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理论篇1
关键词：城乡统筹；总体规划；规划设计；管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其根本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实现资源共享、合理配置。
1.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意义
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按照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将城乡规划摆在首要位置。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增加农村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在统筹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人口、环境、土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理论基础。统筹城乡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考虑三农问题，以工业化带动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1]。城乡统筹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几年，城乡规划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乡统筹规划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转向更好的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2.完善城乡规划编制、管理体系
2.1完善城乡编制体系，坚持以城市规划为重点
城乡规划主要是以城市发展为重点，以乡镇区域规划为依托，整合城市整体规划、建立镇、乡控制性规划以及各种专项规划，使编制内容覆盖到乡、镇、村，构建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体系，强化城乡规划对城镇建设的先导、统筹作用[2]。
2.2完善城乡规划管理体系
建立统一的规划管理体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进行城乡空间布局规划，科学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强化全局意识，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发展方向，结合经济发展和土地供应计划，有序的推进城市建设，使重点建设项目与城市、乡镇以及土地利用相协调。
3.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
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社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抓住主要关键点，进行全方面的统筹安排。城乡统筹规划必须以农村社会保障为基本出发点，目前农村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农村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措施，农村养老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农村困难户享受优惠政策的家庭达不到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统筹城乡规划发展要以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为重点，重点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实施政府补贴、社会捐助等资金筹集办法[3]。政府要增加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通过各种渠道把城市文化传播到农村中去。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村通电、村村通水，要保障农村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城乡统筹发展是通过城乡规划创造平等的新型城乡关系，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解决好三农问题，为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
4.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原则
4.1区域性原则
城乡统筹规划的原则是要求要从城乡区域的整体角度出发，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突破传统的规划模式，注重区域范围内的城乡统筹，构建城乡之间共享的基础设施模式。
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享，使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于农村地区，突出农村的发展特色。
4.2协调性原则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主要是对影响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整体结构上协调区域的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乡镇要依靠工业化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城镇发展带动城乡劳动力，加强新农村建设[4]。同时强化农村作为区域生态地区，保障城镇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
4.3适宜性原则
城乡统筹规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村较城市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将城市发展模式直接用于农村发展，因此，城乡统筹建设要结合城乡发展现状，既要采取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又要结合农村各自建设的方式，以适应城乡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
5.多元化能源供应系统
5.1能源结构发展趋势。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对未来能源的重要作用，国家采取各项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生物能占重要位置，其次是太阳能。因此，为了推动城乡统筹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对新能源额开发利用[5]。
5.2城乡能源系统规划。既满足供应又保护环境是城乡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国内外能源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快农村新能源开发过程中，改善农民生活物质条件。例如村庄可以依托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推广节能改造等技术。
6.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6.1经济目标
城乡统筹发展的经济目标是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和工业园区优势，实现城乡之间合作，农村发展要依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经济实体。
6.2社会目标
城乡统筹建设要解决劳动力的转移，吸纳劳动力必须依托城市化进程，而由于空间发展机会不均衡，因此要鼓励劳动力自由流放。城乡统筹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规划要实施政府制定的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建立区域性协调机制，城乡统筹规划要多方向筹集资金，要多层次、多渠道增加设施建设投入，把城乡统筹建设推向社会。
6.3生态目标
城乡统筹规划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第一位，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不损害自然环境。城乡统筹建设要首先对绿地进行规划，规划生态环境空间和布置生态设施，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生态空间。同时要充分发挥城乡优势，农业上建立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同时结合旅游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业，建立乡镇绿色生态体系。
总之，统筹城乡发展是要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做一个整体的统一筹划；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统筹城乡是要发展城市和乡村，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根据各地域的发展特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多样性，达到城乡经济水平的和谐发展。
结语城乡规划中明确指出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将具有密切联系的市、乡、镇和村庄纳入统一规划之中，保证一定空间距离的范围内资源配置、生活供应、设施共享等能够实现相互依存、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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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鹏.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规划的空间层次与GiS方法[J].2008年城市规划论文集.
［3］贾若祥.我国城乡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推进决策［m］.中国发展观察.2008
城乡统筹理论篇2
关键词：统筹城乡内涵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中的首位。足见统筹城乡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统筹城乡发展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国民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制定重大经济社会决策时,把“三农”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使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大
城乡隔离,收入差距拉大。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放弃农村、发展城市的指导思想,造成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偏向城市等原因,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世界银行发表的《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报告》不无担忧地警告:“如果中国听任当前城乡差距与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02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而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城乡社会福利事业差距大
我国城乡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讲,生老病死伤残等只能由自己负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民只能靠农业和外出打工等收入积累来看病、养老。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城乡统筹力度,农村社会保障开始逐步在探索中建立,不少地方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受益农民群体不断扩大,但是总体上覆盖面还是太低。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
1.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发展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但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必须反哺农业,这是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路径选择,而城镇化是融合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
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为解决我国当前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对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第一,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以工业化思维办农业,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同时努力建设一批优质的农产品加工基地,对农、林、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和增值加工,形成比较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第二,大力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积极培育具有高起点、大规模、经济实力强、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集团,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经营,发挥规模效益和示范带头作用。
3.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统筹城乡基础设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首要条件,在具体工作中,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对城镇规划,应重点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大趋势,重点建设好中心镇、中心村。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完善农田灌溉体系,加大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好骨干道路沿线的路、沟、渠、田、林、塘、湖、村的综合治理,塑造新的田园风貌。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建立有效的养护管理机制。
(2)加大对农村信贷资金的注入
国家要改变偏重城镇,忽略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增加对农村和小城镇的投资力度,要通过财政、国债、信贷等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加强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分配,加强对农村小城镇的支持。要改革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体制,培育小城镇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在尊重不同投资主体利益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谁出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吸引农民、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鼓励通过转让经营权、股份合作制等融资方式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小城镇建设的良性循环,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周淑莲等.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2]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
[3]郭翔宇,颜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城乡统筹理论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分离理论；以工促农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14－05
统筹城乡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一、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西方主要国家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乡的分离已发展成城乡尖锐对立，并成为重要的社会矛盾。人类在城乡对立中已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萌芽性要求。
基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尖锐对立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关系放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人类生存的两种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及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两个维度揭示了城乡关系的起源、对立及融合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科学的城乡关系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深刻论证了城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城市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分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分工深化了，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出现了城市，开始了城乡分离甚至对抗的历史。
其次，产业革命使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体现了资本主义比以往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
再次，资本主义使城乡矛盾发展为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的状况及性质
马克思描述了城乡之间对立的表现。首先是城乡差别和城市病态。“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其次是个人劳动方式的对立。“城乡之间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再次，是劳动方式的对立和劳动活动的畸形发展。“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专门手艺的奴役。他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又次，是农业持续发展遭受到损害。“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的根源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低、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是存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城乡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3.科学分析了城乡融合的条件并预见了未来城乡关系融合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随之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将会产生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这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建立，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0年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时也明确提出：“在革命进程中把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中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之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如当初城乡之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此时，“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互相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融合将随之产生。
对于这种“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的城乡融合，恩格斯指出，要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终极目标。他进一步指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标志：一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二是人口分布不均衡(指城乡之间)现象的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实现融合，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由于：首先，这是农业发展和乡村摆脱愚昧落后状态的需要。其次，这是大工业发展和解决“城市病”的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那么多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至于弄臭伦敦全城……那么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再次，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自由发展要求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而消除城乡对立是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首要基本条件。
4.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城乡融合的方法与途径
首先，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马克思指出：农业资本化和企业化经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同时，农业的工业化还可以引发现代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化大工业在占据城市工业部门之后也开始占领农业领域并引起农业革命。随着以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还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从而促进了城乡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和大转变。
其次，重视生产力发展在消除城乡对立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
再次，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他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也由社会占有。在此基础上，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通过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又次，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起来。一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密切联系与有机结合。“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二是生产力的计划利用和平衡分布。“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三是人口的平均分布。“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从而达到城乡之间文化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接近。
二、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前身――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
1.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奠基性探索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尤其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问题，一直受到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他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在1956年和1957年的许多重要讲话中，他多次阐发了这个思想，并将其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表标着这一思想的成熟。他的统筹城乡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57年，在“正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5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总结了“”的教训，明确做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的论断。
第二，强调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虽然这在摸索过程难以避免，但生搬硬套，问题不少。1956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实就是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首先要把农业搞好。批评苏联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认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哪一头；只顾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他要求，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他一再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要对于我国包括五亿农民在内的六亿人口统筹兼顾。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的这些论断科学揭示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与特色。
第三、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体现了统筹城乡、工农学商四业协作的重要思想。《纲要》就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出了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认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相互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并明确提出：“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还号召要知识下乡、干部下乡、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在农村。
2.邓小平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创造性开拓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他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反过来为农村服务，这是由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的。邓小平在关于城乡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的考虑过程中，孕育产生了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的发展思路。邓小平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的思想，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他的统筹城乡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支援农业是工业的重大任务。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工业要以自己的发展为农业提供资金积累和科学技术支撑，提供农用机械设备、肥料等；同时要减轻农业的负担。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要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邓小平坚持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农业哺育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产生了许多乡镇企业。对“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要大力扶植其发展。他指出，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农村发展必由之路。显然，邓小平为我国农村找到了一条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
第三，改革是城乡建设协调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改革的起点，也是统筹城乡的动力。邓小平认为，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改革。他主张“百家争鸣”，用改革的办法发展；对改革措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对农村改革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3.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全面丰富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所谓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同时，他还从“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党的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
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一，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第二，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不仅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了理论指导，还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第三，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三、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最新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起自农村，农村改革促进了全国的改革与发展，一度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非均衡的，改革重点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就停滞了，城乡发展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又逐步乃至急剧扩大了。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强调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道路，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对统筹兼顾、辨证统一发展思想，对邓小平城乡互促、工农互依协调发展思想和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精髓在于：城乡间关系的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本身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个基础，城乡分离和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而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正是强调要坚定走城乡协调之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市是实现工业化目标的重要载体，必须坚持优先发展，但决不能忽略农村的基础地位。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因此，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2.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并发展了统筹兼顾思想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并在三中全会的重要决议中加以阐明和确立下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的统筹，把全面安排、协调发展和各种关系的妥善处理等统筹兼顾的观点和思想高度概括整合起来，形成了明确的科学发展思想。这是对统筹兼顾思想的高度概括。
不但如此，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思想，还历史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的统筹兼顾思想。首先，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经济建设扩大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上。其次，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经济建设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再次，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的原则和思想从国内经济建设扩大到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相关发展上。
3.科学发展观中的“城乡统筹”思想与、邓小平和关于我国城乡发展的科学思想是相契合的，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发展
科学发展，“五个统筹”，是对我们党自建立新中国以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思想，是对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排序等思想，对邓小平城乡互促、工农互依等思想，对统筹城乡发展、重视“三农”问题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说是继承，是因为其思想精髓，都是尊重国情、实事求是的。说是发展，是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城乡思想实现了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更加充分地体现着科学精神，而且具有更加系统、更加开放、更加深刻的特点。
正因为有上述继承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最新、也是最高的理论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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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理论篇4
关键词：莱芜；生态；生态足迹；城乡统筹
1、生态足迹的概念
生态足迹这一概念由wackernagel于1996年提出，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生物生产面积。其中生态足迹是人口数和人均物质消费的一个函数，生态足迹是每种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面积的总和。
在生态足迹帐户核算中，生物生产面积主要考虑以下6种类型：化石燃料土地、耕地、林地、草场、建筑用地和水域。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仅单位面积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海洋(水域)等间的生态生产能力差异很大，而且单位面积同类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的生态生产力也差异很大。
2、莱芜市生态足迹计算分析
根据生态足迹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对莱芜市的生态足迹进行实际计算和分析。(表1)
由以上分析可见，莱芜市的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为3.2683公顷从，生态承载力为0.4451公顷从，人均生态赤字达2.8132公顷从。(表2)
经生态足迹分析表明，莱芜市的生态赤字为2.1430公顷／人，生态赤字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面积的欠缺。耕地面积不足：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莱芜市的农用耕地持续减少，目前人均耕地面积1.11亩。(表3)
3、莱芜市生态保护目标与指标体系
总体目标――生态型城市。根据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即高效、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栖境。
建立莱芜市的生态景观安全格局，在宏观上形成莱芜市的基本生态框架，至203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8％以上，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大于12平方米。(表4)
4、莱芜市城乡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4.1 生态格局建设：根据莱芜市现状特点，规划形成形成“斑块镶嵌、基质铺垫、廊道相连”的生态格局。
4.1.1 自然斑块：森林公园，其中部级森林公园1处，省级森林公园2处，市级森林公园5处，总面积19320公顷。
华山森林公园面积4726公顷，保护对象为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棋山森林公园面积2500公顷，重点保护山体深林。云台山森林公园面积1247公顷，建设为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胜地。马鞍山森林公园面积1600公顷，吉山森林公园总面积2013公顷，寄母山森林公园面积3200公顷，南山森林公园面积2000公顷，望鲁山森林公园面积1026公顷。
湿地与保护。莱芜市湿地划分为河流湿地和水库湿地两大类。莱芜市主要的水库湿地有雪野水库、大冶水库、乔店水库和杨家横水库，分布在莱城区的北、东部山区，钢城区的南部山区，总面积2456.9公顷。河流湿地主要位于牟汶河、赢汶河两岸，由于入河的支流水系少；水量小，加之生态系统脆弱等原因，河流温地大部分为季节性湿地，总面积9967公顷。
4.1.2 人工斑块：在莱芜市生态格局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城市绿地系统来保持生态格局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在建成区内设置小型自然斑块是保障景观格局完整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型自然斑块的功能主要由城市绿地来完成。规划莱芜市设置市级公园、区级公园，再辅以街道、小区绿化，使得绿地系统的服务范围基本上可以满足各组团的需要。
农村的绿化植被一般较丰富，且农作物也可起到一定的生态功能。特别是由于果品是莱芜的特色农业之一，在农业用地中，果园占了较大比例，果园的生态功能要高于粮食作物，因此在生产功能区内只要对大型自然斑块进行妥善的保护和恢复，从实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不必特意设置小型自然斑块。
4.1.3 生态通道体系建设：道路廊道规划。建成区外的公路特别是高等级公路的道路中间采用植被隔离带代替栏杆；沿济青高速公路南线、津汕高速公路、青兰高速公路、晋煤东运铁路等4条道路生态廊道，加强农田生态基质白勺生态化建设，国道、城市外环路两侧及铁路两侧除种植行道及护堤树外，应有不低于30－50米的林带。城区内的主、次干道绿带宽度应达12米。
河流廊道规划。在建成区外的河段利用的土地面积较多的条件，建成较宽的树篱廊道，起到屏蔽陆地排放物对河流的污染、保证重要河流的水质，同时也进一步形成了完善的水陆复合生态系统，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繁衍的场所。牟汶河沿岸种植50－100米宽的树木廊道，赢汶河、方下河两岸种植300米宽的树木廊道。建成区外的小型河流两岸种植30－50米的植被廊道。建成区内的非水源性河流尽量符合水滨自然植被群落结构，适当设置部分娱乐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休憩的场所，以增加人类与自然的接触面。
4.2 生态敏感区保护
4.2.1 山前生态保护：高程在220－280米的范围，总面积50152公顷。这一区域是重要的果粮生产区，是连接山地生态环境和平原生态环境的过渡地区，应当加强植树造林，加强农田林网建设，土地开发强度和建设密度需要加以控制，加以保护。(图1)
4.2.2 地质环境：地质灾害易发区、断裂带对城市建设影响较大，应划为禁止建设区。对于已建设建筑物需要根据莱芜市防震规划要求，拆除不合标准的建筑。断裂带附近应当严格保护，严禁断裂带附近规划建设。(图2)
4.2.3 基本农田保护：莱芜市基本农田总共617.4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域西部地区，这里是莱芜市主要的粮食生产地，是莱芜市姜蒜产业分布区，应当加强保护，在空间管制上划为禁止建设区。(图3)
城乡统筹理论篇5
关键词:统筹城乡实证研究重庆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211-03
从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决策思想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其间,较多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努力,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2007年6月,重庆市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国家深化改革的新“试验田”,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目前,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努力,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缓解。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形成了新的体制与机制,为我国与其他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证研究动态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思想以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一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战金艳、曾磊等学者(2002)运用城乡关联发展理念研究城乡空间关联系统架构,构建了城乡关联水平评价模型及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城乡关系发展量化评价方面进行了新尝试。通过对山东省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地域社会经济过程,是区域内城乡要素优化组合、城乡关联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过程,其本质是城乡的联系程度。二是李岳云、陈勇、孙林(2004)将统筹城乡的内涵界定为城乡关系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和城乡发展统筹,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设计了统筹城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检验性评价;而戴思锐(2004)试图构建一个指标体系,用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数、39个三级指数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差异,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和绩效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价。三是李志强、雷海章(2006)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在城乡间住房、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富裕度、家庭生活条件、信息等方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东部地区各省(市)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分成6大类,分别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得出3点基本结论:东部地区各省(市)统筹城乡水平要比中部地区高;东部地区统筹城乡水平的一致性高,而中部地区统筹城乡水平差异性大;影响统筹城乡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就业人数比以及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或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或产值比重)比。四是陈鸿彬(2007)在论述构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4个子系统,即经济统筹发展、社会统筹发展、人民生活统筹发展及设施环境统筹发展。在每个子系统精选的指标中,既要有反映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指标,又要有反映城乡发展差异的系数指标。以2020年为达标年,探讨了部分指标选择的原因及各指标的目标值,并设计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的差异系数和测算方法。五是段小梅(2007)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选取了城市化进程、城镇体系、经济联系、社会联系、社会文明与基础设施6大类共17个详细指标。研究发现,在长江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庆和四川领先于云、贵两省,重庆则又优于四川;处于城乡一体化的中高等级水平的地区比例,重庆和四川分别占到56.41%和42.85%,而云、贵两省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处于低等级的地区比例均超过了50%。六是杨振宁(2008)评析了当前学者的基于截面数据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认为对截面数据的分析有利于进行样本间的差异比较,但时间序列数据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上具有截面数据无法比拟的优势。现有的指标体系在应用于时间序列数据时难以获得所需的数据,可操作性差。为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建立了一套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都借助了现代信息技术方法来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具体区域个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水平进行了量化研究,分别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对于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1.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包括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生活的统筹协调、城乡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因此,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衡量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协调程度。各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具有各自特定评价功能,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2)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要涵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质量三方面,充分体现统筹城乡发展各方面的状态和联系,能够反映出各生产要素、社会资源在城乡配置的合理性,利于定性判断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并以定量分析为主,便于相关数据资料的搜集。(3)可比性原则。所选的各指标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晰,既能反映城乡关系的共同特征,又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计量,数据来源稳定,指标口径一致,利于区域间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分析,真实准确地测度历史,反映现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合理性与可比性。
2.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在借鉴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将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分解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并根据系统学原理,选择了11项指标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测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见表2.1)。
三、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内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1项指标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活三方面进行测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基于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数据本身的特殊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体分析逻辑如下:
1.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因主成分分析对指标的正向性要求很高,根据统计数据资料,首先运用SpSS16.0软件及Z-scores对2008年重庆40个区县原始数据矩阵(略)进行无量级化处理,经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略。其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Xj)/stdevj
其中,Xij为第i个区县的第j个指标值,Xj为第j个指标值的均值,stdevj为第j个指标值的标准差,i=1,2,3,…,40;j=1,2,3,…,11。
2.主成分分析。利用SpSS16.0软件可得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略),在KmoandBartlett'stest中,Bartlett检验F值为0.000,Kmo值为0.839,说明所选指标来自正态分布总体,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1:
一般地,主成分分析法仅提取方差贡献率较大的几个主成分,只要被提取的几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85%以上,就不再提取。所提取的几个主成分能够代表原来指标体系涵盖的绝大部分信息。由表3.2可知,当被提取的主成分为5个时,累积贡献率为88.914%,说明前5个主成分因子已包含全部指标体系所涵盖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取前5个分别为第一至第五主成分F1、F2、F3、F4和F5做主成分分析。
由主成分载荷因子矩阵(表3.2)可知,主成分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F1的贡献率为53.24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个指标在F1上有相对较高的载荷因子,将F1看作“社会经济因子”;F2的贡献率为13.4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F2上有相对较高的载荷因子,将F2看作“服务业因子”;F3的贡献率为10.01%,恩格尔系数、社会福利收养单位床位数在F3上有相对较高的载荷因子,将F3看作“生活福利因子”;F4与F5的贡献率分别为6.817%和5.381%,恩格尔系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在F4上有相对较高的载荷因子,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在F5上有相对较高的载荷因子,因此,可将F4与F5看作“产业就业因子”。
为了综合评价各区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度,以各主成分贡献率(表3.2)为权数,确定加权综和评价函数:
F=w1F1+w2F2+w3F3+w4F4+w5F5
其中,wi=λi(∑λi)-1,i=1,2,3,4,5,最终得综合评价函数:
F=0.599F1+0.151F2+0.113F3+0.077F4+0.061F5
根据综合评价函数,可计算出重庆各区县2008年的标准化的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值,并与2005年综合评价值比较(表3.3),以便全面深入地分析重庆各区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现状及趋势。
3.结果分析。由表3.3的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可知,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一圈两翼”的特征非常明显,40个区县的区域差异较大。一小时经济圈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整体水平较高,城乡一体花水平相对较高。两翼部分,尤其是三峡库区的部分区县与渝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分区域来看,在一小时经济圈中,都市九区中的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渝北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较高,位居前四,而北碚区与巴南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位居前十名之外。双桥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挤进了前十名的行列。潼南、荣昌、大足、南川等区县的水平较低,不仅在一小时经济圈的23个区县中位居末位,而且还低于两翼中的部分区县;在渝东北地区中,万州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水平相对较高,垫江、丰都与梁平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水平较低;在渝东南地区中,黔江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水平相对较高,秀山、酉阳与彭水县最低。
纵向比较而言,自2005年以来,重庆市40个区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一小时经济圈中,都市九区中的渝北区与巴南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提高,双桥区、江津区、大足县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都市九区中的大渡口与九龙坡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度有所下降,涪陵区与南川区也有所下降;在渝东北地区中,万州、奉节、巫溪、云阳、忠县与开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度有所提高,而梁平、垫江、巫山与城口有所下降;在渝东南地区中,石柱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提高,而黔江区域彭水县有所下降。
四、基本结论及对策建议
目前,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努力,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度进一步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缓解。但是,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态势,都市九区及两翼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已经演进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熟阶段,两翼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缓慢,且不平衡。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成为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大难点。
因此,重庆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从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成为全国的“示范区”,还有很多的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从“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市情出发,进一步转变“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发展思路,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为先导,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构建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长效机制。同时,要赋予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适度的探索权和“试错权”,以便探索出有效的发展机制和路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并为全国提供超前的试验经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14)“成渝经济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体制创新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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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理论篇6
关键词：统筹发展新理论；城乡一体；乡城一体
中图分类号：F291.3
一、引言
在我国当前的各级各类政府和研究机构中，绝大部分主要领导和学者都认为“城乡统筹”是为了破除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时代命题。事实上，若我们将“城乡统筹”这一命题稍作延伸，提出缘何出现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统筹”为何仅仅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而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以及未来的城乡进一步分化的形式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经历。为深刻了解城乡统筹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在引言中我将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历程和当前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等三个角度，来阐述我国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一)“城乡统筹”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市场经济时代以前，是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当时的人们只能聚集在一起，为生存而集体努力。这时候没有脱离于生产实践的上层建筑产生，生产生活的分工处于极端低级的层次，也就谈不上城市和乡村的分化。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一些专职于上层建筑的人员脱离于生产生活实践，他们聚集地可称为城市，农村则专业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业经济社会，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仅仅作为上层建筑聚集地和产品市场集散地。此时的城市和农村分化，但是功能比较单一。
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分化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使得工业商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而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大都为自然周期，因此工业品的产品市场相对繁荣，它们大都集聚在城市，并因此产生了大批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商业活动者和上层建筑管理者聚集而构成近代城市的主体。此时的农业生产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仅在扩大生产规模上有所改进，并无法改变农产品的固有生产周期。因此，这一阶段的城乡分化非常明显。
科技的发展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大批的生物技术使得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像工业品那样缩短其产生周期，信息时代使得城市的商业更加繁荣，市场的迁移和扩大使得产品的交易不再仅仅发生在固定的场所。当代的城市功能扩展让它产生与农村经济融合的渴望，同时，农村经济也希望进一步融入工业经济的范畴。双方的大范围深度融合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出现，当前，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中，基本上城乡经济融合进入稳定阶段。
遁着以上的逻辑，城市和乡村从产生――分化――融合的路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完美体现。而仅仅认为城乡统筹是破除二元结构的观点是片面的，从以上的分析可得，城乡统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式。
（二）“城乡统筹”是我国经济实践的历史选择
近代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划分绝大部分沿用了历史的区分。建国初期，经历过若干次的土地革命，我国农村基本实行集体制的农业生产经济，而城市实行高度计划的工业经济模式。这符合当时的国情，并且在此基础上，为缓解城市来自于交通、能源、居住、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实行户籍，从制度上稳固了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城乡人员的流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稳固对于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稳定城乡相对固定的劳动力资源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我国的户籍制度基本没有变化，然而就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两次竞争式的城乡“融合”。第一次发生在“”时代，当时部分乡村从农产品横向规模扩张的角度夸大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城市竞争。由于盲目夸大农业经济的优势，使得对当时的生产有相当大的破坏，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它们采用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一定阶段上弥补了城市商品的缺失，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后期，尤其是近十年来，这样的乡镇企业举步维艰，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足，难以把控现代工业生产的节奏，在市场中逐渐被淘汰。由此可见，我国在二十世纪经历的城乡融合的经验是不成功的。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户籍制度成为城乡统筹的关键障碍。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还存在不和谐因素。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同步、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仍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主要矛盾,成为困扰我国走向城乡和谐发展的障碍，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因此，当前“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经济实践的历史选择。
（三）新形势下，我国城乡统筹迫在眉睫
当前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金融危机余波不断，国际资本虎视眈眈，我国处于世界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举步维艰，濒临倒闭，因此要扩大内需。国际国内资本瞄准我国农产品市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谨慎加快农产品市场化步伐。在国内，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加快发展农村市场就需要增加农民收入。要保证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安全，就要稳定农业生产，就需要加快调整财政的转移支付结构，增加对于主要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业从业人员的补贴。
凡以上种种，迫切需要我国把发展的视角转向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与现代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迫切需求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城乡统筹”迫在眉睫。
二、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的共性问题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城乡经济发展关系不够密切。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即城乡经济之间能实现良性互动和循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密切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关系要用引导和鼓励等经济办法，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农业反哺工业现象突出。用于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远高于农村，部分农村根本没有所谓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强化对于农村建设的转移支付，从财政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三)农村金融环境恶劣。绝大部分商业银行不愿意从事从村金融业务，从而限制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因此，改革现有商业银行考核机制，将视角投放到农村势在必行。
此外，在城乡融合的模式选择上，存在以下两种模式：
（一）以城市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
以城市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提倡。他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城市生活的益处。城乡一体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然而，这其中也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渠道不畅。拓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渠道，可用引导、鼓励的经济办法、思想教育的政治工作方法与规范要求的社会管理办法。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必要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工作。(2)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意识不强。鉴于我国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方面应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找准切入点。总的原则和要求是：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尽快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城乡地域分工和经济体系，打破或避免出现城乡发展相互脱节或分割的局面。
此外，某些地区在农村超前投资建设档次高、占地多和利用率低的服务设施。城乡一体化在某些地区的实践就是简单的城乡一样化。工业化尚未达到相应水平就超前发展城市化，必然落入发展陷阱，带来农村衰落和城市停滞双重困境。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也非简单地改变户籍制度，脱离就业结构现状去变农民为市民。
（二）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
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观点源自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他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乡城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农村由于其工业化程度不高，自然环境污染相对较少，比较宜居，因此田园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但在我国的城乡统筹现实中，与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理想大相径庭。首先，我国乡城一体化主要出现在以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城市的工业化完全依托于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对于这样的乡城一体化将成为低水平的城乡融合，不利于长期发展，并且形成的城乡融合结构不够稳固。其次，我国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出现的“非转农”现象较为突出。其原因并非致力于农村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谋求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宅基地补偿。这并不是真正的乡城一体，而仅仅是钻政策的空隙，谋求私利的方式。最后，乡城一体容易很快进入发展瓶颈，由于产业单一，不利于产业升级，从而不能实现更高层面的经济增长。
三、城乡统筹发展的现有理论
（一）极化――涓滴效应学说
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是由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提出的，该学说解释了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及影响。赫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它区域产生作用。并把经济相对发达的“北方”的增长将对经济欠发达的“南方”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之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而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北方”占据优势。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终涓滴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即北方的发展将会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
城市和乡村作为构成区域的基本地域单元，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其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由于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具有比较优势而先于乡村发展起来，成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乡村则成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城乡内部结构及外部发展条件的不同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不断地从腹地――乡村地区获取一切有利于其发展的各种要素和资源，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乡村的发展受到压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后果。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如何正确审视并指导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所以，正确运用这一学说对于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失衡这一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梯度推移学说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梯度推移说是建立在产品周期理论基础之上的。梯度是指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梯度推移学说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兴衰取决于他的产业结构，进而取决于它的主导部门的先进程度。与产品周期相对应，可以把经济部门分为三类，即产品处于创新到成长阶段的是兴旺部门；产品处于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是停滞部门；产品处于成熟到衰退阶段的是衰退部门。因此，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部门是兴旺部门，则被认为是高梯度区域；反之，如果主导部门是衰退部门则属于低梯度区域。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然后，依据产品周期循环的顺序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
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具有决定作用。城乡经济系统内，城乡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将直接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历史，导致区域经济中城乡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比例极不协调，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总体水平不高。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要素流动日趋自由，要素更替日趋频繁。借鉴梯度转移理论，对于改善不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的不断创新和更替，盘活城乡经济，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中心――理论
中心――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展经济学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相关理论观点的总称。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R.Friedman)在1966年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的中心――理论较具代表性。弗里德曼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其它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中心与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而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中心依靠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方面的优势而从获取剩余价值，对而言，中心对它们的发展产生压力和压抑。中心与之间构成了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弗里德曼对中心与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中心存在着对创新的潜在需求，使创新在中心不断地出现，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并通过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更加巩固了中心的有利地位，相比之下，的发展将处于不利地位。
某一区域经济系统中，在资源配置能力、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相对恒定的条件下，城市和乡村经济子系统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势必对区域内有限的资源察赋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资源和要素趋于高投资收益和机会的诱导及历史时期实施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作用下，导致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经济率先发展起来成为“中心”，乡村经济则成为落后的“”地区，形成了城乡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将逐步得到改善。以中心――理论为指导，对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找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症结所在，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扭转城乡发展不平等格局的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四、探索我国城乡平衡融合新模式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结合现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本文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应该走一条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道路。
从历史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地从周围乡村腹地获取各种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支持和补充。而到了经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相对饱和，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它开始关注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注入新的能量，在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因此，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割裂城乡经济的发展而要把城乡经济纳入到城乡系统内，城乡系统本身的“强相互作用”功能将会不断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以相互依赖理论为指导，从城乡关联的角度出发，使城乡发展融合到互补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关联网络中，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和乡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充分实现城乡诸要素的有序流动，协调城乡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才能彻底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进一步地，结合我国现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下六个方面：（一）突出城乡各自比较优势，加快产业链延伸步伐；（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三）多渠道提供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四）拓广农民融资渠道，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形式；（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步伐，合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六）开拓视野，做好区域间产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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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理论篇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缩小[1]。然而，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现有研究结论大都认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给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2-4]。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表1为中国部分东中西部地区代表性省市的城乡收入比。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的增幅和绝对值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如重庆的城乡收入比由2000年的3.32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03，贵州的城乡收入比由3.73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59，甘肃的城乡收入比由3.44最高增长至2007年的4.30，增幅均超过了0.7；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几乎没有城乡收入比超过4的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大时的增幅也普遍低于0.4。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均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为全国的深化改革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在被确定为统筹城乡试验区之后，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9月通过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制定了两大目标：（1）到2012年和2020年，将重庆的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8.3%提高到55%和70%的水平；（2）到2012年和2020年，将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007年的3.59降低到3.15和2.5。总体目的是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性。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7%，城乡收入比为3.11。在目前阶段而言，重庆市较好地实现了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结果是否能够归因于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如果能，统筹城乡政策就能够为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项有力的政策工具。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即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关于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采用构建统筹城乡测度指标体系的方法，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统筹城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所采用的计量方法限制，他们的研究仅识别了统筹城乡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两者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无法进行因果关系讨论以排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处必须指出，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研究中所讨论的Granger因果关系讨论是基于预测角度，而非变量间真实因果关系的讨论。
二、宏观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概述
现有文献认为有很多因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减小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影响[7-8]，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发展至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中倒U型曲线的右端[9]所致。
借助重庆市和成都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实验事实，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诸如双倍差分法等近年较为流行的政策评价方法，量化评估统筹城乡这一政策试验对于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目前，业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统筹城乡改革政策评估的文献都是基于省级数据的，例如余静文[10]利用合成控制法从资源错配的角度分析了城乡统筹改革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实证结论认为统筹城乡政策通过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夏波[11]使用双倍差分法，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量化评估了城乡收入受统筹城?l政策的影响，基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了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如余静文[10]的研究相悖，也给这一问题的解答带来了争议。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的结果，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统筹城乡政策是否显著缩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进行了应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研究。
在数据方面，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个改进是采用区县级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区县级数据建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因为城市资源丰富，能够提供更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容易形成集聚经济，进而带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产出增加，工资也有增加的可能性。集聚经济和专业化的过程又促使更多的资源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极化也在所难免了。现有文献采用省级行政区数据的做法，只能在省级行政区维度下从总量的角度讨论城乡收入差距，此类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为了考察省级行政区的内部差异性，本研究采用了区县级数据。
在计量方法方面，为了量化评估统筹城乡政策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净影响，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政策研究中较为前沿的双倍差分法，选择重庆市各区县作为处理组（treatmentgroup），以相对重庆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长三角的浙江省各区县为控制组（controlgroup），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相关控制变量，运用两个地区2004-2013年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集对重庆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统筹城乡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贫困带来的影响。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合理选择是运用双倍差分法得出合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我们在进行样本选择时，设想将以重庆市与成都市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和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经济区中最有代表性的长三角经济区进行对比分析。但是，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各年度《上海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源均无法获得上海市各区县的统计数据，同时，《江苏统计年鉴》虽然提供有各区县的各年度数据，但是由于缺乏对应的GDp指数，甚至也没有可替代使用的各区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无法对各变量进行价格调整以计算实际增长率，因此仅能选择浙江省各区县作为控制组。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处理组的样本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和成都市（不是四川省的各区县，只是成都市），我们注意到重庆市与成都市的区县行政等级不对等，不能简单将其混在一起进行分析。并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重庆市有着显著差异，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成都市的城乡收入比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且数值上与浙江省相近，城乡收入两极分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目的应是侧重于通过城乡统筹以促进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市存在亟待解决的城乡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重庆市为处理组来研究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研究最终决定仅使用重庆市与浙江省的区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为验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比性，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使用区县级数据的样本期为2004-2013年，可用于验证的在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区县级可比数据的年限太短（仅有三期），因此我们以省级数据来观察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可比性，即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对于本研究的情况，一种可行的判断方法是通过作时间趋势图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是否平行，如果二者大致平行，则可增强对平行趋势假定的支持。因此本文通过观测2000-2006年度重庆市和浙江省整体的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对两个省市的可比性进行了说明，从图1中浙江省和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浙江省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比于浙江省，2006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出现明显增幅，因此以浙江省作为控制组检验重庆市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效是合理的。
三、双倍差分法与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一）双倍差分法
双倍差分法最早见于ashenfelter和Card[12]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文献中多应用于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评估，例如Card和Krueger[13]，petrick和Zier[14]，黄玲文和姚洋[15]，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程令国和张晔[16]等均采用双倍差分法对最低工资政策、公共农业政策、国有企业改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等相关政策的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双倍差分法将研究对象按是否实施了政策实验分为处理组（treatmentgroup）和控制组（controlgroup），在研究中设定实施了政策实验的处理组在t时刻实施了该政策实验，而控制组在该时刻没有实施类似的政策实验，然后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该项政策实施前后经济行为的变化情况。和控制组样本相比，如果处理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明显较大，则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实是显著的。
在考察处理组样本的政策实施效果时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u和dt来度量这一效果。其中，虚拟变量du区分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两组样本，处理组样本的du取值为1，控制组样本的du取值为0；虚拟变量dt区分了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政策实施前各样本的dt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各样本的dt取值为1。
（二）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经过详细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尚无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统筹城乡政策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的研究，部分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的讨论见于少量相关文献。例如，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在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中给出了相关控制变量的较为详尽的阐释，文中主要论述了FDi、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关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铭和陈钊[7]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较大影响，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的先进金融理念以及产品概念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金融的发展。
综合现有研究观点，本研究认为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图2所示）。
1.投资深化
统筹城乡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优势，极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重庆地区的投资较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之前得到了大幅增加。
投资对缩减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理论上主要还是从扩大投资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早期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如aK模型）认为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的增长可以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王任飞和王进杰[17]利用协整理论讨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的结论。杜凤莲和孙婧芳[18]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计算了FGt贫困指数，同时对影响贫困变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计算了贫困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研究结果证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确有成效。
2.金融发展
随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重庆地区的出口情况得到显著改善，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已取得些许成效。
软环境对地区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往来和经济的繁荣，还有技术、管理上的交流学习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贸易交流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金融产品理念和经营模式，如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为重庆带来的世界先进的产品与服务竞争；同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和他们在金融和证券业方面的交流必将大幅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推进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与投资相似，金融发展对减少贫困和?s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主要也是先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推进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政府对重庆地区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力度，使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有更大比重，优化了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升级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产业间的交流，使各产业在互相学习中共同进步，而这些必然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工业化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杨志海等[19]利用中国1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建立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有关统筹城乡政策对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同时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要素投入、政府支出和城镇化率等，为了能更科学地评价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重要的相关控制变量。因此，本部分对模型式（1）进行扩充，最终采用如下模型对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cit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收入比。X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它包含如下几个控制变量。
（1）资本存量，本研究采用重庆直辖市和浙江省各区县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值（lncapitalk）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_gdp），用于控制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信贷量占GDp比重（loan_gdp），为了控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该地区信贷量的增长，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信贷量占GDp比重这一变量，该指标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
（4）出口占GDp的比重（exp_gdp），用于衡量对外贸易水平，研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5）城镇化率（urban），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为了控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率的指标。
（6）产业结构（in_str），使用工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该指标逐步向工业或者服务业侧重是否会对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对本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7）交通客运量（tran），本研究使用年客运量来衡量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本研究在模型中使用时间虚拟变量dt（2007及以后的年份等于1，以前为0）区分统筹城乡政策实施前后的样本，使用地区虚拟变量du（对处理组样本，即重庆的区县，取值为1；对控制组，即浙江的区县，取值为0）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二者乘积du×dt的系数即是双倍差分法所评价的干预效应的结果β3。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选用2004-2013年重庆市4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处理组，使用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面板数据作为控制组。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区划调整。由于2011年重庆市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撤销万盛区和綦江县，设立綦江区；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设立大足区。因此《重庆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双桥区和万盛区2011年以后相应指标的数据。为了让本研究所构造的数据集是平衡面板数据集，我们对被撤裁掉的区县数据进行了估算，具体来说，本研究按照2010年万盛区和綦江县在各项指标中各自所占比例，估算合并后的綦江区中万盛区和綦江县2011年以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同理，可从合并后的大足区中估算出双桥区和大足县的各项指标数据。
关于县级行政区的资本存量估算问题。各类文献和相关统计资料都没有提供分区县的资本存量数据，如《重庆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我们必须对这一关键变量进行估算。本研究依照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及浙江各区县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一般永续盘存法的计算方法是选定一个基期，并估计基期的资本存量，之后的资本存量通过简化后的永续盘存方法估计。
其中K代表资本存量，i代表第i个区县，t代表第t年，i代表第i个区县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δ代表经济折旧率。
通过分析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发现，重庆市和浙江省各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体上都保持均衡增长，因此本研究参考汪锋等[20]的做法，假设各县级行政区在起始年份有基本相同的资本产出率，然后通过2004年各个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总投资额比例确定各个区县初始资本存量占全市（省）初始资本存量的比例来估算各县级行政区的初始资本存量。对于重庆市和浙江省基期的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直接引用单豪杰[21]对浙江省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和康继军等[22]对于重庆市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并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比例的平均值估算各区县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
对于公式（6）中的折旧率δ，我们依据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给出的每年的折旧额，用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总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作为各区县折旧额占全省折旧额的比例，估算出各区县每年折旧额，以此得出各区县各年度的折旧率。
估算出两组样本各区县基期资本存量、各年度折旧率后，根据式（6）进行后续资本存量的计算，并用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计算出的各年度资本存量调整至基期价格水平，得到重?c市和浙江省各区县2004-2013年资本存量K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经济意义解释
考虑到参数的内生性，本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式（5）进行参数估计，为保证Gmm估计的一致性，本文进行了模型的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Sargan检验chi2（32）=33，伴随概率p为1.000，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通过了Sargan检验；arellano-bond的aR（1）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062，arellano-bond的aR（2）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544，表明模型中不存在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差分残差项服从aR（1），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此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好地刻画了实施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经济变量的惯性，存在惯性是宏观经济变量的特点，一阶自回归项L1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表2中，最重要的是体现统筹城乡政策实施效果的du×dt的系数。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它实际上是双倍差分估计量，衡量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净效应，该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2007年前后，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大于没有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具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实施前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比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确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统筹城乡政策对相关控制变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各个控制变量按年度计算增长率并进行两次差分，得到了差分结果以及双倍差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最后一列的双倍差分结果反映了统筹城乡政策对重庆市这些变量的影响，与浙江省相比，统筹城乡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的相关控制变量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其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城镇化指标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的作用最为明显，对资本存量、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交通客运量的作用次之。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下面对表2中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进行简要解释。
资本存量（lncapitalk）系数为负并在方程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_gdp）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该结果反映了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结论从政府支出的金额总量和支出的投向两方面得以体现。在金额总量方面，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体现出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在政府支出投向方面，图3描述了2004-2013年重庆市政府支出投向各个行业的平均比例，由图可见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向了公共科学文化、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而这些产业较多集中于主要城区，仅有较小部分用于支持农林水利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力度明显大于农村，难免会增加城乡的不平等性。
出口总额占GDp比重（exp_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和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出口贸易目前多集中于较发达地区，主要拉动的是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例如毛其淋[23]使用中国1995-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虽然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出口贸易，表面上看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该因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受到限制，总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是有益的。
城镇化指标（urb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也验证了之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例如，陆铭和陈钊[7]发现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李江涛、张杨勋和罗连化[24]选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支持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Structure）的工业产值和总产值的比值（in_str），其系数估计结果显示，逐渐偏重于工业的产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汽车、摩托车和钢铁企业选择在重庆落户，因此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转型十分值得关注。如图4所示，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向工业偏重，2004-2012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004年的45%增加至56%。这一转变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毕竟统筹城乡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交通客运量（tr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重庆地区的减贫也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和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康继军等[25]在其研究中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颖和李善同[26]用CGe理论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的可能渠道，研究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幅降低转移成本和大量增加农村在城市中的转移劳动力，在减贫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李文[27]利用匹配方法，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对贫困地区人群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道路交通的建设对于不同的农户群体所带来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道路交通的建设给贫穷农户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
最后，用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指标（loan_gdp），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此结果不支持本文变量设定部分的假设，即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缩减贫困并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模型（5）的实证结果表明，用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并未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也符合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现状，关于该问题的解答学者们远未达成共识。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有其特殊性、排他性和门槛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双倍差分法，对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确实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使得重庆地区城乡收入比相对于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速度快于未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重庆地区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的。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政府支出、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等，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未能有效地缩小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方面的改进应该是统筹城乡政策实施的下一步目标，于是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林牧渔与水利等的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具有递减性，政府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应当权衡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建设农林水利的效益是否高于投向城市的某些产业，从而适当增加对农村建设的支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城市产业投资过剩产生的扩散效应与涓滴效应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
第二，政府应继续维持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了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进出口贸易的日益活跃，明显改善了地区投资软环境，而软环境衡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许是存在类似于倒U曲线的关系，随着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开放，必将全面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农村进步，并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政府应结合农村居民投融资的实际需求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地方政府在促进金融发展时，应多给予农村地区关注与支持，尽可能地建立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主体，拓宽农村地区企业和居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使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和社区金融能够扶持地方实体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让农民真正地得到好处。
城乡统筹理论篇8
【关键词】城乡风险分担
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是314总体部署的一大定位和核心内容，也是实现314总体部署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必由路径，不仅对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的实施肩负着试点、积累经验、示范和带动的重要职责。
笔者认为，城乡统筹的基础和重点是资源的统筹，即要打破城乡和区域界线，实现全市发展资源统一、有效配置，使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和经济发展先进地区都能享有和获得公平的资源配置机会。因此，金融资源作为动员和分配其他社会资源的手段，应在城乡统筹中率先统筹，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一、金融支持城乡统筹的现实悖论
城乡统筹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的全面和谐发展，但当前的现状是城乡发展严重脱节，农村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因此，面对此种局面，金融支持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应是着重支持农村经济，解决“三农”在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然而，当前却存在这样一个市场悖论：急需资金的涉农主体不仅很难得到外源性的融资支持，甚至还存在农村内源性资金外流的现实，金融资源紧缺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城乡金融市场割裂的原因
以上悖论实质上是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中城市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并行且不均衡发展的一大现实。笔者认为，此种现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金融服务主体市场化进程中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将市场割裂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且严重脱节、不均衡发展，该局面导致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机构向城市收缩，金融资源向相对收益高、风险低的城市市场集中。
三、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的构想
如何构建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重点仍在“统筹”二字，即要实现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统筹，打破城乡割裂局面，构建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重点不在于增设多少专门为乡村服务的金融服务机构，而是政府应主导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垫高农村金融市场，使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接轨，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能在城乡统一市场上实现市场化配置。
（一）打破人为割裂城乡金融市场的观念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来已久，且在客观上催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城市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界和学术界已习惯于将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分支进行研究，并将金融机构划分为城市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这种简单划分的作法，无疑是对城乡金融市场割裂并行的默许和支持，不仅不符合我国城乡结合类金融机构业已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国情，也不利于城乡金融市场调控与发展的政策研究与机制设计，与城乡统筹的出发点和目标相悖。因此，应打破这种人为割裂城乡金融市场的观念，将思想从单纯、割裂地研究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
（二）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
金融支持城乡统筹面临市场悖论本质上讲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因此，建议政府应予以适当干预，但应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应在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过程中起基础性、导向性作用，而资源配置的主要功能仍应由市场完成。形象地讲，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垫高农村金融市场使之和城市金融市场接轨，工作在台面以下，而台面以上的工作交由市场完成。
（三）政府主导建立收益补偿机制以垫高农村金融市场
投资预期收益率低是农村、农业项目对市场投融资主体缺少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应针对性建立相应收益补充机制，适当降低项目投资成本、提升预期收益水平，增加市场投融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政府根据项目投资回报期、预期收益水平有区别地给予投资商一定的土地优惠政策、财政优惠政策或税收优惠政策；对涉农借款费用给予政策性补贴，以发挥国家财政的金融与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等等。
（四）政府主导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以垫高农村金融市场
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农业生产高度的自然依赖性是金融机构风险的最大来源，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将起到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的作用。政府应加大政策性保险的投入，并鼓励和扶持商业保险进入农业产业化、种养业等领域，积极开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保险新产品。
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农业融资担保体系。以政府出资兴办农业担保机构为主，以财政补贴和其他扶持政策为基础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企业、农户互助型担保机构为补充，形成担保形势多样、担保渠道多元的农业贷款担保体系。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城乡统筹风险基金。转换政府投资模式，减少对可商业化项目的直接投资，转而建立城乡统筹风险基金，用于对市场化城乡统筹项目的风险分担，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五）探索城乡统筹中“项目组合”融资模式创新
我市在推进城乡统筹过程中，势必涉及数量众多、大小不一、收益不等、风险各异的基础设施项目、工业产业项目和农业产业项目，对这些项目中的单个项目而言，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是比较大的。但是，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有选择地将其中一部份项目组合起来，那么收益和风险将趋于确定。因此，我们可以基于“项目组合”，探索一种适应城乡统筹的新型融资模式。
“项目组合”融资模式的主要思路是：政府主导建立项目组合的管理公司作为融资主体，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一批预期收益和风险各异，相关性低甚至不相关、负相关的拟融资项目形成“项目组合”。一方面对“项目组合”中单个项目招标、招商确定投资商；一方面通过城乡统筹风险基金、担保或保险等方式对“项目组合”进行信用增级，并以此向市内、国内，甚至海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融资。
城乡统筹理论篇9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问题与对策
abstract：theresearchon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saglobaldifficultproblem.the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havestudieditfromdifferentviewpoints，butfewofthemdealtwiththisprobleminChina'swesternarea.thewesternareasarecharacterizedbythelayoutofbigcitiesandvastruralareas，multi-nationalitiesresidenceandvulnerableecologicalenvironment.Byreferringtobothforeignandnativeexperiences，thepaperpresentssomemeasuresofimprovingthe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nthisplaceundertheprincipleof“coordinatingtheurbanandruraldevelopmentproject，coordinatingtheurbanandrurallaborforceemployment，coordinatingtheurbanandruralfundamentalcollectiveservices，coordinatingtheurbanandruralinfrastructuralfacilities，coordinatingtheregionunionandthecooperation”.
Keywords：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syntheticsupportingreformexperiment；problemandcountermeasure
统筹城乡发展研究是一个世界难题。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中国首次在西部地区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批准重庆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省为单位的改革试验区，是中央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和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显著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收入差距、城市化滞后、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农民市民化缓慢、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严重阻碍着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顺利实施。笔者紧紧围绕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这一主线，在全面把握西部地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大城市带大农村发展格局的条件下，详细剖析阻碍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体系。
一、国内外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
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发达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则集中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其中，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经济论”、费景汉、拉尼斯(JohnC.H.Fei、GustavRanis)(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乔根森(D.w.Jorgensen)(1968)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提出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1957)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把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霍华德(e.Howard)(1898)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e.Saarinen)(1910)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赖特(FrankLloydwright)(1932)提出的“广亩城理论”、芒福德(L.mumford)(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城乡发展观”、麦基(t.G.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20世纪开始的“城乡边缘区理论”、岸根卓郎(岸の根卓の男)提出的“城乡融合设计”概念等从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国内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的城乡关系论对计划经济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骆子程等学者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系统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接着，周叔莲(1996)、郭克莎(1996)、金碚(1996)、王建(1996)、王积业(1996)、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等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期，曾菊新(2002)、张平军(2004)、周一星、石忆邵和张翔、柴彦威、金艳、曾磊、鲁奇(2002—2005)等学者从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学术界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学者们对其中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可以发现：其一，国外学者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其二，国内学者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其三，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问题进行研究，而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和成果，结合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及其原因，运用投资学、运筹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理论来研究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符合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及政策建议。
二、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存在阻碍着城乡统筹战略的顺利实施的主要问题。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思想观念上的制约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观念思想制约是限制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等靠要”、“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发挥，不利于重庆市在制度上进行自主创新，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二，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必须要做好近期与远期目标想结合的战略规划，戒除一蹴而就式的改革观念。第三，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人为地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难度。
(二)城市化进程滞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依存关系日趋增强。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滞后，使得城市负担不断加重，削弱了城市的先头带动作用。表现在：第一，整体城市化水平偏低，决定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处于较低的水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2006年仅26.9%。第二，区域差异显著。2006年都市城市化率达到61.5%，而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分别只有20.8%。第三，城镇体系建设不合理。城市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中等规模城市出现断层，影响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及城市化进程。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减弱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不利于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
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是西部地区城乡统筹问题的根本所在。表现在：第一，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较弱。目前，西部地区城市优势产业培育不足，导致城市劳动承载能力的不强，已经成为城乡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不匹配，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影响到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不平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约着西部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表现在：第一，基础建设投入的不平衡，城市投入的总量高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础设施投入的不平衡，2006年，西部地区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的14.29倍。第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第三，医疗卫生水平的不平衡，不健全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远远滞后于城市。第四，科技文化的不平衡，科技文化的投入、应用推广等城市大大超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村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城乡间发展差距，对统筹城乡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五)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协调，而且从长远来看关系统筹城乡的成败。表现在：第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要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5302元上升到2006年1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1692元增长到2006年的287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8倍，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69倍。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9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3.13倍，到了2006年达到了直辖以来的最大程度，收入差距扩大了4.0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其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将会更大。第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总体小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改革30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变动态势极不稳定，不利于差距的缩小。
(六)农民市民化缓慢
农民变市民速度的缓慢，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是影响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主要障碍。表现在：第一，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目前仍然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差和就业及收入的不稳定制约农民转化为市民。第二，农民市民化障碍重重，在体制制度及意识观念等方面的阻力较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二元体制下的户籍政策，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平等的教育体制，歧视的就业政策等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以及法律意识、思想观念等其他方面的因素，都将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
(七)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削弱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表现在：第一，户籍制度不统一，制约城乡二元制结构的改变。第二，土地制度不健全，农村宅基地还在增长，没有实现居住性转移。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全市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劳动和社保局分支机构在全市覆盖不广。第四，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不彻底，基层财政转移支付面临诸多问题。第五，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完成，金融产品单一，服务水平较低，农业保险发展迟缓。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是造成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主要原因，导致政府政策向城市倾斜，形成了封闭的城乡关系，造成了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三、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完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规划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这必然要求制定详细的战略实施规划。战略实施规划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包括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近期目标：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成有西部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全国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
远期目标：努力把两个地区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懈奋斗。建成有适度差异的具有新型城乡特点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
(二)深化思想认识，破除落后观念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统筹，同样也是思想观念的统筹。第一，破除旧有的城乡差别观念。传统的城乡差别、收入差别、工农差别等观念严重阻碍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因此应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新观念，以新观念促进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以新观念引导新发展。第二，破除改革中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体制制度的改革，打破旧有的体制束缚与制度障碍，进行体制创新，从制度与体制中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并以新型城乡一体化制度保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三，避免改革一蹴而就的心态。“急于求成”、“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心态不仅不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而且将会加大统筹城乡改革的难度。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制定远期与近期相结合的战略规划，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第四，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统筹城乡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旧体制，在于某些统筹土地、户籍及社保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有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敢闯敢冒、超前思维等观念才是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加快城市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首先要做大城市经济圈，扩展城市经济圈的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逐步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协调发展，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城市经济圈的壮大一方面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撑和科技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民变市民进程。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发展优势产业以及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等方面。
1.突出城市产业发展带动作用。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带动作用主要依靠产业的带动作用来实现，通过城乡产业的链接与融合来实现城乡经济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这两个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传统的优势产业，但目前应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对现有产业进行整理和升级的同时积极培育具有潜在优势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主动将产业链向郊区和有条件的农村城镇地区延伸，以产业发展为依托，来促进当地城市化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城。
2.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城市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将有利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发展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3.探索农民变市民的创新模式。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农民变市民，目前农民变市民进程主要是受到现有体制与机制的制约，因此，加快农民市民化必须进行模式上的创新，打破旧有的体制和制度。尤其是在城乡结合地区，农业产业化及农民市民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优先考虑在城乡结合部率先进行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四)加快农村自身发展，提高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加快农村自身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发展城乡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任务。
1.加大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现有农业投入水平较低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瓶颈。因此，稳定提高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增加支农投入的总量，是促进农村、农业快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
2.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3/4，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劳务输出现象，发展劳务经济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发展劳务经济既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也使进城农民提前适应了城市工作与生活节奏，增强了城市适应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创造了有力条件。因此，劳务经济可以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第一，组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突出企业优势，创新就业模式。第三，发挥政府作用，做好就业服务。
3.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第一，建议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失地农民以土地换住房、社保等制度。按照总量不变、占补平衡原则，合理调剂区域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互建工业园、财税分成等方式，与库区的对口支援区县及其他地区协调建设用地指标，保证统筹城乡发展用地需要。第二，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完善农村承包地流转方法，明确流转程序，配套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按照“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的原则，采取置换或回购土地、实施“新居工程”、享受廉租住房、自主购房补贴等办法，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流转承包地”，进入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居住。第三，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民集资、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在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区修建标准厂房或职工公寓出租，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村收入，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基地)集中、人口向新型社区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从而实现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4.加快生产要素向农村扩散。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包括资本、人力、技术等。目前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和技术，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现有农村财政金融体制较为落后，对城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够突出。同时也不能发挥出对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资金支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而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多是粗放式经营，技术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又加剧了其他生产要素的耗用。主要措施为：第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分配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第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尝试土地入股、以地换资等资本筹措方式；第三，尝试建立农村银行，激活农民或农村自有资金；第四，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发展“业”在内的政府或私人的现代融资渠道；第五，加大对农业的技术支持力度，着重解决关系农业发展的节水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突出问题。
(五)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乡协调互动作用
1.确立战略工程地位。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明确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地位是顺利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先导和根本。
2.建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打破农民变市民的户籍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消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工资、社保等方面的差别。
3.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4.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改革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第一，加强政府在统筹城乡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强化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第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构建开放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还要以一种开放型思维，将重庆市、成都市更好地融入到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的合作中去。加强相互之间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鼓励优势产业、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地优势产业、企业“引进来”。
6.建立健全预警监控机制。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触动和涉及到各组织、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利益与矛盾，存在着潜在的改革风险与挑战。因此，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土地流转等风险监控机制，建立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利益诉求和保障机制，建立各项改革措施的信息披露机制将能有效规避各种创新的潜在风险和降低各项改革的制度成本。
7.优化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在统筹城乡的过程中，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至关重要。城乡统筹中的资源配置不是资源的平均配置或均等化配置，而是需要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同需要和特点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和资源的优先配置，对农村地区的公共资源配置采取有针对性的倾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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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理论篇10
关键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衡阳市城乡统筹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评价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的历史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一转型变革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都在进行相应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构成严峻挑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适时地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在21世纪初期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城乡关系和加快农村发展的重大举措，这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转变和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2003年以来，围绕着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对策和建议，对加快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的理论支持作用。近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令秋、秦琼、陈国生、陈晓亮、肖肃萍等五位学者共同撰著的《衡阳市城乡统筹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一书以中国加速转型阶段的经济社会状况为背景，在对国家探索城乡发展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轨迹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了实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总体上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后确立的战略取向，是国家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城乡发展的新探索，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国家在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这些都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基础。同时，“三农”问题的突出，城乡各种矛盾的存在，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此书颇有理论和实际意义，值得一读。通览全书，从中可以感受到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反映出曹令秋等五位学者的科研功力。
1.善于捕捉复杂事物中的基本问题
21世纪初期国家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严重，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程度。而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形成了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农村论农村”的思维模式，用城乡统筹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政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国家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出发点。书稿在对国家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的历史考察和背景分析，和对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目标、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的现代化追求目标具有一致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选择紧密相关，重点是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加快农村发展。这种“剥皮”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找到复杂问题的基本点和“纲举目张”的操控点。
2.用实证研究阐释理论和发展理论
实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实践中去捕捉理论，创新、完善和发展理论，这是贯穿本书始终的又一个特色，也是曹令秋副教授这一学术团队的风格，更是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应当始终提倡的。只有到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细化和深化研究，才能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和政策，实事求是地提出新观点、新见解，让政策更贴近事实。书稿以对衡阳市及湖南省其他13个地级市；衡阳市辖区内12个区县的调查分析为基础，对如何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对策探讨，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诸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新农村，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平等对待，强调制定惠农政策和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并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是国家的历史责任。同时，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新农村，必须构建相应的支撑体系，主要是：完善法律法规，构建法规体系；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制度体系；调整城乡政策，构建政策体系；加快人才开发，构建人才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构建资金保障体系。
3.用思维创新寻求更大的理论政策空间
立意创新与思维创新是科研工作者的可贵品质，也是研究工作的价值体现。当一种理论和政策已被人们接受或存在分歧时，转换一下认识问题的视角，往往会发现更大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创新空间。曹令秋副教授等学者共同撰写的这本书在如下方面体现了思维创新：书稿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本书作者打破了“因果关系论”的局限，提出了“辩证统一论”的观点，这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创新。在这个辩证统一体中，由于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将长期处于“相同方向，不同速度”的发展变动之中，因此，这就要求政府不断地关注实践，调整政策，使二者处于基本适应的协调发展状态。
4.用严密的逻辑关系进行一体化研究设计
书稿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五个一体化”，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几个大方面；在于在这五个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良性机制，必须以党委、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市场化进程，形成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这五个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统筹中的几个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彼此之间互为前提、互相依存。书稿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总体把握，按照其内部的逻辑关系，确立起城乡经济统筹策略的基本框架。如果把本书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看，作者是把第一、二、三产业对接起来，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协调起来，把农民就业与增收这两个基本问题整合起来，从多维角度对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政策研究，是一项很有创新意义的工作，也是严密的科研思路之体现。
总之，该著作在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方面具有相当的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实践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及政策指导作用，值得理论界和各个政府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一读。
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光明前景，这一战略选择将使中国城乡差距问题得到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得到根本改观，中国将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顺利完成转型期任务。这一美好前景的实现，不能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加快改革步伐，及时破解发展难题，这是国家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国家的考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研究破解。诚挚的希望以曹令秋牵头的这一学术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政策，让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意志和市场规则，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更高价值，期待着作者在本研究领域再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