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体现篇1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一体化；推动因素；阻滞因素
中图分类号：F252文献标识码：a
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下发了11个“一号文件”，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扶持农村地区发展，并且在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从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入手解决“三农”问题，摆脱了之前就农村而论农村的现象。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表明，从城乡一体化入手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农村发展最根本的战略方针与前进道路。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对于农村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繁荣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现实困境
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了解不同地区内农村发展的现状特征，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中，针对这些特征与问题，提出应对的策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农民收入、农村市场、农村土地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教育等方面，而这些方面问题的存在，正是“三农”问题的困境所在。在这里，着重从农村发展基础、区域发展差距、生产力和农村教育四个方面追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
（一）农村地区根基薄弱，发展步伐缓慢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发展的基础较差，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导致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在自然、历史以及现实人为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和农业不受重视，发展缓慢，农业资金大量流失，农业金融体制不合理，土地利用政策不健全以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等因素，再加上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少，经营规模小，自动化程度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滞后，使农村地区发展的根基薄弱，城乡差别较为明显，延缓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
以渭南市贫困情况为例，按照中央和陕西省确定的2300元和2500元的新贫困线标准，全市仍有91.6万人处在全国贫困线以下，141万人处在全省贫困线以下，分别占到农业总人口的28%和44%。全市3221个行政村中，有61%的村农民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这说明渭南市的农村贫困面还相当大，要减少贫困人口、实现富民强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造成渭南市贫困现象严重的原因除了水资源匮乏、自然灾害较多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渭南市基本农业观念过于陈旧，基础较差、发展缓慢，难以支撑现代涉农产业、工业的发展。
（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农村人口流失严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策举措对人口的转移有两方面的推动作用。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生产力，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农民走出农村、从事非农行业创造了条件；其次，随着城市体制改革，城市门户逐渐开放，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并逐渐开放粮油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农村人口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城市。而恰恰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存在，造成了我国发展区域性的不均衡，东强西弱、沿海强于内陆、地区城市首位度过高等等，这一现象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大多数人选择了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和省会城市，这些务工人员，在享受到先进地区和发达城市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并且有了一定积累之后，会选择在其务工之地生活、定居。这个过程使得农村地区人口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渭南是陕西省的农业大市，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趋加大，为了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步伐，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渭南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抓，并闯出了蒲城保安、澄城船员、合阳焊工等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劳务品牌。2010年，渭南有近百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转移，且大多数就业于渭南市之外，这对于一个人口不足六百万的地级市，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渭南市的农民工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同时，对本地农村发展却带来了负面作用，农村地区“空心村”现象严重、农村土地荒置、儿童教育与老年人的赡养不足等等。
（三）农村生产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的核心所在。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农业科技落后、农田生产效益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浪费、农民保障制度缺乏等原因，使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升。
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渭南市农业仍以种植业为主，其在农业总产值中占到69%，而畜牧业和加工业是发展不足，特别是畜牧业对农业的支撑力不强，畜牧业经济总量在农业中的比重仅占24%，居全省第8，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低14和4个百分点；其次是产业效益不高。渭南市果业面积达到256万亩，总产达290万吨，总产值达到78亿元，核算下来，平均亩产仅为1139公斤，平均亩产值仅3000元左右，远远低于同省洛川苹果的亩产1351公斤和平均亩产值4800元；最后是产业规模不大。据统计，渭南市目前共建成省级现代农业园区16个、市级83个，其中5000亩以上的16个，万亩以上的1个，园区总面积达到48.7万亩，仅占到全市耕地面积的5.6%。土地流转72.3万余亩，占到8.31%，均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说明渭南市在发展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升农业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四）农村教育力度不够，农民意识难以跟上时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民素质在我国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在总体看来，我国的农民素质状况仍处于偏低的状况，这恰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倡的懂文化、会技术、善经营、讲文明、遵法纪的新型农民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特征：科学文化知识相对匮乏、职业技能素养相地不足、思想道德素质相对低下、经营管理素质相对落后、法制法规观念相对缺乏、身体健康素质相对偏弱等等。各种素质的缺陷与不足，使农民的意识难以跟随时展的需要，不仅极大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正常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减缓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发展。
渭南市目前教育方面存在着两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总体水平仍不高，发展仍不平衡，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拖欠、不足额发放教师工资的现象较普遍，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农村发展需要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二，农民教育和科技、信息支撑体系不健全，对农民的素质教育缺乏系统管理，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科技服务跟不上，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在信息交流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各类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生产经营中误判、盲动，常常造成大的损失和被动。
二、“三农”问题对城乡一体化的推动因素
（一）农村的转移需求，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不仅是十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农村工作和城镇化化工作会议提出重点工作之一。特别是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特别是具体讲到了“三个一亿人”问题，这是城镇化的重点，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的关键。
农村转移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有些村庄地处危险、或者交通不便的环境下需要迁址；有些村庄为了区域性资源的整合，根据发展需要进行合并；有些村庄在城市发展扩张的情况下，被城市吞并而融入城市，这些村庄在转移的过程中，不仅解决了自身发展所难以克服的障碍与问题，同时积极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节约了土地等资源，恢复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等。这也印证了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举措的科学性与现实性。
渭南市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131”示范工程为龙头（1即太华湖城乡统筹重大示范区，3即30个市级重点镇，1即100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重点是要加快推进三项工作：一要加快推进重点示范镇建设。发挥富平庄里等省级重点镇示范效应，推动30个市级重点镇从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绿化美化等方面，进行改造、提质和扩容。二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100个示范村为重点，按照“设施城镇化、服务社区化、居住集中化、生活市民化”的目标，科学布局中心村，稳步撤并小村庄，优先推动城郊村、城市新区和产业集聚区以及不适宜居住的偏远山区村庄，通过迁并改造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三要加快推进农民进城步伐。坚持把城乡统筹与生态移民、劳务移民、教育移民相结合，与户籍改革、增加就业和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相结合，与鼓励全民创业、发展特色产业、发展草根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降低进城门槛，跟进配套服务，着力解决农民进城中的就业、养老、医保、住房、教育等难题，加快秦岭北麓和渭北山区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集中。
（二）农民的增收需求，将推动城乡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农民如何增收。农村增收仅仅依靠远距离的劳务输出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延伸当地的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本地乡镇的涉农企业，使农民就近务工、就近生活、就近消费，来推动当地城乡经济的发展。其中，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如何优化涉农产业的结构，是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所在。
渭南市针对这一问题，以“富民优先”为前提，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立足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紧抓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要把农业牢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翻番”目标的新要求，以农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主抓手，以农民收入倍增为核心，坚持以“六大增收工程”为龙头，加快建设优质粮食、优质畜产品、优质林产品、特色农产品基地，巩固提升“陕西粮仓”地位，打造西部现代农业先行区。项目整合和示范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做到规划一片、建设一片、见效一片，努力把示范园区建设成现代农业生产的样板区、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区、农业功能拓展的先行区和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基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其次，抓好畜牧产业发展，优化区域布局，发展规模养殖，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龙头企业，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程，着力建设百万只奶山羊基地县和亿只肉鸭、千万只肉鸡、百万头生猪、十万头奶牛、十万头肉牛生产大县，使畜牧业成为促农增收的主力军；最后，做好科技强农惠农，以省级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为引领，重视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技推广应用体系建设，在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提供新服务方面下工夫，把“大荔模式”推广好、应用好，依靠科技强农惠农富农。
（三）农民生活的文化需求，将推动城乡社会发展
我国社会发展至今，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基本可以满足需求，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需要有更多的精神文化来满足日常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如果可以同时满足，那么这个地区的城乡社会水平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民是农村文化需求的主体。
农民是农村社区产生、存在的前提，是农村社区的建设者。同时，农民又是个人文化行为的主体，是农村文化的直接接受者和参与者。这里所指的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农村社会群体。不同类型群体的经济基础及思想文化基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就给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城乡面貌与风气，提高一个社会人民的素质与创造力。
三、“三农”问题对城乡一体化的阻滞因素
（一）农村环境破坏严重，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党的十中，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这“三个首次”，不但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路，而且对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明确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美好目标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受着严重的破坏。
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城市、乡镇工业企业的污染向农村转移趋势加剧，废水、废料向农村堆积，对农村的水、土壤、空气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其次，农村地区的环卫、环保设施匮乏，面源污染较多，污染物处理率过低，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程度不断恶化，难以治理。最后，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水体、植被、山体等不当的开发，使城乡之间一些天然绿色通道被人为的破坏。
在渭南市，农村环卫设施方面，由于经费投入落实不力、设施配套落实不力、保障机制落实不力，使得农村地区清洁力度不能满足农民生活的基本所需；水治理方面，每年全市农业灌溉供水量尽管达6.5亿立方米，但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只有0.59，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56%，供水系统管网漏损率达到16%以上；生态治理方面，全市仍有140多万亩荒山荒地，森林覆盖率只有18.9%，较全国、全省分别少1.46和22.52个百分点，较同省的西安、宝鸡、咸阳分别差26.09、34.88和7.1个百分点。
（二）农村工业发展滞后，阻碍城乡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工业大多是原有的乡镇工业企业演变而来，技术水平低、经营方式粗放，产品结构层次低、传统产业占据重要地位是乡镇企业的普遍特征。而渭南市农村工业结构与其它地区相比，加工业产值的比重低，新兴产业和相对增长较快的行业所占的比重低，同时渭南市农村工业组织效率低下，技术水平不能适应竞争的需要，农村工业企业相对于城市工业企业而言，在发展的起点、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农村工业的区域差异来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村工业使得技术对农村工业的竞争力的差距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以技术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渭南市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渭南农村工业企业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均处于落后地位，严重制约农村工业的长足发展。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开放度、思想观念以及政府行政效率和法律规范等方面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从现实情况看，渭南农村企业发展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阻碍着渭南市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
（三）农村空间布局散乱，设施难以配套
农村空间布局的散乱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在区域层面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规模农业的发展打破了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景象初露端倪，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三产业的逐步兴起使得村庄的双重性质日益明显，村庄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聚集地的同时又是农民得以生计的生产劳动的场所，但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大多数村庄没有走出自身视角来看发展，村庄整合、迁村并点实施力度不够，导致区域性村庄的布局不尽合理，基础设施配套难以实现全覆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建房热持续升温，民宅的不断新建，旧宅的闲置荒废，造成了村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偏大，空间利用率低下，对基础设施的配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实施难度。
近年来，渭南市农村地区多数村庄建设面积呈上升趋势，与农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下降趋势正好相反。农村宅基地一般以户为单位，庭院较大，内部结构也大多松散零乱，除住宅外，堆有饲料和饲养家畜、家禽圈舍，种果树、蔬菜等，还有大量空闲地，致使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严重，造成了村庄空间的无序蔓延扩展。
（四）农民意识淡薄，制约城乡可持续发展
受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思想的源远流长，在这样的的生存环境中成长的农民，其头脑中被无形中打上了这样一种思想烙印—小农意识。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传统农民世世代代都被捆绑在一小块土地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简单再生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们耕耘土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温饱，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常年固守在土地上，不愿意离乡半步。他们保守落后，害怕变革，不愿接受新事物，对新事物常伴有敌视心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中国的飞速发展，先进的思想在渗透，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也在逐渐被瓦解，但是这种意识仍然存在于一些农民头脑中。
因此，在现代的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民作为主体登上舞台，必须提高思想意识，使自己认识到在城乡可持续发展中所赋予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以一个主体的身份规范有序地参与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中去，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有序发展。但是现状却不尽人意，农民的意识还是比较淡薄，严重的制约了城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发展至今，“三农”问题已经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能够解决的。尽管我们把城乡一体化作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这只是一种科学方法，具体操作与实施还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上下互动、城乡联动、整体推动，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城乡一体化，我国的“三农”工作一定能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者简介
王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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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永欢，张丽君，徐卫华.科学理解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发展研究,2013（7），98-103.
[3]温铁军.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7），23-29.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镇化；现代化
从古至今，“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自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处于转型的阶段，所以“三农”问题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使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近些年，“三农”问题极其引人关注。“三农”问题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与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证。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每年还要从外国引入进口粮食，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缺乏积极性，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所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想维护社会长久和谐稳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有一半人口来自于农村，如果农村的人口不稳定，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长久治安强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是在农村，如果农业不发达，就没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如果农村的经济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也无法提高，如果没有农村的普遍小康，全国的全面小康也无法实现。最后，要想保持经济稳步向前，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据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农村是一个消费潜力非常大的群体，加大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地扩大内需，才能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目前我国农业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业供给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农业就没有食物，当然就不会存在其他行业，所以农业是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我国农业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就是农业经营者对动植物生命活动的控制过程，目前我国的农业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我国农业人多地少，环境恶劣，经常大量使用有害的农药，使本来缺乏的水资源也被污染，而且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都不合理，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农村的人口都偏向老龄化和妇女化，身体强壮的青年都外出打工，不仅无法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竞争力非常弱，而且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如今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设施不完善都会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农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稳定问题、留守问题、环境问题。农村不断地出现土地纠纷，房屋的拆迁重建、利益分配不均都会引起农村的不稳定，农村的不稳定必然会阻碍社会的稳定。如今，农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强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使得农村的留守老人、儿童、妇女不断增多，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老人缺乏儿女照顾，妻子与丈夫缺乏沟通，儿童缺乏关爱，必然会对农村的和谐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民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房屋建造到沿路或是沿街，导致农村里的居民变少，生活在原住房的居民生活条件极差，不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
（三）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民历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最基础的角色，每次社会的变革和革命都会被推动到最前沿，并且往往最终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在不同区域间、不同阶层间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处于劣势，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很低，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没有市民身份，很多待遇无法享有，致使合法权益无法保证。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文化上受歧视，教育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使得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大学生荒，而农村大学生回流现象非常少，农村的人才呈现有出无进的态势，而城市出身的人才更不会愿意走向农村。
三、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
要想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首先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农民同步发展。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
党的十八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就要使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否则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匮乏，农村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也就成为了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现代标志。目前，农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动，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都得不到平等对待，应该对符合条件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让他们享受城镇住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待遇。推动农村和城镇协调发展，对个别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在体制上和制度上开始变革，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从农民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四个方面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获得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待遇。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个关键，现代农业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问题，农产品的稳定产出、粮食的安全都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农业的发展又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务，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要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改革，保证土地全民所有而不是私有化，实现土地共同经营，并且对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会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也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重要短板。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农民的市民化转变，使得农村的现代化逐渐变为现实，但是农村的发展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对农村的改造，开发和环境保护，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合理开采土地和种植方式的改变，把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动到城市发展，但实现城镇户口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改变这一现象，最根本就要在宏观上对体制进行改革和制度改革，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充分实现这一目标，让农民进入城市后收入稳定、有房住、有学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得到保障，就要政府参与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解决农民的固有身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让各类生产要素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自由配置，以防市场扭曲。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为更好的实现农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要想解决“三农”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城镇化问题，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加快实现农民的身份的转变，让农民融入到城市生活，实现城乡一体化。用现代技术去改造农业和农村面貌，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美丽的新农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总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要有侧重点的对待，再依靠政府的力量实行体制改革和制度转变，突破固有的阶级和阶层上的歧视。随着城镇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让我国农业更强，农民得到平等待遇，农村呈现为安居乐业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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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战强，乔志敏.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2（10）.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3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4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
关于“三农”问题的含义，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农民收入太低，农业发展太慢，农村生活太苦。这种概括是正确的，但也是肤浅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揭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内容和深刻动因。笔者认为，正确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至少应明确以下几个观点。
(一)“三农”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是历史问题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是社会的基本成员，农业是主体产业，农村是社会人口的主要居住地。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三农”问题是封建社会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到了近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从而“三农”问题也伴随着这种社会制度创新以及其后的工业革命而基本得到解决。然而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并没有融入这一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得以延续，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的历史背景和任务仍然是: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共和，也包括解决“三农”问题。毛泽东作为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其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国情，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农民，道路是农村保卫城市。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否意味着“三农”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呢？从制度层面上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至少是部分解决了，因为这时的农民从几千年来的被奴役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耕者有了其田，并且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各项社会生活的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但从技术和社会层面上看，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因为人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可以用几年、十几年改变某种社会制度，但不可能使生产力实现质的突破，全面现代化更不可能。可谓解放生产力不容易，发展生产力更难;农民政治上解放不容易，经济上彻底解放更难。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特别是农业经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农业仍然是我们担忧的重点问题之一，因为当时人们较多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是小生产，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引导他们逐渐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于是便开始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来，农业合作化作为建国以来对我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三大制度变迁之一，应当进一步深入思考。从制度层面看，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因为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但从发展生产力和解决“三农”问题角度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其一，就当时的情况看，农民因获得土地而忠心拥护共产党，因拥有“自己”的土地而焕发出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生产积极性，然而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绝大部分农民在三五年之内便迅速从土地的主人成为一无所有的农业生产者。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他们仍然是所有者，但历来非常讲究实际、认知能力有限的农民对这种理论上的所有者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根本就认识不到。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不自愿表现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反映。其二，更为严重的是，与所有权变革相伴随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指用团队式集体生产代替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严重违背了农业生产的规律，不仅破坏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而且使我国农业长期陷入困境之中，不仅谈不上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在经过近30年后，“三农”问题又成了影响我国全局的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制度变革及其当时的后果看，其积极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但从这种经营方式的性质看，它并不是一种原创性、革命性创新，因为这种方式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存在过。从20多年的实践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特别是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它毕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的经营方式，不是现代主流生产经营方式。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终极途径，只能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阶段性的过渡性措施。
(二)“三农”问题是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
世界各国在其传统社会以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都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三农”问题的具体内容及解决此问题的目标与途径。下面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欧洲的状况。
和我国一样，在欧洲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作为被剥削者收入低下，农村贫穷落后。由于欧洲中世纪“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①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农民的地位及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因此，“三农”问题在西欧的历史上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比如法国，当时占全部人口85%以上的2000多万农民只占有113的耕地，约有100多万农民还是没有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农民种地所得收入中仅有1^归自己所有，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农村严重落后于城市。②英国也是如此，特别是英国从15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长达300余年的圈地运动几乎使整个农民阶级全部丧失了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据统计，仅在1700~1801年的100年间，圈地约350万英亩，小土地所有者基本被全部消灭。③当然，从历史发展看，圈地运动虽然激化了“三农”问题，但其历史进步性是不容质疑的，因为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开拓了国内外市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是那样的残酷和野蛮，且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
为什么在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存在剥夺农民从而激化“三农”问题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一是货币资产的集中，二是大量的雇佣劳动者的存在。这两个条件在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必然选择就是对农民进行剥夺。同时，而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进一步提出了剥夺农民的要求，而且也使大量素质较低的农民能够适应模式化、简单化操作的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和结论:第一，“三农”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国民经济诸产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农民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关系与矛盾。第二，“三农”问题是传统社会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在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前，“三农”问题将长期存在;任何企图在现阶段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第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三农”问题和存在大量农业人口的农村有必然联系。可以这样讲，只要有农民、农村、农业，就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内容、表现形式、激化程度等。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总量，使其不再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阶层而存在;相应减少传统农村的数量，使其发展为具有现代内涵的城镇;适度降低农业的相对比重(但农业本身还是发展的)，使其不再是社会的主体产业。而这些都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基本前提。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是历史范畴，但由于农业是一个永恒产业(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所以农业问题是个永恒范畴。第四，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不“剥夺”农民，而是在这种过程中不仅要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农民置于悲惨的境地，而且要使他们过上比过去更为幸福的生活。第五，“三农”问题是一个比较范畴。所谓农民收入低，是和现阶段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而言收入太低;所谓农业发展缓慢，是指农业发展不能适应其他产业对这一基础产业的要求;所谓农村落后，是指农村与城市之间差距过大。因此，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不能仅仅考察“三农”本身的状况，而应主要地从“三农”之外来看待这个问题。第六，“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基础是经济问题，但不全是经济问题，其中也包括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特点和成因
我国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仅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区别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三农”问题。一般而言，在西方国家，“三农”问题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中期(一般是在工业化的全面实现之前)。但在我国，这个重大问题却只能放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来解决。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所普遍采取的剥夺农民的手段在我国不能用。但使农民离开土地并逐步转化为其他阶层又是非做不可的事情。这无疑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第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加之经济整体发展较落后，又片面重积累、轻消费，因而在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除了个人消费品外，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距其实并不大。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快速发展，经济总体规模急剧扩大，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差距急剧扩大。长期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农民无论在哪一方面，几乎都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其成为富得最慢、最晚的社会群体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第三，是发生在多重转变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这种多重转变一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指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转变;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多重转变使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着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复杂的矛盾，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中的“三农”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快，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迹。这本应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但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仅没有使“三农”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时而表现出激化的倾向。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偏差和失误。
我国“三农”问题有复杂的特殊成因。对此，我们可以从“三农”本身和“三农”之外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农业、农村、农民本身的因素看，“三农”问题是由农业自身的特点和农民自身的状况决定的。农业是古老的产业，土地又是非常特殊的要素，它决定农业天然不适应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乃至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农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采取现代技术和加大资金投入)，由此决定了农业始终是一个比较效益低下的产业。因而农民作为这一产业的劳动者，其收入低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是必然的，尤其是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同时，农业不像工业等其他产业那样产出可以无限扩大，而是一个产出非常有限的产业。因此，只要将大量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收入和农村的生活状况就很难得到根本改善。况且农民历来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群体;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远离社会先进文化的居民居住地，由此决定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低于其他社会集团，因而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中，农民几乎总是受损者，至少是少得者。这样，农民收入低、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穷落后，就是必然结果，而且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既是历史上‘三农”问题存在的一般原因，也是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现实原因。
从“三农”的外部看，我国“三农”问题严峻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建国伊始，我国内忧外患同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发展经济，特别是现代工业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实行“赶超”战略。在资金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本来就很落后的农业中积累剩余。而要如此，就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和城市无疑会因过多损害农民的利益而招致农民的强烈不满;二是如前所述，当时人们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认为，建立在土地私人所有基础上的、家庭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农业本身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可供转移。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现成答案;前苏联也有“成功”经验。于是便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长远看，虽没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这却是事实。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间，农业约有6000多亿元的剩余转移到了工业。?这虽然在较短时期内较快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但也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较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整个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并得到一定发展后，应适时将以农补工的策略调整为以工补农的策略，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错误做法继续延续。据统计，1978~1991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数倍于改革前的数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剪刀差继续扩大，每年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之上。特别是近些年来的各种征地，从农民手中拿走的收益高达20000亿元。
与这种政策相伴随的还有一种影响更为全面的二元社会政策。建国以来，我们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占人口80%的农民束缚在落后的农村，“十年文革”期间又把许多城市青年“赶”到农村，从而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许多利益被剥夺，难以以社会主人翁的身份享受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本应获得的公共福利。同时，这一政策将大量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但我国的严酷现实之一是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极少。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土地上，不仅无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使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最稀缺的资源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生产要素的属性，反而具有了过多的社会属性，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从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等角度，合理构建农村的土地制度框架，以形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当然，实行上述政策在当时有客观必然性，它是实行“赶超”战略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现在看来，“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即便是在现在，实行“赶超’战略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只是竞争的内容和方式和以前有所不同。可以这样讲，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落后，就必须“赶超”，否则，就要受制于人，甚至被人欺负。到目前，我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大国，虽综合国力较强，但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和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除了“赶超”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是长期选择。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赶超”和如何“赶超”。如果将“赶超”仅仅理解为军事“赶超’、经济“赶超”(当然这是基础的)，那么，在资源总量既定和发展潜能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靠降低甚至牺牲某些产业的发展和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实现这种重点突破甚至是片面式“赶超”。而这个首先要做出牺牲的产业和群体最现实的选择无疑是农业、农民和农村。如果将“赶超”理解为全面“赶超'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协调、平衡发展战略。显然，改革前我们是第一种理解解改革后也是这种理解。
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之所以首先选择在农村突破，除了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因而容易成功外，首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当时‘三农”问题成了矛盾的焦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成功以及成功后出现的新问题（如卖粮难等）使人们错误地认为“三农”问题根本解决了，由此导致人们不仅在相当长时期内很少从根本上再关心农业、农民和农村，甚至可以进一步从农业积累更多剩余，以便继续实行‘赶超”战略。这样，一方面，工业经济、城市经济、GDp等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后又落入徘徊局面。尤其是和以前不同的是，在改革前，是所有的人都穷，但现在却唯有农民穷（这并不是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而是相对而言)，这使“三农”问题不仅更严重，而且内容更全面和复杂。甚至可以这样讲，目前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不仅没有和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平等、全面地享受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政治生活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被遗忘了。比如，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关，其服务对象应是全体社会公民，但实际上，政府服务的重点是城市市民。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我国社会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组织，唯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收入低、发展慢、生活苦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对策
根据前面对“三农”问题的实质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应确定战略目标和根本途径，然后制定分阶段的具体对策。
首先看战略目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可以根本解决的。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含义是指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而消失;解决农村问题的含义是指通过城市化，在适度降低农村数量的前提下，将剩余的部分由传统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小城镇。但农业是一个永恒产业，因而农业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目前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农业问题。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基本要求是使其与其他产业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从最终目标和根本途径看，我们也只能做出如此选择。因而在近期甚至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们不应把根本、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与任务，而是选择必须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与任务，其基本要求是:适当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村状况，使其与我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准备条件。
根据上述目标及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确立全面的科学发展观和“赶超”观，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一大理论突破。但现在看来，这一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解决“三农”问题角度看，深化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确立正确的“赶超”观，不仅要正确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确立如下几个观念：
其一，国民经济诸产业要相互协调、平衡发展的观念。这是一个老观念，因为改革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的目的本来就是使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但理论上确立容易，实践上确立则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农业发展不快，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此外，电力、能源、第三产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未来的政策选择应体现协调发展的思想。
其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的观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化，把全部工作都归结为发展经济。现在看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种说法应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第一，从历史背景看，这种观点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提出来的，带有矫枉过正的特点；第二，从战略上看，这种选择还是服从于“赶超”战略的需要；第三，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必然要求只搞经济建设(甚至反对这种做法)，但事实上这种观念一旦成为一种国策，必然导致实践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以GDp论成败的不良后果。这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类似之处，尽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表现在‘三农”问题上，就是忽视农村的社会发展。因此，在理论上，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树立二者协调发展的思想。
其三，农民、农村、农业三者协调的观念。农民、农业、农村，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三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但在观念上，我们强调较多的还是和经济直接相关的农业，农民、农村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农民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农村与城镇的比率(或城镇化指标）、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按一定比例大体同步降低的。比如英国，1851年圈地运动基本结束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降到16%。日本在1950至1975年的25年间，市町村数从10411个减少到3257个，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8%。?但目前我国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降到不足15%,但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73%以上，城镇化程度还不足40%。?这也是导致“三农”问题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注意‘三农”本身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二，既然“三农”问题内外部原因同在，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而且应将这些对策相互配合与促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
首先，从“三农”内部看。第一，要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能力和水平。这包括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政治素质等。第二，创新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第三，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道德建设等。
其次，从农业外部看。第一，给农民以全面的国民待遇。一是从经济上，降低各种税收与摊派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消除政治歧视，加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允许成立农会组织;三是进行户籍制度等改革消除二元社会结构，还农民应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要探索农民市民化的路子。第二，调整‘赶超”战略，改变以农补工政策，实行以工补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第三，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并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第四，
积极推进县乡政治体制、教育文化卫生管理体制等改革。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上，值得重点分析的问题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而且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极为短缺，人口众多，因而土地在我国有特殊意义，是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5
刚才，大会表彰了年度新农村建设、清洁绿化行动、现代都市农业、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一批先进单位，三个镇分别围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和推进“清洁绿化行动作了典型发言，讲得都很好。区长代表区委、区政府作了主题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去年以及近期我区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重点分析了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希望各镇乡、街道、区级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扎实地贯彻落实，进一步推进我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全面发展。下面，讲六个方面内容。
目前，从中央到省、市都非常重视新农村建设工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近，中央又下发了今年的“1号文件”，这是就新农村建设下发的第六个“1号文件”，可见中央对农村工作特别重视。省委同样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工作。十七届三中全会后，省委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我省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工作，出台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含金量非常高的四十条具体意见。最近，市委也出台了一个关于今年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文件，提出了二十六条意见。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之路从农村开始，但是三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改革起步在农村，但是改革成果体现在城市，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从农村开始，不断加快各项改革步伐。如果农村的问题解决不好，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肯定是不行的。对于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抓好“五农一村”工作。中央的“三农”是对全国而言的，省里的“三农”是对全省而言的，杭州市的“四农一村”是对杭州市而言的，还多“一农”，是“五农一村”工作，内涵跟“三农”工作是一致的。做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阶段的“五农一村”工作，对实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至关重要。重点要做好四篇文章：对于农业人口问题要做减法，我们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要着力减少农民，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要减少农场，把农场职工变成产业工人。对于产业问题要做乘法，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都市农业、高新农业、休闲观光农业，要讲效益。对于环境问题要做除法，现在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污染情况比较突出。虽然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深入开展了“清洁绿化”行动，关停并转了很多污染企业，但是我区农村的整体环境还是很难改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对农村的环境问题要做除法。对于农民的收入问题要做加法，要不断使农民增收。
一、要把城市化引领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核心理念
的新农村建设，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三农”工作，而是在城市化引领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一体的，要走城市化带动之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践证明，就农村论农村，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单纯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也没有办法缩小现在的城乡差距。农村的文章还是要从城市的角度来做，尤其像，离开城市发展，孤立地看待新农村建设，没有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所以，要坚持城市化带动，要用城市化这部“大引擎”来推进“三农”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毗邻杭州，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已经显现。我们要通过城市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四高”标准来推动新农村建设。在管理上要用城市的理念去引领，重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具体讲，有三方面工作：一要做好“规划进村”的文章。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区域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规、修建性详规和村庄规划，已经把农村的空间布局作了一些调整。下一步，我们要有意识地深化农村规划。对于农村的村庄规划要引起高度重视。原来我们的规划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只管农民的宅基地，不管农居布局、配套设施、绿化等。现在要把规划引进农村，做好村庄规划，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二要做好“资本下乡”的文章。要做好“三农”工作，解决农村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资金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充裕的资金作支撑，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要把资本引入农村。虽然，我们用于“三农”工作的资金不少，但是大多都是分散的，没有集中。我们要引进战略投资，用好村级留用地。要把资金引进农村，通过技术、产业、资金的输入来解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等问题。三要做好“农民进城”的文章。当前，我们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做得还不够。主要是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够。如何解决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进城的问题，确实需要广大领导干部认真研究。要切实考虑到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最近，上海已经开始对现有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全国各地都会陆续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因为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在撤村建居后，农民的身份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很多后续问题，如户口问题、就业问题、保障问题、就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还没有解决。我们要切实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要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突出主题
今年，我区开始实施“项目建设行动三年计划”，区里已经排出了很多项目，其中新农村建设项目也有不少。今年新农村建设重点项目主要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功能区、农业休闲观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五大类136个子项目，投资规模约21.4亿元。我们要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责任考评化”的要求来推进项目建设。一要加强学习。城里人都不知道或不熟悉项目管理，更何况农民。解决好“五农一村”问题，用项目管理来推进新农村建设，要靠加强学习，这是普遍性的问题。二要明确责任。现在，各级各部门都在按项目管理的要求明确工作责任。对于新农村建设工作也一样，也要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明确每个项目的内容、开工时间、竣工时间、具体的质量标准、责任人、责任单位，同时还要明确考核。全区领导干部尤其是广大村干部都要认真研究如何把农村的具体工作用项目管理来推进的问题。三要加强考核。农村的项目建设也要列入今年的考核范围，不能使这项工作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要做到“五保”，即保质量、保进度、保稳定、保安全、保廉洁。
三、要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新农村建设也一样。
现在很多村干部对于缺乏新农村建设发展资金，感到非常苦恼。虽然我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村级集体经济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实质性的工作。我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镇乡这一层面。各镇乡对于真正推进、帮助和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没有具体的操作性措施。如果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不解决，整治环境、清洁绿化、富裕农民等目标都很难实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经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区和镇乡的领导要高度引起重视，要真正行动起来，按照“项目建设行动年”的要求，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一个项目来推进。要切实解决村级集体的可用资金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运作、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一要启动内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如何来付诸行动。区和镇乡两级要真正行动起来，要像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一样，来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各村要认真做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这篇文章，广大村干部要带头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村自身的内力要启动，否则外力再使劲也没有用。内因是关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要首先启动内力。二要借助外力。要通过招商引资、项目带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区里有很多好的项目，如副城改造、大遗址保护、西溪湿地三期等，如何用好这些项目，这是村干部们要好好研究的。三要发挥项目带动力。大的项目可以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如宏丰家居城、亿丰家居建材城、杭州湾国际建材装饰城这些大市场，经济开发区、杭州创新基地中的很多大项目都可以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做。不是简单地把农民搬走，把项目引进来就好了，要通过大项目来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来富裕农民。
四、要把推进土地流转经营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都市农业、休闲观光农业、高新农业，前提是规模经营。如果靠“单打独斗”、“一亩三分地”是发展不起来的。关于土地流转，我区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些探索，下一步要加快流转。土地流转问题，各镇乡和村要认真考虑，区里主要是做环境。土地流转要考虑农民有没有增收的问题，农民收入每年要有一定增幅。土地流转要解决中介组织的问题。如成都的“五朵金花”，有个成功的做法就是在村里专门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由它把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然后转卖给业主，这中间会有个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它的收益。但是这笔收益可以量化到每个村庄、每个股东，甚至每家农户，可以使农民增收。同时，村里也可以用这笔收益作为公共资金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土地流转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为流转而流转。一要加强管理。区里要出台有关土地流转的一些政策和具体操作规范。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二要加强服务。要成立中介机构，像成都那样，一个村有一个中介机构，使中介机构、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委会成为一体。要搞好服务，既要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也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效益。三要加强考核。如果简单地放任土地流转，不管流转价格高低也不行，需要有任务、有考核。
五、要把保障民生促进和谐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紧要大事
要解决好农民的“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就业难”等问题。公共财政要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原则。今年，我们要加快镇乡医疗服务中心建设、加强农村学前教育、完善撤村建居后农民的各类保险保障制度，这些工作都需要财政支出。公共财政要转移支付，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此外，区里已经部署的有关工作，希望各级领导要抓紧落实。
六、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关键所在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6
关键词：“三农”问题；转型；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20）13-0001-05
我国“三农”问题来由已久，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数的50%以上，早在1万年前，农业和农民就已在中国出现，农村随后产生。文明形成后，古代中国史书典籍中曾多次出现“三农”相关内容。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在改朝换代中被不断积累，发展成了近代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就一直非常关注农业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三农”一词最早是于1996年由温铁军教授提出并阐述其概念[1-2]。2003年，政府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从2004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到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農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及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均对农民和农业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享幸福梦、美丽乡村生态梦和现代农村强农梦的美好中国梦正是建立在“三农”的发展前提下[3]，中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所在。
通过中国知网查搜索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近30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逐步变化。改革开放后，“三农”的相关文章逐步出现，1993年起每年都有相关文献发表，2002年时“三农”论文趋势陡升，代表学者越来越重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至2004年“三农”相关研究达到顶峰，而后又呈下降趋势。随着连续出台的相关政策，过去的“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全球经济化的新时代下，“三农”问题焦点发生转型，更深层次的“新三农”问题得以凸显，并被人们所熟知。因此，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在当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并寻求其焦点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
1“三农”问题焦点发生历史性转型
中国旧“三农”问题的实质主要表现在：（1）农民方面：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起来规模大。（2）农业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3）农村方面：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5]。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存在，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所关注的焦点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型。
1.1农民问题从温饱转向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农村反贫困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重大成果。贫困人口方面，2001年中国政府在其发表的《二零零零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表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于2000年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6]。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1978年标准）共计2.5亿人。2011年，国家新设定贫困线为2300元，贫困人口总量看似有巨大的涨幅，实则仍呈下降趋势，至2018年已下降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降至1.7%（201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日渐上升，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至2018年的14617元（见图2）。
生活质量方面，农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38元上升至2018年的13689元。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于2009年开始实行，至2012年新农保已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7]。2014年4月25日的《关于提高201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宣布，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和居民医保人均补助标准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40元，达到32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费标准在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20元[8]。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由1980年的每千口人配备1.81名增至2018年的4.6名，农村执业（助理）医师由每千口0.76名增至1.80名，农村注册护士由每千口0.20名增至1.8名。
农民问题焦点向发展转型。1978年农村就业人数为30638万人，至1997年达到巅峰，为49039万人，而后却又逐年下降，至2018年农村就业人数已降至34167万人。这是由于快速城镇化导致耕地流失使数千万农民失地，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农民收入有了一定提高，贫困率越来越降低，开始追求个人的发展[9]。这些农民流转于城市与乡村，成为城乡两漂的农民工。但农民难以改变固有的农业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化、产业化、商品化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生活，致使农民问题向农民身份转换、农民的权益保障和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转型[10]。
1.2农业问题从数量转向质量农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问题，历史上，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粮食和农产品短缺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极度重视务农，一直致力于改革农业政策，提高粮食产量。期间，农产量虽不是直线上升，但总趋势良好，整体呈不断上升发展。至今，农业粮食产量在保证有效供给的问题上已基本得到了解决。据统计，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1117.5亿元，耕地灌溉面积44.965万km2。主要农作物中，稻谷播种面积34.421万km2，产量13693万t；小麦播种面积29.183万km2，产量5384万t；玉米播种面积19.961万km2，产量5594.5万t。农产品中粮食人均产量319kg，棉花为2.3kg，油料5.5kg。至201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64734.0亿元，耕地灌溉面积68.272万km2。主要农作物中，稻谷播种面积30.189万km2，年产量21212.9万t，小麦种植面积24.266万km2，年产13144.0万t；玉米播种面积42.13万km2，年产25717.4万t；谷物播种面积共计99.67万km2。农产品中粮食人均产量472kg，棉花4.4kg，油料24.7kg，猪牛羊肉共46.8kg，水产品46.4kg。
农业问题焦点向质量转型。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要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1%人口的压力。改革开放至今，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不大，甚至减少，但粮食产量翻倍，可看出，我国农业结构由过去粮食短缺、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平衡、富有余粮的格局，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已不符合时代潮流。粮食产量问题虽已解决，但优质的农产品数量却严重短缺。党中央于2020年1月5日发出21世纪以来的第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其中强调要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中国农业问题已由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型为追求农产品质量及安全。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各种新型农业形态纷纷出现，品质农业现已被放入政府工作中统筹推进，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1.3农村问题从稳定转向和谐我国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贫困率越来越降低，农业开始转向追求质量的发展方向，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经济建设的发展，农村各项基础建设事业发展起来，例如道路和水利建设、教育普及化、绿地绿化、乡镇企业建设等。1978年，农村用电量仅253.1亿kwh，至2018年已达9358.5亿kwh。同年，中国共有乡镇级区划39945个，通硬化路乡镇和建制村分别达到99.64%、99.47%，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96.5%，农村公路总里程共计405万km。我国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新形势下我国农村仍面临着新的挑战，农村空心化加剧，传统文化受到侵蚀，环境问题严重。如何协调个人与农村之间、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农村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是建设现代农村的新问题。
2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焦点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焦点转型，转变其解决思路，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拿出新的举措。对于现代农村居民、农业科研机构及农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实行“三农”的可持续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新焦点。
2.1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中国是一个农民基数大、地域广阔的社会主义大国。把握农民问题的变化和转型，完成农民身份的顺利转换，维护保障农民权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根本。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村教育理念及农民传统的务农思想，导致了新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身份認同边界，多由现有的户籍制度造成的[11]。加之农村生活与现代化城市之间差距较大、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等均不相同，使农民对城市没有归属感，造成了农民身份转换困难。（2）农民进城后，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能及时跟进。农民在子女上学、城镇医疗保险、居住环境等问题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均具较大差异。（3）农民职业与生活上的稳定，城乡收入差距大。现行土地制度使分散的家庭经营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直接导致了农民普遍贫困。再者，农业是农民唯一具备的技能，在城市中就业一般只能选择体力活，加之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收入差距拉大。
2.2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对资源环境承载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此，党的十八大对“三农”工作部署了新的任务，即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12]。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为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要求我国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更要加快自身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因此，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在社会、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等领域的体现[13]。我国农业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基数较大、农业资源环境承载容量急剧下降以及地少水缺的自然条件约束等多重挑战，仅依靠传统农业，无法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必须转换农业发展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既符合我国地少人多、要同时兼顾国内与国际农业发展环境的复杂国情，又可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实现农业发展的质的飞跃。（1）实现农业从总量到结构的转变。中国农产总量已达到要求，现阶段应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做好从“总量”到“结构”的有效转变，坚持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优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2）实现农业从低效到高效的转变。为满足农业对质量的需求，把过去无效的、低效的供给通过优化供给架构，深入了解消费需求，逐渐变成有效的、高效的供给。精准把握对农产品的需求，满足现代农业对质量的要求。（3）实现农业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过去的农业生产中，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模式，相对低端的生产占据主要比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使用现代农业机械进行农作生产，让农业生产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是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2.3農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载体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解决农村新浮现的问题，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载体。国家战略的着力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新农村建设上[14]。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背景下，农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和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对农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青年人口大量流出，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传统文化遭到侵蚀。（1）空心化问题显著。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为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工作，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内老人、妇女和儿童比例上升[15]，致使政府各项政策无法有效贯彻实施，农村村落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一步步走向分化和衰退，农村空心化问题逐渐浮现。（2）文化侵蚀严重。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出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村固有的农家生活文化受到侵蚀与改变。原有的乡村空间、农作时间长期养成的习惯与城市生活所具有的“神圣、安全和繁忙”三大价值[16]产生碰撞并逐渐被取代，土地所赋予农民的独特文化迅速流失。（3）环境亟待保护[17]。农民在从事农业、工业生产活动及日常生活中破坏和污染了农村生态环境。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中农用化学物质的污染，如农药、化肥超标等，以及污水不当排放；过度开发农田造成的土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农村乱搭乱建，破坏农村屋舍外观。
3“三农”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探索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18]。在此背景下构造了指引农村发展的“三农”梦，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享幸福梦、美丽乡村生态梦和现代农村强农梦，均是在科学研判“三农”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勾勒的。为此，解决当下新“三农”问题，探索“三农”可持续发展途径，对于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共筑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3.1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是“三农”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
3.1.1加强农业供给侧的改革我国农业需要进行一场品质革命来促进真正有效的农产品供给的形成。2016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19]。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是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这要求我国不仅仅需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转换生产方式，重塑整个产业链[20]。
3.1.2革除城乡二元结构创新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剥离户籍制度对公共福利的限制，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公民获得统一身份，实现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短城乡贫富差距，拓展农民就业途径；健全农村居民保障机制，在解决农民身份转换问题的同时增加其财政补贴收入、宏观调控，减少农民收入风险。
3.1.3解决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难题土地流转制度是由政府牵引、市场机制主导的城镇化道路上的主要代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方法之一[21]。为此，我国需制定专项政策大力扶持规模经营与土地流转，使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针对性的给予农户相关补贴优惠，激励农民参与到土地流转中来；不断优化和完善土地流转的政策制度及后续系列相关服务，加强市场监管，为土地承包权流转提供法律保障。
3.2物质需求满足和精神需求的同步，是新时期“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农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民物质需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子女读书、看病就医、社保补贴等问题仍是农民幸福生活的阻碍。需推进城乡两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均等化发展，让广大农民群众都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着力改善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师资力量投入，简化看病流程、完善医疗设施，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文化、教育建设，同步农民精神需求。农村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要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城乡资源互动流通，鼓励农民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我文化涵养、丰富内心精神世界，以此给予农民发展的思维[22]；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农民职业技能，帮助农民正确认识自身职业，只有让“农民”成为了一项正式的职业，才能吸引配备专业知识技能的优质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活动[23]。
3.3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村建设的同步，是“三农”问题的有效切入途径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建立美丽中国，打造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打造新型美丽农村，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方针。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建设新型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24]。
3.3.1新型城镇化中国正在逐步从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进入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大国。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我国已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该规划明確提出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而其前提则是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由此可知，在城镇成为中国国民的主要居住地和工作区域的大背景下，如何读懂城市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3.3.2建设美丽中国乡村，大力推进新型乡村的建设应创新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提高乡村治理绩效，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打造农村内涵，而不是仅做好“面子工程”，形成有机、有效的治理体系，整治破败的残砖败瓦，为构建和谐乡村打造稳固的基础；隔绝近郊一些农村“藏污纳垢”的现象，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和农田环境的提升，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科学合理的进行开采、种植，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首位的前提下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7
一、市场与政府在治理三农问题上的缺陷，呼唤第三部门的出现
1.市场在治理三农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
在市场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农业的天然弱质和农民的天然弱势必然导致三农问题的产生。这也正暴露了市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诸多缺陷。
（1）农业的天然弱势使得市场在治理三农问题上失灵。首先，近乎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特征显现了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因农产品的差异性较小、行业进入壁垒很低、生产者众多且居住比较分散，导致农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但是，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却较小。正是“供给价格弹性大、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市场特点，使得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其次，农业再生产的特性也显现了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农业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同时进行的。因此，农业生产者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不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还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最后，我国农业生产者经常处在被市场挤压的境地也显现了农业的天然弱质性。由于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单位产品的利润有限，加之生产规模较小，故而缺乏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这使得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必然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加剧了农业的弱质性。
（2）农民的天然弱势性也使市场在治理三农问题上失灵。从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上看，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主体只有一种，即“个体型交易主体”。不管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个体商贩，从法律上看都是一个个独立的自然人。发生在这些个体型交易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中，大家没有过分悬殊的强势弱势之分。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主体类型变为“团体型交易主体”，主要包括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等法人组织。显然，团体型交易主体无论是在价格的制定，还是交易信息的获得上都比个体型交易主体有着天然的优势。这导致作为单个的个体型交易主体的农民与团体型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时，在利益分配上必然处于天然弱势的地位。此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农民又会遇到一个更为强势的团体型交易主体―跨国公司。在与有着政府背景的跨国公司进行交易时，农民越来越多的遭遇到各国政府的进口农产品反倾销壁垒。显见，在完全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处于弱势的农业与农民必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市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必然存在诸多缺陷。
2.政府在治理三农问题上的失灵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当市场看不见的手出现问题时，我们会求助于用政府之手的调节来弥补市场缺陷。然而，政府是不是总是有效呢？其实，政府之手不仅不能够完全弥补市场缺陷，而且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弊端。首先，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总是人们所期望的纯粹的公务员，他们也受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与社会公众的目标函数往往是偏离的，最终将导致政府的权力过分膨胀，出现各种腐败和权力寻租现象，从而扭曲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现实的表现就是农民的各种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其次，政府并不一定就掌握着比私人部门更广泛、更精确的信息，因此，政府在对三农问题市场信息不充分的弥补上是不可靠的；此外，由于政府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在这种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竞争机制的缺失，使得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解决三农问题。最后，即使政府有志于弥补三农问题上的市场缺陷，但由于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生命实体，其必须经由具体的官员“”政府来进行决策与执行，委托问题在三农政策制定与施行过程中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政府在三农问题的治理上存在的缺陷，也就在所难免了。
3.市场与政府在治理三农问题上的失灵，迫切需要第三部门的出现
政府和市场在三农问题治理上的缺陷，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独立于“第一部门―公权部门即政府”和“第二部门―私人部门即市场”的第三种力量―“第三部门”。所谓第三部门就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各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的集合或总称。这些社会组织是由持相同或相近志向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独立运作且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因其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故是非公（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非私(npo，nonprofitableorganization)的。同时，因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在实际运行中他们通常要从政府获得资金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团体往往都带有某些公共部门的特征。虽然这些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本目的，但他们却是为了提高组织成员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民利而存在的，即它们是为部分社会成员的集体利益服务的。可见，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既具有第一部门的公权特征又具有第二部门的私人属性，是既公既私的。正是第三部门的这种既公既私又非公非私的特点，使得他们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从而在三农治理问题上具有第一、第二部门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从弥补市场在三农治理问题的缺陷上看，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可以使多个单独的个体型交易主体组成一个团体型交易主体，从而增强农民在农业物资、农业机械的采购中的话语权分量，改变农民在农产品的销售上的买方市场状态，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推广，提高农业生产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第三部门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对政府缺陷的弥补上。首先，它能有效地降低政府部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成本。第三部门的出现，可简化农村管理程序，从而能够降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成本。其次，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可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起着沟通政府和农民之间信息的桥梁作用，从而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正确性、可行性，缓和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再次，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可加强我国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第三部门的兴起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农民在事关自身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使得基层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与本地农民大众的目标函数尽可能的一致。最后，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还可部分弥补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上的不足。
二、发展第三部门、治理三农问题的国际借鉴
从国际上的历史经验看，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也曾遇到过三农问题。虽然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各国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制度选择，但是考察西方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机制，我们不难发现，第三部门在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发达国家里，日本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中国最为相似，因此，对我国而言，考察日本三农治理问题中第三部门的作用，具有最切合实际的借鉴意义。二战后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包揽一切的集权式国家。日本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其公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力培育第二部门市场调节机制，同时也积极展开了对第三部门的探索―成立日本农协。此时的日本农协，与私权本位的西方国家相比，更像中国今天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仍然带有明显的准政府痕迹。但是，这毕竟在形式意义上标志着，日本在三农治理问题上已开始进行“引进第三部门机制的尝试”。1970年，《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农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角色转变，逐渐摆脱原来的准政府色彩，向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回归。从理论上说，日本农协实际上是日本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是农村社会的支柱。因此，日本农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是群众团体。从实际效果来看，日本农协在三农问题治理中的确很好地发挥了连接政府和农户的桥梁纽带、购销服务、信用保险服务、技术推广和生产服务、社会服务等职能作用。日本农协的角色定位从准政府机构向非政府机构的演变过程，使得农协在弥补政府和市场三农问题治理的缺陷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有效治理三农问题的现实实践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 农联
当前，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是就“三农”谈“三农”，极少有学者在探析“三农”出路时论及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两个飞跃”的设想。同样，十六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通篇没有“两个飞跃”的字样。由此，可以定论“新农村”绝对“新”不到哪里去，必然会沦为过去所提的“三农”问题的翻版。不过唯一区别在于“三农”侧重指问题，是一个问题性概念，而“新农村”则是个目标性命题。
（一）“三农顽症”告诉我们什么
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上，笔者发现虽然参与解读的学者很多，但都是整齐划一的认识。极少有从“新农村”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中掘出“新意”来。就其原因来说，大概中央对“新农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以往“三农”改革的继续，本无新意，当然，也就嚼不出新味道。倘若真如此，恐怕“十一五”后，当我们在盘点五年来的成果时，“三农”处境不比现在更进一步恶化已是大幸。尽管凭心而论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可能在这五年中就所谓的“新农村”这个“宏伟目标”花了不少心血，但五年后的现实并不会为我们的“劳苦”而有所改善。这样没招“十二五”还得痛定思痛再抛出个“建设社会主义新新农村”的概念来，然后焦头烂额再五年。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呼吁重新审视“三农”的根本矛盾和政策。早在五年前，当在武汉目睹了李昌平声泪俱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万言书”后，曾花了近两个多月时间到四川、湖北、新疆等省实地考察。在考察后，提出了系统的农村改革设想，即“农联”模式化的初步构想，同时预言如果中国的农村不迅速渐趋式向“农联”模式迈进，任何改革措施只会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政府陷入“三农”发展的泥潭只会越来越深。五年过去了，“三农”依旧是焦点，唯一变的是李昌平换成了吴春桃夫妇，而原来的李昌平也过上了甚是体面的生活。李昌平走了，吴春桃夫妇来了又去了，五年后又会是谁呢？“三农”问题为何成了“顽症”？根本原因何在？其实笔者之一在《经济学消息报》（总第672期）中已就此问题作过专题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核心不在农民问题，而在农村问题，也即农村的长远发展问题，而不是我们“年年提、月月提、日日提”的“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本质问题把握上的偏差。如果不针对主要矛盾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解决去改去革，而仅仅“为增加收入而改革”那么再动听的宏伟大计也必然无济于事。
（二）权威专家对“新农村”运动的解读
如今，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契机。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得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农村”。
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怎样才是正解呢？应该说来，最能代表学界、政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权威解读的无疑是林毅夫、张红宇、丁力等学界和政界名流在《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专题中的系列阐释。从文中对嘉宾的介绍可知，林毅夫是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红宇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丁力以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新农村”的解读。应该说来凭资历和阅历这三位对“三农”都是极具话语权的，他们对“新农村”或“三农”的理解无疑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关于“新农村”的形成背景林毅夫教授从“三农”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提出“新农村”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现实要求。张红宇和丁力二位则从农村的发展要求来阐释“新农村”的意义。就如何实现和建设“新农村”，林毅夫认为，“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最持续的就是必须减少农民，将农村里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但笔者认为，减少农民是必然的，而最关键的是如何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是泛化概念下的“农民”。当然这不仅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农村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然。在就如何构建新农村这个问题时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项目的投入，认为这是“把钱用到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因为这样建设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张红宇的认识也如出一辙，认为要启动农村市场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指出提高农民收入的两条道路：“一是农业内部收入，二是非农业收入，要求政策上要多予少取。比如，拓展补贴范围和增加新的补贴等”。丁力认为，新农村下农民要转变为新型农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都得有新的转变。颇有新意的是，丁力指出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农村“就地城市化”。丁力的认识无疑已经接近基于“两个飞跃”设想下新农村的真正内涵。尽管三位“三农”专家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但从总体上看“三位”专家对新农村的把握，更多地仍着眼于现实中“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新农村运动”的认识仍然还停留在“三农”改革的修补之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和重大突破。但却能代表了当前相当多政学界人士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点。由此可见，正如笔者所担心的，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没有着眼于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设想。
（三）“新农村”的意义应该何在
笔者认为：“新农村”必须实施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谓之“新”，应该是对以往“三农”改革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而不是当前“三农”改革的继续。“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一场农村的革命，一场基于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飞跃”设想的革命式改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新农村运动”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切中“三农顽症”的要害。否则，任何意义上的“新农村”都将是以往“三农”提法的继续，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则会沦为“表决心”的漂亮口号，从而失去任何实质性意义。
在改革中，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存在一种心理偏好，即总喜欢将一项政策措施的意义夸大，并将其与历史上某次重大的变革作“战略意义”上的等量齐观。比如，不少学者将“费税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可实际上“费税改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即便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不断地再给农民补助，它的作用也仅仅只能停留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上。要不“费税改革”已经被“深化”了这么多次，“三农”问题却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呢？故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么简单。“三农”的结症在于长期以来“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当前最广大的农村仍然无法摆脱“个体家户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这样的“小生产”是无法应对越来越开放有序的“大市场”的。如果不走真正?“产销一体化”并尽快实现专业化大生产，那么“农户经济”必然会走向没落，“费税改革”是挽救不了“小农经济”的。
如前文分析，当前对“新农村”的解读文献中除了一些套话和官话外，大多没有深入到“新农村”的实质，认识的层次不深。目前看来“新农村”的提出仅仅是基于当前“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再度重视而已。其意义顶多只能同在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后提出“西部大开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深陷发展的泥潭后提出“振兴东北”一样。所以在“三农”问题处境日益恶化后提出“新农村”，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解读中“新农村运动”只能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的宏观战略调整相并列。当然，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解读绝对是不够的。
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真要纳入“三次重大变革”?比较的话，那么土地革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无疑是两次重大变革，第三次重大变革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两次飞跃”所设想的第二次飞跃，即“集体经济”。当然，这里的“集体经济”绝不应该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以前的那个“集体经济”，而是具有现代公司制特征的有广泛农民参与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产销一体化”组织，也就是后文所提出的“农联”。此次十六大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没有提到“两个飞跃”的思想，但仍可视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新农村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话，无疑“十一五”就是“第三次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四）如何将“两个飞跃”的设想融入“新农村运动”
1990年邓小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是其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要解决历史积累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再拘泥目前这种常规办法，小搞小闹，否则是难以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施以大手笔、出手非凡，才能振奋人心，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发展的旧观念，才能尽快改善“三农”形势和城乡关系，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为此探寻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有新的纬度：
第一，把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问题可以通过民工输出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农村问题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没有农业生产力的真正提高一切改革都将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具有规模经济的大生产。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种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均耕地少，没有必要实现农业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大生产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认识只会把农村引向死胡同。
第二，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而不是一味的帮扶。市场原则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权，还农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自己的权利，让农民自主自愿自发走向专业合作组织。要强调合理引导下的农民自治和自由组织，不能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实行生产和销售的联合。再就是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包括市场主体即农民地位身份的平等和产品、服务交换的平等。为此要彻底废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户籍制度，还农民国民待遇，同时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避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实行等价交换。
第三，必须坚持走集体化、公司制的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经济以及有效解决农村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必由之路；而公司制的组织方式是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管理的保证也是建立现代化农村的必然要求。让农民自主自愿组织成立农村联合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农联”）使之成为在性质和职能上区别于当前乡镇企业、中介组织、农业协会以及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资产、技术、资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等入股“农联”，成为“农联”股东或固定员工并享受获利分红的权利。需要强调一点：“农联”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的生产型经济实体，是联系分散农户、逐步实现土地集中、生产环节的统一生产经营以及流通环节的一体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的集体组织。
第四，必须以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政策制度创新为依托。这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着。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就不会有农业产业化，更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而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关键在于土地流转的真正实现。为此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在保证农户原始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方式。让农户拥有完全的租赁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使土地不仅仅成为“温饱”的保障，更要成为农民长期收益的保障。由于我国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要强调确保土地给农民带来长期收益权，要积极探索实践用土地买社会保险，以土地作资产入股分红、拿土地使用权换工作岗位等方式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避免简单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第五，充分发挥外部力量的引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农村要城市化、农民要变为市民、小生产要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当前必须要强调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型模式的必然要求。鉴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教训新型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也即“农联”模式）下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要淡化，或考虑取消部分地方乡政府的行政设置，只设立区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乡的驻点或办事处，并且要突出强调其科技服务和经济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规范市场、维护农民权益的作用。另外要多途径、多渠道地实现农联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合作，共同融入乡村城市化建设，实现各经济实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彼此服务，从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达到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和目的。
实现“两个飞跃”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坚持走“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无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农村的理论探索。它的目的在于长远着手通过解决农村中“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此，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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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新华等·城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初探—以佛山市为例[j]·南方农村，2004，（3）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9
1三农问题概述
三农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其基本问题已经由来已久，针对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说，三农问题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越发严重。虽然无论是政府还是相关的学术者都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方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解决方法大多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使得三农问题从根本之上得以解决。而由此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困境，也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协调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着鲜明的阻碍作用[1]。
1.1三农内容
所谓的三农问题主要包含了关于农业的3个方面内容。即经常所提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而这3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不能做到协调发展，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会变成变成一个幻想[2]。
1.2三农问题的基本表现
粮食一直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保证，也是我国农业事业的中心任务。继20世纪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的粮食存量就在不断增长。很多人认为，粮食问题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在2014年，粮食价格的飞速爆长，使得物价进一步增长。而粮食不足的问题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眼中。就农业增长问题来说，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增长缓慢与增长结构不合理。所谓的农业问题其实也就是粮食安全问题与农业增长问题。农村问题则是经济问题与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就是收入问题[3]，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2个方面：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统计结果显示，2013—2015年3a间，农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由原本的70%下降到了67%，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4]。
2四川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
2.1典型性
四川是1个人口大省，省内人口近几年一直停留于全国前3位。而其中的农业人口更是占据了70%以上。但其省内的可用耕地却十分少，加之四川的农民经济水平普遍偏低，很多的本地人口都选择出门务工来增加收入。由此不难发现，四川地区的三农问题十分典型，可以说是我国三农整体问题的一个缩影。
2.2区域性
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之当地人民勤劳朴实的性格，使得四川成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无论是农作物的产量还是其它粮食的产量上，一直居于我国前列，经济总量也是西部地区的第1名[5]。
2.3不平衡性
四川是一个多地貌大省，省内的农业产区包含了平原、丘陵、盆地、高原、攀西山5个地方，而这也导致了四川省的各类经济发展不均衡。并且四川省内的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异也较大。成都的居民收入往往高于其它地区。
3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笔者看来，四川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基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三农问题之内，更在于三农问题之外，不仅仅在区域之间，更在于区域之外。
3.1以工业促进农业
3.1.1从小农经济到市场化经济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宝贵意见。在任何国家的工业发展初期阶段，都需要农业的支持，这是一个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应该明确的是，其经济主体仍然应该是农业。工业的迅速发展并不一定就会对农业的发展进行补偿。实际上，就四川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说，其所具有的小农经济市场，在现阶段工业化的市场当中都是十分吃亏的。所以只有实现了农业体制市场化，才可能按照市场的基本方式，促进生产效益向农村进行流动。这才是从制度之上实现“以工业促进农业”。
3.1.2农工商协调发展
从传统的发展角度来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一传统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说明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并存性。而只有做到农工商协调发展，才可以真正地发挥他们之间的优势。就四川本土而言，其发展过程当中更加的重视工业，虽然并不能说其不重视农业，但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十分的有限。而四川发展最为明显的1个问题就是忽视商业发展。并且四川内部也缺少工农协调的服务业发展。例如城乡的金融投资渠道与服务，城乡的土地公开市场等。而这些都是农业市场化所必需的内容，也只有商业活了，农工之间的渠道才会更加的通畅。
3.2以城市带动乡村与城乡一体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数量要比城市人口的数量大得多，想要在短时间内对农村实现万象更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相应的手段实现农村发展的快速进步并不是天方夜谭。因此可以采用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策略，改变农村的发展现状。但也不能将这种方式的发展流于形式，“见物不见人”。而是应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农民的根本意义上考虑问题。
经济的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所以农村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的社会制度。要想改变农村发展的基本现状，就要立足于农村问题，改变农村的经济制度。而农村的经济制度说道底就是土地制度。国家根据现阶段的农业情况，已经提出了新策略，所以要在新制度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建设新型的农村社会。
4结束语
三農问题关系着我国的未来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三农问题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在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之上，其实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理论，规划者所要具有的就是站在一个客观角度对现有问题进行解决，而不是站在原有立场之上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并且还要有对于矛盾冲突的必要洞察力。虽然我国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坚实地走好每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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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世勇.川渝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与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2013.
[5]崔欣.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三农问题的体现篇10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