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的价值篇1
关键词：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目标；动力支撑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07-03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社会理想。近年来，社会公正（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准。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努力推进社会公正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1.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依据。一个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要“正常运转”，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就是制度。就制度的制定与设计而言，要想其科学合理，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正。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必须以公正的理念为依据。正如罗尔斯所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1]5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公正秩序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一切剥削制度之所以必然被，就是因为这些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其关键就在于极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对于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被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在全世界获得最终的胜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剥夺了剥夺者，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出现的最为公正的制度。
当前，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系统内部社会要素、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的协调均衡、相互融洽、稳定有序的理想社会，它需要公正的制度化体系来维持和保证。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制度公正合理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不仅体现在对共同价值的追求，也体现在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公正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与设计，由于其合理配置了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能够正确引导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妥善的协调；能够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方针政策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得以顺利地推行和实施，从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相互尊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2]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注重以社会公正理念为基础的制度化设计与制度化建设，建立一整套公正合理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即构建一个公平发展的社会体系，从制度上保证社会机体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
2.社会公正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而在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利益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82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否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的社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异扩大化的现象，致使利益矛盾与冲突逐渐凸显。如今的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大都是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罗尔斯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到达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1]4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以社会公正为基本准则和导向，切实处理好当前社会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当前，我们必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护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行业、部门、阶层的群众利益，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妥善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努力把差异、冲突控制在大多数人能够承受和容忍的程度，尽量把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初始状态，以免酿成更大的事端。只有坚持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遵循公平正义的程序，才能正确引导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以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人们在安居乐业的基础上心情舒畅、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营造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目标
社会公正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命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为现实中的人们寻求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代追寻的价值目标。因此，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1]3-4正是由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整体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力量，社会公正才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受到普遍的关注，并引领人们去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努力。
社会公正也必然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目标。“追求和谐必须首先追问和谐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当性就是它的公正性。追寻公正是它的精神底蕴和价值向度。”[4]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他还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5]14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除了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外，另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社会主义不搞两极分化，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这种本质要求和社会公正价值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3]582因此可以说，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社会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这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并使得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解决和处理好社会公正问题。“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6]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明确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当前，解决好社会公正这个重大课题，理顺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形成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不仅是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焦点问题。因此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和目标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种种社会不公问题，通过突出保证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社会公正，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和谐发展。
3.社会公正是贯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主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3]这实际上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在这一基本价值体系中，“公平正义”是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主线，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或曰“灵魂”。具体而言，“民主法制”是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保证；“诚信友爱”是从道德要求上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是公平正义实现后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可见，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其他诸如“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就犹如抽去了“灵魂”而将不复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必然成为无法实现的空话。
三、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支撑
1.追求社会公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来说，维护和实现了社会公正，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具体地说，社会公正是通过作用于效率而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表现为社会越公正就越有效率进而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越不公正就越没有效率，就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劳动者是效率的动力因素，而社会公正就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而影响效率的。具体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社会越是公正，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效率也就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社会越不公正，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不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越低，效率也越低，从而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越公正，人们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倾向就越小即社会交易成本越小，从而社会的总体效率就越高；反之，社会越不公正人们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倾向就越大即交易成本就越高，社会总体效率就越低。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率，这样才能使大量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2.追求社会公正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整合力以及激发主体潜能的重要源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一种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而且也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这就要求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简言之，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有社会合力与社会活力这两种基本力量的维系。首先，社会合力来自于同心，万众一心才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产生整体和谐的效果。在形成社会合力的过程中，社会公正原则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会公正是一种平衡机制。追求社会公正，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种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尤其是财富、权力、规则、机会和法律上的公平，以保持社会的均衡状态，实现社会的协调稳定；也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公正、平等地行使民主政治权利和其他各项权利，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国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进而赢得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与认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拥护与支持，使党和政府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增强社会团结，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取决于激发社会活力。激发社会活力就是把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对于社会活力的激发、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而言，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方面，在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之前，机会平等的规则要摒弃先赋性的因素（如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能够通过自致性的努力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在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时，遵循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规则，社会成员能够得到自己所应得到的那一份。这样便可以将社会成员的利益驱动纳入一个良性的轨道之中，充分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从而形成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积极向上、活力迸发的社会氛围，为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能量。
综上可见，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公正的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秩序基础来约束指导人们，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社会公正，而且也只有社会公正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充当并担负起和谐社会的基础大任。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动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8]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公正对社会和谐的推动作用，也只有充分重视和运用社会公正的工具性价值，才能保证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4]曾建平，王玲玲.追寻公正：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6]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2）.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2
【关键词】社会公正/制度安排/政治文明
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以后，“政治文明”已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近年来关于政治文明的讨论中，有关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问题，人们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不过，关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依法治国”几个方面，却很少从“社会公正”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生活状态或者政治文明样式，除去生产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安排以不同的方式规范和调解了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因此，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也各不相同。可以说，社会公正是全部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就是要构建一个较之以往的历史时代更加公正的社会。
一、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公正
人类面对的是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生于18世纪初叶的思想家休谟在论及正义所以必要的条件时说：“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把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1]（p535）在另一处，休谟又十分风趣地说，如果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像水和空气那样丰足，我们便将“总是让它为整个人类所共有，而不作任何权利的所有权的划分”[2]（p36）。在休谟那个时代，空气与水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也就与正义无关。可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于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休谟那个时代人们的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在休谟看来与正义无涉的空气和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也明显地存在着是否正当的问题。例如，一座工厂的生产可能会造成大气和水体污染，工厂的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附近居民生存条件受到破坏的代价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相互抵偿？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自然状态下，降水量的分配在自然的力量调解下是完全偶然的，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这种偶然性而获得了某种公平，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当人们有能力决定一片云把雨降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降水量的分配便显然和是否公正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适度稀缺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自然资源，在当代正义理论家那里，社会资源的适度稀缺也已经是正义所以必要的前提。罗尔斯在祖述休谟的正义环境理论时便说：“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种适度的匮乏。自然的和其他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以至使合作的计划成为多余。”[3]（p121）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也是稀缺的。诸如职位、职务、权力、荣誉、社会关系等等，我们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稀缺资源清单，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把这些资源等量地分配给它的社会成员。在现时代，作为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的适度稀缺，较之休谟生活的时代要复杂得多。
所谓“适度稀缺”意味着，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或者极度充裕的情况下，正义都是没有意义或者不必要的。一方面，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道义原则只能是生存以外的奢侈品。中国历史上每当大饥馑或战乱的年代常常发生的“人相食”的情况，恰恰是这一道理的最好说明。只有物质资源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对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来说，以正义的方式生存成为可能的前提下，正义才会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在资源无限富足的情况下，正义也是不必要的。假如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丰足的社会，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这种极大丰富的物质资源制定一个分配原则。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的社会条件下，更大份额的获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在分配过程中获得更大的份额，都不会伤及他人的权益，不会使他人的占有状况发生改变或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形下，正义将变成无用的赘物。
人类永远面对的是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而与此相应，人类却有着天然的利己本性。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也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特例，但无可怀疑的是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只有在自己的利益需求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利益。于是，我们有理由假定，在社会分配过程中，“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4]（p2），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的背景。如果任由人的利己本性无限膨胀，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隆性”，每个人的利益都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恰恰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此，通过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公平的对待，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必须的。由于稀缺的资源无法在社会成员之间均等分配，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后果就必然是每一个社会内部的等第差别或不平等。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在回顾正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时说到：“在柏拉图的时候，如同我们的时代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在经济资源支配方面的巨大的不平等。”[5]（p3）布莱恩·巴里所陈述的恰恰是为近代思想家所忽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把平等与社会公正联系在一起，是近代思想家的贡献，不过，他们在表达其平等与社会公正追求时，总是要虚构一段历史故事。例如，卢梭就曾假想了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人对人的奴役，而且人们也没有家庭，“彼此间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6]（97）。只是由于后来的财产分化才产生了不平等。应该说，近代思想家追求平等的愿望是真诚的，可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无法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证明。
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然而，据动物学家对于一些动物群体的考察，在灵长类动物群体的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可以据信，自人类最初摆脱动物状态那一天起，由于个体能力等诸多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事实上就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动物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完全是由生物原因造成的，而导致人类社会内部不平等的原因却复杂得多。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就此事说道：“人类各种能力、特长和机遇的分配，从出生开始，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就是不平等的；而由于抚养、环境，还有运气，又把早先的差异继续扩大，这种不平等就更严重了。”[7]（p71）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在消灭不平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平等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生活中的事实。由于资源的相对稀缺和不均衡分配，在价值分配过程中，一些社会阶层和个人总是处在相对不利的位置上，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少受惠者。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能力使它的社会成员生活在齐一的水平上，其惟如此，社会公正才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必需品。
历史证明，无论生产怎样发展，物质生活资料丰富到什么程度，都无法改变资源“适度稀缺”的状况，因而也无法消解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求。在近代历史上，曾有些思想家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大工业生产为人们提供有用物品的能力，以为机器的进步已经使生产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从而使得“不间断的生产”成为可能，凭借大机器生产，人类可以进入一个物品极其充裕的状态，富足可以消解在资源分配方面的冲突，也可以在根本上消灭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4]（p15—16）可是如前所述，技术手段的进步不仅没有改变“适度稀缺”的状况，相反，却进一步扩大了稀缺的范围。在现时代，仅就自然资源而言，作为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的适度稀缺，较休谟的那个时代要复杂得多。当然，不能否认，经济的发展一定能使社会为它的成员提供更多的可分配物品，人们的生活需求也能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相对富裕的社会可能较之相对贫穷的社会有更多的公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每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源依然是相对稀缺的，人类永远没有能力用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无止境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在根本上消灭不公正，相反，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平分配将会变得更为急迫。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公正都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那种把效率置于公平之上的做法，都只能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
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公正
在近年来有关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讨论中，人们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社会公正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3]（p5）笔者基本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一个社会里，无论这个社会既定的制度安排规定了怎样的内容，但是，只要这个社会是在一个有效的制度的管理下，社会合作的全部成果都是在这个制度的规范之下分配的，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有正义可言。不过应该澄清的是，这一表述的意义只在于，公正的社会生活只能通过基本的社会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
制度安排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可靠程序。在近年来有关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讨论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实质正义的全部可能性都来自于形式正义。这是因为，连形式正义也不具备的社会里，实质正义是不可能的。无论我们对实质正义做何解释，是把它看作是与人们的道德理想、价值诉求相符合的“应然状态”，还是把它解释为“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质正义总是要表现为社会过程的某种结果。然而，我们的社会是由需求状况各不相同的人们组成，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描述或者指定一种符合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和生活目的的理想状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目的和结果都无法说明手段与过程的合理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曾经讨论了三种意义上的程序正义。其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也就是人们预先能够确定一个正义的分配标准，而后再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确定一个合理的程序，其典型的事例便是在分蛋糕时切蛋糕者后取。第二种正义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特点是人们首先有一个正义的期望结果，可是，却无法设计一个保证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法审判。在司法过程中，“人们期望的结果是：只要被告犯有被控告的罪行，他就应当被宣判为有罪”。可是，审判程序并不能经常保证宣判被告有罪，而且在有些时候还可以有宣判无罪的人有罪。第三种程序正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一个有关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只能预先设定一个正确的和公平的程序，这一公开化的程序最终决定着分配的结果，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便是。确实地说，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分配不可能像分蛋糕那样简单，如果把社会成员各自心理的、物质的需求以及个人禀赋、机遇等偶然因素考虑进去，完善的程序公正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可能的。在事实上，面对作为复杂的合作体系的社会，我们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才是公正的。所以，我们只能依赖于公正的程序去决定分配的结果，把社会公正由以实现的全部可能性寄托在制度安排上。可以断言，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分配结果之所以是可以接受的，其全部的理由都在于它产生于一个合理的程序，否则，一种分配结果无论被怎样解释为公正的，都将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在我们的观念中，社会公正总是与“平等”相联系的，换句话说，社会公正所以成为人类群体生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就在于它体现了人们平等的道德诉求。在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人们如何理解了平等，也就如何理解了社会公正，也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够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其实，从柏拉图时代的思想家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对于社会公正的理解仍然依赖于这样的前提：在我们所构想的公正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同等的正义份额。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拥有更多的技艺而拥有更多的正义，也不会因为他没有任何技艺而只能分享较少的正义份额。简单地说，医生不会由于医学知识的丰富而拥有比患者更多的正义。（注：这一思想在《普罗泰格拉篇》表达得至为清楚，参见plato：protagoras，Revisededition，translatedbyC.C.w.taylor，Clarendonpressoxford，1991，p14—15。）
但是，由于思想方式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里的人们对于“平等”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平等”更多地被理解为经济上的平等亦即平均。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便曾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8]（p2520），自此以后，无论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还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大众，每每把他们对于社会公正的期望表达为“均贫富”，只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平等诉求，所强调的是结果的公平。人们首先想定的是一种“公平”的分配结果，而全部的政治、经济都要以这种结果为依归。平均主义在本质上是把全体社会成员固着在“齐一的”生活水平上，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还一直把消灭“三大差别”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然而，事实证明，在平均主义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安排，并没有使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相反却导致了极度的社会贫穷，个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怀疑的是，在平均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社会分配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社会安排在控制社会成员之间差别的同时，也扼杀了那些才能出众的社会成员的天赋，从而抑制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我们的社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与中国传统的平等观念相反，西方近代思想家则更多地把平等理解为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把人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主体，强调每一个人都具有与他人平等的道德价值。不过，在近代思想家那里，同等的正义份额并不是简单地换算成均等的财产份额，而是能力各异的社会成员的应得。循着这一思路，所谓公平分配，便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安排，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他应得的份额，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更多的是过程之中的平等。究竟什么是公平分配，近代思想家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如何确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应得份额本身便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不过，博弈论的某些尝试或许对公平分配的理解是有意义的。以纳什为代表的博弈理论家，把分配简单地理解为参与分配的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并且从稀缺资源在最小范围内亦即两个人之间的分配入手，试图说明什么样的商谈结果对于双方来说是公正的。为了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博弈理论家设定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情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之间分配100美元的纳什问题。根据纳什的观点，双方将在他们的效用值乘积最大的那一点上结束商谈，其结果是30：70的稍稍有利于富人的分配。至于这个分配结果是不是真正的公平，我们在这里无意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分配毕竟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最简单的分配情形，如果把参与分配的各方扩展为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由于博弈过程的复杂性，博弈理论家所说的公平分配可能会变成一个伪问题。但是，博弈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如果说社会公正就是使每个社会成员在价值分配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对待的话，公平分配的结果便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平均分配。换句话说，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公平分配也不是要消灭差别。
这里不能不提及的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阐述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原则，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权利这一原则以后，罗尔斯又说：“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①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其所依系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p79）。在其他地方，罗尔斯也把这一原则解释为“有利者的较高期望”也有利于“提高那些处在最底层的人们的期望”[3]（p74）。同时，罗尔斯也推断，在最有利者与最不利者都有所增益的前提下，处在中间状态的其他人们也将获益。诚如一些正义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罗尔斯的这一推论有些过于简单，因为在复杂的阶层结构下，某些阶层并不会由于其他阶层的获益而必然获益，但这并不能说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本身是错的。事实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不过是强调了这样一种制度理念：我们的制度安排必须以推进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为依归，如果说差别与不平等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不应该是歧视性的制度规定造成的。换句话，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差别与不平等，不应该是那些处在较有利的地位上的人们对于最少受惠者剥夺的结果。
长期以来，每当论及与社会公正相关的问题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或者是“使大多数人满意”。时至今日，理论界也很少有人怀疑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边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翻版。按照边沁主义的理解，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一个人计算，多数人的幸福加在一起的总和一定要大于少数人的幸福，因此，多数人的幸福便要比少数人的幸福更加重要。按照这样的逻辑，基于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制度安排便是公正的。诚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定优于大多数人的痛苦，使大多数人实现最大幸福的政治也一定优于使大多数人饱尝最大痛苦的政治。但是，必须看到，仅仅以此来说明社会正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社会不能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但也没有理由把多数人的幸福建筑在少数人不怎么幸福或痛苦之上。其实，无论多少人的多大程度的幸福，都必须来得正当，边沁主义的致命弱点，就是“以一个人的失来掂估另一个人的得”[9]（p35）。合理的社会安排不承认任何社会成员和团体利益的优先性，而是生活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社会成员都受到公平的对待。
三、社会公正：政治结构的绝对理由和首要责任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关社会公正的讨论，都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前提：社会正义是无法在无政府的状态实现的，为了保证和增进社会正义，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更优良的政治制度。反过来说，维护社会公正就是政治结构所以存在的理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就是要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在社会生活中充分承担起保障社会公正的责任。
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在论及国家职能时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所需要的一切。国家的义务不是为公民提供食物，给他们房子住或者衣服穿。国家的义务是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9]（p80）在直觉上，社会成员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失业救济金、城市最低生活补贴等等都是国家提供的，然而，当国家这样做的时候，它不是在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而是在以它特有的方式维护着社会公正。
一直以来，关于国家本质与职能，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性，但却很少谈到国家的公共职能。按照较为流行的说法，国家就是暴力，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说法虽然真实地描述了国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但却不足以指导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目标各异”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威望、职业、职位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个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和需求。以往，我们所以用所有的观念理解国家，其逻辑前提就是假定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天然地正当，某些阶层的利益天然地不正当。其实，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生活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们的利益都是正当的，我们将永远不会懂得社会公正的价值。
在由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们组成的社会里，现实的社会生活必然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博弈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博弈本质。即使我们假定社会公正是每一个人的道德承诺，但在希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与团体之间，人们所理解到的“公正”也将是各不相同。在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情况下，“商谈”很可能会变成没有结果的过程。同时，我们也无法断定，某一个社会阶层，无论是社会成员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张就是正当的，于是，为了实现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社会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结构承担起无偏私的仲裁人的角色，而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只能是政治结构。
在近年来有关社会公正的讨论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制度安排与立法过程也要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作为无偏私的仲裁人，国家不是强势群体的利益代表，但也不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作为仲裁结果，国家的公共政策所以常常有利于弱势群体，也只不过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实际的“商谈”过程中，“商谈实力”较弱的一方常常要做出更多的让步，所以，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求也就更为急切。政治结构的责任是向社会输出不偏不倚的仲裁规则，防止任何一方的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不至于变成弱肉强食的群体。
国家所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维护社会公正。现代国家显然通过税收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和法规执行着某种再分配的职能。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这种再分配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差别，但却总是要把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的责任就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和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前景，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
国家的这种再分配职能是否正当？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一问题曾经成为罗尔斯与诺齐克争论的焦点。诺齐克认为，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的公平原则所支持的是“再分配福利国家”，这种观点“没有严肃地对待个人，因为他要想象一种税收制度，类似于强迫的劳动，这将使某些个人的才能成为那些没有这些才能的人们实现其目的的手段”[10]（p16）。在表面上看，诺齐克似乎更多地尊重了个人自由，但在这种表象背后，他却是推卸了国家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因为市场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在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市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本质上，市场经济毕竟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行为人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市场能够有效地提供有用的私人产品，但却不能合理地调解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要求公正的经济，但是，市场交换中的公平并不能简单地换算为社会公正，市场带来的效益也不等同于广泛的社会福利。如果任由市场规则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没有一个良好执行再分配职能的政府，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的匮乏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现实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发展过程中，我们社会中也出现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虽然如何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评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仅仅靠市场力量无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需要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阿莱克·诺福.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m].伦敦：乔治·艾伦＆尤文出版社，1983.
[5]BrianBarry.theoriesofJustice[m].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7]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论语[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3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尤为重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思想在推动社会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5―0012―03
公正，意为公平正义，没有偏私，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回顾历史的长河，社会之所以发生动荡、变革，大部分是因为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引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最终引起了社会变革。因此，公平正义是古今中外仁人义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是在古希腊、近代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流派中的社会公正思想影响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诸多不公正现象而形成的思想。马克思的公正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引领作用。
一、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和深刻，这一思想是在对前人公正观的批判和继承中建立起来的，是在对现实社会环境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
1.马克思社会公正是所有人的公正
社会公正问题产生以来，首要回答的就是“对谁公正”这一疑问。在奴隶社会，公正只是对于奴隶主而言的，进入到封建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农民阶级还是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地主阶级的压榨，所以封建社会的公正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到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学者发起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也提出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实际上这里的平等在本质上只是针对资产阶级而言。因此，“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1〕在马克思看来，自从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后，社会公正的享有主体只是少数人的公正，即剥削阶级的公正，所有人的社会公正就没有真正现过，这与马克思追求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悖。因此，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私有制导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实现所有人的公正。
2.马克思社会公正标示着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统一。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应该是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在阶级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主体相互分离，享受权利的主体并不是履行义务的主体，这也是阶级社会不公正的基本特征。在生产方面，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生活必须品并为社会创造财富，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绝大多数人都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并未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形成“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3〕的局面。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为奴隶主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而奴隶主可以剥夺奴隶的一切劳动成果甚至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地主依靠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坐享其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无情的压榨无产阶级，窃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后无产阶级只换取到微薄的收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4〕这样看来，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付出的义务是不对等的，当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使命，这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因此，马克思社会公正要求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相统一。
3.马克思社会公正以彻底消灭阶级为实现途径。
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人类分裂为利益冲突的不同社会集团，从而产生了阶级。正是因为阶级的存在，才使得社会从占有生产资料到参与分配中普遍存在不公正的现象。因此，要实现所有人的公正，就要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真正第一次科学指明了实现社会公正的唯一途径，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二、公平正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地位
如何处理好社会公正，不仅是西方学者探讨的话题，自古以来也是我国仁人义士的不懈追求。古人在《礼运大同篇》中就曾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人不争、不贪、不自利的大同世界，这也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永恒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中具有重要地位。
坚持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这是党在十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我们党追求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证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为实现公平正义而奋斗：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了党追求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在制度安排上体现动力机制与公平机制的统一，并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原则，指明了党坚持公平正义的前进方向。；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上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彰显了党坚持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当前中国仍存在着贫富悬殊、失业率上涨等问题，促进社会公正是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曾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在这里，邓小平所鼓励的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是党中央在决策层面上既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同时又统筹兼顾，将社会公正思想落实到生产生活中具体环节的重要表现。
三、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也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大公约数表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以及对公民基本道德的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
1.推动社会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人们对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老有所养这一美好社会的愿想，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和谐融入到社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这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部分。科技革命、工业文明虽然带来了巨大生产力，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文明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冲击了社会公正，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6〕
马克思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和谐指明了正确方向。在马克思视野中，和谐的本质就是社会生产力。因此，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和谐，归根结底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引领下，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各种对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批判资本主义物质至上的观念，不断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所有人的公正。
2.倡导自由平等。自由是在合理法律的规定范围中，社会成员能够免于他人的限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谓平等，就是指社会成员应当有相同的基本权利，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应得到无差别的对待。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其最终目的和归宿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视阈中的自由是在批判传统自由观尤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弊端提出的一种为全人类服务的科学的自由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人们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历程中又进一步，然而现实中的自由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这些都是虚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只是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利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发财的自由，而工人只有被奴隶、被压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是针对少部分人而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相异化。以上四方面的异化，马克思从生产结果、生产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人际关系四方面阐述了人在私有制制度下，工人受到不平等待遇，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劳动成为了工人的一种不自愿的强制活动，使人丧失了对自由的追求，异化使人的劳动成为了谋生的手段，人的发展成为了片面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平等不是马克思所推崇的自由与平等，马克思的推崇的自由平等是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前的30多年里，党和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以往阶级之间不平等现象，解放了中国社会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农民，同时随着《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获得了解放，女性的地位明显上升，实现了人们初步的自由与平等，有利于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中所提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的统一”。改革开放后，自由与平等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人们在思想上的自由更是卖出了关键一步。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曾经严重桎梏着中国人民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征程，思想解放使人民群众在思想自由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与平等是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也是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理念。
3.实现公正法治。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是实现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保证，时至今日，法治已经成为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明确指出法是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体现，同时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心得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7〕马克思认识到，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将法治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眼于依法治国与社会公正的统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方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引领作用，对推动我国社会和谐、自由平等以及公正法制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2〕〔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6，44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转型期；价值取向
受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公共政策一度以追求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价值目标均打上了企业管理的深刻烙印。上述各个时期的政策价值目标的生成基础是科学管理理念，核心与终极追求均指向效率。”[1]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重视追求发展的效率，则会忽略公共政策本身的公共性，造成各种不平等，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能否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发挥好引导和调控作用，关乎整个社会能否有效、和谐的运转。
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态度，即人们做出各种决策判断和行为所表现出的的价值倾向和所依据的指导思想、价值倾向。公共政策也有其特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倾向来指导其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公共权力运行的表现，包括政策问题的提出、进入政策议程、政策方案的形成、政策的执行、监督和效果评价，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价值取向的指导和控制。
著名心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这说明价值取向在人们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在公共政策运行的整个过程中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整个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公共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方式方法、监督和评估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公共政策价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研究、探讨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目的，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指导公共政策合理有效的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
二、社会转型期特点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困境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寻适合我国当前发展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尖锐，价值观多元且混乱，新的矛盾冲突问题层出不穷，而公共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对价值进行再分配，处理和协调各种矛盾冲突时，也深受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做指导，必将偏离政策制定的初衷和方向，达不到政策的目标，使公共政策丧失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任何政策思路的设计均应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即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2]因此要想制定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必须仔细分析当前社会时期的特点，把握时展的规律，切合人民大众的需求。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可分为经济发展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思想行为模式转型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城市化进程加速，民众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社会群体逐渐分化，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包括个体私营人员、自由职业者、外企白领等，不同利益阶层与群体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差异性明显增强，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越来越关注，不断对政府服务提出新的要求，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出现。
社会转型期有其特殊的特点，经济、科技迅速发展，利益群体和群众诉求多元化发展，不少既有的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各种新的发展，而新制度的制定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出现制度空白与价值紊乱的现象，迫切要求公共政策选择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
三、转型期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转型过渡期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适时的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愿想，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举措，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相一致。与构建和谐社会战略决策要求相一致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要以政府伦理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要求，以人为本，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1、政府伦理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基础
由于公共政策掌管着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分配的“大权”，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其制定者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科学而良好的政府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罗尔斯的“正义论”很好的阐述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伦理规范，其开篇就讲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法律制度不论多么有条理，不符合正义就应当被抛弃，就如同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罗尔斯最后得出结论：正义是优于效率的，实现公平的正义，效率也就在其中。[3]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要符合转型期基于政府公共性的政府伦理规范要求，需从以下三点入手。首先，政府等公共政策制定部门及其制定者要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提供全方位、多层面的公共服务，以适应转型期社会新的发展变化要求，及时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不断的自我反省，及时填补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空白。其次，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旧制度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新的制度尚未出台时易出现各种行为失范的现象，这种背景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更应该成为依法行政、守法重信、立党为公的表率，用自身行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要践行比社会公众更高的价值与行为规范。再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努力向构建民生型政府发展。所谓民生型政府，就是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群众利益作为政府绩效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4]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2、公平正义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首要要求
公平正义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公平公正，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者在政策运行的过程中积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立足公平，追求正义，全面形成安定有序的局面，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使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公平公正、富有效率、充满活力。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由于新阶层新群体不断的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念也引发了很多矛盾冲突，社会公平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效率和公平作为两种价值取向，存在一种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按照经济学家曼昆的解释，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公平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公平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涉及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5]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形态结构迅速变化，民众观念多元发展，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法律盲区，市场失灵的问题时有出现，迫切要求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公共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体现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社会、市场环境。公共政策在配置社会资源和分配社会利益的功能上应符合政府伦理规范和人民大众的要求，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以人为本，公共利益最大化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目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是以人为本，具体到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就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其本质是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对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和重新分配。政府作为社会权力的委托执行者，应主动回应社会公共需求以及公众的意愿和期待，把保证和增进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政府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6]
政府制定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更好的管理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政府的政策资源来自公共领域，因此，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公共政策之所以被称作“公共的”政策，就是因为需要公共利益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其自身的合法性。以人为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公共政策过程就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以人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追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标准。（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余敏江.论公共管理价值生成的基础[J].理论与改革，2004（3）.
[2]张志超，雷晓康.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白德全.公共政策与民生质量[J].中国人才，2011（5）.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5
[关键词]部门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法的价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法学范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法律实证主义学派认为：法律价值“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加以回答的。”[2]而自然法学派则热衷于法律价值的研究。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乌尔比安、西塞罗，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洛克、卢梭、杰菲逊等以及当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都曾对法律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表达了这些价值在法律体系的建构及现实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与功能。从形式上看，两派的态度截然相反，真理也好像非此即彼。笔者认为：两个学派都犯了一个错误，即认为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是一个永恒的、绝对的、超验的存在物。事实上，公平、正义等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范畴。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个人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这样，形而上学地研究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能是两个结果：或者如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凯尔森那样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1]或者如自然主义法学派，在公平、正义等问题上纷争不休，莫衷一是。因此，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法律价值，我们对法律价值的研究才不至于自说自话。
一、法的价值概论
法的价值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法，一个是价值。要研究法的价值，首先必须理解价值一词。价值一词源于经济学，后来，价值一词被引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使用价值一词。因此，价值一词在不同的层次与含义上被使用着。美国学者培里归纳出价值的三层含义：（1）“价值”有时被用作抽象名词。在狭义上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美德”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在广义上则包括了各种正当、义务、美德、美真和神圣；（2）“价值”作为一个更具体的名词（譬如：当我们谈及一种价值或多种价值时）。往往是用来指被评价、判断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被认为是好的、可取的东西；也被用来指是有价值或是有价值、是好的东西，“各种价值”就意味着“有价值的各种东西”、“好的各种东西”或“各种善”；（3）“价值”一词还在“评价”、“作出评价”和“被评价”等词组中用作动词。[3]价值一词既然在多种含义上被应用，人们对法的价值也就有不同的理解与应用。归纳起来，学者们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大体上仍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指目标。[4]在应用上，法的价值在多种含义上被使用。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第一，它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第二，指称法律所包含价值评价标准；第三，指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5]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6]
笔者认为，一方面，法的价值是立法者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立法者的目标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此，法也就有恶法、善法之分。另一方面，目的和手段是一对辩证的范畴。例如，舍身护法的人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法作为一种目的。此时法的价值就有了目的性，这样看来，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手段价值，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目的价值，都有失偏颇。
法的价值有如此多的含义，因此，我们在研究法的价值时就必须小心谨慎，明确区分自己是在哪种含义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为了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乱，笔者所指法的价值是法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即在目的范畴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
二、经济法的价值诸说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经济法的其他范畴一样，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价值的看法五花八门，不尽一致。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7]（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8]（3）经济法价值主要指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9]（4）经济法的价值是“整体效益”。[10]（5）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11]（6）经济法的价值是“公平、效率”。[12]（7）经济法的价值是“发展、安全、公平”。[13]（8）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14]（9）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15]（10）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理念是“社会公益”。[16]（11）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法）、法权价值（权力规制）、资源价值（发展公平）、社会价值（经济安全）”。[17]（12）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福利价值，二是经济民主价值。[18]（13）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19]（14）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分为经济法价值和经济法使用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法的使用价值是经济法的功能，其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终极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二层次是主导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三层次是集合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有效实行的功能；第四层次是分类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主体及其职权、职权运行、运行方式等协调、稳定和发展的功能。[20]
三、确立部门法价值的准则
笔者认为，要确立一个部门法的价值，必须遵循以下五个准则：第一，必须反映该部门法总的价值，即不能将一个部门法的子部门法的价值作为整个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消费者利益，但不能将消费者利益作为整个经济法的价值；第二，该价值主要由该部门法体现，即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能作为部门法的价值。例如公平、正义、秩序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每一个部门法、子部门法、孙部门法等都必须在自身的领域内反映和追求公平、正义、秩序。一个国家的全部的法律在各自领域的公平、正义、秩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在整个社会领域反映和追求整个法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但不能把公平、正义、秩序作为各部门法的价值；第三，必须明确界定是在手段属性还是在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例如，在法的手段属性使用法的价值，必然会看见法的背后是国家，从而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也就顺理成章。在法的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则必然会看到经济法的各层次目的，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经济效率、经济秩序、正义等的观点也就天女散花、层出不穷；第四，必须体现出部门法的价值层次与体系。前文已指出，目的和手段是一个辩证的范畴，目的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总是各个子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此时，必须在部门法的各层次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即必须区分子价值与终极价值、次要价值与主导价值、手段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例如，经济秩序对于效率来说是手段性价值，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以此为标准，经济法主要保护与促进经济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与促进政治利益，社会法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所以笼统地以社会整体利益来概括经济法的价值，就没有区分开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第五，必须鉴别部门法的价值竞合与互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社会价值目标往往由几个部门法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来实现。当然，各部门法的功能有主次之分。比如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由经济法实现，但民法也会体现这一点，即表现在民事法律行为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当一个部门法的价值目标与另一部门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时，必须有所取舍。例如，民法的所有权绝对体现了权利本位价值，但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相冲突。因此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就受到限制。但民法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改变。
四、经济法价值诸说之评价
根据上述标准，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认为：
观点（1）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上有失简单。其没有将法的目的性价值分层次系统考虑，抽象出最根本的价值，而简单列举几个方面，失于凌乱和简陋。而且把实质正义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根本不能反映经济法的独特价值，难道民法追求的正义就不包括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只有通过各个部门法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追求和维护，实质正义才能够实现的。
观点（2）比较系统，有层次。不过本文认为，该观点也有所不足。以社会整体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整体经济公平更多地属于社会法的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障法）。
观点（3）把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混淆了法的一般性价值与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把公平作为它们各自的基本原则，难道民法就不追求公平？
观点（4）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整体效益”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上位概念，所以把整体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的。
观点（5）把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则在价值的层次上低于利益的价值层次。因此该观点在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上还可以深入。
观点（6）、（7）的缺陷与观点（3）的缺陷如出一辙。
观点（8）将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经济公平更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范畴（如社会保障法），而不应是经济法的价值；第二，经济民主也不是经济法的价值。恰恰相反，经济民主是民法的价值范畴。我们知道，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与自由。而权利本位与自由是与民主一脉相承的。因此，将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南辕北辙的。
观点（9）、（10）与观点（4）有相同的缺陷。
观点（11）有三点缺陷。第一，“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过于抽象，难以反映经济法的价值。例如，难道民法价值就不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第二，权力规制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没有很好的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第三，经济安全并不仅仅是经济法的价值，民法必须而且也能够以经济安全为其价值。很难想象，没有民法，经济法能够单独维护经济安全。
观点（12）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将经济民主看作经济法价值显得过于牵强。该观点把经济民主归纳为“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矫正经济过度集中以及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17]但我们知道，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市场机制本身才充分代表了民主与自由。例如垄断，只是经济民主的负面结果，而不能说是经济专制。这样，恰恰相反，经济法并不体现经济民主，反倒是体现经济集中。当然，本文作者并不由此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集中的结论。第二，社会福利价值也不能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而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的概括。
观点（13）的长处在于比较系统：把经济法价值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工具性价值，一个是目的性价值。但其也存在不足。第一，把经济法工具性价值归纳为经济安全、结果公平。以笔者的观点，结果公平应当是社会保障法的内容，不是经济法的价值。因为即使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是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追求什么结果公平；第二，将经济安全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不能自圆其说。这与观点（11）的缺陷是相同的；第三，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也是片面的。理由是：首先，通说认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作用与克服市场失灵，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可持续发展。当然经济法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但这属于部门法的价值竞合问题，而不能说可持续是经济法价值；其次，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是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所以不能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例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冲突时，都必须定位于可持续发展价值，但可持续发展并不因此成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的独特价值；最后，可持续发展应当是环境法的价值，环境法也主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观点（14）视角独特，可谓独树一帜。其对经济法手段性价值———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法律形式的论述无疑是极富创见的。把经济法的使用价值归纳为四个层次也可成一家之言。但是该观点似乎偏重于法的形式和功能，忽略了法的背后内容（利益、正义等）。
五、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经济法的目的范畴意义上（至于经济法其它范畴意义的经济法价值，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既在理论有足够的抽象和概括，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和重要功能。
第一，从经济法的功能来看，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无论学者们的关于经济法范畴的观点有多大的分歧，但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这一点，学者几乎空前的一致。我们知道，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就是作为市场失灵———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对策法而产生发展的。
第二，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来看，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主要是由经济法来保护、促进的。而这又是由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决定的。而其它部门法虽然也对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有保护和促进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例如，民商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自治，主要保护和促进的是个人利益。行政法以政治统治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国家统治利益；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
第三，从价值范畴的抽象与概括来看，经济效率、社会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等范畴都不是经济法的独特的或者主要的价值。因此，虽然经济效率、经济安全、经济公平、经济民主是经济法所要追求与维护的，但它们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和根本的价值所在。例如，经济法的性质之一是经济集中，所以经济民主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目的，甚至相反。学者们的经济公平强调结果公平，则导致经济法的价值更加混乱。因为：首先，这就使经济法理念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其次，经济公平本应是社会法（主要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即使学者们会辩解，那结果公平与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四，从部门法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民商法价值是权利本位，行政法价值是政治利益，社会法价值是社会利益，经济法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从而清楚地区分了经济法价值与其他各部门法的价值。
第五，从部门法价值的概念体系来看，利益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因此“社会公益”、“社会整体效益”、“整体效益”等概念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上位概念，因此，把这类概念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必然过于宽泛。
第六，从法的价值层次来看，“秩序”、“安全”、“发展”、“民主”、“公平”、“正义”等显然不是同一层次的法的价值，因此，把它们并列为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显然是犯了逻辑体系上的错误。
概而言之，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样既突出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从而与其它部门法价值区别开来，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将一些层次较低的价值和次要价值概括进来，避免了经济法价值概念的庞杂。
[参考文献]
[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奥〕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美〕培里。价值和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翁文刚，卢东陵。法理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教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王启富。法律辞海[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7]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9]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J].济南：山东法学，1998，（4）。
[10]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武汉：法商研究，1997：（1）。
[11]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J].武汉：法商研究，1996，（5）。
[12]徐士英。经济法的价值问题[a].漆多俊。经济法论丛：第1卷[C].北京：方正出版社1999。
[13]程信和。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J].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
[14]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北京：法学研究，1996，（5）。
[15]颜运秋。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及其实现[J].武汉：法商研究，1999，（4）。
[16]尹小贝。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审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J].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17]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J].成都：现代法学，2000，（1）。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6
关键词：电视媒体；宣传教育；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13-02
一、电视媒体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1.电视媒体有利于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与认同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一是电视媒体的广覆盖率。电视媒体虽然受到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冲击，但仍然是作为社会主流信息，信息传播的载体与中介，还是大部分公众获取各种信息、认清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渠道。据有关数字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98.20%，比2011年增长0.38%。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2.14亿户，比2011年增长5.42%。数字电视用户数1.43亿户，比2011年增长24.35%。按照全国“十二五”广播电视“村村通”规划，到“十二五”期末，要使全国广比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9%。二是电视媒体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优势。电视媒体作为上层建筑，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说话的权利，就有强大的力量，形成强大的传播优势，通过形式多样的电视栏目深化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夯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基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加强宣传报道，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及实践要求，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的信仰自觉和实践理性，对公众个体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一种引领，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确信，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以此强化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2.电视媒体有利于引导和整合公众社会价值观念。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发展是一种必然，也是合理的。但重要的是，一切问题的发展都要有其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的成分是其他成分衍生的基础。如果核心的成分出了问题，那么其衍生的成分越多危害越大。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与整合，形成全社会价值共识，集聚强大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通过借助于电视媒体，加强党和政府与公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沟通。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更能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作为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3.电视媒体有利于加强对公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电视媒体“作为一种文化的技术逻辑和力量，无情地塑造着大众的文化习性，人们通过媒介接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普遍方式。”[1]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具备较强的价值观引导功能，既社会教育功能。电视媒体在传播各种信息的同时，还因为作为主流媒体有责任将得到社会肯定的主流价值观念传给受众，引导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电视节目把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功能隐蔽在其中，使受众不知不觉中得到教育与引导。电视媒体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作为“议程”设定，围绕这个“议程”选择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通过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对国家、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发表意见，唤醒社会公众的注意，来达到教育人民，引导人们的目的。同时，不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的价值观念提供传播渠道，把错误的观念排除在宣传报道之外，从而引领公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电视媒体有利于加强对公众价值观念和行为的纠偏。电视媒体的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它通过揭露某些背离社会公德和背离社会准则的行为，发起有组织的社会行动。”[2]具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通过电视媒体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行为的肯定，比如《感动中国》、《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最美消防员》等节目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正面典型人物形象，强化正面报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视媒体代表社会主流舆论行使对公众价值观念的社会舆论监督，它通过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充分公开报道，使不同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置于公众的视野，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遏制，帮助公众纠正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从而引导公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中国式过马路”的讨论与报道，将不文明的行为及其带来的危害生动展示，培养公众的交通文明意识，纠正不文明行为。
二、影响电视媒体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分析
1.电视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使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弱化。电视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过度娱乐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电视媒体本身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生产的电视节目具有满足公众合理、正常的文化娱乐需求功能。如果电视媒体的娱乐功能得到不断强化，必然冲击和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功能。电视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使其忽视对公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使得其表达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功能弱化。比如电视节目里女嘉宾“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观，电视剧中“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找鞋去吧”的为人观等突出问题。原因在于电视媒体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其娱乐化倾向很容易造成公众个体对社会主流价值选择上的迷惑，使公众价值评价标准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和实用化倾向，这些都会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2.网络大众传媒冲击电视媒体的主流价值传播地位。数据显示，视频网站的日均收视时长达到了1.8小时，超过了电视的日均收看时长1.68小时；视频网站的周平均收看频次为5.53次，超过了电视的周平均收看频次5.4小时[3]。现代网络传媒以方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占据了信息传播的重要位置，网络传媒不受时空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跨越地区和文化的界限，影响着公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有些价值取向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相背离的。特别是网络监管还存在一些漏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信息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3.电视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式有待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那些空而又空、高而又高的理念，电视媒体的宣传不能过于理想化、模式化，脱离群众实际，与群众接触到的实际生活存在一定差距，使其难以产生认同感。电视媒体不能有效地把握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和品德形成规律，灌输式、说教性的手段和方法让社会成员被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和规则，就会缺乏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同时，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视作品的创作能力的提高，在新闻、专题基础上的其他传播形式有待拓展。
三、发挥电视媒体作用的对策建议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明晰电视媒体的重大历史责任，创新电视媒体传播方式，提高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发挥电视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作用。
1.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电视媒体不仅承担着各种信息传播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社会舆论正向引导的重任。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众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电视媒体“议程”设置的核心，从电视栏目设置、电视节目选择到社会热点和焦点的讨论、典型人物的挖掘，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象的揭露等方面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用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控制功能，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确保舆论导向，赢得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消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事业中可能出现的价值迷失现象。
2.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注重亲和力和感染力。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发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注重亲和力和感染力，电视媒体建立品牌栏目、丰富报道内容、创新报道形式，积极挖掘社会成员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众志成城、敢打硬仗的精神；在重大事件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参与、争做主人的精神；在平凡岗位中表现出来的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在社会互助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奉献爱心、乐于助人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各级电视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分众化特点，在宣传报道中多联系群众身边事例，多运用大众化语言，在生动活泼的宣传报道中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加强电视媒体队伍建设，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能力。电视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是跟采编创作人员和审查把关人员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信息编辑与制作蕴含着从业人员自身的价值取向。首先，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求电视媒体从业人员必须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积极主动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整合不同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信息加工与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其次，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准确掌握大众传播规律、受众价值观变化规律等。从业人员需要有丰富的传播学专业知识和其他必要的辅助知识，认真研究受众的心理、心态和情绪，以公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增强传播的社会效果。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主动地把握公众的需求，不断创新传播形态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1]陈正良.冲突与整合：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8.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7
当前，媒体被赋予前所未有的舆论力量和主体地位。公信价值作为媒体的“无形资产”和软实力，其缺失会直接弱化媒体的社会价值功能，导致其核心利益的丧失。政府过度干预，激烈竞争和利益驱使，使公信缺失成为媒体前行的附带产物。在媒体公信规范被打破，媒体忽视自身构建情况下，媒体严重的公信危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提高媒体公信能力，提升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使媒体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成为媒体行使职能和发展壮大的必然路径。
当前媒体公信价值的窘态特征
媒体公信价值作为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需要日积月累加以形成。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心理结构的变迁和洗礼，以及媒体自身机制不健全等，成为媒体公信危机萌生的重要因素。缺失的媒体公信价值，呈现出多样性的窘态特征，也随之极大地消弱了媒体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
公信价值是媒体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当前“泛商业化”风潮，导致部分媒体非理性传播突出，虚假信息泛滥，享乐主义突出，低俗之风盛行，媒体言论空泛，炒作事件频现，媒体真实性和权威性缺乏；部分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缺乏，法律意识淡薄，价值失落、道德失衡、行为失准；以及媒体监管滞后、缺失和错位，都“捆绑”和挑战着媒体公信价值，以致媒体公信度急剧滑坡，公信价值频遭质疑。
媒体公信价值的构建路径
媒体公信的价值构建是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大众传媒核心价值的支撑引导，法律制度的规范制约，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同时，需要媒体这一特殊的公信载体转变观念，探索公信价值建设的有效路径，不断提升公信度，赢取公众的信赖支持。
发挥喉舌功能，强化舆论引导。媒体公信价值构建离不开喉舌功能的实现。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宣传，增强服务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提升媒体服务公信和价值功效。
当前，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凸显，舆论引导难度加大。部分媒体忽视主流价值传播，导致报道失实、引导失语，造成恐慌和混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换言之，媒体引导的失职和错位，不仅会导致党的声音“真空”，还会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丧失。因此，要始终掌握媒体主动权和话语权，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及时、正确引导舆论，增强媒体权威性和影响力，提升媒体公信价值指数。
注重社会责任，强化舆论监督。社会责任是媒体的“骨骼”，是支撑媒体站立的脊梁。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大众传媒，应显示其社会价值和公信作用，担负“时代风云的观测站，航船的瞭望哨，变化的记录者，进步的见证人”，切实践行和承担社会责任。
职之所在，责有攸归。正确的舆论监督，能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提升媒体影响和公信度。面对新的社会责任，媒体需要利用权威优势、及时优势和公信优势，抓住问题，注重引导，依法科学地开展舆论监督，彰显公信中揭示问题真相，保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
弘扬核心价值，强化人文关怀。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担当着宣扬核心价值的重任，共同构筑的强大舆论场，是弘扬社会核心价值的坚强阵地。媒体通过拓展视角，宣扬核心价值，强化社会核心价值力量，正是提升公信价值的必然路径。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对抗震救灾事迹的报道，在拯救生命、挽救苦难中，呼唤善良，呈现高尚，歌颂人性，给灾区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弘扬维护社会核心价值。
媒体具有人文关怀责任，媒体以人为本，注重和参与人文关怀，也是媒体公信价值构建的重要举措。新时期媒体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需要把人的生存和发展当作宣传路径，着眼于人格、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关怀，及时反映大众利益诉求，传递群众愿望呼声，夯实媒体公信价值构建基础。
深化道德约束，强化媒体管理。无约束的道德自觉，是提升媒体公信价值的“老大难”。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媒体公信价值与经济价值并不冲突。自律媒体的公信“突围”，必须树立行业道德的公信标杆，正确处理公信价值与利益价值的“博弈”。因此，强化媒体公信价值，需要摆正经济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关系，强化媒体自我的道德规范和自觉约束。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8
论文关键词审判价值和谐秩序正义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0周年之际,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用以引领社会思潮。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央政法委在总结政法各单位探索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认真组织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确保政法工作的正确方向。审判工作作为政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价值作用,如何更好的实现该价值,成为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一名政法干警,笔者通过自身学习体会和实践经历,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认识。
一、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理解
价值问题,始终关系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法院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扞卫者,其审判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指引公众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什么是价值?人们通常在三种情况下使用“价值”一词:一是在日常生活中,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二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三是在哲学范畴中,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审判工作所体现的价值应当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价值即是指一种行为或现象(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一定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的属性和作用,是社会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标准。
审判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并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一项司法活动。它是一个去伪存真、辨法析理的过程。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审判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中。何为审判的社会价值?根据前述社会价值的定义可知,审判的社会价值表现为审判活动的性质、属性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效应,被社会公众认为是有用的。它同样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二、审判工作社会价值的内涵
审判工作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不同的价值成分所构成。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审判工作已远远超出就案办案的价值范围,只有充分发挥调节、指引、评价、强制等职能,才能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维持管理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人民法院积极慎重的行使审判权,正确处理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审判的社会价值指明了方向。
社会越文明,就越需要法治。在一个法制社会中,法院的审判是守法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并且大量以诉讼形式涌向法院,法院遂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中心,承受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期待和需求。
纠纷多发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如果未能予以及时、有效化解,势必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定纷止争。正确适用法律行使审判权以维护社会和谐,是审判工作的基本价值。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化解一个矛盾,就增添一份和谐。当纠纷以案件形式成为审判的对象时,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职能作用,查清事实,明辨是非,认真审理好每个案件,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维护好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及时向当事人明法析理,促使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服,并向社会公众昭示个人权利与义务及其实现的正确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美好的音符。
(二)规范公众行为,维持管理秩序
在审判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无论法院如何判决,败诉一方坚持认为他应该胜诉,从而缠诉不止,双方的纠纷虽在法律程序上得到终结,却无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下,审判是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答案是否定的。
秩序作为法的基础价值,同样是审判工作的价值。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社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具备基本的秩序形式。如果没有秩序,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没有了最起码的安全或安定。不可否认,个案的审判中,确实存在无法定纷止争的结果,绝大多数案件最终都会有败诉方,败诉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对法院的裁判不满,这是一种正常的、符合司法规律的现象。由于这种结果经过了法定程序,对当事人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按照该结果来指引自身的行为,确保社会秩序得以遵守。
审判活动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评判性,审判结果不仅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更是对社会进行的一种判定是非的威严公示,能满足关注案件的不特定人的知情权,促使他们的类似行为得到规范。具体案件的审判,还可以对社会认知造成良性影响,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以达到调控社会秩序的效果。如龚如心案,主审法官在判决中直陈原告说谎,对其手中的遗嘱不予采信,认为龚如心不可能将她与亡夫一手创立的企业拱手交给一个生活奢华、挥霍无度的人接管。这个审判结果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赢得公众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能减少今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因此,审判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的价值追求中,规范公众的行为,维持管理秩序,也成为了它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还成为了自由、平等、效率等法的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前提。
(三)调整社会关系,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社会关系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的总称。正常的社会关系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安定有序,人人享受自身的权利,履行自身的义务。当和谐的社会关系被破坏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措施或手段去修复它,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一种状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职能作用,使社会关系再次得到平衡或趋于稳定,其价值则体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和“正义”本身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它的核心内容是“给予每个人其应得的东西”,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审判活动在适用法律调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时,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就得到体现:一是通过对刑事犯罪的审判,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宣判,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制裁,维护社会正义;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司法救济,抚慰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伤害;警戒社会上一些有类似行为的人立即停止不良行为;二是通过对民商事纠纷的审判,查清案件事实,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督促当事人履行应有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三是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判,平等保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督促行政相对人及时履行义务。
三、如何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实现社会价值
正确行使审判权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积极作用,相反,违法审判或没有正确价值引导的审判,将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是其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
(一)提高法官素养
审判是法官的行为,法官的能力高低、认知深浅、理念好坏直接影响到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什么样的法官就有什么样的办案质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法官不仅要熟练掌握、准确适用法律,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尽量使审判结果既能体现公平正义,又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二)落实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已经是我国重要的一项司法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界对审判行为进行监督,提高审判质量,更有利于让广大群众了解审判内容和价值,提升审判公信力,更好的指引公众的行为。审判公开不仅要求公开审理和宣判,还要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增强裁判文书的析法说理能力,让胜诉当事人更清楚,败诉当事人更明白。
(三)加强法制宣传
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法治理念和认知水平普遍偏低。不同的人对法院的同一审判结果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甚至完全相反。加强法制宣传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法院的信仰,提高审判的社会公信力,使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统一,社会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积累审判经验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要审判好纷繁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深厚的法学功底,同时也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只有长期的审判经验,才能将法律与政策、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审判的社会价值效应最大化。
(五)强化监督机制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9
内容提要:任何法学派别亦或不同部门法的研究，都离不开对法的价值的研究。对于法的价值的子项问题，经济法的价值问题学界有诸多理解。归纳各派学者的理论成果，经济法的价值品格表现在经济法价值的经济性、社会性和与时俱进品质等三个方面。本文循着价值、法的价值、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径路，探寻经济法的价值元素及其体系。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存在价值位阶的差别与冲突，这种价值位阶的适当调适以及价值冲突的适时消解关系到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认为，倚重秩序价值，强化效率价值与社会公正价值是消解经济法价值体系冲突的新径路，这种新的径路不仅是对经济法传统功能的强化，也是对和谐发展指引下社会经济运行做出的现代回应。
一价值、法的价值及经济法价值
任何种法学派别亦或不同部门法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或许说，若不对“价值”的一般含义加以解释，人们就很难厘清“法的价值”及至“经济法价值”等具体子项的相互关系。从词源系的角度看，“价值”英文译为Value，该词可追溯至梵文中的“wer”、“wal”及拉丁文中的“Vallo”、“Val-leo”及Valus，原意为“掩护”、“保护”之义，而后发展为“可珍惜、令人重视、可尊重”的语义。对于“价值”的释解，西方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价值的本质是数，柏拉图则视价值为理性的本质，亚里斯多德则提出“价值”的目的为至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是最高的价值，以至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们举起自由与平等的大旗，将公平权利和民主自由视为人应当追求的核心价值。我国有关“价值”的阐述肇始于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仁学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其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论道：“何必曰利”。到了汉代，董仲舒重申“贵义轻利”的思想。到了近现代，价值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表征物质的稀缺性。在哲学领域，李德顺指出：“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以及客体同主体尺度的一致性属性”。[1]马克思认为，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最基本的特质是人本性，价值只有通过人的需要才能得到体现，人类认识世界、改进世界的目的与其说是探索事物发生的规律，还不如说是创造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上有关价值的阐释，对正确理解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法的价值本质、标准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价值子项的法的价值问题，学界有诸多理解。“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称‘正义’有张普洛透斯的脸，在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专著中，法的价值同样有这样一张多变的脸。”[2]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不懈探求，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运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3]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关系的物的属性。[4]由此可见，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之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对法的绝对超越指向。[5]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的统一，作为法的价值的客体则是广义的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法的制度，包括作为制度的法及其规范；其次是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包括法的执行与遵守以及法律行为、法律制裁等；最后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包括意识中的法和法意识。法的价值一方面是指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处理法与人的关系时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品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鸣，但其中不乏启迪学人智慧的精辟见解。漆多俊先生在其《经济法理论》中指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漆多俊认为经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是效率与公平，亦即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经济公平；史际春先生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论道，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6]单飞跃则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和社会价值”。[7]作为一个庞大而又精神的理论范畴，想要对经济法的价值作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探寻经济价值作为部门法的价值的基本品格与德性。与其它部门法相比较，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品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法价值的经济性。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中有关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效率最大化和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经济法价值中的效率价值便是对经济性的回应。此外，经济法价值实现的方式及运行目标也浸润着经济性的价值指引。（2）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性。尽管一切法律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其社会性的特征或元素，但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将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置于社会整体效率之中认识和评价，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育到自身无法弥补自己缺陷，传统民商法不能有效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产生的。也就是说，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矫正市场失灵、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从社会需求出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经济法的价值要求。（3）经济法价值的与时俱进品质。经济法的价值及其实现与社会、经济现实密切契合，并使自身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经济法价值一方面要使自身的体系协调，自觉形成逻辑一致、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则动态把握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担负起干预市场、矫正失灵、回复效率的重任。
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各价值间互为依存又相互独立，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作为法的价值子项的经济法价值的体系，亦是如此。解读经济法价值体系离不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也离不开经济法本身的客观功能和经济法主体的主观要求。这是因为：（1）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有其独特的法律关系主体，它会与传统民商法等传统市场法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法律价值体系。就主体而言，经济法的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和个人。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扮演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干预角色，要求经济法为其提供权力进入市场的合法途径并保障政府干预行为的实施结果的实现；自然人与法人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同于民商法中个人的价值追求，经济法中的个人的最大需求是其效率的最大化。社会是作为主体人的社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中是连结政府和个人的纽带，由于市场本身难以克服自身的缺陷而时常致社会整体利益遭受破坏，导致国家、个人利益的损失，因此，社会在此意义上应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并要求经济法对其诉求作出回应，这也就是经济法社会整体效率与效益的价值目标。[8]（2）法的价值是以法的属性为根据的，任何价值都有客体自身所具有的属性。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律一样，以分配正义、解决争端和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它也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职能，即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以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权能及对这种功能的保障与矫正，把政府的干预行为规范好，又把被干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法的价值将主体的需求与客体功能有机结合并在各价值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关于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本元素。经济法价值元素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性决定的，“经济法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9]因此，其价值元素与经济性保持着高度的因应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秩序。正如张文显先生所言：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为使经济活动摆脱随机任意性而获得稳定性及连续性，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显然是自由的，享有充分而广泛的权利，但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济法侧重从社会整体角度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其秩序价值尤为突出，表现为其所追求的充分有序的竞争状态。（2）效率。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都有赖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享有较为优先的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经济法的经济性使得效率的价值尺度从经济学领域导入经济法律制度，成为衡量经济法的重要指标之一。（3）自由。自由是人类的理想、目标、目的和价值，追求自由是人类因有的本性，是对人类基本需要的伦理关怀。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以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经济法是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自由为其价值指引的，但它往往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从宏观调控法到市场规制法，都可以看到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自由的品格。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亦认同真正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不自由就没有自由的辩证规律，竭力实现干预与自由、规制与自治的有机统一。（4）公正。公平与正义是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公平主要指经济生活的公平，且大多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包括社会公平、实质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乃至结果公平等等。对公平的追求也是经济法对正义价值追求的体现。要实现经济公平，就有必须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经济法正是以现实人的平等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公正价值体系的。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冲突。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的缺陷，满足人的需要而创制的，体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由于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多样化取向，人们对于价值的选择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法的价值层面上就体现为法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1）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是法价值的灵魂，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经济自由是人们在经济领域中不受束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思想行为，它包括财产自由、生产自由、经营自由、劳动自由等。但是，如果允许个人可以运用任何手段来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这就需要秩序存在，通过秩序得以对不同主体间利益进行划分、分配和协调，这就势必造成对自由的限制从而构成自由与程序的冲突；（2）自由与正义的冲突。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市场失灵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个体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失，社会正义不复存在。就在经济法律以维护正义而大行干预之道时，市场却力图维持自由的德性，从而构成了正义与自由价值的冲突；（3）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效率首先是个经济学概念，用来表征经济生产的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是因为经济法作为社会总体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强调对总体效率和全局效率的追求，以期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然而市场的固有缺陷使得趋利避害的经济主体在追求效益最大化时将制造的损失转嫁给他人，如市场主体追求垄断地位及利用垄断优势限制竞争的行为危及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尽管垄断对部分市场主体是效率的，但它与社会经济的公平相冲突。以上三组冲突，需要调适与调偕直至消解，只有这样，经济法的功能才能顺利得以施展，其价值追求才能得到完整实现。
三价值冲突的消解及其现代回应
经济法价值要素的冲突是随经济法产生而产生的，自经济法创立之初便伴随着价值间的冲突问题，这是经济法主体无法回避，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价值元素间冲突的消解程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经济法价值冲突的消解历来是法学家们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语境，提出以下消解的径路。（1）在经济秩序与经济自由的价值冲突方面实现秩序为重，意在自由。经济秩序是经济法的基础性价值元素，是实现其他价值元素的基石，经济秩序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关于行为自由的纪律，若社会上的个体都从自己需要和利益出发，为所欲为，则这种各行其是的自由是狭隘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人人没有秩序，人人丧失发展。因此，经济自由始终是我们的追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同并构建一种秩序，甚至允许政府之手介入，这都是为了招展更广阔的经济空间，获取更多更充分的自由。可以认为，经济秩序是实现经济法的前提和屏障，而经济自由则是经济秩序的服务对象和目标前站。（2）在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方面实现保障公正，提高效率。效率属于经济范畴，公正则属道德范畴，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冲突，但又具有互相一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助于提高效率。效率的提升需要自由、秩序与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财富配置的结果，是发展机会的平等，也是效率提高的奋斗方向。和谐语境下的经济法，应当是实现效率与正义一致的法。现阶段，效率——公正问题表现突出，“保障公正、提高效率”就是一剂良方，因为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告别共同贫穷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只有保障公正，才能使增加社会财富得以合理地分配，实现更加殷实财富占有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因此，保障公平、提高效率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也能有效实现经济法效率与公正价值冲突的有效消解，更能符合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经济法不仅包括经济法在当代所担当的历史使命，还要探究经济法发展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其产生时所承载的人们的期待，尽管各阶段经济法的价值使命会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部门法，其使命必然具有一脉相承性。（1）从经济法的产生看，在西方世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的重创，而且这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所不能自逾的缺陷。此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悄然出现，“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不再是经济人不变的信条，人们强烈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的出台，使经济法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经国济民的划时代法律。就我国而言，我国的经济法并不产生于市场的缺陷，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以及市场机制的发育相伴而行的。所有这些深刻国情的变化，需要有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管理经济职能的法律，由此，催生了我国经济法的发生与发达。（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赋予了经济法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命题，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社会基本内涵大致何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将以人为本作为其基本要素，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集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从价值意义上表征对人的重视和善待。在人本意识的关照下，人将成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本位，人的生存和发展将被视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其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则是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核心思想则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建构决策的基础之上，其所追求的目标既要使人类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当代的经济法不仅要担负起传统的因市场缺陷而赋予的使命，还要对和谐发展指引下的社会经济运行作出有效的回应。
注释:
[1]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2]张恒山：《“法的价值”概念辨析，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第18页。
[3]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四，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
[5]于娟：《商法价值指向与经济法价值向度相关度考察》，《求索》，2010年第2期，第122－124页。
[6]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9页。
[7]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第24页。
社会公正的价值篇10
关键词:反垄断法;竞争;公平;社会整体效率;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11-04
在法治视野中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的价值选择与最终格局。从表面上看,二者是一种必然的冲突关系,但是,如果从适用领域来划分,我们就会发现公平与效率并不始终是对立关系。公平与效率各自具有自己的适用领域,如果界分清楚各自的疆域,那么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议与悖论也就迎刃而解。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但在非经济领域,尤其是在法治领域,我们必须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但不管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我们并没有为了一方而放弃另一方。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在总体上是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这种特定方式来体现的。竞争的自由、平等是公平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有效率的竞争也必须以自由开展为前提;竞争秩序作为竞争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以及相应形成的有序状态,它主要关注反垄断法的形式结构,而公平和效率则是反垄断法的实质内容与结果。因此,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秩序也应当以公平和效率为内容和结果,就是说,这种竞争秩序应当是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秩序。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就是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来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
一
美国学者指出,“真正的和真实意义上的‘公平’乃是所有法律的精神和灵魂”[1]。法律精神主要是贯穿于法律制度中和法律运行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就其本意而言,法的精神,或者说,法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公平、正义。法作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解决人们相互间的利益矛盾的准则,必须要体现正义。从法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分析,我们必须把正义价值作为法的先导。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她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2]
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实现的。效率的增进最终会给全体社会个体带来利益的增进,因而效率是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在经济法中,公平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内在化于效率价值之中的。判断公平与否的最大、最客观的标准不再是伦理、道德的抽象而是效率是否提高这一事实。反垄断法对社会整体效益的保护恰好体现了公平价值的内容要求。实现了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中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史际春教授认为,“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3]。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4]反垄断法无疑也应当具有上述基本的价值。把握中国反垄断法需要注重整体协调的特质,我们应当明确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并且公平地实现必须以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为基础。
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应该包括形式和实质公平两方面。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形式公平首先意味着机会平等。法律所追求的公正和平等,其本质首先是人人都应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法律必须把追求正义和公平作为其终极价值。法律上正义的追求是以公平为基础的正义。为此,法律制度应该保证竞争规则的平等,为该社会每一成员的自由发展和才能的发挥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和手段。机会平等要求社会的资源应该平等的向市场主体开放;所有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应该处于一个均等的起跑线;所有市场主体应该平等必须享有同等的公正对待;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达到其经济目的的现实手段[5]。同时,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6]。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事实上,反垄断法中的形式和实质公平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实现的。反垄断法对社会整体效率的保护恰好体现了公平价值的内容要求。实现了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质的公平正义。当然,反垄断法也应当体现这种基本要求,但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了扬弃,它还要求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作不同的法律调整,对那些形式上、表面上公平而实质上不公平的情况加以矫正。“现代私法保障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中对经济的社会的弱者带来不自由和不平等。经济法(中心部分是垄断禁止法)就具有纠正这种不自由和不平等,而实现实际的自由和平等的一面。”[7]反垄断法无论是对垄断状态的控制还是对垄断行为的禁止,也不论是对经济性垄断的调整还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都是以促进和保障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开展竞争为目标和使命的。尽管反垄断法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对单个竞争者利益的保护,而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尽管有竞争就会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但是,如果竞争者的失败是因其他竞争者的非法垄断行为所致,那么这些竞争者的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和条件就被限制、剥夺。同样,如果消费者因为非法垄断行为而选择机会减少并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这些消费者就失去了自由、平等的竞争所带来的实惠,这种受到人为破坏和扭曲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反垄断法的介入就是要矫正那些形式上公平而事实上不公平的结果。因此,保护自由、平等的竞争机会、条件和作为整体的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法体现实质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为实现反垄断意义上的形式和实质公平,我们必须以“公平优先”为反垄断的立法价值取向。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公平、效率和秩序需求,而立法原则是法的价值的具体体现。效率作为法的价值,就是正义观、公平观的充分体现。没有公平的效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当前,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中,计划经济的弊端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有序的运作机制。同时,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刻。这就对立法关注公平问题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社会在立法层面关注法的正义问题,而这又需要人们对法的正义性加以认识和思考。正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而言,正义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相比,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对一个社会而言,对正义的追求应置于首要地位。任何制度设计,都要以正义为优先价值取向。所以,在关于垄断方面法律实践中,效率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更应该关注如何真正体现人们在追求效率面前的公平性。
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各经济主体的活动都必须适应市场要求,同时国家也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对各经济主体进行调控。而经济手段的运用必须是依法办事,用法律手段来引导、确定、规范、保障和约束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自主的活动实现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就需要用法律来激励人们去竞争;同时,为了防止高的交易成本及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市场效率,又需要有约束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每个人都不是去想方设法通过占得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是想方设法通过提高效率,并由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8]市场竞争是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完善的竞争机制,才能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在竞争中实现公平和效率并举。竞争自由是指各种市场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进入竞争领域,而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非法干预。在维护市场经营主体的竞争自由的过程中,反垄断法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妨碍竞争自由的垄断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维护竞争自由的目的。
反垄断法虽然是以竞争为保护对象,但保护竞争机制的目标不是单纯为了维护和促进竞争,而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反垄断法将效率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是由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作为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的社会整体效益,是指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乎社会需求的有益效果。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9]。因此,作为经济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从一开始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整体效益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反垄断法所涉及的经济效率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整体效率,也有社会个体的利益;既有企业的效率,也有消费者的效率。反垄断法既保护社会整体效率,也保护企业个体效率,但当这两者相冲突时,反垄断法所选择的是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个体效率。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适度的经济垄断是振兴经济的必要手段[10]。能够占据垄断优势的企业,大都是凭借其规模优势或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率,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战胜对手取得胜利。
如前所述,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主要是通过对竞争的保护,进而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来实现。因此,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均衡关系乃反垄断法价值实现之基础。虽然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的首要的价值,但植根于经济生活中的法律还应当具有效益或效率的基本价值。反垄断法作为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其更应该将效率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通过竞争来实现,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通过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通过竞争,市场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动力和压力双重作用下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质量,改善服务,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也使消费者从中得到实惠。因此,反垄断法通过对人为地破坏竞争的非法垄断行为的禁止,维持合理的市场结构,保证有效的竞争行为,从而促进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这样,反垄断法的效率价值也就是基于其对竞争的保护。当然,强调反垄断法的效率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走极端,不能唯效率是从,它还有一个与其他价值的平衡的问题。而且,由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性所决定,这里的效率不仅指个别主体的效率,而且还着重强调整体的效率;不仅强调经济的效率,而且还强调社会的效率,因而是社会整体的效率。“反垄断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掌握这里的‘度’,既要克服过度垄断造成的弊端,又要防止在反垄断的同时因过度竞争或盲目竞争而损害规模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样,运用竞争的活力抵制垄断的停滞性,利用垄断的组织性克服竞争的无序性,真正实现‘有效的竞争’。”[11]这也就决定了在反垄断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以及制度实施中应当把握好其政策性和灵活性。当代法律调整的重要课题之一,乃是运用授权性规范来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赋予主体以广泛的法律权利,允许主体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行动方案的选择自由,保障主体的合法利益,以便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这一点,法律发展就会偏离轨道。因此,发展仍将成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而强调效率则更具有时代的价值。故在构建和谐和法治社会的中国,反垄断法本身的效率性及反垄断法对社会普遍追求效率的保护仍需倍加关爱。
三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与时俱进的。在1993年时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次分配主要讲效率,二次分配主要讲公平,作了一个区分。这就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效率优先,应该区别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来具体而不是笼统地讨论二者的相互关系。一次分配也不仅仅是个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二次分配也不完全是个公平问题,反过来也有效率问题。为此,我们提出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均衡”[12]。因此,公平与效率不但不相互抵消,而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一观念对于解决当下反垄断法方面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反垄断法的本质目标应当是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与实质公平。这体现在目的条款中则表述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虽然经过了某些学者的质疑与讨论,但反垄断法的草拟稿以及送审稿均有规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和路径不同。西方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而中国是从垄断引入竞争,到对竞争的限制,再到反垄断。因此,中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肩负着缔造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本身就蕴涵了社会的整体效益与实质公平。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是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实质公平与社会整体效益作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建立在实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有意义、值得追求的效率,也只有在能够实现社会整体效益基础上的公平才是更高层次的公平。反垄断法旨在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和自愿交换或重视市场,确保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公平竞争和民主程序。
效率和公平是内在统一的,没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皮鞭下的效率和饥饿压力下的效率,这种效率只能为不平等的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公平,是一种没有意义公平。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两者得以协调和平衡,争取真正的效率与真正的公平的兼得。实质公平正义与社会整体效率共同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反垄断法通过对一般的、不合理的垄断行为和垄断状态的禁止和对特殊的、合理的垄断行为和垄断状态的适用除外,既可以通过禁止垄断来保障有效竞争,以实现提高经济效率,保障经济公平的目的;又可以通过对特殊的垄断的鼓励,来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反垄断法的这两个方面的价值目标应当尽可能协调兼顾,而且基于其社会本位性,从社会根本的整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它们之间也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兼顾。在特定情况下,确实需要选择出一个更优先的价值目标时,更能体现法律本质的公平正义目标应当优先于效率目标。“公正目标不仅仅与中国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特点、大众的心理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稳定的客观要求有关,也是由中国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社会主义法律的生命力,也就在于能够在各种利益冲突中保持合理的平衡,从而充分地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在中国,虽然党和国家的有些政策文件曾使用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它只适用于特定时期内某一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领域,既不应当不适当地扩大其适用范围,也不应渲染其一般价值意义或普遍指导意义,更不能以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价值目标或政策目标。对社会公正本身的追求,应当永远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目标。”[13]
国家作为管理者,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责,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国家管理经济的目的所在;消费者希望有自由选择商品和交易对象的机会;经营者渴望有理想的竞争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价值需求是多元的,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笔者认为,各价值取向之间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为弥补市场缺陷,干预主体自由之法,反垄断法限制经济人私益最大化,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其限制个人自由之无限,维持整体竞争秩序之活力;其以竞争为起点,努力实现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实质公平。在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如何的为实现社会公平、社会的高速发展及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搭起沟通和对话的桥梁,是中国反垄断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增长和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和公平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在制度成本较低和相对公平的状态中实现增长和效率是合理的,也是改革的最佳目标。在充分认识效率与公平已经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后,就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在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辩证统一更是反垄断法不可脱卸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美]金勇义.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m].陈国伟,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79.
[2][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2.
[4]漆多俊.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G]//漆多俊.经济法论丛:第1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10.
[5]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28.
[6]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30.
[7][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现代经济法入门[m].谢次昌,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50.
[8]樊纲.渐进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1.
[9]漆多俊.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原刻《经济法论丛》:第2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68.
[10]陈金明,刘继兵.论产业组织适度垄断和有效竞争[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5).
[11]王先林.论中国反垄断立法的两个基本问题[J].中外法学,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