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1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对我县农村经济的冲击也不断显现。去年以来，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全县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但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加深，也出现了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等突出问题。对此，必须积极应对，确保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从调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县农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艰巨。调查中发现，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农产品县场已受到严重冲击。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销量减少。二是农业比较效益进一步降低。去年1-3季度，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等农资支出同比上涨40.6%，整个农业生产成本同比增加了近40%，而农产品收获后价格却普遍下跌，成本上涨和销售价格下跌使农民收益严重缩水，农民依靠提高农业效益增收的困难明显加大。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形势已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将危及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形势趋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目前，我县外出务工或就近转移就业的农民工约有10万人，劳务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散，我国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日益严重，用工减少导致农民工返乡回流明显增多。据调查，去年年底我县农民工提前返乡人数比上年增加了近30%，在岗农民工工资水平也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年上半年多数企业用工将会进一步减少，许多农民工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岗位。据反映，一些农民工已回乡3个月，按月工资1000元计算，每人收入减少3000元。农民工的大量返乡和春节后就业难度的加大，将直接影响农民的务工收入。
三、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县域经济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去年四季度以来，因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不少中小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县域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一是农业龙头企业效益明显下滑。二是中小型工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不少中小企业遇到销售难、资金回笼难的问题，经营陷入困境，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和外向型企业尤为明显。据调查，由于能源和原料上涨，许多中小企业去年上半年高价购进和储备了大量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但自去年10月份以来，宏观形势急转直下，工业品出厂价格不断跳水，有些产品甚至低于上半年所进原料的价格，造成许多企业严重亏损，有的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不堪重负关门倒闭。三是招商引资难度加大。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对前景预期不确定，导致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
四、社会潜在问题增多，为维护农村稳定带来新的压力。调查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已开始由经济层面波及社会层面，并影响农村稳定。基层同志反映，金融危机已影响到部分农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一些无技能、年龄大的农民，出现“活难找、钱难挣、日子难过”的现象，这部分人收入本来就低，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又失去了工作岗位，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顿。不少农民工靠长年打工为生，如因外出打工受阻而失掉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将会积淀对现状不满的情绪。此外，农民工中年轻人比例大，他们大多不会做农活且精力旺盛，如长期无所事事，更容易影响社会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多元化，一些地方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土地承包纠纷等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有可能使这些矛盾交织叠加在一起，因偶然事件而引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应对危机影响的措施和建议
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未见底，特别是对农村的冲击具有滞后效应，其消极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出来。20xx年将是新世纪以来我县农村发展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我们只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确保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正确判断形势，统一思想认识。目前，我县农村经济所受的影响虽不如沿海地区严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区、各个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这种冲击正在快速由沿海向内地、由工业向农业、由城县向农村蔓延渗透，农村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深。但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对金融危机影响的认识不到位，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盲目乐观。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外向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县，我县农村经济不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拿出应对问题的有效措施。另一种是悲观失望。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困难，由于靠老经验老办法难以奏效，致使一些基层干部面对形势束手无策，产生了悲观情绪，寄希望于上级出政策出办法来解决，拿不出应对措施。这些错误认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要克服危机，必须破除这些错误认识，全面分析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既要充分估计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又要看到发展的潜力和机遇，通过深入实际，把握动态，摸清实情，找准对策，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
2、加大统筹力度，确保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看到金融危机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危机中蕴含着许多机遇。今年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在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将大幅度增加投资，省里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是解决农业生产基础薄弱问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良好机遇。当前钢铁、水泥等建材价格相对较低，农民工集中返乡也为农村开展各类建设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劳动力，正是开展各项工程建设的有利时机。我们应抓住这些机遇，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全力保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要落实好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以及扶持油料、生猪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主要农产品供给。抓好国家和省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落实，把重点放在抓立项、抓落地、抓开工上，确保工作进度和项目质量。抓住机遇，提升和完善新农村建设“十大行动”，尽快解决“村村通”工程“进村不能入户”等问题，让更多的农民享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同时，根据我县实际，再研究策划一批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项目，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2
一、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平衡的问题分析
当前，在县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逐步趋于好转的同时，一些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平衡的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改善，严重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
1、农村信用环境欠佳，将增加农村金融依法维权的成本，造成了“三农”和农村信用社贷款“两难”问题。同时再加上农村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大部分“龙头”企业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使得“社农”的信用关系变得十分薄弱。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居高不下难以改变。
2、由于政信合力的不一致性，在打击逃废债过程中政府与农村信用社之间难以协调一致。地方政府认为支持“三农”是社会的大势所趋，农村信用社拿钱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出现风险代价是在所难免的，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法院执行力不强，一定程度造成了对逃废债者打击不力，难以形成失信惩戒“合力”。
3、由于农信社资源整合不力，信息披露及共享机制没有形成，从而造成农村多头贷款，贷款垒大户，同时也为一些企业“骗贷”、“骗保”大开绿灯，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逃废债行为。再加上农村金融机构间，农村金融与商业银行间信息不畅，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方面是单个农村信用社支农不力，众多农村民营经济资金周转不灵，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众多商业银行资金上存，即使放贷了也是门槛高抬，致使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弱化。
4、农村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不到位，隐藏了一定的支付风险。近几年，尽管各地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东大会，但信用社官办思想、家长式管理、一言堂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三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再加上农村金融所从事弱势农业支持，农业贷款风险转嫁促使支付风险的形成。
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意义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优化农村的信用环境，就是要以全面持久的农村信用等级评定和信贷支持与限制等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公民信用为基础、企业信用为重点、金融信用为核心、政府信用为表率”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要始终不渝地以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为基点。农村信用工程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的稳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信用社的职责所在。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持之以恒地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倡导诚信观念，才能有利于农村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搭建起社农多赢、共同发展的平台。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工作中有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撑起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的脊梁。
二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是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现代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交易为主的经济，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必须以交易主体之间互惠互利、诚实守信为基础，没有信用作为中介和保证，市场交易就会中断，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顺利进行。因此，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命脉，社会信用的发展状况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三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是实现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金融在配置市场资源中起着核心作用。通过金融市场的杠杆作用，资金将会向守信用、效益好的客户和产业集中，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村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只有不断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宏观、全面、准确、透彻地掌握农村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将自身发展需要的微观经营行为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宏观经济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村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农村农村信用工程建设，着眼创建规范、均衡、有序的农村金融环境，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和谐相处的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既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客观要求，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性工程。
三、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措施思考
（一）积极打造农村“信用工程”，优化金融信用环境。农村信用环境的缺失，将增加农村金融依法维权的成本，造成企业、个人与金融机构贷款的“两难”问题。农信社要在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创建“信用农户”、“信用村组”、“信用乡镇”活动，有效解决农民借款难的问题，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通过树立典型的农信社诚信客户，弘扬“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理念，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把创建农村“信用工程”作为农村信用社抢占农村市场的战略性工程。当前，要以金融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争取将清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职工家属拖欠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纳入当地党政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督促清收工作。及时向相关单位和个人发送催收贷款通知书，签订还款计划，并在行政、司法机关的支持下，采取财政工资扣收和依法清收方式，切实解决农信社贷款的历史沉淀问题。
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是一项渐进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信用工程具体事务的的操作者和主要职能作用的发挥者，在加强农村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活动中，既不能缺位无所作为，又不能越位单打独干，必须遵循“政府部门主导，主管部门督办，职能部门协作，基层组织参加，公众代表参与，信合部门推动”的原则。一是统筹规划，制定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方案。以县政府为主体，按照上级政府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各县（市）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其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及工作措施，作为纲领性文件指导辖区开展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活动。二是因地制宜，科学设置农村信用工程的测评指标。农村信用工程的测评指标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和完备性”原则，并按地域性、实用性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三是注重实效，扎实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既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又需要相应的机制作保证。实践工作中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实际，紧扣中心，力求实效，不断强化运行机制，推动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
（二）树立农村金融生态理念和科学发展观，自觉抵制地方社会不适当干预。农信社在寻求地方党政部门大力支持的同时，要坚持“社政分开”的原则，杜绝把农信社看成是当地政府“小金库”的思想。要深化农信社体制改革，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真正确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让地方政府领导真正认识到农信社在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认识到“三农”社区经济发展和信用社持续发展的互动互促作用，要真正做到农村金融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在争取财政资金到农信社开户时，要防止有关职能部门过多插手农信社经营事务。具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农村信用工程建设的保障机制。成立以各级政府分管首长为组长，所辖财政、工商、公安、法院、检察院、国税、地税和银行金融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信用工程创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开展创建活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一般由当地人民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行长（理事长）担任，以行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人行推动、行社参与、公众自律”的工作机制，为农村信用工程创建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构建广泛的信息共享平台，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协调机制。由于金融机构所获信息的不对称，存在企业和个人骗贷套贷的情况。为此，农信社要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工商、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合作，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库，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强化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强化与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的合作，严防中介机构评估认定的漏洞，降低农信社资产风险。同时，建立和完善农信社信息披露制度，切实保护投资人利益，发挥诚信示范和引导作用。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3
一、什么是农村金融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一种以正规性金融为主导、非正规性金融为补充的体系结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互为补充，共同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类、九种，分别是政策性银行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中国农业领域的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主要面向粮食收储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企业客户提供融资服务，而不对个人提供金融服务.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都属于商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按照商业原则依据监管部门核定的业务范围为“三农”提供各类农村金融服务.其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贷款公司不能吸收社会公众存款.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按照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组建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主要是为入股的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
目前,我们国家表面上似乎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农业发展银行履行政策、农村信用社承担合作、农业银行承担商业化功能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由于缺乏法律规范约束以及法律制度的滞后，使得农村现有的各金融机构之间法律属性不明、职责不清，由此导致它们之间的功能或者重叠、或者空缺、又相互隔离的状态，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因此，农村金融体制虽屡经变革，但农村金融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具体表现在：第一，政府控制农村金融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仍然面临政策性贷款和低利率的双重制约；第二，农村金融市场的构成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仍然垄断着农村信贷市场；第三，金融机构的绩效没有根本好转，这与过去20多年整个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极不相称.
这说明,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对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拉动经济回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策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自身各方面的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一定会逐步完善与健全，将会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银监会的安排,计划从年的三年间,在全国35个省（区、市，除外）计划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贷款公司10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这表明了一个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方的功能优势互补的、分工合理的、多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从而满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农村金融的多功能、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4
该报告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稻葵，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骁，西南财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报告会。
权威数据，填补国内空白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家庭金融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xx年美国金融学会(aFa)年会上，aFa主席、哈佛大学教授JohnCampbell断言，家庭金融将会成为金融学中继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后第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20xx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本应于2010年举行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提前到当年进行，以便及时直观地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为详细了解各类家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需要直接观察各个家庭的财务变化。伴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经济走向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基础的我国国民家庭金融行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针对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匮乏的现状，2010年4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整合高校与政府机构优势资源，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国内最为权威的研究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的机构之一。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历经前期筹备、中期调研、后期数据整理、报告撰写四个阶段。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经过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8438份有效样本的科学分析形成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重大突破。此报告既是西财倡导求真务实学风、推动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西财与央行携手面向社会重大需求进行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针对中国家庭开展金融调查是全面深入了解消费金融现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前提，对政府、金融界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注家庭，聚焦民生热点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家庭金融状况的数据，其中包括：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家庭负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中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负债较重。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5
[关键词]农村；调查；综述；底层；陕西
[作者简介]田富强（1972―），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陕西西安710077)池芳春（1973―），女，陕西宝鸡人，宁夏大学农学院草业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宁夏银川750021）田富利（1984―），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陕西杨陵712100)
农村代表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与家庭组织及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是可持续发展的载体。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文化积淀多源于此。[1]
一、农村基层民主研究
邓武红博士指出在平民社会日益强大、个人权利不断彰显的语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成为现代乡村文明治理的必然选择。选举主要问题：(一)贿选普遍存在。黑金扭曲选举结果，使恶人通过合法形式获取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行制度不完善，候选人当选后很难监督制约，，贪污腐化。村民抓住眼前利益，贿选者与受贿者达成合谋。（二）防止基层民主演变成农村宗族势力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对策有：（一）村级财务公开；（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参政意识；尊重个人权利，培育基层民主文化。农村基层民主处在中国场域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纠葛中，是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矛盾的深层次反映；缺乏整个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基层民主只能是“孤岛政治”。[2]
郝晓雁博士指出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经营方式转变与管理功能转型不匹配，自治组织运作机制不协调，管理方式滞后；（二）集体经济瓦解与传统资金运作方式破坏，导致村级债务增加，影响自治组织行政效率；（三）经济利益表面化和干部身份多样性，导致自治组织班子涣散，责任心下降；（四）农民参政意识淡漠，村民议事组织松散。对策有：（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体系；（二）依照高效、透明原则，完善村民议事和监督规范及办事听证制度。[3]
陈昌洪博士剖析了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腐败严重，难以选出为民办事的村官；（二）县乡政府对村民自治指导不力，村两委班子协调困难；（三）村级经济弱小，难以提供村民满意的公共产品。对策是：（一）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民主决策制度，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核心的民主监督制度，加大惩治村官腐败力度；（二）县乡党委和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的指导，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环境；（三）政党主导，政权支持，自治主题，渐进发展：遏制、打击农村社会黑恶势力和财团势力；有效激励村干部；发展农村经济，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产品。[4]
二、退耕还林还草研究
程默博士认为退耕还林要充分考虑农户利益，进行管理制度创新：（一）尽快构建退耕还林区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二）通过鼓励产权合并实现林权相对集中，提高资产价值特征与产权制度匹配程度；（三）通过政府公共支出政策促进退耕还林地区经济结构改善，拓宽退耕农户就业增收空间。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农用能源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支柱产业；救济补贴政策到期后生活贫困的退耕还林户，对其进行免费技能培训。[5]
葛文光博士指出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农民对政策了解不够；缺乏总体规划，实际退耕面积超过国家任务，补助资金难以满足完善工程需要；验收不及时、不严格；造林技术应用不到位，种苗采用缺乏科学性，不重视林木后期管护；林权证发放不到位；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盲目性；农民对八年后生活不乐观。建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绩观；出台《国家退耕还林总体规划》；保证农民拥有基本农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建立林木管护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尽快发放“林权证”。[6]
三、农村专业组织研究
李双元博士关于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专业协会调查的案例为支部推动型、能人带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一）专业协会是农户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现实选择；（二）作为现行经济环境下农村诱致性制度安排，专业协会与村支部、村委会等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协调，需要良好的制度实施机制，以促进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良性互动；（三）专业协会应先发展后规范。存在问题：（一）协会功能未完全发挥，与农户预期差距较大；（二）设立门槛，有悖国际合作联盟合作原则。[7]
岳佐华博士与李小玉女士指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用资本，蓄积了人力资本，盘活了市场，促进了特色经济发展。汉中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类型有：龙头企业依托型、能人大户依托型、部门依托型、农民自发型。问题有：（一）1／2的合作组织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4／5的合作组织未注册；（二）部门依托型合作组织体制和产权不明晰；（三）管理欠规范，信息手段落后；（四）人员素质低，资金不足。[8]
四、农民增收培训研究
张聪群博士指出汉中市农民增收的障碍：（一）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收入下滑；（二）农民缺乏市场信息和经营指导，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四）外出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和培训率低；农民增收思路不广，收入差距拉大。并提出对策：（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挖掘农业自身潜力；（二）扶持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为主的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三）消除体制，统筹城乡居民就业；（四）改革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五）多渠道融资，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六）加快农业信息建设，增强农民规避风险、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9]
黄雯博士指出，西安市蓝田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区域不断扩大、数量质量快速增长趋势：（一）以青壮年和男性为主；（二）素质、技能与收入正相关；（三）自发性为主；（四）长期务工人员比重大；（五）行业分布不均，以餐饮业为主。建议因地制宜进行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竞争力；出台就业准入法，严格就业准入；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资格认定制度，延缓劳动力供给，缓解就业压力。[10]
张藕香博士认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资本型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阻碍科技知识普及、良种推广、土壤改良、新技术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进行农业深度开发，消化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11]
五、陕西苹果产业研究
李继翠博士指出陕西苹果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产后商品化处理环节薄弱，标准化程度低；（二）行业协会不成熟，果农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缺乏长远规划；（三）技术推广、管理及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四）资金和人才遭遇瓶颈制约。建议：（一）推行标准化管理，发展绿色果业和生态有机果业；（二）提高行业组织化程度；（三）加强苹果服务体系建设；（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苹果生产保障体系；（五）创新体制，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六）实施名牌战略。[12]
宋东风、王恩胡、锋博士指出，陕西白水县苹果发展要推广“四大”关键技术，规范化生产，提高果品质量；鼓励科研院所参与，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技兴果；提高果农种植积极性，促进苹果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13]
六、农村医疗教育研究
睢党臣博士指出陕西省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宣传力度小，农民参保意识弱；筹资难度大，水平低；报销范围窄，受益面小；组织机构不完善，报销制度不科学。建议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筹资机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基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强化行业管理，普及卫生知识。[14]
肖湘雄博士指出，运行机制制约了陕北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医疗市场混乱，农民就医困难；（二）费用居高不下，农民因病返贫；（三）投入不足，缺医少药，乡镇卫生院步履维艰。他建议：（一）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二）纠正专项经费使用和预算外资金财政统筹存在问题；（三）因地因时制宜，探索以农村合作医疗为导向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其作为非营利组织给予扶贫资金支助；（四）有效补助乡村医生。[15]
王朝辉博士指出陕西农村学校经费困难：老校危房增多，新建校债台高筑；拖欠工资和“普九”债务偿还无望；负担转嫁给农民和村集体；县级财政教育包袱沉重。建议制订义务教育投入法，建立以国家、省、市为主，各级财政按比例负担机制，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校舍维护改造建设机制。[16]
七、水资源与农村金融
王文军博士指出当前陕西安康水资源存在的问题：（一）洪旱灾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生态退化与水污染严重；（二）产业结构布局与水资源条件不适应；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不足，分配不均衡现象严重，供水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三）水电站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严重；旅游业发展与水源地保护存在矛盾。建议：（一）适水发展，提倡节水型产业；（二）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水质和水环境安全；（三）开发非常规水资源，满足用水需求；（四）加强环境质量评价，有效、合理、科学建设水电站；（五）建立有助于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水权水价制度；（六）协调完善水事决策机制。[17]
高波博士分析了西安郊区农村金融发展缓慢的原因：（一）农村金融机构数量锐减，功能萎缩，实力不足；（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环境不佳。对支持“三农”的影响是：（一）金融机构从农村市场退出，县域资金流失，影响信贷资金投放力度；（二）管理体制不活，制约金融服务水平；（三）农村住房产权缺失，影响农民获贷能力和商业银行信贷支持范围。建议多方联动，优化农村金融投资环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18]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6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改革
与2014年相比，2015年金融改革的目标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述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加入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前提的金融改革，便是抓住了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这个核心。但这种表述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金融改革方向的改变。很多专家也表示，该提法考虑到了金融改革短期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虽在长期内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客观上大幅抬高了资金成本，无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为此，要强调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来有序推进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目标以及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简单追求管制的取消，或进展的快慢，而应紧紧围绕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这个核心。
民营银行改革加速
“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推动民营银行发展的论述。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提法相比，可谓给足了“底气”。一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市场对民营银行的期待由来已久。“不设限额”让民营银行看到了发展的春天。
很多学者认为，政府今年对民营银行的表述释放了改革加速的信号。“不设限额，意味着在目前试点成熟基础之上，民营银行未来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曾刚说，当然，实际的推进进程，也有待于相关法律、监管措施的完善，以及现有试点银行的运行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目前我国五家试点民营银行起步顺利，对支持三农小微，提升金融业活力，鼓励民资进入垄断行业均起到积极作用。随着存款保险等风险兜底机制的完善，预计今年将会批准新设更多家民营银行，试点内容也会在区域上、业务范围上进一步扩大。”
由数量调控框架逐步转向利率调控框架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由“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向“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的转变，是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2015年2月28日，人民银行在下调存贷款利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存款上浮区间，意味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再往前迈进一大步。“从根本上讲，利率市场化的效果，不仅在于利率限制的取消，还在于建立基于利率的调控框架。”曾刚认为，如果不这样，会导致利率的严重扭曲和剧烈波动。“这也是在过去一两年中，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曾刚说，为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要重视配套机制的建设，从直接、间接的数量调控框架逐步转向利率调控框架，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农村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上日程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定其县域法人地位。
这种说法的提出明确了农村金融改革紧迫性和基本的原则。曾刚表示，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相比，农村金融机构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不利于其长期健康发展。2015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革方向或有两个：
一是完成股份制改造。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还存有较多争议，实践中，也还有相当数量的机构以合作制形式存在。
总体上看，这不利于这些机构完善治理结构、补充资本金，应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择机推进农信社的股份制改革。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7
回顾大理金融发展的历史，其核心就是金融制度的变迁史，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理州的金融史既是金融创新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金融监管的历史，它总是在创新中发展在监管中不断前进的。
一、落实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发展的协调史，金融协调促进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不协调制约和干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人行大理中支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信贷社会效益实现
在多年的金融发展中，人行大理中支突出工作重点，立足实际，与时俱进地创新和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积极督促和指导金融机构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全州重点项目、支柱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密切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积极主动、灵活地调整工作思路，结合大理州“生态优先、农业稳州、工业强州、文化立州、旅游兴州、和谐安州”的战略目标，持续保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切实提高货币信贷政策的导向力。
一是围绕“三农”，及时发放支农再贷款，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实力。近3年来，人行大理中支支农再贷款限额155.69亿元，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163.05亿元，同比增加8.04亿元，增长5.9倍，使用支农再贷款的机构由去年末的3家增加到21家。二是建立完善制度性监测机制，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民贸民品生产等贷款的监测，不断促进信贷政策发挥社会效益。近五年，全州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余额20.66亿元，同比增长1.2倍，其中贷免扶补贷款余额15.52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助学贷款余额189.80万元。十一五期间，累计审核民贸民品贷款7830万元，贴息51.8万元，责成金融机构清退多收的3.3万元贷款利息。三是结合大理州作为林业大州的实际，中支对辖内金融机构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举措。同时，建立了林权金融服务联席会制度和推进会制度，推动林权改革发展，促进国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近几年来，大理州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0.41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四是联合出台了《建立完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服务机制的意见》，推动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和个私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解决融资难问题。
（二）切实履行中支对外职责，巩固基层央行权威地位
大理中支与当地党委政府、经济综合部门、银监局、执法机关等部门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共享、工作往来平台，坚持与州级商业银行工作联系和定期约见制度，加强对外沟通联系。继续利用金融联席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项目推介会、专题座谈会、定期向党委政府汇报金融工作、列席州政府常务会等载体，适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金融运行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建议，向金融机构提示经营风险和意见建议，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达和实施。通过牵头组织重要活动、会议，协调金融具体事务，召集金融系统负责人联谊等方式，营造了人民银行与政府、银监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系统之间和睦相处、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人民银行在金融系统和地方党政中的话语权、地位显著提高。
在此基础上，注重整合调研课题资源，突出金融调研工作实效。在调查研究中，人行大理中支尽可能地注意到各种方法的综合。一是历史比较分析，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二是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以理论为工具，以历史为依据，写出理论性来；三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提示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关系，结构变动，功能也变动。因为，金融发展的结构上的原因常常是金融变迁的原因；四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历史，融入到经济的大背景来分析，让人们看到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大理中支在制定调研计划、整合调研资源的基础上，统筹安排时间和人员，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工作。近五年，上报政务信息专报690期，被成都分行采用352条，昆明中支采用585条；被州政府采用620条，采用累分居全州部门第二，被省政府采用134篇。对稳定物价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建议、大理州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推动县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调研报告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行长调研报告《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调查》、《对惠农支付服务业务的思考》被分行采用，并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
同时，稳步推进“两综合、两管理”，创新实施双向评价机制。中支创新“双向评价法”，即对外要结合发现问题对被查单位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把握风险点和监管重点；对内要对照发现问题审视人民银行自身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升管理和服务质量，建立“双向评价”机制，有效发掘和促进检查成果转化。
（三）落实“一个创新、两个建设”，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
一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深入贯彻全省金融服务“三农”、“一个创新、两个建设”工作精神，在洱源县为农村支付体系建设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贯彻意见，州政府印发全州实施。中支总结大理市、南涧、永平、漾濞县等地创新试点工作经验，积极探索开展了以“两权一宅”（即林权抵押贷款、经济林果收益权抵押贷款、宅基地上房产抵押贷款）为主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以农村信用社推出的“背包银行”为主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南涧县在全国首发经济林木（果）权证，并依托权证推出了抵押贷款产品。南涧县联社已累计发放经济林果权证5670本、授信130户、金额5568万元，实际发放贷款127户、6680万元。大理州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经验在全省林业金融服务会上做了汇报交流，在《金融时报》、《大理日报》等媒体刊载。南涧县“两权一宅”贷款金融服务经验在《大理日报》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荣获2009年度云南新闻一等奖，并在2010年的全省经验交流会上交流。二是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中支以巍山县为试点，以惠农支付服务点为重点，推动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目前，南涧、祥云、漾濞、宾川、巍山已审查设立惠农支付服务点153个。三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果。将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试点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结合，创造性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做好全省唯一的州级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建设试点工作。同时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二、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人民银行不仅要探索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问题，更要加快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这是历史赋予人行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经济工作对其历史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去寻找一条适应大理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调查分析，获取更多的第一手历史性、风险性的对比研讨资料，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大理州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持续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暴露出将经济建立在“产业链最低端”带来的脆弱性和波动性。针对全州在农业结构特别是品种、品质结构尚待优化，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际，大理中支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推动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提升支付结算服务质量
在具体工作中，人行大理中支规范结算账户业务管理，组织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了资格考试，发放《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办理资格证书》835本。严肃支付结算纪律，对工行7个支行进行了支付结算执法检查。开展了对新设金融机构加入支付系统的准入考试和现场核实。加强账户审批管理，全州共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12422户。会计集中核算、大小额支付清算、大理市同城票据交换清算、支票影像交换等业务系统高效安全运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处理各项业务，确保资金安全。办理支付清算业务122万笔，5940亿元，同比增加432亿元。推动信用卡建设，在大理市发行了全省首张将居住证与银行卡（牡丹卡）结合为一体的复合型借记卡：居住证（卡）。认真履行经理国库职责，顺利完成各项收支任务，经理国库167万笔，收支847.00亿元。财税库银财政非税收入横向联网正式实施，审核参数近39000条，并实现全部成功导入，提高了国库电子化核算的管理和监督水平，国库部门连续13年被省会以上表彰为先进集体。
（二）提高科学规范管理能力，努力做好货币发行工作
发挥大理中心支库对滇西片区的辐射作用，做好发行基金供应预测，合理摆布调配，保证货币供应。累计投放发行基金779亿元，回笼503亿元。从昆明中支调入发行基金10.92亿元（12次），调入县支库30.9亿元（17次）；各地州中支从大理发行库调出168亿元（71次）；调入203亿元（48次）。配合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加强柜面堵截收缴工作，收缴假币273万元。大理钞票处理中心每天清分机清分钞票约1840捆，实际运行1730天，共清分340.5亿元，联机销毁1416亿元。规范库房和发行基金管理，坚持查库制度，确保全年安全无事故。
同时，进一步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加大外汇管理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各项工作任务较好完成。近五年，全州结售汇总额89，100万美元，同比增加2821万美元，增长23.2%。顺差28718万美元，同比下降26%，符合总局减少顺差的要求。
（三）搭建金融数据共享平台，提高金融统计信息质量
当前，大理金融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业改革发展工作任重道远，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新形势下，建立大理州金融统计标准化协调机制，完成对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统计标准化验收工作。与大理州金融机构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实现金融统计数据信息业内共享。按时大理州、市金融统计月报。完成对12个县农村信用联社将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以及涉农贷款数据的清查工作。强化征信管理职能，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信用评级实现零突破，对祥云县龙云经贸有限公司进行了企业信用评级，获得2a级认证，是云南省获得2a级以上认证的2家企业之一。许可发放贷款卡492户，年审贷款卡2120户，受理信用报告查询312户。
三、切实加大内部管理力度，推动工作水平有效提高
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如何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正确把握方向、力度和节奏，较好地处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有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大理中支一直追求的发展目标。从大理的金融发展史看，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必须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内部规范管理运行，全面提高制度执行力度
健全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切实落实工作责任制，提高制度执行力。贯彻落实内控制度，加强要害岗位人员管理，对从事保卫、发行、会计、国库和微机专管员、系统管理员等要害人员进行建档、建卡管理，防范要害岗位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继续分年度汇编全行性内部规章制度，对多年来的全行性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分为政务管理、党务管理、财务管理三大项14个规章制度办法，汇编成册，促进了制度建设和机关规范运行。认真落实《中支工作规则》、《行员履职问责办法》、规章制度办法，完善了督办工作机制，按时保质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各项任务，建立了重要工作按旬报告和按月通报制度，加强上下沟通，促进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二）突出重点业务环节审计，加大同级监督工作力度
加强了对基础业务、重要岗位和应急管理的专项审计。加强审计整改落实工作，建立违规问题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推进县支行和同级业务部门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内审作用充分发挥。近几年来，完成了履职审计、后续审计、专项审计、审计调查4大类110个审计项目，涉及8个支行，12个科室435项次，查出各类问题920个，提出建议474条，发出整改通知书139份、内审意见书66份。加强整改落实和责任追究，对106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追究。
在此基础上，规范财务费用核算管理，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建设。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武装守库坐班制度。坚持节假日安全保卫大检查制度，对全辖组织了120次安全大检查。对办公大楼消防报警系统进行全面维修，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正常运行。认真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小区建设和维稳、工作，争创“平安单位”，多年来，全辖无任何案件、事故发生。
（三）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切实抓好应急保密工作
建立健全各类业务风险预案23个，修订完善各类业务风险预案30个。加强预案演练，机关完成了发行库突发事件、网络及系统等11项演练任务。组织开展了网络及重要应用系统切换实战应急演练，得到了昆明中支观摩团充分肯定，并在全省介绍经验。深入有序推进政务公开，央行各项职责依法履行。依托网站、触摸屏、办公场所公示栏、电子显示屏等常态化公开履职信息，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开体系，推动“法治央行”建设。
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8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8-0088-03
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常常被称为民间金融、体制外金融、草根金融等。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其形式主要有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典当行、储蓄贷款协会、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种基金会等。尽管非正规金融处于非法地位，但其本质与正规金融并无区别：都是以信用为基础，以资金融通、余缺调剂、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为目的。
在中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农户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的比重约为51.3%[2]，张胜林[3]对50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82%、94%和24%；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01）的研究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是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花旗银行（2004）估计中国非正规资本市场大约为9000亿元，将近2004年GDp的6.5%。研究者普遍发现，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偿还率相当高。在巴基斯坦，正规金融部门的平均违约率高达30%，而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这一数值仅为2%(aleem，1990)。
央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一改往日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一、关于非正规金融的理论解释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假说，以mckinnon和Shaw(1973)为代表，认为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金融抑制政策往往会造成存贷利率过低、社会资金配置低效率以及资金供给与潜在需求量之间出现巨大差额等后果，通过金融深化可以消除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第二类是非信息对称与交易成本假说，以Stiglitz和weiss（1981）代表，基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筛选、监督和合约实施成本原因解释，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这些成本的差异造成了正规金融的退出和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第三类为所有制假说，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国有部门的建设，忽略了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金融需求。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分析
1.正规金融主体结构缺位和功能弱化。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支农的范围狭小，支农力度不够。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太窄，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支持农作用。
国有商业银行不仅收缩在农村地区的网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农村资金外流的角色。1997年，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改革后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了提升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纷纷退出县及县以下市场。据统计，2002年，工农等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以吸储上存的方式致使农村资金外流估计达3000亿元。
农村信用社几乎是农村金融市场上惟一的正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仍然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性质，失去了农村合作组织的性质。由于体制原因，农村信用社并没有能够有效弥补国有商业银行退出所形成的农村金融市场空缺，没有很好的切入到农村金融市场当中去，起到应有的支农作用。
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缺乏。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经营风险得不到优先转移和分散。
2.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增加。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需求主体为农户和农村企业。从需求主体的农户来看，根据对全国34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2万多个农户1998～2002年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4]，农村就业和农户收入结构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经济活动多样化，农户种养业以外的产业投入和外出就业增加；二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同时，经济作物、林业、渔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收入增幅较大；三是农户经营企业和外出就业收入增势强劲。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户收入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金融服务多样性的需求增加，不同的收入阶层对信贷的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性。
3.对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的嵌入性。费孝通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为乡土社会，即以族缘、地缘、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在乡土社会中，以熟人之间的相互信赖而构成经济交易和非经济活动的基础，人和人之间有着因天然的族缘、地缘、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信任感，他们相互熟悉，因而相互欺骗的概率极低。而欺骗的成本极高：会逐步在其所属的乡土社会中失去立足之地。费孝通说：“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交易通常建立在对对方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上，有效地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正规金融正是基于农村这种天然的文化因素而嵌入到乡土社会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非正规金融作用利弊分析
（一）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好处不仅在于它能够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且体现在它促进了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
1.弥补了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而出现的农村金融供给真空，满足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金融需求。马九杰、左臣明(2006)也提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5]。在国有商业银行向大城市转移的同时，农村中的个体私营经济成为金融支持的真空，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对资金的需求，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性和生活金融需求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而手续简单、期限灵活、服务方便，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较好地满足了这些需求。
2.推动了多样化竞争格局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在农村金融体系中，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增强了农村金融体系的竞争氛围，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对于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非常的意义。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对农村信用社造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有助于其挖掘内部潜力、改善金融服务。同时农村信用社的这种提升行为，也有助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降低借贷利率，以适应农村信用社竞争。
3.非正规金融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率。对于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市场介入的程度仍然较低，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行政干预。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行为，双方之间信息高度对称，资金供给方对借款人的资金用途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有利于其正确确定投资决策，并对贷款人在资金使用上予以实时监督。而且有一部分资金通过正规金融组织流入非正规金融活动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运用效率。
4.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截至到2007年末，在六个省区已经试点批准开业了19家村镇银行、4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互助合作社。总理在2008《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5.金融产权的多元化有助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降低整体金融风险。由汇丰控股的湖北随州曾都村镇银行已经开业，随着带有外资、民资背景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将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产权多元化，使农村金融风险分散化。
（二）非正规金融本身的缺点，且这些缺点不利于我国由传统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
1.容易造成农村金融秩序乃至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农村非正规金融基于其自发性和不可控性，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关系基础上的，运作机制不是太规范，在我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过程中，潜伏着极大风险隐患。
2.农村非正规金融由于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不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使得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3.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大量资金体外循环，易形成金融信号失真。据调查，大量的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脱离银行体系而存在，增加了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难度。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增大了现金风险。
四、政策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之所以发生创新是因为在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看来，承担这些安排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非正规合作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作用。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属民间自发性制度创新，这种创新若经过政府的合理引导，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积极演进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的趋势，nGo（非政府组织）转变为小额贷款公司等。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转变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将非正规金融组织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机构，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非正规金融由“自愿安排”到“政府安排”的转变，不仅有利于促进其更多补充正规金融业务的空白和薄弱地方，而且能够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2.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联接。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适度竞争与有效合作，使他们能够利用对方的信息和结构优势来提升自己的行动，信息的流动是市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能够共享客户信息。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间也有一定的互动，且往往表现为两个部门间显著的资金流动。非正式放贷人往往从正式部门借钱，然后用于满足农村金融的需要。
3.积极探索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担保的新途径。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互助经济组织筹建信用担保机构，凭借龙头企业和农合组织的实力和信誉，为所属区域内的农民和专业户提供贷款担保，使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与农村合作金融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互盈。同时，净化农村信用环境，充分利用村落的地缘和血缘优势，建立征信系统，积累信用资料，建立农村信用制度，对农民开设信用档案；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将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
4.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建立民间融资信息监测系统，依托各级政府统计部门或农村金融监管组织，监管当局要定期收集民间借贷规模、资金流向、利率变动等各项金融和风险管理数据，消除金融监管机构与民间融资行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定期监测报告、政策指引和风险提示，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活动，避免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及时有效地打击高利贷等非法行为，努力将非正式金融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5.以服务三农为导向，对正规金融进行改革。坚持源自农村、扎根农村的原则，立足于村，广泛引进农户入股，保障社员贷款优先权和利率优惠权；强化社员的股权意识和监督职能，弱化农村信用社内部人控制行为；通过两者联合，有效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了信用社审、批、放贷的成本，同时增强了农户的融资能力，实现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户双赢的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正规金融必然要被正规金融所替代，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正是这么一个过程。
6.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金融风险。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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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9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困境；金融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94-05
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事实也证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彻底、永久的转移是一国顺利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1]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外出劳动力回流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的外出劳动力回流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调查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情况，但是具体分析具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和原因：2008年初出现的农民工返乡主要受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沿海企业倒闭或收缩的影响，而2009年初以来出现的农民工返乡，使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主要原因与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于现阶段沿海地区的就业条件与环境，同时具有迫切的自主创业热情有关。[2]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新特点十分必要。
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新特点
2010年1月，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学者指出，“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唐仁建，2010），强调指出两代农民工存在着明显差异。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上表现出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新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强烈，成为潜在创业农民工的主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占65.2%，大约为1.5亿，而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大约为1亿。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真正融入城市谋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却面临着重重阻碍。调查显示，当前很大比例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创业意愿，其中80%的受访者表示只要条件成熟就会返乡创业，潜在创业农民工的62%年龄集中于30岁以下，其中，近五成的农民工打算先在务工地积累资金、吸取经验、广建人脉，等时机成熟后返乡创业。同时，调研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基本上都受过中等教育。《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是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这充分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更容易接受技能培训，更能够从事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有关专家认为，农民工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小城镇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不仅将自己的打工收入带回家乡，通过打工获得的经验也成为他们自主创业的宝贵财富。
（二）第三产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主要领域
据《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2004年农民工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22.9%、21.7%、33.3%；2009年调查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17.3%、25.5%、39.1%。显而易见，5年间建筑业下降了5.6%，制造业和服务业则分别上升了5.8%和2.6%。通过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已创业或计划从事的创业领域与其务工时的企业具有一致性或相关性，比较集中于运输、餐饮、食品和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其比例高达81%。2009年上半年，山东省返乡农民工创业市场主体高度集中于第三产业，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户数之比为6.58：12.63：80.79。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零售业66.56%、制造业11.26%、服务业6.73%。
（三）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主要选择了个体工商户的形式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身的优势，比如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接受能力比较快等，但是也受到自身一些条件的限制，比如缺乏商业经营能力、专业技能知识、人际交往能力、领导管理能力，尤其是自身资金匮乏。为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缓解农民工失业返乡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政府给予创业主体一定的优惠政策。当前，政府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主要是从搭建创业信息平台、提供信贷扶持、减免税费、提供技能培训、提供用地优惠、设立创业园或创业街及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等方面入手。[3]在进行各方面的综合比较后，返乡农民工创业往往选择对资金需求较少的小餐饮、零售、小超市等，而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普遍较低。在返乡农民工创办的2896户各类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2382户，占总数的82.26%，个体工商户成为农民工创业的首选。同时，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创业形式选择上有明显的差别，近7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个体工商户的形式，而上一代农民工选择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只有大约20%，他们主要选择制造业和养殖业作为创业形式。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新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资金匮乏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障碍。近年来，农村金融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支持方面仍不完善，使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制约。
二、金融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境
（一）金融机构网点少，返乡农民工获得金融支持困难
2009年，国务院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对自主创业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要进一步降低门槛，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群众创业的政策，其中主要是宏观指导政策。但是，要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还必须出台一些更有针对性、扶持性、鼓励性和激励性的政策。启动资金匮乏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最大障碍，鉴于此，就需要在金融、税收、各种收费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大的优惠、支持和倾斜。但是，目前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农村金融体系商业化改革。县域及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大规模收缩，且功能、机制均不完善，形成了目前农村地区以农信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的格局。由于农信社资金实力有限，邮政储蓄银行惜贷慎贷的经营思路，造成农村经济主体融资困难重重。尽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覆盖面还是相对狭窄，加之地区网点之间往往有相当的距离，甚至还有部分乡镇金融机构不设置网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统计，我国现有“零金融机构乡镇”数2868个，只有1家金融机构的乡镇有8901个，其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2645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占全国总数的80%。而据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6月，全国共有2472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其中无金融服务的空白乡镇193个。[4]由此可见，近几年，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的状况并无很大改观。金融机构网点的缺乏，网点之间的远距离以及地区交通的不便利，这些都加大了返乡农民工获得金融支持的难度。另外，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农民工获得金融支持难上加难，具体表现在：农信社提供的农户贷款采用上浮利率，其浮动系数在60%到90%之间，极大增加了贷款融资成本；农信社发放支农贷款主要面向种植业，对农户急需的其它专项资金信贷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同时又需要近似苛刻的审批条件和严格繁杂的审批程序，一般情况下，不超过抵押物的60%是贷款审批额度的极限。
（二）农村信贷风险保障机制滞后，信贷投入不足
一是缺乏有效的农民个人信用征信体系。2006年1月，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个人征信系统的两大基本功能。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帮助金融机构控制信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规范和制约个人的重要经济活动，逐步形成诚实守信、遵纪守法、重合同讲信用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诚信水平。但农村这一市场，并没有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信用档案，因而也就不能享受到良好的信用记录带来的各项优惠政策。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制约农村信贷市场的最主要瓶颈。财务报表和数据资料的缺乏使得贷款方很难采集足够的信息，用于判断是否提供信贷。农民工获得贷款后能否按照合同中写明的目的和用途依法履约，这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得到核实的。一旦出现违约现象，我国又缺乏相应有效的法律约束，加之一般情况下农村贷款规模微小，正规金融机构极度缺乏有关农村客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无法承担信息采集的时间和成本。二是农村保险机制滞后。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农村金融需求者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居住分散，收入比较低，存贷款规模小，经营项目的风险大（包括不可抗力在内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等，所有这些因素无疑都增加了农村信贷服务的难度。一般情况下，商业资金追求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相比之下，农业投资呈现出长期性、高风险性和低盈利性，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而农民本身缺乏风险意识，在客观上造成了农业保险覆盖率低，很难规避农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审严格程度。[5]三是农村贷款抵押物缺乏。农村不是没有抵押物，而是缺乏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物。[6]房产和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自有资产，分别占农村人均收入的30%和43%，由于农村个人房屋占有的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因此，农村房屋抵押与城市房屋抵押相比，农村融资主体的转让和抵押都受到一些限制，加之目前农村房屋抵押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所有这些因素使金融机构从安全角度考虑，在面对农民的贷款需求时，往往会将其拒之门外。由于农业生产经营存在的自身积累少、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金融机构因高风险而产生的“惧贷、惜贷、慎贷”造成信贷投放上的“非农化”倾向十分明显，资金大都集中于非农项目和经济发达的城镇。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行业首位，截至2009年，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为5687亿元，贷款余额为4288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为2849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仅占存款余额的一半，严重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5]
（三）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创业资金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
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返乡农民工表现出对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如在创业之初，小额信贷是返乡农民工亟需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在创业中期，随着规模的扩大，返乡农民工可能需要比较大额的信贷支持；到了后期，企业除了信贷需求外，可能还需要一系列的金融服务，譬如结算、汇兑、保险等业务。但是，在现阶段，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滞后于市场发展需求，缺乏多样化的信贷产品品种，而适合返乡农民工创业特点、创业形式的信贷品种就更少，加上需要经过调查评估、分析论证、上报审核等一系列环节，使得返乡农民工的金融需求难以满足。[7]尤其是在结算方面，虽然近几年农村支付结算手段有了改善，银行卡、网银等多种现代化电子结算支付工具在部分农村已经启用，但是，由于农信社金融服务基础薄弱，结算渠道狭窄，农信社的异地结算业务要通过县联社营业部进行转汇，汇款所需时间长、速度慢，而且农信社以县联社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全国通存通兑能力不足。目前，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和电报汇款等传统结算工具依然是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的主要形式，具有融资功能的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品种并未得到推广和应用，农信社中间业务开拓能力不足、支付结算手段落后的现实，与农村广阔、潜力巨大的金融需求形成了重大反差。[5]
三、金融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措施
返乡农民工创业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返乡创业的主体，由于其创业形式、创业领域、面临瓶颈等的差异，其所需的创业政策扶持、创业商机与创业环境要求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有很大不同。[2]国家应高度重视对新生代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引导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其信贷支持力度，只有不断创新符合其创业特点的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真正形成一个开放竞争的、充满活力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更好地服务“三农”，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问题。
（一）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
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农村金融需求量与供给量失衡逐渐加剧，平均每年供求缺口为8000亿元，而2000年高达10000亿元。[8]另外，从城乡贷款总额来看，2000年我国城镇和农村贷款总额分别为88421.3亿元和10949.8亿元，农村贷款总额是城镇的1/8；2007年我国城镇和农村贷款总额分别为239150.1亿元和22540.8亿元，农村贷款总额是城镇的1/11。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截至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5万亿元左右。因此，要使新农村建设中各项事业得以平稳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得以保持或提高，未来的金融需求将更加紧迫。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外出农民工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各级政府要大力优化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和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首先，加大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村投入力度。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的乡镇开办网点，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范围；加大对农村的水、电、路、通讯及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科技推广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保证专款专用；对农民创业，政府要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降低或免除行政审批费用，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理服务，可以将此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内容。[9]其次，解决农民创业用地问题。目前在国家确保18亿亩耕地不能动的政策下，可以通过村庄规划、开发荒地、改造废旧厂房等办法，保证返乡农民工有一定的创业用地的供应。最后，建立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机制。在对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银行贷款担保或贴息方面继续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的范围，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农村贷款抵押的方式，比如返乡农民工以可用土地或山林为抵押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成立公益性土地中心，一旦返乡农民工创业不成功，土地中心将接收银行转移的抵押，由土地中心进行有偿流转。鉴于目前金融机构不愿对农民创业提供贷款的现状，国家可以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基金”，鼓励农民成立互助合作金融组织，让目前已经存在的非正式民间融资机构规范化和合法化，对创业成功人士给予资金奖励，充分发挥创业带头人的作用。
（二）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构建规范的农村信用环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这是基于我国农村信用信贷担保体系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和履约行为是银行信贷的必备要素，恰恰农民在这些方面存在评估难、量化难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依然是制约农村信贷的主要因素，阻碍了金融部门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因此，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个人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可以借鉴山东肥城市的做法：成立以市长任组长的农村信用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成员单位在信用环境建设工作中的具体职责。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协调司法部门、新闻媒体、金融机构等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创建信用环境的合力。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约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新闻媒体要大力弘扬诚信守信的文明风尚，发挥监督导向作用，及时地将违法行为公之于众，初步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实现从“要我讲信用”到“我要讲信用”的转变，使农民信用观念明显增强。当前，金融机构承担着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建立信用评级产品，通过与相关部门以及担保机构、村民委员会等拥有农民个人信用信息资源的组织联网，可根据农户的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及财务信息和个人思想品德等信息进行信用评分，有效解决农户和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5]此外，金融机构可根据农民信用等级满足相应的贷款需求，在贷款数额、还款期限等方面有所体现，以此增强农民致富增收的积极性。总之，要通过各方努力，全力打造“信用品牌”，为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营造和谐守信的社会环境。[7]
另外，农村信贷风险保障和分担机制的缺乏也是影响农村信贷的制约因素。建立完善的农村信贷风险保障和分担机制，一是建立意外风险防范机制。调查表明，农民信贷主要风险来自于天灾人祸形成的农民致贫。政府应通过财政出资组建附带人身意外保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投入。二是建立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利益分享、风险共担机制。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过程中，改革创新是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强化金融支农能力的必然之路。积极探索和完善担保风险共担机制，可以借鉴山东省日照市的做法，按照公平的原则，鼓励建立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的协作机制，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主动让利于企业，其中规定20%是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比例的限度。同时，强化对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进行合作的监管，预防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和变相吸收存款、违规放贷等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如前所述，农业贷款具有高风险、高赔付率等特点，因此应由财政出资组建农业贷款担保基金，如果一旦出现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农民贷款出现风险时，经评估按一定比例由担保基金赔付，解除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后顾之忧，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发放农贷积极性。[10]
（三）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返乡农民工创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这就需要根据市场要求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的支农主力军作用，及时准确地掌握返乡农民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不断开发新业务、新产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二是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由于邮政储蓄机构一直以来“只存不贷”政策的施行，我国农村大量资金被抽走。当前，邮政储蓄机构应及时迅速地完成角色转换，将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功能由“抽水机”和“吸血器”变为“蓄水池”和“调节器”。[11]三是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向返乡农民工提供多样化、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此外，根据职能和地域特点，金融机构可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如，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从政策上支持，中国农业银行主要提供融资、结算、投资顾问等服务，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其网点遍布城乡的优势，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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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调研报告篇10
这份报告是央行研究局的《关于修订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方案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一报告，现有的金融机构分类方式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分类将会进行调整。
（一）
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分类有可能在原有m0、m1、m2三层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分层m3。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的修订，央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种方案。
其一，维持原结构不变，扩大数量较大、流动性变化明显的金融资产的监测层次。货币供应量在原m0、m1、m2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再扩大到m3。m0、m1、m2三个层次不做调整，保持了统计的连续性，便于操作和对比。
其二，对原结构进行微调，同时扩大货币供应量一个监测层次。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监测外币存款，同时将m2中的部分金融资产调整到m1中去。这个方案既考虑了统计的连续性，又具有可操作性，但货币供应量包括的内容不全面，如日益发展的各种基金存款、商业票据等没有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中。
其三，对原结构进行微调，同时扩大货币供应量两个监测层次。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监测m3和外币存款。
其四，按目前金融市场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较全面的修订。这个方案将货币供应量分为四个层次：m0、m1、m2、m3。其中，m0＝流通中现金－境外人民币流通量；m1＝m0＋企业活期存款（包括结算中的款项）＋机关团体存款＋农村存款＋银行卡项下的个人人民币活期储蓄存款；m2＝m1＋企业定期存款＋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扣除银行卡项下的个人人民币活期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信托存款、委托存款、保证金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外汇存款＋回购协议；m3＝m2＋基金存款＋保险公司存款＋商业承兑汇票。
（二）
报告还建议调整金融机构分类方式，将金融机构划分为中央银行、其他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性公司三大类。
其他存款性公司，在我国包括存款货币公司和其他存款货币公司。存款货币公司指可以吸收活期存款、使用支票进行转账并以此实现支付功能的金融公司。在我国主要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他存款货币公司指接受有期限、金额限制和特定来源存款的金融性公司。包括中资和在我国的外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其他金融性公司，是指除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以外的其他金融公司。在我国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养老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公司、期货公司、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等。
（三）
自1994年10月正式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以来，我国曾两次修订统计口径。2001年6月，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m2；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