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2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3
【关键词】财务危机；渐进型财务危机；突发型财务危机
财务危机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大量财务危机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财务危机概念的界定、财务危机的预测、财务危机成本的计量、财务危机与公司治理等问题，对于财务危机的类型及其不同的特性则鲜有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尝试。
按照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我们可以将财务危机划分为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两大类。所谓渐进型财务危机，就是一般文献中所指的财务危机，即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项目投资过度、财务杠杆过高等原因所导致的严重亏损、现金流严重不足、无力清偿、资不抵债和破产清算等事项。它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体现为企业财务状况的不断恶化。突发型财务危机是指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如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等给企业带来了资产的损失，从而所导致的财务危机。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和防范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下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两种财务危机进行比较分析。
一、形态特征
由于渐进型财务危机是逐步缓慢发生的，而突发型财务危机是瞬间突然发生的，因此两者在形态特征上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危机可以以现金流是否充足作为判断的标志。如果把现金流量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以时间（t）作为横坐标，企业拥有的现金流量（C）作为纵坐标作图，那么，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态特征大致可以用图1、图2来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现金流指的是净现金流，即相对于企业的现金支付需求来说，其现金供应是否充足。位于零点之上的则表明现金流入足以应付现金流出，而在零点之下则表明现金不足，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渐进型财务危机类似于“自然死亡”。企业作为组织系统，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到衰的过程，要经历发起、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的阶段，有一个生命周期。当一个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后，随着其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的改善等，其现金流逐步增加。随后，由于外部市场竞争或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等原因，其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渐渐萎缩，在财务上表现为现金流的逐渐减少，这时，企业如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扭转局面，则最终陷入财务危机甚至完全退出市场。
图2表示的是突发型财务危机，与渐进型财务危机不同，这种财务危机类似于“猝死”，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点。突发型财务危机可以发生于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图中表示的只是一个可能的时点。从图2中可以看出，它可能与企业原来所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完全不相关。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一些原本经营业绩良好、现金流充沛的企业也遭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即刻陷入了财务危机。
二、形成机理
（一）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里，一般会依次出现导致企业陷于财务危机的各种原因、症状，企业最后陷于财务危机。
从产生的原因看，根据Johnargenti的研究结论，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八项：一是企业管理差。企业管理差主要是指高级管理层的结构缺陷，包括首席执行官一人独断控制企业；其他董事不作为；知识结构不平衡的高管队伍；财务职能弱；缺乏管理深度、具有很高权力的首席执行官等六个方面。二是会计信息不足或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缺陷。包括没有使用预算控制系统，或者预算控制系统不健全，或者完全不存在；缺乏现金流量预测；不存在成本核算系统；资产价值的不恰当估价等四个方面。三是企业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经营环境的变化可分为竞争趋势的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变化、技术变化等五大类。四是制约公司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因素。五是过度经营。六是开发大项目。七是高杠杆经营。八是常见经营危险。其他学者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和归类。但是，不管如何分析，都包含了企业内部原因和外部市场原因，而这些原因本身也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同时，在众多原因中，企业管理差是其根本原因。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根据财务预警分析中的“四阶段症状”分析法，企业的渐进型财务危机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财务危机潜伏期，特征是企业盲目扩张、市场营销无效、疏于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资源配置不当、无视环境的变化。第二阶段为财务危机发作期，特征是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利息负担重、缺乏会计的预警作用、拖延债务偿付。第三阶段为财务危机恶化期，特征是经营者无心经营业务和专心财务周转、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到期违约不支付。第四阶段为财务危机实现期，特征是负债超过资产、完全丧失偿付能力、宣布破产。所以，渐进型财务危机是一个动态持续、逐步递进的过程，且具有经常性的特点。
（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突发型财务危机的形成具有瞬间爆发的特点，没有一个较长时间持续演化的过程。
从产生的原因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突发性财务危机来源于自然灾害，即企业本身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完全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财务危机。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外部突发事件，如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和披露，但产生的根源仍来自于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善，如污水排放超标、产品质量不合格等。所以其实质上来源于人为灾害，如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实际上是行业潜规则曝光，吉化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事件则是个别企业不重视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人为灾害。不论是何种情况，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相比渐进型财务危机更单一、更明显、更直接。
从形成的时间段看，第一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几乎没有阶段性，随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企业同时发生了资产损失，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财务危机。第二种情况下的突发型财务危机发生的时间比第一种情况下相对要长一些，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任危机期，表现为客户流失、产品滞销、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等。第二阶段是财务危机期，表现为现金流不足、无力偿付、筹资渠道缺乏等财务危机的一般症状。
三、外部影响
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某个企业所发生的财务危机也具有外部性，对企业外部产生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
（一）经济影响
不论是渐进型财务危机还是突发型财务危机，都会产生外部经济影响。
在微观层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给其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经济影响。首先，给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竞争对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所引起的公司特有的财务危机使得竞争对手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甚至实行寡头垄断，从而带来利润的增长等好处；另一方面，一个企业的财务危机会“传染”给行业内其他公司，这一负面影响往往占了上风。其次，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也会受到其财务危机的损害。再次，企业的财务危机也对其贷款银行产生影响，对此，国外有很多研究，虽然具体的结论和观点不同，但都说明企业的财务危机这一事项对贷款银行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培莉，2005）。
财务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财务危机能引发银行体系脆弱性，进一步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或深化金融危机，使经济难以复苏。并且，这种诱发作用存在必然性（王克明，2004）。
（二）社会影响
除了经济影响外，突发型财务危机还会产生显著、直接的社会影响。虽然渐进型财务危机因影响了宏观经济从而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但突发型财务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通过经济影响间接作用的，且在危机发生当时就产生了。当然，有时候很难区分这种影响有多少是由于突发型财务危机产生的，又有哪些是由于引发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事件本身所产生的。
四、防范机制
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的不同特征必然导致其防范和控制的时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
关于企业财务危机预测的研究历史悠久，从20世纪60年代Beaver和altman采用的单变量、多变量线形判别分析开始，涌现了很多预测的方法，如多元逻辑回归方法、生存分析法、神经网络模型等。有研究结果（吕长江、周现华，2005）表明，多元判别分析、逻辑线性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这三个主流的预测模型尽管其使用有各自特定的前提条件，但均能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前1年和前2—3年较好地进行预测。渐进型财务危机的可预测性使得企业能够对其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进行事前的防范。防范的重点在于调查企业内部存在的管理问题，寻找将要导致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对症下药，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当然，如果企业的事前防范失败，陷入财务危机时，仍然可以进行事中和事后的控制，采取与企业现状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和财务策略，提高盈利能力，增加现金流量，使企业逐步走出财务危机。
相反，突发型财务危机具有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事前的防范非常困难，但仍然可以进行一定的风险防范。企业可以在盈利年度提取应急基金进行稳健性投资，平时的财务政策应注重流动性管理，对易损、危险性财产和工程项目进行保险等。这样，当意外事件突然发生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防范财务危机。而对突发型财务危机的防范重点还是在于事后控制，即当意外事件发生后，财务危机已成为必然时，采取迅速的应急措施和策略安排，防止财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尽可能降低企业所遭受的损失。这时，企业一方面要与股东和各债权方等进行良好的沟通，争取一切机会取得其谅解，对债务协议作出重新调整。另一方面，缩减日常开支，降低费用，生产自救。此外，还要积极筹集资金，特别是争取政府补贴和无息贷款，争取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社会捐助，从而弥补现金不足。
综上所述，渐进型财务危机和突发型财务危机由于其产生的原因不同，从而在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外部影响以及防范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企业改善管理、有效应对财务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工孟，芮萌，许庆胜.现代企业财务困境预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J.argenti,CorporateCollapse-theCausesandSymptoms.newYork:mcGraw-Hill,newYork:1976.
［3］李秉成.企业财务困境形成过程研究［J］.当代财经，2004，（1）：109-112.
［4］张培莉.财务困境及其经济影响［J］.财会月刊，2005，（B8）：60-61.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就业;特征;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调整产业与促进就业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有力遏制了经济滑坡，实现了经济止跌恢复，保持了经济较为平稳的运行。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渐为明朗，政府退出与后危机时代的宏观政策抉择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就业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与对策成为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高速增长。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就业人员从2003年的74432万人增加到77480万人，净增3000万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引发了经济危机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多管齐下促进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5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31120万人，增加910万人，新增加11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由4·2%上升到4·3%，完成了预期调控的就业目标。
2010年经济企稳回升，就业形势好于2009年，但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中国就业问题依然复杂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有25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发挥和经济逐渐恢复，2009年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又回城重新就业，同时出现的“民工荒”、罢工潮，尤其是代表劳动密集产业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发生的十多起跳楼事件以及向内地迁移的事件，都显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危机给中国的就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总量的巨大与就业稳定问题的突出相互交织，使得就业上升为社会首要关注对象。保持新增就业增加与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并重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加之处于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就业带有转型、转移、总量、结构、困难和长期等各种类型与矛盾交汇一起，形势十分严峻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四大长期一突出”，即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农业富余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就业制度变革转型期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且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同时凸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决定了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企业就业存量在2008年底减少了8%，企业就业岗位表现为净减少。新增就业成果被存量流失抵消，城镇失业率上升，这是自2003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减幅达到-8·1%。危机冲击中，农民工首当其冲。特别是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众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待岗或返乡情况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春节前，有1200多万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失业返乡，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8·5%。
严峻就业形势充分说明，稳定就业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就业优先重于增长优先。
2·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与就业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就业风险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减少就业风险与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提升就业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就业领域的一个迫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量渐进改革形成的出口依赖发展方式，使得产品的市场和投资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风险非常巨大。危机以来出现的东南沿海大量失业现象正是这一增长风险与结构风险的反映。与此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二三一”的三次产业格局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小，形成了近几年来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就业的增长弹性下降问题。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现了这一矛盾。
危机让西方社会对于超前消费文化进行了认真反思，社会公众的储蓄意识增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尤其是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明显上升，美国人大肆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导向依赖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3·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体制性和方式性的风险差异相互交织，使得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和灵活性就业成为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关闭，工人下岗失业。与此同时，相比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
支持和保障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应成为一个促进就业增长与稳定的制度。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社会保障滞后与政府就业保障能力不足相互交织，使得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高效、细致、灵敏、有力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能力，成为急需解决的公共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对城镇灵活就业群体和非就业群体的保障不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程度较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社保制度难以适应劳动者跨地域流动和身份转换等。在危机冲击下，上述问题更加凸现。另一方面，危机中公众对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政府缺乏就业市场信息和监控，未能建立失业预警系统，未能形成健全的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体系和网络。如灵活就业、正规就业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差，处于失业风险的最前沿，但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按现有信息统计体系无法掌握。再如，占吸纳就业主流地位的大量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雇佣情况不在当前常态统计范围之内，成为掌握社会就业全貌及制定相关政策的盲点。
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包括危机中政府的应急性反应能力不足与危机后常规性制度不完善相互交织在一起，都使得危机下的中国就业变得异常脆弱。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经济阶段、性质与特征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将发生深远的变化，中国的就业问题将呈现重大变化。2010年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就业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经济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的就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暴露了中国就业的许多问题，也凸显了中国就业的许多深刻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1·中国就业进入刘易斯拐点与农业商业化点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供给趋于富有弹性，劳动力市场工资趋于上涨，农产品价格趋于普遍性上涨。继2003年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用工的“民工荒”之后，2009年下半年再度开始显现，2010年春节后蔓延至全国的“民工荒”，以及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罢工要求上涨工资的诉求，再一次证实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告别传统自然经济与刘易斯二元结构下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时期，迎来刘易斯拐点和劳动力要素市场趋于弹性与工资、价格上升的市场新格局与新阶段。2009年以来的农产品由个别产品到普遍性的价格上涨，也反映了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特点，即食品短缺特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由刘易斯拐点或食品短缺点到农业商业化点之间的阶段。食品短缺与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带动的工资上涨将是这个阶段经济的突出特点。刘易斯拐点的跨越，说明中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代替传统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一元劳动力市场格局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业的专业性工资收入，代替二元结构下大量农民工兼业性就业收入，成为劳动力要素收入的主要源泉，充分就业与稳定就业将成为中国就业与经济的首要目标。就业刚性供给与周期性失业成为这个时期就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业稳定与就业增长并重成为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就业的周期性特征代替转移性特征成为就业一个突出的新特征。
2·中国就业进入一个由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消费-投资驱动型发展方式的经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产业转型、转移、升级，就业也发生转型、转移、调整。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全面的“去杠杆化”和再平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倾向开始扭转。和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已经由危机前的-1·7%上升到7%;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8%降到3%。这对国际贸易增长和贸易格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国际贸易萎缩的条件下，各国更注重其国内市场，我国外部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改善民生，重视社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调，也是世界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前进的发展阶段，有非常广阔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很大。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是负增长，8%以上的增长率全是靠扩大内需实现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经济转型调整将是危机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特点。就业转型、转移、调整将是中国经济与就业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构性失业现象和持续大规模的就业区域、产业转移和调整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经济现象。
3·中国就业进入“人口红利”高位向老龄化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供给与就业需求仍处于中国人口与经济峰值期，就业供给规模将处于最大规模值域。
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超过1000人，2008年达到1603万人。农村尚有一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持续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由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滞后，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和人口峰值期的大规模的就业供给;另一方面，相当规模60岁以上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参与。这两方面决定了最大规模阈值的就业供给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推算，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是1·47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的数据显示，我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就业规模庞大、流动性规模巨大、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供给增加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而又复杂的经济现象与就业特征。
4·中国就业进入经济与就业更加多元，所有制方式多元、就业方式多样，劳动市场结构化的经济发展阶段。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与灵活性就业是就业的主导，就业结构与失业群集突现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改革的攻坚和深入，经济的去垄断化和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更加公平，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就业的主渠道，灵活就业愈来愈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就业方式。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力度，将成为稳定和增加就业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随着劳动市场统一，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成为危机后阶段的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一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历年累积，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超过700万人。
受金融危机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企业用人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需求有所减少。二是农民工首当其冲。
受到危机的影响，2008年春节前提前、集中返乡农民工总数达7000万，为全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50%左右，其中有1000多万因失去工作而返乡。三是在整体就业趋紧的情况下，“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群体实现就业难度更大。大学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群体易受危机与经济调整冲击，就业与再就业困难成为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也是后危机时代就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5·中国就业进入一个通过技术革命寻找新增长点与低碳经济发展阶段。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的要求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信息经济、物联网经济、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技术变革对经济的重要性越发成为第一要素。
同时，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低碳经济、新能源开发等问题成为危机后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
发展以生物、能源技术，环保和新材料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人力资本提升是危机带来的一个新的就业特征。
6·中国就业进入一个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中国化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经济迈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更加全球化，全球经济更加中国化。中国就业的全球化和全球就业的中国化趋势将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新特点。
外籍就业、海外就业，中国就业与国际就业问题的交融和就业问题的全球一体化将成为危机后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征。
就业保障的普遍性与多层次性、就业服务的普遍性与群体突出性、就业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等相互交织也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新特征。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特征危机回归
“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是在90年代初由联合国经贸组织提出的。联合国经贸组织将“知识经济”表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经济”这个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广大学者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经济，经济随着知识的发展而发展，知识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在知识和信息之上建立的经济体。虽然学者们对知识经济的概念有着认知上的差别，但是他们对知识经济的本质是认同的，那就是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
在“知识经济”的认知体系中，是将智力资源这种无形资产作为首要因素的，而自然资源却退居于次要的因素。智力资源通过将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获取经济利益。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拥有智力资源比拥有自然资源更有意义。
这样一来，原来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会计价值必然会发生变化。
一、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的哲学归属
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所谓“价值”是指某件事物是不是有存在的意义，或者说一件东西是不是能够使用，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使用价值。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这件事物（东西）是不是凝结着人类的劳动。而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价值所表明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脱离了客体或者脱离了主题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更不要说价值。只有主题的需要被客体满足，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管这种事物是什么，它都不会具有任何价值。因此，经济学上的价值和哲学上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经济学研究的是事物是不是“能够使用”、是不是“有使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事物在人类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功用。哲学研究的除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外，还包括社会存在物、精神存在物对于主体的意义。也就是说，“价值不仅仅经济价值、使用价值，价值还包括社会价值、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文化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会计文化中的价值也从传统的价值体系中走了出来，走向了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会计价值是是指会计文化的一种观念，它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既然会计走向了哲学研究你的范畴，那么我们也就应该从哲学意义上对会计进行研究。会计所承载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直接决定了会计具有价值。会计价值是会计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满足人们对信息需求的能力。
二、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的形成
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的形成主要决定于会计流程。从本质上来讲，会计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就是会计流程。会计流程运作的目就是为了创造会计价值。
在会计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会计规则对会计价值大小体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会计规则的制定的不完备性，再加上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和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和动机，决定着会计如何对所取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检验。这样一来，会计文化就得到了体现，会计文化直接决定了会计如何处理所面对的信息，是按照规则进行处理还是不按照规则进行处理，这将直接导致信息供应者和用户之间是不是存在信息是不是对称。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价值就会得到体现，会计文化决定着会计的抉择也就决定了会计价值的高低。
三、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的评价
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想对会计价值进行评价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会计价值评价体系。根据价值工程理论，会计价值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计信息应该具有鲜明的特征。
会计信息应该具有鲜明的特征，会计信息只有具有鲜明的特征才会有用。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基本会计准则将“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作为最重要的质量特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是不是具备“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等质量特征来判断会计价值的大小。
2．会计所提供准确信息的数量多少
会计的目标就是在为用户尽可能多的提供信息，从而降低用户决策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还要求数量尽可能地多，这样的信息才有更高的使用价值。
3．会计供应信息的成本
会计在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势必会消耗资源，这些被消耗的资源就是会计供应信息的成本。会计在提供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平均供应信息的成本越低，会计价值也就越大。
四、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充满危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会计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会计的价值也日益提升。但是，调查却发现会计价值充满了危机，会计在为用户提供信息的时候远远不能达到“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等质量特征，甚至还出现了造假账、腐败犯罪现象。这就说明会计的信息供应和用户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供应距离。这样的情况说明会计价值的总体水平存在偏低现象，会计价值也就充满了危机。
五、提高会计价值，促进会计价值的回归
接连不断的会计价值危机，对提高会计价值，优化会计价值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为解决公司的价值低的问题，哈默和钱皮提出了流程再造理论，他们说“根本地重新思考和彻底地重新设计，再造新的业务流程，以求在速度、质量、成本、服务(tQCS)等各项当代绩效考核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的改善。”流程再造理论不但在再造新的业务流程方面提出了要求，而且还对其它各项关键指标进行加工打造。在对流程再造理论认真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对于提高会计价值，促进会计价值的回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价值的体现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问题，而是和社会价值、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文化价值融为一体的大问题。这样大问题就要求会计价值实现快速的回归，在自我的轨道上健康地运行，只有这样，会计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引导社会资源完成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6
【关键词】生态危机；消费异化；绿色发展；“生态人”假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研究任务，而对资源配置利用的可持续性关注不够，对子孙后代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问题也缺少足够重视，这样的理论导向加剧了现实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及异常F象频发，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摆在人类面前，追求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发强烈。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生态危机及在此基础上催生的绿色发展进行解读分析并探讨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1、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内因
Foster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以及随之对稀有资源不断增长的消耗，导致了快速的、复杂化了的环境问题”。[1]建立在私有制和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秩序，导致了市场主体利益的对立及非理性的生态行为和价值观。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自然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资本主义不仅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下的经济危机，而且还存在着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间的矛盾，即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性和资本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生态危机。[2]
一方面，资本主义特质必然催生生态危机。表面上生态危机源于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但资本对技术的选择一开始就是从经济利润而非对环境的影响来考量的。资本通过控制技术来实现对人的统治，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唯一的统治理性，并构成资本社会控制的深层基础。“科技的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3]因此，技术和工业背后的资本主义特质才是生态危机的深层诱因。
另一方面，生态危机使资本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本能得以强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性是维护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生产过程必然遵循成本最小化而利润最大化原则，“它所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4]而不关注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不会自觉停止，而是有着本能的膨胀，表现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使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
2、大生产活动、市场失灵和消费异化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外因
（1）大生产活动。资本主义大生产通过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大量投入，加上相对之前先进的机器系统，在制造了大量工业产品、创造了数倍于以往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促使自然界被商品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生态环境这一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遭到深层次破坏，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工业病”不断出现并日趋恶化，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矛盾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化。
（2）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会引发价格机制扭曲，从而导致某些资源的过度索取和浪费。由于一些生态环境要素如开放型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过强，难以定价或计费，再加上产权模糊导致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责、权、利关系模糊，造成生产与消费决策只考虑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完全忽视了社会边际成本，出现负外部性。
（3）消费异化。为了维护资本追求利润和现有统治的目的，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广告宣传，不遗余力地鼓励消费，打造崇尚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高档消费文化的理念，使消费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主要途径。这一模式通过意识形态灌输被包装提升为理想，消费也随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自然生态承载力终究是有限的，这种异化的消费必然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压力。
二、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及机遇
1、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
绿色发展理论和实践源于人类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对于绿色发展的内涵，不同学者作出了不同界定。概括来说，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高排放、高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依赖，并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资源节约及环境改善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它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过于依赖传统化石能源、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对于发展理念、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都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5]绿色发展模式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导向，推动社会产业活动各个环节的绿色化，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污染，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
2、绿色发展的主要特征
人类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动态过程。对于绿色发展特征的把握，也随着对其内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有的学者认为绿色发展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6]综合来看，绿色发展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层面的特征：
首先，从福利角度来说应该是增加的而非降低的。绿色发展不应导致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下降，即既反对奢侈浪费型的异化消费，强调“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消费生活方式”，又必须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绿色发展应该使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并不断得以改善和优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其次，从战略角度来说应该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绿色发展从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是将科学发展、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统一在一起的。作为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列的五大发展战略，绿色发展体现了发展的整体理念。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家的产业、经济、税收、金融、贸易以及投资体制等各个层次的改革，而且涉及的部门也是方方面面，需要各方协力、统筹推进。
最后，从技术角度来说应该是进步的而非倒退的。绿色发展不是为了绿色而不要发展，也不是为了生态环境就不发展工业，更不是要回到“刀耕火种”的状态，而是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产方式”。绿色发展是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赢。
3、绿色发展的重要机遇
绿色发展被认为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成为人类走出资源环境困境的必然选择。由于绿色l展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焦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了很大关注。绿色发展孕育着重大战略机遇。首先，绿色发展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以创新为驱动的绿色转型过程中，传统部门效率通过升级改造而不断提高，新兴绿色产业以及包括新兴服务业在内的服务部门不断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则不断降低。其次，绿色发展将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环境质量不仅可以提升民众福利和健康水平，而且可以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绿色发展将带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绿色发展要求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而且对城市宜居环境也有改善作用，减少城市拥堵和交通能耗。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将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绿色发展启示
1、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到“生态人”假设的转变
“经济人”假设在传统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该假设忽略了人类其他行为和关系，无视生态规律对经济系统的约束作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7]在生态文明时代，传统“经济人”假设必须向“生态人”假设跃迁。所谓“生态人”，就是在生态世界观范式下，具有生态价值观和代际公平观，以生态理性自觉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假设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和抛弃“经济人”假设，而是将生态作为一类特殊重要的约束条件纳入“经济人”假设中，是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超越。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以“生态人”为前提性假设和逻辑起点，将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内生化于经济研究中。
2、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仅是经济主体与自然环境客体的直接关系，还隐含着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通过物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是生产力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反映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层面。要追求绿色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反映并相应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相互促进。这些关系调整通常表现为制度体制的变革，比如，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3、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统一
经济系统中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促进绿色发展必须兼顾这两种角色。从生产方面来看，必须建立绿色生产方式，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大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与引进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加快推进绿色转型。从消费方面来看，必须建立绿色生活方式，转变异化的消费观念，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使人们从消费中获得幸福与自由的异化消费方式转向从劳动过程中寻求满足的文明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FosterJB：ecologyagainstCapitalism[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2002.
[2]盖凯程：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2.3.2.
[3][4]Gorza：ecologyaspolitics[m].Boston：Southendpress，1980.
[5]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6]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14-2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7
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新政”。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间相对缓解。随之1937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随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和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使美圆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的约3/4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只赚不赔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假如我们也有这种特殊条件，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而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圆资本的垄断地位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美圆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圆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比例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
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80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九十年代“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的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增长转到集约化轨道上来，却事实上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的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800-2000元，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地方工业化阶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拉动重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最近做出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重新出现，从过去的经验看，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显著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0.67，1991-1993年则上升到1:0.9。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继续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但如果只从工业部门看，按当年汇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亿美元工业产值能耗为4.8万吨标准煤，我国1990年为7.3万吨标准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为其服务产业比重比我国高出一倍以上，服务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是工业部门的1/3-1/4，所以服务产业比重大就使平均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
3、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涨；这与近20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现在年进出口总值约4000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8个百分点，到“八五”期末，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经超过3％，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0％。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在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到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4、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对国际金融资本的需求
中国到2010年有13－14亿人口，一旦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
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千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未来如果继续粗放型工业化过程，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
从1998年的情况看，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全社会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圆投资。此外，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它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象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
可是，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这实际上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1998年中国的出口已经明显下降。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不过，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必然“溢出”，又由于在金融危机压力下获利机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因此我国的资本项目可能会保持顺差。但是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将使我们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更何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潜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0-0034-07
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珠三角地带和长三角地带相继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现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也变得非常明显。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我国财政收入显著下降，且一度呈现负增长；2009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4％，而财政支出一直保持快速的刚性增长。这种财政收入与支出呈现相反的运动趋势，使收支矛盾凸显，部分地区财政支出与财政能力不平衡加剧，刺激计划所需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跟不上，导致一些项目无法继续。这样的财政收支结构会有怎样的风险，它会持续下去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本文主要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来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的结构特征，找出影响财政收支的主要因素和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为化解财政收支结构性风险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一、金融危机前后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考察
(一)金融危机前后财政收支情况的概括性描述
为了直观地看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从我国经济统计数据库搜集了1989-2009年财政收支年度增长率数据和2006-2010年财政收支月度数据，对财政收支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见图1)。结果发现，最近20年我国财政收支都为正增长。1993年之后一直以15％-25％的增长率增长；2007年在经济非常热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了32.4％，而在之后的金融危机期间急速下降；2009年的增长率下降到11.7％，明显低于前些年的波动范围。从最近四年的数据来看，财政支出维持刚性增长，而收入的增长不是很稳定，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收入情况急剧恶化，这给财政收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二)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支运行的趋势特征为了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利用了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支增长情况进行单独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见图2a、图2b)。2009年初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2008年末至2009年初财政收入负增长，直到2009年5月才开始出现正增长。
2009年以来，我国财政增收难度加大，前半年出现收入负增长，而财政支出增幅一直保持在20％以上，收支压力很大。2009年下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伴随经济的企稳回升而逐步回升(如图2b)。(三)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支运行的空间特征
为了分析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在金融危机期间受影响程度的差异，我们将全国各地区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分析。根据杨灿明的分类，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海南、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3个省市区。我们收集了全国所有地区2004-2010年每个月的财政收入和收入增长率数据，由于没有找到各年度12月份的数据，我们从《中国财政年鉴》找到每年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率作为全年累积增长率。另外，由于经济在不断发展，为了消除价格指数的影响，我们采用增长率指标对不同年度财政收入进行比较。
下面，我们对每个地区2004-2010年的月度收入增长率进行描述。结果表明，2008年的这次危机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各地财政收入的增长都直线下降。为了全面比较东、中、西三个地区总体受影响的程度，我们分别求出这三个地区的平均增长率，用折
从图3可以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均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危机期间中部、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长率均高于东部地区，但是，从增长率下降幅度看，中部、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与东部地区类似。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全国范围的财政收入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哪些收入来源受影响最显著?下面，我们将通过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特征分析来找出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二、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成因分析
(一)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入结构性特征及原因
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形式主要包括税收、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政府收费等。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一般占到财政收入的90％以上。下面主要对税收收入及主要税种情况进行分析。
财政收入的增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会直接减少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下降，会对个人所得税直接造成负面的影响，具有累进性质的个人所得税下降幅度更大；经济交易活跃度下降，会直接影响流转税和行为税的征收。为了找出税收收入的主要税种，我们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财政年鉴》收集了2008-2009年每项税收收入月度和年度数据，通过计算得出：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如表1)。
为了找出各项税收增长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我们通过控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由表2知，占财政收入比重大的这些税种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之间偏相关性很强。除了出口退税外，其他的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企业所得税对财政收入增长影响最大，其次是营业税和非税收入。这可以对我国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入受到冲击作出解释。危机影响了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状况，再加上结构性减税政策，导致占税收收入75％以上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与增值税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收集的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这些主要税种的增长都是呈下降趋势，到2009年却是从比较低的增长水平逐渐上升。2009年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消费税，同时，得益于金融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旅游业快速回暖，营业税一直在加速增长。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企业遭遇的外需疲弱困难短期内难以扭转，一些受进出口影响较大的税种收入仍下降，如关税仍同比下降21.5％。另外，由于国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之相关的国内增值税在2009年一直是负增长。到2009年11月份，直接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两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相继实现正增长。
可见，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我国财政收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的原因有：一是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趋缓，企业利润大幅减少，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较多，使相关主体税种税基缩减。二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推开增值税专项改革，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继续实施2008年出台的税费减免政策等，相应减少较多收入。三是2008年同期财政收入基数高。2009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是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以及各项增补政策的落实。另外，国税、地税部门加强征管，确保了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还有，受去年收入下降、基数较低，而今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后消费税增加较多、房地产市场火爆等因素的影响。(二)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性特征及原因
我国财政支出从2002年的惠民政策开始一直倾向于民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财政支出既要保持原来的长期支出计划，又要应对金融危机安排一些新的支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我国政府在2008年11月5日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以及“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税收和减费方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和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给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在财政支出与投资方面，加大“三农”支出、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为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特征，我们对2008-2009年的财政支出项目及相应的支出额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按照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方案的规划，交通运输、农业、环保、科技、医疗卫生等是重点投资领域，从2008年以及2009年1-11月的支出情况来看，这五个领域的支出增长均较快。尽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速有所降低，但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且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基本没有减少。这说明国家既考虑了应对当前的困难，又没有放下长期的计划和目标。
为了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对财政支出的具体项目进行分析。通过对金融危机期间各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的变化情况和特征。结合2009年实行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措施，将财政支出按功能划分为社会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政府服务支出三大类。(1)社会公共支出。即为满足公共产品需要的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社保支出、科技支出、文体传媒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等。收集的数据表明：2009年教育、文体传媒、医疗卫生支出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长幅度与前一年相比都稍有所下降(如图4)。公共安全支出、社保就业支出增长在逐步下降。2009年科技支出在20％到40％之间波动性下降，但增幅仍然在20％以上。这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重视。(2)经济建设支出。即为满足社会服务供给需要的支出，包括城乡事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农林水、工商金融支出等。收集的数据表明：2009年环保和农林水支出都从极高的增长速度快速下降(这与2008年同期基数的大小也有关)(如图4)，但最终总体累积增长率仍在30％以上。这是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的体现。交通运输支出累积增长率一直很高，且都远高于2008年的增长率，增长率一直在50％以上。(3)政府服务支出。即为保证政权运转需要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公检法支出。收集的数据表明：2008年政府服务支出一直下降，从最初的70％以上急剧下降到30％以下。之后，又缓慢下降至11月份的13.9％。2009年政府服务支出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平稳增长，增长率一直在10％-12％之间。
注：图中横坐标表示对应的年月，纵坐标表示各个月份对应的各类财政支出的累积增长率，单位为％。
结合图4和图1可知，从2004年到2009年财政支出一直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而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各项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进一步加快，总量巨大。这是因为，社会公共支出不仅要继续维持前些年的长期支出项目，而且在经济刺激计划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又要大幅增加一些支出，这导致了财政支出进一步刚性增长。由此可知，2008-2009年我国财政增收难度加大，收入下滑，这使得财政收支结构性矛盾突出。这种突出的矛盾会有怎样的风险?如何化解这种矛盾风险?下面将给出分析和建议。
三、我国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的潜在风险
前面分析表明，外生冲击对我国财政收支影响非常大。从全局看，财政收入突然大幅下降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使得财政收支矛盾开始凸显。这种突出的矛盾潜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下的显性赤字风险
由于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收支的增长出现相反的运动趋势，入不敷出使收支矛盾加剧，
2009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7400亿元。如果这次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基于2009年财政收支增长率，我们预测未来10年我国的赤字将持续扩大(如图5)。这种入不敷出的收支结构不能满足财政流动性资金的需要，为了解决流动性资金的问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来满足这种结构性特征。我们知道，财政赤字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一个国家财政赤字比率过高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占用借款人的消费，而且会形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是“寅吃卯粮”，其债务的风险承担者是“后来人”。但是，这种风险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只要国家经济平稳较好发展，这种风险是可控的；如果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不稳定，那么就会有国家信用贬值的风险。目一场金融危机导致各国“负债累累”，如迪拜、希腊、英国、美国都先后陷入债务危机。进入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开始担忧全球性“赤字”对经济复苏的无形制约。(二)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下隐性的赤字风险
虽然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有企稳回升的势头，但面对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刚性需求，今后的支出压力依然很大。同时，老龄化的到来以及政府以人为本和“让人们过的有尊严”，的目标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性财政支出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具有长期的刚性。然而，目前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增值税转型使财政收入的税基减小，从而减少税收。同时，由于受企业活动周期的影响，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呈不稳定的周期性波动，因此，这种不稳定的收入和刚性的支出需求不匹配，使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难以满足未来财政的需求。考虑到这些隐性因素，未来财政的潜在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如图6)。(三)目前财政收支特征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减弱效应
在2008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投资总额为1.18万亿元，而地方政府则需要筹集剩余资金。如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跟不上，则使刺激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规模相差很大，目前体制使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财政根本就无力投入地方建设，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筹措比较困难，这导致一些地方投资项目无法按计划完成，也就无法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风险。(四)现行财政收支结构性特征存在的管理风险
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求，再加上危机的影响使地方政府
财政压力加大，预算收入难以满足支出的刚性增长需求，这种矛盾会使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矛盾，地方政府必然会增加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些行为加大了预算管理的难度，使财政透明化、民主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另外，由于非税收入的稳定性相对较低，必然会导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不高。更令人担忧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非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土地收入是不可持续的，会把未来一些年份的收入提前消费掉，进一步给未来年份的财政收入带来压力。
四、结论与启示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9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篇10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四）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