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大全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十篇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十篇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47:23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1

关键词:教育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计量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6-0029-05

一、问题提出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分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和矛盾。如图1所示,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其差距绝对值不断扩大。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学生高中入学率远低于城市,在全国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农村高考生大学录取比例却逐年下降,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差距。

国内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多数关注于证明和测算城乡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落脚点在收入分配。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相关性。但教育公平与收入公平不完全相同,教育公平体现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因此城乡教育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赖德胜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其结果表明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1]。孙百才验证了赖德胜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三者存在两个“倒U”的关系[2]。而陈虹全的研究显示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长期因果关系[3],即存在“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入学率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但是由于从高中开始教育成本提高,农村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比城市家庭面临更大压力[4],直接限制了农村青少年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从而使其失去了得到更高教育回报的机会,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代际传递,宏观上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其次,城乡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城市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这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初、高中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城市[5-6]。第三,随着城乡资源和人口等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和城乡矛盾的逐渐显现,城乡关系逐渐成为造成农村学生较高辍学率的重要因素[7],“城乡分治”使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教育体现出了“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8],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提高了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升学,从而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增大[9]。由此可见,我国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不仅由于农村本身教育投入水平较低,更受到城市对农村青少年劳动力和社会教育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但是,已有研究中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衡量通常选用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和文盲率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城乡家庭教育支出不能直接衡量城乡在教育水平和效果上的差异;而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小学入学率已经接近100%,使用文盲率不足以体现目前的城乡教育差距,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中等教育阶段农村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

因此,本文将分别建立与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有关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量化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其他经济指标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比较不同阶段城乡教育差距受到各变量影响方式的异同,最后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现状,试图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提出城乡教育差距存在的成因。

二、城乡教育差距衡量方法

已有研究对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多数采用的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或文盲率①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10]。但是,城乡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与教育效果虽然具有相关性,但并不能完全等同,应该直接将城乡青少年入学率作比较,体现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的差距。此外,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99%,文盲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城乡教育差距已不适合用文盲率来衡量。从统计数据上看(见表1),城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均小于农村,而城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农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中高层次教育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从初中进入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差异,农村学生的辍学率,特别是初中升入高中阶段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所以,本文建立两个衡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即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UCR和基础教育阶段差距UCRF,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学生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

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中没有分城乡的辍学率、入学率,所以本文使用每年城市和非城市中学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数和普通初中毕业生数的比值作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入学率,UCR计算方法如下:

UCR=■

Us、Uj分别表示该年城市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Rs、Rj分别表示非城市(县镇)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UCR的值越大,表示城乡教育差距越大。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反映城乡初中到高中的升学机会或辍学可能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精确衡量,因为县、镇高中主要是农村学生,但是部分城市高中会有少量来自农村的学生。UCRF的计算方法与UCR类似。

三、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并不呈现线性相关关系,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教育差距的变化方向与变化率也发生变化。从实际情况看,一般来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教育差距也比较大,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差距也加速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异带来教育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辍学进入城市务工。但是,在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积极作用下,也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反向变化。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考虑我国现实情况,选取以下形式实证模型验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

模型1:UCR=C+?茁1inCD+?茁2inCD2+?茁3lnGDp+?茁4lnGDp2+?茁5lnFUnDG+?茁6lnFUnDC+?着

模型2:UCRF=C+?茁1inCD+?茁2inCD2+?茁3lnGDp+?茁4lnGDp2+?茁5lnFUnDG+?茁6lnFUnDC+?着

其中,被解释变量UCR为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即城乡间在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之比,而UCRF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即城乡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之比。建立这两个模型主要是为了验证城乡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影响。

解释变量inCD为城乡收入差距,即历年各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同时包括inCD一次项和二次项,用于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是否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指标lnGDp(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各地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指标lnFUnDG和lnFUnDC。lnGDp表示经济增长速率,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平稳性,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教育差距也不是线性关系,所以设定一次项和二次项。

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理应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教育经费投入越多,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低,即城乡教育差距越小,但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常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投入没有向教育水平低的区域和比较弱质的教育机构倾斜,也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这一变量并不能解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所以,本文将教育经费按不同来源区分,选择各地区年度政府来源教育经费与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教育经费方面的控制变量,即lnFUnDG和lnFUnDC。

由于1996年以前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统计指标与本文需要不完全符合,所以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6―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共450个观测值,符合大样本的统计要求。其中30个省份历年城乡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份历年城市和非城市的学生入学数据,各省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教育经费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部分1996年重庆市的数据由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乘以相应权重获得。

(二)回归结果

随机变化的个体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才可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但由于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很可能忽略了重要变量,而使假设不成立,因此本研究选用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2)也显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R值分别为0.7875和0.6068,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差距的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且模型1优于模型2。F值分别为48.55和20.80,能够在1%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变量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强有力的解释力度。模型1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经济增长的二次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变量系数的方向相反,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所以,由于我国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面临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决策方式,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影响不同,使用单一的教育差距指标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对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两个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inCD、inCD2的回归系数都能够通过1%显著水平上的t检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教育差距,且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即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同区间,则城乡教育差距的变化率也不同。模型1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说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在中等程度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而模型2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二次项系数为负值,与模型2相反。从系数的绝对值看,模型2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程度比模型1缓和。

两个模型的经济增长变量lnGDp、lnGDp2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一次项系数为负值,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但模型2的二次项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经济发展速率与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与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的这种关系不显著。

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FUnDG对缩小城乡中等阶段教育差距有显著影响,但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扩大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正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等,没有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使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与城市的差距有一定缩小,而初中入学率城乡差异却扩大了。与之相反,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FUnDC能够显著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但会扩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民办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等,说明民办教育机构对提高农村初等教育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城乡教育差距成因分析

(一)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学生年龄较小,辍学务工的收益不高,该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不如中等教育阶段程度大,但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家长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而父母寄回的打工收入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的作用[11],这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家庭投入比较低,父母非农收入使家庭收入提高不能抵消关爱缺失对农村低龄青少年教育的负面影响,因而,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呈现小幅的扩大趋势。

(二)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对于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中等教育差距非线性影响的成因,可以从人口流动和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等方面分析。在小于一定范围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带来教育差距的缩小,这可能是由于这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城乡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而城市较高的工资率水平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外出务工的农民使家庭收入增加,具有更高的教育支付能力,并且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影响,更加注重教育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间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

而超过一定范围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这是由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吸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流动方面,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而收益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放弃学业的青少年。艾伦・德・布劳等的调查显示出,1995―2010年,17~20岁的农村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6]。其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城市对农村形成教育资源的“掠夺”。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有限,其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例如教师、设备、公共文化场所,会流向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城市,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进而会带来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学生,致使农村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上处于劣势,预期教育投资回报降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吸引”和教育资源“掠夺”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显现出越来越强的作用效果。

在我国,教育选择往往是家庭决策,这种决策受到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分担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无法完成的家务,17岁左右的孩子便可以外出务工以赚取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且在人口流动初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承担非技术性的工作,工作技能不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或理论指导。这样从短期来看,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辍学务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分别用城乡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城乡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衡量城乡教育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回归结果表明:用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建立模型有更好的回归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中等阶段教育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一定范围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超过一定范围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这种趋势与基础阶段教育差距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似;与以往研究中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果不同,按来源分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解决城乡教育差距过大的前提。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应关注农村青少年辍学率提高和农村中等教育普及率低的问题,并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教育观念改善和经济水平提高发展农村教育。此外,整个社会应该更有侧重地分配教育经费,向农村和农民学生倾斜,使其能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达到更好效果,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注释:

①孙百才提出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Gapeducation=■,该指数中illiteracyurban表示城市文盲率,illiteracyrural表示农村文盲率。

参考文献:

[1]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997,(10):46-53.

[2]孙百才.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两个“倒U”假说的检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2-98.

[3]陈虹全.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9.

[4]苏群,丁毅.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6):39-45.

[5]张兴祥.我国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研究――基于CHip2002数据的实证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18-125.

[6]袁桂林,洪俊,李伯玲,秦玉友.农村初中辍学现状调查及控制辍学对策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4,(2):4-8.

[7]王安全.“城乡分治”制度是农村学生辍学的本体性原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120-122.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2

作者:罗思远陈锡才吴永社刘荣李秀寨席武俊夏华敏钱飞霞单位:楚雄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管理系

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情况分析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地区而言,它的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样,它的教育质量状况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情况的历史过程分析对于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状况的历史过程分析,需从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要素结构和地域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历年来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要素结构通过多年的历史数据来看,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通过政府、省级和地方高校的努力,楚雄州各县市的任课教师达标率较为理想。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包括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和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教师的学历合格率是衡量教师在职前学习知识的一个标准,任课教师达标率体现着一个教师的专业素质,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通过政府、省级和地方高校的努力,2001年,全州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平均在0.92以上。此后几年间,全州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一直在攀升。2007年,全州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均在0.98以上,有很大一部分县已经达到了1.00,任课教师达标率较为理想;其次,全州各县市初中升学率差异显著。从2001年至2007年,在这期间,楚雄市的初中升学率指数一直位居全州首位;2001年和2004年,楚雄市的初中升学率指数高于全州的平均水平,而其他县市的初中升学率指数均低于全州的平均水平;双柏县、武定县、南华县、姚安县的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州的平均水平;2005年以后,随着禄丰县和大姚县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其初中升学率指数和全州的平均水平相当;再次,义务教育质量的各分指数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到2007年间各指标要素的指数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是上升过程并非是呈直线上升或下降,而是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呈下降趋势,下降到一定程度又呈上升趋势。如各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指数在2001年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到2007年,楚雄州各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指数是2001年的1倍多,楚雄市的增长了12%,双柏县增长5%,牟定县增长5%,南华县增长1%,姚安县增长3%,大姚县增长9%,永仁县增长5%,元谋县增长4%武定县增长10%,禄丰县增长5.9%。最后,各要素之间发展不均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同步发展。2001年至2007年,就全州各县市而言,这些县市的初中升学率指数、小学巩固率指数、小学生师比指数、初中生师比指数存在较大差距。而小学升学率指数、初中巩固率、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差距较小。历年来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的地域结构情况从多年的数据来看,楚雄州各县市的义务教育质量存在着地区差距。2001年至2007年,楚雄市和大姚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指数(Cai1)一直在全州位居首位,其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州的平均水平。武定县、元谋县、姚安县、南华县、双柏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指数较低,意味着其教育质量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县市经济较为落后,特别是双柏县和武定县。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未来趋势分析在对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根据过去的情况,对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的未来趋势进行大致地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及相关部门对楚雄州未来的教育质量的宏观状况有一个大致地了解和把握。3.2.12010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空间结构状况(1)2010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要素结构状况2010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要素结构状况呈现多种特点。首先,初中升学率大大地提高。除了牟定县、楚雄市、大姚县和禄丰县外其它县最低的要素指数仍然是初中升学率指数,但是指数与2007年的水平有较大提高,各县差距显著,极差是0.61。此外,小学巩固率指数、小学生师比指数各县差距也比较大,其中小学生师比指数的极差为0.28;各县市的小学升学率指数、初中巩固率指数、初中生师比指数、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差异较小。南华县和大姚县的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小于1,而其余县市达到1,情况较为理想。就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而言,武定县尚未达到1(0.99),其余县市均为都是1,情况大为乐观;其次,各县市的初中生师比差距在不断减小,但小学生师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结果说明到2010年楚雄州将有足够量的教师资源,其原因在于近几年由于高校扩招,每年都有大批高校的师范生离开高校,走向各县市支援教育事业的发展。(2)2010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地域结构状况2010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地域结构状况如下:第一,区域义务教育质量指数最高的大姚县是指数最低的南华县的1.13倍,达到全州平均水平的县市分别是楚雄市、大姚县、禄丰县。而双柏县、南华县、姚安县、元谋县、永仁县、牟定县、武定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指数则低于全州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区域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区域差距G(基尼系数)为2.60%;第三,大姚县、楚雄市、禄丰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水平相当,而永仁县、牟定县、武定县、双柏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水平相当,姚安县、元谋县的义务教育质量水平相当(图略)。3.2.22015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空间结构状况(1)2015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要素结构状况2015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要素结构状况为:第一,楚雄州各县的义务教育质量各要素有显著的提高。2015年,各县的义务教育质量各要素在2010年的基础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只有少部分县的部分要素指数未达到1,大部分都达到了1。其中初中生师比指数、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各县都为1。这也是高校扩招以后,提供了大量的师资来源,教师队伍不断得到优化的结果,从而促进了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第二,一个县内的要素指数之间差距在减小,大部份已经达到目标。小学升学率指数、初中生师比指数、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差异最小,小学升学率指数均大于0.93。除南华县的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是0.97外,其余各县的初中生师比指数、小学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指数都为1。(2)2015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地域结构状况2015年,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指数的地域结构状况如下:第一,区域义务教育指数最高的大姚县是指数最低的南华县的1.18倍。达到或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的有楚雄市、牟定县、大姚县、武定县、禄丰县。低于全州平均水平的县市有双柏县、南华县、姚安县、永仁县、元谋县;第二,区域义务教育指数的区域差距G(基尼系数)是3.01%;第三,大姚县、楚雄市的义务教育质量属于同一水平,双柏县、永仁县、元谋县、姚安县的义务教育质量属于同一水平,禄丰县、牟定县、武定县的义务教育质量属于同一水平。

提高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的基本对策

影响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小学生师比,初中升学率,小学巩固率,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是影响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发展的关键因子。所以,小学生师比,初中升学率,小学巩固率,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提高了,那么,楚雄州义务教育质量也就随着提高了。提高楚雄州十县市义务教育质量的基本对策(1)合理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某些地区的小学生师比,最终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师资力量作为学校的一个办学条件,对学校的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应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从事支教工作,不要使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出现闲置现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外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对这些学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津贴待遇,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平台,吸引大量的优秀教师到这些学校从事教育,从而提高某些地区的小学生师比,最终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2)通过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初中升学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一步发挥优秀教师的辐射引领作用。可以通过颁布强制性措施:要求没有农村工作经历的特级教师必须到农村中小学或城镇一般中小学兼职支教,并完成一定课时量的支教工作。此外,还将在一些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小学设立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点,给这些教师进行教学交流,进一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3)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从而消除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进而提高初中升学率在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每个县的初中升学率都是最低的。成为影响全州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受传统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读书无用论”、“多子多福论”深刻影响着家长的思想。另外,近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冲击,失业率比较高,出现大学生闲置现象影响着社会对读书的看法,政府应解决现在的就业问题,扩大就业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初高中比例失调,初中数量多,但是质量低下,高中在保证了质量的时候数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也是影响升学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县市应该加大对高中办学条件的投资力度实行普“十二”来提高初中升学率。(4)落实一体化教育,实行科学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用人单位在聘任教师时考虑教师的学历、职称、科研水平等,建立严格的教师聘任制度,这是落实教师职前中学习知识情况的一个政策。职后教育的落实是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一个根本措施,职后教育应该办得有质量有水平,既然国家给予职后教育这么大的投资,各培训学校应该落实政策,不要造成投资浪费,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落实教育的科学发展,作一些有名无实的形式性的培训。要严加管理,通过职后教育所获得的各种学位资格要设立门槛,如学分数、发表文章数、实地实习分数、考勤等要达到一定要求才能获得学位,实行科学的教育发展,从而提高初中任课教师达标率。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3

摘要:收入分配作为一项制度,它实际上是一项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分配问题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因素,不容人们忽视。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将会对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日益扩大,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只有及时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才会解决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大业才能建设好。本文对我国目前分配情况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公平

收入分配作为一项制度,它实际上是一项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直接分配。再分配是政府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次调节,主要措施包括征收收益税,比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等。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开展。此外,慈善事业等也是一种形式的收入分配活动,被称为三次分配。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日益扩大,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的测算结果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活水平也是今非昔比,但是不同地区、城镇与乡村、不同行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80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都在0.4以上的水平波动,到2007年为0.48,更惊人的是2008年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91,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90,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481,2011年的基尼系数为0.477,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从消费态势、社会情绪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等因素看,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接近或将要达到0.50的水平。按照西方国家普遍认可的基尼系数等级线,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危机线,情况十分严峻。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当然,中国正处于特殊的发展与改革阶段,存在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在第七届新人力论坛上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

据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934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647美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持续稳定发展阶段。

同时,在分析我国目前分配情况时需要提出的是,我国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要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到个人手中。多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1979~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具体而言,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断拉大的重要原因。第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日益加重。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倍,而且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小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投入巨资,改善公共服务。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公共服务依然较大。户籍制度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城市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第三,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由于自然环境、对外开放的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第四,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均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和普通行业的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1]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15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界之首。当前大学生就业中的“国企热”再度升温,这更说明了垄断性行业与普通行业相比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第五,群体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群体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将会对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广阔的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比重及贫困程度都远高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间逐步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迥异的经济区域,导致了局部地区社会矛盾激化[2]。

总体上,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有三个。一是财政收入占比偏高。1996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快于GDp名义增速[3]。二是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遭遇它的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生产要素初始配置不均有关。越是有效率的市场,越是维持最初的收入分配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自身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玮.对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探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0):85-86.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4

关键词: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两手抓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现状分析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直接反映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和消费结构上。本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

(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量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绝对数量上看,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绝对差距为4027元;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253元,绝对差距为11922元。近十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达7895元,差距依然在增大。

(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对数量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不同步增长趋势,但从相对数量上看,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为1.86∶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为2.55∶1;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城镇居民收入有所减少,新农村建设增加了农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差距比为2.07∶1,仍高达2倍以上。

(三)农村居民人均支出数量和增幅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支出

从数量上看,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支出4998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仅有1670元,消费差距达3328元;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支出11243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为3661元,消费差距达7582元。从增幅上看,农村消费增加1991元,城市消费增加6245元,城市消费高于农村消费3.13倍。从消费结构上看,2000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9.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9.1;200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7.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7,农村消费主要以食物为主。

我国城乡教育差异分析

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城乡差异的特点是:农村基础教育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明显落后城市基础教育;农村高等教育明显低于高等教育水平。

(一)城乡基础教育发展非均衡

虽然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基础教育之间的差距,但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加之有限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农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基础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差异。

1.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的城乡差距。本文所指的生均教育经费主要包括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在内,总体上看,其城乡差距不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农村都低于城市。以2007年刘继安研究的数据为例,2004年,小学,城镇小学平均为1980元,农村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326元,城镇小学平均是农村小学的1.49倍;初中,城镇生均教育经费是2288元,农村为1487元,城镇初中平均是农村初中的1.53倍。显然初中生均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大于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

2.基础办学条件的城乡差距。城乡基础办学条件差距明显,在生均校舍建筑上主要是校舍质量明显,农村校舍质量差,危房面积大;在城乡生机比、生均拥有图书量、生均仪器设备值上,城乡差距较大。以2008年2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7》为例,2007年,农村小学自然仪器达标学校比例53.14%,城市小学为73.8%,城乡差距为20.66%;农村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3.30台,城市小学为7.67台,城乡差距为4.37台。可见,城乡基础办学条件存在的差距。

3.师资队伍的城乡差距。城乡师资水平和教师素质差异依然存在,高职称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教师的比例上差距较大。以2006年为例,城市小学高学历教师比例82.54%,农村小学只有53.61%,城乡差距为28.93%;城市初中高学历教师比例68.47%,农村初中只有29.97%,城乡差距更多,绝对差距为38.5%(见表1)。

(二)城乡高等教育发展非均衡

“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潘懋元,2004)。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必然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这一社会存在制约。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农村生产相对落后,国家对于高层次教育的投资主要偏向城市地区,农村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城乡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从现行高等教育结构上看,农科院校所占比例偏低。截至2010年4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分校办学点和网络高等院校合计2483所。而全国农村高等院校只有“323所,其中广播电视大学179所、县域独立高校及大学县级分校144所”(崔艳艳,2006)。农科院校仅占全国院校13%。

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根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异分析,我们发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于农业发展的落后;根据城乡教育差异的分析,我们发现城乡教育的差距在于农村教育的落后,存在城乡教育非均衡发展。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教育水平正相关,即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严重影响了城乡教育的投入水平和均衡发展的程度,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反过来又拉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二)对策

一手抓农村基础教育,一手抓农村高等教育,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高等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是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根本路径。

1.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同步增长。没有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就没有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均衡发展,就必然会影响教育整体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必须做到:

首先要以公平理念为指导,制定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确保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首先教育公平理念淡薄。为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基础,作为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要求,从思想理念层面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基本均衡,最终走向城乡教育一体化。

其次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创新教育投入的多元机制。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因素,据统计,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1%,投入水平偏低,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更低,2009年,农村中小学人均公用经费只有300元、500元。为此,要依法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一要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逐步增加教育投资。“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二要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市、县(区)两级政府基础教育发展经费的分担与补偿机制,县级财政预算实行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政策,对于财政收入确实困难的个别区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保证教育经费足额到位。三要探索完善多渠道、多举措筹措教育经费,鼓励社会各界投资、捐资,吸引社会、民间资本来扩大教育供给。

再次要建立和落实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既要合理引导农村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和高效组合,又要统筹城乡学校教师力量,实现城镇教师支援乡村教育,在调优配强做大优质教育资源上下功夫,使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同步扩增,分布合理。

2.大力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均衡城乡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并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发挥作用(潘懋元、王伟廉,1995)。刘尧教授(2009)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为统筹城乡教育、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优势,着力抓好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和谐发展。

一要解放思想,创新农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面向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趋势,面向农村居民,按照“学有所需”的原则,创造性地把农民培养成大学生。二要面向市场,努力改革农村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进行定向培养、订单培养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管理能力的人才。“市场经济体制调节着高校人才培养过程,调节着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结构和特点,也调节着高等教育体制”(刘颖,2010)。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按照生产经济规律办事。三要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优势,对接帮扶,为农村教育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整合诸如“西部志愿者”行动、“苏北计划”、大学生“顶岗实习”支教行动资源,定点服务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四要区域内组建教育集团,促进农村优质教育资源进行轮换流动、互动支持。五要创新农村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注重实践教学。农村高等教育要实践“临床教育”理念(文辅相,1994),“把学生放在真实的农村社会环境中,由学校和农村社会单位共同培养,既注重专业技能教育,又加强普通文化教育,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耿富云,2010),把农民真正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院.中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水平比较[n].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

2.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崔艳艳.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存量分析及其发展指标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42条

5.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6.刘尧.中国县级社区学院发展研究[m].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

7.刘颖.高等教育自身规律与社会经济制约性关系探析[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10.2

8.文辅相.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目标的思考[J].教育研究,1994(11)

9.耿富云.农村高等教育实践之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村教育,2010.2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5

关键词:大学生;spss;电脑使用

一、调查背景

中国社会科院2005年调查报告显示:在16-24岁的受访人群中,87.8%是网民,而在这些网络用户的构成中,大学生的比例一直高居榜首(每年都在50%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大学生群体上网率较高,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当今的大学生乐于创新、易于接受新事物,他们往往追随或引领时尚潮流。电脑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的现代化工具,似乎与大学生有一种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它正在被当作必备的生活和学习工具而大量地涌入学生宿舍。在当前社会电脑普及率并不高的情况下,大学生可以说是又一次站在了信息时代的前沿。虽然学生的消费能力有限,但国内家庭用户对电脑的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他们子女购买的,家长在为我们选购电脑时是希望电脑能够帮助我们学习,让我们更好的与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保持同轨,让熟练的使用现代高科技技术,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然而近年来,不时有关于大学生电脑使用不当的负面新闻。网上聊天、浏览新闻、查询资料、发帖子、购物、发e-mail给好友……网络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网络存在着诸多优点,给人们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信息的开放性、自主性与多元性极容易令部分同学对其产生过度依赖,电脑实际使用过程与我们购买初衷差距极大。针对这一现实我们对安徽大学的在校本科生的电脑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89.3%的同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与初衷存在差距,而在存在差异的同学中,94%的同学购买初衷是为了学习需要,6%的同学购买初衷是工作需要,而差距主要表现在由工作学习转变为娱乐,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娱乐上。为了了解同学们差距的原因,我们在原因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析。

二、调查方法

这项研究的总体是河北大学新校区大二至大四的在校本科生,根据分层抽样的原则从中抽取150个样本,资料的分析与统计是采用SpSS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的,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频数分析、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然后根据结果分析,进行描述和解释。

具体来说,首先确定在三个年级中每个年级发放50份问卷,然后在每个年级的宿舍楼中,根据楼层的数量,每层随机抽取一个或两个宿舍,剩下的随机抽取。采用个别发送法将问卷发送到被调查者手中。在实际发出的150份问卷中,1份无效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49份,回收率为99.3%(149/150)。这在调查研究的调查中已经可以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因此,可以有把握的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河北大学新校区全体在校本科生。

本文所考察的是各种因素(自变量)对大学生使用电脑的初衷与实际使用情况差异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我们对每位被调查对象都依据下列指标进行编码,这些指标是:性别(分为男、女);年级(分为大儿、大三、大四);专业(分为文科、理科);购买电脑的初衷(学习需要、工作需要、娱乐需要);初衷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有很大的差距、有差距、没差距);差距表现(学习转为娱乐、工作转为娱乐、其他);是否想改变现状(很想改变,有时候想改变、无所谓、不想改变、很不想改变);自制力(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无聊(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迷茫(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压力(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从众(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得志(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好奇心(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刺激(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人际交往(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功能(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

三、分析与结果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6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人们有理由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群众收入水平将再跃上新台阶。

对“民富”目标的追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深方能叶茂。没有“国强”,“民富”将失去根基,而没有“民富”,“国强”也将徒有虚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愈发凸显:部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过大……这些问题提醒人们,实现更高层次的“民富”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是在这一新起点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民富”目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追求至少包含两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改善人民收入的整体水平,将“蛋糕”继续做大;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将蛋糕切得更加合理,促进社会公平。而后者较于前者,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因此,此次全会特别提出,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为未来五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举措。这些目标追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不仅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还亟须转变唯GDp论的政绩观:在确立科学政绩观的同时,确立民生政绩观,把民富程度作为衡量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因为,只有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愿景。

缩小收入差距:警示和机遇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晒福利”又成了网络上的一项热门话题。

“单位往账户里打了一万块钱,别的没了”、“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以示祝贺”……五花八门的帖子背后,因为存在网友杜撰臆想的可能,多少显得有些娱乐化,但问题的核心却十分严肃――福利只是冰山一角,网友真正关心的是收入差距。

从年初到现在,决策层多次提到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从舆论关注的焦点来看,无论是促使国家统计局三次回应的“5.4万亿元灰色收入”推算,还是引发广泛争议的“8.17亿中产阶级”报告,其指向也还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凸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现,但专家同时认为,缩小这一“鸿沟”的机遇也在到来。

收入差距缘何不断拉大?

毕业快5年、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刚刚在武汉买房,当他将近3个月存下的1万元钱存入银行的按揭账户后,银行卡顿时又亮起了“红灯”,“买房后的存款从没高过5位数,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时候,方巍会很羡慕或妒忌他的同学徐斌。后者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各种关系进了一家证券公司,“赶上07大牛市时,年底奖金就发了6万”。徐斌现在有车有房,假期休市时还可以与家人四处旅游,生活品质比方巍高出很多。“毕业不到5年,我们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方巍说。

此外,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同样明显。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这一数据是2.56,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

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这一数字已经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撑。“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

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以及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我们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看,可以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0.4以内,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李扬说。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中有广泛讨论。“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日前在上海世博会一次主题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说。

为此,马斯金提出一套替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了。

“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李扬表示。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有消息称像泰康人寿这样的大型保险企业也在其中。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实际上,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尝试,“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因为人均土地少,这种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柯炳生说。

在转移的过程中,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李扬指出。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正如李扬所言,在遏制收入差距拉大方面,政府负有重要责任。目前,各方的一个共识是,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成为政府“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在参加一次视频访谈时指出,“十二五”期间越难的问题必须具体化。像“十一五”期间设定单位GDp能耗降20%的目标,原来看起来很艰难,但因为是约束性指标,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预计也能实现。这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启示:虽然缩小收入差距很难,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实机制方面有保障的话,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实际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不但事关社会公平,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是否能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顺利转型。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26万亿元,较2005年时接近翻番。“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说起。

该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紧密。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他们把相当部分的收入用来购买房产,然而这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并且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

“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李培林说。

重在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要抓住主线,如只抓收入差距,很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问题。当前,要努力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并围绕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华生教授说。

14日,董辅经济发展基金会召开秋季学术沙龙,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华生教授结合他领导的课题组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报告,作了主题发言。

华生教授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大家感觉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不仅是统计数据这么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城乡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7

关键词:教育发展;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教育投资;信心提升

一、研究背景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即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健康发展最为根本的途径。这种担忧和呼吁源自于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日益凸显。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的,1986年公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提出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2011年所有省(区、市)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中国用25年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的问题,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

对于教育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相关文献较多,各种定量分析方法被研究者广泛采用,在肯定这一问题存在的同时,对其具体表现见解略有差别。袁振国(2005)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教育差距大于经济差距,成为教育乃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王爱民(2008)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区域教育差距主要表现为纯城乡间差距,纯城乡间大于纯地区间差距;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差距导致的教育投入差距是影响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其影响程度逐渐扩大,解垩(2004)的实证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每增加1单位,人均受教育年限减少0.28年。

二、数据与分析

(一)区域间初等及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六地高中毕业生人数波动趋势基本相似,这与我国生育周期的波动趋势相关,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在人数分布上,山东省高中毕业生人数均为历年之最,远远超出其他五地。广西、甘肃人数次之。上海、北京、天津分列第四、五、六位,但2009年以来,三个直辖市高中毕业生人数基本相当。

表1六省(区、市)1998年以来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变动情况

显然,表1所示高中毕业生人数分布于所处地区人口规模有直接关系,人口基数越大,学生越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教育不断发展的总体态势。然而,区域间教育差距问题的核心体现在升学上,尤其是最为重要的高考录取率,这也是每年高考及录取期间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各地历年高考录取率数据难以全部取得,本文以CeiC数据库中1998年以来六地当年高中毕业生人数和当年高考本专科招生人数之比替代高考录取率进行比较。

据统计结果分析,2013年以来高校招生人数与高中毕业生人数之比最高的为北京、天津、上海,比率均基本超过150%,其余三省该比率均在50%左右,在2001年之前高中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山东省该比率为最低,此后逐年略有上升,山东、广西、甘肃分列第四、五、六位的格局基本维持。而山东、广西、甘肃三省该比率排序与其高中毕业生数量排序一致,考虑到三省区高等教育资源均较为有限,这一比率也反映了实际情况。

然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市高校招生人数与其本市高中毕业生人数大幅背离反映了高等教育资源在该三直辖市的高度集中,尤其是集中于北京。考虑到实践中高校招生往往对其所在地大幅倾斜,京津沪三地高中生高考升学率必然要大幅高出其他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由此可见,区域间教育差距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凸显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上,集中于接收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一衡量教育公平的成果性指标上。

(二)城乡间教育发展及产出对比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教育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之间,以及高等教育大省与高等教育薄弱省份间的差距,而且反映在一个区域的内部,这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由于农村地区校撤并、大学教育收费化、就业困难等影响,近年来,农村家庭对于教育投资收益缺乏良好预期,不少地区农村出现了“普九”成果巩固难的问题。现实中,农村适龄儿童当年未入学人数相当多且小学阶段就有辍学现象;初中阶段的辍学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别又明显大于义务教育阶段。同时,由于农村学校中学术化、城市化的课程,农村学生高考落榜回乡后便陷于俗话所说“种田不如老子,养鸡不如嫂子”的窘境。

对于这些现象,本文采用CeiC数据库中新世纪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求职人员学历分布变动情况简要分析。随着我们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而他们的较少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一般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求职人员数量变化与学历分布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因为截至目前,一般而言,城镇学生升入大学的比率仍高于农村学生。

表2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求职人员学历分布及其变动

从表2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进入城市求职的人员中以初高中(含中职、技校)文化程度为主。虽然用工形势多有波动,但这些学历层次人员占据了求职人员大多数。新世纪以来我国高考录取率逐年提升,2010年达到69.5%。当然,专科及相当层次的高校录取后难以100%报到,一些高中生仍然选择直接就业。因此可以分析,这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地区,而城市户籍求职人员则应主要集中于专科及以上层次人员,显然,农村地区仍然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谷地,这也是城乡发展差距在教育领域的一个体现,而随着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同一区域内农村与城市间的教育差距也将继续扩大。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我国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但已呈现些许缩小的趋势,但城乡间教育差距加剧。新世纪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求职人员仍以初高中毕业生为主。客观而言,区域、城乡教育差距是我国基本国情在一段较长历史阶段的表现,是多肇因、多层次、多类型复杂矛盾长期未能解决形成的,它将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缩小。有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浩如烟海、见仁见智,本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粗略的政策建议。

1.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这涉及到教育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以及财权与事权划分等复杂因素。但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徘徊于较低水平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这一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但这一目标直至2012年方才实现。

2.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更加公平地分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等公共教育资源,合理规划规划区域教育结构,促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再过度集中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提升教育发展机会的公平和均等度。同时,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实际,不少学者呼吁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全国高考统一命题、考试和录取,自2001年之后省市自主命题逐步放开,这是一项有进步意义的政策改进,但高校依然面向全国分配招生计划,自主命题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风气。在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背景下,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也不失为缓解区域教育差距的一项权宜之策。

3.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投资信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在校点撤并中重视当地实际和群众需求,不增加适龄儿童入学成本。加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变相收费空间,使农村学生真正感受到政策优惠。在高校招生中对于农村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使资助政策可用、管用。建立家庭经济困难未就业大学生学费返还等相关扶持政策,提高农村地区入学积极性,及早清除阶层固化、职业世袭在教育方面的不良苗头。(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袁振国.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和谐发展[J].教育研究,2005,第7期.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8

一试卷分析

总的来看,各科试卷能符合教学进度,难易程度适中,题目大多能紧扣学习考点,能对学生学习情况做出较为公平公正的检测,是较为理想的试卷。这些年咱们也一直用名校调研的试题,说实话这套题非常适合咱们的学生,因为他重基础,卷面难题很少,能很好地检测学生一个阶段的学习情况。

二学生成绩分析

整体情况较好,大多数学生较开学初测试成绩有很大的进步,老师们手头上拿的有两个表格,一个是各学科平均分差,另一个是各分数段各班学生数统计表,表中的数据就不给大家读了,从这两个统计表来看,各个班级还是存在着差距,但是好在咱们八年组各个班级之间的差距都很小,从这里也能看出各个班级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都非常的拼命,否则差距绝对不会这么小。好的方面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通过组织这次考试,我也发现考试过程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学科间存在差异。

2.同学科班级之间存在差异。

3.同一个班级不同科目间存在差异。

4.班主任所任教本班级学科名次较靠前,反之较靠后,但差距不大。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

1.学生升到初二以后,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初二是初中阶段学生逆反心理,学习习惯养成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初二下学期,本学期由于学生的学科学习难度增加,教师各项任务繁忙,在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上抓的不实,不细,多种原因造成以上成绩不太理想。

2.班级成绩间存在差异,一是因为班级参考人数不一样,巩固率得分有差距;二是班级管理有差距,班级纪律稳定,学习气氛浓厚的整体成绩较好,反之较差。班主任是学校管理的灵魂,是班级管理的主导者,因此,班主任管理是否精细直接影响着班级整体成绩,所以,希望所有班主任静下心来,精心管理班级,营造良好学习气氛,这样才能使本班成绩不断上升。

3.学科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是学生各学科基础不一样,二是各学科关注学生的力度不一样,辅导的程度不一样。成绩较好的学科大多能在课下关注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能因材施教,耐心辅导,使学生成绩逐步提高。

四提升质量措施

1.进一步端正思想态度,肯定学生基础差、底子薄的事实,但少抱怨、多想办法,变换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学会。

2.上周开始,王校长要求七八年级所有老师要利用好班级的小组来进行上课,同时还给出了奖励办法,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把这项活动落到实处,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调动所有学生积极性。

3.班主任与任课教师间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学科教师反应课堂纪律不够好的班级,提倡班主任进班办公,监督学生学习,并探寻班级纪律不稳定原因,与科任教师协商解决。这一点最好解决,因为咱们的班主任你不说他也是在班级蹲班。

4.同头科之间多交流,要求集体备课,备课不光备知识点。更要备方法,多想想怎么样能让学生学会,要时刻想着提高课堂效率。关于集体备课,开学初梁校长和王校长也特别强调了这事。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9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工业化城市化

对我国收入差距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经济理论界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改革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尚不突出。随着我国GDp平均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收入差距显得越来越严重。研究收入差距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而在总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也是理论界最为关注的。本文主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解决途径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组成

国内理论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最初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的,定量的数据分析由于方法和数据资料的欠缺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才开始多样化。李实、赵人伟(1998)首次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测算了1988-199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差距中的变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学者们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发展、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人力资本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黄祖辉(2005)利用Ge指数从收入来源角度考察了浙江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但其利用沿海发达省份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翟彬(2011)采用相同的视角以西部省份甘肃为研究对象,利用泰尔指数和要素分解方法,研究了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按照他的实证研究,工资性收入差距对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能否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工资性收入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地区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这一部分收入并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家庭经营收入显著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转移性收入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如果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地区转移支付的投入力度,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财产性收入在甘肃城乡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这一部分收入对于城乡差距的影响也不大。翟彬等人的研究对于改善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林毅夫等人(2003)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于地方政府盲目采取赶超策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运用实证数据分析认为就业企业的差异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60%-70%,户籍歧视解释了城乡居民在收入差距的剩余部分。很多学者意识到城乡居民由于教育差异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实证分析测算,城镇劳动力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支出,将提高其收入水平的8%,而农村地区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支出,收入只提高了4%。同时教育程度的回报率差异也非常明显,初等教育的回报率为7.5%,中等教育的回报率为19.4%,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达到了37.5%,城乡基础教育的质量差异影响到其终身的教育回报率,而农村地区在教育水平方面与城市地区的差距显然会拉大它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城乡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我国,城市劳动者的生产率大约是农村地区居民的3.3倍,因所受到的教育程度的差异而造成的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产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研究认为,为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只有单独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才能减少农村地区居民长期收入偏低的问题,而全国性的同步提高城乡基础教育水平,促使城市和农村更加均等化的教育并不能减少收入差距。并且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并不能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只有在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的阶段,通过增加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另外加上政府财富的转移效应,才能有效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合理状况。

(三)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也有一些学者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来自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负相关,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也是不相关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当前的现实也是相吻合的,金融系统的高度垄断使金融机构丧失了项目甄别的动力,由此产生的低效率以及对城市居民收入的消极作用明显,那就是高度垄断和高度国有的金融机构虽然集中在城市,但是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另外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仍然属于稀缺品,并且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与城市地区相比也是低效率的,因此金融发展的现状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要素禀赋与城乡收入差距

侯风云(2009)认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市场规律、城乡初始资源禀赋差异和城乡发展政策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之间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初始的城乡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趋利的动机必然造成要素流向市场规模大收益率高的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和示范性投资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强化了城乡差距。侯风云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城镇,大量的农村资源(人力、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更大的发展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初中数学和高中数学的差距篇10

[关键词]收入差距;效用;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

[作者简介]朱凤果,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数量经济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福建福州350002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1-0185-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1978~2002年GDp年均增长9.4%。但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测算认为,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43,1999年达到了0.397,2000年是0.417,依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在0.4~0.5之间差距比较大,0.5以上差距悬殊。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比较大的程度。

针对收入差距学者们作了许多的研究。国外Barro,mankivetall,islam对各国经济增长是否收敛进行了研究,库兹涅茨著名的倒U理论认为收入分配在发展中先恶化后改进。国内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上世纪80~90年代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得出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张跃、王天龙设计了一个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模型解释了收入差距主要在于地区间的禀赋差距和劳动力缺乏流动。张东辉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的不利影响,还有李星伯、刘秀柱等构建了马太效应和涓滴效应发生机理的数学模型,得出两种效应的合并效应可以反映出相对收入差距。李军、张丹萍则构建了度量收入差距的一种新方法。以上研究从收入差距的原因、收入差距的测量、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只是从实证方面而没有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具体机理进行分析,本文则通过构造汉密尔顿函数得到了最优的收入差距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1.社会最优收入差距水平的确定。收入的增加增加了社会福利,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那么有没有一个最优的社会收入差距水平呢?下面通过构造汉密尔顿函数来讨论这个问题。

设社会效用函数是υ=υ(y,r),其中y是社会总收入,r代表社会的收入差距(如基尼系数),y的增加带来υ的增加,r的增加带来υ的降低,社会计划者的目标如下:max∫t0(y,r)dt(uy,uyy,u>0,urr0,y(0)=yo),y(t)≥0(2)

积分中不含折现因子,根据拉姆齐的观点,当前一代计划者把未来人的效用折现是“在道德上不堪一击”。构造汉密尔顿函数:H=a(y,r)+λ(ayy+a2r),由

由(4)得到λ(τ)=c(常数)。根据横截条件:λ(τ)≥(0),),(t)≥0,a(t)y(t)=0,由λ(t)=0得到:λ(t)=0,从而由(3)得到ur=0

(5)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假设u(y,r)=u1(y)=u2(r)

(6)由(5)及(6)得到:u2(r)=0,求解左式得r=r(常数),下面验证r满足y(t)≥0,把r带人(2)得到:y(t)=((

满足初始条件。这就证明了存在最优的收入差距r=r(常数)。

2.收入差距对单个消费者影响的分析。假说(1)经济人所拥有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本等,他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或进行资本投资获得收入,经济人在闲暇和追求收入的时间上作出选择,以达到最大的效用。

假说(2)收入差距会对消费者有激励作用。当收入差距gi(gi是消费者i与其他人的差距水平)小于 ( 表示最优的收入差距水平)时,经济人会调整闲暇和剩下的时间,把更多时间花在获取收入上,当收入差距 大于 时,由于条件(资源有限等)的限制,效用最大化的努力不能达到更高的消费水平,努力过程负效用逐渐增大,最终停在了原来的均衡点。

下面具体分析收入差距 的影响。设消费者最初的货币收入为m,C表示消费量,p是消费价格,ω是消费者得到收入的平均值,L是劳动时间,得到预算约束:pC=m+L,设最大的劳动时间供给为

表示不劳动时拥有的消费,上式变为:pC+ω( )=

可看作闲暇量。设最大的闲暇量是 ,于是 = ,预算约束变为:pC+ R=p + ,表明消费者的消费加上闲暇的值等于他的消费禀赋和时间禀赋的值。

如图1:a是消费者的初始禀赋,它表示消费者不参与市场交易就能得到的商品或货币, 是最大的闲暇量,是初始的商品量,B是开始达到的均衡点,此处消费者闲暇量为。 其他物品的消费量是 ,C是消费者通过调整达到的更高效用的均衡点,现在假设存在收入差距 ( ≤ ),消费者开始调整以期能达到C的效用水平,此时消费者认为闲暇具有更大的价值,表现为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追求收入上,最后均衡提高到图中的C点,在C点我们发现,这时消费者的效用比B点高了,此时的收入差距得到了缩减,消费者维持在C达到均衡。如果收入差距在下一个时期出现(只要占 ≤ ),根据同样的分析可知,消费者会达到更高的均衡(如图1中D点)。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一定的收入差距起到了提高个人效用的作用。但是消费者拥有的资源毕竟有限,并且消费者会受到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如果消费者与他人的收入差距比较大( ;≥ ),这时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下面用图2进行分析。

利用图1的假设条件,图2中a代表消费者的较高效用水平的均衡点,闲暇量为,消费量为C,对应均衡点的无差异曲线为m,现在假设消费者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开始变大( ≥ ), 代表消费者期望达到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仍然要调整自己的资源追求效用最大化,从上图可以看出,消费者怎么调整预算线都不能与m2相切,

也就不能达到m2所具有的效用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努力带来的负效用逐渐加大,消费者发现自己不能达到m2的水平,效用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最后稳定在原来的均衡点a附近。这可以认为由于 太大,消费者的资源又有限,或其他的条件限制了效用水平的提高。

以上从收入差距对单个消费者的影响作出了分析,说明了一定的收入差距促进了消费者达到更高的均衡,但过大的收入差距有可能带来负效应。

3.收入差距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分析。设社会中的消费者的数量为n,效用函数为Ui(Ci),其中Ci是消费量,考虑到罗尔斯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只有最小的效用得到提高,社会福利才提高。我们采用罗尔斯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不妨设第m个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最低,于是:w=min()=um,由于这个时候单个消费者(也可看作一类收入差距很小的消费者群体)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的福利水平,根据上面收入差距对单个消费者的分析,收入差距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对单个消费者的影响类似,同样可得到相似的结论:较小的收入差距(小于最优的差距水平)对社会福利水平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过大的收入差距(大于最优的差距水平)对社会福利水平改善不大,甚至可能有副作用。

二、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根据何庆光及《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1978~2002年全国的GDp年增长率s,农村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全国的基尼系数时间序列 。表1对上述四个时间序列进行单整、协整检验,以期检验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以及农村的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这些年的影响。

四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是:1%水平上s-,(1),1%水平上gn-l(1),l%水平上gnl ,(2),1%水平上gn2 (1),因此 的单整阶数是一样的,下面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先回归:

再对模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统计量为-3.400734,模型的残差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在5%的水平上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根据检验结果,除了s的系数不是很显著,其余的两个系数都是比较显著的,由gn2的系数为0.925403,可以知道城镇的收入差距对全国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大,城镇差距每增长1个百分点,全国的差距要增长0.925403个百分点,s系数为正说明这些年以来,随着GDp的增加,全国的收入差距是逐渐拉大的,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差距增加o.212333个百分点,但这是不太显著的。这也说明了尽管我国这些年GDp增长比较快,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进一步扩大之中,并且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地实现转型,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仍将会持续一段较长时期。

三、政策建议

本文构造汉密尔顿函数得到了最优的收入差距水平,并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单个消费者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说明了一定的收入差距对个人及社会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收入差距太大则会产生副作用。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处在逐渐拉大的过程中,城镇的收入差距对全国的差距影响比较大。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1)加强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国家应加大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打破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消除市场准入壁垒,调节因垄断造成的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

(2)建立与完善多层次的税收体系,加强对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征管。对于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差距,政府应合理地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对居民个体间形成的收入差距,可建立和完善个人累进所得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