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定义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abstract：applyingtheGeneralizedtranslogCostFunction，thispapercomparesandanalyzesthepaneldataof14commercialbanksfrom2001to2010.theresultsshowthatthegeneraleconomiesofscaleofjoint-stockcommercialbanksisslightlybetterthanthe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but，intermsofspecificeconomiesofscaleonloan，thejoint-stockcommercialbanksisinferiortothe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theeconomiesofscopeofthe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rebetterthanthejoint-stockcommercialbanks’；inrespectofspecificoutputeconomiesofscopeof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therearecostcompensationsbetweenloananddeposit，investmentanddeposit;buttherearelightscopediseconomiesbetweenloanandinvestment.
Keywords：commercialbank，economyofscale，economyofscope
中图分类号：F83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2-0064-04
一、引言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一直是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热点。商业银行规模扩大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递减就是规模经济；反之，就是规模不经济。如果银行的经营范围扩大导致平均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提高，则存在范围经济；反之，则存在范围不经济。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样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斯顿（Benston，1972）最早提出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无论银行自身规模大小如何，给定其它条件不变，只要银行规模扩大一倍，银行的平均成本将下降5―8%。本斯顿等人（1982）采用中介法实证分析了1975―1978年美国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情况，发现美国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在100―250万美元之间存在着最有效规模，偏离这个规模则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卡瓦略（Cavallo，2002）等人利用1992―1997年法国等欧洲六国的商业银行数据研究发现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伯杰等（Berger等，1994）发现全能银行的效率更多地来自收入的增长而非成本的降低。克拉克（Clark，1996）对日本、以色列、欧洲国家的银行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金融服务联合生产中存在显著的范围经济。曾（tseng，1999）利用二次成本函数对美国加州不同类型的银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加州银行业由整体的规模不经济过渡到了部分规模经济，在存款和贷款两项业务上并不存在范围经济。
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比较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标分析法比较不同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于良春等，1999）。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或非参数分析方法。徐传谌等人（2002）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研究了1994―2000年我国的商业银行，得出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结论。成刚（2006）利用复合成本函数估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1998―2003年的成本函数，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存在着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国有银行略好于股份制银行。陈宇峰（2007）利用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计算规模经济系数SCe和扩增型规模经济系数aS-Ce，对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分支机构数量变动影响时，所有银行均呈现显著的规模经济；增设分支机构这种粗放型扩张模式，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邹巍（2010）通过建立测度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12家上市银行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发现2006-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3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呈现规模不经济情况。杨大强（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范围不经济，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着轻微的范围经济。张成、李敏（2010）运用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分析了我国8家商业银行1996―2007年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范围经济程度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综上分析，不同的经验分析方法和研究样本将会导致差异性较大的结果。本文拟采用能更好拟合现实中银行成本曲线的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选取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期较为准确地描述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状况，并对特定产出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GtCF）是用Box-Cox因子替换出现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CF）中的独立产出的对数值而得到的：
（1）
对称性要求：；；
在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中，总体规模经济（GSoe）定义为：
（2）
特定产品规模经济（pSSe）定义为：
（3）
总体范围经济（GSoe）定义为：
（4）
任意两种成本互补特定产品的范围经济（pSSoe）定义为：
（5）
本文选取4家国有商业银行与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1-2010年的数据来进行检验，所选取的银行包括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的数据是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混合数据，数据经价格调整至200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2001-2010）。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
tC是总成本（亿元），为未清偿贷款（亿元），为投资（亿元），为银行存款（亿元），为劳动价格，为资本价格，R为利息成本。
结合选取的指标及式（1），并按限制性条件整理，得出以下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由于4家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和负债水平上均居垄断地位，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成本函数有可能不同。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整个样本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全部14家银行、第二组为4家国有商业银行、第三组为剩下的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实证结果
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似然非线性回归方法，在eviews3.1软件中对三组样本成本函数的系数进行估计（见表1）。
表1：三组样本银行系数估计结果
Vari-
able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Coeffi-
cientStd.
errorCoeffi-
cientStd.
errorCoeffi-
cientStd.
error
C-3.66040.0486-6.14220.4580-2.23540.1289
6.16631.82852.46561.302814.96569.6195
-0.52669.2201-0.84191.19261.97437.7506
-3.05111.4021-0.37887.355315.743110.4204
0.15970.04390.37150.42740.17540.1166
-2.59691.0300-2.13886.419413.81967.6791
-1.64801.28000.29313.2237-28.80322.8862
-3.74686.3654-1.06174.797519.70403.7611
-1.18678.1067-0.86962.2951-60.51321.2182
0.78226.73210.45234.0769-17.54364.7250
1.30837.90540.73592.670333.64137.6123
-0.09510.0642-1.53990.4532-0.0960.2092
1.19154.21890.39266.1292-5.70586.9927
-0.19921.4676-0.46952.39502.29512.6168
-1.08612.1313-0.33984.0391-1.52304.7788
-0.27291.85740.04041.8196-0.53442.0394
将各组系数代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衡量公式，求得各组银行的总体规模经济、特定产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特定产出范围经济（见表2―5）。
表2：总体规模经济分析结果GoSe
第一组样本第二组样本第三组样本
总体规模经济GoSe0.93470.96010.8803
表3：特定产出规模经济分析结果pSSe
第一组银行第二组银行第三组银行
存款的规模经济pSSe(Y3)0.91420.95400.6046
贷款的规模经济pSSe(Y1)0.82090.79150.8852
投资的规模经济pSSe(Y2)0.1155-1.34020.2280
表4：总体范围经济GSoe
第一组银行第二组银行第三组银行
总体范围经济（GSoe）1.34911.85771.1658
表5：特定产出范围经济pSSoe
第一组银行第二组银行第三组银行
贷款与投资的范围经济pSSoe(Y1Y2)1.35521.06792.5580
贷款与存款的范围经济pSSoe(Y1Y3)-0.8192-0.9023-0.7963
投资与存款的范围经济pSSoe(Y2Y3)-0.5185-0.75240.1092
四、分析与建议
（一）规模经济
对于总体规模经济（GoSe）与特定产出规模经济（pSSe）的衡量，当oSe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组样本总体规模经济数值0.9347
对特定产出规模经济的分析，三组银行特定产出规模经济数值均小于1，说明银行在特定的存款、贷款、投资方面均存在规模经济，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规模经济的数值小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较快。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经济的数值大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这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较分散相关。受分业经营的限制，两类银行投资规模经济数值都相对较低，拓展的潜力很大。
（二）范围经济的结果
对于总体范围经济的衡量，若总体范围经济GSoe>0，则存在总体范围经济，反之不存在总体范围经济。对于特定产出范围经济，本文从任意两种产品之间成本互补性方面对两者是否存在范围经济进行界定，即当pSSoe（Y1Y2）
从表4中可以看出，这三组样本银行均存在范围经济，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范围经济优势更加明显。4家国有商业银行联合生产时总成本的相对减少量要远大于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生产时总成本的相对减少量，这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大、网点广有关。从时间序列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范围经济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表5显示的是各种产出之间的成本互补性，三组样本中贷款与投资均不存在互补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贷款与存款、投资与存款存在互补关系，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特定产品的范围经济明显好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建议
一是适度控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规模，促使其尽快由不明显的规模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二是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发挥规模经济相对优势，优化银行业结构，提高银行业效率，满足多层次的资金需求；三是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使更多的银行享受范围经济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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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valloL，RossiS.2002.Doenvironmentalvariablesaffecttheperformanceandtechnicalefficiencyoftheeuropeanbankingsystems?aparametricanalysisusingthe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J].europeanJournalofFinance，8（1）：1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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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定义篇2
关键词:路径依赖；递增规模收益；历史起作用
中图分类号：F0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5-0005-04
一、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
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以研究不变规模收益和递减规模收益经济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一些经济学家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提出要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完善，于是以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开始出现并成为热点。但是这些变革仍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需要新的研究框架出现。于是以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如：路径依赖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网络经济学等。这些新理论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特别是路径依赖理论，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论述路径依赖理论的著作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很多将其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更好地把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对这一新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价。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以不变规模收益和递减规模收益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亚当?斯密、马歇尔、扬格和卡尔多等人都强调了递增规模收益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但是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仍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不常见，另一方面当时用于分析递增规模收益经济的数学工具还没有出现。大约二十年前，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递增规模收益的经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研究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提出了策略性贸易理论，并且还研究了经济地理中的群聚现象。[(sup)1(/sup)]保罗?罗默分析了递增规模收益与经济增长，为新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sup)2(/sup)]卡尔?夏皮罗等人分析了在递增规模收益和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技术选择，为研究网络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sup)3(/sup)]
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布莱恩?阿瑟利用概率理论对保亚（polya）罐问题进行了一般化，并用其分析市场动态过程。保罗?大卫从经济史角度提出一个经典案例，即计算机键盘中QweRtY排列，说明了路径依赖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在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启示下，路径依赖理论在理论和经验上不断发展完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成为热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大致由路径依赖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其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特征、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明和政策意义等几部分构成。
二、路径依赖的定义和分类
规模经济定义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操作规则；mcCallum规则；taylor规则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40-06
如果以当年名义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名义GDp的比率来计量对外开放度，那么，1994年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开放大幅提升的始点。至2006年，我国经济开放度已达67％。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运行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与国际经济运行紧密联系起来，这使得汇率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突出和重要，它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货币政策操作，同时又将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给整个经济。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向开放经济的演化，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发生了相应变化?是否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是遵从taylor规则还是mcCallum规则?弄清这些问题，将对当前及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以1994年为起点，利用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答案。
一、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货币政策操作方式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相机抉择论与规则论之争。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基于实际状况逐渐达成了共识：规则和相机抉择是货币政策操作连续区间的两个端点，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采取折中的做法。
通过层次划分，将会对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从广义的角度看，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定义为货币政策行为的说明性指导(Svensson，1999)，实质上就是中央银行的备用计划，它清晰地描述了未来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情况F货币政策的操作方案(taylor，2000)，可理解为包括各种特殊应对措施的操作策略(taylor，1993)。
现实中人们理解和探讨较多的是狭义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即货币政策操作变量如何根据经济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一般要求，一般表现为一个使目标变量接近约定水平的货币政策调整的指导性公式(taylor，1999)，也就是政策操作变量与目标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固定货币增长规则、固定利率规则、固定汇率规则、各种反馈规则等(traylor，1993)。
理论研究的热点在于构建和实证检验操作变量与目标变量之问的线性关系，即简单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根据操作变量选择的不同，简单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利率规则和基础货币规则。两种规则的选择取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的选择。taylor(1999)基于货币政策传导，将中介目标变量划分为金融价格变量(如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汇率等)和金融规模变量(如货币供应量、信贷余额、国债供给、外币标价资产等)两大类。如果以价格变量为中介目标，就应选择利率规则，如果以规模变量为中介目标，就应选择基础货币规则。
利率规则以taylor规则为经典。taylor规则是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缺口而调整的简单准则，其政策含义为：央行应将利率保持中性，使经济以自身的潜能在目标通胀率下持续稳定增长，其一般表达式为：
我国多位学者利用(2)式研究了taylor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如表1所示)。由于依据的数据和使用的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别。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有人认为，taylor规则可以作为判断我国货币政策松紧度的参照系，电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总体而言，它并不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并不遵循taylor规则，如果按照这一规则操作，将会加剧经济波动。
王胜、邹恒甫(2006)借鉴Clarida开放经济环境下研究货币政策的方法，利用两国一般均衡框架，构建了开放经济中taylor规则函数：
基础货币规则以mcCallum规则为经典。mcCal-lum(1985)在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货币层次界限变得模糊、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背景下，继承弗里德曼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调控经济的思想，将货币增长规则动态化，主张中央银行应根据名义产出缺口、同时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和通胀率变化来调控基础货币，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货币政策规则模型：
式中e为实际汇率变动率，θ为名义GDp平均季度增长率，e为预期算子。他们认为mcCallum规则更适合中国国情。但由于模型推导不严格，有较大的人为设定成分，且没有实证检验，因此，结论的可信性不强。
袁鹰(2006)借用向祥华的模型，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到2006年2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础货币对名义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为1.389，对汇率的反应系数为0.458，名义产出的货币供给弹性和汇率弹性分别为0.72和-0.33，在没有与taylor规则进行实证对比的情况下得出了开放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的taylor规则
LaurenceBall(1999)沿用利率规则的基本思路，基于以下三个关系式，推导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taylor规则模型。
上式中的m为广义货币供应量，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v为货币流通速度，x为名义产出，p为环比物价指数，y为真实产出，q为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有效汇率。各变量都为对数形式。(12)式为货币供给的理论决定式，(13)式为费雪交易方程式，(14)式为实际产出与名义产出的关系式，(15)式设定名义产出由前期货币供给和实际汇率决定。
最佳的货币政策目标在于使实际真实产出等于潜在产出y*，但现实中很难达到，只能尽量缩小真实产出缺口，假定现实调控目标在于使真实产出缺口与名义产出缺口保持λ比例，并使λ尽可能接近1。即有下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我国进口额、基础货币及货币供给来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历年月报；产出用数据，名义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物价指数和通胀率用数据，由于2001年前没有季度定基及环比物价统计数据，这里用同比变动率推算出环比变动率和
环比指数，2001年后的环比变动率来自数据中华网站；利率用7天同业拆借利率数据，1996年前没有统一的拆借市场和拆借利率统计，这里转引谢平、罗雄(2002)所用的上海融资中心同业拆借利率来替代，1996年后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人民银行网站。
2、数据处理说明。关于taylor规则的检验：(1)以各变量的Hp滤波值作为平均值；(2)我国没有公布进口价格指数，这里以按当期名义汇率换算为人民币的进口额与当期名义GDp的比率替代进口品价格占总价格指数的权重γ；(3)中的权重w难以具体测算，这里就从0.9到0.1加入模型试算，选取模拟结果最佳的数值。关于mcCallum规则的检验：(1)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由m2／基础货币和m2／季度名义GDp计算得到；(2)实际GDp2006年以前用各季度名义GDp乘以年度名义GDp对实际GDp的折合系数得到，2006年按本季实际=上年同期实际×同比实际-增长率得到；(3)实际利率按(季均名义拆借利率-Cpi季度环比上涨率)／(1+Cpi季度环比上涨率)得到；(4)目标环比物价指数p*由实际环比物价指数的Hp滤波值与季节虚拟变量回归求得。
三、计量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taylor规则的检验
试算显示，当w=0.9时，变量间的相关性和模型回归效果相对最好，这说明利率在mCi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调控主要利用的是利率手段，很少利用汇率。因此，就以w=0.9来计算mCi，并进行计量分析。
VaR分析显示特征方程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aDF检验也显示各变量都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各变量为平稳序列，构成平稳系统。因此，这里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mCi=-0.00543Y-0.49806Lp
(0.0096，-0,5671)(0.1209，-4.1211)
R2=0.2759，R2=0.2611，S.e.=0.0089，SSR=0.0039，Log=169.641，D-w=0.5426
可以看出，总体回归效果很不理想：一是变量Y与Lp对mCi都呈负向影响，这与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常识不符；二是变量Y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三是整体显著性参数较差，回归值对实际值的偏离接近100％。实际上，通过简单的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发现(如表2所示)，回归模型难以构建：Y并非mCi的因。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开放条件下的taylor规则在我国不成立，即我国货币当局执行的不是利率规则。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mcCallum规则的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如表3所示)，各解释变量都是基础货币变动的原因，而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基础货币与各变量问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和aDF检验都显示各变量为平稳序列，构成平稳系统，可以直接利用VaR模型或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试算发现，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更为适宜，这里就用tSK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Bi=0.5817-0.967mmi+0.0538V-0.0952Q-1+0.1544iGap(0.1263，4.6057)(0.0738，-13.0956)(0.0143，3.773)(0.0287，-3.3181)(0.0803，1.9232)工具变量：Bi-1，Bi-2，Y-1，Y-2，mmi-1，V-1，Q-2，iGap-1，iGap-2
R2=0.9566；R2=0.9516；S.e.=0.0128；SSR=0.007；D-w=1.9432
可以看出，模型回归效果相当好：首先，除货币流通速度外，所有变量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向都与理论模型相符，货币流通速度的符号与理论不符是可以做出可信解释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稳定下降，货币当局已将其视为一种规律或趋势，从而不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多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其次，模型的各种计量指标相当完美，远好于taylor规则模型；最后，由模型测算的基础货币规则值与实际值高度拟合(如图1所示，残差检验为平稳序列。
比较两种规则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具体情况是：基础货币变动率对货币乘数的反应系数为-0.967，接近11，与理论推演基本一致，即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呈同比例反向变化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的系数较小，其变化也相对缓慢，因此不是影响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前期实际汇率的系数为-0.0952，意味着前期实际汇率每升值(或贬值)1个百分点，本期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就相对下降(或上升)0.09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国内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调控，基础货币供给对汇率变化是适应性的，当本币升值对国内经济造成负向冲击时，基础货币将随之相应减少；通胀缺口的系数为0.1544，这意味着通胀缺口正向(或负向)扩大1个百分点，本期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就相对提高(或下降)0.1544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检验表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而无论是封闭条件下还是开放条件下的taylor规则在我国都不具有适用性。这意味着，如果经济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就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回归得到的mc-Callum规则的各种参数和通胀缺口、实际汇率、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等变量的预期变化测算出合理的基础货币增长率，这将为调控基础货币供给提供重要参照。
这种选择由我国国情所决定。在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中，中介目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操作变量和政策规则的选择。正如poole(1970)所指出的，适宜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主要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选择哪一个，应以能使产出方差最小为准则，而这取决于一国经济波动的特定结构，若波动冲击主要来源于货币需求方面，就应采用利率，若波动冲击主要来源于实质经济，就应采用货币供应量。王晓芳、景长新(2006)利用1994--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期间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而宋玉华、李泽祥(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供给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之
一，央行通过调控货币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经济运行。这就从两个角度论证了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而采用mcCallum规则的必要性。
按照taylor(2000)的思想，利率规则有效作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均衡实际利率能够准确计量；其次，利率能够内生地自动调整，以降低来自实体经济的不利冲击；第三，实际利率变化的经济效应明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采用利率规则将容易导致政策错误。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经济结构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难以测定实际均衡利率；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无法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自发调整；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利率信号传输渠道不畅，企业、居民利率敏感性较弱，投资、储蓄、消费、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利率弹性较低。这意味着我国还不具备实施taylor规则的条件。
规模经济定义篇4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探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重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续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摘要：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征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和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非凡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功能。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给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和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答应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摘要：“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摘要：“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新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和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和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靠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新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和发展、贸易和环境等新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摘要：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假如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靠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摘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假如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摘要：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规模经济定义篇5
关键词：经济人性；正义化；道德资本
经济人性是人性的一个维度，追求效用最大化是经济人性的目标。经济人性正义化指经济人性发挥要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其主旨是为实现老子倡导的“利而无害”、“为而不争”理念，是欲找回亚当·斯密“道德”和“制度”前提并不“虚置”下的经济人性发挥的一种状态。经济社会各种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就在于经济人性正义化理念全球认同程度欠缺。
一、经济人性正义化是人类社会的公共需求
(一)经济人性正义化是符合人类目的性的一种公共选择。这种公共选择自身具有自律性、构建性和调节。自律主要体现在“道德理性”和“行动自觉”。“道德理性”可在观念上自觉地保持一种“度”、“适中”及“义务推导”理念。在行动上抑制过分利己，对人类社会行动进行内在指导和适当限制。构建可让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人性的生产力发挥和生产关系双向共同发展。构建还体现在监督标准的供给上，为创设全球性认同制度及构建“道德审视”和“义务推导”机制和模型提供了客观依据。调节是一种“道德审视”和“社会整合”功能。宏观上能促进人类重新审视传统观念、现代观念及东西方观念，萃取出提升人类福祉的发展理念。这是对世界各民族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是对符合人类目的性意识形态的一种提升和超越。经济人性正义化上述功能确保社会一种价值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二)经济人性正义化内生规范人类公共需求的普适性制度。人性升华即为制度，人类主体人性的综合提升即为普适性制度，包括经济自主、契约自由、公平竞争、平等交换、诚实守信、环保等的经济制度和体现生存、发展、平等、人权等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经济人性正义化是价值体系中的一种“理念价值”，那么经济人性正义化内生的普适性制度则体现一种“规范价值”，规范着经济预测、决策、经济目的、经济手段、经济过程和分配结果等保持经济理性，规范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保持人文理性。经济人性讲求功利，人文理性则超越功利。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结合可确保制度发展理性，以规范社会发展理性。经济人性正义化不仅能有效地使人性提升为正义化制度，而且可审视现有制度，为现有制度质量、制度结构、制度效应提供一个评测标准，对现存制度改革、完善及构建新制度体系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软性”理念。
(三)经济人性正义化确保普适性制度高质量发挥。普适性制度是经济人性正义化的“成像”，反映人类主体人性之共同要求。这也是人类自觉遵守普适性制度，使人类活动具备更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前提。自律性的自觉遵守制度，能保证认真程度、热情程度以及制度执行成本降低，市场经济才能有效且健康发展，人类福祉才能提升。实践证明，经济人性残缺，不论表现为经济人性过度、不足或人性体系内在结构失衡，都会减弱或消弭人类社会福祉。人类主体不希望产生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各种社会问题，而以经济人性正义化为基础的普适性制度能在初始环节抑制或消灭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
二、单一人性发展模式的困惑与融合
人性模式决定行为模式，历史上经济发展无外乎有来自西方的“经济人”模式和东方的“道德人”模式两种。
(一)经济人性模式困惑。实践证明，只要亚当·斯密的“制度”前提和“道德”前提虚置，任何社会涉足或置身于市场经济，亚当·斯密理论上的人性二元本性就会倾向于实际的一元本性——利己性发挥。这种单一人性会以难以抗拒的力量内推着人类被迫服从经济人性模式。人类自己为自己套上“效用控制人性”的无形枷锁，各种社会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尤其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社会问题的暴露程度、破坏程度更加明显。一是同化后的人性基础与经济模式不对称。不同经济模式需要不同的人性基础，落后国家经济主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或适应新经济模式，难免会产生人性基础与经济模式不对称，经济行为与经济模式不相应格局；二是加剧不公平竞争。同化后的落后国家被迫要以经济人模式为主导模式运行，要参与同成熟国家的竞争，失败和贸易歧视等是不可避免的；三是资源利用率低。一些国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惜拼资源，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价格上得不到体现，损失浪费严重。在劳动力的雇用上，竞相压低工资，降低待遇等。资金要素贡献率较低，依靠资金存量推动经济发展明显。实践证明，经济人性成为主流人性必然导致整个人性体系内在子人性不能相互制衡而产生非均衡发展，必然产生“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过程本身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二)道德人性模式困惑。“重德求善”是这种模式的根本。中国历史是道德人性逐渐强化的历史，这种道德人性的强化预设一种在逻辑上对完美的追求，符合人类能使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划属于理性动物的属性。但诸多角度都证明单一的道德人性模式是不利于人性超越的，其原因就在于道德人性模式存在着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因子，对这种人性的重视会使人性游离于人类需要与经济之外。道德人性的发挥能使人“安身”，即能造就一个适宜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但不能“立命”，“命”的质量因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持而得不到提升。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道德人性与制度人性发挥为主导人性的时代，正是对经济人性的偏离，导致了中国经济缺少应有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诚如外国专家所说的“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
任何单一模式都会出现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上的危机。人类能动思维逐渐趋向另一种人性选择模式——经济人性正义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中庸”之道，体现了经济人性、道德人性与制度人性的融合。经济人性正义化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应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模式，这是历史发展经验在人性层面的体现。传统的经济人性模式因伦理意义危机而开始融入道德人性因素，东方的道德人性模式也因能融入经济人性动力机制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亚洲经济腾飞就是最好例证。经济人性正义化模式已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
三、经济人性正义化是人性体系均衡的保障
人的基本需求决定经济人性优先发展，符合马克思的需求层次理论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一切东西。”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越是基本的需求越需要通过经济人性发挥以直接求取满足。但不否认经济人性发挥是更高层次人类需求(如成就感、受人尊重等)的基础。人类需求客观上需要索取，其需求的满足程度取决于经济人性发挥程度，但并不是经济人性发挥越充分越好，因为经济人性的发挥具有排斥力且具有乘数效应，力度过强或人性非均衡下的经济人性发挥反而会削弱人类社会福祉，这一点已经得到社会发展实践证明。
经济人性的发挥客观上要受道德人性和制度人性的内在制约。经济人性追求内容并不代表人类生存的全部，人类还需要社会安全秩序、舒适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社会关系等“公共需求”；经济人性具有加速膨胀的“乘数效应”，必然导致“挤出效应”，排挤道德人性空间。金钱的诱惑会使道德失去调教物欲的能力，而极度膨胀的物欲也定会失去道德的驯服。道德人性是一种“善”的付出，具有吸引力。实践证明，宇宙万物，只有吸引力与排斥力完整结合，才能保证宇宙万物动态永恒，方能养无限生机。制度人性是人们自觉遵守制度、提升制度的内在本性，是人类对制度的一种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制度信仰和制度关怀两方面。制度必须被信仰，这是人性均衡、实现经济人性正义化及社会稳定的前提。制度人性能自觉地对经济人性和道德人性范围、发挥力度、结构效应、客观效果进行监督，能有效地协调两者关系以实现有效结合。制度人性受外界的法律、法规、习俗的影响程度较大，与法律、法规、习俗的关系是“同向共生发展”的关系。法律、法规、习俗的刚性强，人内在的制度人性则强，反之，法律、法规、习俗的刚性弱，人内在的制度人性则弱，可以说外在制度与内化人性相互转化的。外在制度约束上升到制度人性后，其执行就存在主动与被动、强制与自觉、运行成本高低、运行质量好坏的不同结果。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实质就是要强化制度人性，保证经济人性发挥正义。经济人性正义化客观上要求经济人性、道德人性和制度人性合理配置。经济人性发挥只有得到道德人性和制度人性的合理制衡才能实现正义。
四、经济人性正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动力器”
经济人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属“生产力”范畴。经济人性过度发挥或发挥程度不够都不能提供社会稳定发展动力。而经济人性正义化则是把生产关系要素纳入经济人性发挥的要素中来，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经济人性正义化是生产力适度理论，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人性这一“发展动力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功能展现有时过大，有时不足。人类自身若不能理性地调节这一社会发展“动力器”的推动力度，实践就会自发地客观调节，而实践客观调节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经济人性正义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提升，在“质”上实现人类幸福的唯一保证。经济人性正义化是对单一经济人性或道德人性的一种矫正或替代，是对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型号的一种更新，新型“发动机”的动力更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先进性和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特点。
规模经济定义篇6
1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含义及特点
1.1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含义
企业经济管理，就是为实现企业资源的应有价值，实现对企业经济的实际管理.同时，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组织、计划与监控通过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实现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在发展经济管理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以及生产经营的发展规律，通过合理的方式，制定企业产品的定价以及员工的合理薪酬制度，保证企业内部经济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第二，要将企业作为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部分，根据市场的客观规律，组织企业开展相关经济管理活动并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及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进行调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是当代企业制度管理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寸于企业经济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1.2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特点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当中具体特点主要为关联性、综合性以及指导性.关联性在企业的实际发展中，企业经济管理主要存在关联性强的特点.企业的经济活动都需要围绕企业经济管理开展并将企业经济管理作为出发点.在企业进行实际经济运营过程中，各个环节都体现了对资金管理的实际运用.因此企业具体管理工作的开展，与企业经济管理密不可分，经济管理决定着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综合性：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获得收益最大化，可见经济管理在企业内部的重要作用，体现企业经济管理在整体管理当中的综合性特点.对企业制定科学的经济管理手段，有利于企业的生产运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指导性:在企业的实际管理工作开展中，管理方向主要体现着管理者的决策制定.同时，企业的发展速度以及方向也主要针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进行实际分析具体的经济活动也会根据财务指标进行执行，保证企业的发展目标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由此可见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指导特性的作用p1.
2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分析
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体现着企业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标在企业的发展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管理模式也随着经济变动适应经济发展变动，做出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相关调整.
2.1传统经济管理模式
企业传统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经济发展体制相一致.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体现在“国家拨付资金”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导致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不能够得以实现.由于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是基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导致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建设出现问题，企业发展受到影响.
2.2现代经济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观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发生转变.现代企业发展中，经济管理模式主要是集约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企业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走向规范化发展.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实现规范化发展，对于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在完善企业运营方式的同时，加强了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建设，对于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3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3.1组织机构问题
组织机构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组织机构不够灵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动，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不能够自我调整，导致企业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经济体制相悖.同时，企业的管理者追求企业发展经济收益，导致组织机构调整被忽略，这就使得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出现相应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3.2人力资源问题
人力资源问题是现代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由于企业数量众多，人才供给出现问题，使得企业内部员工素质较低.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企业员工流动性较大，使得企业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不能够全面开展，工作进度以及工作质量得不到相应保障，导致企业发展受阻第二，企业缺乏员工入职培训工作的开展，员工普遍素质低下.在影响企业的整体形象的同时，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一定影响；第三，企业缺乏正确激励机制的建立，使得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导致企业经济发展缓慢[51.
3.3管理制度问题
制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关键，有效的制度建立对于企业经济管理以及经济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缺乏对管理制度的重视.虽然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规章制度进行实际约束，但其中条款过于笼统，并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操作性以及实用性较差.长期缺乏监管与执行，导致企业内部发展混乱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效能发挥受到阻碍.
3.4管理模式问题
现代企业在实际发展中，依旧是粗放式经济管理模式，并没有向着集约化的形式转变.在这样的模式下，企业想要壮大自身的发展规模，需要通过投资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扩大投资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
4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具体措施
4.1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
在企业经济运营的过程中应该建立科学有效并且规范化的经济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经济管理组织机构的有效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能够实现企业对内部人员的良好配置，通过企业管理当中的人才空缺，实现人员的配置，充分发挥人员的自身优势，提升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企业经济体系的建立，主要对象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员工构成.高层管理人员是整个企业决策的关键时也是保证企业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自身修养关系着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过程中，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同时企业管理人员应该重视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的相应法规政策，实现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在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开展中，保证整个系统科学有效的展开.对企业整个经济活动的开展做到具体规划，将经济管理中的具体任务进行明确到员工个人，保证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发展；员工作为整个经济管理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严格按照管理者要求，对于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进行有效监督，对管理人员的任务分配进行有效执行，经济管理规范化进一步发展。
4.2企业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
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对于经济资源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发展.实现对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管理应该从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入手，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管理水平，能够有助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开展.在进行人员实际配置的过程中，针对企业经济管理应该选择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员.保证企业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能够实现经济的有效管理，为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中，应该重视对管理人员的定期培训.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变化这就需要管理人员掌握先进的管理经验，对于经济管理人员的定期培训，能够有效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在企业进行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高素质管理人员能够对企业经济管理的发展提供支持，使得经济活动的开展与企业发展保持一致.企业定期考核制度同样重要，这是检验员工综合素质的关键.在考核过程中重视奖惩制度的建立，保证表现优秀的员工实现物质激励.激励制度的建立，在考察员工的综合素质的同时，能够提升员工积极性，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开展过程中，能够投身其中，保证经济活动有效开展，满足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发展需求。
4.3企业经济目标的规划
对企业实现经济目标的正确规划，有助于规范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够推动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在企业进行经济运营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企业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实际分析，制定适合企业的经济目标进行规划，保证企业发展过程中根据经济目标进行实际发展.在企业目标的制定过程中，制定前期需要对企业进行资料搜集，明确企业经济发展现状时根据企业目标的规划进程保证对整个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在企业经济目标有效规划之后，还应该通过实际应用进行目标的审核，保证目标规划，能够满足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的发展，保证企业利益最大化。
4.4企业对管理的综合评定
企业对于经济管理的综合评定，能够有效保证企业经济管理规范化的发展.对于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具体内容包括企业目标评定、企业经营战略评定以及企业经营业绩评定等.企业目标评定:对于企业经济管理开展过程中，企业目标的评定，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目标保证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进行实际评定过程中应该根据企业发展现状以及财务数据进行具体分析，保证评定目标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相一致，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企业经营战略评定，主要针对企业发展的战略制定，对于决策者的决策科学程度进行实际分析.在企业经济管理开展中，企业业绩呈现正相关发展模式，证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标准，保证经济管理的规范化发展。
规模经济定义篇7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制度创新；政策转型
一、新区域主义理论阐释
（一）理论渊源
20世纪30年代末期，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中型城市工业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区域问题的日益突出，政府主导下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应运而生，以其强大的组织推动力度为城市区域规划和协调运作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撑。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形态和生产经营模式催动着区域合理化发展的态势。城镇区域化、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新区域地理学”随之兴起，通过区域融合机制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合理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为新的区域规划相关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
（二）基本内涵
与旧区域主义理论内涵相比，新区域主义理论在肯定区域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模式下的发展思路下，进一步批判和发展了区域主义，使新区域主义更多地赋予“复合、集约、创新、合作”的理念而被区域资源整合相关政策实践加以广泛运用。基于协作治理的新区域主义主要体现了以下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一是“多元性”。相比旧区域主义理论指导下单一的自上而下直线型政府驱动模式，新区域主义理论引入了各层级政府、非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既定的范式规范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二是“综合性”。新区域主义所涉及的范畴、内涵、形式和外部表征与传统的区域理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区域之间协同的领域综合性为准则，打破区域主体政府间的直线单向度，贯以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海外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的综合协作。
三是“介入性”。新区域主义的政策指向具有一定的介入性特征，力求从区域内部与外部地缘建立起稳定、高效、持续的可协同性发展，引入更为广泛的兼容型区域合作模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区域之间存在的空间壁垒。
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模式
（一）理论指导
在信息系统化高度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新区域主义基于规范性与科学性视角为日渐延展的公共事务项目范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新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的提出，首先在治理理念上扩充了区域整合的主体范围，从政策制定上提倡公权到私权的让渡；其次，不同于旧理念时期传统的国家一元化治理模式以及单一的治理主体，从源头上提出了多级治理（multi-levelGovernanceSystem），构建复合型区域参与机制与互动网络；再次，引入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实行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私营部门等主体的联合治理（Joined-upGovernance），形成一种嵌入式经济和政治发展新模式，推动非政府组织及私人部门参与。
（二）实践模式
1.多种层次的区域功能空间
西方学者根据多极化的经济政治合作模式提出的区域性（Regional）概念和区域发展阶段论观点，将区域治理在功能取向上划分为五大层次，即区域空间（元区域）、区域复合体（作为社会体系的区域）、区域社会（区域公民社会）、区域共同体（一种行为主体）和区域国家（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体）。[2]
2.网络化的治理决策模型
在治理理论和系统理论视野下衍生的新区域主义，从政策实践上打破了旧区域主义“自上而下的传输路径”和“依靠传统制度均衡维持区域秩序”等观点，引出了具有联接性的网络化治理路径。突破先前垂直的单向性“命令―服从”关系，向“平等、民主、协商”的秩序下不断发展。
3.多重价值目标的综合平衡
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区域结社等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即通过利益整合、资源划分、产业调和等制度手段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环境友好、文化融合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要求下形成了综合协调的区域发展观。[3]
三、我国区域治理战略转型的困境分析
与起步较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治理和区域规划的相关理论支撑体系与实践模式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当前的主要探讨方面还流于“区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形式，相对于新区域主义提出的价值概念即“关注社会公平、生态、和谐、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有所差距，具体面临以下几种困境：
（一）制度设计功能薄弱
目前，我国区域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还基本停留在旧区域主义和理性官僚制模式的层面上，在指导源头上未能给我国新一轮的区域合作规划发挥高效的制度设计功能，由于对系统治理理论本质概念理解的相对欠缺，我国的区域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出区域治理中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平等参与性和制度认同感。
（二）政策支持尚未到位
当前形势下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需要高效合理的政策体系的支持，而我国尚未形成在一体化和城市化双轨背景下作用的规范的区域治理公共政策模式。目前区域政策的实施缺乏目标导向和行动导向，未能够在法律制度层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加之政策逻辑在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和封闭性致使我国区域保护主义、产业垄断、“竞合”失效等问题逐渐凸显。
（三）实施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原有的制度机制带动的区域规划路径多集中于产业分割与合并、城市区域规划、新型城镇化、城市功能集聚与整合等方面，而在综合区域资源配置、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机制以及空间网络规范机制等尚未得到深度研究。需要从多方治理主体统筹区域发展研究等方向出发，“促进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其它专项政策的相互匹配与融合。”[3]
四、新区域主义对我国区域治理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复合化的双轨作用下，我国新一轮的区域规划政策亟需着重于新的政策转型、模式转换和体制变更，通过借鉴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实践经验，对推进我国区域社会包容性和地缘认同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政策转型：树立规范的法律框架和制度逻辑
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法治建设问题分析得出，区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解决，亟需构建一套顺应目前全球化背景与后公共管理语境的法律框架，将现有的垂直且单一的区域治理模式从制度设计层面尽可能地转型到多元网络化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看，“利益平衡既是一个法律设计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重新架构的问题。”[4]完善合理的法律框架能够引导我国秉承科学且高效的区域发展理念，破除计划经济时期和旧区域主义时期传统封闭的理性物质化区域观念。
完善区域制度健全机制，结合特定区域实际情况，对区域规划实施机制加以取鉴以明确区域治理政策行动主体目标及其责任使命。区域规划决策部门作为主要导向的区域规划行动主体需要在制度实施源头上树立科学的区域观，在规范性的政策文件指导下合理下放职权于下级部门，克服旧体制下的多重职权管理和弊端，从而推动我国在现阶段的区域体制变革。
（二）模式转型：架构复合型网络协作体系和区域产业格局
在新一轮区域规划转型目标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适时干预区域经济政策的思路从传统的“自上而下”路径转变到“自上而下”的规划趋向，形成由地方政府提出方案设计而中央政府审核批复的区域开发战略的转型实践。
地方政府在区域改革目标的引领下开始探索适应于本地区的发展状况的转型策略。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5月24日组织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明确区域合作必要性的前提下，建立起网络式区域合作模式。
图1长三角区域规划“三结构一网络”范式图
“三结构一网络”套路范式强调在重构区域经济格局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环境、人口发展中的良性互动，摒除传统区域主义下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弱化造成的区域经济与产业同构现象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竞合”双赢。
（三）机制转型：提升区域空间功能和健全良性互动机制
新区域主义中提出的区域层级概念，要求转型过程中的各类区域维持在多重空间尺度的运动范畴下，不仅仅包括了国家层面之上的各类区域，还囊括了国家层面之下的各个微观治理层级。这一空间理论的转型能够为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问题有关键的启示作用：一方面，当前国内在区域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机制建设中的欠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流的空间’与行政管理‘点的空间’有所分离，”[5]另一方面，在亟需打破我国行政区划阻隔的现实环境下，解决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和培育区域间“次增长极”的目标需要从各区域内部形成统一的协调空间机制，发挥新一轮区域政策的空间效应。
健全我国区域治理良性互动机制，要求建构一个集“网络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于一体的区域规划全过程模式。
首先，区域合作的网络机制建立需要在形成稳固伙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机构及其与社会组织构成全面的沟通合作网络，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展横向和纵向的合作与交流平台，从而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信息交流、文化融合、政策调整以及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自我提升和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区域合作组织机制的建立，前提是明确制度化的区域规划协调责任主体。随着新区域主义思潮的逐渐渗透和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执政实践中应该全面考虑到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区域问题，意味着需要一个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和驱动价值取向的特定治理模式，从单独依靠政府能力转型到借助其他力量进行合作以达成共识并协同行动。
最后，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旨在厘清区域政策与规划在社会治理区域中的功能范围。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出发，区域协作机制的建立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性机构作为支撑保障，如设立“国家区域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部级区域规划，实施区域产业布局谋划，协调跨省区治理主体利益关系等，同时在下级的区域层面设立对应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域具体协调事务，让各个子区域、经济主体、企业、单位、社会组织都能够积极活跃于全球化氛围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灵活的、广泛的合作发挥区域经济轮轴和辐条的作用。（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殷为华，沈玉芳，杨万钟等.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区域规划转型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5）：12-15.
[2]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J].国际观察，2007，（5）：58-64.
[3]殷为华.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新概念区域规划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规模经济定义篇8
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规模经济定义篇9
一、管理的“祛魅”和大规模生产
笔者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描述发生在工业社会中管理的演变及其重要后果。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祛魅”，是指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分析的方法在科学史上功不可没，但是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发展到极致便会形成机械论的世界观。我们看到，机械论的世界观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机器生产、层级组织、“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等产生了很大了影响，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与此同时，管理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对于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祛魅”既是这种生产模式形成前提又是其产生的结果。
在管理的“祛魅”过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工具理性和分析方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对理性的崇尚表现为“理性设计”的社会结构、理性人“扮演特定的角色”、“行动理性”，即必须以某种客观标准进行评价。韦伯的管理思想集中于在理性化的权力基础上建立组织并实施管理，因而被称为“官位主义”。在这里理性是指，有明确目标的组织行动和组织模式，除了被指定为完成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外，所有其他的行为都被排除在外。韦伯说，把非特定目标的行为排除在外！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管理思想家们说，把导致非理性行为的激情、直觉、经验等都排除在外，把干扰工人们专注于特定活动的思想也排除在外！在这里，“管理的理性和工人们的非理性”成为各种管理理论的重要的假设，员工们被“祛魅”因而成为完成指定任务的被动工具。在整个管理理性运动过程中，效率（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产出）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工具理性因此排挤掉价值理性而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的搭档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
管理的“科学化”过程是动用分析方法对劳动和管理进行“分工再分工”，通过不断分解，把复杂的活动还原成最简单、最细微的组成部分，以提高每一个细微活动的效率来达到整体效率的提高。劳动分工的思想肇起于亚当•斯密，他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节约同一工人进行不同操作的转换时间，更为重要的简单的活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自此以后，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率被奉为工业社会的圭臬，斯密也因此不愧为工业文明的奠基人。把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科学化”并大规模推行的是泰勒及其后继者，他们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对劳动的分解发展到凳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贴上“科学管理”的标签。从机械论的世界观出发，泰勒认为人本质上如同机器，员工就是生产工具。他对管理的定义是，知道让人们做什么，并看着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做。管理的核心是工作组织，高效监工、工作测量和激励。泰勒及其后继者先是用“时间——动作”（time—mation）研究来分解人有肢体，进而用“计划——实施”相分离来分解人的头脑和肢体。他们认为，经验管理的方法容易使工人分心，因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分开。尽可能减少工人的独立性和尽可能扩大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科学管理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享利•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那里演变为“指挥（命令）和控制”的管理原则。
法约尔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仍然把员工视为“完成指定任务的消极工具”，他们认为，人和机器的能力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机器以及怎样训练人。与科学管理思想的不同之处，他们把人看成是由制度决定的不变因素，员工能够按正式规定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而正式组织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理性，在这里，人的动机仅仅是一个组织设计问题。法约尔认为，动机取决于钱、工作设计、纪律和监控。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类型的专业化和等级制度才能使组织效率最大化，其思想基础包括了劳动分工、等级与职能过程、组织结构和控制范围是四个关键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在工业社会中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所以，法约尔所定义的管理五要素：计划、组织、命令、协作和控制至今仍然是工业社会中流行的管理经典理论，“指挥和控制”至今仍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的基本原则。
不难看出，“控制”成为管理理性主义和管理科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所谓“控制”是对非理性的，因而也是最难予预测的生产要素——劳动者进行控制。安东尼认为，机械化、劳动划分和教育是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的三大策略。所谓机械化是限定工作任务、秩序、时间和细节。享利•福特在福特汽车公司创造的流水线生产成功解决了机械化如何控制劳动者的问题。所谓“劳动划分”是在组织中构建不同的级别、不同的权力水平和不同报酬的工作序列。可以说，工业社会中普遍采用的金字塔式层次组织、科层制度和命令链解决了劳动划分和如何控制的问题。所谓“教育”则是把上述两个策略的原则和方法灌输给劳动者，即解决了法约尔所说的如何训练人的问题。控制方式的创新和控制范围的延伸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现时人们通常把福特主义（Fordism）作为大规模生产模式的代名词。所谓福特主义乃是指由福特所创立的，包括了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并通过高工资和福利保障制度来保护工人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模式。但是，福特主义并不是由福特所独创，而是集工业社会管理思想之大成的一种定型化实践，福特式组织的基础是等级森严的层次管理，或称科层制度（Hierarchy）和规模经济（economyofscale）原则，后者指倍增生产能力而不会倍增其生产成本的原则。所以，科层制度和规模经济原则也是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工业社会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管理“祛魅”和大规模生产模式形成的过程加，劳动者被视为由外在关系所决定的客体，要么被看作是被动的生产工具，要么被看作制度所决定的，丧失了个人动机的不变因素。人的自决性、创造力和责任感这样一些主体特质完全被剥离了，工人甚至沦为由机器任意摆弄和控制的动物。所以，管理“祛魅”本质上是人的“祛魅”，大规模生产以人的“祛魅”为代价。但是，人的“祛魅”引起劳动者的强烈敌意，因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管理的效率，这不仅与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初衷相悖，而且也损害了工业文明本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意义，建立起一种恢复劳动者主体性特质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以适应现代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并进一步提高效率，一直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股潜流，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为“返魅”（reenchantment）。
二、管理的“返魅”和大规模定制
在管理的“祛魅”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返魅”，即要求恢复人的主体性的潜流。如果说欧洲工人早期的捣毁机器的运动还没有意识到“祛魅”对他们的巨大危害，而仅仅认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把愤怒发泄在机器身上的话，那么，197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因流水线的速度太快、工作重复、单调而没有意义举行的罢工，就明确地表达了劳动者对“祛魅”的强烈敌意和反抗。工人的罢工说明了“祛魅”对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是不能用福特主义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来补偿的。
马克思也是最早对“祛魅”进行批判的理论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表达了机器这一劳动的产物反过来统治劳动者的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行了鞭笞。人际关系理论可以说是一种较早的关于“祛魅”的理论，但是，这里并不包括那种试图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从人的本质来解释员工行为的所谓“社会人”理论。从表面上看，“社会人”理论把人的需要和内在动力恢复到管理的中心位置，但它从来没有偏离过泰勒主义的思想范畴，只是希望为管理者再生出被工业化破坏掉的社会关系网络。从本质上讲，它仍然属于把人看作由外在关系决定的客体的“祛魅”理论。我们所指的“返魅”理论是指强调给工人们提供在工作中成长和发展机会的新人际关系理论，它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试图复元人的主体性特质。
如果说管理的“返魅”在20世纪仅仅是潜流涌动，那么，当21世纪之钟敲响之时，“返魅”将成为明显的潮流。我们已看到若干因素和趋势在推动着这股潮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的冲击，以及9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和“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都将极大地削弱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使这种在工业社会中引以自豪的生产模式日益力不从心和风光不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在以生产定位的短缺时期，大规模生产厂家通过以一对多的关系主导消费者，从而产生极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在产品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就显得僵硬和缺乏灵活性，因为大规模生产本质上要求固定：当企业找到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佳方案（产品开发）后，就尽快地将学习曲线（Learningcurve）固定下来，以便可以重复地制造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所以，大规模生产很难适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许多大规模生产厂家想用增加产品品种（多样化）的方法来应付迅速分化的市场，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传统。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恰及时（Jit）管理体制，在主计划（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利用“看板制”方式来灵活处理顾客需要的变动，以增加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柔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的冲击是革命性的，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多个生产者对话，也就迫使生产者不断与顾客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信息技术促进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或者说“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条的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使新产品增多，从而消费者消费得更多。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可能在很多领域内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 从托夫勒（alvintoffler）在1970年在《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一书中提到大规模定制生产，到1993年派恩（B•JoserehpineⅡ）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massCustomization:thenewFrontierinBusinessCompetition）一书中对大规模的完整描述，大规模定制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派恩的定义，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是指，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和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大规模定制不同于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多样化：多样化是先生产出产品，再等待需要它们的客户出现，而定制是应特定客户的要求而生产；多样化只是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定制则可能将生产的末端交给消费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产品生产。大规模定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对外展现产品无限的多样化，又不能因产品内部多样化而导致额外的成本和时间的延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通过产品模块化来降低内部的多样化，并且能够为任何特定的顾客提供独特的模块组合。所以，大规模定制是一种固定但有柔性而且反应灵敏的生产方式，它提供动态的产品流，使企业以同时实现低成本和高度的个体定制。
在大规模定制条件下，生产者与顾客不断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员工的基本工作是确认并满足每个客户的个体需求。可以说这是速度竞争比之成本和质量的竞争更为重要的市场环境，速度的竞争需要员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判断力、果决力和创造力。那种把人视为“活的机器”。认为只须用命令的锁链和权力的绳索来维系和聚合；那种把员工当作“经济人”、“组织人”或是“社会人”的来看待，认为外在关系决定人的动机和行为的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条件。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基点将是以恢复人的主体性特质的“返魅”的管理模式，使每个员工都具有自我决策，创造力和责任感。与此同时，层次组织科层制度将被一种能改善信息交流、作业协作和知识状况的网络组织所取代。在这种新型组织中，员工不再是被动的、受指挥和控制的，甚至沦为机器的附庸，而是积极的，学习型的和具有创造力的知识性生产要素。
三、大规模生产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和人力资源管理基点
计划经济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祛魅”的经济，计划管理是通过计划对人进行控制。从根本上说，这里不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特质，需要的只是工具理性，这也是列宁对泰勒制备加赞赏的原因。中国人似乎对工具理性不那么推崇，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计划科学化工作远远不及前苏联。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发展并不充分，一直受到小规模重复建设的困扰。江小涓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前后的10多年内一直处于分散的生产格局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的状况，并认为这种产业组织特点的形成与传统体制中的技术扩散方式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企业间无偿转移“先进技术”，使“先进技术”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规模经济的关键因素成不“公共品”，从而使大、中、小型企业基本并行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存续到改革后的数量扩张时期。因此，中国企业的产业集中度不高（江小涓，1999）。而张军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工业部门经过10多年的数量扩张以后，许多行业转向集约化，集中度的提高体现了规模经济正不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具备规模经济的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张军，1998）。江小涓和张军的研究说明了中国大规模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规模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以及中国目前正向规模经济方向迈进的趋势。
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充分发展，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科学化程度不高，也许是中国企业员工较少被“祛魅”的原因。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提出“鞍钢宪法”这样的类似于“返魅”的管理模式，“鞍钢宪法”是指“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结合”。当然，“鞍钢宪法”最终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计划体制是一种“祛魅”的管理模式。除“鞍钢宪法”之外，中国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的优越感，以及长期享受“领导阶级”的政治待遇等，也是激活其主体性特质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长期以来置于一种类似于“返魅”的基点之上，所谓“类似于”是说它实际上缺乏真实的基础。
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效率标准被置于首位，规模经济正在成为通行的原则，可以预料大规模生产模式会有长足的发展，“福特主义”生产将会中国盛行。我们也很赞同“先搞福特主义生产”，事实上，中国目前正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大规模生产，一种是国内优势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或者合营的方式形成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但是，我们在此仍要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第一，中国现时的“福特主义”生产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已不同于原创性“福特主义”生产。信息技术的冲击已危及构成“福特主义”生产的重要条件，即是说，在“产品形成的决定要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下，已经不存在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大规模生产能否具有原创性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市场很大，这不会对大规模生产构成威胁。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市场已不分内外，商战已不分东西。第二，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大卫•哈菲的说法，是所谓的“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Fordism）生产，其典型的特征是“弹性资本累积”（flexibleaccumulationofcapital），即把投资弹性视为最高原则，随时准备撤离被认为不利投资的地区，将工厂关闭。这一特征不仅会危及中国经济稳定，而且会大大削弱外资企业员的议价能力，使其遭受到“祛魅”的痛苦而又得不到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补偿。因此，虽然我们赞成先搞“福特主义”生产，甚至认为要踏踏实实地搞“福特主义”生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福特主义”生产绝不是原创性的，或者是冠以“中国特色的”这类定语的“福特主义”生产，而是建立在现实条件下的、经得起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具有柔性的“福特主义”生产，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边陲福特主义”，这就是我们对大规模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的看法。至于中国搞不搞大规模定制，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大规模定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柔性的在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定制只隔一步之遥，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中国为什么不搞？
第三，中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既然要推行大规模生产，是否意味着要重蹈一遍管理的“祛魅”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回答可能不象“需不需要大规模生产”那样斩钉截铁，甚至于有点暧昧。从“祛魅”是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前提和结果这一命题来说，大规模生产是与“祛魅”相联系的。但是，我们说，管理的“祛魅”本质上是人的“祛魅”，人的“祛魅”又与大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的初衷相悖，正因为如此，在管理“祛魅”的过程中始终相伴着一些“返魅”的现象。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其后发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特别是具有柔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中，不应该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完全置于“祛魅”之上。
从当前中国企业的员工状况来看，他们既未经受泰勒制的训练，又未接受“福特主义”的意识灌输。相反他们倍感失落的是“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领导阶级”的荣光不再，并且随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他们面临“下岗”的威胁。这样的状况是很难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效率要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始终是效率优先，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居主导地位，但是效率出在人手上，不注重价值理性，人的积极性就很难真正调动起来，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率目标。此外，很多管理理论关于“管理理性和工人非理性”的假设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管理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工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完全非理性。从这点出发，我们也不太赞同彻底的“祛魅”。
1、大卫m•安德森、B•约瑟夫•派恩二世：《21世纪企业竞争前沿：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敏捷产品开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2、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规模经济定义篇10
正统经济分析（马歇尔主义或瓦尔拉斯主义）试图在现存的法律—制度—立宪结构下解释经济行为者的选择、他们的互相作用及这些作用的结果。规范的讨论是按照理论福利经济学的效率标准进行的，并根据这些标准对政策建议作出评价。立足在正统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分析家向政治的决策制定者提出（直接了当地或隐含地）他们的分析结论，必然是直接地和间接地对政府的决策制定者提出建议，不管这些决策者是谁。
与此不同，立宪经济分析则试图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律—制度—立宪规则的运转性质作出解释，这些规则界定了某种结构，在这一结构内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作出普通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立宪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高的”研究层次；它必须包容后者的成果及许多较不复杂的分支学科的成果。该分析中的规范讨论，是以一种比人为的、直接了当的效率标准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的。虽然对不同规则的估价必须在特定的制度结构内根据一种类似于政策意见顺序的方式来进行，但“效率”标准的认识论含义变得更为突出了。
正因为研究对象是各种规则，因此，立宪经济学家对于那些在已定的规则内行事的政治行为是提不出什么政策建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立宪经济学被包括在“政策科学”内是一点也不合适的。不过，在另一个层次上，它的整个分析的目的在于对那些参与立宪变革讨论的人提供指导。换句话说，立宪经济学对那些维持立宪规定的人提出可能的规范建议，而正统经济学则对于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具体地说，立宪经济学考察对于约束的选择，而不是在约束内的选择，至今为止，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几乎是唯一地放在第二个问题上。
对于上述两种分析的区别的初步说，可以从货币政策经济学中得到。在一定情况下争取进一步稳定是需要放松银根还是收紧银根，这不是立宪经济学家所直接关心的，他所直接关心的是对不同货币制度（是规则指导的还是自由决定的，是命令的还是根据商品标准的）的性质作出估价。分析的最终目标是对于不同制度的选择，政治行为者在这些制度内行事。在对不同的约束进行分析时，包含了对这些行为者行为的预测。
一、立宪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上面说过，立宪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系，而且，它可以被看作是古典理论（特别是以亚当。斯密的著作为代表的理论）的更为全面的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转。在这一方面，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直接沿袭这一古典传统。但是，对于市场功能的基本的古典分析，只是达到整个古典理论的更为全面目的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个目的是要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的市场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正由于这一点，对立宪结构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规范观点。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直接地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制度结构、不同的约束，经济行为者就是在这些约束内作出选择。在这一比较分析中，亚当。斯密发现，既要对高度政治化的重商主义经济（它是可直接观察的）的运转性质作出说明，也要对非政治化的经济（它当时实际上还不存在）的运转性质作出说明，斯密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不需要对是否“思想产生了结果”进行争论。我们知道，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非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制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内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产生了，可是，在这一过程中，注意力却从制度结构转移开了。反过分渲染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甚至要用“市场失效”一词来表述，而不是根据斯密的制度比较理论来表述。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秩序的批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否定性的，该批评精心阐述了市场在一个未经考察的法律—政治规则内的失效，同时却不分析纠正所谓的失效可能需要的另一套规则。在二次大战之前的数十年中，只有在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中，才涉及到结构比较的问题。
只是在这些争论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定义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才断继续续地返回其古典全系统。给定保护性政府（产权的保护与保证契约的实施）进行估价时，市场在某些条件下失效。我们还知道，根据同样的标准进行估价，政治也失效。任何旨在作出最终规范判断的实证分析必须对不同规则或约束的运转性质进行明确的比较。这一分析正是立宪经济学所要做的。
二、立宪经济学与社会哲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道德哲学中产生的，其介导者认为他们的学说自然地是在哲学观的范围内形成。作为其现代的化身的立宪经济学，也有同样的规定性，不管其分支学科是什么。人如何在自由、和平与繁荣中生存？社会哲学的这一中心问题需要许多分支学科学者持续地探索，当然也包括立宪经济学家的探索。由于立宪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约束规则（在这些规则内发生社会的相互作用）的最终选择上，因此，比起正统经济学的同行来，他们至少离“社会工程师”这一错误位置更远一些。由于立宪经济学家不采用类似于“配置效率”的表面的、简单的估价标准，因此，他们较不愿意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列，因为这样做就好象一些未经考察的标准获得了一致同意。“社会效用”的人为抽象对于那些集中注意约束的选择的人，比起对于那些考察在约束之内的选择的人来说，其吸引可能要少一些。
不过，如果准则不存在，最终的规范结果如何产生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于仓促地跳到规范估价，实证分析已提供了一个思路。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自发协调这个重要原理，这是十八世纪的伟大发现。这一原理表述为，在最低限度政府的法律保护伞下及一定条件下，市场“运转着”。即使我们在对这一原理进行现代修饰时必须加上市场的弊端，我们仍然朝着更为全面地理解不同的社会秩序迈进了一大步。立宪经济学家致力于扩大公众对这一原理的理解，使这一原理应用到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在较少强迫的意义上，对制度的最终选择仍提出了他们自己所偏好的“解决方案”。
三、新政治经济学
应该注意不要对立宪经济学提出过多的要求，特别是在采取狭窄定义的时候。上面说过，这一研究流派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它致力于分析不同规则的影响，而不是分析在现存的及未经考察的结构内作出的选择。如果更为全面地考察二次大战的发展，那么，可以说立宪经济学是从若干学术流派的批判重心各有不同，但每个流派都努力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对狭窄的领域。
在欧洲大陆，上述各分支学科作为一个总流派被概括为“新政治经济学”。在这总流派中有：1.公共选择，立宪经济学就是从中产生的；2.产权经济学；3.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4.调节的政治经济学；5.新制度经济学；6.新经济史学。如果扩张地定义，那么，立宪经济学相当于一个宽泛的词，可以包容所有这些分支学科，因为在上述每一个学科中都对法律—政治约束给予了某种注意。不过，可以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且，在这里概述其中一些差异也是有意义的。公共选择在其非立宪的研究方面集中于分析各种政治选择结构及在这些结构内的行为。它的着重点在于阐述政治互动的模型，它是更为一般的立宪研究的一个初步但却是必要的阶段。比起立宪经济学或公共选择来说，产权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及调节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理论要更为接近一些。标准的效率规范仍然处于这些学科的中心，既是解释性的标准，又是一个规范的典型。新制度经济学更多的是注意特定制度形式内的互动而不是政治规则的广泛结构。新经济史学的某些内容以一种历史的（而不是比较的）角度同立宪经济学十分相近。
四、两个假定
立宪经济学（还有上面提到的几个相关流派）与其前辈──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变体──现代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都遵循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假定。只有个人才作出选择和行动。集体本身不选择也不行动，把集体当作进行选择而提出的分析是不符合通行的科学准则的。社会总体仅仅被看作个人作出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从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早期论断以来，就一直强调对互相作用导致的非有意的总体结果进行解释。要对总体结果进行观察，但是，它不知为什么却不能被个人选择所分解和解释，这只是对学者的挑战，而不是对非个人主义有机整体的某种证明。
上面概述的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几乎是普遍地被主流经济学家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关于这一命题在立宪经济学中处于关键地位的哲学补充却很少被人们所接受，并经常遭到明确的反对。必须区分下述两个假定，一是建立在作为分析基本单位的个人选择之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第二是把价值的最终源泉唯一地归结到个人身上的假定。
没有第二个假定，第一个假定对于由个人偏好导出立宪结构的分析相对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在个人所要促进的利益和人命与被假设作为最终规范标准的非个人主义价值这二者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规范沟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整个立宪经济分析的大部分就失却了意义。如果被用来说明对制度的选择的最终价值是非个人主义的，那么，最多只存在着对于手段的分析，以说明在发现这些非个人主义价值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个人所表达的偏好。
另一方面，如果接受了关于价值的最终源泉的第二个假定，那么，除非利用个人所表达的利益，否则，不可能导出“规则的逻辑”。从根本上说，这第二个假定意味着管理的民主，同时说明了，决策制定的这一结构只有在具有“立宪”前提时才获得规范的合法性。
五、作为前辈的维克赛尔
对于现代形式的立宪经济学来说，唯一的、非常重要的前辈就是纳特。维克赛尔，他是上面讲座的两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在他的讲座财政理论的基本著作（《财政理论研究》1896）中，维克赛尔提醒人们注意规则（政治行为者在规则内作出选择）的重要性，而且他认识到，改革的努力必须放在改变那些约束决策制定的规则上，而不是放在通过对行为者的行为施加影响来改变预期结果之上。
为了说明其观点，维克赛尔需要某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能够对改变规则的建议的可能效率作出判断。他提出了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一致同意检验，这一点被立宪经济学所继承，而且它使整个立宪经济学的研究与政治哲学的契约论传统紧密联系起来。维克赛尔标准与帕累托标准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要是对个人的估价进行计算，要是关于这种估价的信息唯一来源是个人本身已作出的选择作为，那么，除非采取某种措施使所有人（及集团）达成一致，否则，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如果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方案，那么，进行考察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保持沉默。维克赛尔的贡献使得现代经济学家可以在一个采用并立足于这一效率标准之上的方法论结构内进行规则或制度的比较分析，上面的解释表明，这一效率标准并不需要偏离前面讨论过两种个人主义假定的任一种。
六、立宪选择中的人的经济学
立宪经济学并不是在法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范围内对于政治立宪的补充研究，它在个人主义逻辑假定之外又与非同义反复的个人盗用最大化模型相结合。在比较制度研究中人的经济学起着关键作用。个人被假定为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人们又对这些利益加以定义以获得操作上的可能。
在支持立宪经济学的这一假定上可能产生两种十分不同的观点。第一点是根据方法论上的前后一致提出的。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是盗用最大化者，那么，当个人在非市场约束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设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力的假定，即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坚持行为假定上的前后一贯性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原因，即这一模型对于制度比较的整个分析是有用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比较不同约束体系的影响，那么，为了分辨不同约束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行为假定上的前后一贯就是必需的了。
第二点是要在立宪经济学中引入人的经济学，它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而且它还引起了混乱，因为，必须仔细区分人的经济在预测性社会科学（特别是实证公共选择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应用与人的经济学在立宪经济学的运用。尽管已证明前者在运用该模型时其解释效力存在着经验上的局限性，但是，仍有人主张在后者运用该模型。
这一主张是隐含地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它被大卫。休谟和J.S.穆勒作为方法论原理而进行了表述。
政治学者已把下面这一点当作一个原理，即在设计任何政治制度及对立宪确定若干检查和控制条款时，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一个无赖，他的所有行为除了追求私人利益外，别无其它目的。
立宪政治的一个重要原理是要作如下的假定：掌权者将滥用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的利益；这不是因为情形常常是如此，而是因为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是自由制度特别要加以防止的。
对不同规则体系进行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这些规则进行选择。必须对每一个备选规则的可预测的操作性能进行考察，这些性能将反映个人在所定义的约束内其行为的具体模式。个人行为当然有可能偏离在推导操作性能时所采用的假定模型。不过，误差成本不会匀称地分布在单个最佳预测模型上。如果模型被证明是精确的预测者，那么，由于行为偏离了采用“乐观”动机假定的模型而产生的预测到的差异损失，将比预测的差异收益要大得多。因此，根据利他行为模型所作的制度比较估价应该考虑损失函数（它描述了对于最佳估计的偏离）的可能的非线性。（在法律实务中，正规的契约包括对于最坏情形行为的预防）。所以，在立宪选择中，有这样一种主张，即所采用的个人行为模型中假定的自我利益，其定义要比经验材料已证明的更为精细一些。
七、应用
立宪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在若干领域里得到了应用。第一是税收领域。后马歇尔经济理论（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常常在税负分析中得到应用。所作的分析要说明，外部征集的税收对于在市场上作为物品和劳务的需求者及供给者的私人经济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立足在这一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规范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标准对各种等收入税制进行了顺序排列。新古典税收理论在实证与规范这两方面都体现着如下的假定，税收本身对于选择过程来说是外生的。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使政治决策制定成为内生的。公共选择理论直拦地考察政治决策规则，以说明将出现什么类型的税制或税种。立宪经济学作为由公共选择理论冰生的、扩展了的研究流派，所作的分析更进一步，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同的政治规则如何会产生不同的税制。
作出某种立宪选择就表明允许政府当局对税基a征或税基B税。假设在新古典等收入假定下，分析证明对a征税比对B征税要造成较小的超额负担。可是，公共选择过程的分析可能证明，如果对a征税，那么政府得到的税收收入将大于对B征税。在任何可接受的政治行为者的行为模型下，等收入备选方案可能不是有效的政治备选方案。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税制的新古典顺序排列的规范重要性就降低了。讨论必然转到政治决策结构与财政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层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