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1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祛魅，开辟人类解放的路径以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祛魅。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形而上学的结盟，作为现实生活的最高准则，从而实现“抽象”对人的统治，使人被剥削和奴役以及“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其实质是形而上学的资本化以及资本的形而上学化。对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度解剖，揭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资本本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旨在对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清算，以及对资本拜物教的幻象进行无情的揭露，进而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展开解剖，揭开资本主义神秘的面纱，即澄清它的前提，划定它的界限，为现实生活世界祛魅。
开辟人类解放的路径。循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发展理路，我们不难发现，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事实”的动因和目的所在。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本质，进而对人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追问，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真实存在。他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开展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促使人类社会形态由物的依赖性社会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过渡，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理念和现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决定着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暂时性”，离不开资本自身的“双重性”，即积极的“文明性”和消极的“破坏性”。正因为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促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结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马克思借助于“批判”来体现其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精神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如对劳动异化、贫富差距拉大、货币化生活、社会消费等现实问题的理解。
其一，关于异化问题的理解。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完善与发展中，资本存在有其必要性与合法性。资本雇佣劳动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资本与劳动对立、贫富差距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领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设计好资本与劳动的平衡机制，才能有效地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与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到人是现实生活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资本是现实生活的客体，是人的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一认识也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所在。
其二，对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理解。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壮大，一方面，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导致了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仅仅从市场经济本身寻求答案。这就要求我们要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了公平效率的原则。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要求。
其三，关于货币化生活问题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人现实生活的价值尺度，一种新的货币价值观念正在形成，进而导致人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因此，我们要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精神转化为实践的需要，剖析资本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与影响，要在市场经济中设定“资本”与“人本”的制度坐标，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救赎。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机制。如何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创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首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认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一科学的论断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如商品二因素、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等，阐明了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获取利润，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马克思这一科学的分析方法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必须坚持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的目的。这样才能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劳动价值、资本、劳动剩余等概念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说，“計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能改变或决定社会性质，社会性质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指导。
其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要从本原处对现实生活中“经济事实”进行还原。对此，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明确指出，我是在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对“经济事实”进行分析从而把握其实质。这为我们把握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方法。如：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分析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者的结合形式下，分析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分析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等。因此，我们只有本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分析方法，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以“现实的人”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实践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人的发展程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以人的自由全面为价值旨归，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物轻人”的价值取向依然存在，人本精神仍然相对缺失。因此，我们应当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倡导“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16JDSZKo3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责编/王坤娜美编/杨玲玲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潘石：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化”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2（87）.
[2]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3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而出现并演进的。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处于经验传授和个别人的领悟为主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学说正是其体现。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必须要以经济学说的研究作为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制约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体性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当我们研究方法时，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再从主体性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总结与归纳。历史出现的经济学说，派别与种类繁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可能脱离开其中的派别，对所有的学说一视同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劳动者，所要研究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才能应用于我国经济中产生的具体的矛盾。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意义
首先，研究的意义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经济中，很多经济矛盾不断涌现，这些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从新经济体制的确立到改革到经营管理层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如今，我们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概括出其一般的规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说提供启发与借鉴，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明确我国现今最主要的经济矛盾，从而随之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分析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演变
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着许多方法上的争论，二争论的问题虽然简单幼稚，却是系统抽象方法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这个时期最早争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为:生硬的印证和转述一些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粗浅的叙述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二，苏联的40年代，前期是以抗击德国法西斯为主，后期主要回复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创伤，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第三，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教科书的原则意见。他们主要着眼点，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经济矛盾，而是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如何将散见于各种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断整理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而演绎现实经济工作应该如何，是这部教科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第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在方法上，对50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虽然那种从经典著作出发的演绎依然存在，但从实际经济现象开始的归纳逐步加强。第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开始把改革经济体制作为研究的重点。由于改革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中的短期行为也泛滥起来，坚持传统的经济学学家似乎不能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新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学说靠拢，这本质上是在回避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化到90年代，私有化被明确提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停止。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的走向解体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处于指导地位，所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也要为苏联的解体担负起责任。由于苏联初期起就只注重从上往下的演绎的方法，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绝对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长时间失调，同时背离自愿原则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苏联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政治上体现为政党行政化。苏联夺取政权后，行政集权体制成为党组织的形势，并直接由党行使国家权力或由党领导行政、军队、警察、检查、司法等全部社会管理，党组织按行政级别划分、统属，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的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日趋严重。政集权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为统制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而且以行政的办法指挥和管理经济。在经济体制中不能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不仅行使占有权和管理权，而且已占有权取代所有权，并由国家以行政方式行使经营权，以管理权决定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不受所有权主体的监督。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缺陷
(一)归纳与演绎角度
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演绎一直远远大于归纳的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部分是转述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不对已发生的经济矛盾进行归纳。在把这种演绎的方法运用到苏联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端。首先，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在苏联真实发生的经济矛盾，但是他们只是将之视作已经由先人规定了的经济规律的论据，而不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矛盾。
(二)特殊与一般角度的批判
在《苏联教科书中》，编写者就将苏联一国的经验直接说成世界一般性的。由于苏联人自以为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观念，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治经济学家混淆了特殊与一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殊，他们却以偏概全认为听他们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对特殊和一般的混淆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自然地把它当做蓝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目标模式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四、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启示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4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它在实证的历史思维中逻辑地再现历史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采用逻辑方法，而且采用实证方法，从揭示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大量实证性的世界经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不同阶段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不同的。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推翻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建设新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专门著作，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涉及大量生产关系调整的问题，包括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分配关系的变革。对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既包含着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提质升级，更包含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扩大内需、实现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都必须涉及生产关系问题。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经济运行，离开了特定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是不存在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紧迫。
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经济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的性质。如果抽取资本主义的制度成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关于资本及其运行的规律，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凸显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如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的经济规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资本循环周转的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规律;商品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运动规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等等。这些理论与范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而当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怎样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现成的理论。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必须把思想认识从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上述两层含义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以此来指导新形势下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国情、经济水平和经济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的体系化、理论化的经济知识。简单地运用别国的经济理论来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突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学习和研究。因此，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转变。要适应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和经济背景的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范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发现系统的增进国民财富的理论。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阐明社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体现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特定的对象、方法的经济学，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争鸣中持续发展着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以开放姿态注重吸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多学科领域的创新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努力澄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种种曲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努力形成反映时展、社会进步和中国特色的一些新认识、新结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升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解决的这一时代课题，历史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就在于对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科学的回答。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5
【关键词】：政治学说理论变革发展机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
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转贴于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正文】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参考文献】
[1]杨枫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C]．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王振中．关于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9,(3):26-27.
谷书堂．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9,(3):30-31.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26-06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在1859年发表的《（第1分册）》一书，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从1843年直至1858年的经济学研究，“是我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一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马克思为什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他一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两本书的标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因此只有联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又完全是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的，才能够理解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是本文的任务便是透过《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来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和出场路径，从而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做出深入解读。
一、实证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就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来看，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产阶级还是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正在与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时代，因此它必然要在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范围内做出理论阐释。一方面，古典经济学肯定了劳动作为主体活动的创造能力，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身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对立状况，揭示出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只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就总是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以之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上述两方面体现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便是以经验性、直观性、描述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通过感官接受和经验直观来确定研究对象，认为事物的现象是怎样的，事物的规律就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样，当古典经济学带着实证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当时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时，就一定是诚实的。它看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对立，看到了商品形式向社会生活的渗透，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但同时，它还把看到的东西当作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不加批判地接受人们所观察到的直接事实，而不问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它必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古已有之、一成不变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阐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我们接下来以阿尔都塞的理论工作作为参照，因为正是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深刻批判，而这些批判正是对准其实证主义基础的。阿尔都塞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包含着一定领域内的‘经济的’事实和现象，这一领域具有同质领域的属性。领域以及充满这一领域从而构成这一领域的现象，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因此，要理解它们并不取决于先于它们的概念的理论构成。”古典经济学用实证主义的眼睛去观察对象，会高度重视事物的现象和事实，但是问题在于，实证主义的眼睛总是停留于日常事实中，对于现象和事实的解释总是从现象到现象、从事实到事实，而不是去探究现象的历史来历和事实的内在根据，这样，古典经济学必然把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看成同质的、既定的东西，而同质既定的东西的突出特征便是可以在数量的规定性上获得理解。“由于它们的存在领域的同质性，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很精确地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因此，一切经济事实就本质来说是可以计量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的原则。”我们发现，滥觞于古典经济学的可计量性原则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可计量性原则是从量的唯一的视角去理解所有对象，它本能地排斥对事物的质的思考方式，把所有不能量化的事物当作不真实、不科学的东西而打发掉，这恐怕是今天的经济学偏爱于数学工具的原因。也是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不把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劳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当作科学概念的原因。
阿尔都塞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同质既定的东西之后，又继续深挖这一规定的前提。“古典经济学只能在‘天真的’人本学的条件下认为经济事实属于同质空间，即这些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空间，因为这种人本学把经济主体和他们的需要当作经济客体被生产、分配、获取并消费的一切行为的基础。”这就是说，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同质既定的空间，源出于它对于人作为需要主体的界定，即它把人的需要当作人的唯一的规定性，人有了需要，当然就要求需要的满足，由此也就产生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商品的交换、商品的消费等活动。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满足需要的活动，即在需要的平台上，人的一切活动是同质的、可量化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隐蔽的人本学前提。“因此，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理论结构就把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的空间的各种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表面看来，阿尔都塞对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分析存在着冲突。按照他的意见，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反对任何对研究对象的抽象设定，只重视经验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即事实和现象，这是它的实证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又在实证主义背后设定了抽象的需要主体，正是建立在抽象的需要基础上，同质既定才成为可能，这是它的抽象哲学基础。那么，阿尔都塞所揭示的这两方面不正是自相冲突吗？其实，这两方面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它们恰恰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正是因为实证主义过于相信经验和直观，古典经济学才会本能地趋向于抽象；也正是因为抽象哲学是脱离了经验和直观的设定，古典经济学才会天然地倾向于事实和现象，排斥任何与事实、现象无关的形上思辨。只不过在古典经济学当中，经验性的实证主义是明显的，而人本学的抽象是隐蔽的，一显一隐恰好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的哲学基础，共同捍卫着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为了进一步显示出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实证性质，我们选择“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加以说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石，尽管现代经济学对这个假设进行了诸多完善和限定，然而认为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这一核心观点并没有改变。“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由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斯密用这一假设是想说明理性自私是人的本性，因而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这样“理性经济人”假设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斯密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就是斯密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经典表述。请注意，斯密是把经济活动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和现象，即表面利他、实质利己的自利行为当作经济活动的动因，正因为采取了利他的表面形式，所以利己的内在目的才能实现；也正因为利他的表面形式，利己行为体现出理性、非朴素的品质。因此，理性、经济人（即自利人）便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从现象上来看，人们对商品经济的直白感受就是人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自于对经济事实的概括，这是它的实证性质的体现。同时，“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默认了一个前提：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不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人，即抽象人格。正是建立在抽象人格规定的基础上，“理性经济人”假设才将理性和自利表达为人的本性，这又体现出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品质。从研究方法来看，“理性经济人”假设采取了这样的步骤：先是把社会还原为个人，再把个人还原为某些不变的心理特征，如理性、自利等，然后再从这些心理特征出发，构建出种种关于经济行为的解释。把社会还原为个人，是实证主义视野中人的形象；再把个人还原为不变的心理特征，正是抽象思维做出的事情。最终，借助于实证主义基础及其背后的抽象哲学，古典经济学完成了对人的假定，由此出发才展开经济学的一系列工作。
二、马克思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标识出来，是为了凸显下述一点：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停留于事实和现象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的语境和路径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走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与他对黑格尔式思维方式的抛弃和批判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虽然开辟了一条走向现实事物的道路，但终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体系越是完善，它对事物的歪曲就越是严重，因为体系的完善只是来自于逻辑的考虑，而非对现实事物考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因此，当马克思经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和疑问之后，开始抛弃那种让现实适应思辨、让事物适应观念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把握，马克思开始走一条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从观念和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这条道路便是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不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因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并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但最后却得出了与它截然相反的结论。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经济事实，像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此被古典经济学当作理论前提，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囿于经济事实的范围来说明经济规律，并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不可触犯的最高原则，从来不曾说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是如何产生的，由此也就导致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更为真实的经济事实的掩盖。试举一例，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主体理应享受产品，然而同样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因此就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符合事实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实的，但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古典经济学居然对如此明显的冲突毫无关注，除了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立场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局限于事实范围的实证主义眼光造成的谬误。
令人费解的是，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之后，紧接着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下了一段似乎是赞成实证主义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段话因为出现了“实证科学”的字眼而引起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争论，而在笔者看来，单从概念的角度无法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理解，而应该从理论研究的实际表现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使用“实证科学”、“现实生活面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明显具有实证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相区别。既然黑格尔哲学是以抽象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现实生活，那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拨，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即以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概念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式哲学话语中往往带有实证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马克思赞同实证主义的理由，因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当马克思论及黑格尔式哲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还没有合适的语境来阐发对于实证主义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适的语境，他对实证主义的同样批判的态度也就明显起来。
具体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个是观点层面的批评性阐述。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单纯依靠想象来研究历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者单纯依靠事实来研究历史的实证方式。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根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把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称作“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那种从事实出发再到事实的实证主义方式是持批评态度的。
另一个是方法层面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深知，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抛弃并不能克服实证主义，更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事实范围而无法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本质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也才能超越实证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从经验事实出发，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经济学始终对经验事实进行直观描述和实证考察，它们所找到的经济规律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这样，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一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超历史化的时候，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暂时性的、充满自否定精神的历史性事物。可见，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
三、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批判”是《资本论》一书的重要关键词，如何理解这里的“批判”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字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将批判矛头对准古典经济学，即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种理解还只是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解，即把批判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这意味着批判被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处于一种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换言之，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脱离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仍然成其为政治经济学。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阐述就表达了从理论本质意义来理解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从本质而非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批判，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才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批判为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的关键之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可以说，《资本论》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都需要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展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首先，《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价值立场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看起来像是以客观化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但是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必然会引申出价值问题。马克思深知，用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不能是抽象的价值诉求，而应当是经济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只有在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价值目标的提出才是有意义、可行的。马克思提醒读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将价值诉求奠基于客观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价值立场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同时，经由《资本论》的研究，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产物，这样马克思必然采取与古典经济学家们辩护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批判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总会反思危机之前所施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良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辩证法理解水平，而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彻底地从“不断的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命运，由此体现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其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法，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些还是形式化的说明，问题仍然有待展开，我们就以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抽象”为例来说明。由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为同一个抽象。实际上，这种理解抹杀了抽象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开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关系当然是现实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停留于这些“抽象”关系中，把“抽象”关系当成是事物现实的、完整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对现实事物的抽象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从实证主义走向抽象哲学的错误路线。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事物的抽象规定再现出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正确方法的开始环节：“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错误路线的结果，即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确不能以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样，这就提示我们：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呢？而且，这种抽象与批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质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关于经济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马克思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排列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还根本谈不上对各种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把握。科学的方法是按照各种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按照它们内在的逻辑关联排列，从而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科学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价值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视商品的抽象一面，即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代表着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表现为自我分裂、自我解决、自我同一的东西，由此可以发展出资本运动的整个序列，即《资本论》三卷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见，商品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规定，然而却是包含着整个复杂经济运动的简单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只能依靠冷静的“抽象力”。就第二个问题，《资本论》的抽象是科学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给《资本论》规定的理论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这就只能诉诸抽象方法，而非实证方法。仍然以商品问题为例，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发财致富意义上的商品，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成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为使用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就始终处于矛盾关系中，这个矛盾以萌芽的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价值的抽象特征，就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8
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学科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更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讲：“经济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是在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时需要具有的独特视角和立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优势不能仅仅在狭义的经济领域去寻找，而应到广义的政治领域中去寻找。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哪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这在具有竞争性政党体制和权力分立的国家制度框架内，是不可想象的。又有哪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在以选举作为民主真谛的国家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获取选票是真，代表某个阶级和集团利益也是真，但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就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能一心一意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
当然，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问题来看待，这在许多西方人那里就很难理解。在他们看来，经济和市场行为应该是纯粹的公民社会的私事，即使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也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的，还要避免“政府失灵”的问题，怎么能成为执政党和政府殚精竭虑必须做好的头等大事呢？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使政策更加代表民意，使公民的授权行为更集中和符合法制；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消极或积极行为使人权得到法制和行政保障。即使是公共事务，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也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资源，以管得少和管得好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一句话，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两个领域的事务不能混淆。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根本认识误区。
进一步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除了中国政治因素之外，还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联系。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特优势，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发展潜能和长久不衰的动力。总有一些人，不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解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改革开放，而宁愿把它理解为单纯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而事实上，这种理解的偏差不仅会直接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会对正确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产生巨大的阻碍。人类近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创造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的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民众对发展经济的渴望、和平交往的周边环境等。这些因素无一不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发展
有些人单纯从狭义的政治观出发，甚至从某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出发，依此认为中国的政治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建设值得大大肯定，中国的政治建设却应受到大大的批评。这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学科立场也是无法搞懂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政治任务，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最大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上搞得很好，在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打了一场漂亮的持久战。
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自身的逻辑。其中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改革和变化满足这些要求，而不是脱离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另搞一套。
二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作为第一目标。
三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中，把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过程。
中国政治的发展有自己内在的逻辑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治价值嬗变图景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政治价值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准则的高度凝炼，集中体现着政治生活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嬗变首先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归根结底是一场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渐进性政治现代化运动，即“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中国政治转型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表现。实质上，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活秩序和逻辑变化的一种应然反应。
政治价值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且共同并存
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果说前者主要是从“过去时”的维度对人类政治社会进行考察，那么后者则更侧重于将人类政治社会置于“将来时”的维度进行分析。传统为现代提供赖以生成的土壤，现代需要在传统中孕育。人类政治社会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的博弈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断更新着。按照郑杭生的说法，这可以称之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②
传统政治价值的嬗变，以现代政治价值为基本旨趣。在一定程度上，后者对前者具有方向性规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价值嬗变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这一时空背景下，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化；就是要赋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政治价值，以及赋予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以新的时代内涵、精神和气息。
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时代更新，既不是对传统政治价值本身的排斥，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将其抛弃。实际上，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由传统政治价值和现代政治价值所交织的动态画面。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共生性。历史上，我们对此有过错误的认识，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不具有现代性，无法适应“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③的现代社会，必须予以抛弃。再例如，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儒家传统政治价值更是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被全盘否定。事实证明，儒家传统政治价值并不都是糟粕，一些内容仍具有时代意义，值得继承发扬。同时，也为现代政治价值提供了基本的生长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地改变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成了中国人实现从传统的计划意识向现代的市场意识的根本转向，直接把市场意识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前台。”④以往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集中体现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人民民主、集体主义等开始褪掉“左”的色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要求为逻辑起点，逐渐走上了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丰富的建构之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塑造力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发挥，源源不断地将内在的规则、机制和精神强制性地注入到传统政治价值日益干涸的躯体，赋予其新的灵魂，激发其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现代政治价值彰显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的印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化就会达到什么程度。因此，传统政治价值向现代政治价值嬗变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诸如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和谐、治理等政治价值，都曾经被误解过，甚至饱受争议，被弃置不用。但是，在社会主义视域下，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被扬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形态的转换，理论的创新，被赋予了现代性，才最终正式进入官方主流话语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从感性向理性转变，且相互交织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人们对它的理解，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受到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又为一定的认识水平所制约，并掺杂一定的个人情绪、感情和偏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更多地集中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一方面，从本本出发，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一些经典语句视为至理名言，作为评判标准，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平均主义、高度集权等，进而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以苏为鉴，接受和承袭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将“历史唯物论简单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单化地等同于‘阶级关系的总和’，并使之教条化”。⑤
这一传统思想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缺乏科学性，以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头脑禁锢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理解的碎片化、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底线就会被突破，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就会急转直下，最终“阶级与非阶级的、敌对与非敌对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纠缠在一起，一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紧张无序，宪法及其法律体系遭到破坏，使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了绝境。”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解放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破除一些旧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政治价值的同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以“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⑦为时代诉求，重塑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判断标准，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在摒弃传统的以“政治”为本位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进行重新建构，实现了认识的新飞跃。相比较而言，新的认识更加突出以“经济”为本位，强调人的理性化，以及在理性思维指导下进行政治生活。这就为现代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现代政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⑧
现代政治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理性化趋向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感性政治价值及其残余形态将不断走向势弱，由认同走向认异。而理性政治价值将会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妥协、宽容、对话的政治理念和规则将日益深入人心，一个从发展、民主、权利、法治等方面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定义的理性时代会真正地到来。
政治价值从理想向世俗转变，且有机融合
政治价值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政治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可以说，没有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就没有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理想政治价值，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旨趣。
历史上，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除了进行革命，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革命理想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我们仍然固守僵化的革命思维，以革命理想主义者自居，过分夸大革命理想的作用，将其绝对化、扭曲化，甚至空洞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本应适时退出历史的舞台，让位于经济建设。然而，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不断革命的思想反而被逐渐强化，尤其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对阶级斗争做出了新的判断，革命意识伴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迅速蔓延。这一时期，作为唯一合法的理想，革命是崇高的代名词，体现着时代精神，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高居于个人理想之上，并规定和制约着个人理想。实质上，革命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试图以革命取代建设、以精神取代物质、以群众运动取代民主法制，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曲解。对实现同质化社会的诉求和实践，无法弥合国家、集体和个人理想的差异，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针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逐步打破思想禁锢，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从发展生产力的层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重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开始了对理想政治价值的重构。“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⑨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和物质利益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以往片面强调理想、精神、奉献的政治价值失去了昔日的权威，逐渐“接地气”，走向世俗，注重物质、利益和索取的政治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
世俗政治价值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势必对空洞化的理想政治价值造成挤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想政治价值将彻底走向没落，被世俗政治价值所淘汰。实际上，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能够实现有机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用经济思维解决政治问题，进而推动着理想向世俗的转变和回归，逐渐实现了国家理想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理想与个人幸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个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统一。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世俗政治价值对物质利益的强调，必然激发人们潜在的物质占有欲望，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他的命运便是冒险，便是获利。……金钱成了人最大的等价物，比出身门第更有力量。”⑩人将在自我物质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不断被物所异化，个人利益至上，金钱万能论，有用即真理将大行其道，“真实自我”将逐渐吞噬和背离“理想自我”，进而使庸俗政治价值肆意泛滥，腐蚀和毒化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且彼此互动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并存的社会，其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导政治价值，居于优势地位。在价值张力的作用下，主导和非主导政治价值始终处于互动过程中，两者的博弈和较量实质性地推动着政治价值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前，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着力构建起了与之相适应的一元政治价值。这里，一元政治价值不仅表明数量上的多寡，而且表明地位上的至上，一元独大。前者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是唯一的政治价值，其他政治价值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后者旨在强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绝对地规定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元政治价值就是主导政治价值，两者是同义的。
在一元同质化的社会里，国家和集体具有强大的个人管控能力，单一化、平均化的利益获取机制，最大限度地阻碍着人们对非主导政治价值的选择。这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扼杀了其他政治价值生存的空间，将其边缘化。个人对自我生存利益的担忧和保护，使其无力和无意承担认同非主导政治价值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鼓噪下，人们偏执于“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大搞政治运动，虚妄地将一部分人民群众定义为“阶级敌人”，进而不断强化着扭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引领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经济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关系逐渐被打破，原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维单向关系被多维双向关系所取代。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和精神，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尊重个人利益，呼唤人格独立，促进个人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内蕴精神。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必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由选择一定的经济生活的权利。因此，市场经济生活越多元，政治价值的分化就越剧烈，多元政治价值的现实性也就越突出。
虽然政治价值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多元政治价值的并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仍然是我国的主导政治价值，继续规范和引导着多元政治价值。一元与多元政治价值之间已经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肯定与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主导与取向、并存与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一元政治价值通过吸收多元政治价值的合理成分，进一步丰富着自己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多元政治价值则通过自我革新，适应一元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当前，在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的情况下，政治价值多元化的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势必挑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弱化其规范力和引导力。对此，我们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建构，进一步增强一元政治价值的统摄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城建大学社会科学部；本文系天津市教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SZK04）
【注释】
①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
②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④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⑤⑥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第84页。
⑦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第146页。
⑧潘维，廉思：《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⑩[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44页。
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篇10
目前学术界关于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的探讨还不是很深入，且没有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全面系统的把握，而只是将其视作列宁政治胸怀和政治品格的一个特定方面；也没有将之归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范畴，而只是把它看成是列宁分析问题的文化视角、历史视角或者哲学视角；更缺乏对这一政治视角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历史性的拷问，而只是将之认定为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的一种偶然性运用。例如，韦定广[1]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看作是一种政治文化观，认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行为会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认识形成一种行政制约，从而妨碍对经济文化问题的妥善解决；李振成[2]从历史视野出发，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视作一种历史性的“深邃眼光”，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去分析列宁“深邃眼光”的历史厚重性，而恰恰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政治意蕴；魏福明等[3]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分析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认为列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政治素养，在以之去反映时代特质和把握政治需要时，其分析和处理政治问题（诸如执政党建设、法制建设、党政关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的方式就显现为一种政治文明和政治眼光；苏玲[4]将这一政治视角误解为一种“政治教育观”“政治伦理观”“国际政治观”“政治哲学观”或“社会政治观”；俞良早[5]虽然看到了列宁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但似乎又将之引向了更加偏狭的区域，不能揭示出列宁那种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气概与政治情怀，无从彰显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品格与领袖风采。
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实践家，结合自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和领导俄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善于从政治高度总结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政治策略，把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引向胜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博大精深，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有很精彩的表述。本文拟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手，从初步产生、广泛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对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进行历史性梳理，旨在全面彰显列宁独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的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以澄清目前学界的种种误解。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初步产生
近代俄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小农国家，在这样的国度中能否建立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一直是困扰俄国思想界的重大理论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初步产生了从政治高度考察经济问题的想法，在其批判自由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初步表征和阐释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其一，在列宁看来，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宣扬“主观社会学”而反对唯物史观，之所以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及规律性，其政治目的就在于否认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进而否定无产阶级能够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其主张英雄史观而蔑视群众史观的根本用意，在于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针对民粹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6]（p5）的抽象人性论观点，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之所以会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犯政治错误，其关键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只就经济问题论经济，只就社会问题论社会，不善于从政治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6]（p8）。的确，表面上看，全部历史是由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但事实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少数的个人，历史不是个人活动的机械总和，个人的活动要受到人民群众活动规律的支配，个人的活动只有与历史规律相一致、与人民群众的活动相一致，才能发生作用。因而，俄国革命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革命，而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6]（p27）。这样，列宁就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高度，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不懂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分析问题，特别是不善于从政治视角考察经济问题，而只就经济分析经济，把经济只看作经济，而没有把经济同时看作是政治。例如，他们习惯于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或者社会经济形态，没有看到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上层建筑因素，没有看到经济与政治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在列宁看来，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包括上层建筑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形态。他说，“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6]（p9）。这样列宁就从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上，特别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了民粹主义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列宁在这种批判性分析中，强调了从政治角度考察并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
其二，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倡导唯客观主义的错误，列宁认为他们错误的根源依然在于缺乏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从政治角度分析并处理经济问题。列宁认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强调要重视俄国现存的经济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认为俄国存在一种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并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断章取义地认为，既然马克思就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高度赞扬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贡献，因而在当时的俄国进行革命，其前途只能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无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冲突，企图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向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样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列宁把这种强调客观必然性而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用经济事实抹杀政治立场的思想倾向称作“客观主义”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并从政治角度分析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7]（p363）。列宁明确指认这些经济事实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事实，将经济事实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活动，而正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还认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7]（p363）。这里所说的“党性”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其实也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阶级意识；这里所说的“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在列宁看来，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对社会事件作出一定的判断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纯粹客观的，而总是会从自己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合法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遮羞布。马克思主义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种阶级性的政治立场与客观性的经济事实不仅是不冲突的，而且正是它的客观性趋势的政治保证与合法基础。马克思主义就是集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于一身的思想体系，它的政治立场（阶级性）与科学真理（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而非相互疏离的，不能从二者高度统一的政治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趋势，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失去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三，针对当时俄国经济主义者（又称“经济派”）对经济斗争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列宁也从政治高度对之进行了深刻批判。列宁指出，经济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将之等同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忽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盲目崇拜经济斗争，认为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根本政治任务，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政治意义。列宁认为，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斗争这一图谋，其实是背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罪恶行径。这种撇开政治而仅就经济看问题的观点，对于领导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大的阻力，必须从政治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列宁从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上，明确指出这种割裂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关系的观点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错误思想：“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7]（p161）。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忽视对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背叛。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无产阶级一切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和结果，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忽视无产阶级政党所开展的经济斗争中的政治内容，而跟着自发性的工人运动跑，企图通过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来解决经济利益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这只能走向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而不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只能由集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而不能由只是号称经济利益大于一切的工联主义者来领导，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眼光。人民群众也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也缺乏必要的政治觉悟，因此列宁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向工人群众进行“灌输”，当然这种灌输要讲求艺术而非强加，要结合经济利益斗争的实际来运用和发挥，使广大工人群众自觉接受和运用，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机统一起来。总之，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始终强调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必须结合成为统一的阶级斗争，而且在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认为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同时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因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根据具体的政治需要和条件将之很好地结合起来，因势利导地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6]（p322），岂能以纯粹的经济斗争替代之？
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广泛运用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曾得到广泛运用，全方位地显现了列宁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可贵的政治品质。
其一，列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理论论争，认为理论问题大多都是政治问题。列宁在批判党内“左”右倾错误时，坚持运用政治眼光来看待理论分歧。当革命失败后，党面对如何正确而积极的退却、保存并积聚实力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问题时，列宁主张党组织应转入地下，利用合法方式（如参加国会等）进行合法工作以积聚并扩大力量，即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要密切配合。对此党内曾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召回派”持“左”的意见，认为应该放弃一切合法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机会，抵抗国会的召开，主张召回党团员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取消派”则持右的意见，认为应该取消地下工作，使党的工作完全合法化，放弃武装起义，主张政治斗争高于一切，其实质是在反动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要求取消党的组织。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都出了问题。列宁认为，将党内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分歧，与哲学上辩证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的理论分歧区别开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上的斗争与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没有丝毫联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列宁看来，“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7]（p129）。“召回派”和“取消派”之所以会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原因在于其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行动的。列宁指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7]（p129）。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同俄国革命历史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但在任何时候，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都应该被提到首位，并依据具体斗争需要而统摄其他一切工作。如果不从政治上看待理论上、路线上的分歧，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其二，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运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再次彰显了其考察经济问题之政治眼光的敏锐性。面对世界大战爆发而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包括考茨基在内的许多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对外政策，否认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一种策略而已，而且认为，“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7]（p429）。这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察帝国主义的做法，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极其凶险的政治野心，没有揭示帝国主义对世界上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与之相反，列宁从无产阶级政治高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背景及其图谋，认为所谓国际金融的跨国联盟能够实现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出现，其实是痴人说梦，并从国际政治与国际金融的内在关系角度阐明了“超帝国主义阶段论”企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进而确认并证明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7]（p323）。他分析说，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特征，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仅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国家政权，在政治上加强对上层建筑的操控，利用政治权利来加强其统治地位，对政府的重大政治活动施加影响并左右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若不从政治角度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际力量及其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操控作用，那对它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的估计“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7]（p345）。可见，“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7]（p401）。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将变成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全面发动。“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7]（p435）。从其历史发展趋向上看，帝国主义将是一种过渡的资本主义，它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将各种矛盾引向激化并引发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提供各种经济政治条件，因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7]（p330）。
其三，列宁在其“一国胜利学说”中，站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高度，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气概和政治胆略，突破了当年马恩“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而至少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同时发生”的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不能仅从工业发展的规模、社会财富量的累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等经济因素上来判断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而要从政治高度上去判断。列宁根据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种绝对规律，认为国际垄断不仅没有消除不平衡反而使之加剧了。比较落后的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在国家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其经济政治力量以超高的速度发展，较快地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实力都有极大增强。但是此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通过新的政治出口得到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进而获得更多领地，这种新的不平衡势必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会削弱交战国的实力，加剧人民的苦难并激起人民的反抗，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就会出现最薄弱的一环，这就使在一国――特别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而社会矛盾又异常尖锐的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6]（p722）。列宁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有预言的重大突破，也是其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的一次重大飞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政治内涵，极大地解放了革命人民的思想，坚定了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和夺取最终胜利的信心。
其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理论中，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获得了系统性的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提出并解决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国家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国家的消亡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政治经济策略应该如何重新选择，其中包括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如何应对世界大战的一些对策，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策略等，为俄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从而使得《国家与革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例如，在列宁看来，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它必然具有阶级性，必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必然是统治阶级的专政。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及其专政，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及其专政，它面对的是历史上最强大的阶级和专政――资产阶级及其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借助于暴力才能推翻它的统治，推翻之后也只能借助于暴力的统治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惟有凭借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并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做准备。因而，在过渡时期，强调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利用新生政权促进生产力的历史积累、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比如，在从政治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民主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狭隘的、贫乏的、虚伪的、残缺不全的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出于剥削的阶级本性它根本“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6]（p189）。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多数人享有的民主，为了巩固这种民主的政治地位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这种新型民主必须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其保护下迅速发展生产力，增加经济总量，以获得更大发展。否则，如果生产力低下并存在剥削，“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6]（p196），那就无法保证真正民主的实现，只有快速发展经济才能消除“三大差别”，实现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
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逐步成熟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臻于成熟，进一步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胆略与领袖风采。
其一，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合理性及其政治意义的历史评价问题，列宁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极其灵活的政治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总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巴黎公社起义时，当时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成熟状态，而当人民要起来夺取政权、发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时，马克思对此革命举动曾做过高度评价。即使在其失败后，马克思仍然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它预示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而当经济条件落后于英法的德国进行革命时，马克思也以极其灵活的政治目光肯定了这种革命的政治意义，认为德国革命有可能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力量，而没有拘泥于自己以往得出的只能进行工人阶级革命的结论。当时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孟什维克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蔑视和诋毁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深远政治意义，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出现的社会制度，而俄国当时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因此十月革命要么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么是注定要夭折的
社会主义的“早儿产”。因为，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因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误会”。针对这种观点，列宁运用自己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政治考察方法对之进行了坚决反驳，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读了一点马克思的书，就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生搬硬套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诬蔑十月革命的政治意义，他们根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6]（p776）。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人学究气十足，“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6]（p775）。这种革命时刻的“灵活性”，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嗅觉。不从这种政治高度看问题，而只是从片面的经济事实出发或者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出发看问题，正是导致他们经常犯傻瓜式政治错误的根本原因。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选择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当年讲的过渡时期不适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必须把政治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适合自己的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描述了由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要点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反对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设想尽管是一种科学推断，却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因为苏联当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利用这种“间接迂回”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确包含有一些新社会的积极因素，列宁曾经设想通过利用国家政权下达命令的办法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希望在十月革命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手段发展经济，即用国家法令去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事实证明，这种在战时用于应急的措施是不符合苏联和平发展时期需要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很快带来各种危机，必须重新调整苏联国内的经济政策，这就有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其实并不“新”，相反恰恰包含许多旧东西，如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让私人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实际上就是主张“凭资兴社”或者“以资兴社”，与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兴社灭资”的道路具有本质区别[8]。对“新经济政策”政治上的意义，当时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它的实行“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简直是“奇谈怪论”[9]（p501）。对此，列宁从无产阶级政治角度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必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一切成果都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当时的确比较符合苏联实际，它迅速巩固壮大了经济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否则，如果一个政党选择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策略，“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9]（p504）。列宁明确指出，不仅不能堵塞或者禁止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反而应该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就使得特殊时期的经济问题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解决。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道路选择问题，列宁认为过渡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低起点国家应该学会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应该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列宁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国情是工农苏维埃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小农经济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要解决能否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因而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审视经济的发展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经济条件，采取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兴社灭资”有所不同的特殊方式，通过“以资兴社”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对经济问题进行政治解决的关键在于：不是马上就完全消灭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恰恰相反，而要多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包括利用、疏导小农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及尽可能利用国外的资本主义要素；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命脉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共产党人，应在同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合作与斗争中，尽快学会管理、经营、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凭借资本主义而快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而能否从政治高度正确地认识与实施这一支撑点的关键，在于这个政党有没有敢于突破马克思当年所作结论的政治胆略与创新勇气，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去合理分析经济问题，是否具有对发展道路进行重新选择的敏锐性的政治眼光。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科学依据在于：一方面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又将这一政治领导的目的定位于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如果在解决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任务时仍然搬用战争时期的经验，只就经济谈经济，而不能从政治角度灵活地处理问题，就会犯重大的政治错误。我们总是习惯以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经济的办法就能解决，忽视了对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往我们之所以在经济方面“干的很糟”，原因就在这里。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不断修正、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坚持从政治高度去分析和处理，这种思考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课题。为此，列宁多次告诫全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及时灵活地全力抓住决定全局的那些关键之点，对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特殊作用，要做出政治性意义的正确分析，而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10]（p27），更不能只顾“争论字眼”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政治方向丢掉。
四、列宁以政治视角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
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意义重大而深远，带给我们诸多有益启示。
其一，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9]（p189）。从政治高度审视、衡量与检验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并从政治角度出发选择适当的方式与方法去处理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制定重大政治策略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一种必要的策略考虑和政治谋略。无产阶级领导者必须学会从政治上做经济工作，“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9]（p203），善于从政治上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善于在旧的经济形式中注入新的政治内涵，善于把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之，如果不对经济斗争的具体形势作政治上的考察与分析，不能区别政治角度与经济角度、政治解决与经济解决的重要程度，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以政治代替经济，学究主义地拒绝一切政治上的考量，这“是极糟糕的革命家”[9]（p204）。其实，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任务，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对于政治来说，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所以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用政治领导的权威作用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对之不能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就是在公然地淡化和败坏政治，党和人民就会吃大亏，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有过沉痛教训。
其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将之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政治内容、政治意义，就形成了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而如果要用之去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就必须站在政治高度考虑具体而生动的经济生活，考虑经济发展中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以往的既有结论不放。马克思的任何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0]，即使有很多个马克思，也不可能准确地预示并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任何有效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都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及时且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生活的公式”永远高于“书本的公式”，理论也只能由实践赋予其活力。“左派”幼稚病和一切机会主义离开政治谈经济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的字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喜欢讲“过火”的话、做“过头”的事，不问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而机械套用马克思的话，把有条件的真理演变成了绝对化的教条，故而常常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犯政治的错误。列宁认为，经济蕴含政治并最终决定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一原理，并不意味着必须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说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要求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讲经济，处处把政治置于首位。因为，政治与经济并非等量齐观，二者相比政治要占首位。只有首先保证不犯或者尽可能少犯政治上的错误，才能真正搞好经济建设。若社会主义政治本身尚且面临极度危险或者陷入深度危机中，在政治领导、政治方向完全迷失的情况下，怎能确保经济任务的真正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