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概念;基本特征;局限性
农业产业化一直被认为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进而推进农业市场化和持续增效,但由于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大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且受诸多前置条件限制,实践中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尽管各地政府大力倡导和推进农业产业化,但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绝大部分农区并没有如山东等地一样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产业化的增产增收效果并不明显,值得深思。
1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农业产业化经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山东,当时潍坊等地突破了以种粮为主的传统农业思维定式,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当地特色农产品生产,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在全国率先发展起以蔬菜、果品为主的特色高效种植产业。继而在市场作用和政府扶助下,纷纷建立起农产品后加工及相关服务业,并不断做大做强,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稳定的产业体系,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山东也因此由传统农业大省逐步成长为农业强省,成为各地观摩学习效仿的榜样。
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就是在总结山东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化就是借鉴二、三产业发展思路,尽可能还原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特质,将目前相对独立的涉农各要素充分组合起来,延长产业链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模式。多年来专家学者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一个涵盖了产业化思路、目的、效果、特征为一体的,十分完整具体的理论定义: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地方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2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
2.1市场化
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和归宿。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必须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其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组合、生产资料和产品购销等要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和实现。
2.2区域化
区域化即农业产业化的农副产品生产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连片,形成比较稳定的、区域化的生产基地,以防生产布局过于分散造成管理不便和生产不稳定。
2.3专业化
专业化即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专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等,这些只有通过专业化才能实现。
2.4规模化
生产经营规模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条件,其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只有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达到产业化的标准。农业产业化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和竞争力,提高规模效益[1-2]。
2.5一体化
一体化即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龙”型产业链,使各环节参与主体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同兴衰、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所在。
2.6集约化
农业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活动要符合“三高”要求,即科技含量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效益高。
2.7社会化
社会化即服务体系社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对一体化的各组成部分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经营、管理等的全程服务,促进各生产经营要素直接、紧密、有效地结合和运行。
2.8企业化
企业化即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化。不仅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应是规范的企业化运作,而且其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了适应龙头企业的工商业运行的计划性、规范性和标准化的要求,应由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的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发展,要求加强企业化经营与管理。
3农业产业化推广的局限性
3.1山东模式的不可复制性
尽管山东在农业产业化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成功的关键是以特色农产品为主导,并非进行传统粮作种植。如寿光的蔬菜、烟台苹果、葡萄产业等,并取得了先发优势。这在说明了产业化应该建立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的基础上,同时也决定了其不可复制性。毕竟我国对农业的战略诉求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我国绝大部分农区也都是以传统粮棉油生产为主,同质化较重,特色并不明显。即便有自己的特色农产品,也不能要求都去发展特色生产而放弃粮食种植。
3.2没有解决传统农业的根本性问题
制约粮作农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土地集约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使得农户难以依托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其劳动(下转第365页)
(上接第363页)
力价值的充分转化,从而使农业长期处于隐亏状态,这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所能改变的。农业的“不挣钱”制约了生产主体,即千百万农户农业投入的积极性,这里就包括资金、科技和劳动力的投入,反过来又制约了农业增效和单产的提升,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才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症结所在[3]。而农业产业化,无论是采取什么模式,都主要是在小农户与市场的衔接上做文章,并没有着力改变土地分散经营和农民单打独斗的局面。
3.3市场机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山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其相对发达的外向型商品化特色农业起了主要作用。特色农业往往就是高效农业,其生产效益足以承载农户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转化,使山东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特色农业的高效是传统粮作农业无法企及的,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特色农业,在结构调整中“逼民致富”和在企业农户间“拉郎配”,只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
3.4农户市场农业意识低下
在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结合上,小农户由于种种原因,谈判能力弱,使得农产品优质不能优价,造成了农产品的增产增质却不增收,损害了农民利益,因此要有一个龙头企业来主导。这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制度设计。事实上是农户与企业本身的利益很难调合,农户不但存在谈判力弱的问题,践约能力也很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农户或者高价别售,或者求售无门,而农户的分散使企业和农户间诉讼成本高昂,所谓的农业订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4]。
4结语
因此,被饱受“三农”问题困扰的政策专家、经济学者奉为经典的农业产业化,远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解决农业增效的根本办法还是土地的集约化、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不从土地制度上加以变革,任何技术上的改良措施都如隔靴搔痒,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
5参考文献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50-03
一、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影响,农业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科学内涵。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与之对应的是,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技术、生产装备和手段现代化与农业经济结构和经营管理现代化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综合性发展的概念。农业现代化强调的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和转化,所以它的特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生产设施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农业经营方式产业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农业生产绩效高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农业劳动者知识化、农村生活现代化等。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从人口、社会、经济等不同的角度,关于农村城镇化的定义各有不同。笔者认为,农村城镇化主要是从主体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价值观念转化为城镇价值观念,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镇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程度。农村城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时间特征,农村城镇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综合过程,表现为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以渐进、渐变为主;二是空间特征,表现为城镇结合,以镇为主;三是就业特征,表现为亦工亦农,以非农就业为主;四是生活方式特征,表现为亦村亦城,以城镇生活观念和方式为主。
二、徐州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镇化的状况及关系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徐州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也是决定和影响徐州农村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历史统计数据查询和分析,得出徐州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关系(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农业机耕面积、机播面积、农业电气化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在逐年增加,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农业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从而促使农业人口也在逐年减少,但由此带来的第一产业产值在逐年增加。这些都为徐州农村城镇化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经济和人力资源基础。
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效率也是影响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尤其突出,徐州地区亦是如此。要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关键在于提高人均耕地面积。由于总耕地面积基本不变甚至变小,就只有通过大量减少农业人口来得以实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城镇化发展。
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得出徐州农村城镇化率与第一产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以非农业人口比重法统计出的徐州农村城镇化率Y从1990年的17%上升到2005年的34%,递增比较平缓,每年递增不到1.0个百分点,比较符合城镇化发展的科学规律。同时也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率虽然呈递减状态,但不等于第一产业对城镇化的影响是负向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率呈递减趋势,只能反映第一产业在经济上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确实在减小,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第三产业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增长。
三、徐州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镇化的相关性分析
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都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不可少的路径和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首先,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和制约,必须要考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两者的联系是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各种联系的基础。其次,农村城镇化又是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条件依托。
(一)农业现代化对农村城镇化的作用
1.农业现代化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大量的农业产品。农业现代化提供的产品既有食物产品,也有原料产品。不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如何变化,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始终是100%,农村城镇化对农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同样是100%,没有农业发展作为基础,农村城镇化只能化为空谈。
2.农业现代化为农村城镇化提供更加充足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城镇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均呈逐年上升而农村就业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呈逐年上升势态。城镇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即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以2005年为例,徐州地区总人口为925.31万,比1990年上升了近15%;农村劳动力人口为348万,比1990年上升了9%;而农村就业人口为182.63万,比1990年下降了约27%,与此相对应,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90年的22%上升到了2005年的48%,上升了26%。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减少与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是高度吻合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就越少,能够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也就越多。徐州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所致。但是,受多种综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徐州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农业在劳动力要素上对城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得不是很突出。
3.农业现代化可以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必需的土地和资金。首先,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依托。城镇建设所占用的土地,大都来自农业用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了农业用地来谋求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多数城镇都建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之处,而这些地方往往是农业的最好用地。徐州地区土地总面积11258平方公里,1990年城市面积为184.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6%;到了2005年城市面积增长到了116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3%,这都是以牺牲农业用地为代价的。其次,农业发展以多种形式和渠道为城镇化提供资金。农业向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生活水平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观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们除了必要的农业消费,更多的资金用在建房、购房、教育、兴办产业、到城镇谋发展等多种渠道上。根据中国的实情,国家还难以对农村城镇化建设投入大量的资金。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步伐,靠的主要还是农民,农民是农村城镇化的投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主体。
(二)农村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
1.农村城镇化可以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科技投入能力低、农民对农业科技缺乏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偏低,徐州地区情况亦是如此。其中,农民收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农民收入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人均土地使用面积、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总收入和农业总人口等方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农业人口过多导致人均收入偏低。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步伐,稳步地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人口数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技术的变迁,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村城镇化能够扩大农产品市场空间,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徐州是农业大市,其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市场化。要依靠市场来引导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从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市场化始终是主流,而企业化是其主要形式。农业是个特殊产业,政府应该干预市场失灵,而不应该干预农户。政府应加强正确的市场导向,通过农村城镇化为农业带来更多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从而从多渠道多层面来引导农业生产。另外,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会带来城镇人口的增加,促进与农业相关产业的扩张,会大大增强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农产品贸易提供宽广的平台和空间。
3.农村城镇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高级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根本任务就是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而生产方式的调整,必然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村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村工业、农村第三产业等综合性经济转化,农业致富的渠道也从单一的农业,转向以农为本、以工促农、以商富农。推进农村城镇化,可以从更多渠道筹集农业资本,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同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农业结构的调整会给农业生产释放出更大的空间,促使农业生产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即收入弹性大的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农贸市场、城镇居民对农产品高追求,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市场导向,吸引农民生产、销售收入弹性大的高档、高品质产品,促进农民增收。
4.农村城镇化能够拉动农业经营向规模化发展,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打牢基础。以高技术、高效率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要求农业经营必须走向规模化,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更好地应用高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不改变农村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农村经济是很难出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因为小规模经济无法有效地让农民增收。通过农村城镇化,将目前徐州近一半的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多地“释放”出来,拓宽他们的就业方式和渠道,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土地等农村资源,为农业的集约生产创造条件,从而拉动农业经营向规模化发展。比如,铜山县三堡镇胜阳村,以木材加工产业为龙头,通过整合产业结构,建设乡村循环经济,工业反哺农业,从政策上引导农民多方位就业创业,扩大农民增收渠道,从而成为徐州乃至苏北地区经济实力强、农民生活富裕、农村城镇化推进步伐快的典型新村。
参考文献:
[1]冯海发.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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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爱林.论城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特征[J].大理学院学报,2003,(6).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3
1、要从重收入功能转向重调控功能。自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农业特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中最具潜力的主体税种，为保支出，一些地方在征收任务上层层加码，使税收任务严重超越税源。有的地方为保任务，甚至采取宁乎摊税负的办法。这种情况导致税收的调控职能严重扭曲，农民不合理负担减而不轻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税制结构的产物。因此，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必须首先调整改革的出发点，实行税收调控职能的“归位”。具体而言：一是要体现对土地（耕地）资源的保护功能。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本”，保护土地，对农民的生存、对农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把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农业税制改革，要有利于这一政策宗旨的贯彻、落实。二是公平税负。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从各地试点的情况看，试点地方农民的负担确实有明显减轻，但是税负不公平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税费改革政策以“土地”为核心，多田多税，少田少税，没田无税，不利于调动种田的积极性，诱发了新的“抛荒”，这种情况在试点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二，“低产高税”、“低收（入）高税”的现象比较普遍。浙江省文成县巨屿镇人均耕地0.297亩，人均收入2052元；里阳乡人均耕地0.42亩，人均收入1820元。费改税前两乡人均负担分别是22.91元和23.81元，相差仅0.9元；费改税后，巨屿镇人均负担15.03元，下降34.3%，而里阳乡人均负担为26.81元，反而递增了12.5%，两者相差11.78元。税费改革试点之所以会造成新的税负不公，根本原因就在于新的政策对现行农业税制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常年产量、计税土地面积的计量等没有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制度的“局部调整”无法承担起“公平税负”的重任。
2.要注重税制体系的统一与公平。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导致城乡税制呈现出工商税制与农业税制并存的二元结构特点。这种带有“人为”因素的税制结构，是计划经济、二元经济的产物，与入世后税制统一的要求不相适应。建立统一、公平的税制体系，促进贸易自由化、消除市场分割，是wto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因此，农业税制改革要按照税制统一的要求，按照对纳税人实行平等国民待遇的wto规则，逐步实行与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扫清障碍。
3、要与土地流转、人口流动、农业生产产品多变的状况相适应。引导农业人口合理流向城镇或从事非农产业，实行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农业税制改革要能有利于引导、推动土地的适度集中，有利于鼓励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使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的困扰，早日走上专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轨道。
4、要有利于实现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现行农业税制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主体税种，其对农业收入分配的对象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总收入（毛收入），纳税人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损失等支出均不能在税前扣除，导致农业税收不能真正体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农税凋控功能的相对僵化，使农业产业内行业收入差别与农产之间贫富差别的调节陷入“盲区”，不符合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据湖北省有关部门对典型农业县市30户农户税费负担的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30户农户出售粮棉油猪及外出打工货币收入102648元，农药、化肥、种子开支34025元，各种税费45614元，以货币收入扣出成本开支，上缴各种税费后，盈余23009元，再减去外出打工收入24700元，30产农户的农业收入为亏本1691元，亩平亏本12.1元。农业比较效益差，种田亏本，不仅影响到农业及农村的稳定，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构建“资源＋收益”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的主要内容
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各种附加，设立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高收入农产或农业生产企业（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积极推进农业税制和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
（一）土地资源税
具体做法是：将现行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二为一”（以下简称二税），统一开征土地资源税，实行分档固定税额，按年征收。
土地是一种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寸土地的使用都是有偿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国有土地，缴纳税收，乃天经地义，也容易为社会接受。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耕地占用税，实行城乡分征，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既不规范，也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事实上，“二税”皆源于同一资源——土地，都是使用国有土地资源（城乡土地资源最终产权均归属国家）所付出的“代价”。统一开展土地资源税，以税率或单位土地税额高低来调节土地使用者的成本或收益，有利于贯彻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
（二）农民收入增值税
具体做法是：取消以总收入（毛收入）开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做法，以农业收入增值额和法定农业收入增值税税率计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农业收入增值额是农民（产）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取得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的收入余额。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是农民（户）从事农产品生产、流通所取得的收入，其核定可采取社会综合评定的方法，即在征收部门的监督下，由各村民小组召集农业生产经营户民主评定各个生产经营户的收入，经群众评议通过后，张榜公布。在特殊情况下，可根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结果作适当调整，经村民会议通过后作为核定收入的依据。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是由税法明确规定，农民（户）进行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必需的资本支出，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农用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对上述收入扣减法定支出项目后的收入余额，再依率计税。
开征农业增值税，允许扣除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税。同时，还可以还农业经营以国民待遇，切实将农民（户）推向市场，推动农业的结构调整。欧盟各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把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农业领域，我国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有利于与国际并轨。
（三）企业（个人）所得税
具体做法是：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或农场，以下简称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开征企业所得税；农民（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增强税收对农业产业内行业差别及农户贫富差别的调控力度。
开征农业企业、农民个人所得税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农业企业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征所得税是顺潮流而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农业和我国当前的农业现状极其相似，人多地少，低效维持，基本上属于小农经济。随着土地流转和政府的大力引导、支持，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法国农业已实现现代化，成为仅决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向少数大户集中的倾向，一部分农场（或农庄）已初具雏形。2001年，荆州市连片承包耕地20亩以上的各类农庄发展到11157个，经营土地面积61.7万亩，约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农庄平均经营面积达到55亩，是当地家庭经营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经营面积超过100亩的农庄达到1245户，面积达19.7万亩；500亩以上的农庄45户，户均经营土地达到1086.6亩。农庄已呈现出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管理企业化的发展特征。对部分效益好的农庄、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其二，适应税收广覆盖的需要。在农村，部分离田不离乡、靠技艺或劳务收入生活的人中不乏高收入者，将其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有利于税收的全面征收，有利于对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改革的步骤
推进农业税制与工商税制的并轨、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是我国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从当前看，相关条件尚不具备。鉴于目前农业的发展现状和税种开征格局，建议分两步改革。
第一步，近期目标。以规范税费分配关系、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合并，开征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经济欠发达地方实行零税率，对较发达的地方，实行低税率。司时，取消现行农业“四税”及各种地方附加，确立土地资源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调控地位。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从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的总体现状入手,总结了其旅游景点、旅游者需求、旅游产品类型,以及旅游市场结构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关键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特征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大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相对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其农业旅游仍呈现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如美国2003年有1800万人去农场度假,法国年农业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其全国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农业旅游已成为欧美国家后工业时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欧美国家农业旅游从起步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历经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从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相对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农业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旅游景点经营的特征私营化。欧美国家的农业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场主同时成为了旅游业经营者。这种发展历史导致了农业旅游经营方式的主体为家庭私营经营。这与我国当前农业旅游产品的经营者以国家集体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区别是极大的。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国家所有制结构体制所决定的,欧美国家的农业私有化由来已久,而我国农业至今还未彻底地推行经营的持续私营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独立可支配性使用权,这导致我国农业很少形成私营形式的农场,更谈不上独立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另外我国农业旅游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期农业旅游主要以观光为主,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更易成为首选的农业旅游目的地,而这些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大多只有国家或集体才能拥有并经营。小型化。以英国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为例,从面积上看,各农场面积有大有小,差别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动的空间不大;从雇佣人员上看,平均雇佣全日制职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农场为开展旅游的投资平均也大多只有5万英磅左右,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小。开展农业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既体现了农业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同时也恰好符合了市场需求的特点。现代的欧美农业旅游者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到农村去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寻觅一种自然、休闲、恬静的感受,而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农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规模建起大型旅馆、饭店、停车场、吸引来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标就必然随之破灭,农业旅游休闲、绿色、自然的优点也就消耗殆尽,丧失了应有的个性特征。兼营化。一方面农业旅游业大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开展农业旅游也要依托农业生产,农业旅游和农业生产是不可分的,即便农业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从经济活动上来说已成为主业,农业生产需要一丝不苟、真真实实地进行,切忌将农业生产全部表演化,那样的结果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旅游效果进而损害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者来说更想了解体验的是原原本本的农业,因此农业旅游中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不能丢。分散化。庞大的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分散化、多点式的发展格局。近年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业;意大利开展“绿色农业旅游”的农庄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闲的农园有4590个,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美国纽约有1500家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更多达5500个农场。众多的农业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农业旅游群体,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遭到破坏,这种小型化多点分散布局也是市场需求的产物。内容摘要:本文从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的总体现状入手,总结了其旅游景点、旅游者需求、旅游产品类型,以及旅游市场结构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关键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特征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大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相对进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农业发展；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制约性因素
一、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改革最先在农村以打破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出发点，克服了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和激励机制缺失的弊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及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但是从1985年以来，农业经济出现了徘徊状态，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并且与二、三产业相比，不仅绝对增长额较低，而且相对增长额也大大低于二、三产业。因此，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就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在绝对额上有较大的增长，农业产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2295.5亿元，而且在相对额上也由1978年的28.1%提高到1984年的32.0%，与同期二、三产业相比，均表现出高增长的态势。1978年―1984年短短的六年时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05%，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自1985年以来，在原体制下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后，农业生产力出现边际释放能力递减，并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心向城市及工业的转移后，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徘徊的状态。如2002年，农业产值为16117.3亿元，而第二产业产值为53540.7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为35132.6亿元，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则分别为15.4%、51.1%和33.5%。因此，如何推动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特征与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性因素
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特征仍比较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结合我国农业经济传统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现阶段农业发展的思路，现对传统农业的特征及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作具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农业的技术非常落后。传统农业下的农民，仍习惯于按照一种落后、一成不变的技术来进行耕作。这些技术是通过对自身的农业生产进行长期观察和积累的经验而形成，又是通过示范和口头传授而得以代代相传的。
2、传统农业的“有效而贫穷”假说。这一假说是舒尔茨在1964年《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它的含义即是“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没有一种生产要素仍未得到利用。在现有技术状况和其它可利用的要素为既定的条件下，每一块能对生产做出贡献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此外，每一个愿意并能做出一些有用工作的劳动力都就业了”。舒尔茨进一步把要素概念扩大到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状况，仍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这种全面的要素概念，这个社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所依靠的要素在现有条件下无法生产的更多”。
3、传统农民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传统农业的农民，也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安排生活和生产。但是，“传统农民对价格的反应灵敏与提高产量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生产量与销售的农产品有可能很少。这是因为：第一，传统农民的收获物中，除自身消费外，可供出售的已经很少，即使价格上涨也无能为力；第二，由于扩大生产所必需的投入要素有限，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对价格的变化无法作出产量上的变化。”
4、传统农业中每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很小，特别是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情况比较突出。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很快，相对于土地而言，劳动力是充裕的，而且传统农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部门，绝大多数的人都堆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人均土地面积很少，从而出现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失衡的状态。在我国农村实际中，平均每个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约为2亩，与按劳动力人均8―10亩耕地为合理的经验系数计算的数值相差甚远。而且还有10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警戒线。并且我国的耕地资源还在以每年0.2%的速度减少，从而人地矛盾表现得极为突出。
5、农业生产的自然弱质性。由于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所特有的对自然条件（如土地、水、风、阳光等）的依赖性，所以当自然条件变化时，必然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要想消除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是相当困难的。表1反映了我国自1985年至2002年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
6、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的特点。需求价格弹性小导致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供给刺激机制缺失；需求收入弹性小，导致人们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所产生的对农业生产的需求刺激比其他产业小，从而需求刺激机制缺失。这不仅内在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使农业生产丧失了外在的激励机制。
7、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通常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土地和劳动力是比较丰富的要素；较发达的经济则拥有较丰富的资本。而由于不同产品要求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本拥有量相应增加，从而比较优势必然从农业转到其他产业上面。农业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是，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土地的投入，而土地的禀赋是固定的；随着资本积累从而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时，农业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8、传统农业生产的粗放性与自给性特征。在农业发展的初期或农业为主要部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方式多是以增加要素投入量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为特征。并且早期农业生产的效率低，农产品主要被作为自给性生活来源，不具备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剩余条件。
三、现阶段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尽管随着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替代的。从近现代农业发展史看，农业不仅通过支持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且能够直接为经济发展做出其他多方面的贡献，农业部门在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农产品原料、沟通城乡联系、提供工业扩张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换取外汇等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农业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必然会严重遏制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是在传统的格局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随着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农业出现了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综合国内外的现代农业建设经验，对我国的现代农业可以作如下概括：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商品化生产为前提，以企业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为手段，以不断提高的土地产出率、科技贡献率、劳动生产率为标志，广泛应用现代产业理念、现代设施装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农业至少有八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一是现代农业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开放型农业；二是现代农业是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很高的集约农业；三是现代农业是以农民知识化为基础、科技贡献率相当高的科技密集型农业；四是现代农业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标准化程度相当高的绿色农业；五是现代农业是以发达农产品加工为支撑的高附加值农业；六是现代农业是产业化经营一体化农业；七是现代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八是现代农业是由政府实施科学管理和依法加强支持保护的基础产业。”尽管对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内含和特征的理解与描述不尽相同，但上述基本特征还是可以反映其内在本质的。结合以上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内含与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基本思路与措施。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来自科技进步与创新。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科技在农业领域应用的过程，是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实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推广应用农业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2、推动“农村土地家族化与市场化‘有限整合’”，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与效率。现阶段，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但由于我国农村家庭的土地小块分割的特征，制约了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提高了机械化的成本。应通过家族化或市场化的方式，对农村土地进行有限的整合，结合农村的实际，逐步推动整合的进程，以便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3、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按照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在当前阶段，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大力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有效转移，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有可能实现。
4、重视财政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在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条件下，政府应大力推动城乡、工农协调发展，体现出财政支农政策的倾斜度，有效地防御和克服农业发展中的自然弱质性与市场弱质性，培育农业自主发展的能力，消除现实的与潜在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良性发展。
5、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较短，农业增收与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较差，而且农业发展所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推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的产业链与服务组织”的形成，从而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与自身资本积累能力。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
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文粹[m].华夏出版社,2001.
3、骆建华.重视财政对现代农业的支持[J].浙江经济,2006(9).
4、史继红.我国农村土地家族化与市场化“有限整合”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3).
5、史继红.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性因素及对策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4).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家庭农场；特征；障碍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73-01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东部经济带的进行调查分析。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经营特征、农业科技的掌握及使用情况等。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男性占到68.25%，女性比例为31.75%；被调查者年龄集中在41岁以上，占到总调查量的74.6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占总数的52.38%。样本符合农村的基本情况，具有较好地代表性。
二、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
无锡先锋家庭农场位于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南村，以经营花卉、苗木、果蔬的种植、销售及展示、垂钓服务、农业观光服务为主。
（一）劳动力与劳动管理
1.劳动力方面：在数量上，先锋家庭农场附带后勤劳动力一共11―12人。家庭农场主所具有的特征为：（1）较高的文化水平（2）丰富的技术经验（3）经营管理才能（4）开阔的视野与敏锐的洞察力。
2.劳动管理方面：劳动分工不明显，对参加劳动人员随需求而安排工作，劳动量的统计较为困难。
（二）农业经营规模
1.土地规模：先锋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规模为50亩，有4个塑料大棚。访谈中得知在50亩以上的家庭经营才能被工商部门认定为家庭农场。还得知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重要作用，由村民委员会与村民谈判极大地节约交易成本并保证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
2.资金规模：先锋家庭农场的资金投入主要分土地租金与固定投入。每年土地租金在5万元左右。由于经营花卉产业，先锋农场固定投入较大，对于一般农户启动资金比较大。
（三）农业技术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的投入可以提升效率，节约成本，先锋家庭农场农业技术优势主要在农业技术的掌握和农业技术设备的使用，农场主先后申请到9项国家专利，“虽然都是工作过程中的小改进，但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农业技术装备的投入可以对作物生长环境进行很好地调节和控制，提升经济效益。
三、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研究一般家庭经营到家庭农场经营转变所存在的障碍，本研究对我国东部地区63户农户的调查问卷为基础作出实证分析。
（一）劳动力因素
劳动力因素对于家庭农场形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质量与素质上。首先，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劳动者，很有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调查数据显示84.1%的人都有非农就业经历。其次，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将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起到基础性作用。
（二）农业经营因素
首先，规模化经营是家庭农场经营的重要特征之一，农场经营规模化的实现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地使用和规模效用的发挥。调查发现家庭耕地面积普遍在5亩以下，占到样本总数的85.71%。
其次，家庭经营的非农化程度影响土地向家庭农场主集中的速度，一般情况下非农化程度越高，农民家庭对土地的依赖越小，越有助于土地的规模集中。数据显示61.9%的家庭不存在兼业现象，有33.33%的家庭兼业生产。66.67%的农户从非农产业获得主要家庭收入。
再次，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家庭农场的经营是追求利润的，利润的实现依靠的产品的售出即商品化。调查中，“满足自家口粮”的农户占到样本总数的50.79%。农业产出满足自身需求的自给式农户占多数，表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够高。
（三）农业技术因素
农业技术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的综合。家庭农场是农业技术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农业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程度和经营效率。
家庭农场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在发挥农业家庭经营优势的同时适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解决农业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问题，农场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等。通过对先锋家庭农场的分析可以发现家庭农场与一般家庭经营方式相比家庭农场具有规模化、商品化的特征。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税收农业经济制度创新
一、税收与农业经济的相关分析
对于农业，税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针对农民征收的税种，也包括间接征税影响到农民的税种。因此，发挥税收促进农业经济的作用，一是在税制设计上，只对有直接收入并达到起征点的人征收；坚持有交易发生才征税的原则。这样对于交易行为较少、收入较低的农民群体，税收负担较低或为零。二是在税收的灵活性上，发挥税收优惠等特殊手段的激励机制，对于农业及农村乡镇企业，税种设计上要少税、低税或应设计优惠条款，以激励农业发展。
二、借鉴国外财税支农经验
（一）财政支农资金的高支出和高补贴
据统计，经合组织成员国2001年的农业补贴为3000多亿美元，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31%，其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20%左右，欧盟为35%，日本、挪威、瑞士、韩国等高达60%以上。①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财税支农政策已形成规模且系统化、规范化，如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导致大量农民破产以后，就制定了以保障农民收入为目标的财政支农政策并逐渐调整完善，形成了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出口补贴，农业贷款低息，农村社会保障，低收入补助等一套完整的财政高支出、高补贴的政策，后又转为实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呈上升趋势，1999年在原来基础上增加60亿美元的农业支出，并逐年增加。2002年美国又决定在未来10年内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对农业的支持方面，不仅不规范、不系统，且力度远远不够。据测算，目前我国对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只占到GDp的2%，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几乎为零，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支持水平很高，美国农业综合支持水平（占GDp）为9.5%，欧盟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15%，墨西哥34%.②因此，针对我国“三农”现状，政府应提高农业的补贴水平和资金总量，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的支农政策体系。
（二）涉农税制的规范系统及对农业的优惠
西方国家的涉农税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设立对于农业单独征收的税种，而是在完整的税收体系中，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来均衡农业与非农业的税收负担，体现政府的支农思想。
1.涉农商品税制方面。许多国家在商品税制设计中，视农产品为一般商品，也一样征收商品税，不同之处在于把农产品作为商品中的一个特殊税目在征收上给予优惠。如美国具体征税方式由各州决定，农产品纳税环节一般都定在零售环节，农产品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农场主无须申报纳税。加拿大的商品税由多个税种组成，涉及农业产品的有许多优惠措施，对许多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投入品免税，对初级农业产品实行零税率，对农业用地出售实行免税等；法国的增值税规定，对农业生产所需购买的机器、肥料、种子等所负担税款可做进项扣除，法国增值税基本税率17.6%，对一些农产品按7%税率征收，对某些特定农产品销售给予免税。
2.涉农所得税制方面。一般都包括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中，对农业所得根据农业生产基本特征和农民收入来源特性计算，税率也较优惠。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农业有三项优惠：农业生产者可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方式延迟缴税时间，农民可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采用较低税率；申报税款可按3年净收入平均数申报。加拿大将农产品视为企业和个人的销售项目，允许有“扣除项目”，并且税率低于一般非农业企业。法国，农林业所得指纯收益所得，还要考虑家庭及家庭人口，并在税率上有一定优惠。
3.涉农财产税制方面。各国基本没有设立专门的农用土地税，但基于本国税制设置的习惯和要求，有的把对农业用地纳入土地税，有的直接纳入财产税。美国就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中，征税时根据土地用途确定价值，对农业土地是按照当前用途估价，大大降低农业用地的财产税额；加拿大也是将土地征税纳入财产税之中，对农业用土地根据地区发达程度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同时对农业财产采用优惠估价标准，一方面全面降低农业税负，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更有低税率照顾；德国征收土地税，但专门将土地分为农业生产用地和建筑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以每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物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课征。
三、改革我国现行农业税收制度
从近几年农业各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取消农业税对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太大，国家有能力承担，因此逐步取消农业税制、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为了体现税收公平、效率的原则，建立对全社会有效调节的税收体系，在取消农业税时，建议构建“产品+收益”双重调节的涉农税制，即设立农产品增值税、农业收益所得税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
（一）农产品增值税
取消农业各税，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其原理和依据与我国现行增值税相同，以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生产性支出）为增值额征收。这种允许扣除必要生产性支出的征税方式，一则对贫穷、低收入者是一种公平和照顾：如果没有增值，税负为零，有增值才纳税；二则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税。在设计农产品增值税法定扣除项目时，除直接的经营成本外，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农民承受的价格负担即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低于其价值，购买工业品时高于其价值的利益牺牲部分，即农产品剪刀差。二是农民承担的间接税负担，农民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作为生产者要承担农产品销售的增值税，作为消费者要负担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税，因此，对农产品增值税的设计应比照西方经验，在扣除项目和税率上对农产品给予宽扣除额、低税率的优惠照顾。开征农产品增值税，其实不必另设税种，只须扩大现行增值税，即把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延伸到农业即可。
（二）农业收益所得税
农业收益所得税具体包括两方面：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农场）的生产经营所得与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平等看待，纳入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对农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期限，因此先暂称为农业收益所得税：（1）纳税人包括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法人（农业生产集体和农业企业）和承包经营户，具体包括承包耕地、草原、山林、滩涂、水面种植、养殖的单位和个人；（2）征税对象，每一纳税年度的生产经营收入总额减去必要生产成本和生活费用后的纯收益所得额为应税所得；（3）税率，为体现纵向公平，应设置累进税率，收入多者多纳税。
参考文献
（1）孙茂万等《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设想》，《财政与税务》2003年1期。
（2）马国贤、陈东《西方各国涉农税制比较》，《税务研究》2003年第7期。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农村税费制度；税费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缺陷
一、引言
新世纪之初，开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全国将近2／3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试点推行。这场农村改革被广泛认同为继上个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70年代末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制度变革。虽然对其历史意义的争议不大，但是从目前大量的有关税费改革的文章和评论来看，人们对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实验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争论颇多。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政策设计表明现有的文献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本身的性质和问题之根源认识并不清楚。我们认为有关农村税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与讨论至少应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农村税费的性质问题，即农业税费制度设立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征收的问题；二是农村税费的征收程序、方式规范化与财政制度民主化问题，即如何征收，由谁决定和实施征收，征收形式，征税还是收费问题；三是农村税费负担的轻重问题，即征收多少，或征收的数量和农民负担程度问题；四是关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评价的问题。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据此考察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其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二、现行农业税制的缺陷
1.农业税制的计税依据及税率不合理
我国农业税制重要的主要税种是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其征收的依据基本上是1959年6月颁布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特产税作为农业税的一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其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两者重复征收；另一方面，农业特产税征收环节设计不合理，造成了对应税产品在种植和收购的两道环节的重复征税。
根据《农业税条例》规定，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征收农业税根据常年产量确定，常年产量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营情况而评定的正常年景下农作物的收获量，在实际征收农业税时，计税的常年产量基本上固定不变的，一般低于实际的农业产量，同时，许多地方，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并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而各种开工的合用耕地使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的而又未及时核减，造成有税无地。因此，计税常年产量与计税土地面积严重不符，这地造成了农业税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不相一致性，如《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为15.5%，而目前全国平均税率仅为3%.
2.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及其税负过重问题
如果根据上述农业实际税率低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来看，正如理论界和决策层经常声称的那样，农业增产却不增税，意味着我国农业实行的是轻税政策，但是如果要和国际其他国家横向相比以及从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考虑，那么我国的农业税负担就并不是一项轻税的政策了。
首先，在国外，政府一般并不单独征收农业税，而是对农产品和工业品一样征收增值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欧盟和美国等无一例外都对农产品采取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如免税、特别税率等），使农民的实际税负几乎接近于零。而我国目前实际执行的全国平均农业税率为8.8%，实际税收负担率（即农业税及其附加合计占实际农业产量的比例）为2.3%左右。这仅仅是农业税部分，据测算，税外收费负担（三提留五统筹、义务工和积累工等）通常是农民农业税负担的3.2倍。这样，农业税和税外收费负担两项合计的实际负担一般达到10%以上。
其次，就国内城乡比较而言，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交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要考虑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可转嫁性质。如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即月收入为8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4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而农业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此外，多数工商企业所承担的营业税和间接税是可以部分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而购置各类生产要素（如农药、种子、药肥、农用汽油、柴油和农业用电等）投入品实质上成了税赋的计征对象，这些投入品所含的增值税已经成为农产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价格较低的特性，农产品所含的投入品税金不仅无法转让出去，而且农民自身还成为工商企业转嫁税收的对象。而且，农民所承担的农业税费负担具有直接税的特性，根本就无法转嫁了。
3.农业税制的负面影响
首先，农业税难以反映土地的级差地租以及农民收入的高低，不同肥瘦、灌溉等条件的土地产生的农民收入也不同，但是统一的征税标准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承包劣质土地规模大的农户要明显比承包规模小的优质土地农户承担更多税费负担。根据陶然等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户的税费负担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即收入越高的农户，其经营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较低，税费负担也更轻，而那些收入较低农户的收入结构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从而更容易受税负的影响。
其次，农业特产税的征收不利于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乡镇财政的稳定。可是一旦某种农产品的特产税开始征收，就会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对该种特产税收入的依赖性。农业特产税征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如安徽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掉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业特产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业特产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样改变种植结构，就势必影响乡镇利益而受到阻碍“。此外，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种经济作物以及粮食作物之间的收益率呈现均等化趋势，农业税仍然主要集中于种植业，而养殖业基本上不被征税，这不利于政府鼓励保护粮食等种植业发展的政策。同时，农业结构的频繁调整会引起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征管上的反复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的稳定。
三、农村收费制度的性质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和乡镇政府的建立，财政预算内资金不能满足乡镇政府的正常运作需要。为了解决乡镇财政的资金缺口，国家授予乡镇政府的收费权，根据《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乡镇政府可以征收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共事业的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费。这实际上是将应由财政预算内资金举办公共事业推给乡镇政府税外收费自筹资金安排支出。而且，由于上级政府划拨的资金不足，按照《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规定应由预算内资金负担的乡镇各种行政事业人员工资，也有相当一部分由自筹资金解决“。但是，农村收费制度由于其性质的扭曲以及财政民主制度的缺失而存在很多问题。
1.农村税费体制性质的扭曲
一般说来，收费的立项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费标准也由其自定。而税收本身具有固定性，税收立法权集中在最大权力机关。费与税的重要区别在于：费的缴纳者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直接受益，费用的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是一致的，其缴纳的费用数量与受益程度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目前农村一些收费项目没有明显的利益报偿性，费用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承担数量与受益程度不一致，不符合收费的一般原则，相反却符合税收的征收原则。如村提留中的公益金部分，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这些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益事业。其中，乡村两级办学是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它不仅有助于本地的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提高国民素质的全社会性的基础工作。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不是哪个乡村的局部性工作。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优抚属于由国家兴办的事关社会安全保障的事业，它们都是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是全社会的共同需要，属于典型的国家财政职能范围。因此，村提留中的公益金和乡统筹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不属于集体财务性资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以税收的形式征收。
2.农村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收费主体机关的确立与规定存在问题
（1）收费项目繁多，不合理达90余项。山东省1984年对99个乡调查列出农民各种集资收费负担11类共计96项农民主要的费用负担，如各种集资项目（22项）、教育经费（20项）、村干部非生产人员补贴（13项）、管理支出（6项）、计划生育支出（4项）、民兵训练支出（3项）、优抚支出（8项）、公益事业支出（5项）、交通建设支出（3项）、文明村建设用工（4项）以及其他22项等。
（2）中央和省两级对收费项目和数额方面的规定不透明。农民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数额到底是多少。如乡镇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乡镇建科网、建计划生育宣传站、县城环境改造等各类集资，村办公房修善、差旅费等各类管理费，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各类补贴收费，都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无法规定清楚的。
（3）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的搭车收费项目。如在征收民办教师工资、学校办公费等各类教育经费时，有些地方政府会顺带收取诸如建设文明村的开街修路费、农村医疗费、建设敬老院费、修路义务工补贴費等等。
（4）重复收费项目多，收费数额严重脱离实际。比如在湖北某市，驾驶员交通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费就要120元，办个身份证要交费30元。近年国家先后取消了数千个收费项目，绝大部分是部门自行出台的。
3.农村收费制度具有“人头税”的特点，按人头平摊，缺乏社会公正
首先，这种税费制度与农民收入水平、承担能力之间没有正向联系，却和农民的身份有着天然的、终生的联系。许多地方农村每户一册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就明文规定向十几岁的未婚男女，七八十岁的老妪按人头每年征收1.5元的计划生育费。又如虽然各地的“基地民兵”早在十几年前就已销声匿迹，但民兵训练费还是按人头每年0.5元照收不误。而且，即使对于那些早已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一纸户籍不仅注定了他们这辈子取得的收入都要被家乡的老爷们“统筹提留”，去为“稳定这一大局”作贡献。其次，农村“三提五统”具有明显的累退性，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上缴的“三提五统”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并以一乡或一村的人均纯收入为计提标准。这样，如果一户的收入超过所在乡或村的人均收入，其负担就会低于5%；反之，就会高于5%，也就是说，收入越低，负担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加重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的负担。在农村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只会加剧阶级矛盾，引发冲突。
4.农村税费征收程序与方式的不规范性
由于国务院规定了“三提五统”的征收标准不能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许多地方政府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常常采用“倒推法”，即先根据政府财政的需求和上缴税收任务，确定将要征收的“三提五统”的总目标，再除以5%，从而反向指定当地农民上年纯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虚报农民收入，常常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况且，在具体征收过程中，征收方式不规范，不仅多部门、多环节容易出现重复收费，而且各级乡镇与村干部在实际过程中很容易制造贪污腐败行为，如随意改变本村（乡）应交（税）费的人口数目或隐瞒实际交纳的人口数等方式扣留私吞“三提五统”的款项。
5.作为“预算外资金”，农村收费收入的支出缺乏预算制度的约束
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的腐败、寻租行为。农村收费的统一征收和统筹使用意味着跨部门，甚至跨地区的再分配；而收费中的“谁收取、谁所有、谁使用”的权属关系意味着部门间、地区间的苦乐不均。资金统筹使用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分散使用却可能造成收费多的部门浪费资金，而收费少的部门无法履行基本职能。除了加重农民负担外，“三乱”还是造成以权代法、腐败横行、部门分割、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和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例如，进入“小金库”的预算外资金就很容易被随意支配和使用。乡镇政府用来盖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配置移动电话、发奖金的钱以及乡村干部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的钱，几乎全部来自收费和罚款资金。由于难以监管，这类资金被挪用、贪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与进展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早在1994年在安徽太和县搞试点，至今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已历时九年，虽然作为一种规范而稳定的制度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凡是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和地区，农民的负担在数量和程度上开始降低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降幅都在20—30%以上。同时，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之外，更为规范的农业税收制度、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改革方案正在探索和试验之中。以‘f，仅以安徽和浙江两省为例，说明目前正在全国农村推行的税费改革的一些基本做法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1.安徽与浙江试验方案的对比
安徽省从2000年3月开始的全省费改税的试点方案较为全面，具有典型性，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取消屠宰费；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农村公共事业用工由村民大会决定；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重复征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2002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浙江省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02]60号）批复同意浙江省上报的改革实施方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7月1日起，用两年的时间，在全省农村全面地推进税费改革。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调改稳”。（1）减轻农民负担；（2）调整农业特产税；（3）改革和规范村提留；为了发展村内公益事业，平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负担水平，村级开支通过向全体村民合理收取一定的村公益事业资金解决，按村民认可的办法确定，征收标准不超过现行村提留负担的数额；（4）稳定农业税。两省改革方案的具体对比如表1所示。
2.农村税费改革试验的成效
安徽和浙江两省税费改革最显著的成效是基本取消了屠宰税，绝大部分乡村统筹提留费以及逐步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和义务工、积累工，并相对规范和固定了农业税收及其附加的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前，安徽和浙江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54.51亿和32.54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109.4元和92元；改革后，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37.6亿和11.95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75.5元和34元，两省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分别达到31%和63%.其中，改革前，安徽的农民人均负担与浙江农民的负担水平相差不大，人均仅高出17.4元，而改革后，由于浙江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高达安徽的两倍，两省农民的人均负担水平明显拉大了，安徽人均负担高出浙江32.5元，高出将近一倍。这表明，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进程可能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也相对较强，从而推进税费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就会小一些。
五、结论与评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税收；收费；分配关系
税费的征缴与使用直接涉及国家集体和农户三者的经济利益，是农村分配关系的核心．多年来存在的农民负担过重、收入水平偏低、购买力低下等状况，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目前农村分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存在着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1、国家在农村收入分配上“取大于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路子，每年国家都以税金的形式从农业向工业和城镇转移巨额资金．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和农民上缴的税金关系看，一直是“取大于予”．因此农业失去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劳动生产宰水平提高困难，农民收入水平不能随经济的发展提高．
2、税费总量负担过重
家庭承包制打破了体制下的以集体为单位的分配关系，农户成为市场主体、分配主体．是收入分配的基本参与者．实际的农村收入分配中，农户承担的社会公共收入部分过多的现象十分普遍且非常严重。农民承担的费用，包括属村提留和乡统筹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属生产性和公益性的事业统筹费如水利事业费水利工程费、科技指导费、公路集资费、公益服务费、村社干部开支等．农民负担过重主要重在事业统筹费上．除此之外，农村劳动力每年还要承担一定量的义务工和积累工．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负担是沉重的不合理的．1997年仅乡统筹村提留平均每个农民就负担77．8元，有些地区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12元．如果加上各种事业统筹费，农民确实不堪重负，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3、税收偏轻、规费过重，主次关系严重例置
税费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上存在着主从关系．政府应以税为主，收费只是为国家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财源，主要用来解决公共设施上的拥挤问题．我国目前的农村收入初次分配中税费的主次关系严重倒置．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是195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为15％．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农业税的实际税率降为3％以下，但农户除承担农业税外，要承担大量的税外费，农民人均承担的规费远高于税．
4、农业税费征收方式不合理，农民税费负担畸轻畸重
农业税计征的依据是耕地面积、常年产量、税率和粮食比例价格．由于耕地面积、常年产量没有再行清查确定，而粮食比例价格由国家控制相对稳定，随经济发展，耕地面积常年产量的变化，农业税和耕地面积、实际产量间脱节，实际上变成了固定税．有田无税和有税无田现象大量存在．农业特产税虽属于农业税但其计税依据却是实际产品收入．是动态和变化的，实际征收中也成为农业税以外的一个独立的税种，其税率高达l0％．农业特产税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农业特产相当分散，无法准确核实：有经营不一定有产，有产不一定有收．因此许多地方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并非按实际收入，而是按人头叔户或按土地面积．同时，对农业特产税实行高税率，使需要特种农业技术的农业特产生产比较利益下降，使农户在面对比一般农产品经营风险高的市场时，势必退却，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结构优化．收费是公共部门为居民或团体提供特殊服务或实施行政管理所收取的费用．具有以下特点z一是收费要与交费考的受益情况相关，表现为一种直接对应的经济关系二是收费是有选择性地针对有拥挤性的公共物品进行；三是有偿性和自愿性；四是立项的灵活性．目前农业中的各种费的征收大多是按人头强制征收．各种税费按人头或按田亩征收必然使税费和收入间呈累退的关系．收入越低的农户负担越重，收成差的年份比收成好的年份负担重．这意味着收入低的农民为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所负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5、统筹提留款的使用极不规范，乱支乱花现象普遍，公益事业建设资金不足，使农村公共物品供应状况和经济发展间不相适应，税费缴纳者享受的公益服务和缴纳的税费严重不对称．二、农村分配关系调整的原则及建议
农村分配关系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减负．任何调整方案都要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二是公平合理．在税费调整中要兼顾国家、集体、农户三方利益，并使农户间负担公平．三是符合市场经济法则．按照市场经济的权益对等关系调整农村分配关系体系．据此农村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彻底改变“取大于予”的收入分配格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职责，逐步改变农业税收大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状况，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减轻农民所承担的部分事业统筹费负担．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财政收入的基数．对于具有全国性质的公共、准公共项目如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支出应由县以上财政负担，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以此为名的乱收费。
第二，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原来农民所交纳的“五统”在征收上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实际已具有税收的一般特征，可改为税收，以税收的固定性排除乱收费．这部分收入用作乡镇财力的补充．由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服务于交纳对象，“村提留”的征收和使用具有明显的集体内部经济关系的性质．可仍沿用原来的征收方式，并由村集体支配，服务于村民，并在村务公开中实现其合理使用．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篇10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1]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广大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也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2]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
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3]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4]
三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5]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6]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7]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8]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9]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10]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体制，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用和基金的做法；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11]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12]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虽然本文看似重在探讨“农业税制”，好像与“农业税制立法”之题不太相称，但法制本就是法律与制度的总称。[13]制度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法制的核心问题是依法办事，[14]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又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15]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国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2]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3]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第33页。
[4]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第38页。
[5]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6]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9]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0]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1]参见戴海先：《略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问题》，《税收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28页。
[12]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
务报》1997年4月25日。
[13]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