保险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则是研究中国保险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这是因为，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一样，保险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保险的共性是指适合于任何保险的一般原理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保险的个性是指保险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特殊表现形式。所以研究保险的发展既要研究保险发展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更要研究保险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特殊的实现形式。
中国保险正是保险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与通过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保险的特殊形式而实现其发展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保险发展之特色。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保险发展的特殊形式，才能找到中国保险发展道路的特色，才能开辟中国保险发展的新空间、新领域，才能使中国的保险沿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下去。
中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可以概括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保险发展具有哪些特色呢？
一、在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宗旨上的特色
这一特色可以概括为：为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全社会的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是中国保险发展及根本目标和根本宗旨。这是由于中国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讲政治、讲大局。所谓讲政治、讲大局集中体现在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出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指导思想和最高宗旨。
中国保险业讲政治、讲大局集中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全部活动包括保险产品设计、展业、承保、防灾、理赔以及保险资金运用等各项活动在内，都必须以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安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为最高宗旨。具体言之，中国保险业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保险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展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社会效益包括社会文化、社会道德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等在内的社会后果。保险公司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也必须讲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就保险公司自身的发展速度、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而言，必须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然而，就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而言，则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保险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并且要有利于社会效益原则。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是在服从和有利于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处理好保险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
保险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国民经济是整体，保险经济是局部，国民经济是大局，保险经济是小局。保险经济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讲政治、讲大局，就必须坚持保险经济的发展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则。保险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的银行业、证券业等部门之间分工协作，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要实现保险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
（三）处理好保险保障形式与其他各种保障形式之间的关系
保障形式是由风险的性质和特点、经济形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的风险性质和特点，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与其相适应的保障形式。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存在的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互助保险、合作保险、自保和商业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上述各种保障形式在客观上都有其各自相适应的保障领域，并形成一个风险保障形式系统，共同完成对全社会各种风险保障的功能。商业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保障形式，完成一种特定的保障功能。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的根本利益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根本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性，就为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自觉地建立起一个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各种具体的保障形式其中包括商业保险形式来说，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就是整体，就是大局，而各种具体的保障形式就是局部，是小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一方面各种保障形式主体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和空间内完成自己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各种保障形式主体之间又要积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共同完成社会经济保障的功能。就商业保险形式而言，一方面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开拓创造新产品，提供新保障，创造新的市场生长点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加强与相关保障形式的配合与协调，实现商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与整个社会经济保障系统工程体系的保障作用的统一。
（四）处理好保险行业与保险公司之间以及保险公司相互之间的关系
就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保险行业是整体、是大局，保险公司则是局部、是小局，保险公司的盈利和发展必须服从而且要有利于保险行业整体的发展，做到保险公司与保险行业的利益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保险公司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做大和增强保险业的整体规模和实力，推动全社会保险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决定了保险公司之间既要有正当的、合法的竞争，更要有密切的协作，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五）处理好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关系
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是保险变化的两种形式。保险增长主要是指保险数量的增加和保险品种的增多；保险发展不仅包括保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增多，而且还包括保险制度、保险机制、保险市场和保险文化的发展与完善，以及保险增长与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多社会公益问题。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共同实现保险变化的关系。保险增长是保险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保险发展则是保险增长的归宿。在当今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保险发展是保险变化的主旋律，要坚持保险增长要有利于和服从于保险的发展，在有利于保险发展的条件下，积极促进保险增长，实现保险增长与保险发展的高度统一……
二、中国保险产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在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方针方面的特色
中国保险产业在这方面的特色可以高度概括为：城乡并重，东南西北中并举。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现有约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约占35％，农村人口约占65％。从全国的产业结构的分布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的农业都集中在广大农村。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由商业保险提供的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因而大力发展我国的城市保险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同时也表明农村、农民和农业即所谓“三农”问题仍然是在我国社会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更需要通过商业保险形式（含合作保险、互助保险）得到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
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把保险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中，从而使中国城市保险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忽略了农村保险业的发展，使对农村、农民和农业保险的供给滞后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对保险的需求。
鉴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地位，迅速发展农村、农民和农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为农村、农民和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则是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之一。因而大力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含合作保险、互助保险），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为农村、农民和农业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是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形式。为此，在保险产业发展方针方面，应当提倡城乡并重的方针。所谓城乡并重是指在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应当把发展城市保险和农村保险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同时鉴于农村保险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和阻力，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一是对农村保险实行包括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在内的重点支持政策。二是应当下大力气，研究国家和政府应当采取哪种或哪几种对农村保险的支持政策。三是保险实务界应当研究开发适合于农村的保险产品和经营方式，积极主动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
东西南北中并举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概括地说，是东部比较发达，西部比较欠发达；南部比较发达，北部比较欠发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在东部和南部的开发上，因而，中国的东部和南部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进步的幅度也比较大，而西部和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与此相伴随的中国保险业也呈现与经济发展相类似的状况，即东部和南部保险业发展的比较迅速，而西部和北部保险业的发展比较缓慢。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西部和北部作为大开发的重点。随着这一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经济必将会出现热火朝天的大发展局面。西部和北部的经济大开发，需要商业保险提供经济补偿和经济保障。为了适应中国西部和北部大开发的需要，中国的保险发展政策应适当加以调整。在继续关注东部和南部保险发展的同时，要更加关注西部和北部的发展，原则上讲，应当实行东部和南部与西部和北部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并举，是指二者都要发展，但二者并不一定处于同等地位，可以实行倾斜政策。但这种倾斜政策的倾斜方向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政策的倾斜方向。就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应当实行适度的向西部和北部倾斜的保险发展政策。这种倾斜包括在资金、人才、物资和科学技术方面对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扶持和支援，同时也包括给予西部和北部地区更宽松的保险发展方面的方针和政策。
三、在保险资产产权结构方面的特色
中国保险资产产权结构的特色应当是以国有保险资产产权为主导，多种保险资产产权同时并容的产权结构。具体说，就是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必须在整个国家保险资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国有保险资产产权、集体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境内居民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和境外居民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并容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最突出的特色：一是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在国内保险产权中居主导地位。所谓主导地位是指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发挥调控和引导方向的作用，可以影响和左右整个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大方向。二是集体所有保险资产产权应当在整个国内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中占有适当的地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各种保险资产产权同时并容，其中外资保险资产产权应占有适当的比重，这种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也是由中国的客观实际即特殊国情决定的。
众所周知，资产产权结构首先与社会性质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和要求国有保险资产产权在全国保险资产产权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次，资产的产权结构是与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紧密相关的。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和水平形成与其相适应的资产产权结构。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不平衡的，是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资产产权结构的多样性。就保险资产产权结构而言，可以有国有产权、集体所有产权，同时也必然存在着境内居民所有产权和境外居民所有产权等多种层次的产权并容结构。而中国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适应集体所有的保险资产结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体所有的保险产权应当有所发展，占有适当的比重。
四、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及保险公司规模方面的特色
中国的特殊国情还决定了中国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保险公司规模方面的特色。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方面，应当实行在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公司占优势的前提下，各种形式的保险公司同时并存，但在一定时期内合作保险组织和互助保险组织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险公司规模上应当在大型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行大中小同时并存，而中、小型保险公司应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保险公司规模是由保险市场的需求状况决定的。打个比方说，保险需求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好比是地球上的水域状况：有海洋，有大江、大河，也有小河流，与其相适应的航运工具有航空母舰，有万吨巨轮，有小火轮还有小舢板。中国的保险市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中国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居民收入较高，需要综合性大规模的现代化保险业，而中国的中小城市中的居民收入还不够高，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广大农村中的居民，它们的经济收入相对更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些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子女受教育保障等等最基本的风险。这种风险性质及其保障需求的特点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保险组织形式，而合作保险、相互保险等组织形式比较适合解决这种类型的特殊风险。因此，在中国还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来发展合作保险和相互保险等适合于中国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居民需要的保险组织形式。
在保险公司规模上，必须发展一些集团化的、综合性的、大型的保险公司。因为这既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保险业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仍然需要有大批的中小规模的保险公司来满足广大居民的保险需求。因此，在中国，无论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上，还是在保险公司规模上都不能强求一律，一味追求大而全的保险公司，而应当是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保险公司同时并存的同时，更要注重中、小型保险公司的发展。
五、在保险经营方式方面的特色
中国在保险业经营方面的特色是，集团公司应是集团公司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兼业公司应是以本业为主兼业为辅；就全中国的保险市场而言，应是分业经营为主。这种特色是由保险经营性质、特点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所谓保险经营的性质是指保险业的专业经营、兼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种经营方式的特殊性质。保险专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专门经营保险业务；保险兼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除经营保险业务外，还兼营一些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等非保险业务；保险混业经营是指保险公司同时经营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和资金管理等保险业以外的金融业务。对保险集团公司而言，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根本区别在于各业经营成果的占有和分配原则及各业的资金管理原则。如果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和资金管理业务的经营成果归各个专业公司所有和分配，各自的资金和财产由各专业公司独立支配和运用，这种情况还是属于分业经营，只不过是各专业公司集中在一个集团公司内部，由集团公司统一指挥和管理，可谓集团公司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如果是各个专业公司的经营成果归集团公司所有和分配，同时各专业公司的资金和财产由集团公司统一支配和运用，这种情况是属于混业经营的范畴。
所谓保险经营方式形成的特点，是指保险经营方式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意选择的，而是由保险公司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以及由保险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对保险公司经营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国内金融和保险监管机关有关金融和保险经营方式的行政规定及监管能力和国家有关金融和保险经营方式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选择经营方式的内部条件，主要是保险公司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保险公司要根据本公司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状况来决定自身的经营方式。
有关影响保险公司经营方式的具体国情就宏观上讲主要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建立和形成阶段，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育很不完善，国家保险和金融监管机关建立的时间不长，监管经验和监管能力还不够丰富和强大，国家有关保险和金融经营方式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就微观上讲，大型综合性的保险集团才刚刚建立，内部管理制度、经验和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尚在提高和发展中，特别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小型的专业保险公司或保险组织。上述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出现混业经营、兼业经营和分业经营并存的趋势。而在现阶段甚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会出现集团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专业公司分业经营、兼业公司以专业为主兼业为辅，整个市场以分业经营为主的局面。
六、在保险产品方面的特色
中国在发展保险产品方面的特色是在继续发展已有的保险产品，引入国际先进的保险产品、先进技术和创造新产品的同时，重点发展保障型的保险产品，大力开发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保障的保险产品。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保险产品结构取决于该国的保险需求结构。一个国家的保险需求结构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风险是保险产生和存在的自然基础，而某些风险又具有国际性质，所以，国际上的风险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状况，对国内保险产品的需求结构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产品例如海上保险产品、火险产品、车险产品、核电保险产品等等都具有国际性质。这类产品各国之间都具有通用性，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保险产品需求结构，从而决定我们必须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保险产品和先进技术。就中国国内而言，影响保险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国民经济的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居民的风险意识、风险观念及风险取向、国内居民的伦理观念及道德水准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水平等等。其中直接影响中国保险产品结构最主要的因素有两点：
一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总水平还不算高，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在城乡之间和东西南北中的空间上发展很不平衡，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居民收入普遍得到提高，但总水平仍然不高，且在不同的居民中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就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面临的最现实的风险仍然是吃、穿、住、行和医药及子女教育费用的保障问题。他们的主要保险需求是对上述最基本的生存风险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把保障型的保险产品作为国内保险市场发展的重点，应当集中主要精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开发、研制和销售那些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程度相对较高的产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
二是我国的“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举国上下共同努力，而保险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既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新领域、新空间和新途径，同时也是中国保险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中国保险业必须下大力气开发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的为“三农”服务的保险产品。
[参考文献]
[1]。政府工作报告[R].2004—03-05.
保险的经济性篇9
关键词：农业保险；普惠金融；政府诱导；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逐步建立，但普惠金融的质量和程度都有待提高，农村金融重中之重的农业保险始终处于普而不惠的状态，保险品种少、保险需求弱、赔偿率低等都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在建立普惠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理论界始终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强调农业保险应该施行诱导性制度变迁；另一个是强调农业保险有必要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现实实践中，政策的偏向更多地是政府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占主流。在研究领域，大多数的学者把精力运用在政府诱导性制度变迁的框架内研究我国农业保险制度，从而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理论框架，但实践中普惠制农业保险很难推进，尽管中央一再加大了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但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没提高，普惠制的农业保险更多地停留在宣传上。与理论界的研究常态有区别，本文试图从政府强制性的框架角度来研究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从而力图找到适合我国的普惠制农业保险体系，以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一、文献综述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不管政府强制机制还是诱导机制必然对经济产生作用，其作用的大小以及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发展取决于具体是经济环境，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们大多主张政府诱导机制来发展经济，而在经济的某些特殊领域尤其是一些公共产品的经济领域学者们大多认同在市场中政府适度的强制机制。在农业保险领域，由于农业保险既有商业性又有正外部性，在理论界向来存在着政府强制机制和政府诱导机制的争论，怎么调和政府的强制机制和诱导机制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是一个世界的难题。
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政府在农业保险领域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起初关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主流的观点是农业保险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政府需要介入并干预其运行。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在农业保险的历史上私人经营难以实现和维持，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大部分的农业保险都离不开政府，政府主导农业保险的方式是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理论界一直赞同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从而推理出其补贴也要由政府来承担这一结果。但也有反对的呼声，也有学者利用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概念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政府补贴成本大于福利总产出，社会福利会出现净损失，因为补贴的出现可能使供给曲线进一步向下偏移。尽管理论界存在争议但西方各国农业保险立法纷纷形成，靠政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农业保险模式也快速完善起来。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农业保险领域中政府强制机制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体制创新开始成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创新的过程还是强调农业保险的市场属性，但不容否认的是政府强制机制在农业保险的运行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也顺延了国外类似的路径，农业保险的制度建构也是理论界首要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产品是农业保险的第一属性，因为农业保险具有社会公益属性，自身的经济效益要小于其间接带来的社会效益，因此，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政府应该介入农业保险。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在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上，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体模式被讨论的最多。其中，联合体模式即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内，将包括生产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组成股份制联合体的一种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此外，还有人提出，建立政府支持下的相互制农业保险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即“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公私合作”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政府诱导机制比较赞同，而目前的实践情况也是政府诱导机制在起作用，缺少对政府强制机制的解读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政府强制机制和诱导机制谁先谁后进行对比研究，这些都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驻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我国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建立普惠制农业保险目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促进现代农业的大发展，其焦点在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在普惠制农业保险机制建立过程中两者怎样配合直接决定了普惠制农业保险的运行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化因素冲击下，经济范围内很多领域让位于市场主导，农业保险让位于市场主导的结果是我国的普惠制农业保险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农业经济有着其他经济不具备的特殊性，不能用完全用市场化的行为来对待农业经济，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普惠制农业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由于普惠制农业保险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介入，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成为普惠制农业保险的一种必要和必须。
1.普惠制农业保险的政府强制机制运行的理论依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的进步惠及的不单单是农民而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农业保险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仅限制在投保农户和保险公司，而是全社会所有的消费者。因此，农业保险存在着正外部性，是准公共产品。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和外部性的践行者并不是一个范畴这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有限”这一现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适合农业保险特性的制度供给机制缺位，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府更多地更早地把农业保险推向市场，一味地强调政府农业保险的政府诱导机制，从而忽视了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农业是公共福利的产业，农业保险具有不适合市场化的因素存在。基于福利经济学，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收入分配的调节者有义务建立普惠制农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2.普惠制农业保险的政府制度供给不足。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利益是保险企业追求的目标，而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农业风险的不可预计性和由此带来的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保险公司所获得的收益并不高甚至没有利润，这导致很多保险公司不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现有的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并不积极，整个农业保险经营环境和保险技术条件都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风险管理停留在原始的风险管理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把自己定位在“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这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在普惠制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只起到诱导性的作用，而不起主导的作用，其突出表现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盛行，结果是尽管国家也加大了对农业保险的投入，但整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农业保险发展还是举步维艰。对比国外，尽管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农业保险，但在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定位并不是“弥补和纠正农业保险市场”，而是起主导作用，通过立法、国家农业再保公司等强制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农业保险发展。国外在政府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上允许农业保险的一些经营环节走向市场化运作，从而合理地调和政府和市场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我国目前现实情况是，在普惠制农业保险机制建立过程中市场起主导作用，政府起到诱导作用，市场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农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性没有改变，政府的对农业保险的诱导运行方式是通过市场行为来诱导的，例如增加农业保险补贴、减免农业保险公司的税收等。这样的结果是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行为得到强化而不是弱化，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性质被市场扭曲，尽管国家财政增加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但普惠制农业保险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农民没有得到农业保险的实惠，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中农业保险成为了制约因素。因此，我国普惠制农业保险的发展亟需高层设计，国家要从制度层面上来解决普惠制农业保险发展遇到的瓶颈，这就需要政府强制机制来发展农业保险，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再引入市场因素，而不是本末倒置。三、普惠制农业保险强制机制的运行机理及政府的主导作用
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是指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虽不直接参与经营农业保险但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和搭建好农业保险运行的框架，为农业保险的各参与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经营环境，最终引导农业保险在市场经济中获得良好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农业保险的特性决定了在普惠制农业保险中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排斥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并不只体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作上。普惠制农业保险中政府的主导主要通过创立保险制度环境来实现，它不改变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也不改变政府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但在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具体方式上有所改变，在保险的具体业务上它要让位于市场，但在法律制定和制度设计方面政府要负起责任。
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总体思路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主要通过顶层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仍然居于主体地位。在政府强制的农业保险制度设计框架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竞争和激励功能，以提高农业保险各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农业保险资源的社会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不等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强制行为，在计划经济过程中政府直接干预农业保险的运行，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强制机制是通过立法、管理机构的设立以及财政支持等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的。政府不会直接干预农业保险各经营主体的运营，但在制度法律制定层面政府会起到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农业保险的立法、管理机构及财政支持来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农业保险提供健全的经营环境以促进现代农业保险发展。
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不同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持来发展农业保险，财政收支的波段性、政策的不连贯性以及各地情况的差异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果大打折扣，各地的农业保险补贴参差不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条块分割、地区人为分割严重，这些都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壮大，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农业保险的自由发展。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最大的好处是从整个国家层面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打破各地区农业保险政策壁垒和市场约束条文，从而使得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普惠制农业保险市场的建立与政府的强制机制的优劣成正比。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是指农业保险强制主体运用多种强制手段，遵循一定的强制原则，使之规范化和相对固定化，与强制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关系及规律的总和。政府强制的过程是政府运用一定的强制手段，通过政府的主导性的作用力，把农业保险参与的各行为主体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推动现代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姚旭文认为，政府强制在农业保险运行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关系及规律之和构成了农业保险的政府强制机制。政府强制机制一旦形成就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保险商业化运作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对促进普惠制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而实现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四、我国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框架性设计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的内生变量，经济机制构成了经济增长中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秩序。政府强制机制能在政府的主导下不断地界定和明晰产权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是指政府以国家人的方式为了实现农业保险的发展，根据农业保险市场参与各方的需求进行顶层设计制定适当的行为规范和分配制度，以实现农业保险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强制客体和强制主体利益一致，推动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首先，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出发点是满足所有农业保险所有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其特征是普惠的，这是普惠制农业保险制度的根本属性，既有利于参保农户又有利于保险公司，还有利于整个社会，普惠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更应该以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视角来对待它。其次，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协调调动农业保险参与各方的积极性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使农业保险惠及全社会，强制的最终目的是协调农业保险各方相互作用来共同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三，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核心是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和行为规范的强制，这是普惠制农业保险能够运行的根本，也是区别于诱导性农业保险制度之处。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将使强制因素和目标系统联系在一起，即达到特定的目标则得到相应的报酬，农业保险中政府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是为了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从而惠及社会全体。农业保险各参与方行为规范的强制是为了达到组织目标的实现，即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农业保险中的落实。最后，农业保险强制机制最佳效果是使农业保险市场各因素能自觉运行并实现强制的目标，激发出被强制者的自觉行为，为政府以较低成本的诱导机制运行创造条件。
在实践过程中，首先，普惠制农业保险政府强制机制的要着手的是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由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的经济主体和部门较多，即需要立法层面的规范，又需要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还需要现行体制下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因此顶层制度设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由于农业保险涉及到多部门，所以政策的设计要许多部门共同来参与，所以中央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门的顶层设计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要来自于农业保险相关的各个领域中的权威人士，一定要让顶层制度设计高屋建瓴，不会出现制度漏洞或理论缺憾。其次，要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轨制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中央政府直接出资组建国营的中央农业保险公司，其职能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承担农业保险的再保险职能，对省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职能，二是制定和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各项措施，三是监督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营。各省要建立省级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职能是对上层获得中央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以及设立农业巨灾险基金，对下层向农业保险机构提供再保险业务。省级以下各地市要建立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或者互助保险合作社。再次，减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增加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探索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立法进程，增强农业保险的政府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突出的原因在于我国财政实力雄厚，但我国财政收入也面临着每年递减的趋势，所以增加农业保险的补贴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最后，增加农业保险的科研工作，对农业保险区域的划分以及农业险种的创新要实行国家标准，不仅如此，还要增加对农业保险业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扩大对社会大众的农业保险的宣传教育工作。总之，建立普惠制农业保险制度是一套系统的工程，不仅要对旧有的制度进行改造还要对新的制度进行理论创新，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还需要农业保险的相关各方做好协调工作，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改革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13，（6）.
[2]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13，（6）.
保险的经济性篇10
关键词农业保险立法；现状；立法缺位；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4；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1）12-0394-02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即使强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也是政府大力扶持与补贴的对象。“十五”以来，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与改革举措，为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赢得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在政策惠民的同时，驱动法律保障的马车，将惠农政策上升至国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固化和执行，能有效、持久、规范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作为农业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重大意义。
1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现状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灾害频发、受灾面广、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之一。近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但与重灾国家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1]。
1993年7月2日公布施行的《农业法》第31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的保险事业的发展。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2002年12月28日修订的《农业法》再次强调了自愿原则。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同时在第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2年10月28日修改后的《保险法》，未对农业保险作出修正。尽管在立法体例上我国对农业保险采取的是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双轨运行的模式，但在实践中存在着“长短腿”现象，以商业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次，并且由于缺失国家财政的强力保障，商业保险的“长腿”严重萎缩，陷入了两难困境：若按市场规则厘定保险费率，则农民保不起；若按农民能接受的价钱卖保险，则保险公司赔不起。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则立法滞后，仍处于一片空白，然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程度是很大的[2-3]。
近几年来，随着对“三农”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央逐渐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4年中央l号文件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中国保监会开始牵头在一些省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2006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抓紧进行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同时，认真总结经验，条件成熟时先行制定农业保险行政法规，为今后制定农业保险法做好准备。2010年，央行在《2010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巨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防范自然灾害对金融保险业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应在借鉴国外巨灾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可见，农业保险制度的立法迫在眉睫，呼之欲出[4]。
2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的原因
深入分析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的原因，对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作用于经济基础，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表象，本质决定表象，表象对本质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立法滞后的根本原因，之前在于国家经济总体实力薄弱，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扶助农业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大势，农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急切性日益突显，但上层建筑存在的种种因素延滞了立法的出台。
2.1农业自然风险特质的制约
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弱质产业，农业风险就来源而言除了与工业产品一样具有市场风险，还有别于其他产业的重要特征，即自然风险，它具有不确定性，包括了干旱、洪涝、冰雹、地震、地陷、滑坡、泥石流、动植物病害等。据统计，2008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999.0万hm2，其中绝收面积403.2万hm2；2009年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4万hm2，绝收面积491.8万hm2；2010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6万hm2，其中绝收面积486.3万hm2，多发和特大自然灾害的巨额损失保险，考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
2.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一是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关调查显示：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为8％～10％，甚至更高，而农民可以承受的保险费率仅为4％，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农村人口多，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偏低，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特别近年来物价上涨过快，农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后顾之忧加剧。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留守农村的多为老、弱、残、幼人员，土地丢荒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和转移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四是当前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受“看天吃饭”等传统思维影响，认为投保是加重生活负担，而非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保险的意识淡薄，这造成了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农业保险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2.3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的利益协调
一方面，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道德风险。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活的生物，风险事故出现后的实际损失与投保人的施救措施密切相关。但购买了农业保险后，投保农户往往不重视或放弃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而期待农业保险人并不足额的保险赔偿，并且赔率或政府补贴越高，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越高，赔率降低或提高投保费用，则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处于两难境地。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能力取决于政府财政状况。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规模不大，政府补贴资金有负担能力，但如果以后覆盖面不断扩大，特别近年来特大自然灾害频仍发生，政府的补贴资金无法保证到位。按照美国《农业风险保障法》的规定，政府每年给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将会超过30亿美元，政府首先必须考虑财力问题。此外，补贴资金的效果如何也是政府最关注的问题。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但如果监管措施失灵，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损失转嫁给政府或者保险机构的成本高昂的风险转移机制，作为政府立场还不如采用救济的方式，因为救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根据财力来控制救济资金。
3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对策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增强，国家惠农政策的力度逐年加大，对农民补贴，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移民、灾损、农机、日用品、新农村建设、就业培训等，种类达80多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由于各类补贴属政策层面，缺乏制度约束与机构监管，无形中增大了发放的随意性，出现了多头多次补贴、补贴对象欠公平、操作程序繁琐、补贴资金到位不及时等问题，针对时弊，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通过立法完善和规范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
3.1建立与时俱进的法律保障体系
无论是我国1993年制订、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和1995年制订的《保险法》，都主要强调了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和“商业化运作模式”，农业保险仍停留在国家随机的政策性补贴层面，这无论是参照在农业保险立法方面有成熟经验的美、日、法等欧美国家，还是结合我国国情，都已不合时宜。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连，重新对农业保险进行定位，明确它的公法属性，对推动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科学制定与及早出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农业保险法的制订应包含对农业保险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等方面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保险依法实施，保险机构依法经营，农民权益依法得到保障。
3.2政府扶持干预，市场调配运营
强有力的政府扶持是建立农村经济“安全网”的关键。对农民而言保费不能过高，赔付要及时；对保险公司而言，农业保险风险过大，没有政策支持不敢承保。在其他一些国家，无论巨灾保险制度，还是其框架下的农业保险业务，都是在政府牵头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采取更直接更有效的方法让受灾农民、企业、机构得到财政补贴实惠，如：保费补贴只针对农作物保险业务而不针对保险机构；农作物保险公司可以获得业务费用补贴，建立风险理赔人制度；建立多层次的保险网络，通过再保险分散保险公司的风险、税收减免等。
3.3坚持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
作为公共产品，农业保险牵涉私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国家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妥善处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才能良性运行。对多灾害地区、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计民生及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农产品生产实行法定（强制）保险，如水稻、小麦、牛、马、猪、蚕等；对具有一定保险需求的农产品生产如水果、花卉、水产等以及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则采取自愿保险原则。
3.4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制度
建立保险巨灾风险基金，探索农业巨灾风险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权买权和巨灾风险互换等方式，将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进行分散。2007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点的能繁母猪保险就是一个财政基金应对大灾“超赔”的成功案例：政府补贴保费的80％，使48元的财政支出和12元的个人支出，获得了1000元的经济补偿。“补贴农险保费的方式可以使中央财政投入的资金通过保险机制得到乘数倍放大，是一种很精巧的制度安排”。
4结语
1993年通过、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和1995年通过、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都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是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但是农业自然风险的特质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使农业保险法出台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随着政府干预农业保险力度的不断加大，农业保险制度、业务规模、组织机构、商业运作将不断完善和扩展，农业保险立法也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2011年，保监会的《关于做好2011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抗灾减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作用，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对农业保险法的及早出台是一个积极信号，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农业保险有效运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参考文献
[1]曾艳军.关于农业保险改革的经济法思考[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5）：125.
[2]阳建勋，刘曼生，毛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经济法反思与重构[J].安徽农业科学，2007（10）：3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