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1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
一、前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其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党中央各届领导集体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理论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它引起的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探索着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正处于完善这一新体制的进程中。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存在、发展了几百年。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西方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这一范畴讲有可以相通之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道上，披荆斩棘，积极探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二、改革开放至今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历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探索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突破和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对其探索进程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突破了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讲话时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二）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992年3月9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详细探讨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两种手段。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的报告。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具体的新规划。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价值内涵。
（三）新阶段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决定》高屋建瓴地指出：“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总书记在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对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方面做出了细则性的规划。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地位和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探索和创新，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实现了对原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运行方式的根本突破，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新观点。这些新思想和新观点彻底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础，指导其又好又快发展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满生机和活力，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道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思想上清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邓小平曾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我国经济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精辟论断，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设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制度和体系，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为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保证。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铺就了坚固的基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目前而言可以归结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展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从根本上规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实现现代化铺就坚固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断奋斗的过程。
（三）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思想观念问题是其最初遇到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传统思维方式和单一的分析方法，运用多种方法交叉整合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引起了一场观念上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发展，其引起的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社会意识的原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不断要求引导人们打破落后保守的思维方式的桎梏，不断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树立与时展相一致的新意识、新观念。不仅如此，党还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进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引导企业树立市场经济意识、经济效益意识、竞争意识。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化了个体的主体意识，塑造了创新型人格。上述思维方式的积极成果，有力地推动着现代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创新与变革。
（四）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它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不争事实充分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制度，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本质区别，也是对以往社会主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新路，从本质上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解如何坚持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局限，将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等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显示出广泛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袁恩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2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年11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年7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3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总结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政治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金融学）的关系，虽然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七大报告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4
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5
关键词：经济薪酬意义激励员工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
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带来了人们对“工作意义”的反思：“工作究竟为了什么？”在短缺经济时代，多数从业劳动者处于温饱阶段，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工作意义的代名词。但近年来，对金钱的占有所带来的幸福感日趋弱化，“唯钱至上”的工作意义正在逐步变迁，也使得通过发“钱”来预测和衡量员工激励效果的做法难以为继。比如：“一家致力于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经营良好，人员不断增多，但是员工工作积极性却越来越低。为了改变现状，公司决定涨薪，然而涨薪效果并不理想，员工的满意度也没有提高。”
上述案例说明单纯提高经济薪酬水平并不总能取得良好效果。我们认为需要站在员工的角度重新理解经济薪酬的激励作用。经济薪酬给员工带来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员工对于薪酬制度是否接受和认可，进而决定了经济薪酬激励是否有效。
一、从意义的角度看待经济薪酬
“经济薪酬”指企业付给员工的工资、奖金等能够用经济手段衡量的报酬。它可以满足物质需求，补偿员工的付出，同时作为自尊的源泉和成就的标志，因此经济薪酬具有不同的意义。经济薪酬意义可以分为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在于其经济价值，即经济薪酬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指除了经济价值以外，经济薪酬带给人的意义，如成就、认可、地位、尊重和社会关系。
二、经济薪酬意义的作用
经济薪酬意义能够对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薪酬满意度是经济薪酬意义的最直接结果。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能够提高员工的购买力，从而提高员工的薪酬满意度，但是当员工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以满足后，会更加渴望自主性、成就感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此时功能意义的激励效果已大打折扣。当经济薪酬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时，员工能够感受到较多的认可、尊重、地位以及成就感，进而增强员工的薪酬满意度。经济薪酬意义对员工的另一主要影响是绩效。丰富的薪酬意义代表了员工在组织内部的地位和层次，显示出员工的个人价值和能力。员工认为经济薪酬标志着对上层管理者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从而增强工作动机，对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经济薪酬意义的缺失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较多关注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而忽略了象征意义，很少能够从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两个方面来全面提升经济薪酬的激励效果。员工很少或者不能感受到经济薪酬所具有的象征价值。经济薪酬意义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薪酬数额较小。经济薪酬数额较小会让员工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从而认为经济薪酬没有意义。二是绩效和经济薪酬之间联系较弱。如果不能通过提高绩效来改变自己的收入，员工也会觉得经济薪酬没有意义。三是薪酬知识的缺乏。员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薪酬以及能够得到多少薪酬，认为薪酬制度过于复杂，不清楚具体的应用标准。四是薪酬制度可能要求员工不断提高自己的绩效水平，这让员工感到压力很大，产生消极影响。怎样赋予经济薪酬更多的象征价值，尽可能发挥出经济薪酬的激励效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四、提升经济薪酬意义的建议
1.设计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薪酬激励机制，使其具有外部竞争性和内部公平性。企业通过内外调查，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员工获得具有竞争性的经济薪酬。较高的经济薪酬水平会对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感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具有外部竞争性的薪酬能够产生丰富的意义。薪酬制度必须能够反映岗位责任和能力的大小，客观体现员工的实际贡献，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对薪酬的公平感知，避免经济薪酬产生消极意义。此外，管理者应该加强薪酬沟通，提高员工的薪酬知识。薪酬知识是经济薪酬意义产生的前提。员工对薪酬体系了解越多，对于绩效和薪酬之间的联系越清楚，从而更能感受到经济薪酬所带来的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
2.通过经济薪酬发放实践提升经济薪酬意义。薪酬发放实践中的四个因素会增强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发放，谁来发放，如何发放以及给谁发放。第一，当经济薪酬用来奖励员工的突出贡献时，这样的奖励更容易具有象征意义。第二，发放人如果是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则奖励会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第三，举行仪式能够增强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而常规途径的发放则会削弱经济薪酬的意义；当经济薪酬公开发放时，接受者会得到更多他人的认可，私下发放由于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经济薪酬的意义也会被削弱。第四，经济薪酬的接受者也会影响经济薪酬的意义，如果奖励只发放给一个人或者少部分人，那么奖励会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如果大部分都有，则很难显示出接受者所做贡献的独特性。企业在进行薪酬发放时，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运用适当的组织分配程序和形式，赋予经济性薪酬特定的象征价值，放大员工对经济性薪酬的整体感知价值。
3.设置清晰、合理的目标。管理者清晰明确的目标设置能让员工获得更多关于自己经济薪酬和绩效之间关系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将组织的总目标按阶段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以此达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管理者在设置目标时难度要适当，内容和要求具体明确，使员工感到工作的阶段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合理可行的目标设定会让员工觉得经济薪酬与绩效密切相关，从而增强经济薪酬的意义。
4.注重员工差异。员工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经济薪酬意义的生成。自我效能高的员工能够感知到更丰富的象征意义，而能力不足的员工可能感受到较多的压力。员工的需要也会对经济薪酬意义产生影响。薪酬是满足需要的重要手段，因此薪酬对员工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满足了员工的需要。对于金钱比较看重的员工更为关注经济薪酬所具有的功能意义，而成就需要较高的员工则渴望从经济薪酬中获得认可、尊重等象征意义。此外，性别、年龄、性格、受教育状况也会对经济薪酬意义产生影响。经济薪酬对于不同的员工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管理者在运用经济薪酬对员工进行激励时一定要同员工的个体差异相结合，引导和激发经济薪酬意义的产生，才能提高经济薪酬激励的效率，达到激励目的。
参考文献
[1]尚玉钒，马娇.“工作意义”的变迁研究[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1（3）：59-67
[2]thierryH.paymentwhichmeaningsareRewarding？[J].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1992，35（6）：694-707
[3]mickelae，BarronLa.Getting“morebangforthebuck”symbolicvalueofmonetaryrewardsinorganizations[J].Journalofmanagementinquiry，2008，17（4）：329-338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6
【关键词】经济公正;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
国内关于经济公正的理解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方面。
一、经济公正是经济伦理学的核心范畴
1、黄云明在著作《经济伦理问题研究》中认为我们在探讨经济公正的时候既要把握经济公正作为公正的共性，又要把握经济公正本身的个性。宋增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公正问题研究――从人的发展视角分析》中谈到，经济公正专注于系统的整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美德和义务，它是从把握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角度说的。在这里，经济公正不仅被认为是规范经济行为的伦理原则，而且被认为是经济伦理的价值目标。黄云明没有突出强调经济公正的功能，宋增伟只是突出了经济公正作为规范的作用而没有强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层次的功能。
2、经济公正是指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或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公正，属于社会公正的子概念。陈传胜认为经济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环节。李建华认为经济公正是公正最基本的领域，讨论任何公正的人不可以规避经济公正谈论其他公正。然而人们常常把社会公正理解狭隘了，将之理解为经济公正。这是因为经济领域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因而经济公正也在根本性的意义上决定着其他领域是否公正以及公正实现的程度。作者认为还应该强调一点的是：经济公正和社会公正不能完全等同。因此，经济公正就是经济领域的公正问题，而且还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正问题。经济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子概念，因为经济公正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公正。社会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等，而经济领域只是其中一个领域，所以经济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子概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两者并不等同。
3、由经济公正中的分配公正在整个公正领域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经济公正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分配公正，即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公平合理分配财富和物资以及公共利益和负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道：“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这意味着首要的分配问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的调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公正被认为是经济公正首要的问题。但是，研究经济公正又不能局限在分配领域，还有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
余达淮在著作《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对分配公正进行了严格定义：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通过一个由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规范和原则构成的合作组织来正确的分配。所讨论的分配通常是指社会产品的分配。黄云明在著作《经济伦理问题研究》中说到，分配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检验分配伦理价值的标准是其在社会实践中是不是能够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正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怎样进行分配才是公正，人们的认识相差甚远，甄别各种分配理论的是非，是我们确立公正分配思想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公正与否是分配问题的核心，分配公正是经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故而经济公正是很关键的问题。山东大学的宋增伟虽然没有将经济公正局限在分配领域，但是他承认，分配公正是经济公正的基本环节和基础形式。他的看法的优点在于对经济公正的理解更加全面，从广义上来理解经济公正。中国人民大学的龚群要将分配公正的问题聚焦在社会财富分配公正的问题上，可以说对这方面有具体的认识。
冯颜利在著作《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与解答》中将分配领域的经济公正作为分析经济公正的切入点。他认为经济公正问题就是按照贡献来进行利益或权利分配的问题。阳芳在著作《企业薪酬分配公正研究》中将分配公正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企业薪酬制度结合在一起，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研究企业勤酬分配公正，是对经济公正中的分配公正的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探讨。
二、对于经济公正问题表现的研究
中央党校的吴忠民在著作《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中论述，在关于经济公正的问题上，他认为贫富差距现象和经济初次分配领域是如今很显著的。浙江省委党校的董建萍在著作《公正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若干问题的研究》中提到要正确处理效率、公平及社会分配的关系、三农问题以及反贫困问题。北京大学的陈少峰在著作《正义的公平》中在“经济自由与正义”一章中，认为财富最大化和分配正义、经济领域的公平分配与公平竞争、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经济立法都体现了经济公正的问题。具体比如说经济政策、民生问题、企业竞争以及私有财产保护。
三、对于经济公正关键范畴的研究
经济公正的关键范畴有衡平、正义、平均等。经济公正与平均主义的关系主要是，它不等于平均主义。金雁、秦晖在著作《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提到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所谓的公正，这不等于好，不等于平均，这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人们认为这种关系是“两厢情愿”。交易和合同是“两厢情愿”的标准形式，说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公正的经济”――尽管它未必是“良好的经济”。市场经济以前，公正，事实上只存在广义的合同形式。在“转型”的时代，公正是建立在转换合同的基础上。转型中的“起点的公平”实际上是对原来的“合同”的一种解决，它与平均主义无关。那些否认原来的“合同”，将威胁到公正的转型。
四、对于经济公正原则的研究
山东大学的宋增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公正问题研究――从人的发展视角分析》中提到，如何能够保证经济公正的实现，程立显认为：“就是要切实贯彻执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分配原则。”姚洋在著作《自由公正与制度变迁》中提到，我们强调基本物品的平等分配的重要性。个人权利和必备物品的公平分配，确保了人们的整体发展进程中体制的起点平等。还必须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社会和谐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等观念，从而考虑到在社会分配中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五、对于经济公正意义的研究
刘化军、郭佩惠在《经济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基础》中提到，经济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基础，经济公正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集体、国家和社会）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和谐，因而经济公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公正的实现，从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奠定基础。他们俩还在《经济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伦理基础》中提到，经济公正是当代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指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经济公正，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经济公正创造了条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公正必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实现，反过来它又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王锐生在《经济公正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说，经济公正是精神文明成果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公正应区分为两个层次：作为未来社会理想目标的经济公正;作为现阶段应有的解决经济发展的原则和实践问题的经济公正。一个公正的经济模式建立起来，无疑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优秀成果的展示和体现以及精神文明向前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这实际上说明了，经济公正如今成为重大的时代议题的意义何在。因为是时代的变迁，同时也因为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六、对于经济公正实现的研究
李岳在著作《公正是最大的动力》里面着重强调了制度对于公正实现的重要性。经济运行中企业是主体，在企业管理中的公正需要制度来保证。“只有让公正的制度成为权利的盾牌，抵制住权势和强势的压制，公正才可以实现。”吴敬琏曾说过“制度高于技术”，公正的制度是一个企业成功的前提。通过建立系统的管理制度体系，把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来对企业整体进行约束和引导，具有极高的效率和极好的效果。北京大学的程立显在《社会公正：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经济公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重大关切问题，为社会公正而呐喊是经济学家的天职。公平正义的严重匮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道德总根源。因此，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就是要不断地推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此，重建“以人为本，诚信公正”的现代企业文化，为民主法治建设夯实伦理基础，以企业公正带动全社会的经济公正和政治公正，进而重塑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和防范金融危机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的赵泽林在《试论互联网经济时代经济公正的实现》中说，以互联网经济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公正新的内涵，探讨在互联网经济冲击下的经济公正的实现，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有效的分配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篇文章的新意在于伸出当今时代最敏锐的触角，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对经济公正问题展开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到：“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一样，只有用被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这两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平等和自由以及经济公正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但是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经济公正。它只是为建设新世界创造物质前提，产生一种能彻底结束各种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即无产阶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8
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转型和国内经济格局大洗牌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导，掌控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动态，这是直接关系“中国梦”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的重大事件。综观中国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热潮，笔者认为明确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确立坐标系，实现理论的准确社会历史定位的意义。对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雄教授强调，“一种历史观念或认识历史理论的问世，取决于该观念或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实践的成熟度”。[1]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并成为热门话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的实践状况的召唤。同样，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程度受到了中国现在的实践状况的制约。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层面上，中国虽发生巨大变化，但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却是质的延续，中国经济实践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导经济学传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主体层面上，则是中国人民对当今社会流行的两大主要经济理论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选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深刻性、科学性以及理论特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契合度，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的现实的理性的最优选择。
（一）倍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及其在当代的尴尬境遇，不是理性的最优选择
改革开放35年来，倍受国人推崇的西方经济学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出发点，在其发展中变成了实现人与物质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算术。但是，现代的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科技危机和诸多人的危机，说明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西方世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有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治之手矫正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偏颇，却只是修补缓解而无法终止西方经济学的没落。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怀疑，无非是“理性的幻想”。凡勃仑对“理性经济人”辛辣讽刺道，“他像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但他本身完好无损。他即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向某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摆动外，他始终处于均衡状态。”[2]马克思批判说这是孤立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但是其打造的危机重重、两极分化的世界，不是中国人民理想的世界，而是要批判的世界，因此，这几年我们一直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我们理性的最优选择。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更为深刻科学。首先，它借助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繁荣，又看到其危机矛盾和“两个必然”的暂时性命运；其次，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中，它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看到了资本增殖逻辑下人的异化生存处境，提出了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幸福的经济学，以其阶级立场的彻底性而成就了其理论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西方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指出“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3]。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5年辉煌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它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掀起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当然，社会主义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失误和问题，这需要深刻理解黑格尔所强调的“矛盾是世界的本质”这句话的科学内涵，这些矛盾和问题本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必要质料和动力之源，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失败。国内对“GDp”的过分强调而造成的众多“中国问题”，不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颇，恰恰证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误读和偏离的可怕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任何“教条化”的理解的可怕性。中国要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框架，在对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法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核剩余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创新
建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摈弃和另起炉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
首先，必须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核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坚守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为了人民幸福的价值纬度。工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观点，是资本增殖逻辑的秘诀，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之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在经济领域的展现。在此意义上，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进行颠覆、攻击和篡改，则是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必然做的功课。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持有的阶级立场，这是社会主义规避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正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因此，在人民物质富裕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作为基本原则和理论底线，是防止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化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保证，更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物性逻辑和“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重要理论武器。
其次，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状况和时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强调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保持的重要性。“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4]鲁品越教授也强调马克思本质抽象的研究方法，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特殊意义。“‘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把表面系统（商品系统）看作是深层系统（生产关系）的反映。”[5]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对自己的理论持开放的态度，坚持这一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本质，当然也包括对其核心理论基于方法意义上进行内容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一是，作为理论视角的转换。马克思说，资本只是一种购买更多的劳动力的权力，随着社会发生作用条件的转化，其将会成为发挥正能量的积极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我们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积极的建构而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批判的破除，这需要视角的转换，从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秘诀的揭露中找到适合一切生产方式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对资本作肯定层面的理解，绝对不是对少数人掌握人类大多数人的命运的畸形制度的维护，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的背叛。二是，对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内容的拓展。如，就劳动价值论而言，虚拟经济的出现，使得智力劳动必须成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管理使得工人劳动的整体劳动超过了个体劳动之和，在技术更新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对资本的剩余价值增殖贡献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金融市场的出现使投资更加复杂。这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必须呈现新特点并日趋复杂化。此外，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意大师的智力成果及其价值评价将是劳动价值论必须关注和涵盖的新问题。三是，结合时代现实对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表达进行修正。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鲍德里亚其符号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卖方市场为特征的生产社会，而我们现在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社会。这一历史的转变，我们对剩余价值论的关注重点必须由原来的创造转到对其实现和价值分割的关注上，因此，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局限在教科书所讲的方程式的决定与被决定意义上，进行简单理解和描述。总之，理论只有适应时代而发展才有魅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必须继承和发展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二、建构新政治经济学即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真理的权威在于其对现实的关照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权威的保持也在于以其科学的方法对发展的现实准确的洞察和本质的概括。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蕴含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这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重构，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并在内容上积极地汲取西方经济学和科技发展等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一）重构：紧扣“世情”“国情”的与时俱进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6]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活生生的不断生成的实践出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前提。
首先，深刻洞察“世情”巨变。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揭示到，消费社会通过时尚逻辑和传媒等，人的需求甚至人的存在都符码操控和建构，人成了符号的奴隶。马克思所在的工业生产为主导、生产驱动的社会，越来越被虚拟经济主导的社会取代，通过信息技术的推广，景观成为现代城市的特征，短暂和流变以及否定性生产文化创意等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在马克思那里可以预见的全球化，现在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崭新的生产力的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人类的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创造性地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有涵盖时代新发展内容的全新的系统诠释。
其次，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与经典理论的差异性。改革开放35年，中国初步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资本在中国广泛地存在并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瓦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复杂化。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危机、市场失范、信仰危机、阶层固化、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层矛盾的现象显现，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可以完全解释的，在现实中这一矛盾运动也不是最有效的和能囊括一切的解决范式。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征；全面思考社会主义中国应如何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应怎样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在分享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潜力下尽力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如何在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理顺政府、市场和人民的权责和相应的分配比例？针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实验，又需要创新怎样的模式？这些都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体系方法上的宏观创新，也是具体层面上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不容置疑，世界经济的发展集聚了众多文明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也积累了很多具体经验，这些作为时代精华的沉淀物需要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时吸收，成为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遗产的新掘采
实践的对象及其价值在不同的时代由于客观条件之迥异而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瑰宝也会因为所在的时代透镜以及时代所拥有的挖掘的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对《资本论》历史遗产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地租理论、拜物教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和发现，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捷径。如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进行时代开掘。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强调工人的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组成的，也包括其维持家庭及种族繁衍的需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还强调了教育培训的费用。当然，不同的时代维持工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是不同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裕，高级点的生活用品用具甚至基本的文化生活都会成为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比着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且借助于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工人分享了一部分资本超额剩余价值的红利，因此，发达国家的一大部分工人甚至过上了发展落后国家的特权阶级所享有的特权生活。生产关系永远是相对于特定的生产力而言的，工人在当代的富裕其实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巨额财富相比，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物质生活的贫乏和对现代物质条件无力掌控的尴尬。理论只有满足实践需要才彻底和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链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心理学、政治学等特殊学科进行融合，都为我们全面深度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模式，但是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还必须慎重地甄别并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根本方法、阶级立场，避免将其进行庸俗化和自由主义化的理解。
（三）重构：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
语言符号具有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中介和媒介的特殊作用，现代哲学纷纷走向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任何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会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领航作用，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更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传播程度。局限于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神龛中的众神一样，只能是一部分有特殊才能的个体的心灵的些许安慰，并不能产生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伟大胜利，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功勋，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巨大成绩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一时代的人都有适应独特的实践生活产生独特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认识范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传承中的民族特性，文化基因深入每个人的骨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武装全国人民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必须以契合时代的语言表达、理论系统出现，也必须以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个性出现，这意味着必然要完成适合中国人民受众心理和认识范式的当代语言表达范式的准确转换。一方面，这需要深入时代，深入中国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按照中国人民现有的平均化的文化教育程度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的活泼的崭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和合适的理论的内在组织逻辑；另一方面，既要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实现准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融合和巧妙地准确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传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理论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理论特质。然而，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带着异国的独特风情要在遥远国度里扎根开花，必然是与该地的原有文化传统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承、发掘很重要，但是对其进行恰当地转换更为重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条件。在此，笔者对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思想用通俗的语言灵活表达的平民化理论特质表示由衷的钦佩。不容置疑，这种转换也需要积极吸纳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为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经济学或其他领域内的优秀成果进行拒斥，如同现有的灯泡不用，自己选择从头研究发明，是很愚蠢和荒谬的做法。中国作为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现实前提就是更发达的文明的存在，这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吸纳创新后超越的现实可能性。但是，使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的现实性，需要主导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需要有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时空坐标的开阔视野和大无畏的革新精神。
三、建构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联动下写就《中国国富论》
亚当?斯密在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创立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传统，并通过市场制度的经典理论设计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处于由传统习俗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时期，却同时处在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性问题的困扰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同时遭遇现代性问题的困境，并承受着后工业社会不断冲击的热浪。在欧洲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制度模式发展弊端的世界运行中，我们面临着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发展模式的探索和进行新制度设计的特殊时刻。中国改革开放35年在照搬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就的同时付出了高昂代价，已经到了痛下决心“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通过继续照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更不能单单依靠一种学科，通过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综合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全局的眼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通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大联合下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写就《中国国富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俞吾金在《资本诠释学》强调资本即是经济权力又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7]
（一）理论前提上：变“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现实经济人”
西方经济学在原子论的哲学范式影响下，将经济学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假设了自私自利为本性的，善于计算并总是能有效采取经济行为获得最大化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这种无声的同质化的抽象的人与现实中的人的实际存在相差甚远，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面对现代金融危机事件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学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作为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张雄在《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指出，“现实的人不是单纯抽象的人，不是亚当?斯密的‘渔夫和猎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的人，而是从事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8]二是，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体。现实的人是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是意识和潜意识支配下的存在者。《情绪情感与市场》一文中特别强调“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9]王德峰《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起源》则深刻指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这一重要发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原则的诞生：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中，即不是两者之间的单纯的对立，也不是前者规范后者，亦即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整个关系的实质是：前者从后者中产生。”[10]三是，现实的人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说其是人性利己的教条的创立者，不如说他是人们通过交换而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利他状况的空想者。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作为成功的经济人，与其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发财致富强烈的自利欲望不如说是基于改变人类社会强烈的利他动机。在习俗、道德等社会规则中穿行的人，在流变的社会关系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图式中，受到了各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即被动又主动地思想着、抉择着和行动着，他既不是天生善的或天生是恶的服从于某种伦理的预设，他此刻的行为或许利己或许利他，他只是作为“自由的人”在抉择着。
（二）目的论上：“财富增长”物性逻辑――“增益人民幸福”的人性逻辑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从根本上是在“财富欲望”动力论的基础上财富增殖术和资本增殖术，是物性发展逻辑。财富作为使用价值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的凝聚物，在本质上是为人的存在，在其内在主体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对自然物的占有的能力的凝固化，是“他人的让渡的权力”的集结。这种财富为谁占有和为谁服务，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阶级本质。亚当?斯密的致富术是通过抽象否定现实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差异性使得财富在贵族尤其是资产阶级手里的集中，而让广大人民处于“仅仅维持生存”的境地，虽然他也认为下层人民生活的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好与坏的重要标准。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财富只有出于“对人民幸福的增益”的筹划才有其意义。因此，中国建构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本”的并为了人民幸福的人民富裕的致富术和致力于更好地保证“人民幸福”的国富论。当然，同样作为“致富术”必然有一定共同的内涵。因此，《中国国富论》需要借鉴，充分发挥开放市场中自由交换的积极价值，为创造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付出努力。对斯密致富术内核的经济理性，《中国国富论》虽然不像西方那样主张神化它，但是在习俗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我们必须积极培育中国人的经济理性，增加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为了规避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恶果，我们必须对中国国民所应该具有的经济理性持谨慎的态度。
（三）核心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构
我们必须对制度的层次性有深刻理解。一方面是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迄今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异之所在。另一方面，从资源有效配置方式上，有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而市场经济作为适合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中各个国家的普遍选择。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后的理性选择，是中国现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是对这种现实和历史趋势的理论肯定和公开表达。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属性。首先，社会关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意味着交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交换价值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这要求我们必须健全产权制度，完善交易规则和法规，为整个国家的交换的频繁提供条件。其次，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这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供求机制为组成部分、竞争机制为重要内容的整体的运作体系。市场机制作为以竞争为总体特征的机制，使得企业等各种行为主体在市场中实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既是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又是资源有限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自由统一的市场发展空间，还需要系列的努力。再次，市场经济本身意味着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使得多样性和差异化成为必然，“市场失范”以及各种矛盾冲突常规化，需要系列的法律和市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并成为良好市场秩序的有效保障。“蒜你狠”“地沟油”等市场失范行为的层出不穷，充分说明中国法制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契合的特殊属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化。市场经济必须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的制度相融合，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下，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经济运行的重要尺度，人民性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物质和文化的联合体。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市场逻辑对精神等公共领域的侵袭，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萎缩，使现代的人们处于无根的虚无主义的状态。人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直接决定了人们的自由的实现度，我们必须看到人有超越生存需求的精神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为代表的物质市场和文化为代表的精神市场这两种市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使资本市场和文化市场的联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李岚清2000年曾在北京举行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包括物质产品市场和精神产品市场这两个市场，其建设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和制度的安排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活跃和创造，但是坚持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优先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纬度。当然，我们必须借鉴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对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发展进行思考的积极成果，并反思我们以前提倡的集体主义的不足之处，对集体主义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四）重要内容：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积极探索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9
一、在新形势下，促进个休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个体繁荣等非公有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实践证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为什么要出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是如何体现中央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
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内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但也应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总是主要是：部分地方、部门观念转变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当的限制，企业融资渠道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和服务不到位；部分企业行为不规范，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和宪法法修正案要求，切实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制定了《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必将对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三是切实保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切实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合
法权益；四是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职能转变，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明确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提高自身素质；五是强调政策的连续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市场准入、投资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规定。
今后一段时期，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哪些要求?
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际，(若干意见)提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素质。
《若干意见》明确了许多重要政策，如何保证这些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按照国务院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加以考虑。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制定配套办法。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尽快清理和修订有关政策性文件和行政规章，加紧制定相关的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完善具体措施。
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篇10
一、关于经济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现的同时更为具体地体现经济法部门的特征。其内容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一）实质正义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而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实质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民法所追求和体现的是形式正义，经济法所追求和体现的则是实质正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正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法的规范和调整中不胜枚举。譬如在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在传统部门法的体系中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国家暨法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和义务、职责。
实质正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它摈弃了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和正义、类似数学的法部门的理念，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多数）人的实在需要，来确定法的规范及其适用。由此亦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
实质正义还体现为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形式正义的法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其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社会的发展迫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这种矛盾扎根于形式主义的正义观中。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在经济法和社会化条件下出现的诸多其他法律部门中，特殊性法律调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法律行为包括合同不断获得直接国家意志性，越来越具有实现特定公共目的之意义。
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就形式正义的法而言，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主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形式主义的具体标准均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要采取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现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或手段既可以是法律规定对于不同的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得模糊、不具体，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的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和制度，无不要求主体的行为既符合法律规范本身的规定，而且其行为结果也不违背该规范的内在精神和合理预期，合乎实质正义之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实质正义尽管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是它和形式正义并非是相悖的。实质正义同样包含着形式正义对于相同情况作出相同法律调整的要求。它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反面和极端化。
（二）社会效益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应为经济法价值观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或者不追求宏观社会效益，或者是在追求实质正义之终极目标的法体系中通过形式主义的调整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
效益作为法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正义观的一种体现。在实质正义的观念中，当然包含着效益观念，没有公平的效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经济法以高于民商法的姿态来调整经济生活，追求实质正义，当然要将社会及其经济效益作为自己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经济法的效益观是一种社会效益观。社会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其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效益确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反映出来的，而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观及其以社会为本位，决定了它不能只强调经济的、局部的效益，而应该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从根本上说，实质正义本身包含了对于效益的要求。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公平和效益发生冲突，则仍然有一个利益分配和实质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法之内在要求和宗旨，不容许任何有损社会利益和优良道德的效益之存在，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应当优先于局部或个别之效益，长远利益应当优先于一时之效益，实质正义之效益应当优先于形式上正义而实质上非正义之效益，互利或不损人之效益则优先于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效益。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
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这种制度，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又是比任何其他法的部门更为强烈的经济和法的实践。
现代经济法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应当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由此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具有促进、协调、组织、参与、引导和市场操作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远非简单的行政干预，所以我们不能苟同所谓“干预经济”或“干预政府”的提法。对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理性地把握好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之平衡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理论价值，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都有赖于经济法暨竞争法的科学制定和实施。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构造法律规范体系之根本所在，它可以弥补在其自身逻辑演绎中经常发生的法律适用脱离法律原初目标的弊端，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合法的依据和限制。法律原则也是一个法律部门存在之根本。任何法律部门如果不能通过归纳和演绎，恰当地总结出若干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相对严格、周密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正是基于某种原则，不同的规范和制度才得以有机地统一于某个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宗旨贯穿、联系起来。民法和经济法均如此。
法律原则有一般原则与特有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发展，是它与其他法律部门及相关法学、经济和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社会学等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各种学说，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面貌。经济法从中吸收养分，不断得到充实，因而相关的、更高级的一些原则也会出现在经济法中，为经济法所遵循和援引，这也就成为一般经济法原则。同时，经济法又具有自身特有的原则。从狭义上理解，这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应当坚持的标准和方法：（1）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属于法的原则性规范，而不应当将超出法范畴的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宏观和微观搞活相统一等作为经济法的原则。（2）经济法基本原则不应与经济法的宗旨或特性相混同。诸如公平和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相统一、国家干预、社会本位等，均属经济法的价值、宗旨、特征等范畴，不能作为法的规范存在，故而不宜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3）经济法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特有的原则，而非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共同遵循的原则或者照搬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规范。（4）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的准则，对整个经济法体系具有指导和纲领作用，因而不应将某些经济法制度的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
综上，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下述三项：
第一，平衡协调原则。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作为现代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对于整个经济生活的调整，不再是国家—私人极端对立之下维护任何一方利益的工具，也不仅是私人组织扩大之后的一种国家单纯用以矫正社会不公、保护经济弱者的手段。在社会化条件下，经济法以兼容并蓄之精神，在调整中处以平衡协调当先，竭力促使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按社会化之内在要求促进公有制及其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
现代经济法为消弭个体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在国人的社会自治能力差、团队及友爱精神不如人家的条件下，国家的积极调控、组织协调作用就更显得不可缺少。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平衡协调是一种价值体现，作为以平衡协调为基本原则的法律规范体系，经济法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统一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矛盾统一，经济法兼顾公与私——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整体社会效益的增加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中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原先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直接渗透进了国家意志，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侵蚀，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性不断加强，强行性规范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一个两难困境。既然是两难之悖论，则试图在民法范围内或者通过改造传统民法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就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私法的私人自治或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精髓的。尽管通说认为现代民法已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但是我们认为民法的社会本位不过是意思表示的一种外在化趋势，其发展恰是一个自身否定的过程；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则是内在的，它立足于组织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内在平衡协调。因此，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有学者认为，现代民法仍应当是权利本位而不是社会本位的，这种看法用于诠释民法本身至少还是实事求是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法传统和私人财产权不发达的国家，维护民法及其意思自治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离开了经济法的民法，只能是脱离实际生活和无法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绣花枕头”。
需要指出的是，平衡协调原则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于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暨司法所遵循的一项理念或宏观标准。经济管理、执法暨司法机关应当从社会利益出发，在其履行职责时仔细权衡利弊，乃至听取专业团体和有关各界的意见，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而作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之决断，但是也不能随意或滥引此项原则，以免造成管理和司法的混乱。
第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这是经济法反映社会化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项核心的、基础性的原则。其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的各项制度诸如发展计划、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中都有体现。
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和制度的出现，是通过国家的“有形之手”来纠正市场之“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弊端，同时又力求使“看不见的手”在最大范围内、最高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产物。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调控或“裁
判”；或者以计划、管理、调控等为名，行干预、管制之实而抑制乃至否定市场的机制和作用，凡此理念和做法，均与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相悖，最终都不免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
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维护”之修饰，表明经济法和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示经济法之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而经济法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不妨可以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自由公平竞争。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之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也表达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还体现出经济法规范的强行性，表明政府在追求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时的政策性的强制性。
第三，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根本性原则。
在公有制条件下，各种公有主体和作为拟制体的国家不能像私人那样自动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存在着种种非人格化的行为，容易造成普遍的经营管理不当或不善，需要根据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来对公有主体及其成员的权利（力）、义务和职责加以科学的设置。公有制主体由众多成员组成，如果没有责权利一致之角色定位、适当的权益配置和制约，公有制就根本无法维系和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摈弃行政型、家长式的经济体制，每个具体公有主体都要面向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变，从事管理及市场经济活动，为此需要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贯彻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将这种要求落实为众多单个人的协调一致行为，建立一种确保所设置的各种公有主体角色不易错位之内在机制。公有制财产关系的这种特性和要求，对全社会和整个经济关系造成辐射，使得公有财产的投资经营和宏观、微观之经济管理浑然一体，呼唤着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以此为基点而确立我国的现代经济法治。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中的责任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角色责任，表明了经济法律关系对于特定角色的权利（力）义务要求。在组织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承受的权利（力）、义务和利益。哈特指出，责任应当至少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现代法和法学，要求责任首先是一种角色责任，“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之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正是这种要求的典型体现。其次，责任表明在主体违反义务时引起法律和国家对其的否定性评价，它是义务和制裁的联结点，执法暨司法者通过责任来确定相应的法律制裁。由此表达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依法治理经济暨公有财产关系的要求。
权指的是权利和权力。在经济法中，权利（力）和义务一般而言具有一体性，只有区分不同的情形才能将其区分开来。譬如在经济合同中，代表政府订立合同，所拥有的权利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一种义务，他（她、它）应当也只能为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以最大的善意代表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经济管理主体在实施管理行为时同样如此。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要求权责相当，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重令人畏缩不前。利指的是利益，这是由经济法的经济性质决定的。将利与权责相联系、统一，不仅因为经济关系都是物质利益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往往涉及重大经济利害，更因为经济法要在其法律调整中引入物质利益原则，将作为公有主体成员之自然人或机构本身的利益同其在公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成效有机地联系起来。权责重，成效显著，利就大；反之则小，直至令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之不利益。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和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暨司法中，在一定的主体角色定位范围内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责权利统一，并非将扮演角色者承担之不利益同其角色行为造成的不利或损害后果完全等同，譬如令造成数千万或数亿元损失者如数赔偿，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做到令角色扮演者的切身利害同其权责之关系明晰，奖罚分明。
经济法律关系将利益因素纳入其中，表明经济法一般不应单纯采取“命令—服从”的调整方式，经济管理和公有财产之投资经营应当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