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1
[关键词]学习辅助工具；存在；发展；实践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单美贤（1975—），女，江苏张家港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有专门的教与学的辅助工具，比如早期的教鞭、笔、教材，近代以来的直观教具、自动教学机等。这些工具本身都具有一定的辅助学习的功能，并随着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们对人类学习的认知水平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而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科技水平迅猛发展，人们对人类学习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个人的学习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学习辅助工具不断涌现，中华学习机、复读机、点读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电子书、电子书包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拟借助技术哲学领域中人与工具的关系分析，探讨在学习活动这一特定的实践场域中学习者与学习辅助工具之间的关系，思考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辅助工具如何在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服务于学习者的基础上，在自身的发展中推动教育技术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学习辅助工具存在的依据
工具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源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对技术的解释，也是目前通行的关于技术的观念，这种技术观念的工具论解释，海德格尔称之为“流行观念”。“技术之所是，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和目的”。[1]学习辅助工具的存在是因为其能帮助学习者以一种较便捷的方法进行学习，并鼓励学习者以新的学习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从而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教育技术史中提出的“四次革命说”，[2]其依据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开发学习辅助工具的目的在于“服务人”，以满足学习者融入社会、发展自身和完善自我的需要。
学习工具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以上观点。我们知道，语言的产生揭开了人类的教育史。语言在教育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口耳相传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技术，它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内容。氏族公社末期，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取得经验，形成知识，知识不断积累并形成系统。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知识朝专门化的方向加速发展，要使年轻人切实掌握这种理性化、专门化、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原始形态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因此，要求有记录知识和传授知识的新工具——文字①。要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就要会阅读和书写。经过多样的也是漫长的尝试历程，东汉时期质优价廉的“蔡侯纸”的出现，[3]使文字有了理想的载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由口说传业的教学方式向以自主阅读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继文字和纸的出现之后，给教育教学领域带来巨大影响的是印刷术。印刷术使优质价廉的书籍取代了昂贵而易出错的手抄本，为大众获取知识提供了可能，打破了知识的垄断②，可以说，帮助教育先一步踏入了“工业时代”。20世纪中叶，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学习辅助工具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appLe-ii、中华学习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直至“电子书包”等数字化学习工具，内容日趋丰富。
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者为了与学习对象进行有效互动而使用的中介手段，是参与学习活动并在其中担负一定认知功能的所有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智能形态的工具。[4]教材、中华学习机、一百美元笔记本等属于物体形态的工具，主要发挥着中介特性，学习者通过这些中介工具和手段，与学习环境互动，更好地获取、加工和交流知识。自动教学机、点读机、复读机等具有一定的智能形态，能够“自动”进行相应的教学活动，可以延伸和拓展人的认知能力，发挥认知特。再如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符号，语言的产生为人的思维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动力，学习者借助语言和文字进行认知加工，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
显然，学习辅助工具是为学习者服务的工具和手段，其存在的依据是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背离了这一点，它将无处存身。工具论的认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学习辅助工具的应用无所谓好与坏，有用、方便和有效是其基本属性，学习者借助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下”。[5]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被使用、能够满足需求是学习辅助工具在工具论层面上存在的根据。“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信息技术无论是作为演示工具、个别辅导工具、信息加工工具，抑或是交流工具、协作工具、研发工具，都是学习者借助信息技术达成自己目的的过程，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当目的与手段的联系很紧密时，学习辅助工具就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其意义就很丰富，并能产生进一步的意义。当目的和手段的联系薄弱或缺乏时，学习辅助工具就受到了限制，无法发挥其功效。然而，工具论态度也使我们无意中步入了一个误区，作为“中性的”纯工具和手段，学习辅助工具只是偶然地与它所服务的学习者和目的相联系，并试图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设计和使用标准，使之能应用于任何学习情境中。乔治·西蒙斯指出：“在我们的组织技术和学习结构中，我们经常由供应商控制学习——他们控制工具的整合。这样就造成了工具驱动我们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来驱动技术）的状况。……雇员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受所选工具的功能所驱动的。我们希望有多种选择，而工具通常呈现有限的功能。更遗憾的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常让位于工具。”[7]这类工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目标是短期的，人们利用现有的工具应付过去的倾向，容易沉浸其中而不是尊重“教学”，容易舍弃目的而坚持手段，进而很少有超越于工具本身之外的东西。
“工具”的产生来自需要，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使用，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工具自身的质量与使用者使用的熟练与准确程度。造成学习辅助工具无法较好发挥其功能的另一个原因是，使用者用习以为常的方式来使用一系列的工具、技能、制度和设备。我们知道惯性并非一无是处。杜威把这种社会习惯的整体称为技术文化的“飞轮”和“发条”。这些社会习惯经常导致技术文化不能开发和利用一些技能，以便发现疑难情形的问题所在。如果不付出努力，也不会形成习惯、制度、法律和“菜谱”式的技术使用方法。[8]同时，这些社会习惯也倾向于保护阶级和经济的利益。“以有疑难、有困惑、有危险的处境为媒介，调整习惯以适应目的”，[9]这是目前学习辅助工具得以发展的结构性形式。
二、学习辅助工具发展的依据
工具论意义上的学习辅助工具的直接显现是物，是中介手段，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学习者。工具论只关注到了学习辅助工具对学习对象的被动“表征”功能，忽略了学习辅助工具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的“居间调节”作用。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和印刷术的帮助，学习者对学习对象（和科学世界）的认识变得难以想象，正如怀特海宣称，“令我们出于更高的想象水平之上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精美的想象，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优良的仪器”。[10]实在论认为，学习者借助学习辅助工具认识学习对象的过程中，它不再是被动的“表征”工具，而是主动地参与了学习活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均与之发生了交互关系，它在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起调节作用，学习者认识学习对象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学习对象向学习者“呈现”的内容都由学习辅助工具来决定。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也体现在学习者对其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隐藏在学习活动中的、正在被广泛接受的学习“有机体”。
技术实在论不仅在于解释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的中介机制，更在于关注对象化与非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一个深刻的命题，需要从人和对象的关系变化来理解。对象化，又称物化，是指人通过活动把自己的需求及其满足，表现或体现在对物质对象的作用上。对象化活动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凝结在外在客观对象上的活动。[11]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将事物转化为对象，就有可能找到“恰当的单元”替代自然的过程，以满足人的需求。对象的客观性存在不在于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而是人与对象的需求关系。社会中的人所构成的主体称为社会主体，相应的，教育中的人所构成的主体称为教育主体，[12]而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康德语），教育乃至其诉求则凝结在教育中的“人”即学习者身上，因此，教育主体即学习者。学习辅助工具通过教育（主体）①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得以存在和发展，[13]教育的“能力”或“力量”自然而然起作用于技术，使原来非教育的“自在”技术，变为“为教育”的——为教育而存在的技术，即成为“教育化的技术”。这也就是说，教育的“力量”，转化到客体——技术中去了，“教育”主体方面的东西，因而“对象化”了，成了客体方面“对象世界”里的东西，成了主体可观照的“对象”。教育主体正是通过对象化不断地改造和重塑学习辅助工具使其满足教育的需求，而学习辅助工具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成为教育主体本质力量凝结于其中的一种存在。
学习辅助工具体现了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是不变的，它们允许替换，它们提供了技术控制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把对象视为“含有意义的事件”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和最终完成的实体，只有当对象化发生时，也就是说当对象作为测量手段和测量对象、能指和所指这些丰富的结构被阐发出来时，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学习辅助工具并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还是一个非对象化的自我生成过程，因为教育中的技术是非外在的、非预设的，它不能由外部的技术简单地移入教育中。主体的非对象化的核心是“精神的”或“精神化的”或“精神活动”。作为对象化的“物化”，只有向主体自身“返回”，只有以“扬弃”的非对象化为“归宿”，才是真正的主体的对象化。非对象化是对“物化”的“扬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主体对对象化的“占有”。学习辅助工具的非对象化过程，就是教育主体（即学习者）通过实践活动把技术教育化，改造和形成学习者的思维能力、感知能力和活动能力，转化为学习者本质力量的过程。例如，氏族公社[14]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在此过程中，学习辅助工具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他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其价值便得以体现。
工具论视野中的学习辅助工具关注的是其具有实物形态的技术产品（一百美元笔记本电脑、电子书包等），强调的是其实用性。技术实在论关注的是，学习辅助工具在学习者学习活动中呈现出来的非实物形态的信息与环境，主要表现为两种存在方式：一是指学习者借助学习辅助工具获得的数据、图像等信息，是学习者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指数据或图像的呈现，依赖于主体的把握与理解，通过学习者对信息的接受、加工、反馈和传递的互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即学习辅助工具参与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建构了学习对象得以“呈现”的样态，而且也决定了样态的“表征度”，学习者认识学习对象的过程以及学习对象可以向学习者“呈现”的内容都由学习辅助工具决定。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使其能够主动地在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进行调节，既不从属于学习者，也不从属于学习对象，其本质是动态的，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社会性，具有自身的演化规律，进而确立了其独立地位。也正因此，学习者在借助学习辅助工具开展学习活动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学习行为正使学习对象变得有序化，更不会对学习辅助工具呈现学习对象的过程加以关注。学习辅助工具作为学习者和学习对象之间的“界面”，不再是被动表征，而是“干涉”了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学习者由自在主体变成“工具化”主体，学习者成为被学习辅助工具“体现的学习者”，学习者和学习对象相互“体现”自身，这种体现完全是在一个具体的背景中，在此背景中，“学习者的体现”与“呈现的学习对象”之间才有了“交流”的可能，并决定着学习实践的走向。学习辅助工具对学习者来说不再意味着工具，而是借助对象化和非对象化过程，教育的本质帮助其成为“教育”本身，成为教育的当然部分，即学习“有机体”。在此过程中，学习辅助工具把学习对象解释为学习者可以理解的形式，进而成为有意义的知识，学习者通过实践与学习辅助工具中所能知觉到的内容现实地联系在一起，学习辅助工具在实现其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升华，开始帮助塑造教育的灵魂，巩固了自己的意义。
三、学习辅助工具的实践走向
现象学采用“回到事物自身”的本质还原方法，把传统的技术视为现成的、理所当然的事物，从而转向对被忽视了的技术的环境构成考察，如技术的形成条件、人性蕴涵，使技术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社会敞开，它从技术实在论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关注。[15]伯格曼和唐·伊德把技术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实现了从形而上学到经验层面研究的转向。伯格曼提出了“聚焦实践”的概念，使得手段与目的得以统一。他认为不同的实践主体对于“聚焦物”发射出不同的意向箭头，来自各方面的意向指向被聚焦于特定的“聚焦物”上，从而产生共同的作用，达成一致理解，获得聚焦物的意义。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聚焦实践活动，也就是不同的意向，使得聚焦物的意义复杂化，通过这种行为和聚焦物的复杂意义，世界呈现给我们以丰富性。[16]在Bertelsmann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t.Reeves说道：“鉴于学习实在深奥复杂，所以，我们很难概括出在学校中究竟应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媒体和技术，至多也只能做到创造性地运用和有根据地实践。”[17]由此可见，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实践环节中学习者的创新性运用。例如，“写作沉淀了意义……但是读者可以使其再次自我确证，可以使其重新激活自我证明……这种技术使意义结构成为可以重新激活的、可重复的和主体间的。”[18]如果把电子书包等同于电子书和教育资源库，那么它将很少有用并最终使学习者对电子书包失去兴趣。因此，国外对电子书包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电子书包是一个计算机支持的数字化协作学习空间，它以网络为环境基础，支持师生、生生间的同步或异步交流与资源共享”；第二种观点认为，“电子书包是一种支持非正式学习的通用网络设施，学生可以使用基于蓝牙、无线网络等技术的设备，随时随地登录、退出电子书包，管理自己的数字资源”。[19]从电子书包教育教学的系统功能架构视角看，“电子书包是学生的个人学习环境”，个性化、移动性、按需服务是新一代电子书包的关键特性。[20]
伊德从技术和实践、技术和人的关系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技术不是根据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必须与人和文化相联系而存在。技术总是和，并仅是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起作用，技术无法与这样的背景区别开来，如果与人类实践相分离，技术只是一堆无用的东西。[21]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学习辅助工具的存在与发展。“技术实践包含社会选择和管理者的习惯思维，是被文化规定了的。”[22]既然技术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希望一种与社会、与文化无关的技术，只能是一种幻想”，[23]学习辅助工具是学习活动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可以独立自存的，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总是受到文化价值方面的制约。学习辅助工具要想发挥作用，必须适应特定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下人类的学习活动模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华学习机的研发，其背景是1981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三次世界计算机教育大会上，苏联专家伊尔肖夫提出了“计算机程序设计是第二文化”的观点。受这一观点的影响，我国也开始在有条件的中学尝试开展计算机教育选修课程。当时，计算机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计算机的购置，国内尚没有自主研发的能用于基础教育的计算机，只能选购国外品牌，而走在计算机教育前沿的美国，其主流机型（当时是苹果公司的appLe-ii）虽然性能很好，但是价格相当昂贵，别说一般家庭，就是条件相当好的中学购置时也会慎之又慎。为了促进计算机教育发展，我国整合国内技术力量，研发了有本土特点的中华学习机，它能够兼容苹果公司的appLe-ii计算机，并且配有汉字，相关的软件都能使用，主要是价格相对低廉（是appLe-ii的十分之一），受到了广大中小学的欢迎。自从中华学习机研发以来，它就逐步成为我国计算机教育的主流机型，appLe-ii等系列的机器开始退出市场。
1990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世界计算机教育会议上，“计算机作为工具”的模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专家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提出了“信息学”的模式，包括微机联网、资源与信息共享、远距离计算机教学等，而这种模式对计算机的要求更高，暴露出我们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中所配机型存在的问题。随着国内外计算机教育的发展，对计算机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各计算机厂商的激烈竞争，各种系列计算机的性能价格比大幅度提高，特别是pC系列机型的出现，对中华学习机的市场冲击很大，中华学习机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学的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任何特定时期存在的技术都不是一种完满的东西，它提供了可能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最终的目的。”[24]
当代技术哲学界业已提出从实践维度来理解技术，例如，戈德曼将技术定义为一种由决策支配的行动；mcGinn明确指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由实践者的精神状况所引导”；佩斯提出了“技术实践”概念。[25]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而且“马克思技术哲学是一种倡导技术实践的哲学”，[26]其最终意旨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实现人的完整性及人的解放。学习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习，学习辅助工具的发展应该最终成为学生的自我学习工具。自我学习工具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意味着必须首先考虑人是如何学习的，然后再考虑如何采用技术手段来促进学习。当学习者借助自我学习工具学习时，人与技术的关系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进而使得学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常言道“善假于物”，关键不在于物，而在于“假于物”的过程。随着pDa、平板电脑、ipad、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在学习中的推广和使用，“移动学习”这一概念已为大家熟知，人们对于“移动学习”的感性理解是学习者可以带着终端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学习，即移动终端设备消除了一般可携带装置的机动性之地域限制，而移动学习中的互动也主要归结为因互联和移动消解了时空距离，并将其作为区别于一般基于网络与固定桌面计算机的学习的根本特点。[27]如果仅停留在此层面，学习辅助工具仍停留在物的层面，没有很好地关注“假于物”的过程。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祯团队在长达十多年的行动化学习研究中发现，每人一个pDa和每人一台电脑（固定）的意义是不同的，孩子们在借助pDa进行相关主题的学习时，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学生会把移动终端设备放在一起来比较各自的发现和创造，进而丰富和完善自己对学习主题的深入理解。[28]也就是说，只有当学习辅助工具与具体的学习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习对象（即科学世界）真正向学习者敞开，才能挖掘出其内在的意义。无论是teD2013百万美金得主苏伽特·米特拉（Sugatamitra）“凿壁上网”的实验、南京师范大学张义兵教授开展的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知识建构型学习实验，抑或是其他一系列基于学习辅助工具的实践探索，都试图挖掘出学习辅助工具在具体实践领域中的意义。
四、结语
工具论、实在论、现象学和实践论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展现了学习辅助工具的沿革历程。技术工具论把学习辅助工具看作工具，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在总体上是“中性的”，无法有效解释学习辅助工具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技术实在论认为，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不仅在于能有效地解释其在主客间的中介机制，更在于学习者和学习对象均与学习辅助工具发生了交互关系；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性还体现在学习者对其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学习辅助工具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技术现象学指出，学习辅助工具构成了主体和学习世界（对象）之间相互交流的“界面”，这一界面决定了学习者和学习世界“体现”自身的样态，学习者、学习对象和学习辅助工具成为了一个连续的链条。对学习辅助工具的实在论和现象学解析，是对传统工具论的批判和超越，进而促使我们从实践论的角度对学习辅助工具进行重新思考：学习辅助工具这一“物”很重要，已经渗入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但“假于物”的过程尤为重要，只有当学习辅助工具使学习对象（即科学世界）真正向学习者敞开，成为学习者可理解的形式才有意义。“假于物”的过程发生于具体的背景中（即教育教学实践领域），取决于学习者实践价值观念的变革，离不开学习者的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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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2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现代教育技术新课改
一、前言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渗透到学校教育领域，通过先进的技术将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生动化，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到，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可以为学生的历史学习提供更加方便的学习渠道，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组织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将历史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显得尤为必要。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运用中应遵循的原则
1.情境性原则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信息储备量比较大，如果引入表现力强的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生展现真实的历史情境，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的发展变迁，让他们想象历史人物的不凡气度、雄才大略，进一步培养学生了解历史的能力，并促使他们从历史问题中获得启发。
2.辅助性原则
现代教育技术具有先进性，可以辅助初中历史教学。教师要根据每节课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现实情况灵活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要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育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为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我们教师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时不能过于依赖它，比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部分内容时，我为学生播放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遵义会议》等电影片段，为学生言简意赅地讲解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过程和结果。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很容易就掌握了这部分历史知识，感受到了红军英勇坚强、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感受到了中国革命历程的坎坷，树立了热爱生活、热爱党的美好情感。
3.时效性原则
我们都知道初中历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现代教育技术可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工具，在历史教学中，我们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调控的，适合学生思考的学习情境，让现代教育技术为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核心素养所服务，为学生适当渗透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实资料，让学生敢于思考。比如在教学《经济大危机》这部分内容时，书本中只是简单介绍了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但是美国经济危机是否与世界经济危机存在内在联系，这部分内容涉及不多，教师难以通过简单的语言为学生讲解这部分内容，进而难以使学生感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补充相关知识，为学生播放一些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背景资料，包括各个国家民众对经济危机的态度，德国经济衰退、英国贸易保护等资料，然后让学生思考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否与美国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联系。再为学生提供一些问题让他们思考：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家为什么宁愿毁掉商品也不将这些商品用于救济他人？通过课外资料的补充和问题引领，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相关历史知识，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
三、现代教育技术对初中历史教学的影响
1.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将文字、图片、视频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推动历史教学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整合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历史课程中的很多知识侧重于史实讲解，比较枯燥乏味，如果教师运用现代教育加护，将枯燥的史实变得具体生动化，可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探索欲，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
3.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型人才
新课程改革提出课堂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初中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加广阔的教学空间，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历史知识，让他们从史实中获得启发，培养他们的是非观念，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善于思考，德才兼备，是符合时展的复合型人才。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信息技术运用历史教学益处
【中图分类号】G63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127-02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通过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以达到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发展学生创造潜能的终极目的。想要把教与学这两个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信息技术的有机应用无疑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信息技术教学已成为当今教学领域的热点。总的来说，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将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的表现手法和表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法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让学生更直观、更全面地获取知识，充分发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历史课教学担负着知识传授、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三大任务。在教育转轨的形势下人们已越来越重视计算机网络的资源功能的开发与利用。因此把信息技术从辅助教学的手段转变为学习的方式和学习的工具，发挥信息技术在学生自学学习、主动探究、合作交流方面的优势，建构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追求的目标。
首先，应用信息技术轻松解决教材中的重、难点问题
历史是人类过去的实践活动，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重演。这个特点使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掌握和巩固增加了难度，也给教师教学带来了困难。特别是一些不易说明、头绪较多的历史知识点，传统教学方法和媒质很难具体形象地加以描绘，而运用多媒体技术于教学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的视觉感官，做到视听并用，从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的参与学习。
其次，教学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更有利地进行爱国主义思想、优良道德情操的教育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悦耳、悦目、悦心的情境，让历史通过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媒质，以多种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受，催发出学生积极探索的情感，调动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仍然深刻的记得在观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视频和图片资料时，那些捏紧拳头愤怒的热血学生，他们虽处和平时代仍不忘国耻。因此要挖掘历史教材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就可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教育渠道，强化历史课教学的德育功能。
第三，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积极进行教育创新，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为历史教学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网络课程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传授书本知识，而是创设“情境”、促成“协作”、提供“会话”的平台和引导“意义建构”。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学生通过网络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这是一种开放交互式的学习模式。我们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向电脑多媒体网络信息领域，利用网络信息丰富、传播及时、读取方便、交互性强等特性，促进教育制度的革新，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育质量。并且还可以让学生参与一些课文的课件制作，指导学生学会搜集历史资料，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常用、功能较强的搜索网站。通过让学生上网搜集资料，培养学生从互联网上独立获取历史知识的能力。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使学生的学习与信息技术的运用有机地融合，逐步实现学技术、用技术。这是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毕竟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教师不断学习、研究和实践。在教学设备和技术日趋成熟的情况下，教师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是最关键的。教师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上，应有清醒的认识，要不断跟上教育教学的发展，“对于历史教师来说，信息技术不再是仅供选择的和非必要的，你必须发展在课堂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我们要尽可能熟练地、广泛地运用新的技术，不断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4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终身教育；资源建设；远程教育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
我国远程教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教育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兴起而进入的现代远程教育阶段，更是引发了全球的开放教育，正对我国国民教育产生着更广、更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追溯
我国远程教育根据信息传送方式和手段的不同，其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函授教育为主的远程教育形成阶段、以广播电视等多媒体教育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和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主的现代远程教育革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以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双向交互式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在国外也被称为开放远程教育。与前两种远程教育模式相比，现代远程教育的特征和优势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人机和人际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显示出来的，既可以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又可以激励和促进学生的自学和学生间的协作，其教育形态为网上大学、虚拟大学等。1999年我国教育部制定的《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作为重要建设内容。从1998年教育部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至今，全国已经有69所高校获得教育部批准成立了网络教育学院。
二、中国远程教育的现状与成就
在我国的远程教育中，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并存。本文主要研究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从发展规模、教育模式、资金投入、资源建设和学习模式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规模
我国远程教育基于技术的发展，其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教育对象的类别区分有以下几种：
1.高等教育型远程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的远程教育主办系统主要有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两类。广播电视大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已有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1125所地市级广播电视大学分校、1827所县级广播电视大学分校和工作站。[1]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已有69所，在全国城乡设立了上万个学习中心和教学点。截止2010年，网络教育本专科在校学生400多万人，年招生166余万人，毕业生110多万人，已开设高起专、专升本和研究生教育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覆盖了10大学科500多种专业，成为我国实施现代远程教育的主力部。
2.基础教育型远程教育
进入新世纪，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止2002年底，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拥有量已经达到了584万余台，建成校园网26000多个。[2]自2003年9月正式在全国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来，现有面向中小学的网校约200多所，67258个农村教学点安装了教学光盘播放设备、168793所农村小学安装了卫星教学收视设备、30239所农村初中装备了计算机教室，为西部100多个县的13多万教师提供了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的远程教育培训。[3]
3.职业教育型远程教育
职业教育型远程教育通常是指由网络培训公司、企业、电大系统和部分高校开展的各类非学历远程教育培训。2002年，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站率先建立，促进了我国职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模式的发展。目前我国有50%以上的省份都建设了省级职业教育网站。近年来，随着普通高校学历继续教育发展趋向饱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呈现迅猛发展的势态。特别是在全面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教育正在由单一的学历继续教育转变为学历与非学历并行发展；高校的非学历继续教育与社会办学机构形成共同竞争市场的局面；在线教育门户网站、网络教育咨询公司每年都在迅速增长，它们自成体系并开展大规模网络远程培训。
（二）现代远程教育的模式
受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模式呈多元发展，以适应不同的人文环境和当地的经济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卫星电视远程教育模式。通过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快速而大量地接收优质教育资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利用“电大在线”平台进行远程教育。
2.计算机网络远程教学模式。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个别化学习、实时交互、非实时交互、虚拟教学和实验等。
3.有线电视网络远程教育模式。集成了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成果，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现代远程教育的主要技术要求，扩大了服务功能。
4.天地网合一远程教育模式。即通过卫星电视网络、地面的各种计算机网络两网一体化技术搭建远程教育平台，由卫星电视收视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教室系统构成。
5.点对点网络传播模式。这一模式是我国教育部结合中国国情和东西部差距而提出来的。通过建立卫星教学收视点和教学光盘的播放点，将经过精心组织的教学课程直接送到农村小学、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中小学的课堂。[4]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5
关键词:继续教育;高端技能型人才;培训模式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617(2016)01－0119－05
一、推进继续教育从学历教育向非
学历教育转型发展的重要性高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项基本职能。继续教育是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学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学历继续教育的需求逐渐减少，继续教育承担国民学历教育补偿的任务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电企业新建扩建机组陆续开工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技术研究与应用方兴未艾;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制度、特殊行业和特殊工种从业资格准入制度逐步落实，这些客观因素促使旨在拓展技能、提高素质的岗位技能教育培训和满足从业要求的职业资质教育培训需求显著增长。顺应社会教育培训需求，大力发展职业要求导向的非学历教育培训，实现继续教育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转型发展，已经成为高等学校推进继续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高等学校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应发挥自身优势，准确定位教育培训服务领域，注重培训资源开发与储备，加强教育培训教学平台建设，推进教育培训项目合理延伸与扩张，建构教育培训项目群，保证教育培训工作“有山可靠”“有米可炊”。高等学校提供高质量教育培训服务，推进继续教育向非学历培训方向转型发展，既能满足行业企业现实工作需求，增强员工职业发展能力和后劲，又能提高学校办学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同时促进学校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做到产教融合，实现校企双赢。
二、构建服务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教育培训模式的必要性
教育培训需要遵循一定的运行程序和方法。所谓教育培训模式是指为了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率，在充分尊重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研究制定、实践运用的一种集培训理念、方式方法、策略于一体的操作模型，它确定了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训实习培养人才的运行过程，反映了培训内容及其进程安排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组合方式。由于教育培训的对象不同于在校学生，因此教育培训工作必须考虑以下特点:首先，受教育者来自于生产一线，学以致用的目的性十分明确，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尤为重要;其次，受教育者从事实际工作，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技能，但其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因材施教、助其形成各自职业发展能力更显必要;再次，教育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途径之一，占用企业成本、受教育者的企业认可度(工作业绩)考核不可或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受教育者职业发展能力的形成、工作业绩的提升都要通过教育培训的过程和方法来实现，也就是取决于科学合理、运行高效的教育培训模式。因此，研究探索成人教育培训规律，创新构建继续教育培训模式，对于培养生产一线高端技能型人才、助力企业发展壮大、提高继续教育社会贡献度、实现继续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十分必要。发展非学历教育培训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完善机制，整合资源，高效利用，以现场技术培训为着力点，以员工职业发展要求为导向，精心构建服务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培训体系;以组织实施教育培训为抓手，创新教学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突出培训实用性、提高培训实效性，发展应用型成人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教育培训能力，创立培训品牌，努力延伸教育培训服务范围。通过提供优质社会服务，促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促进企业发展进步，提高学校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推动学校继续教育向非学历培训方向转型持续发展。
三、以职业发展要求为导向，构建
以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完整培训体系培训体系结构见图1所示。1.建设两支高素质队伍建设一支热爱教育培训、专心研究培训需求的管理团队(组建了技术培训部、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考试培训部、安全生产培训部);聘请校内教学骨干和校外技术专家，建设一支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熟悉现场生产实际的教学团队(组建了火电厂运行技术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技术培训、供热工程技术培训、风力发电技术培训、太阳能应用技术培训、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考试培训等团队)。以企业培训需求为导向，组织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深入企业，调研新装备和新技术使用状况及主要问题;调研员工专业基础状况和基本技能水平。2.建设两类优质资源以东北区域内相关企业典型设备和技术应用为中心，多方收集现场资料(电厂初设方案、设备使用手册、机组运行规程等)，开发高水平理论教学资源(ppt教学课件、理论学习指导书、专用培训教材等);以企业员工高端技能培训要求为导向，建设满足资质要求的实践教学资源。建设培训用实践教学资源时，要兼顾校内学生技能素质拓展需要，实现资源共享。3.构建双向考核评价体系授课教师与企业指派技术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共同完成理论考试命题工作，保证考试内容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切实考察学员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校企双方考核小组对学员进行答辩形式的技能水平考核，要求学员既要会干，又要熟谙相应的技术要领;学员通过填写调查问卷、参加座谈会等形式参与完成教育培训评价工作，就培训教学内容、教师态度和能力、教学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实现“教”“学”双向考核。组织管理部门以考核评价结果为依据，审视培训教学各个环节，查找教学和管理细节问题，促进培训教学提高质量。4.规划课程建设，储备培训资源以行业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自主超前开发需求前景良好的培训课程，储备承担新培训项目的能力。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压力的增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紧迫，风电、太阳能发电产业随之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开发了风力发电原理与系统、风力发电场、风电测量与控制、太阳能电池原理、光伏电场原理分析、光伏电场运行维护等系列培训课程，为日后承担发电企业委托的新能源应用技术培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5.依据学员考评业绩，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对委培企业的跟踪走访工作，调查受训学员的岗位技能发展情况，以学员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通过率或职业技能水平晋级情况，以及返岗后工作实绩为根据，审视培训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安排的针对性及合理性，检验受训学员所学所用的真实相关度及培训实效性，凝练相似技术培训项目的教学重点，调整完善培训体系各个环节，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四、实施“定制推送”培训教学运
行模式和“任务驱动”实训教学方法成人教育培训需要讲授一系列与生产实际需要紧密结合的课程，帮助学员掌握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理论。但是，学员在学习，尤其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却五花八门，因此帮助学员解决实际问题更是培训教育的重要任务。针对不同企业、不同培训要求，以职业发展要求或技能资质考试大纲要求为导向，以提升学员岗位技能水平和拓展学员职业发展能力为目标，采用“课程+问题”的方法构造培训内容，形成“定制推送”教学运行模式，把讲授基本知识、培养实践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满足成人教育培训对教学实用性和实效性的要求。“定制推送”模式教学运行过程见图2所示。“定制推送”教学模式分为四个阶段:1.制定培训方案明确培训要求，根据企业技术岗位所需要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与企业技术负责人联合确定培训课程和实训内容;收集、汇总学员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技术问题;教学管理人员与授课教师协商将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并融入相关课程，不能融入课程的特殊问题另设为专题予以讲授;根据实训大纲的要求，将实训任务按照知识内容和体系分成若干教学模块，依据相关课程讲授的进程安排，制定实训计划，形成培训实施方案。2.准备教学资源教学团队各位教师根据培训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学员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水平、课程内容和学员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实训任务分别准备、开发实用性理论教学资源和模块化实践教学资源，明确理论教学各项内容的重点和难易程度，确定学员在各模块的实践任务目标及考核方式方法。3.组织实施教学以课程讲授、分组讨论等形式开展理论教学工作，教师既讲授理论知识，也解决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技术问题;聘请教师以讲座或实验实训的方式完成专题讲授。实训教学环节采用“任务模块驱动”教学方法:学员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践操作训练，以“做”促“学”，以“学”促“教”，做到工学结合;根据学员实操水平与成果进行模块任务评价并决定教学进程，即学员只有在掌握相应技能并完成上一个模块规定的任务后，才能进入下一模块学习，通过考核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保证培训效果。4.教学效果评价创新评价机制，实施双向考核。学员和企业共同参与评价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教”“学”双向考核，管理团队组织教师和技术专家以考试或答辩等形式对学员进行学业成绩测评和技能水平考核;组织学员对教学管理、教师教学状况进行评价;组织企业生产技术专家对培训实用性、实效性进行评价;学员返回工作岗位后，管理团队还要跟踪收集学员工作实绩评价，及时反馈信息，为改进教学模式，调整完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实现学以致用，促进培训效果不断提高。
五、精心组织落实，教育培训实践效果良好
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工作包括函授教育、自学考试、生产技术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等业务板块，由于涉及众多专业、众多二级学院和教师，能否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人力、物力等资源合力，对于学校继续教育工作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借鉴汲取兄弟院校的办学经验，充分研究论证自身办学特点和优势，沈阳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工作实行归口统一管理，解决了二级学院“多头管理，外争市场，内争资源”的内耗问题。几年来，继续教育学院整合全校人力、物质资源，在保证学历继续教育工作各项业务正常开展的同时，面向能源电力行业，为大唐集团公司、中电投集团公司、国电集团公司、华电集团公司所属近50家火力发电企业和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员工开展了生产岗位技能培训，培训项目涉及大机组集控运行技术、热工控制技术、电厂水处理技术、脱硫脱硝技术、机组设备检修技术，已覆盖200mw、300mw、600mw机组，锅炉型式由汽包炉扩展到直流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汽轮机由水冷式扩展到直接空冷式;为中电投东北新能源公司、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电龙源风力发电公司所属20余家风力发电企业开展了风电技术和太阳能应用技术培训;为沈阳华发热力公司等4家企业开展了供热技术或锅炉燃烧技术培训;为700多家电力行业承装修造企业开展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培训;举办了多期安全生产技术培训班和涉及30多个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培训班。2010年以来，年均培训学员6000多人次，教育培训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与管理模式、培训效果均受到企业和学员好评，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技术服务，教育培训品牌影响力不断提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结语
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培训方向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学校要以正确认识自身特点、充分发挥优势为前提，以客观分析社会教育培训需求为基础，完善机制，整合资源，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实现教师资源的优化组合与能力集成，通过共用共享的方式促进实践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务必要重视基础能力建设和教学模式创新，坚持以员工职业发展要求为导向，构建科学合理、运行高效、反馈及时的教育培训体系，努力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解决方案，保证教育培训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注重培育精品项目，创建培训品牌，发展应用性继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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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信息技术初中历史课程有效整合
当前，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构造一个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教育环境，为新课程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和活力。我校是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许多教师在探索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也遇到了整合实效性不高的困境。
2010年，我作为历史教师参加了“国培计划”广西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对如何提高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的有效整合有所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笔者初步认识到以下几个有效整合的途径和一些应避免的误区，贻笑大方。
一、提高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有效整合的主要途径
历史作为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过去性、丰富性、综合性，史料繁多，适合计算机辅助教学、建构主义教学观及相应的教学模式，而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学校必须不断完善信息技术环境建设，为有效整合提供基本条件
1．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整合提供技术与系统保障。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把硬件建设切实纳入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革。我校是全国、全区第一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先后装备了闭路电视教学系统、语言学习系统、电子白板、多媒体电脑网络教室，开通了局域网，电子图书已达20多万册，并为每位教师配备了个人微电脑。学校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设施，为教学创新提供了舞台，也为师生提供了海量的教育资源。没有这些坚实的基础，没有相应的教学环境条件，整合只会是纸上谈兵。
2．认真落实信息技术课程。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教学工具之一，也是学生学习的认知工具、激励工具，因此信息技术课必须开足开好。学生没有一定的网络操作技能和资料检索能力，就无法支持自主学习和小组探究，课程整合就是教师的一厢情愿。
3．要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研究。著名教育学家何克抗说过：“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后，实际上信息技术不再仅仅是辅助教或辅助学的工具，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与教育本质”。由此可见，学校拥有多少台计算机不仅仅是领导检查和其它单位参观的摆设，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同以往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它已扩展为一个新的课题，应鼓励教师树立新的教育技术观念，以示范课带动学习、交流，共同探索有效整合的新途径。
（二）教师积极投身新课改，不断优化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1．教师要自觉提高运用信息技术的技能和更新教育理念。任何一种教法，只有适应教师的素养条件，才能发挥作用。
2．勇于实践，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带领学生走进历史。
（1）运用信息技术，关注激发和维持学习动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恰当使用多媒体Cai，能拉近历史时空距离，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受，用感官全方位接触历史事物，对历史产生一探究竟的兴趣，符合学生认知心理，也使枯燥的历史鲜活起来。
（2）创设问题情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教师运用媒体不仅仅是传递教学刺激的载体，而是创设历史情境，使学生能直观地根据材料查摆问题，通过教师的启发不断拓展思维能力。
（三）鼓励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实现有价值的历史教学
理想的学习环境应该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利用信息技术，建构丰富的、反思性的学习情境，能为学生的自由探索创造机会。信息技术与学生学习过程的整合，体现了建构主义和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主动学习历史的空间，这是网络教室的最大教育价值。
1．利用网络化的信息技术环境，为历史学习提供丰富的、有趣的知识平台。我们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通过上网查找有关历史资料，初步感知历史。
2．构建"以学为主任务驱动"的网络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学科能力和科学严谨的网上探究精神。在网络环境下，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引导者。
（四）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丰富历史教学资源
1．树立正确的教材观，实现“用教材教”。整合的主体是课程，要提高有效性应先从教材入手，根据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和现实的学情进行专题知识结构化重组，用史实材料充实教材内容。充分用各种媒体类型的充实。我们浏览各大网站可以发现都设有专门的“历史”栏目，内容十分丰富，它们不但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同时也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在电视剧中、传奇故事中、金庸武打小说里，都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增强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这些资源经过教师的精心筛选，将服务于整合创设“历史情景”，“史料教学”更有利于学生感悟历史。
2．高度重视学科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管理，这是实现历史课程有效整合的必要前提。课改中教师感受最深的就是课程资源的短缺。胡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提到，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普及共享。教师必须甄别好的资源并留心收集，如教材配备的教学光盘、网络课件、剪辑电影片段建立历史影视库等；科组要抓紧校本课程开发，组织师生用DV记录乡土历史、聚焦家庭史，考察太平天国起义旧址撰写小论文等；还可利用Q群、博客加强与同行的交流合作，共享课件、试题库等资源；学校也应该购买相关的资源，如我校就公费推荐教师登陆“第二教育网”等。
二、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有效整合应避免的误区
1．对课程整合浅尝辄止。部分教师仅仅把信息技术作为教学的辅助演示工具，或只在参加示范课、研究课时，偶尔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为某节课而“整合”。
2．美其名曰为增大容量而运用信息技术。部分教师认为整合就是尽量使用多媒体，整节课就是播放、叙述课件，把传统的“人灌”变成了“电灌”，板书都没有，出现了向学生展示过多信息而忽视信息质量反馈，课堂教学有预设却很难生成。个别教师为了减轻工作量，不考虑学情，什么课都用课件或直接用下载的课件，导致课堂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3．忽略了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教学要关注对今天有影响的事情，但历史是枯燥和抽象的，有些教师只想用新奇的媒体形式演绎教材，却往往没有教师设疑、点拨，忽视了自己的主导作用，缺乏师生的情感与心灵的交流共鸣，忘却了情感、知识、价值观三维目标，脱离了信息技术与历史课程整合的初衷。
4．科组成员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参差不齐。个别教师连基本的多媒体操作都不熟悉，只懂上网浏览新闻、看电影；对相关的培训热情也不高，学习计算机技能只是为了职称考试，影响了科组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整体推进及实效，更谈何推进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李谨．纵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何克抗教授访谈．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02，（9）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7
【关键词】中国教育技术；30年；透视；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8）11-0053-03
中国教育技术（以前称电化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起两落”：20世纪20年代左右诞生，30年代末由于抗日战争被迫停止；建国以后得到快速发展，“”期间又被迫停止；改革开放之后又再度兴起，如今进入迅猛发展阶段[1]。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技术真正得到快速发展是从1978年开始的，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古语有云：三十而立。也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技术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但是，中国的教育技术真正“立”起来了吗？怎样才算“立”起来？本文通过回顾近30年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对其中显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以促进教育技术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中国教育技术30年所取得的成绩
诚然，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教育技术事业取得了以下令人瞩目的成绩：
1建立健全了各级教育技术机构，装备了大批教育技术设备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首先成立了电化教育局和中央电教馆，之后各个省市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相继成立了各级电化教育机构，并购买了幻灯机、投影仪、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计算机等教育技术设备，还建起了多功能电化教室、语言实验室、微格教室、闭路电视系统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和网络，为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2创办了一批教育技术刊物，形成了教育技术完整的专业体系
我国的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专业始自1984年。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三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1993年又批准在北京师范大学设教育技术学博士点。进入90年代以来，建立教育技术专业成了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00多所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开设教育技术学本科（或专科）专业；有77所高校设立教育技术学硕士点；8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设立教育技术学博士点（以上所说本、硕、博点院校均不含军事院校）。
随着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我国教育技术界先后创办了《中小学电教》（创刊于1978年）、《外语电化教学》（创刊于1979年）、《现代远距离教育》（同上）、《电化教育研究》（创刊于1980年）、《中国电化教育》（同上）、《中国远程教育》（创刊于1981年）、《中国教育技术装备》（创刊于1987年）、《现代教育技术》（创刊于1991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等刊物，这些刊物的出版拓宽了教育技术人员的视野，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为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建立了现代远程教育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技术实验以及相关课题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创建和起步时期，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大学层次的远程教育均建于这一时期。例如，第一代大学层次远程教育的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代大学层次远程教育的代表――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创建于1960年2月。不幸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由于，我国远程教育发展进程被迫中断；直至结束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进入恢复、繁荣和调整时期。可以说，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波三折”，真正革新和新起飞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1999年1月在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任务，这才拉开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序幕。于是中国远程教育革新和新起飞期又被称作现代远程教育阶段[2]。近几年，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突飞猛进，构成了一个以网络为枢纽、信息资源为神经，把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高校及重点中学联系起来的、全方位开放的远程教育运行体系。截止到2004年，教育部已经批准了67所学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各级学校开展的《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教学优化》、《小学语文“四结合”教改实验》、《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高等学校课程电化教育实验》、《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研究》以及现在正在启动的《全国现代教育技术1000实验学校》项目与《创建教育科技园实验学校》等实验研究项目，直接带动了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教学效益和社会效益。2005年，《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中国网络教育产业综合报告》指出，我国网络教育总体市场规模已达125亿元。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我国教育技术事业所取得的一些成绩，确实可喜可贺。但也不可否认，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误区：
1求“创新”轻“继承”
1995年，总书记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此全国掀起了一片创新的新潮，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努力贯彻创新精神，教育技术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创新”的认识存在着误区：创新绝不是闭门造车、也绝不是自说自话，它一定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说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新首先是一种继承。换句话说，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在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领域，很多文章或著作的作者标新立异，提出了一些教育技术相关的新名词、新概念，譬如对教育技术概念的解释就因人而异，其称谓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多次易名。诚然，我们提倡与时具进，也提倡百家争鸣，但“换汤不换药”的实质却让人叹息，也引发了理论上的一些混乱。在实践开发领域，很多人更是喜欢另辟炉灶，做了不少重复性工作。如关于网络课程的开发，其实有很多网络课程已经非常不错，我们要做的就是拿来或直接应用（对于本课程）、或学习借鉴（对于其他课程）、或继续开发一些新功能以求更完善，而没有必要重开门户造成资源的浪费。另辟炉灶不是创新，标新立异也不是创新，创新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
2网络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我国网络教育虽已初具规模，但还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均衡。据易观国际2005年11月底推出的《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教育市场监测》显示，网络教育市场2005年全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6.1亿元，其中网络基础教育市场规模为15.8亿元，网络学历教育市场规模为85亿元，网络职业认证培训市场规模为14亿元，而企业e－Learning市场规模仅为1.3亿元，幼儿网络教育市场规模暂为零。2007-2008年中国网络教育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我国的网络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网络职业认证教育发展势头良好，而幼儿网络教育和企业e-Learning还没有得到发展和普及。
3学科？抑或是领域
芬恩提出，一个领域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需要六个条件：（1）有智慧的技术；（2）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应用此技术；（3）进入这个专业之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4）存在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协会，成员之间有高质量的交流；（5）出台了有关专业的系列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6）一个有组织的理论知识体系，且随着研究的进行，该体系不断地被扩展[3]。
那么，教育技术能否成为一门学科或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容易被人理解。因为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完整的教育技术学科专业体系，教育技术作为一门专业或学科在实践中已经存在。所以，说“教育技术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更为合理。我国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先生在对教育科学的分类框架中提出关于评判一门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否成熟的两个标准：一是属于“理论”方面的――对象、方法（理论知识体系）；一是属于“实践”方面的――是否有代表人物、著作、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4]。若根据以上标准特别是从芬恩和瞿先生所说的理论知识体系来衡量，则中国的教育技术因为有组织的知识体系目前正处于建设过程的初期阶段，所以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目前还非常不成熟。赛特勒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说法――教育技术属于前范式阶段，对于今天我国的教育技术仍然适用[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教育技术无论从实践研究领域还是从专业学科的角度来看均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把一门学科的成熟发展作为其“立”起来的标准来看的话，那么中国的教育技术则是“三十而未立”。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在其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诸如认识上的偏差等问题。更何况，三十年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时间尤短。但必须坚定的是：教育技术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年轻的研究领域正在活跃地存在着，使其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是教育技术学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吴在杨主编.中国电化教育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陈丽.远程教育学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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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8
[关键词]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分类；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赵厚福（1980―），男，山东历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e-mail：。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电化教育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阶段[1]。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现有的研究，找到划分不同研究的标准，理清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便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一、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现象
一个学科的成立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有相应的研究人员、组织和刊物；三是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这三个方面中，研究对象是最根本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电化教育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应该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子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教育现象[2]，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即“借助现代媒体的教育”现象，或者说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学习、教学、教育”[3]现象，笔者将其称为电化教育现象。
现象可以从形式上分为实践和理论两种，电化教育现象也不例外，即电化教育现象包括电化教育实践和电化教育理论两部分。
1.电化教育实践
电化教育实践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去分析。微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就是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当然这些教学活动所属的教育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包括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既包括传统围墙学校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既包括课堂教学，也包括实验、实习和实践教学；既包括教师的在职培训，也包括企业员工的数字化学习。
宏观的电化教育实践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为电化教育事业，其实它还包含电化教育产业和电化教育专业。电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有目的、有组织开展电化教育活动的统称，主要指各电教系统，包括为保障电化教育活动顺利开展而设立的电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制度。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由早期的学校电教系统、党员电教系统、广播电视教育系统扩展到现在的网络教育系统。设立的电教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教馆、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和山东教育电视台，以及现在的68所网络教育学院和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电教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等。
电化教育产业也是电化教育实践的重要领域。电化教育产业既为电化教育事业提供物质基础，也需要与电化教育研究、电化教育专业相结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成立了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就是要把电化教育产业和研究结合起来。还有很多高校都在积极筹建类似的工程中心。
电化教育专业是培养电化教育专门人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还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和电化教育产业，都需要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去从事和发展，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需要社会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这就是电化教育专业。
2.电化教育理论
从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角度讲，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电化教育理论则是对电化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通常将某一门类的知识称为学科[4]，因此也可以把电化教育理论称为电化教育学科。我国著名电化教育学者南国农先生之问“电化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电化教育学科举步维艰”的意思就是电化教育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没有跟上电化教育实践的步伐，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对电化教育专业建设的担忧。图1是对整个电化教育现象的总结。
二、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研究的分类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变成了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称为科学研究。现在的理论大多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产出结果。电化教育的理论自然也是电化教育研究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的结果。因此可以根据前文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析来对电化教育的研究进行分类。
首先，从对电化教育现象的分类出发，可以把电化教育研究分为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和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1.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研究，就其研究的问题而言，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不管是宏观的电化教育事业、产业和专业，还是微观的电化教育活动，如果不把实践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具体的实践问题，微观方面例如各种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宏观方面例如电化教育制度和法规，都属于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主体部分。
如果把电化教育实践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类似“电化教育究竟是什么”，“它的价值和作用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抽象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思维等三个纬度分为史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等三类。
电化教育的哲学研究已经被提出多年，并构建了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框架[5]。也有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例如本质问题和定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并一度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但总体来看，电化教育哲学研究的内容和成果还不系统，至今没有一部正式的学术著作问世。
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以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全国电化教育教材审编组组织，吴在扬编写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史学著作[6]。2008年，我国电化教育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从学科发展的全局角度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组织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的史学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包括一套电化教育史丛书以及一本教材正在出版中。①
我国的电化教育领域一直在积极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从早期的视听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等，这些国外经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是真正的电化教育比较研究的缺失。比较教育研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进行[7]：第一步是通过文献或实地调查来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情况，并进行整理和描述，这是一个陈述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二步是探讨教育事实和当地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解释教育事实的过程；第三步是对收集的其他地区和本地区资料进行系统处理，确立统一的比较标准，进行并置，这是一个并置比较的过程；第四步是根据比较结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提出借鉴建议。根据这个研究过程，我国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以及对各个国家教育信息化的介绍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
2.对电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根据前文的陈述，电化教育理论是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研究而产生的知识体系，而电化教育现象又包括电化教育理论。严谨的研究者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看似错误的循环定义，即“理论是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结果”。而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研究理论的理论，通常人们将它称为元研究。
在电化教育的母学科教育学领域，元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8]，称为元教育学。广义的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自身的研究，包括教育学发展史、教育科学学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狭义的元教育学则是对教育学基本问题，例如对象、范畴、性质、定位、任务、体系等的研究。
在电化教育领域，把电化教育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分类。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哲学研究，就是狭义的电化教育元研究。同电化教育哲学研究一样，很多电化教育元研究的问题，例如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定位问题也一度是理论论争的焦点，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9][10]，只是尚未正式提出“元研究”的名称而已。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史学研究，主要是指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即探讨电化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又通常称为学科，因此电化教育学科发展史也是电化教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后文将详细讨论电化教育的思想史研究。
对电化教育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不同地区电化教育思想和学科的比较研究。同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一样，我国对国外的教育技术理论、思想和学科进行介绍的多，进行比较的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研究比较特殊，它是为电化教育研究活动提供方法的，这就是电化教育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讲，它不是对电化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对电化教育理论形成过程，即电化教育研究活动的一种研究，也属于广义元研究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纬度对电化教育研究进行分类（见表1）。
三、走向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当前的电化教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是比较研究和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比较研究中，无论是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比较还是对电化教育理论的比较都很欠缺。问题不是对国外关注的少，而是缺乏规范和正式的比较，也就是没有从对其他地区电化教育的描述介绍，走向分析解释，并进一步走向并置比较，最终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而正是比较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盲目引进国外理论，才导致了中国电化教育研究的自我迷失，这也是南国农先生一直提倡“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1.电化教育史学研究的现状
在电化教育的史学研究方面，可以分为制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这里的制度史是与思想史相对的一个概念，泛指一切电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指电化教育制度或者行政的历史[11]。
在制度史方面，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吴在扬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12]，主要介绍了1920年到1990年间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研究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投入比较多的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教育技术史”课程，并在科学技术史博士点内设立了“教育技术史”方向；阿伦娜主持了电教发展史研究的子课题，发表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年表》[13]；赵惠康、贾磊磊出版了专著《中国科教电影史》。
2005年11月6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史研讨会”[14]，并在辛显铭、桑新民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及时挖掘和抢救了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珍贵史料。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孙健三先后也发表了多篇介绍有关电化教育史的文章；朱敬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15]。
2007年，在南国农先生主持下，“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五年的工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反思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这项研究汇集了全国数十位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公开发表37篇学术论文，编写专著8部。这项研究基本完善了中国的电化教育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思想史以理论思维为研究对象，是对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的梳理，以主要学术人物的思想为主，也兼顾其他历史人物、社会阶层、学术团体和流派的思想。目前只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电化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南国农先生关于发展史研究中的成果，例如南国农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朱敬的《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及其经验体系》、《“经验之塔”首介者杜维涛之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李龙等人的《晏阳初：我国电化教育早期的践行者》等。
此外河南大学汪基德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对民国时期的陶行知、郭有守、舒新城、孙明经、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共十位重要学者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发表在《现代教育技术》2011年1～12期上，这也是目前电化教育思想研究方面规模较大和较集中的一次。
上述这些思想研究尚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思想的渊源和演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称为“思想”研究，但还谈不上“思想史”研究。相反，中国人却研究了美国的教育技术思想史，代表性的是张祖忻的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以及宫淑红的博士论文《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演变》[16]。从这些意义上讲，思想史都应该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
2.走向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
我国的电化教育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打基础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立框架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世纪初）、重构阶段（2005年以后）等四个历史阶段[17]。
在早期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的社会转型期，在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教育理念影响下，电化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电影、广播、幻灯等进行民众教育，普及识字和科学常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化教育学术活动却异常活跃，涌现了蔡元培、郭有守、陈礼江、晏阳初、陶行知、魏学仁、孙明经、舒新城、徐公美、杜维涛、陈友松、赵光涛、谷剑尘、刘之常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翻译国外著作，编写了《电影年鉴》论文集，出版了《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等学术刊物，著有《有声的教育电影》（陈友松）、《电化教育讲话》（舒新城）等学术著作，他们的很多学术思想至今依旧熠熠发光。
建国以后，北京、沈阳、上海等地陆续开始设立电化教育馆等电教机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电化教育、影音教育专修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各级电教馆相继成立。从1979年开始成立各级广播电视大学，1987年成立中央教育电视台，1979年7月成立“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电化教育本科专业，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教育技术学博士研究生。1991年在电教司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教材指导委员会”。1999年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准北京大学进行网络教育试点。从“九五”开始，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电化教育实验。随着电化教育事业和专业的蓬勃发展，学术活动也异常活跃，定期举行了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年会、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全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生论坛和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等学术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萧树滋、南国农、李龙、梅家驹、李运林、李克东、辛显铭、何克抗、张增荣、谢百治、徐福荫、潘克明、詹道佳、祝智庭、黎加厚、杨改学、桑新民等一批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为电化教育（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于1985年、1998年和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电化教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的繁荣，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18]。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电化教育几经周折，各个时期产生的学术思想是几代电教工作者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需要进行挖掘和提炼，使它们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另一方面，在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更需要从我国电化教育的优秀学术思想中汲取智慧。因此，以史为鉴，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势在必行。
从这些背景出发，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主要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学术组织、著作、教材、学术刊物、学术活动和专业建设为依据，以具体的学术思想为对象，旨在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提供借鉴经验。
开展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学科基本理论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要，而目前教育技术的史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并集中在制度史方面，思想史的研究还很缺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深化和拓展教育技术史学研究。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思想史进行梳理，可以厘清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理论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历程，反思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最终促进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四、走进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研究
1.研究界定
首先从时间上讲，我国的电化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早在那时金陵大学就建立了“校园电影的专用放映场地”，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正式诞生。1936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从此“电化教育”名称正式在官方文件中对内对外公开使用。1986年国家学位办将电化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定名为“教育技术学”，此后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实践到组织机构等各个层面的由电化教育向教育技术的全面转向。所以研究中国的电化教育思想史应该研究“从1915年的影音教育和视听教育，再到电化教育，一直到今天的教育技术”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
其次从对象上讲，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而不是“发展”史或者“制度”史，因此其研究对象应该聚焦在思想上，而不是列举历史事件上。思想本身是无形的，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从诸如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专业教材、音像资料等文字或者音像形式的思想载体上把握。
再次从内容上讲，从史学的角度，不仅需要总结陈述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主要电化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思想的渊源流派及演化脉络，进一步还要从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潮等思想背景，社会、教育、电化教育等实践背景挖掘其产生形成的影响因素。
最后从地域上讲，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人员的组成等因素，可以先从大陆开始。后期可以根据研究条件的日趋完善，再拓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2.研究目标
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系统梳理自1915年至今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系统而又真实客观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另一方面是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学科发展道路，为促进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3.研究内容
可以从两个纬度来概括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一个纬度是时间，即包括打基础、立框架、多元发展和重构等四个阶段。另一个纬度是研究性质，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在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相似的文本、论争和语境的研究路径[19]。
描述性研究是一个“读入文本”的过程，主要是对史料进行定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著作、期刊、会议、教材。这样的研究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某个时期整体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和学术成果情况。描述性研究还包括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学术著作、论文、教材进行的分类和统计，这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有哪些活跃的研究者，有哪些理论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
推断性研究是一个“读懂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根据描述性研究的结果，对某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突出主要的理论争鸣，理清主要的学术流派，探寻思想理论的演变。在推断性研究中，可以运用录音、录像、访谈的方法，借助当事人、相关的知情人的口述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解释性研究是一个“读出文本”的过程，主要是挖掘不同时期的实践背景、思想背景和个人背景，阐明思想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也称为思想语境研究。实践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大的教育环境和氛围，以及电化教育活动和实践的基础等；思想背景方面包括当时的哲学思潮、教育思想和理论等；个人背景方面包括个人的教育和学术经历、从事的电化教育活动等。表2列出了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上述的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是基础，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是重点。
4.研究取向
为较好的开展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坚持以下几个研究取向。
第一是整体性取向。在进行思想研究时要避免限于单个人物思想的简单罗列，造成研究的貌合神离、散乱无序。应转而通过分析个人思想是否具有代表性，找出不同研究者之间思想的契合和承接，进而理清不同的思想流派，彰显整体的学术格局。
第二是比较性取向。通过比较不同人物或不同论著的观点，可以找到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把握了思想的争鸣和学术的争论。对话和论争是促进思想的萌发、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动力，从中也可以揭露出涌动的思潮和思想史的变迁。
第三是内因性取向。研究者个人和学术团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下，会产生研究旨趣方面的转向或者重要观点的产生，这就需要深入剖析研究者个人和群体的心态，以及产生这些内隐的心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四是动态性取向。思想同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不停的动态演化中。破除固定思维的禁锢，从动态的视角考察某一思想的前继和后续，才能准确把握思想的内涵。另外造成思想演变的现实原因也很值得分析。
第五是去精英取向。重要或者精英人物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去精英取向不是不研究精英人物，而是避免只谈精英人物，还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思想。在电化教育领域就是要关注普通教师和普通研究者的思想。
5.研究方法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目标应选择不同的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计量史学的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法。计量史学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历史计量研究或历史数量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一套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或可以计算的其他史料用作分析和解释历史的主要依据[20]。在教育技术的思想史研究中，计量与数据统计的方法是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献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文献的数量、年代分布等，从而把握研究活动的规模和变化规律；二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主题进行提取和校对，再运用聚类、相关和因子等分析方法探究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结构[21][22]。
定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口述史学的访谈法。口述史是以面对面交流、笔录、录音、录像为手段，对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进行的，采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见闻和看法的历史研究方法[23]。口述史研究具有弥补历史文献不足和印证史料真伪的作用。由于我国的电化教育历史不长，诸如南国农等一大批老先生都亲身经历了几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开展口述史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是进行推断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一方面可以用于收集史料，通过访谈挖掘历史亲历者的记忆，还原更多电化教育研究细节；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被访谈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思想，探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为研究者提供启示。
此外历史研究中传统的文献和归纳法在电化教育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反思和思辨也仍然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重要途径。
6.研究路径和安排
电化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整理―史料的分析与解读―反思和借鉴等四个阶段。
思想史作为史学的一种，第一手的原始史料是研究最根本的基础和依据。可以从两种途径来获取：一是通过查阅图书馆、档案馆、数字资源库以及探访相关历史人物的后辈亲属来获取文献资料，包括学术著作、论文集、期刊、教材等；二是通过访谈重要的历史亲历者及相关见证者，来获取口述史料。
第二步是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文献资料方面，对破旧或者难于辨认的史料及时进行复印和鉴别，并整理成现代文字内容。对与其它内容相混杂的史料进行判读和提取。口述史料部分，要整理录音稿，形成文字资料，并交与被访谈者审校。
第三步是对史料的分析解读，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方面包括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归类，对主题内容和关键字的标注，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总体的研究概况。再进行推断性统计，得到研究热点、学科结构、重要人物等信息。定性方面结合口述史料通过归纳找出不同的流派，通过比较找到争论点和主要观点，并通过前后关照考察思想的演变。
第四步是考察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电化教育实践，哲学、教育思潮以及个人的教育学术背景，探寻理论争鸣、学术流派和思想演变背后的实践、思想和个人动因，寻找规律和启发，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电化教育思想史是一项重要但艰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地对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思想史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可借鉴资料少；另一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量很大，非研究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大家携手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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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9
教育信息化是当前教育领域发展的主流，对学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延伸，为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由此可以看出强化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十分重要。信息时代的带来，使得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更新换代，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强化自身学习能力，提高自身工作技能，然而日常紧张的工作也已经不允许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请全日制的学历教育，为了高效、便捷的吸引学习者，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通过开展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学员通过在线学习，不断对自身专业知识结构进行完善，更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
一、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面临的问题分析
1.网络课程资源利用问题
尽管最近几年国家人事人才培训完网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对课程内容、课程类型不断进行完善，课程数量越来越多，但网络课程的信息承载量不能紧跟时展进程，这种课程资源建设的滞后性阻碍了教育培训机构对课程的更新。目前，现有的课程资源在系统性和专题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经验性和创新性、发展性和针对性相结合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在对网络课程资源进行筛选、分享和利用方面存在的很大的难度。
2.专业技术人员不能很好的开展自主学习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化促进了学习方式自主化和个性化，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自身的学习主体性，但是从具体专业技术人员网络教育现状来看，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能够主动、自主的开展网络学习，但是在具体行为执行过程中和教育目的产生了偏差，存在应付学习、弄虚作假的这现象，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不愿意参与网络课程学习，请人代为上课，代为考试，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种类繁多的培训课程和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工作压力造成其精神方面十分疲劳。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培训模式难以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积极性，达不到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期望，整个队伍接受网络培训教育的积极性不足。
3.网络学习管理不当
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培训机构的管理职能也面临着根本性的改变，要从过去以传统的师资培训、培训计划转变为关注管理，通过网络平台，筛选出优质的课程资源，这个管理对象不再是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一个个虚拟对象，这就对培训管理结构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新的教育培训环境下，培训机构要注重资源的共享和学员服务，切实做好沟通交流工作，但实际情况却是做不到上述要求。
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模式创新分析
1.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网络化教学
首先，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网络化教育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对网络环境进行进一步规范，为专业技术人员在线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政府要制定专业技术人员网络化继续教育规划，强化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弥补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不足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同时还要积极宣传网络化继续教育培训的好处，进一步打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界线，推动该种教学方式向着正规方向发展；其次，规范网络教学。结合不同专业，不用类别，将各个专业领域发展趋势和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提高教育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结合专业技术人员不同专业水平开展分层教学，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
2.进一步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首先，加强网络硬件建设。目前，我国网络硬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结合这种发展趋势，在进行网络化继续教育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网络硬件建设，提高网络速度，降低资费，完善教育服务；其次，积极引进高素质教师人才，加大网络课程资源开发步伐，构建具有实用性、针对性的课程体系，提高专业技术人培训质量。
教育技术学发展历程篇10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aect教育技术定义。通过对历年来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与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历程的关系研究，发现其定义的制定是与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要发展自己的教育技术，不仅要借鉴西方的成果，更要结合我国国情，在自己国家的本土化进程中发展适合我们自己的教育技术。最后提出新的时代背景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技术定义。
0引言
我国目前对教育技术的研究以及学科体系的形成基本依据美国aect对教育技术的定义，由此围绕定义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有人认为对教育技术进行定义没有多大必要，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讨论，事物还是一直向前发展的。也有人认为，有了对教育技术的定义就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及其理论指导下的不同的合理性教育实践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教育技术学本质及其规律，进而推动教育技术的向前发展。笔者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对教育技术进行定义，而且还要发展教育技术定义，即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技术定义。
1中美两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及定义的比较分析
1.1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与定义
1. 1. 1 1963年，aect教育技术定义
1963年aect的定义: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内容包括:研究在有目的的学习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图像信息和非表征性信息的独特的和相对的优缺点;在教育环境中，利用人员和设备将信息结构化、系统化。这些任务包括对整个教学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计划、制作、选择、管理和应用。内容实际目标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种传播方法和媒体，以开发学习者的全部潜力。
63定义中，把教育技术主要集中于视听传播。以期以高效率的利用传播中的每一种方法和媒体，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者的潜能为目的。定义中指出视听传播主要研究对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进行设计和使用，暗示了教学干预与学习之间有种更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与早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有密切的关系。63定义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产生的，是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
1. 1. 2 1972年，aect教育技术定义
1972年aegt的定义:教育技术是这样一个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和利用，以及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的学习。
在这个定义中表明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资源，教育技术是开发和使用教学资源的系统化过程。把视听传播作为一个领域来下定义。在这段时间，人们对教学机器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计算机成为实现程序教学思想的高级程序教学机。
1. 1. 3 1977年，aect教育技术定义
1977年aect的定义:教育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其目的在于分析遍及人类学习所有方面的问题，和设计、实施、评价与管理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该定义是在教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方法和方法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开始使用系统方法来解决人类学习的过程。根据巴纳赛的解释，教学系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设计和改进教学的实验方法。77定义充分认识到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强调系统方法在过程整合、因素分析、问题解决中的应用。以学习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为中心，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将教育技术定义为一种理论、一个领域和一个行业。
1. 1. 4 1994年，aect教育技术定义
1994年aect的定义:教育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aect94定义的结构，它明确定义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形态、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定义中没有直接描述媒体，表明教育技术已从硬技术进化到软技术，即以技术方法和方法论为主体的学科。当然，这并不排斥媒体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作用，它实际上是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的支撑技术。
1. 1. 5 2005年，aect教育技术定义
2005年aect的定义: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而对各种恰当的技术过程和技术资源进行创造、利用和管理的研究及其合乎伦理道德的实践。
近年来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发展的最新成果映射到教育中，给教育技术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学习资源的数字化以及数字资源呈现方式的丰富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学习、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观念开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因此05定义提出对各种恰当的技术过程和技术资源进行创造、利用和管理的研究。另外随着企业培训与e-learning的迅猛发展，社会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在人员素质方面对教育技术的专业队伍提出了更综合、更有适应性的水平要求。因此在05定义中提出合乎伦理道德的实践。
总结以上的教育技术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对象都是与促进人类的学习相关的内容，2004的研究对象的范畴有所扩大，暗含了与学习有关的技术过程和资源。这与绩效技术理论的成熟有关，随着绩效技术理论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益。于是与时俱进的有了新的研究对象的提法，这个研究对象的提出是符合当今的时展要求的，是在对以前5次定义中的研究对象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
1. 2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
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可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电化教育的出现与初步发展阶段(1920-1965) ;电化教育的重新起步与迅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1. 2. 1电化教育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陶行知在嘉兴举办千字课教学试验时就使用了幻灯。30年代中期，广播教学也开展了起来。1935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要求中等学校和民众教育馆分期装设收音机，并聘请专家通过广播电台播放教育节目。1937年7月建立了播音教育委员会，同时一些民众教育馆也开始运用幻灯、电影、播音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1949年，电化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是社会电化教育得到发展，学校电化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在普通教育中，许多地方也相继建立了电化教育馆，负责推动基础教育中的电化教育工作。1966 - 1976的10年间整个电化教育事业处于瘫痪停止状态。
1.2.2电化教育的重新起步与迅速发展
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我国的电化教育重新起步，迅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包括在全国各地建立电化教育机构，高校开办电教专业，广播电视教育和卫星电视教育发展迅速，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计算机管理教学逐步开展，各级学校“三件”建设方面成绩显著。
90年代之后，我国的电化教育进人了深入发展的阶段。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以及认知学习理论，教学设计原理与方法的引入，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络”的初步开通，及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多项大规模的电化教育实验都大大推进了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
1.2.3中美两国教育技术的比较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电化教育最早是在大众化教育中兴起的，起初广泛的应用于社会教育中，后来逐渐的才在学校教育中发展壮大。而关国教育技术就诞生于学校教育中，最初兴起视觉教学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效率。此后，美国的教育技术向军事，工业领域渗人，并且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为军事及企业获得了可观的效益。因此，我们看出中国的教育技术学与美国教育技术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别是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背景所形成的。
2关于我国教育技术定义的思考
考虑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的建构不能忽视中美教育技术差异的存在。讨论这种差异，不是为了拒绝学习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而是为了避免不看本国的实际，盲目照搬的思想和做法，是为了更明智地、有效地学习他人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引进与消化教育技术定义，必须从定义的内涵与形成背景去理解与表述。并根据我国国情和教育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对有关理论进行必要的改造，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技术学定义。
2. 1教育技术定义的本土化
笔者认为在中西方问题上应倡导思想的本土化，思想的木土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同理，由于西方学者身处于西方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其所构建的思想也就只是适应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条件。思想本土化的实施对于建构真正有意义的教育技术学思想来说，最宝贵的资源在于教育技术研究者自身，在于研究者的本土实践。是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家园从根本上赋予了我们思想的智慧。对于西方学者的大多思想，当然也可以了解，可以学习，但前提是需要有一种平视的目光与平和的心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主体间对话、交融、会通，这不仅仅是一种同化，也不局限于顺应，这是一种真正的超越与建构。
改造和转化现代教育技术学传统:一方面，尽可能的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按照西方的逻辑去理解西方的问题，以及产生于这一问题情境中的西方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尽可能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按照中国的逻辑去思考中国的问题，这就要求人们把中国传统教育学术纳人研究视野，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寻找出路。既要借鉴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个人权利，实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融互补，协调发展。在寻求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做出的重大决策及思想导向及时关注，并据此发展我国的教育技术学。
2. 2教育技术定义的时代化
aect教育技术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与理念的更新及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我国教育技术定义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历史上看，教育技术学中媒介技术的革新曾经引起了该领域组织方式的变革。“技术”具有历史阶段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教育技术”也必然具有时代性。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有新的教育技术定义。
3我国教育技术定义的确定
教育技术学科术语用词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需要更新和发展的。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当前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定义不断更新的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理解教育技术定义问题。
3. 1提出教育技术学的新定义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以技术促进教育与学习的专门领域，其几次历史性转折一方面在于不断地引进新的思想与理念;另一方面，其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物质基础在于科学发展而带来的技术创新不断地被引进教育领域。
总结美国的教育技术概念的演化，结合我国的国情，我认为教育技术的定义可以这样描述:教育技术是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创设、运用、管理现有的适当的技术过程和技术资源的理论与实践，并积极开发新的还未出现或出现了还未运用到教育中，但有可能运用到教育中并起到促进作用的技术资源，从而达到提高学习者创新能力，力争达到教育公平，提高教学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
3. 2新定义提出的原则或依据
3. 2. 1本土化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年)工作方针在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方面的规定。教育技术学要与时俱进，因此其定义的制定要与政策相一致，要在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时代的特点。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创新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标尺，是一个国家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是一个民族甚至国家赖以生存的灵魂，是成为高新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观念在不停的更新，成果取得飞越的进步。这些都是离不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因此我们要学会创新，敢于创新，让我们在创新思维的引导下走向成功。
3. 2. 2时代性
积极开发新的还未出现或出现了还未运用到教育中，但有可能运用到教育中并起到促进作用的技术资源，有一句名言:在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教育技术领域是一个不断追新的领域，不管是学习理论、教学理论还是技术的更新。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以技术促进教育与学习的专门领域，其几次历史性转折一方面在于不断地引进新的思想与理念;另一方面，其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物质基础在于科学发展而带来的技术创新不断地被引进教育领域。从教育技术历年来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定义不断变化的线索中有一条就是随着其技术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技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所以笔者觉得教育技术的定义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作为教育技术人要有预测未来技术的能力，并将其引用到教育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