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定义；科学性；不精确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1
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1.计量经济学的早期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
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
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洪永激.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经济研究，2007（5）：139-156.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2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国民经济计划学看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一门学科，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门学科，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民计划学，但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编制它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二战后，法国从1947年到1988年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九个发展计划旧本从1956年到1985年也已编制和实施了8个中长期计划;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都普遍制订和实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是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的·也相应的有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指导.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刘易斯的著作丛书《发展计划》、日本林武郎著的心发展计划指南》等书，都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的理论、实践和方法。它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在体系、结构、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同就否定其属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等同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是否只是社会主义专有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问题。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主要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共性，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具有不同的特性。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是存在着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计划学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变动的规律性，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要按比例的发展，就要研究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纯技术性的针划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它所涉及的是自然属性方面，各个社会并无什么区别。这也就是不同社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指出的“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濡要t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二定数t的社会总劳动是，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除了具有自然属性方面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指人们一编者注)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必须通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用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手段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目的.这便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特性，亦即它的社会属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
在国民经济计划科学体系建设上，要正确处理其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片面的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单纯地强调它的社会属性产甚少研究自然属性方面，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一也不能片面地否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特性，一味地强调其共性，把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计划学混为一谈。针对我国过去强调计划学社会属性较多的情况，现应在坚持必要的社会属性的前题下，来深人研究其自然属性方面，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挥计划调节的应有作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现许多同志提出要建立“一般计划学”，其意义在于推动我们去大力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东西方制定计划的共性内容，强调研究计划的自然属性.但也应该看到，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具体国情.建立只反映自然属性的“一般计划学”设想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是很难行通的。
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通过“一化三改”将国民经济转移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荃础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无庸讳言，从那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段长时期中，我国搞的实质上是产品经济，国民经济实际上按产品经济模式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实际上也是产品经济计划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粉产品经济的坚冰被打破，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其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却没有根本上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血肉相联地注人到商品经济的肌体中去。
事实证明，现在的国民经济计划学仍然相当严重的滞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更不要说，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有力地指导实践的发展了。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般经济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而展开的，市场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在这种体制下计划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钧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调控包括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机制。法国经济学家马赛和帕斯卡隆，他们从法国实施计吃叼仁的实践中提出了二元调节的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市场通过价格波动传递信息，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计划则启发一种长期决定.提供未来环境中由珍贵信息组成的预测，象航标一样指导国家行动.计划是市场的调节者，是总市场化的研究者.是不确定因素的削减器，是反盲目生产的手段。因此，一个合理的权力体系应该结合计划与市场进行二元调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计划的基础是市场.从上可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民经济计划学，而是不要产品型国民经济计划学.要的是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把国民经济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巨大作用。
要把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要在进一步彻底破除产品经济观念和确立商品经济观念的基础上，破除产品型计划观念，确立市场型计划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搞清产品型计划与市场型计划的不同特点:
(一)从计划的范围和着重点上看，产品型计划襄括一切，是有全面的搜盖性，即包括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经济、社会和科技所有方面，但其着重点实际上是重生产、投资计划，轻社会、科技计划，重生产环节的发展，轻流通、消费环节的发展.市场型计划从宏观调控的意义上讲仍具有全面的硬盖性，需制定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控制，但它的着重点，是把市场能够正常调节的部分还给市场调节.而把市场不能正常调节的部分作为自己调节的重点，如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把市场无力提供具有“同时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以及污染等外部效应问题纳人计划管理的范畴，把建立、维护和管理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垄断以及弥补市场调节果，克服市场调节盲目性等列人计划工作的重点。
(二)从计划所使用的调节手段来看，产品型计划，项目无论大小，产品无论巨细均纳人指令性计划，具有强制性，经济的运转和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型计划的手段一般有国家订货或提供信息的指导性计划，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政策性计划;财政和金融手段，法津手段以及少量适当的行政手段，其计划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三)从计划的分配环节上看，产品型计划用物资分配和划拨清算的办法取代了市场交换，生产资料尤其如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否定市场无流通的产品分配制度.而市场型计划的确定则以市场为基础，列人计划的产品都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流通，而不是采取直接分配的形式;
(四)产品型计划是直接的计划，上下一般粗，企业没有自，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而市场型计划则尊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实休的地位，给予企业微观计划的制定权;
(五)在许划所使用的方法上，产品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的静态的编制计划特别是年度计划的方法，经济的发展难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而市场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以编制年度计划为主的方法转变为主要编制中长期计划的方法，由静态的计划方法转变为动态的计划方法.主要研究编制计划的方法转向主要研究规划和调控的方法，并加强市场调研的方法;
(六)在计划应履行的职能上，由产品型计划的指导、组织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转变为市场型计划的宏观决策与调控、社会经济服务与协调和微观建立与塑造的职能.
从上可见，产品型计划和市场型计划是有很大区别的。应该承认由产品型计划转变为市场型计划，意味着计划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它必须通过计划体制的改革来加以实现，这也是计划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因而是艰巨复杂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样应看到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由产品型计划向市场型计划改革的轨道上已经前进了若干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冷静地说这个转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国民经济计划学应对这个转化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作出理论概括并揭示其规律性的东西，以反映和指导这个转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根据市场型计划的特点来改造计划学的内容。
三、国民经济计划学中的定性和定t的关系
国民经济计划学要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定最分析.可以说，没有必要的数t分析就不能完成这门学科的任务.没有定性分析的定盆分析只是数学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可通过定全分析来完善定性分析。但是回顾这门学科过去的状况，则存在着重定性分析轻定t分析的倾向。在定t分析上，由于较多地采用静态传统计划方法，使定t分析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主观随意性、模糊性、不规范性，并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近几年强调采用的现代计划方法，对加强定量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方法和实践两张皮的结合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定t分析的具体效用;在内容章阐述中所引人的数据上.也往往陈旧过时，数据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有些只适用过去产品经济的计划方法现仍保留在计划学内容中，这就更造成了定全分析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脱节，在阐述某些理论原则时，不是把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阐明了原理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运用它来指导本学科独立内容的建设，而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复经济理论原理的现象，而且与部门经济学的内容也有相互重复现象。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必须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在定性分析上，要尽快使之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已阐明原理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计划理论。要加强定量分析，除了前面市场型计划第五个特点所阐明的计划方法的几个转变而外，要变传统的静态的综合平衡分析为总量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平衡是全面的价值平衡，过去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和劳动力等专项核算，已不能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要变比例的量的分析为结构分析。市场经济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比例关系的静态的研究上，而应从动态的结构变动中研究产业变动的量的规律性;要加强现代化方法的运用如消费的分析和预测、资本产出比、部门间投人产出分析、线性规划、经济计量模型和模拟模型的研究和运用，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方法融合起来以计划工作的过程即计划调查、计划设计、计划预测、计划决策、计划调控和计划评价为脉络，研究汁划方法.研究计划方法在计划工作各了阶段上的具体运用，使计划方法的运用系统化、规范化;还要在内容的阐述由及时引入必要的数据，结合必要的实证案似分析。
四、正确处理自我完普与借鉴吸收的关系
商品经济及其相连的市场经济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范畴。要真正完善地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首先和主要地是把握我国吐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吸收其它让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必须有原则、有分析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工作的经验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有用成份。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4
这个观点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理论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它涉及到经济周期理论或广而言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友法等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首先，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包不包含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熊否用体制、机制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姗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为己任，它是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和许涤新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都认为，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性产关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也由于《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著作一所以，人们一般认为戏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完整地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但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的传统框架提出了挑战。既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那么，它同政治经济学的其它部分如资本主义部分，在研究范围从而研究对象上，是否同、一?如界说研究资本二般性质的《资本论冲勺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从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那么，研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经济学置于何处?前述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同志正是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理论经济学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门，认为体制等是外生的可以改变的变量，不具有根本性，而拘泥于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这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引向深入。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经济周期理论)应不应当研究经济运行及发展关系?这是个‘理论性较强的问题，汤在新教授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把考察资本一般性质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同起来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而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规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用。我很赞同汤在新教授的分析。他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考察生产力、物质财富的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和发展的同时，揭示这种生产的历史过渡性。撇开前者，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撇开后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突出马克思实现的革命变革，说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们不应忽视了这种研究是以全面考察一定社会形态中生产的运行、财富的增长为前提和依据的。①事实上，经济学界近年也开始从体制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作出可贵的研究。完全局限于“本“质”研究，忽视运行层次，是解释不了社会主义复杂的经济现象的。
其次，即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可由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决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与运行方式、经济本质与实现形式仍有差别。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前述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同志实际上是将本质与现象合而为一的。因为它蕴含着一定的理论前提，如社会主义是利益一致的统一体。显然，这没有区分本质层次的利益主体与运行层次上的利益主体的差别，一个决定资源配置的性质，一个解决经济犷凉护怎样配置即配置方式问题。藏混淆两层次的利益主体，就难免使问题简单化，这里笔者引证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同性质的学术思潮，深化这一问题认识。
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曾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的思潮。这股思潮首先由一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提出，然后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流传.德国的桑巴特和俄国的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早年都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以后又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桑巴特在1901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因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盲目的经济规律，而是有经济目的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者此后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卢森堡在《国民经济学入门》中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②.布哈林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只保留‘经济地理’—一种记述的科学和‘经济政策’的规范科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简单而明确，这些关系的物的、拜物教性的表现方式将会消除，而代替自发生活的规律性的，将会是集体自觉行动的规律性”。⑧“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认为:“人们关系的本质及其表面形式是一致的。”
历史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探究分析这一有代表性观点的根源。自然，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髓，拘泥于马克思主义部分原理的逻辑推演是’阿原因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认识的绝对化。他们无一不认为理论经济学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而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不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本质与表现形式是一致的，“物的、拜物教性的表现方式将会消除”;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有的是有组织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不是由自发的规律和盲目的力量所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等等。这就难怪一大批并非庸才浅识的经济学家为今天看来错误似乎极为明显的思潮所影响.执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具有自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从而从本质上克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的同志，也有相同的病症。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实现了全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人民进行“自主联合劳动”，是国家的主人，但是，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或计划手段自行调整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保持社会对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显得软弱无力。这些同志忘记了复杂的经济现象，忘记了事物的差别和矛盾的普遍性;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根源
二、其实，从体制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并不是新发现，人们早已作出种种解释。但是，这种研究存在诸多缺陷:第一没解决体制研究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问题(本文第一部，分)，第二，局限于传统计划体制，缺乏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比较分析，第三，没有运行主体或波动主体的考察。本文在确定体制研究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后.拟对后二个问题作些探究。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社会下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③一般说，它包括‘产权制度、管理和经营机制、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组合结构，以及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等。马克思说:“一切存在的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屯生活”。①因此，可以从经济体制两个最基本特质运行主体和运行方式进行理论分析.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市场机制作用已大大加强，动力结构、信息结构、决策结构较传统体制已有很大改变，经济周期波动的体制背景具有明显阶段性。这给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难。首先，国营和非国营部门的体制和经济行为不同，两部门经济波动的机理不一样。其次，国营部门改革前后的体制背景和行为构造不同，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一致。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口标模式.更使经济运行主体、运行机制发生革命性变革，它也将深深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下而我们通过三个不同时期对经济波动进行逐一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波动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中，体制因素是一个较长的时问变量，用体制变革不能解释短期波动。在我国近和多年的经济发展时期，大的体制变革只有两次，而经济的短期波动却有10次之多‘①尽管如此，体制分析仍有它的好处:可以揭示一定体制下短波在形成上的共有因家，说咀经济如何在不稳定因素作用下，积累、传递周期性波动的因子。我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工业化水平很低，我们时常面临赶超的压力。因此，紧随革命和国有化风暴之后，我们建立并巩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稳定新生政权起过重要作用、但它“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而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根据指令性计划指标进行控制。’，②这样在既不能保延信息结构向决策者提供用以作出抉择的信息，又不能保证动力结构使他们得以完成计划的情况下，决策的集中化就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从动力结构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源于政府的统一计划或指令.企业的产出分配和利润形成过程也由政府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生产，投入品从哪里来，产出品到哪里去，开发几项新产品，追加多少投资项目等等，都是由国家直接“经营”，企业行为不过是政府行为的反映。所以单纯用伞业行为很难对中国经济周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是政府的发动。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我国后发展的工业化背景，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成为经济扩张继而经济波动的主体。
2.从信息结构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纵向的指令性计划，企业生产需要的物质、资金、劳动力等不是通过自由选择的市场舞台实现自动的供求均衡，而是按等级层次实行从上到下的纵向分配。这种以行政协调为基础的纵向要素分配流程，忽视了企业生产结构和市场消费结构的多样性。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日益不相适应，中央计划不可能替代市场的功能分配资源.信息从微观组织传递到各级行政机关，再由行政机关作出调整层层下达反馈回来，经历较长时段。经济生活中不稳定不平衡也素就可能由于出现的变化而被信息传递时滩累积起来.另一方面，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普通存在的是服从中央同一信号，一旦经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在政府的同一信号下，企业就会同时同向同步波动。这是造成传统体制下波幅大的根源。
3.从决策结构看。计划经济应该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动态和长期趋势，采取市场所不能及的行动，保证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比例。但是，计划中过度的行政干预阻碍了企业的随机波动，企业间部门间的交叉波动的可能性被堵塞。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几乎分布在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甲企业(部门)的增长有可能伴随乙企业(部门)的衰退，经济波动在实际中常被抵消一部分。而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划一的决策信号，加上经济扩张收缩中的放大效应，经济波动就呈现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传统体，制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周期长的为7年、短的只有两年，平均长度刁，习年.离差1.9年，美国1795~1937年共发生17次周期波动，平均长度为8.35年。我国经济波动的振幅，从波峰到谷底的落差，最高达66.2%，接近美国30年代大箫条的波幅70%，最低的也有8.5%，且有三次古典型波动。
(二)计划主导、结合市场体制卞的经济波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否定了生产资料单一全民化倾向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但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之路艰难坎坷，常常受到旧的经济体制和过时的社会关索与政治关系的束缚和牵制，一方面，计划一块市场一块，计划与市场的机会主义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旧的经济体制J日的运行机制还以种种面孔种种方式掣肘经济的健康发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里现双重性质。1，运行主体多元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这种政策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他经济成份(个体、私有、外资)为补充的格局。2.运行机制的双重化。首，先，是双重动力机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由于国家控制，更多地住重社会目标和产品的使相价值，个体、私有或外资企业关心的多为利润和价值增殖。其次，是双重的信息机制.一是传统体制延伸下来的与计划二机制相协调的以国家计委、统计局与各级经济信息中心为核心的纵向信息体系，二是与市场相适应的不断产生的横向信息体系、。再次，是双重决策机制。表现为中央集中决策同多元主体分散决策。
应该说，上述经济主体多元化和运行机制双重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运行。大量的集体经济、三资企业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企业经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一要接受市场调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投入组合也不断变化，它((l成为经济生活的新生力量。但是，近十几年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主要是行政的附属物，依赖于纵向的行政协调，其扩张和收缩依然取决于政府的意向。这决定了计划主导、结合市场体制下经济波动的特点是:1.波动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转向政府与多层次非国有企业并存。不仅政府及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而且大量接受市场信号的非国有企业也是经济波动的创造者和承受者。2.波动的幅度减小。由于大量非国有企业发挥作用，微观经济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多样化了。当政府进行总量扩张时，受传统体制影响较大而改革不多的国有企业，往往会随政策而急速扩张。与之不同，私有或个体经济有可能在紧缩时期保持增长的强劲势头，或不像国有企业那样一刀切，而在减速的速度或幅度上平缓一些，这就减缓或部分熨平波动峰谷幅度。3.波动时点分散化。迄今为止，公有企业的价格、工资、劳动就业主要还是由国家计划推动，价格的上调下迭、职工工资的定级及劳保福利安排、就业的总量结构及流动性依然接受政府的控制，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巅企业，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发挥，这就使经济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及时调整而被部分稀释或消化。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引导下，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衰落，发展与破产交又变化，分散了经济波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波动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或有事项或有负债或有资产预计负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或有事项这一特定的经济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存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或有事项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在实际工作中会计人员对或有事项准则中规范的或有事项的相关概念和处理总是难以把握，尤其是对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不好区分，从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产生负面影响。在此，笔者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对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概念、确认、计量和披露进行对比分析，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便该准则执行。
一、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概念区别
或有事项会计准则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对于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如果符合负债的定义和条件，应当作为负债（预计负债）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如果不符合负债的定义和条件，则作为或有负债处理，只需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以披露，不需要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对于因或有事项所形成的潜在资产，作为或有资产处理，既不需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一般也不需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一）或有负债的概念和特征
预计负债、或有负债、或有资产均是与或有事项相关的重要概念。《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是这样定义的：或有负债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准则中将或有负债定义为两种义务。一种因过去事项而产生的潜在义务，其存在仅通过不完全由企业控制的一个或多个不确定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另一种是因过去事项而产生，但未予确认的现时义务，之所以没有确认，是因为结算该义务不是很可能要求含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予以计量。或有负债具有以下特征：
1.或有负债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产生
或有负债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比如，2001年12月25日，甲企业状靠乙企业侵犯了其专利权，至2001年12月31日，法院还没有对诉讼案进行公开审理，乙企业是否败诉尚难判断。对于乙企业而言，一项或有负债已经形成。它是由过去事项（乙企业“可能侵犯”甲企业的专利权并受到）形成的。而企业计划在三个月后购入一批原材料可能须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则不属于或有负债。
2.或有负债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或有负债包括两类义务：一类是潜在义务；另一类是特殊的现时义务。或有负债作为一项潜在义务，其结果如何只能由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来证实。比如，2000年12月2日，甲企业因故与乙企业发生经济纠纷，并且被乙企业提讼。直到2000年末，该讼尚未进行审理。由于案情复杂，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从2000年末看，诉讼的最后结果如何尚难确定。2000年末，甲企业承担的义务就属于潜在义务。
或有负债作为特殊的现时义务，其特殊之处在于：该现时义务的履行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者该现时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其中，“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指的是，该现时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不超过50%（含5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或有负债不是负债，根据负债的定义，某个项目是否为负债，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因过去事项而形成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企业。对照这两项基本条件，或有负债中的第一种义务（潜在义务）不符合负债定义，因而不是负债；或有负债中的第二种义（现实义务）务虽符合负债义务，但是履行该现时义务不是很可能要求含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或者虽然由于该现时义务的履行，预期会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但因为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予以计量才没有在财务报表上确认为一项负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或有负债均是不能在财务报表上得以确认的项目。
（二）预计负债的概念和特征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第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第二，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第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而预计负债的定义就完全满足负债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因过去事项而形成的现时义务，二是履行该义务时预期会有经济资源流出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负债。尽管预计负债在金额上不确定，但可以进行合理的估计。因此，预计负债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以确认。
二、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确认与计量的区别
（一）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确认区别
或有事项的确认是指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的确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的确认，在逻辑上讲有三个时点可用来确认准备：一是在企业管理部门意识到经济利益的流出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发生预计负债；二是直到可以肯定企业将转让经济资源时确认预计负债；三是介于以两个时点之间的某时点确认负债。如果企业管理部门意识到经济利益的流出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发生就确认预计负债，就是对未来事项进行确认，则显得有些太早，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支出确认一项预计负债，从而降低财务报表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但如果等到可以肯定企业将转让经济资源时确认预计负债，则显得不稳健，也违背了负债确认的基本原则，从而不能真实反映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负债情况以及会计期间发生的费用。既然两个极端点不能作为预计负债的确认时点，那么只能在介于这两个时点之间的某一个时点。因此，《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将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规定为：三个条件均能满足时应确认为预计负债。即：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第十三条规定：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二）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计量区别
或有事项的计量是指与或有事项相关义务形成的“预计负债”的计量，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二是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第五条和第十二条规定：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预计负债的计量与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的确认是紧密相关的，如一项或有事项产生的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那么也就不能将其确认为负债（预计负债）。其中，最佳估计数分两种情形考虑：
1.如果所需支出存在一个金额范围，则最佳估计数应按该范围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
2.如果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个金额范围，则最佳估计数应按如下方法确定；
3.预计负债涉及单个项目时，这里的单个项目指预计负债涉及的项目只有一个，如一项未决诉讼等，则最佳估计数按最可能发生的金额确定。预计负债涉及多个项目时，这里的多个项目指预计负债涉及的项目不止一个，比如产品质量保证，在产品质量保证中，提出产品保修要求的可能有许多客户，相应地，企业对这些客户负有保修义务，则在这种情况下，最佳估计数按各种可能发生额及其发生的概率计算确定。
另外，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对预计负债的计量，采用最佳估计数，还考虑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货币时间价值和未来事项等因素。
由于所有的或有负债均不在会计报表中确认，当然无所谓会计计量问题。
三、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会计披露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规定关于预计负债和或有负债的披露内容分别如下：
（一）对预计负债的披露
对或预计债应披露的内容本准则第十四条作了如下规定：
1．预计负债的种类、形成原因以及经济利益流出不确定性的说明。
2．各类预计负债的期初、期末余额和本期变动情况。
3．与预计负债有关的预期补偿金额和本期已确认的预期补偿金额。
（二）对或有负债的披露
或有负债无论作为潜在义务，还是现时义务，均不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因而不予确认，但要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或有负债披露的基本原则是，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或有负债一般不予披露。但是，对某些经常发生或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较大影响的或有负债，即使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极小，也应予以披露，以确保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足够充分和详细的信息。对或有负债应披露的内容本准则第十四条作了如下规定：
1.或有负债的种类及其形成的原因，包括：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形成的或有负债、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以及为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
2.经济利益流处不确定性的说明。
3．或有负债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无法预计的，应说明原因。
为了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本准则还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按《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要求披露全部或部分信息预期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则企业无需披露这些信息。但是，这并不表明企业可以不披露任何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至少应披露未决诉讼、仲裁的形成原因。
总而言之，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区别可以概括为：或有事项包括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两类事项，或有负债只是或有事项的一种，具有不确定性，不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不能确认为负债，不属于负债，会计处理上只做披露（及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除外）。预计负债是指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而确认的负债，预计负债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属于负债的一种，会计处理上要对其进行确认、计量还要披露。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指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级会计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本书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与应用［m］．上海：立信出版社，2006．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6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石，更是会计准则建设的核心。会计要素定义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会计实践质量的高低。1993年我们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提出了六大会计要素的定义，这对我国基本准则的构建乃至会计实务的指导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业务形式的不断出现和我国具体准则的陆续出台，基本准则中对会计要素的定义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不利于具体准则的建设和对会计实务的指导，对会计要素定义的修订已是大势所趋。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一、会计要素定义的原则
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必须是为确认与计量提供依据，特别是为确认提供理论依据。作为一个基本的会计概念，要素的定义必须置身于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必须符合财务报告的目标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受会计假设、会计对象等的制约。各概念之间必须前后一致，富有严密的逻辑。如果离开了整个概念框架来研究定义，容易顾此失彼、我们认为，会计要素的定义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科学性，即会计要素的定义必须体现其本质特征；(2)一致性，即各会计要素的定义要在逻辑上保持一致；(3)通俗性，会计要素的定义要
做到文字通顺，语义流畅，符合汉语的习惯，容易为我国广大会计人员所接受。
二、我国的会计要素体系
会计要素个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多了，就容易与会计帐户相混淆；少了，就难以覆盖现行会计报表内的所有内容，不具有完整性。我国目前的会计要素体系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6个会计要素组成。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要素体系则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得、费用和损失等7个会计要素组成，而美国FaSB所定义的会计要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收入、费用、业主投资、业主派得、全面收益、利得和损失10个。不管会计要素有几个，只要其体系严谨、逻辑一致，能满足会计确认与计量的要求，就是一个合理的会计要素体系。从我国的会计要素体系看，按照《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企业具体会计准则——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收入和费用的定义均是狭义的，排除了利得和损失。这样将导致利润与收入和费用的差额不等，会计要素之间本应存在的勾稽关系受到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该会计要素体系无法为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和一些广义费用的确认与计量提供应有的理论依据。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案，一是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和澳大利亚等国对收入与费用类似的广义定义，让它们涵盖利得和损失的内容；二是增设“利得”和“损失”两个会计要素，删去“利润”这一会计要素。我们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适合采用第一方案。对比基本准则中的“收入”定义和《企业会计具体准则——收入》中的“收入”定义，可以看出，收入准则虽然未包括营业外收入，但已大大地扩展了基本准则的收入外延，如果能对收入准则的收人定义进行修订，则相比于“利得”和“损失”概念，比较容易为我国广大的会计人员所接受。
至于这些会计要素的主语，国际会计准则是采用“企业”，而美国是采用“特定主体”。我们认为，既然是会计基本概念，立足点就应更高，不应只是企业，而应该包括所有类型的企业、非盈利组织，而且会计要素的主语应与会计主体假设相一致，而会计主体与作为企业的法律主体有时是不一致的，特别是随着基金会计的发展，基金会计主体和企业主体是分离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些会计要素的定义可以用“某一特定主体”作主语。
三、如何构建我国的会计要素
根据以上的构思，以下对我国的六大会计要素进行逐一探讨。
(一)资产。会计要素定义中最重要的是资产的定义。会计学上的“资产”在经济学上是“经济资源”的概念，正因为有了这些资源，才会有对资源的主权问题，才会有这些资源的流入与流出的问题，才会有所有者权益、负债、收入、费用等问题。同时，资产的定义是所有会计要素内在有机联系的核心，比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资产的内涵界定为“未来的经济利益”，这“未来经济利益”成为所有会计要素的共同基础：收入是未来经
济利益的流入；费用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负债是现在承担的未来经济利益牺牲的义务等。因此，科学地定义资产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会计要素体系的关键。
那么应如何定义资产呢?我们认为，首先要考虑资产的基本特征，然后才考虑如何将它中国化地表达。美国FaSB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对资产的定义与美国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它强调资产是“被企业控制”的，而不提“获得”。国际会计准则和新西兰也都认为资产是“为企业所控制”的，但国际会计准则认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而新西兰认为是“服务潜力
”。虽然各国的表述各有差异，但都基本上揭示了资产的基本特征，正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定义资产时提出的资产三大特征。第一，资产包含未来经济利益，其中，未来经济利益表现为给企业带来未来现金流量的一种能力；第二，企业能从资产中获得经济利益或控制别人得到这种利益；第三，引起企业获得这种利益、控制别人获得这种利益的交易或其他事项已经发生。而我国基本准则中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相比较而言，这个定义没有指出资产的实质，而且“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三者是不能并列的。我们在修订资产定义时，美国FaSB所概括的资产三大特征可作为我们定义资产的参考，但不能照搬。
1、关于资产的内涵。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认为资产的内涵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我国、加拿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应当说，两者都是为了强调资产的有用性或盈利性。将资产内涵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过于抽象，而且未来的经济利益在多数情况下绝对不是单一资产创造的，如何将既定的未来经济利益在各项不同的资产之间，在会计上已经确认为资产的项目和目前会计上还不可能确认为资产的其他项目，如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自创商誉等之间进行分摊?实属难题。况且，资产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但具有经济利益的并不一定是资产，比如，稳定且优良的客户群、广泛而高效的销售网等。相反的，是资产就是一项资源，为企业所控制的资源必然是企业的资产，从这一点看，将资产理解为“资源”更科学。因为将资产的内涵理解为“经济利益”会混淆利益和产生利益的基础。但仅仅理解为“资源”还不够，难以为某些特殊业务提供确认依据，比如，在资产未来可收回价值小于帐面价值发生资产减值时，应对资产的减值作出会计处理，因为该经济资源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将要减少，虽然资源尚在。因此，我们认为，“是否包含未来经济利益”应成为判断资产之所以为资产的一个核心标准，也是定义负债、收入、费用等要素的依据。所以，资产的内涵应是“具有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2、关于特定主体对资产的权利。某一特定主体与作为资产的“经济资源”究竟存在怎样的权利关系，是资产概念的另一实质问题，美国FaSB认为是“取得或加以控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认为是“拥有或控制”，其他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是“控制”。我们认为，如果将资产的内涵理解为“经济资源”，则资源是“拥有或控制”而不是“获得或控制”。“拥有”自然地有“控制”权，将“拥有”和“控制”并列，有重复之嫌，而且企业的资产和是否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并无必然联系。我们认为，只有被企业实际“控制”才是资产的基本特征，典型的例子就是融资租赁。作为出租方，在融资租赁期内，对租赁物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但与该租赁物相关的风险和报酬都已经转移给承租方，出租方对租赁物并无实际的控制权，不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确认为一项资产；而承租方对租赁物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拥有控制权，在资产负债表上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因此，正如《资产计量论》第38页所述：“提出资产确认的‘实际控制权’是有客观基础的，以实际控制权确认资产，是资产确认的一种科学的思想，也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合理标志”。而且在我国会计实务中，“控制”一词已无法回避，《投资》等其他具体准则都已引用该词。所以，我们认为，某一特定主体对资产的权利是“控制”。
3、关于资产的来源。大多数国家认为，资产来源于“过去的交易与事项的结果”，也就是说，会计只对历史信息作出反映。在此次资产定义的修订中，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一限制条件?我们认为，“‘过去的交易与事项”可以删去。因为：(1)从会计的发展史看，会计对象已经历了商品运动(wG—w……)、简单的价值运动(G－w－G……)和价值增值运动(G—w—G’……)的过程，会计对象已不仅限于过去的价值增值运动，还着眼于未来的价值增值运动，这势必使资产的定义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2)从刚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看，再强调“由于过去的交易与事项”已没有意义，只要合约已经签订，风险和报酬已经产生或转移，相关资产和负债就可以确认。如果继续保留“过去的交易与事项”这一限制条件，会使得一些衍生金融工具和未来事项难以纳入资产负债表，而未来的财务会计发展一旦突破实现原则，“过去的交易与事项”将会被打破。(3)从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实务看，目前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放在资产定义中的目的，也仅仅是为进一步说明资源的来源，更多的是带有说明的成份。资产既然是企业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那么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必然已经发生，似乎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我们建议，在资产的定义中不必说明其来源。
除此之外，我国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还有“能以货币计量”这一定语。“能以货币计量”(准确地讲，应是“能用货币可靠地计量”)是会计确认和计量中的问题，一般认为不是资产的本质特征。只需在关于要素的确认标准中规定，没有必要在要素的定义中进行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某一特定主体所能控制的、具有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二)负债。负债的定义应与资产的定义相呼应。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认为负债有三个特征：(1)它表明了某实体当前对其他实体的义务或责任，该责任将会在未来特定日期通过资产的转让或使用来清偿；(2)这种义务或责任使企业无法避免未来的利益牺牲，或选择的余地很小；(3)导致企业承担义务或责任的交易或事项已经发生。
FaSB将负债定义为：“特定实体由于当前义务引起的经济利益未来可能的牺牲，该义务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表现为转移资产或提供劳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负债的定义与美国完全一样。国际会计准则的定义是：“负债是当前所承担的义务，该义务是由过去的事项引起的，清偿该义务将导致企业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的流出。”尽管各国的表述有所差异，但都认为负债是一种经济义务或经济责任，都抓住了负债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出”这一本质。比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认为负债是“经济利益的牺牲”或者必须“转移的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是“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的流出”；加拿大采用了列举的方法进行表述：“将来要通过转交或使用资产，或提供劳务，或放弃其他经济利益”；我国台湾则将“经济利益的牺牲”描述为“将以提供劳务或支付经济资源之方式偿付者”。
我国基本准则将负债定义为：“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将负债定义为债务，在形式逻辑上犯了重复定义的错误，也未能揭示出负债的本质特征，“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并不能概括负债的各种解除或了结方式。比如，企业可通过“债转股”方式把负债转化成股本，此时并不“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负债，但最终也会导致资产的减少。因此，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表现形式应是最终资源的减少，而不是“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
此外，在负债的定义中，“现有”一词是必要的，这体现了会计的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即企业过去已经履行完毕的义务或尚未发生的未来义务，都不构成企业的负债。同时，“现有”还表明负债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而产生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建议将负债定义为：
负债是某一特定主体需在未来减少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进行清偿的现时经济义务。
(三)所有者权益。美国把所有者权益称之为“权益”，认为“权益是实体在资产减去负债后享有的剩余权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权益的定义与美国完全相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所有者权益定义为：“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这一定义有两点不足：一是主体定位不合理，会计要素应以主体假设为基础进行定义，并保持首尾一贯；二是未揭示它与资产、负债要素的联系。我们认为，所有者权益应当反映两个特征，一是所有者在企业中享有的权益；二是所有者权益是通过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计量的。但应注意的是，企业资产减去企业负债后的剩余余额只是所有者权益的表现形式，这个恒等式只能是说明所有者权益在计量上的意义，而不是权益的内涵，我们不能说所有者权益就是资产减负债，因为，资产减负债后还是资产性质，所有者权益既不是资产本身，也不是资产减负债的差额，而是对这个差额所拥有的权益，即剩余利益。因此，我们建议将所有者权益定义为：所有者权益是某一特定主体的所有资产减去负债后的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利益。
(四)收入。美国将收入定义为：“收入是由于生产或制造商品、提供劳务以及其他构成企业当前主要或中心业务，而带来的资产流入或改善以及债务的清偿(或两者兼而有之)”。国际会计准则将收入定义为：“收入是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这些总流入导致权益除所有者投入以外的增加”。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收入定义为：“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该定义有两点不足：一是将“收入”定义为“营业收入”，属循环定义；二是未能揭示出收入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收入的表现形式应当是经济资源的流入，具体地说，就是资产的增加或(和)负债的减少，即，最终表现为净资产的增加，它应当是日常活动过程中所“赚取”或“实现”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将收入定义为：“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与基本准则相比，该定义抓住了经济利益的流入这一本质，但其中的“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与要素定义的主语不符，犯了文义逻辑错误。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概念是狭义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采用的是广义的收入定义，而我国现行的收入定义是狭义概念，即派生收入的经营活动具有经常性、重复性和可预见性，它不包括非惯常性的利得或营业外收入。在上文已论述过，由于我国目前的会计要素没有利得和损失，会计要素的定义难以为所有的经济业务提供确认依据，根据中国目前的实务现状，需要修订狭义的收入概念为广义的收入概念。
此外，强调收入和费用涵盖会计期间是必要的。收入是一定会计期间实现的收入，费用是一定会计期间发生的费用，利润形成于特定的会计期间，这与会计分期假设协调一致。如果收入和费用要素的定义没有涵盖会计期间的概念，则不符合收入、费用是对一定会计期间企业日常活动进行动态描述的要求。因此，我们建议将收入定义为：收入是某一特定主体在一定的会计期间由于日常活动而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五)费用。美国将费用定义为：“费用是由于生产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从事构成企业其他的持续的主要的或中心的业务而发生的资产的流出、耗用或者负债的承担(或兼而有之)”。这个定义是和狭义的收入定义相匹配的。国际会计准则将费用定义为：“费用是经济利益的减少，表现为资产的流出或耗用，或者负债的发生，从而导致分给所有者以外的权益的减少”。这个定义包括了“损失”内容，是和广义的收入定义相对应的。两者都抓住了费用的“经济利益的流出”的本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费用定义为：“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该定义将费用定义为耗费，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也未能揭示费用的本质。我们认为，和收入要素相对应，我国的费用要素也应采用广义的定义，并抓住费用会最终导致企业资源的减少或牺牲(所有者权益的减少)的特点来定义，因此，建议将费用定义为：费用是某一特定主体在一定会计期间由于日常活动而导致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六)利润。国际会计准则中没有利润这一会计要素，这可能是因为收益和费用都是广义概念，利润是收益与费用的差额，不把利润作为一个要素也不影响确认。美国FaSB也未给利润定义，但利润作为会计要素在数量上是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按广义收入和广义费用配比出的利润，是美国FaSB所倡导的全面收益的概念，美国FaSB将综合收益定义为：“全面收益是权益在报告期内，除业主以外的交易，从其他事项和情况中产生的权益变化。它包括报告期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外，一切权益上的变化。”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利润定义为：“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这个定义中的利润并不包括前期损益调整，体现了总括利润观与本期营业观的折中态度，是上述收入和费用配比后的差额，其口径大小与广义收入和广义费用要素是一致的。但这个定义强调的是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与资产、负债等要素中强调的经济利益内涵没有挂起钩来，如果继续沿用老的定义，将会与新定义的资产、负债等其他要素相脱节，不能体现利润的“经济利益的净增加额”这一本质。况且“经营成果”的含义较模糊，除财务指标(利润、销售收入等)外，一些非财务指标，比如，销售渠道、市场份额、客户群体等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经营成果”。因此，我们建议将利润定义为：利润是某一特定主体在一定会计期间从事日常活动而产生的、除资本投入或分派以外的经济利益的净增加额。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7
1、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性质提出相应的措施，使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具客观性和规律性。通过统计学的发展历程可知，统计学起源于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开始的，并且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之下，才形成了当今的社会统计学。在社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使得当今的社会经济越来越规范。社会经济数量的研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总体的数量，并且通过在这些方面研究，使当今的社会经济在规模、速度、效益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提升。
2、社会经济统计研究的方法
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有:实验设计、大量观察、统计描绘以及统计推测等方法，各个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优点。
2．1实验设计即对实验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设计，使得统计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符合统计分析的具体要求，从而得出权威的统计结论。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较为常用的方法，其广泛的适用用工程技术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数据收集。
2．2大量观察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所独有的统计方法，即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足够多的或者全部观察以获取有用信息的方法。社会经济研究对象受着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在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总体中，部分个体可能往往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选择偶然因素进行观察，其结论很难表示总体的其他特征，只用应用大量观察法对其进行汇总处理，才可以使得偶然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其意义在于可以使得研究对象总体和个体数量偏差互相的抵消。
2．3统计描述即对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归类、登记以反映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具体指标，并对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单独抽取出来，应用表格、函数的方式将其表示出来。统计描述是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前提及基础，其对统计环节的推断、咨询、决策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其功能是将社会经济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它可以应用归纳整理将散乱的原始资料合并处理，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
2．4统计推断即在研究社会经济学的总体间的关系时，其范围一般都很大，甚至是无限的，这就导致只能在客观层面对观察的部分进行分析及整理。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对其总体特征进行估测和预计的方法为统计推断法。
3、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对象统计工作的流程
一般意义来讲，较为完整的统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设计、调查、整理、分析阶段。一般意义来讲，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统计工作阶段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不是绝对的，实际的工作环节可以将其结合以简化繁琐的步骤。(1)统计设计即依据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及研究的具体目的，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统计设计环节为统计工作的首要阶段，有着很强的重要性，因为缺少科学的统计设计，很难达到社会经济学统计的预期目的，为此在其统计环节展开之前，需进行统计设计工作。(2)统计调查即按照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设计内容、指标体系的具体要求，有规律的对社会经济学统计原始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工作环节，统计调查是社会经济学定量认识的阶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需要大量科学严谨的数据，管理层需要用其开展决策及管理工作。调查的统计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权威性，当下其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查、普查、问卷调查、统计报表调查等等。(3)统计整理即在明确社会经济学统计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对统计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汇总，使得资料的更加具有权威性、说服力，这一工作环节的工作原理就是为了解释资料的整体特点而进行的统计分析整理，在统计整理工作过程中，其与统计设计、统计调查有着一定的关系，社会经济统计整理是定量的认识工作(4)统计分析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最后工作阶段，其是在统计整理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和目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式，对统计整理出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
4、结束语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8
在我国，经过30年的发展，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一种主流的实证方法。①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评价，究其原因部分来自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本身，更多地来自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研究(李子奈和齐良书，2010a)。一部分研究者由于不了解计量模型方法具体的应用背景和适用条件，陷入一种滥用和错用的误区，一项实证研究从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开始，一直到模型的估计、检验、评价和解释，随意性和错误随处可见。针对这一现象，洪永淼(2007)、李子奈(2007，2008)以及李子奈和齐良书(2010a，2010b)联系我国实际，从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以及其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模型设定问题等角度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引发了国际计量经济学界三次集中的大讨论，一场经验研究的“可信性革命”(angristandpischke，2010)蔚然成风。第一次大讨论始于著名的“凯恩斯—丁伯根之争”(Keynes，1939，1940;tinbergen，1940)，凯恩斯认为丁伯根所用的多元回归分析是一种“巫术”，计量经济学作为“统计炼金术”的分支还远未成熟到足以成为科学的分支。凯恩斯反对使用概率论，而丁伯根使用的“回归”却未能利用概率论的原理很好地解释估计结果，当时的经济学经验研究陷入困难丛生的境地。最后这场争论以Haavelmo(1944)《计量经济学中的概率论方法》一文的发表而告结束，该文为经济学中的概率论思想正名，在概率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计量经济学基本框架。自此，计量经济学不仅改变了人们关于客观经济世界知识的形成方式，而且逐渐成为经济学主流的经验研究方法。
1980年代初，众多学者的反思掀起了有关经验研究可信性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Sims(1980)对当时的大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所施加的外部约束条件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些不现实的约束条件将导致不可靠的政策分析结论，进而建议使用更少约束条件的VaR建模策略。该模型已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采用，主要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临时性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Sims也因此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Hendry(1980)就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沦为炼金术问题展开尖锐的批判，提出让经验研究走向科学的一条金科玉律就是“检验、检验、再检验”。Leamer(1983)一文则指出回归分析中模型假定以及控制变量选择的随意性导致的结果脆弱性，由此提倡应该进行回归模型的敏感性分析。Black(1982)以及pratt＆Schlaifer(1984)对应用研究者将回归模型中的相关关系错误推广至因果关系提出批判，同时对两者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面对第二次讨论中出现的难题，计量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建模思想、估计量以及检验统计量，理论计量进入百花齐放的阶段;然而，理论计量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裂缝反而扩大了，理论计量越来越复杂，应用计量则在某些领域变得越来越简单(Heckman，2001)。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以Journalofeconometrics百期纪念专刊对计量经济学方法论、模型方法发展的总结为开端，以重要学术期刊的专刊①为阵地，计量经济学界掀起了对经验研究可信性的第三次大讨论，并形成了模型设定的统计适切性和因果关系的有效识别两大核心议题。
纵观三次大讨论，可信性革命的核心问题在于实现经济理论、统计学、数学在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科学结合。第一次大讨论主要关注经济理论与数学的结合问题，解决了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基础问题，同时确立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在模型设定中的导向作用。第二次大讨论突出了数据与模型的结合问题，在宏观实证领域摈弃了模型设定的经济理论导向，确立了数据关系的导向作用。第三次大讨论强调了模型设定的统计适切性问题和因果关系的有效识别问题，本质上是试图实现经济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综合，向实现经济理论、统计学、数学的科学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前，中国计量经济学正处于迈向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面临着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实质性接轨，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提高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如何借鉴国际经济学界对于经验研究可信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应成为我们的着力点之一，这也是我国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延续和深入的需要。为此，本文首先厘清计量经济学探索客观经济世界过程的本质特征，进而从模型的随机性设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以及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等三个方面论述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来源，以期抛砖引玉，达到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正本清源。
二、计量经济学对客观经济现实的探索过程
现代经济学研究建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Hendry，1995):现实经济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具有规律性的机制，这种机制是由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易、消费等行为构成的，并进一步认为经济机制的某些规律性是可以测度的，这种可测的机制部分称为数据生成过程(简称DGp)。经济学家对于客观经济世界真实DGp的认识和探索经历了一场从决定论法则到“无序中的有序”的概率论法则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计量经济学起着关键作用。计量经济学家将随机性视为客观经济现象的特殊矛盾性，并致力于寻找合适的方法论基础以保证计量经济学应用的可靠性。
Haavelmo(1944)澄清了计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认为经济规律的特有性质决定着概率论方法运用的必然性;文中把随机性作为一条规律引入模型，用概率分布及其特征值来描述客观经济现象的变动规律，尤其是引合分布来刻画相互依存、同时确定的变量的变动关系，使得随机性设定成为计量模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进而在概率论的基础上，利用20世纪初统计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因此，该文被誉为计量经济学的“南十字星座”，开启了计量经济学的现代之门(Hoover，2005)，Haavelmo也因此获得198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计量经济学家对计量模型描述客观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本文阐述如下。
(一)计量经济学探索客观经济世界的本质特征
经济现象(体现为观测数据)是定义于一个完备概率空间(Ω，，p0)的随机过程Z{Zt∶Ων，ν∈，t=1，2，…}的一个实现，概率测度p0提供了对序列Z的随机行为的完全描述，因此被认为是真实的数据生成机制，即最一般意义上的DGp。正是由于p0未知，才产生建模、估计和推断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得到Z的一个实现，就可能从Z中推断p0。因此，计量经济模型建模的首要含义是从现实经济世界到概率空间的映射。由于概率空间(Ω，，p0)过于抽象，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灵活的框架用于对随机经济现象的建模，需要将概率空间映射到更灵活的概念———概率模型。从实际角度看，我们只能得到有限序列Zn=(Z1''''，…，Zn'''')''''的一个实现zn，即样本容量为n的抽样。生成容量为n的样本的随机过程可由其分布完全刻画。进一步定义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的参数化形式为ΦF={F(z;θ)，θ∈，z∈νn}和Φf={f(z;θ)，θ∈，z∈νn}，称之为参数化概率模型，其中θ为未知参数向量。
随机过程最重要的特性是统计特性，它刻画了随机过程的本质，因而可以从偶然性中揭示出必然性。多维联合分布(密度)函数是随机过程统计特性最完善的描述。随机过程{Z}t的分布(密度)函数是既包括变量关系又包括样本点关系的高维联合分布函数，要从中得出具体可用的模型，往往需要对向量Zt(假定v×1维)进行分块Zt=(Xt''''，Yt'''')''''以及一系列的约化。例如，把对联合分布的建模约化为对条件分布建模，进而约化为对条件期望建模，这就是总体回归模型;其中Yt是l×1维的被解释变量，Xt是(v－l)×1维的解释变量。计量经济模型就是使用经济和统计假定从联合分布(密度)中识别出经济定量关系(white，1994;Reisandwolak，2007)。综合上述，计量经济学对客观经济世界的探索，蕴含着从“现实经济世界到概率空间的映射———概率空间到概率模型的映射———概率模型到计量经济模型的映射”这一过程。把随机因素规律化，这是计量模型区别于其他经济模型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可以体现人类行为与经济活动内在的随机性，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控制未知因素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计量模型的设定包含随机扰动项及其概率分布的设定，它使得模型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客观经济现实。
揭示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主要目的，需要基于观测到的信息资料推断结果。问题在于，我们所观测到的数据，是从某个可能的假设或原因的集合中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数据和假设之间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新知识(推断结论)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知识。这种精确性的缺乏成为归纳推理系统化的最大障碍。20世纪初，统计学家提出的一种有关新知识产生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ao(2004)将其总结为以下的逻辑方程:不确定的知识+所含不确定性度量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在形成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知识时，对其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进行度量是一种理性选择，由这种逻辑过程产生的知识才能够用于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计量经济分析中，无论是参数估计还是假设检验，都是基于一个样本得到的结论，但处理方式遵循了上述逻辑方程所强调的有关不确定知识的产生方式，这种处理最终通过分布来实现。因此，计量经济模型只有包含随机性设定，才能在经济关系的检验中包含对自身置信度的有效度量，从而实现对客观经济现象随机性的有效驾驭。
(二)探索过程的多样性与可靠性
经济规律具有相当局限的持续不变性，或者说经济规律的不变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经济运行规律即真实DGp才是唯一的。然而，现代经济生活极大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发现并建立真实模型之求往往成为奢望。从未知的真实DGp到计量经济模型，是一个探索过程，当然也就允许研究者多方尝试，从而最后的模型设定呈现多样性。
但是，这种探索性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模型设定的随意性。只有在一定建模准则下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才能成为对真实DGp的一个有用的、可靠的近似。我们认为，经验研究的可信性必须依赖以下三个重要来源:其一，扰动项的概率结构不仅体现于模型设定，而且主宰了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经济计量分析的主要环节，其丰富的经济和统计含义应该得到重视。其二，每项实证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目的，需要通过模型设定实现对关注效应的有效识别和可靠推断;因果关系推断作为计量经济分析的重要目标，其有效识别是经验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三，模型设定是统计推断的基础，错误的设定可以导致错误的推断;模型统计适切性是评价模型对真实DGp概率结构近似程度的重要标准。
三、扰动项的含义与随机性设定
对计量经济模型的不可观测成分尤其是随机扰动概率结构的研究，包括相应的估计和检验是理论计量的主要研究对象。对应用研究而言，它们是计量模型描述客观经济现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计量经济模型“计量含义”的集中体现。未能有效地驾驭随机设定对客观经济现象的描述功能，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对计量经济模型的创新性运用，计量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次创新和重大突破就发端于如何更好地运用随机扰动项分布来描述客观经济现象。①woodridge(2003)认为，对于扰动项的处理可能是任何计量分析中最重要的内容。忽视其存在，或仅作为一种摆设，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就失去一个重要的可靠性来源。应用研究中却存在诸多误区，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第一，将扰动项视为一种符号，忽略其重要含义。
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包含着确定性设定与随机性设定两部分。以最常见的回归模型为例，确定性设定刻画了模型中的观测变量、参数以及函数形式，随机性设定描述了扰动项的概率分布以及与解释变量的关系。一般而言，确定性设定更多体现经济意义，随机设定更多体现统计意义②，两者是相依共生的。一方面，无论确定性设定如何体现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模型推断的可靠性仍然依赖于随机性设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确定性设定部分如果不合理，也会影响随机性设定的合理性，比如遗漏重要解释变量或者函数形式错误设定，可能导致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相关而破坏外生性假定，或者导致扰动项呈现异方差等复杂变化，从而对随机性设定部分的可靠性造成严重影响。
而且，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在研究条件分布的某一属性(例如条件均值)时，往往会对其他属性(如条件方差)做一些辅的限制假设，忽略扰动项，这些假设的合理性就得不到讨论与研究。例如，在研究市场有效性时，常用的混合Q检验统计量只有在条件同方差下才服从渐近卡方分布，这一结论在条件异方差下并不成立，许多国内研究由于忽视这一点(如波动集聚性的存在)，导致错误市场有效性(洪永淼，2007)。
还应指出的是，面板数据模型目前虽大量应用，但截面相关问题尚未引起重视。面板数据中截面相关是普遍存在的，其设定既有丰富的经济含义，又是统计推断结果可靠性的重要保证。以非平稳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为例，广泛应用的LLC检验、ipS检验都假定aDF回归中不同个体的扰动项相互独立，当存在截面相关时，这些统计量就不再收敛于原来的分布，产生严重的水平扭曲问题;即使是一般的面板回归模型，截面相关也将影响估计量的有效性甚至是一致性(pesaran，2006)。
第二，检验过程忽略有关扰动项及DGp的设定，主观选择符合所需要的结果。
很多统计量是基于有关扰动项及DGp的某种设定推导出来的，如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对于扰动项及DGp设定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些检验几乎是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与金融实证研究应用最广的方法，同时也是错误集中的领域。
单位根检验的DF、aDF方法的临界值选择依赖于模型是否存在截距项与趋势项。很多研究者完全按自己研究的“需要”，随意地选择模型设定，导致模型设定过程成为一个黑箱。根据enders(2004)给出的严格检验步骤，应该对截距项、趋势项的系数进行反复的检验，以确保得到数据支持的模型设定。原始的Granger因果检验没有规定变量必须平稳但事实上隐含这一假定，很多研究都将此检验应用于非平稳时序，后续的研究已经表明，使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时，该统计量的渐近分布不再是标准分布。周建和李子奈(2004)的蒙特卡罗模拟显示，序列的不平稳性是造成虚假Granger因果关系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在非平稳时序的协整检验中这一问题更是突出。Johansen(1988)、Johansen＆Juselius(1990)提出了协整关系的mLe估计和检验方法，其检验结果对DGp的设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eviews软件就给出了5种DGp下协整关系的可能结果。目前国内几乎没有应用研究进行严格的DGp识别检验，而是根据某些主观因素在各种DGp下选择检验结果。这种做法抹煞研究对象真实的总体属性，扭曲了真实的协整关系，其检验结果可能是错误的。①
第三，忽略不同数据类型的分布特性，想当然地推广统计量。
忽视检验统计量分布成立的前提，随意扩展检验的适用范围，想当然地将已有的检验统计量直接推广到不同类型的数据结构，也是造成研究结论不可靠的原因。例如，在面板协整检验中，有些研究原封不动地移植时间序列下的eG两步法。时间序列仅有时间维度，非平稳时序统计量的概率基础是随机泛函的极限定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单位根与协整理论，其中由基于残差的eG两步法构建的协整检验统计量收敛于非标准分布。面板数据同时包括时间维度t和截面维度n，pedroni(1999)和Kao(1999)基于残差的协整检验统计量并非时间序列eG两步法的直接推广，而是序贯收敛于标准正态分布，且要经过与真实DGp有关的参数调整。蒙特卡罗模拟显示，这种错误推广存在过度拒绝原假设的问题，此时面板协整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普遍关系了，结论是不可信的。
第四，缺乏对检验的名义水平和实际拒绝概率的甄别。
在扰动项是正态分布的严格假定下，可以推导某些检验统计量原假设下的有限样本分布，对应的检验称为精确检验。更多的情形是我们只能得到统计量在原假设下的渐近分布，相应的检验称为大样本检验或者渐近检验;一些复杂检验统计量甚至是服从非标准分布，必须通过模拟获得其临界值。渐近检验用样本容量趋于无穷时的分布函数来近似表示统计量有限样本的统计特性，计算出的p值都是渐近值，可能存在过度拒绝或拒绝不足的水平扭曲问题。例如，Gmm框架下的Hansen-J检验与mLe框架下的im检验，在有限样本下就存在明显的过度拒绝问题;又如面板协整检验，其极限分布是时间维度t和截面维度n趋向无穷的结果，大部分检验统计量的极限分布建立在序贯收敛或联合收敛的极限定理(phillipsandmoon，1999)之上，联合收敛的推导过程还往往有n、t比率的假定。这将给有限样本下统计量的检验水平和功效造成影响，使得统计量的应用受到n、t长度的限制，有些甚至不可使用(胡毅等，2010)。在国外的优秀学术期刊中，对检验的名义水平和实际拒绝概率进行区别和处理，已经成为一项经验研究可靠性的重要体现。我国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时序数据时间长度都较短，统计量分布的绝大多数已知结论又只是渐近性质，但检验统计量的有限样本适用性问题却还未受到足够重视。
四、因果关系的识别和推断
一项经济学经验研究，应该与一个清晰的、表述确切的目标相联系，只有了解构建一个模型的初衷，我们才能对其做出评价(Granger，1999)。而在诸多目标之中，因果关系的推断是核心。因果关系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但哲学上迄今没有给出普遍、严格、可量化的定义，社会科学对因果关系的测度更多地是基于某一角度的考虑。例如，计量经济学中广为采用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是从变量之间的预测关系来检验因果关系。如何定义因果效应并进行有效识别则成为可信性革命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讨论的核心话题。
(一)有效识别因果关系的困难之处
Stock＆watson(2007)指出，因果效应(casualeffect)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理想的随机化控制实验中，一个给定的行为或处理对某一结果的影响。wold(1969)明确指出，计量经济学想成为一种基础创新的科学方法，关键在于必须克服由于缺少实验所带来的局限性。在实验室条件下，先验控制某因素的效应与后验分离出该因素的效应，其结果是等价的。而现实中得到的数据大多是观测数据，我们若想在计量经济学也取得这种等价性，就必须首先将与“实验”有关的所有非控制因素的效应全部测定并分离出来。
研究者往往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足够多的控制变量来构造一种类似于实验的环境，即获得关注变量的净效应(woodridge，2003;Stock，2010)。我们认为，这只是获得因果效应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如何判断究竟哪些因素与“实验”有关，只要无法确定所有显著有关的变量，我们就面临着误设实验模型的问题，因而也不具备实验科学所要求的基础条件(Hendry，1995)。另一方面，即使是一种因果关系，基于回归模型也很难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清晰的刻画，或者明确究竟是哪一项机制在起作用。因此，无论是因果效应的存在性，还是其背后的具体作用机制的识别，都需要在研究设计和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经验研究中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基于描述性计量建模进行明确的因果关系推断。例如通货膨胀持久性研究，有些研究者基于自回归、不可观测成分、状态转移等模型进行了明确的因果论断。但是，这些模型都属于描述性的统计模型，意在刻画通胀的统计特征，唯有以不同形式施加经济假设，建立诸如粘性信息模型、学习模型、Calvo-Rotemberg模型或者DSGe模型，才能解释通货膨胀持久性的经济动力源(Fuhrer，2011)。又如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的研究，往往以空间计量模型中的空间滞后系数度量策略互动行为的方向与强度。部分研究者仅据此进行特定策略互动机制的因果效应阐述是不恰当的，原因是忽视了两个重要的识别问题:第一，空间滞后关系既可能是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过程的结果，也可能是某些遗漏的地区特征的外生相关或者对地方政策的共同冲击所致;①第二，支出溢出、财政竞争以及标尺竞争等理论假说都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简化型地方政府政策反应函数，空间滞后模型本身不能识别哪种机制在起作用。我们认为，对于描述性建模工作，模型结果的相关背景或者可能原因的阐述是有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推广甚至是错误推广其经济含义。
(二)因果关系识别方法的新近发展
对因果关系的推断是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在非实验条件下进行因果关系的有效识别又是难之又难。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排斥我们科学地进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可能性，追求更为明确、透明化的识别策略则是努力的目标。由于对哪些因素有利于透明化、识别所需的假定以及经济理论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见解，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发展出两个方向:一是基于实际实验与准实验方法;二是结构计量建模。
1．实验与准实验(自然实验)方法
实验学派②已成为经济学经验研究的一个新潮流(angristandpischke，2010)，这些方法往往用于对一个项目、政策或一些其他的干预或处理的影响进行研究。理想的随机化控制实验为使用实际数据进行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基准。其中心思想是通过从一个总体中随机地选取个体，然后随机地对部分个体进行处理，进而测度因果效应。处理的随机分配可以保证处理的水平独立分布于结果的任何其他影响因素，由此消除了遗漏变量偏差的可能性。此时，处理水平X对Y的因果效应就是条件期望e(YX=x)与e(YX=0)之差，其中e(YX=x)是处理组中处理水平为X时Y的期望值，e(YX=0)是控制组中Y的期望值。如果某一处理对所有成员都一样，那么X就是二元变量，因果效应可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样本平均结果之差来估计。而且，随机分配下这种因果效应等同于单变量的回归模型Y=β0+β1X+u的斜率系数，oLS估计量^β1就是因果效应的一致估计。由于理想的随机化控制实验所具有的对因果关系推断的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行了实际实验;有些实际实验存在着道德与成本问题，研究者转而将其思想应用于基于观测数据的准实验。前文认为普通的回归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相关推断，那为什么实验框架下的回归分析却可以进行因果推断呢?关键的差别就在于上述的随机分配思想。问题是，现实中的实验和准实验，都与理想的随机化控制实验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目前国内应用该建模思路的研究存在大量错误，根源就在于对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和隐含假定缺少认识。③如果随机化失败，处理部分地以主体的特征或偏好为基础，那么实验结果反映的既是处理效应，也是非随机分配效应;即使处理的分配是随机的，但个体并不总是完全遵守随机化实验协议，实际得到的处理也可能不是随机的。④而且，实际实验和准实验还可能存在损失问题、实验效应、工具变量可靠性、控制组个体的匹配等问题，它们的叠加将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⑤虽然实际实验和准实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具备实际实验或准实验的条件;而且，这些方法更多地是验证因果效应的存在性及程度，对于背后的作用机理则多少显得无能为力，根本原因在于这其中没有多少经济理论(结构)。
2.结构建模方法
Reiss＆wolak(2007)区分了非结构计量经济模型(或称描述性模型)以及结构计量经济模型。非结构模型基于正式的统计模型①，揭示数据(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特征与统计关系，经济理论的作用仅限于选择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或者为变量间的关系提供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最终模型是以变量的联合分布的某些特征展现出来。所谓结构计量经济模型，则明确地将经济理论模型与统计模型相结合，从而有效识别出定量的经济因果关系;结构建模是计量经济学区别于统计学以及统计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集中体现。
我们认为，过去十年是结构计量建模的复兴时期。之所以说是复兴，是因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事实上，早期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大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就是一种结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一方面未能体现理性预期以及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等微观基础，因而受到了“卢卡斯批判”;另一方面在统计假定上又未能考虑数据特征，使经济理论处于一种超检验的地位，从而阻断了建模者根据数据信息逻辑一致地修改结构模型的可能。20世纪80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中RBC模型框架的兴起以及随机效用等微观计量模型的发展，结构建模有了新的进展，而过去十年计量方法的快速进步则使得模型高度结构化。现在所谓的“结构”是指在经济行为主体的动态最优化过程中，刻画偏好、技术、禀赋以及制度等因素的深层参数(Heckman，2000;Reisandwolak，2007)，从而使得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而且包含了更多的统计结构，变量的动态结构以及不可观测效应都得到高度重视。
以微观经济学的动态均衡建模为例，按照行为主体的互动类型，可以分为单经济主体的动态局部均衡模型、多经济主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动态博弈模型(aguirregabiriaandmira，2010)。在宏观经济学中，DSGe模型成为新的研究范式②，该类模型严格依据一般均衡理论，刻画了包括对行为主体所处环境、决策行为的一系列决策规则以及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在动态优化背景下构建经济主体行为方程，最终获得以非线性期望差分方程组为形式的模型均衡关系式，同时利用有关方法进行均衡的计算以及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构模型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结构参数有着明确的经济含义，这使得实证结果也有相应的经济解释。而且，通过反事实分析可对新政策进行评估，相比实验方法，结构建模的效用最大化框架使得福利分析成为可能，政策比较和最优政策选择有了可靠标准。③
(三)经济理论在因果效应识别中扮演什么角色?
洪永淼(2007)曾指出:统计方法与工具，不管是数理统计还是经济统计，均不能确认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确认，必须借助于经济理论的指导。问题在于如何指导呢?
目前流行的回归分析对经济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为变量的选择提供依据，或者通过施加回归模型参数的约束而将理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即使回归模型的变量有相关经济背景，仍然只是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因果解释，而不是结构模型中深层参数直接的因果效应。例如，为研究拍卖的中标额和投标者数量的均衡关系，非结构建模将中标额对投标人数进行回归，在标准的统计假定下，该回归模型给出了给定投标人数时对中标额的线性预测。结构计量建模则在风险厌恶程度、追求预期利润最大化以及和人信息分布等假定下，得到给定投标人数目、中标额的条件密度和条件期望。
其二，是在实证研究前面附加一个理论模型，然后说明后面的实证模型是对该理论模型的验证，或者认为这样的实证模型设定就有了依据。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结构建模，理论模型中的结构参数在各种“演化”之后在实证模型中已不见踪影:如果没有进行实证模型参数与结构参数之间的识别则未能根本解决因果效应的有效识别。
在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将理论模型的某些概念等同于统计概念，均衡方程与协整方程就是一个典型。经济模型中的均衡往往是一系列假定之下得到的经济变量关系的结构方程，而协整体现的是变量间某种长期稳定的统计关系，这种等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即使变量之间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均衡关系，仍然可能具有协整关系;第二，均衡关系往往存在于多个时间序列之间，仅对其中部分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进而得到的协整方程是不完全的，并不是变量之间均衡关系的真实反映;第三，经济理论的均衡有着丰富的含义，包括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跨期与期内均衡、长期均衡、博弈均衡等，并不是所有均衡都能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或者说协整未能体现其含义。忽视这种区别，一方面是导致DSGe模型均衡的计算以及动态博弈模型马尔可夫精炼均衡的计算等前沿领域没有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为均衡而协整”的泛滥现象，协整似乎成为一种普遍关系了。
对于因果效应的推断，我们认为，不同的建模方法是一种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例如Granger，2001;Reissandwolak，2007;acemoglu，2010;Keane，2010)认为必须在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引入更多的经济理论(结构)，才能从本质意义上解释因果效应背后的逻辑链条与作用机制。结合因果推断这一重要研究目标，我们更加推崇上述的结构计量建模，实现理论建模与经验分析的统一;但在卫生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领域，理论数理化相对滞后，一些命题的提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数理模型推导，甚至是依赖于直觉，此时实验与准实验方法则应是其因果推断的选择。那么，在承认各种建模思路合理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各自的建模框架下保证其统计推断的可靠性呢?这涉及到一项研究可靠性的另一根本问题———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
五、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
计量分析中，参数估计与参数约束关系检验是我们获得有关经济规律一般性结论的归纳论证过程，其可靠性依赖于统计量的良好性质，而这些良好性质的获得又依赖于计量经济模型这个载体中的各种设定。问题在于，这些设定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必然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如果统计推断建立在各种未得到数据支持的设定之上，其结论将是危如累卵。因此，在pesaran＆Smith(1985)提出的评价计量经济模型的三个标准中，模型在统计上的适切性(Statisticaladequacy)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标准。当一个模型的各种假定得到数据的支持时，我们称该模型在统计上是适切的，或者说是正确设定的(white，1994;Gewekeetal．，2006;Spanos，1999;Cameronandtrivedi，2005)。对模型统计适切性的重视，是计量经济学提高其应用可靠性的需要，由此形成第三次大讨论的另一核心议题。计量经济学家从两种思路解决这一难题。一种简单的想法就是，找到稳健的计量模型方法，使得统计适切性不依赖于特定的模型设定。另一种思路则是，找到合适的方法证明自己所依赖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形成了模型选择和模型设定检验两种模型评价思路(Gewekeetal．，2006)。实证研究中，对于稳健推断、模型设定检验和模型选择的应用也存在重视不够或认识模糊的问题，以下是本文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要强调经济分析不能代替统计适切性评价。例如，对于可能存在内生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研究者往往根据理论分析、直观判断或者已有文献结论等先验经验信息，找到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进而根据Hausman检验判断是否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只停留在经济意义层面，而没有通过模型设定检验进行甄别，由此得到的推断结论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以教育收益率的经典实证研究(Hayashi，2000)为例，使用不同的工具变量集，得到的检验结果截然不同。原因在于上述做法忽视了Hausman检验要求iV估计量具有一致性的隐含条件，而这是在工具变量符合与扰动项正交且与内生解释变量(强)相关等严格假定之下才能得到的理论结果，在实证研究中并不必然成立，必须通过模型设定检验进行验证。①
其次，稳健推断方法与模型评价体现的是对统计适切性的不同要求，各有所长。以回归模型的非球形扰动问题为例，white(1980)与newey＆west(1987)的稳健标准误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经验研究者的青睐，angrist＆pischke(2010)甚至认为稳健标准误方法的诞生使得异方差以及序列相关这些设定检验变得不再重要，相应的GLS方法将退出舞台。Leamer(2010)指出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稳健标准误方法与设定检验及相应的GLS方法体现的是对统计适切性的两种不同要求，前者只是要求得到可靠的置信区间范围，后者则更进一步要求有效的点估计。当研究者只关注参数约束检验时，稳健标准误方法足以保证其可靠性;如果关注的是某些政策效应的比较，就涉及参数估计值的具体大小，此时GLS的有效性显然更为重要。此外，以施加较少约束的稳健推断方法代替模型设定检验这一做法还可能限制我们对客观经济世界的进一步探索。Sims(2010)就认为对面板数据的条件异方差进行建模并使用FGLS可以比稳健标准误方法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随机系数模型可以同时体现异方差的来源以及个体的异质性特征。
再次，对于完整的模型评价而言，模型设定检验和模型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前者更为关键。在许多时间序列分析中，包括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建模，我们经常只看到研究者根据aiC或BiC等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并未见有关模型设定检验，这种以模型选择替代模型设定检验的做法是危险的。在模型选择过程中，需要先确定一个模型族{f(z;θi)，θi∈，z∈νn，i=1，…，m}，所有的备选模型都享有同等的地位，然后在特定的标准下挑出最佳模型f(z;θk)。Lehmann(1990)、Spanos(2010)认为这其中隐含着两种可能错误:一是正确的模型f(z;θ0)可能不包括在模型族中，更重要的是没有考虑选择可能犯错的概率，这恰恰没有体现在形成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知识时，对这些新知识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进行度量的要求。而模型的设定检验有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的区别，其结论是基于分布和犯错概率的推断结果。即使通过模型选择得到的最优模型也不能保证所有的设定都得到数据的支持，对那些关系到估计和推断性质的模型设定问题还必须进行严格的设定检验。相比模型选择，模型设定检验是关系到计量经济分析过程可靠性的更为根本的步骤，如时序分析中的模型选择就只是在平衡拟合和简洁性之间的选择，并不能保证残差必然满足独立同分布假定。
最后，我们强调模型设定检验并不是对数据的重复使用或者数据挖掘。对于给定的数据Zn，通常需要用于两种检验:(1)参数约束关系检验;(2)对于设定模型mθ(z)可靠性的检验。因此，有人质疑这是否对数据进行了重复使用。Spanos(2010)对此给予反驳:一是上述两种检验是对数据Zn所提出的两个不同问题，二是这两种检验具有不同的边界。具体而言，参数约束检验假定mθ(z)在统计上是适切的，问题的探究仍然在其边界内;而模型设定检验考察的问题是数据Zn是否由mθ(z)所刻画的随机机制所产生，问题的探究已经超越mθ(z)的边界。也有学者指责模型设定检验本质上也是一种数据挖掘。实际应用中，数据挖掘的含义很宽:一种是指建模者为了证实某种先验理论而有意掩盖或摒弃与理论相悖的数据信息，这是不可取的;一种是指为了使计量模型通过一系列设定检验而反复修正模型形式的做法，此时只要建模者将模型设定检验的过程明朗化、严谨化和系统化，便是可取的建模方法(韩德瑞和秦朵，1998)。
在计量模型统计适切性评价中，稳健推断、模型设定检验与模型选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不同方法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研究目的。其中，模型设定检验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每一种模型方法下都有相应的模型设定检验问题。如果设定检验的结果暴露出问题，就应当重新考虑模型的设定，重新进行检验，直至通过检验。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模型设定———模型估计———模型设定检验———模型再设定”，设定检验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虽然不是保证模型正确分析的充分条件，却是合乎科学逻辑的必要条件(Hendry，1995)。我们认为，无论是模型设定还是模型设定检验，都要仔细推敲其具体的应用背景和适用条件，对这些细节的处理是否恰当是一项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前文列举的忽略扰动项概率分布导致错误的例子，很多就是忽略统计适切性的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可信性是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国际计量经济学界对此有过三次大讨论，涉及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识别及模型统计适切性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联系我国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靠性来源:
1.随机性设定是我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真实DGp进行探索的一个主要体现，是正确设定计量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努力用好。
2.目前广为应用的非结构计量经济模型对因果关系的推断并不符合因果关系的本质含义，应该慎之又慎。实验与准实验方法及结构计量建模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对因果关系进行推断的新方法，但在我国尚少运用，应努力发展。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9
（一）会计收益的概念从操作的角度讲，会计收益被定义为本期交易中已经实现的收入和与此相对应的历史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会计收益的五个特点：一是会计收益是基于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主要是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收入减去实现这些收入的必要的成本）。从传统意义上讲，会计界是用交易观来计量收益的。二是会计收益是建立在会计分期假设之上的，是指某一期间的财务成果。三是会计收益是建立在收入原则之上的，需要对收入进行定义、计量和确认。四是会计收益需要依据历史成本计量费用，要严格遵守历史成本原则。一项资产按照获得时的成本核算直到被销售，才能确认所有的价值变化。因此，费用是耗费的资产或耗费的获得成本。五是会计收益要求当期实现的收入与适当的或相应的相关成本联系。因此，会计收益是建立在配比原则之上。从本质上讲，某些成本或期间成本被分配或与收入相配比，而其他的成本则结转为资产。
（二）经济收益的概念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将经济学上的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marshal）l遵从斯密的收益概念并将其引入企业。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Hicks)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将经济收益定义为：“一个人在期末与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的情况下所可能消费的最高数额”;。该定义虽然指的是个人收益，但企业收益也可以用这个最基本的收益定义来加以解释，即在期末与期初资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本期可用以消费或分配的最大金额（汤云为，1997）。由此可见，经济收益是与资本保全或资本维护密切联系的，它实际上要求在确认企业收益时必须严格区分资本收益和资本保全。
二、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计量
（一）会计收益的计量会计期间损益的确认和计量，应分析该期间实际发生的交易，确认和计量各种收入和费用，根据会计等式“收入－费用=利润”;来计算。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必须遵循收入实现、应计制、历史成本、配比、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原则。对于资产或负债价值的波动，如无客观事实认定，不予项由多个环节组成的工作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均会导致审计风险的产生，在每一具体环节注意避免产生差错，是控制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的关键所在。在经济责任审计的过程中，审计机构要切实贯彻“积极稳妥、量力而行、提高质量、防范风险”;的十六字方针,突出重点,强化职能,有为有位,稳步、健康、扎实地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篇10
（一）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的内容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是财政部2006年制定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所规定的，笔者将相关内容整理为表1：
（二）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但都不够全面、深入和系统。笔者通过对表1所列内容的分析，结合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
（1）会计要素不能全面地反映纳入会计核算和监督对象范畴的全部经济活动。根据利得和损失的定义，利得和收入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流入，而损失和费用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流出，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却没有将利得和损失正式确定为会计要素，这就将会计对象中的非日常经济活动隔离在了会计要素体系之外。
（2）会计要素体系不能与财务报表体系相对应，从而不能满足其作为财务报表基本框架的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财务报告目标的阐述，财务报表体系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四张主要的报表，而会计要素体系中没有完整地设置现金流量表要素和股东权益变动表要素。
（3）会计科目的分类与会计要素不相一致。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二者是不一致的，会计科目中包括了利得和损失类科目，而会计要素中不包括利得和损失；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二者也是不一致的，会计要素有六个，而会计科目有五类，并且除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三个会计要素与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和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实现了对应，其余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之间形式上不相一致。
（4）利润表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叉、重叠，其数量关系混乱，逻辑不严密，影响了损益的正确确认和计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利润与收入和费用并列为利润表要素，而从利润的定义来看它是收入与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与损失的计算结果，因此利润与收入和费用重叠。
其次，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是本期形成的可供分配利润，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以及利润分配之后形成的未分配利润都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所以利润要素从内容上看属于所有者权益要素。
最后，“利润=收入-费用”这个数量关系等式按照这三个会计要素的定义是不成立的。根据定义，利润是广义的范畴，除了包括收入减费用的差额，还包括部分利得和损失；而收入和费用都是狭义的范畴，仅指日常经济活动的结果。之所以这个等式还保留着，是因为它符合我国的传统思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也成为普遍被认可的业绩考核指标。但是这个等式反映的数量关系混乱、逻辑不严密，给学习和运用造成了困惑和不解。
二、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重构思考
（一）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影响因素分析笔者认为经济环境的是重构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经济环境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和财务报告的目标导向，而会计要素体系要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满足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和帮助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达到促进经济环境发展的效果。这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
我国现行的会计要素体系会计要素设置不够全面、会计等式不能清晰地反映会计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会计科目的分类也与会计要素不相一致，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重构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1）经济环境动态多变和复杂化，导致经济活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使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已经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内容。比如，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越来越频繁，而对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形成了“公允价值变动”、“投资收益”和“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等损益项目，而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中只包括狭义的“收入”和“费用”，不能涵盖这些项目的内容。本文将以“全面收益观”为基础重新设置会计要素的内容，将“利得”和“损失”设置为利润表要素，使会计要素体系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
（2）经济环境中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和股权关系，使会计信息使用者从以往的债权人和所有者已经扩展到了包括社会公众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他们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仅包括反映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经营成果的利润表，还要包括反映现金流量情况的现金流量表和反映股权关系变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而现行的会计要素体系不能与这四张报表构成的报表体系相对应。比如，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要素和现金流量表要素及其相关的会计等式和会计科目在现行的会计要素体系中还未提及。本文将借鉴美国的“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提出把“所有者投资”和“所有者分配”连同“综合收益”等设置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要素，并提出了设置现金流量表要素的构想，使会计要素体系能够与财务报表体系相对应。
（3）为了适应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规定，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个目标体现了“经济决策”为主，“受托责任”为辅的理念。会计要素体系是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理解和运用财务报告作出经济决策的基本框架，而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中会计等式内容不充分，数量关系不准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体现财务报告目标的导向。比如，利润表等式不能反映利润表的基本框架，而所有者权益表等式和现金流量表等式还尚未包括在内。本文将重新构建利润表等式，体现“全面收益观”，并根据重新设置的所有者权益表要素和现金流量表要素构建了有者权益表等式和现金流量表等式，使会计要素体系能够发挥财务报告基本框架的作用，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提高经济决策的效率。
（二）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重构应遵循的原则笔者认为重构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尊重我国会计要素现行定义的原则。这是重构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因为，我国现行会计要素的定义经历了从1992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初次提出，到2000年《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的重新定义，再到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重大调整的发展过程。每一次修订都是财政部汇集社会各界宝贵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尤其是2006年准则中所作出的调整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发展趋势和立足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理念，是经得住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的。比如，国际会计准则以“流入量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广义的“收益”的定义，既包括日常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也包括非日常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而我国会计准则则以“流转过程收入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狭义的“收入”的定义，反映日常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同时还提出了“利得”的定义，反映非日常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这种定义方式有助于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业绩的构成，从而对业绩质量和可持续性作出判断的需要。
（2）权衡“成本”和“效益”的原则。从尽量节约笔墨、降低成本的角度看，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做得是不错的：六个会计要素、三个会计等式，外加利得和损失两个概念，非常清晰、高度概括，也非常简单。但是所取得的效益怎么样呢？使教学、学习和运用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思路不清、概念混乱的局面，也使理论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仁见智”的局面，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会计要素体系应当首先保证实现其“效益”，即会计要素体系要涵盖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财务报表体系相对应、构成财务报告的基本框架和体现财务报告目标的经济决策导向。然后在设计会计要素内容和数量关系等式时注意措辞尽量简洁、概括、清晰，避免内容繁琐、交叉重叠和逻辑混乱等问题。
（3）会计要素能够满足设置会计科目设置需要的原则。设置会计科目并据以开设账户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连续地核算是设置会计要素体系的直接目的。对于我国现行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类别不相一致的情况，很多学者都认为应当根据会计要素调整会计科目的类别，即将会计科目体系整合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收入类、费用类、利润类。具体调整内容为：将共同类科目视余额方向分别归入资产类和负债类；将成本科目类归为资产类，理由是成本属于存货的范畴；将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从所有者权益类中划出来归入利润类；将损益类拆分为收入类和费用类等。本文认为会计科目体系应当根据新的会计要素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达到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类别相一致。
三、重构后的我国会计要素体系
（一）会计要素体系的内容根据上述分析，对我国现行会计要素体系进行重构如下：（1）根据财务报表体系设置会计要素，如图2所示。增加了“利得”和“损失”两个会计要素，从而完善了利润表要素；增加了“所有者投资”、“所有者分配”、“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连同“净利润”一起构成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要素；按流入量、流出量和净流量的思路设置了现金流量表要素。
（2）根据财务报表体系和新设置的会计要素，重新构建了会计等式，全面反映了会计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如图3所示：
（3）以报表体系为框架，根据新设置的会计要素相应地调整了原有会计科目的分类。首先将共同类科目视余额方向归入资产类或负债类科目，并将成本类科目归入资产类科目；然后将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和损益类科目重新整合为利润表科目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科目；最后按照现金流量表的具体结构设置了现金流量表科目。如图4所示：
（二）重构会计要素体系实现的目标通过上述会计要素体系的重构实现了如下目标：
（1）将反映非日常经济活动的利得和损失纳入会计要素体系，使会计要素能够全面地反映会计对象范畴中的全部经济活动。
（2）通过整合原来的会计要素和新增加一些会计要素，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要素、利润表要素、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要素和现金流量表要素及相应的会计等式，实现了会计要素体系与财务报表体系的对应关系。另外，根据现行准则所规定的现金流量表的结构设计了现金流量表会计科目，方便了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避免了使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给学习和运用带来的困难，使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由复杂变为简单。
（3）按照新的会计要素对会计科目进行了重新分类调整，实现了会计科目的分类与会计要素的划分相一致。主要体现在将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几个原来归属不清楚的会计科目界定为利得或损失类科目。
（4）对利润表要素和相关的会计等式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整合，解决了要素之间交叉、重叠，数量关系混乱，逻辑不严密等问题，有助于会计要素的正确确认和计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