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1
关键词柏拉图正义和谐社会
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和前提保障，和谐社会不仅应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正义，只有维护和实现了正义，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平等、公正的生存发展条件和机会。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里，已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充满和谐、正义的理想社会画卷。柏拉图认为，人都是有欲望的，为了满足各自的欲望，势必会造成各种矛盾、冲突，使国家和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就需要正义的观念与制度去节制、协调。正义意味着和谐的秩序，既是社会秩序，也是人类心灵的秩序。心灵无序，就是个人的不幸；社会无序，国家就会动荡混乱。柏拉图理想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与正义的国家，他设想的正义王国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性
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含摄着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性。
首先，正义是人的自主选择。古希腊早期的正义观认为，正义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好礼物，然而这只是客观的本然意义上的正义，对于正义主观、价值意义上的含义都不曾自觉到。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是价值的主体，人的灵魂由三部分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者和谐一致，就实现了个人正义。正义的人，理性在他的灵魂中占统治地位，使他成为有责任心和自律性的道德主体，并按理性原则建立正义城邦。正义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此他赋予了正义以主观的含义。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结尾写道，“请听‘必然’的闺女赫希斯如下的神意：‘诸多一日之魂，你们包含死亡的另一轮回的新生活即将开始了。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美德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它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②正义和不正义从人、神处得到的结果各不相同，对于社会而言，正义使人们友好、和谐、协作；对于个人而言，正义的人是神灵的朋友，会获得深次于的幸福，非正义的人是不幸的。
戴维·米勒指出：“正义思想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一个特定的方面，即作为相互独立的个体的人获得适当的或者说是适合于他们的待遇。”③这个定义指出了正义的出发点和主体是独立的个人。正义包含了人的主体性，即它不是不可操作、不可把握、神秘莫测的，而是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自主选择、可以用理性加以认识和把握、在实践中可以践行的。正义是人自主选择的，成为什么样的人，过正义或不正义的生活不是神的旨意或命运的刻意安排。柏拉图通过前生后世轮回报应的神话，论证了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现有能力，再次肯定了正义隐含的人的主体地位，这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已初步意识到了主体性问题，但直到近代西方主体性问题才被提上日程，可以说西方的主体性问题传统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正义包含着自由，即每个人部分地履行其职责的自由。个性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自由体现为正义，正义就是个人的自由能够得以并存、和谐的条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认为：“正义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④这里所说的正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和前提，他认为个人在同他人合作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正义。柏拉图也明确指出，正义就是每个人只做自己份内的事，不损害他人。在此“正义并不具体规定个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不推行统一的行为模式和目标，以防止威胁个人自由。”⑤正义就是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和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主的生活，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家不予干涉，这样就最大限度的包容了个人自由，就是正义。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允许的（正义的）事，如果做出法律所禁止的事，就是不正义，也就不会有个人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去侵犯他人的自由。“正义是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之上的，是以促进个人之间的自由的更好实现为依归的。”⑥人是有理性的，自由以理性为基础，理性会指导人们摆脱命运的控制，做出符合社会正义的行为。
二、注重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
责任，通俗的说就是份内应该做的事。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各做各的事”，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就是正义。正义内在的包含着责任，份内工作做好了，落实了相应的责任，也就实现了正义。正义就是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如果每个人既能扬己之长，又能恰当的履行其职责，整个社会便形成和谐的秩序，就是国家正义。
（一）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责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责任的实践，从根本上说，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必须遍及于全社会。“社会和谐是指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状况的持续稳定，主体只有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创造性拓展自己的责任，才能推动正义的广泛实现。”⑦只要每个人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对他人及社会负有高度的责任感，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和繁荣，正义社会才会得以顺利实现。
履行责任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具有的基本要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重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高呼“人人有责”，似乎又人人不负责，责任危机逐渐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责任，需要人们进行判断和选择。明确责任，使人们树立起正义的意识和践行正义的行为，便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从个人的角度看，责任的主体是个人，正义的实践必须发挥个人的自主性。柏拉图指出，构筑社会正义，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社会是否正义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个人责任心丧失，违法乱纪、损人利己、欺压他人，就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正义便不复存在。正义是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划定的一条伦理界限，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正义是一种最好的善，不但本身好（利己），而且结果也好（利他）。如果每个人都树立起责任心，摒弃私欲，竭力尽职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充分展现各自的兴趣、爱好，整个国家就会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每个人也将得到属于各自的幸福。
三、注重伦理教育，强调培养公民的道德观念
柏拉图所讲的正义的含义主要是从伦理层面上界定的，伦理教育在他的正义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首先，伦理通过个人来体现。人有为善的可能，也有为恶的可能，为善能养成美德，否则便成邪恶。柏拉图认为，凡是善的，就是正义的。“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⑧人一旦失去德性，就会使心中的恶性膨胀，充满淫欲和贪婪，继而引起冲突、矛盾，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正义。在理想国里，无论统治者、护国者，还是劳动者，都是国家公民，都要接受伦理教育。伦理教育可以改变人性，培养出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美德的正义的人。伦理教育最终要通过个人来体现，一方面，个人美德是为社会服务的；另一方面，社会又制约着个人美德的形成，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是相适应的。
其次，伦理存在的根源在社会。伦理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秩序，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伦理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面对这种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正义是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核心道德观念，只有正义才能保证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需要国家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质，这三种品质得到和谐发展，就为个人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各自的天性和能力，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伦理教育提出一个新的起点。柏拉图推崇德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与正义，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创建一个良序文明的和谐正义社会。
最后，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是统一的。国家存在的东西，每个人灵魂里也存在着，而且数目相同。伦理教育就是要培养公民具有正义社会所需要的良好品德。因此，选定教育内容很关键。好的教育内容可以养成美德，反之会导致不良行为的产生，影响社会的和谐进程。在教育过程中，应该选定具有正面影响的、良好的教育内容，营造出良好的教育氛围，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⑨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他们反对丑恶的东西，赞扬优美的东西，并从中汲取营养，使心灵成长得既美又善。“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似乎是心灵的一种疾病，丑和软弱无力。”⑩对反映出与良好品德不一致的内容，应该消除。
在伦理教育方法的运用上，柏拉图反对灌输式教育，提倡启发式教学。他认为，伦理教育不是简单的观念灌输，而是强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培养他们心灵中最善的部分，遵循和谐和秩序的原则，注视着心灵里的宪法，并守卫着它，不让它引起任何纷乱，使社会得到和谐有效发展。当前，我们的学校在强调升学率、社会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容忽视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柏拉图的正义思想中蕴含的伦理教育观念，对于学校教育以及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形成和谐社会与正义的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认为通过伦理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责任意识，使人们可以通过舆论谴责、良心自责等形式规范其行为，而不需要通过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
构筑和谐与正义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进行长期不懈地努力。因而，要通过伦理教育培养公民的道德观念，使人们具有渴求正义的意识，参与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正义的行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树立起责任心，和谐与正义就会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参考文献：
[1]姚大志.作为道德原则的正义[J].吉林大学学报,2006,02.
[2]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422,42,107,174,76,108.
[3]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m].商务出版社,1990.
[5]刘进田.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构建[J].社会科学辑刊,2007,01.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2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3
「关键词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财务责任/债的演化
一、作为法律规范核心的责任
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一种责任的分配。责任的分配、演化经历了一个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走向复合的过程，同样，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责任逐步从制裁、义务中分化、独立的过程。
近代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权利，法律和权利的概念，在许多语言中，尤其是在法律的发源地中，两者是相同的。在康德提出法律是“权利的科学”之后，近代法学围绕着这一命题而构造法学大厦（注：近代资本主义法学作为康德的道德科学的延伸，参见weinrib，ernestJ.，theideaofprivateLaw，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权利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构成了法律规范的核心[1].然而，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依赖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而在社会价值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以及社会经济运动面前，社会道德却难以适应这种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综观20世纪的法律思潮，从利益法学和社会法学发展到纯粹法律分析，就是一个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扬弃过程。进而，新自由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律运动的争论（注：关于法律批判运动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参见andrewaltman，CriticalLegalStudies：aLiberalCritiqu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将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从权利至上发展到责任至上的进化历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中都表现出来。合同法开始注重赔偿责任，而不是拘泥于相对性，并且法学日益关注“关系性契约”；侵权法中出现了以社会利益作为评价指标的“汉德公式”，并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的范围[2]，出现了基于效率分析的“过错责任的第三次勃兴”；公司法中的信息、激励、治理构成了法律研究的主题，汉斯曼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日益成为主流，并将终结公司法的进化历史[3]，这不是价值观念竞争而是效率竞争的结果。法律开始注重个别性调整，扬弃程序正义而更执著于实质正义（注：实质正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效率是一回事。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15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更加注重法官的合理自由裁量权的尺度，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法律规范对法官的约束。
责任成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并将社会整体性利益作为终极的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传统法律体系作为道德律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判断问题。这是一个社会评价客观化、效率化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从英美法中的不同责任概念，诸如obligation，duty，liability和responsibility等等，可以看出，其界定更侧重于责任的来源。
责任显然是现代法律部门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责任是和自由裁量权相对的概念。“法律责任有三个特征：国家的强制、过错行为的确定和对违法者的消极后果。责任由法律规范确定，法律规定包括确定责任的规范的贯彻执行，由国家的强制力予以保证”[4]（p148）。因而，当违反义务的时候，则应当通过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形式来加以法律制裁；或者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与法官或者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紧密相关的。
近代法律体系中，强调权利本位，责任的概念并不突出，这和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法律等同于科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而现代法强调法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责任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现。
2.责任是比义务更为广泛的概念。责任更强调角色、职位、能力、具体情形下的判断、主观状态等与主体相联系的具体内容。换言之，不同的认识状态、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具体情形，违反义务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责任并不相同。现代公司制度中的董事责任，对董事的能力、地位、角色等加以综合性的考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有限责任”并不否定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而只是责任承担范围的限制。
3.责任更强调社会性，包括社会危害性，甚至相同行为因为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责任，比如入室和公开，显然其社会危害性不同，责任也不同。在经济法上更是如此，同样实施垄断行为，必然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不同。进一步说，从义务控制转向责任控制，体现了对法律后果的重视和社会性的增强。这是许多法律部门强调个别性调整的基础。
4.责任是和诉讼、证据、侦查紧密相关的。不仅仅是与诉权相联系，责任的确定过程也是对事实与结果进行判断的过程，其中必然要考虑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偶然因果），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因而，责任也是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结合部。
5.责任进一步涉及法律理念中的对人的假定和标准确定问题。在规则确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情况下；法官和执法者在作出裁判的时候，往往演化成确定标准和对主体的认识问题。法律的根本性假定——理性人、良家父、社会人——突出出来，在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专业化标准、行业性标准。这两个方向均指向社会，也代表了法律的社会化趋势。
二、责任与债：向财产责任转换的现代责任
责任是联结义务与制裁之间的桥梁。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定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来源于法律、合同或者社会关系），导致了一种应为性，这种应为性属于责任的范畴，经过法律（司法和执法机关）来加以裁判和衡量（强调法官的裁量权、对事实的再现能力和对环境的适用性），来确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大小和形式，从而导致法律制裁和法律救济。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即主体a对主体B的责任关系；其次才表示一种责任方式，如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责任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理学》，1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凯尔森还对奥斯汀没有区分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批评。）
民法的债，实际上就是现代法学上的责任的形式化，不过，后者的含义更为广泛和积极。（注：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这里所说的责任不是指由于违法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不是指已有特定含义的‘法律责任’，有的称之为‘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尽责完成的义务”。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梁慧星：《民法总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对法律责任的重视，体现了现代法上的能动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关怀[1]（p471-472），也体现了现代法理学试图统一各个部门法中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责任含义的努力。（注：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应当重构责任这一概念，从而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统一起来，并且指出，传统法学上划分法律部门的两个依据：社会关系和法律制裁，后者是不科学的。参见李颂银：《从法律责任角度重新认识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八议》，载《现代法学》，1999（5）。）
然而，由于私法上将债独立于责任，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责任等同于义务和制裁，例如“责任为违反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所应承受的法律后果，亦即法律规定对违反义务人的制裁措施……法律责任总是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关来执行的，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5]，并由此出发，指出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进一步用来判断法律部门的划分。这可以说是一种部门法对法律基本概念的“隧道视野”。
私法上的这种对责任的错误认识，是和传统法律体系相关的。公法和私法划分清晰的法律体系，隐含着私法自治的命题，学者们试图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法官（执法者）的能动判断加以限制。剔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剔除了法律的能动性，剔除了角色、能力等要素，自然，责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上，责任和债并无区别。一些具有现念的法学家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林诚二教授在分析了债、责任、诉权、请求权等概念之后，精辟地指出“债务之本质在于责任，亦即债务系为责任所包含，债务为肉、责任为皮，去之皮，肉不存，是故，在债权法之认定下，有债务必有责任，无责任之债务，系一种空洞之概念……有无责任固为现代债权法认定债务之先提条件，但亦可认为系债权之本质……责任固系债务履行之担保，亦系债权之本质，但亦可说系债权与诉权间之桥梁”。[6]
传统民法学之所以将债和责任区分开来，除了排除法官能动性之外，也满足了对分类严明的形而上的哲学化需要，债总是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区别于作为对世权的物权。因此，责任在民法中进一步体现为请求权，责任和请求权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出于主体角度不同而已。无论是物权还是债权，都要通过请求权加以实现，而“请求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相对权的典范……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7]，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债的概念来区分责任的不同不过是一种学说上的偏好，而绝不是必须的。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几乎不存在除了这种请求权的特定性之外的什么联系，但尽管物权是一种对世权，一旦其遭到侵犯，同样会产生特定化的请求权。换言之，权利可能是对世权的，但责任则是特定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给付”的债，其实质也不在于是否产生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而是在于“债的标的应当给债权人带来利益；而且，根据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利益应当是可以用钱款计算的”。[8]“由于社会进步，基督教教义之传播及公权力之日臻完备，对债务人直接强制，使其屈服于债权人之意思及实力之因素，渐次消逝，当为给付之伦理因素，渐次增强，历经长期之发展，终于演变成为纯粹财产责任”[9]，“债权逐步实现了非人格化”[10].这种财产性责任的增强，表现之一就是损害赔偿责任逐步成为最主要的责任形式。而民法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部门，“财产要素”同样也不能表明债权的独特性所在，只有当合同关系超出民法范畴的时候，这一特征才具有相应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债的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债的应为性而不是法定性，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表明了当事人之间缔造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自然地消灭而获得法律的承认。随着人的平等化和商业行为的泛化，债的提出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债的概念进一步确立了现代法上的责任概念的基础。在现代民法中，债的概念没有独立的必要，这是因为其积极内容已经被责任所吸收，而向更为灵活、机动的英美法的借鉴，更加推动了这一概念的衰落。这正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再区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的意义所在。那些批评这一做法的学者，不过是抱着对传统法学的迷恋情绪和借以抒发崇古的幽幽之情而已。
当债的概念越来越失去意义，被更为广泛的、能动的责任概念所替代的时候，合同的本质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经济合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1]
三、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accountability
如果仅仅将法律责任理解为义务或者制裁，那么，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解，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在这种概念化的意义上，经济责任自然是不存在的。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不仅仅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经济责任的概念（尽管这一经济责任的含义仍然是从财产责任的角度而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即便是在英美国家，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出现，也出现了新的责任概念：accountability，answerability.其中，accountability的概念更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准确地翻译accountability的概念，必须考察其来源和发展，以及其所使用的意义和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accountability使用的广泛性，主要有三个来源：（1）最初的起源显然是会计责任，即强调责任的经济性、可计算性；（2）从行政责任发展而来；（3）国有企业的责任，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英国在20世纪60年表了政府白皮书，其中就使用了Financialandeconomicobligation的概念。随着私有化的产生，逐步使得责任进入了公共领域，从而导致了accountability的形成。
accountability在会计学中被翻译成“受托责任”。在英文中，先后有三个词表示与受托责任大致相同的含义，它们是custodianship、stewardship、accountability.葛家澍教授分析了这三个概念。[12]（p76）最早使用的词应当是custodianship，如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使用这一术语表示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是表示中世纪庄园的管家责任或指宗教术语（非常有意思的是，中世纪庄园制度也是法律上的法人制度的来源之一，看来似乎自从法人存在的时候，或者说组织关系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存在监督—所有制的时候，就存在这种责任关系）；后来转而采用stewardship，最完整的含义是管家（资源的直接管理者）对“主人”（资源的所有者）所承担的，有效管理主人所托付资源的责任。在这一概念上发展出accountagbility，并取代了stewardship.除了前面的含义之外，accountability还增加了一层意思：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的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
沃尔克（Harryi.wolk）和特尼（michaelG.tearney）在分析会计目标的时候，将accountability作为首要目标，认为这一概念更注重竞争群体和收入、财富的主张权利中的平等。[13]
对受托责任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Yujiijiri）提出的。他指出，“受托责任的关系可因宪法、法律、合同、组织的规则、风俗习惯甚至口头合约而产生。一个公司对其股东、债权人、雇员、客户、政府或有关联的公众承担受托责任。在一个公司内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分部经理负有受托责任，而部门经理对更高一层的负责人也承担受托责任。就这一意义而言，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构建在一个巨大的受托责任网络上，毫不过分”[12]（p77-78）。
从accountability的会计学含义来看，它显然是和组织关系、两权分离、委托一关系相联系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体现了“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一责任主要是内部层级组织关系，也考虑对外部关系的负责，与说明、解释等信息上的义务是紧密融合的。
如果说会计学上的这一含义是在私人组织中使用的，那么，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则导致了这一责任在公共领域的扩展，并促使两个领域融合起来。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新的责任的要求，在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于政府管理向第三部门转移的国际性浪潮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中介组织等机构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从而引起了公司法中公共责任和法人制度的变化，公司的商业和社会伦理在发生变化[14]；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中效率日益成为主导型的目标。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两个领域的融合，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效率的诉求。英国的新公共管理与一系列的激励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下一步行动机构的创造、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激励、市民章程、开放政府激励、市场测试等。其组成包括：更多地强调“受控的授权”、在特定现金限制内的“物有所值”、更强烈的消费者或者顾客导向、商业计划规划和正式合同中的协议、分权化的成本中心、富含业绩目标和业绩相关的薪酬、中央人事管理的废弃以及同级结构。新公共管理，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但是无论其是好是坏，其广泛推行已经提升了对公共行政的传统教条的挑战。
accountability首先是伴随公共管理的发展，对行政责任的扩充。因此，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公共责任”，并总结说，“就其内容来说，公共责任有三层意思：在行为实施之前，公共责任是一种职责（responsibility），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形成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answerability），‘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liability）——撤销或纠正错误的行为和决策，惩罚造成失误的决策者和错误行为的执行者，并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15]并进一步指出，公共责任可以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
然而，将这一概念翻译成公共责任显然忽视了两个重要特性：
1.主体的多元性。随着政府商事合同的大规模涌现，accountability不仅仅适用于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也延伸到了合同相对方：自愿组织、机关等，甚至中间利益团体，比如英国慈善协会。[16]
凯特尔指出，“不断增长的公—私联系，包括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服务之间的实体联系，导致了部门之间界限的混乱，并且导致进一步区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困难”[17]（p13）；并且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公共行政领域，基本的参与者是选举官员、行政管理者和市民，合同相对方变成了第四者”。他还引用了约翰斯顿的社会服务网络中的责任[17]（p175-176），如图1所示。
附图{D413n901.Bmp}
资料来源：Johnjohnston，publicServantsandprivateContractors：managingthemixedDeliverySystem，Canadianpublicadministration，Vol.29，winter，1986.550.
2.在经济合同中，accountability是合同双方共有的特性。经济性、财务性、可计算性、这是经济合同、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18]
随着财务性、可计算性、公共性、复合性等特性的凸现，accountability已经超出了行政责任的概念。在公司制度、政府商事合同乃至其他的商事行为、政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提供等各个制度中，不仅强调传统责任中的“可归责性”、“可追究性”、“说明性”，而且更是和会计责任中财产责任日益融合的过程。这些公共性和私人性领域的融合，以及公共性责任和财产责任的融合，正是经济法始终强调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融合”下的责任方式。
四、经济法上的责任之特性和制度要求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特性是由经济法的特性决定的，正是“公私混合性”才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经济责任的含义在于：
1.角色责任。“经济法律责任包含各负其责，各尽其责，这种责任既包括管理经济的责任，也包括协作经济的责任，同时还包括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责任等”[19].
2.能力责任。这是和职位、角色、资格、判断能力等相适应的责任。比如英国公司法对不同的董事责任的认定的不同，以及前文所述的对职业资格的认定等。
3.公共责任。即对公共利益负责，对人民托付的财产妥善管理的义务。
4.财产责任。“经济刺激有正反两个方面：鼓励和责任……物质刺激的两种形式——鼓励与责任，在具备不同的条件时采用，并在不同的后果上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旨在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4]（p147），经济法的各个法律制度都体现出这种对财产责任的要求和约束，例如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中的第24条和第25条，规定追究双方的“行政责任和经济法律责任”，实质上，此处的行政责任指的是组织管理上的责任，而经济责任指的是民事中的财产责任。
5.组织责任。组织关系导致了accountability的产生，在官僚层级内部，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内部，都是这种组织责任的体现。
6.道德责任。道德与法律的融合，促使责任主体行为、决策、判断必须合乎道德和伦理标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中对公司责任的诉求，以及由此衍生的公司性质的争论（股东本位和利害关系人本位）[20]，是对形式化正义的突破。20世纪重新兴起的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这一诉求是紧密相关的。
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的提出，是经济法的独立性表现，是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的重要依据，同时，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有助于区分行政法、民法和经济法的异同。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宏观管理经济生活，参与调控经济，不能单纯依赖于实现行政目标的行政法，行政责任的单一性使其难以实现对经济管理机关的约束。我国长期以来依赖于行政法或是某些学者所谓的“经济行政法”来实现国民经济管理，使得市场发育不完善，泛滥，这不仅是法制的不足之处，也是行政法难以胜任这一任务的结果。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制定出独立的经济制裁，承担责任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制裁手段的改变。“所以严格说来，经济制裁并不是与刑事、民事、行政等制裁并列的一类，而是按制裁的经济性内容对制裁的另一种划分”[21].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法律制裁的实现往往通过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来体现，因而经济法律责任的制裁方式也同样采取这三种方式。
应当注意的是，承担经济责任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制裁方式以外，还包括奖励或者褒奖、专业等社会性调整手段，包括前文所述的“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等等，这在经济合同中也不例外[22].这种制裁手段的多元化，正是由经济责任的复合性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经济合同中的责任与本文所分析的各个方面是相吻合的。具体而言，将公共责任和财产责任相联系的责任观念，体现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之中。
1.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制度。垄断行为是和交易紧密联系的，在私人交易关系中，出现了单方的不对等权力，从而形成对交易的损害和产生外部性，而经济法上的责任，结合公共权力的钳制和损害赔偿制度来提供救济，正是经济法上的责任的表现。
2.信息披露制度。对证券市场、会计、审计等经济领域中的内幕交易、信息不对称加以纠正，要求其加以说明和向公众负责，进一步可以上升为民事赔偿乃至于刑事责任。
3.公司和企业制度中的受托人责任。要求董事、经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其受托责任一方面来源于委托人，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公共利益。
4.政府商事合同制度。对缔约双方而言，都同时存在着公共性的说明义务和财产上的赔偿责任，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制度中，这两者仍然是分离的，一方面确认行政机关参与商事行为的权力，另一方面则难以确定相对方的寻租和机会主义行为，也不能有效地确定其赔偿责任。而在经济法的责任框架下，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不对称情况[12].
5.经济责任制的有效建立。经济责任制是对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在公有事业经营和管理中的具体制度实现，这和将公共责任和财务责任相结合完全是一种同义反复。
6.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制约。政府通过规制、指导等方式对经济生活进行大规模调整，但大陆法系内只能通过法院来审查其抽象法律行为，而这种审查的依据是授权的正当性以及法律体系内的“激励相容”；或者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来加以纠正。这种行政救济手段，不能解决“空白授权”的经济上的正当性，也不能解决依据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的判断标准。而公共责任和财务责任相结合的法律调整，将有效地解决行政部门在制定经济决策时不能负责的激励问题（注：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在政府参与的经济行为中，采用民事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的主张。参见史际春：《适应经济法治需要建立“官告官”和民事、行政公诉的制度》，载《法学家》，1998（1）。）。
经济责任的突出，是理解经济合同关系复合性的一根红线，它打破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紧紧扣住了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相融合的法律特性，并成为构建经济合同制度的基石。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作为社会的法律部门，必须将自己的理念建立在责任上的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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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4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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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5
关键词：新闻责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2-2-0006-03
责任是一种担当。有担当的人能得到社会尊重，负责任的媒体则能得到公众的信任。但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各种利益的驱动，常常使得新闻责任旁落：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无关痛痒的小新闻，热衷于揭秘、煽情和小道消息；有害新闻信息泛滥加剧；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时有发生；一些歪曲事实的信息传播，给国家、社会和公众带来了负面影响……信息时代的新闻业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话题：新闻应该对社会进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一问题绝不仅仅限于社会法律、道德的层面，更涉及新闻业务、新闻管理及新闻理论等诸多层面。因此，有必要重温新闻责任，探究新闻责任的内涵、原理与实现条件，深化责任意识，服务新闻实践。
一、历史溯源
“作为社会的人只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去承担责任，才能既向个人负责，又向社会负责。尽心尽责有利于社会和自己，失责渎职不利于社会和自己。”[1]193
――恩格斯
新闻责任问题由来已久。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思考与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的罗伯特・哈钦斯等人起草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标志着社会责任论的正式提出，后来在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这一理论被系统阐发并广泛传播，社会责任理论成为西方新闻思潮的主要代表。
对新闻责任的重视并非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所独有。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工作的一系列文章、对话中，也曾涉及这个问题。强调新闻责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特征。早在1849年，马克思在针对《新莱茵报》的审判法庭上，就曾明确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2]275在中国，新闻界一向强调、推崇新闻责任。从王韬、梁启超到徐宝璜、，都已认识到新闻传媒要在沟通、教育、监督与导向方面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新闻责任的深刻认识，也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从1922年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在9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强调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一定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正如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中所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二、如何认识新闻责任
英国王子查尔斯曾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就是责任。”责任是对于一个人做或不做某些事的要求。按照《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责任的含义有三：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分内应做之事；因做不好分内应做的事，所应承担的过失。责任的概念，既包含法律上的含义，也有伦理上的意义，进而还有职业的特定要求。
那么，什么是新闻责任？新闻责任是新闻业、新闻传媒及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恪守的行为准则与应尽的义务，即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社会存在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新闻责任的内容和形式。因而新闻责任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新闻责任也各不相同。但不论怎样变化，对社会负责，这个责任的客体基本不变。只是新闻责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理解与实施。
在这里，新闻责任的客体――社会，并不是一个抽象而空泛的概念。汉语辞典中对社会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的观点则揭示了社会的本质，那就是“社会的本质既不是在整体、也不是在个人之中，而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去寻找”。[3]66因此，社会绝不是个人的堆积或简单相加，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是一个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结构与功能，按照一定规律而运动变化。社会主要包含着：个人关系、群体关系和社会制度三个不同层次。考察新闻责任的客体，需要从社会系统本身出发，从社会关系中去考察、研究新闻责任，这是我们的理论起点。
就其理论基石而言――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新闻责任的基本走向；对新闻自由的解释左右了新闻责任的内涵；权利与义务的辨证关系奠定了新闻责任的理论基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规定了新闻责任的具体内容。
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新闻责任的性质，基于不同经济关系之上的新闻传媒及新闻传播活动，必然会根据不同的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规范原则；新闻责任往往会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并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意义。
三、强调新闻责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工作者对事实负责、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要求新闻工作者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地、辨证地、历史地考察新闻传播现象，深入研究并回答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中的问题，科学地揭示新闻传播规律。
在我国，传媒结构是以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广播、电视台为主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始终要求在新闻传播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生活，及时反映现实，维护人民的利益。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指出，新闻传媒要始终保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责任的理论核心。在此理论框架下，新闻责任的主体涵盖了新闻业、新闻传媒以及新闻工作者这个由整体、局部直至个体的三个不同层次；新闻责任的客体则是社会，包括社会制度、群体与个人；新闻责任的内涵由此衍生而来。
在传播学中，新闻业具有四大功能：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协调社会、传承教化。功能对应着责任，责任由此而来。具体而言，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进步、公民身心健康所应承担的安全责任、传播责任、监督责任与文化责任。其中传播责任是最基本的责任，是基础、是前提，其他责任的实现必须通过它来体现。安全责任是核心，监督责任是保证，而文化责任是准绳。作为新闻责任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传播责任，意味着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要对传播的新闻信息负责、对受众负责，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要讲求公开原则、真实原则、客观原则、时效原则与受众原则。舆论功能的发挥，可产生强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就是说，履行安全责任要坚持保密原则、导向原则、大局原则；行使监督责任，则要坚持公正原则、有效原则、大局原则。社会教化的功能，体现于传播文化知识、提倡社会道德等，因此要承担相应的文化责任：恪守职业道德，传播先进文化、维护道德，推动社会进步。
履行新闻责任还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要求。在我国，新闻业、传媒及其从业者是党、政府与人民的耳目与喉舌，新闻业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党的思想宣传阵地，事关国家的发展、社会稳定和安全。履行新闻责任，除了要遵循具有共性的新闻传播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同时还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即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坚持党性原则、政治原则、大局原则与群众原则，以人为本，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四、怎样实现新闻责任
任何目标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献身精神，还要受到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同样，新闻责任的实现也是由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新闻责任的实现，离不开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个人与社会的维系与评价，主要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与手段来保障，由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主体信念所构成的道德来维护。换一种角度说，新闻责任的履行，需要两种硬度不同的力量：一是刚性的，即法律法规的制约，二是软性的，即道德的约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一同维系着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而这也是新闻责任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它们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推动新闻责任的实现，使其充分发挥效能，而不仅仅流于形式。
新闻责任的履行，要依靠社会舆论与法律、法规的约束一同构成的外部力量，更要凭借责任主体自觉又清醒的责任意识所构成的内部动力，这是履行新闻责任的基础，也是实现新闻责任的重要保证。解决新闻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恪守职业道德，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及媒体的整体素质，维护新闻业的社会公信力。逐步建立一个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机制，与行业管理、司法监督紧密结合，通过教育、管理、自律和他律，为新闻责任的履行营造一个积极有利的媒介环境，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条件。
新闻责任不是一种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枯燥理论，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队伍自身建设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的现实问题。但我们对它的认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亟需从实践、管理与理论三个不同层面来解决新闻责任问题，使广大新闻工作者把履行责任当成自觉行为，各传媒机构一方面自觉承担新闻对社会的责任，一方面还要管好自己的队伍，加强规范。而对于培养新闻队伍后备军的新闻院校来说，加强新闻责任的教育与学习，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责任观，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新闻责任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它包含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深刻寓意；它来自实践又复归实践，其现实意义甚至远在理论之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6
论文摘要:对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教育伦理功能的延伸，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包括内含式伦理责任与外生式伦理责任，是远程教育的活动主体在远程教育活动中依据“善”的标准而对行为的道德素养所施加影响的过程，同时它又与教育伦理存在着区别与联系。
一、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的内涵
现代远程教育是教育的延伸与拓展，它必须满足教育的本质特征，即使人向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是教育伦理功能的一种延伸。教育的伦理功能是指教育具有满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功用性，教育具有直接形成人的道德品格的功能，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规范和传承社会伦理道德功能。教育伦理功能作为一种启示教育者“应该如何”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它指明教育者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及其内在依据，并向教育者展示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应确立的价值体系和应遵循的行为模式，它规范着教育主体在教育中的行为，能够促进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关注，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的培养。
对于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促进远程学习者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公正的发展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它包括内含式伦理责任与外生式伦理责任。外生式伦理责任是指教育公正、公平、教育人道、教育的尊严和教育的人文关怀等社会教育伦理道德在远程教育中的反映与投射，即社会对远程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尊重人的个性，肯定人的价值，以确保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使人人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内含式伦理责任是指现代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项创新和发明而必然体现的人类道德精神或伦理要求，它是现代远程教育这一教育活动方式的内在性要求，是保证教育活动得以存在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即关护人的需要，以促进人的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性，一方面，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是要依据一定的伦理信念、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对实施远程教育行动者和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约束，因此，远程伦理责任具有主体倾向性;另一方面，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是通过对远程教育成果的伦理评价和伦理选择，约束远程教育的形成与应用，因此，远程伦理责任又具有客体倾向性。
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责任意识源自于远程教育角色的分化、人的能力的增长和对教育产生的结果的自觉性以及交往关系的发展，当教育者的言行能够给学习者以心灵的震撼，能够激励学习者的学习，让学习者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教育者在价值追求、道德品质、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心理表现方面具有光芒四射的魅力，就会自觉地、自发地在自己内心产生一种由衷的倾慕、向往和追求，这种被教育者对教育者所具有的尊重和爱戴，就是对教育者自觉的学习和模仿。远程教育的相关主体不仅应充分考虑远程教育过程中的伦理责任，使远程教育内在地接受教育伦理功能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新的教育伦理责任价值体系。这种新体系，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教育精神，应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远程教育—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而使它形成一种可随远程教育调适和变更的开放性框架。
二、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的定位
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求知求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而求真求实是人的道德品质中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也是教育所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教育伦理的传承功能使我们在继承已有的道德文明时又要注重道德教育的创新，教育的伦理责任对人的心灵直接给予指导和帮助，规约着教育主体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伦理的发展方向。”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延伸，它的伦理责任必须满足教育伦理功能的所有特征，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促进终身学习的理念向更深层次发展。但是，现代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在满足教育的基本伦理功能外，它的伦理责任还有别于教育的伦理功能。
(一)现代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与教育伦理功能的相同点
第一，对人施加‘善’的影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学的特征是使人向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的第一层含义是其本义，即“‘善’的影响”和“使人善良”;第二层含义是转义，即“使个体完善发展”;第三层含义是第二层含义的转义，指“使个人成为完善发展的社会人”。即教育不仅要注重个人的知识发展，更要注重个体人格的发展，使人向善，培养学习者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责任。建立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就是为实现教育的公平、构建学习型社会、促进终身学习的理念向更深层次发展，为提高学习者的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远程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延伸，必须满足教育使人向善的基本伦理特征，把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理解为促进学习者发展的一种“‘善’的责任与影响”，是对现代远程教育的主体施加的、使之能够在教育活动中依据“善”的标准而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负责，对他人的学习负责，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注重塑造教育主体的教育德行，使之符合教育伦理的基本特征。
第二，关注人的生存景象，注重生命教育的意义。远程教育是实现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教育形式和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础，不能把远程教育理解成仅仅是技能的、谋生的知识教育，而是要着力引导学习者发现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意义，成为开发人的潜能的有效的策略。在网络环境下，由于学习者身份的多重化，学习者既可以向同伴学习，也可向教师请教，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学习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如何保证远程教育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我们建立新的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需要我们将现有的教育伦理向更深层次拓展，积极培养教师和学习者的社会责任感。远程教育的发展是为教育服务的，而技术是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伦理责任则为技术提供指导，以期技术更好的为教育服务。远程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高远程教育主体伦理责任则是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远程教育主体的伦理责任意识必然与远程教育的整体德育相结合、相协调，这也是远程教育的新内容。转贴于
第三，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培养人的道德修养是教育伦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其目的是使人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具备一定的伦理责任，这个目的可以转化为道德主体在道德伦理知识、道德伦理素质和道德能力上的具体要求。对于道德主体而言，道德伦理知识的掌握、道德伦理素质的形成和道德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三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是教育主体的内在道德伦理素质的外化，是以人的内在素质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对远程教育所承担的现实责任。远程教育的教育主体对远程教育道德伦理规范和准则的践履，是经由承担的责任和道德行为体现的，二者有效的实施依赖于教育主体道德能力的高低，而落实到行为是远程教育伦理责任的核心目标，在伦理道德范围内，行为主体的行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它是直接关系到远程教育成败的关键。
(二)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与教育伦理功能的不同点
第一，从社会层面看，人们更加关心远程教育的质量。现代远程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面对的教育对象大多是成年人，教育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多是在市场原则下进行的，人们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日益强烈，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将市场的原则带进远程教育，给远程教育伦理的失范带来滋生的机会，有些教育机构不仅为名利来欺骗学习者，而且还大量的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降低了机构之间的互信度，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因此，就“责任心”这个层面上讲，现代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是主体建立在对自己需要的理性认识和对行为基本是非判断的基础上，是一种实事求是、不虚夸，用真实的力量来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选择，而责任感和负责的态度是远程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性条件，它能够催生教育主体的智慧和能力，促使主体做好每一件工作，并提升教育主体的社会意识，以保证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7
论文摘要：时代的呼唤以及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我国环境保护法必须予以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必须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指导价值，但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定位不准、主体狭窄、内容模糊、失衡等情况。必须以确立环境责任、义务本位为出发点，着手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方法，才能实现其应有目的，才能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是环境法律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作保障，环境法律、法规设定的各种环境义务就如同“环境道德”的宣示，难以实现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更难以实现环境法的立法目的。法律在规定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必须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规范或约束权力、权利的行使以及义务的履行，防止权力、权利的滥用或玩忽以及义务的懈怠而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护。
一、环境保护法中的法律责任定义及特征
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在目前法学界存在有如下几种观点：处罚说；后果说；责任说；否定性评价说；义务说；负担说；等等。义务通常被解释为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可见责任与义务是存在重合之处的，责任比义务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不能完全明确法律责任之应有内涵。基于对责任与义务关系的分析理解，笔者认为在传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除了专章明确的法律责任外，其他的义务性或职责(政府的义务)性规范也可以理解为法律责任规范。因此，法律责任是指法律规定的公民或法人应当履行的行为，以及违反法律规定而由国家机关强制责任者承受的否定性评价或相应的处罚、惩罚或制裁。
那么，环境保护法中的法律责任就是指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公民或单位应当履行的行为，以及违反法律规定或虽未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而由国家机关强制责任者承受的否定性评价或相应的处罚、惩罚或制裁。
综合对此概念以及对环境保护法本身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环境法律责任的几个特征：(1)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是基于某个人或单位的意志随意确定的。(2)法律责任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法定的公民或单位应当履行的行为；二是责任者应当承受的否定性评价或相应的处罚、惩罚或制裁。(3)法律责任从形式上来说包含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4)环境责任主体包含一切社会主体，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5)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者之行为不一定违反法律规定。(6)追究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机关是相应的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7)追究不利后果法律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但是经过比较分析，笔者发现在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却不够全面、不够明确具体，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失衡与不足。
二、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中法律责任规定的不足分析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虽然它曾经发挥过自己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环境和社会变迁之后，在经历了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适应和检验之后”，它已经凸现出诸多不足与缺陷，在各项单行环境法律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已无法含摄和统领整个环境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精神，无法对环境法的各个领域进行综合与协调”。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仅六章，四十七条，格式简单，内容笼统，如此“瘦身”似有立法应付之嫌，那么其中的法律责任之规定存在缺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责任标准定位业已不准
1．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实际上就是一部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通篇都在倾斜性地叙述污染防治与处罚。《环保法》第1条就总纲性地明确提到“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四章虽名为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但从第24条至第34条都是在强调如何防治污染，而对其他公害没有提及，对于什么是公害以及公害包含的范围更是没有提及，造成了真正有公害发生时而于法无据。第五章法律责任中大多规定的是造成污染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和承受方式以及强调环保行政主管机关对污染环境者而享有的管理权限。这就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环境保护法中的法律责任仅为：污染者因其不法的污染行为而应承担不利后果，环保行政主管机关因此应当履行相应的防治职责。而随着社会和自然状况的不断改变，环境法不应再是简单的环境管理法，不应再是污染防治法，也不应是污染防治法加自然资源保护法，而应是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性判断、以循环型社会为路径的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法。
2．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是行政机关(特别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本位观”。虽然环境保护需要确立政府机关一定的权力，但这种观念对政府的不利行为规范或约束力要小得多，因为他们很难自己放弃已经既得的权力利益。如《环保法》第二章体现的是环保行政主管机关对环境污染的行政监督管理职权，即使在第三三章和第四章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应主管部门的保护和改善环境及防治环境污染职责时，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其有权做什么。
3．环保责任的确立着重以是否造成污染、造成污染的程度、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为标准，而轻视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环境质量的保障和提高。虽然《环保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但“质量”一词仅仅是作为一句口号被提出．因为具体情况是政府哪个部门负责或是整个政府负责?本辖区的环境质量标准如何?环境质量本身如何界定?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的改善与否应当以什么为标准?
(二)责任主体规定狭窄
基于前述分析，给了人们另外的错觉——有关环境事宜就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事情，和其他行政部门好像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因此，对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未有充分体现，更不用说规定它们的职责了，这应该是因为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导制定的缘故；而环境污染就是环境相对人(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因为环境保护法中提到的均是对企事业单位的环境污染行为的管制。好像自然人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吧?)造成的，而忽略了所有社会主体均应是环境污染的实施者和环境责任的承担者。事实上很多国有公司、企业造成的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更为明显，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效应造成的环境损害更为严重。
(三)责任内容规定上不明确、不全面，甚至存在着失衡和缺陷
1．受传统“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影响，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用词简单、笼统，根本不能表达所需要表达的立法意思，概念的范围和内涵没有界定，使得权力(利)和责任主体模棱两可，造成了好像都有责任，实则谁也没有责任的局面，同时还造成责任内容和标准上的理解混乱。
2．我国环境保护法没有或很少规定环境主管部门之外的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对自然人的环境责任也未详尽规定，企事业单位应当履行的环境责任只是在作为一种环境主管机关行政职权相对面，而对其具体职责很少体现。同时因为权力本位观的影响，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在环境法律关系中的环境责任几乎没有体现。
3．在《环保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只是着重规定了企事业单位违法造成污染或其他事故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对环境侵权和环境侵害法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未作明确规定，与民法通则存在不一致之处。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只在第45条作了概括性规定，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能够构成犯罪的构成要件在环境保护法中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规定这些单位具体应当履行的职责内容，追究刑事责任则显得于法无据。另外第43条也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也不容易操作或操作比较混乱，因为对其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无法进行精确判断。最近在浙江省宣判的造成水污染的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标以及该公司生产负责人丁月生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其他很多相近案例却是仍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同时在这一章中的不利后果形式上和其追究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如将罚款作为贯穿始终的一个方法，似乎只有罚款才能杜绝和防止污染的发生，致使实践中用罚款解决一切问题，对涉刑案件也不予转交，而且对罚款的幅度也没有一个规范。另外．有一些罚款额度小，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导致违法者不断增多；“警告”的实施力度不强，致使惩罚和制裁的目的不能实现；污染治理法律责任不完善，在责任形式上依赖行政处罚，缺乏配套的民事、刑事责任，既不利于受害人的追偿，也无法对恶意偷排、反复违法的行政相对人形成威慑。①污染治理的措施和步骤没有规定，治理的过程，特别是治理后的情况缺乏相应的监督规定或者是规定因为主管部门的懈怠或故意所为而流于形式。在追究相关人责任方面，缺乏对公众的民主参与制度、对公害的追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在环境诉讼时效的规定上也过短，根本不足以发现和解决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问题。②4．《环保法》第4条规定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显然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环境保护工作应当为经济发展让路。这同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十一五”规划体现的二者兼顾的思想已经不相符合。
三、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应遵循的原则
人类在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逐渐地认识到应当不断加强对其行为的约束。况且，环境法已经进人到第三个阶段即循环型社会法时期，③那么，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定位也应当从“防治、管理”转向“规范各等人之行为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向“具有很高的效力和权威，而且体系宽阔，包容性强，调整范围广，能够含摄和覆盖整个环境法律领域，从而能够对整个环境立法体系进行指导、协调、综合与统一，根本上解决环境基本法缺失的问题”的方面完善。
我国环境法领域中存在着“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变换与争论，以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权力(利)本位，以徐祥民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义务本位。笔者认为在具有欲望和独立意识的人类社会中，“可以获得利益”的权力的存在必然导致对权力的无限追逐和争夺，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实践中已经出现，“公地悲剧”和环境资源领域的“乱、滥”现象严重。而义务本位说遵循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并以环境科学为基础，通过环境资源极限与分配来设置人们的权力(利)和责任，用限制性的措施防范人们放纵自己的牟利欲望，履行持续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义务，更好地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①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义务本位或责任本位应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出发点，通过全面、详尽、公正地确立国家、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在环境法律关系中的责任，促进和保障环境权的实现。
四、环境保护法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与保障
近年来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诸多学者、专家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献言献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的正确、合理规范和设置都非常重要。在目前诸多单行环境立法大量出台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修改尤其是环境法律责任的修订更需斟酌。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首先是环境责任的确立。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对环境的需求必须受到限制。这种来自自然的限制反映到社会关系中表现为与人们的利益扩张心理相冲突的两种要求：其一，整体的环境利益要求每个分享环境利益的社会主体对环境尽维护的责任，包括同过分使用环境的人作斗争、反对不当环境决策的实施等。其二，要求“从我做起”。我们要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尽义务，包括不污染和少污染的义务、提取自然资源服从科学规律的义务等。“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主体特有的，他们属于所有的社会主体，包括自然人、企事业单位、地方和城镇政府、国家等。各种主体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存在，都对由一定的环境区域，如聚落、流域等所决定的环境共同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有义务为环境保护有所付出或有所克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表达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普遍性是再贴切不过了。””总的来说就是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的确定应当采用责任、义务本位说，而且是普遍的责任和义务，即环境保护既是企事业单位的责任，也是广大公民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但应在保护环境方面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同时也应承担其经营或决策行为而造成污染的不利后果。为了保障此责任的实现，在政府相关主管机关或部门可以实行“首长负责制”，即首长负责其单位的职责履行，同时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比如说“谁审批、谁负责、谁承担”。当然环境责任的确立不但需要立法予以保障，同样需要加强环境意识的宣传教育，促进所有单位和自然人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其次，环境法律责任需要明确和具体，在立法形式及措辞上要有所提高。在立法模式及内容上，可以先行让学者立法，然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学者立法进行比较对照，制订适合于形式和形势需要的环境保护法。这在德国已经取得了成功，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了这种方式，目前我国大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相关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完善已经具备了基础和条件。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8
爱情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一个正常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发生对异性的追求。但是，爱情绝不是生物的性的本能冲动，而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高尚纯洁的感情。从来都受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发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爱情从来就具有社会性，因而就产生了爱情的社会道德责任。所谓爱情的道德责任，就是在谈恋爱时，一定要对社会负责，考虑社会后果。
爱情的社会道德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对他人的命运高度负责。爱情虽是个人私事，但它并不是自己爱自己，“自我之爱”并不是爱情。爱情就意味着两个人相爱，就意味着结婚，组成家庭，生育后代。这就产生了对所爱者(爱人)、对家庭所有成员、对下一代的社会责任。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爱情包含着两个人，而且要产生第三个生命。这就涉及到社会的利益，产生对集体的义务。这也就是说，从一个人谈恋爱的第一天开始，就产生了并且将要产生新的社会责任。第一，对所爱的人负责。这种责任绝不只是我永远爱你之类的山盟海誓，也不是仅仅表现为强烈的感情流露，而是要了解对方，尊重对方，帮助对方，关心照顾对方，对对方的命运负责一辈子，为了对方的幸福，能作出自我牺牲。一个只顾自己“幸福”，不管别人死活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第二，对下一代负责。这种责任不仅是指要担负起对孩子的养育，而且要担负起对孩子的教育。孩子绝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后代，要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第三，瞻养男女双方老人的责任。瞻养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之一，是当儿女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由上可见，在爱情的私事里，包含着深刻的社会道德责任。是否对所爱的人，以至子女、家庭成员的命运“关怀备至”，负责到底，是衡量一个人灵魂美丑、道德高卑的重要标志，是衡量爱情纯洁不纯洁的一块试金石。
其次，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尽管爱情不是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而是个人的私事。但人是社会的人，一个人的各种活动，都要对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或大或小的影响，爱情自然也不能例外。这里，我们着重谈以下几点:
第一，把爱情摆在人生的什么位置上。无可讳言，爱情是人生幸福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人类谋福利，为社会做贡献。这就是人生价值之所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富有哲理的著名诗句深刻地阐明了这种关系。作为一个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我们的爱情一定要从属于这一事业，一定要能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如果把爱情摆在不适当的位置上，爱情第一，爱情至上，这种爱情就是苍白、空虚而毫无意义的。
第二，爱情的表达方式，也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一对青年男女在热恋时，感情总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感情的表达要严肃、庄重、真诚，给人以健康的美的感受，绝不能轻佻。那种低级庸俗、野蛮的表达方式，不仅是不尊重自己，而且也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
第三，爱情的道德责任，还表现在是爱人还是爱钱。高尚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上，是对人的爱慕。但是有些青年人以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爱情深浅的尺度，以大操大办婚事为荣耀，这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表现。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关系，爱的是钱不是人。
第四，爱情的道德责任还表现在，必须有庄严的民族自尊心，绝不能有辱国格。现在，我国国际交往越来越多，涉外婚姻也有所增加，这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有个别青年人，把外国人看成“财神爷”，唯钱是求，高价许身，根本不考虑其他条件，以致有的被欺骗，有的被玩弄，这不仅有损人格，而且有损中华民族的尊严。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9
［论文关键词］高职德育孝文化感恩责任忠诚奉献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坐落于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有着深厚的孝文化底蕴。我院从2000年开始，利用传统的孝文化资源，探索高职德育新模式，以孝文化为切入点，构建以感恩教育为特色，以思想政治课程为主阵地，职业精神与创业教育和德育综合评价四位一体的德育体系。
一、从孝道到“感恩”，搭建思想教育基础平台
传统孝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有落后于时代的东西，作为民族的文化传统，更多地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带着共性的传统和精华。孝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而是深深地融入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意识之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孝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以孝文化传统明显的孝感，要科学梳理，深入挖掘，充分发挥孝文化的优势。孝文化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来看，包含着对人的整体性和社会性的理解、对人的历史继承关系的肯定；孝文化从情感上包含着人类真挚的亲情，特别是对他人的关爱；孝文化从价值观念上推崇对人的社会价值的理解，强调人的责任，孝文化从道德伦理上，强调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
我院以弘扬传统的孝文化入手，营造感恩和亲情的文化氛围，搭建高职学生思想教育的基础平台。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学生中独生子女比重越来越高，价值评价多元化影响越来越大；学生来校前主要关注考分、升学，到校后，关注感情和就业；在升学教育中，思想教育的内容比较大空泛等情况，通过感恩和亲情，用传统的孝文化来搭建思想教育的基础平台。
1.挖掘孝文化的优秀传统。我院协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先后创作出版了《千古孝子黄香》《高职高专校园文化建设与实践》《孟宗的故事》《无敌孝子剑》《中华孝文化研究》《寻根问祖》《苍歌》等作品，为孝德教育增添了新的载体。
2.开展感恩家庭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积淀了厚重家庭亲情关系。父母对子女寄予厚望，忘我付出。但是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学校，并不能理解父母的辛劳和付出。我院根据学生的特点，组织以感恩家庭为主题的班级活动和学院社团活动，开展一句话、一封信、一件事生动具体的教育，让学生体验感恩。
3.利用社会资源展开丰富多彩的感恩教育活动。我院将感恩教育与孝感的红色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开展“走红色革命路，做可靠接班人”活动，每年组织学生赴革命老区大悟县、应城汤池等地参观学习，在驻孝感某部军史馆、孝感市老干所建立德育教学基地，并请现代孝子楷模黄来女、田子君等来学校与学生交流。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学生对家庭父母的感恩，推衍到对学校、社会的感恩。
4.发现、培养感恩典型。在感恩教育的基础上，发现感恩的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发挥典型的作用。我院的谭之平带母上学，艰苦创业的事迹感动了社会，成为感恩的典型，被授予孝感市十大孝子、湖北省道德模范、全国十大孝子、全国道德模范等。随后，学校掀起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社会的活动热潮，将感恩教育引向实践，内化为学生的人格和品质。
二、从“责任”到“忠诚”，启发敬业创业的职业精神
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等第一线的高技能人才，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敬业和创业精神，要求学生忠于职责、忠于职守、忠于事业，要培养学生忠诚的职业精神。
传统的孝文化中“孝”和“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的本义是孝敬父母，其中包含主动地承担起对亲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由孝而忠，善事父母，忠于民族和国家。孝文化包含着很多具体、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叙述的大多数是以顽强的自立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用自己的劳动来回报自己的亲人、国家。
我院通过弘扬孝文化，激发学生对亲人、对事业、对祖国的爱，倡导学生树立责任感，培养学生忠诚，拓展孝文化的现代内涵，将孝文化教育融合到专业教育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职业和国家的责任和忠诚。
1.培养学生感悟责任，明确学习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国家和学生家长所期盼的是后代能够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回报社会。这与古代的孝文化对后代的要求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更要有自立自主的精神。我院从尽孝的责任入手，将孝文化教育与学生入学的认知教育结合起来，与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起来，要求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熟悉和热爱专业，学好本领，立业创业，培养学生的职业感情。
2.树立创业尽孝典型。孝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行动，历史上的孝道故事都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承担孝的责任。我院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业尽孝的谭之平，宣传身边的感人事迹，感动学生。动员学生将对亲人、对学校和社会的感情转变成实际行动，组织义工社，组织学生回自己的家乡服务，通过典型的示范和实践体验，树立敬业乐业、劳动创业的精神。
3.学习训练，养成热爱专业、忠诚职业精神。在职业教育中，不少内容对高职学生是枯燥的，也有些技能训练是单调的，这需要学生以意志的力量，以热爱专业的敬业精神来完成。在我院的专业教育中，引述在专业上精益求精的典型和先辈事迹，引导培养学生的感情和意志，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4.通过实践性教学，感受前辈的忠诚敬业精神。孝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表现在丰富的内容上，更多蕴涵于民族的意识里，存在于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潜意识和行为中。在企业中，老一辈的工人、技术人员身上都显示着这种优良的精神和传统。在实践性教学中，将敬业精神和对企业忠诚的品质培养作为重要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对职业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
三、从“忠诚”到“奉献”，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理论教育
孝文化所包含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文精神和社会整体价值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和社会整体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道德有相通和继承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的是在肯定个人价值基础上，坚持将社会共同利益和人类命运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念。而孝文化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继承，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是在肯定个人利益和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坚持把回报社会、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孝文化所强调的是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尊长爱幼、感恩父母、报效国家等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也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的道德实践，强调加强自身修养，实践“八荣八耻”。孝文化强调修身克己、立身齐家、和谐和睦，并将这些基本的道德修身要求提升到治理国家的境界，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八荣八耻”是对中国传统优秀的道德文化，是孝文化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强调在彰显个性、肯定个人的价值，肯定他人和社会的价值，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性与社会的共性的辩证统一，并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因此，社会主义道德思想是孝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展。而作为传统的孝文化所包含的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与人们的亲情相连，融化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之中。以孝文化为底蕴，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能丰富思想道德教学的素材，增强课程的感染力。
我院坚持以孝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将理想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以回报社会，为人类做贡献为最高的追求；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上，强调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忠诚的爱国者；强调忠诚于事业，敬业奉献；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强调以社会进步和有利于社会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在道德伦理上，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培养对社会的仁爱之心。
四、从理论到实践，构建和完善德育评价体系
高职德育是一个体系，健全的德育体系必须要有完善的德育工作机制，其中重要的是德育评价机制。科学的德育评价机制，既是对学生德育成绩的考核评价，也是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检验，还是保障德育工作落实的重要措施。我院不仅将感恩教育、专业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孝文化为特色的高职思想教育体系，还将这一教育体系与科学的评价体系结合起来，形成四位一体的德育体系。
1.确立全面的德育目标模式。构建高职德育评价体系，必须明确德育评价标准。我院建立了以思想素质为核心，以学生日常操行、孝行、感恩、实践性教学社会评价为重要内容，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内容，以“感恩、责任、忠诚、奉献”为特征的目标模式。在高职学生目标模式的设计中，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注重学生思想品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多样化和多元性，并将学生的三下乡、敬老爱幼无偿献血、向希望工程捐款、义工实践等活动纳入考核范围；充分注意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做到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2.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机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德育为先的原则，以培养学生的自立自信为宗旨，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信息网络和机制：在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的设计中，将德育作为首要的内容，将德育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各种隐形的课程教学纳入教学计划，计算学分。建立多主体评价，包括辅导员评价、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实践性教学指导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评价的对象包括对学生个人、班级等团队和教师、辅导员等德育的管理人员的德育工作评价。
个人社会责任的含义篇10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52-02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形成于20世纪初的美国，最早由oliverSheldon（1924）提出。到20世纪7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含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著名学者阿尔奇・卡罗尔（archieB.Carroll）于1979年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思想，完整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经济责任，即企业必须获利才能生存；法律责任，即企业必须遵纪守法；道德责任，即员工必须有义务公平公正地做事；慈善责任，它使公司成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慈善责任是建立在前三种责任基础之上的，只有履行前三种责任才能履行慈善责任。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不太相同，但是形成了一种主流理念，笔者也十分赞同，即：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对相关利益者进行考虑，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等的社会责任。
（二）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由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可推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是：食品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应对企业员工、受污染的地区和居民等承担一定责任，并且也可以自行决定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二、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食品供应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饮食需求。绝大部分食品企业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依法生产和经营、保护消费者权益、诚实守信等方面有着很好地承担，比如汇源果汁集团，20年来一直秉承“营养”大众的企业使命，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如一的健康果汁产品，更担当起教育市场的责任，致力于向消费者传递健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还有调味品领军企业李锦记积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多面呈现了它“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帮助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可是，仍有一些食品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生产和销售具有安全隐患的食品。比如著名的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的发生，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食品企业缺失社会责任原因分析
（一）内部原因
1.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力薄弱。我国食品生产加工业很多都是小企业，这些小企业加工设备落后，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这些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已属不易，要他们承担社会责任更是难上加难。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大型企业不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被相关部门调查，形象受损害，影响了自身利益，面对消费者的质疑、面对社会的质疑，才去正视已经存在很久的食品安全问题，甚至还在不停宣称自己的无辜，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2.食品企业缺乏诚信的经营理念。很多食品企业没有诚信意识，没有正确的经营理念。在交易中欺瞒消费者、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添加各种有害物质，从而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诚信是道德最根本的要求，也是保证整个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发展的基础。如果企业没有了诚信，会破坏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外部原因
1.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主要散见于《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中，虽然提供了法律导向，但还不够系统全面，对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2005年《公司法》在总则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我国《公司法》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条款，并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内容模糊、宽泛。笔者认为构建合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势在必行。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出现了对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规定，即《食品安全法》第3条。这个法律的出台无疑对食品企业的安全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相关定义模糊。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处罚力度较轻。总的来说，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协调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2.政府监管体制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到位。在过去，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实行的是多部门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看起来很合理，其实使各监管部门职责难以明确划分，监督管理主体不明确，监管职责不清晰，出现了各个部门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现象，严重损害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权益。而如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规定把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在体制上从“九龙治水”转变为“一龙治水”，使食品药品的监管职能高度集中到两个部门，即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总局和农业部。但是，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要真正的转变职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并且此次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改革，并不涉及农业生产环节。而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恰恰是农业的种植、养殖环节。这个问题也有待我们思考。
四、推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措施
上文中，笔者已经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和原因做了分析，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食品企业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社会监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推进我国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体如下：
（一）健全相关食品安全和企业责任的法律体系
我国政府应建立健全以《公司法》为核心，以《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为补充，多层次、全方位的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规范体系。如何做呢？以《公司法》和《食品安全法》为例。
1.丰富《公司法》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我国目前的《公司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仅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导规定，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裁判，应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责任主体都做出明确的规定，突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2.调整惩罚性赔偿金额，加大食品安全违法处罚力度。笔者认为可以对不符合标准的食品根据其对人体的危险程度进行分级，食品的危险等级越高，说明违法主体的违法程度越高，对其惩罚性赔偿数额也越高。
3.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职能的改革相应的调整食品安全法。建议将工商、质检有关食品监管职能用于全部并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4.扩宽食品安全举报投诉渠道，加强企业诚信和自律。食品行业协会应制定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诚信教育，培养自律精神。
除了这四点，还有相关《产品质量法》等也需完善，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保障，才能切实推进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二）强化政府监管职责，提高执法人员水平
1.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仅是机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对监管体系、人员配备、职能分工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工作和形式的需要。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等，以此保障食品安全。主要做法是：利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对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及产地等进行记录。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危害消费者的食品，就可以通过相关记录追溯到源头。
2.监管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食品监管部分可以利用报纸、电视、媒体等定期公布对食品企业的监管信息，食品监管部门可以设立信息公开的咨询窗口，让消费者随时咨询。
3.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执法人员应从该从各执法部门选拔产生，从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等综合因素定期对其考核。实行末尾淘汰制，激发执法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三）提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水平
近年来发生的不少食品安全事故都与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素质和能力低下相关，部分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业化水平较低，不能有效适应保障食品安全工作的需要。笔者建议实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全国统一考试，委托食品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实施。考试合格者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职业资格证书。
（四）积极发挥舆论媒体的正确向导，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
新闻媒体对于不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食品企业要加大曝光的力度，使其在受到国家法律处罚的同时，也让其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起到惩戒和教化作用。消费者要转变消费观念，多了解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及一些必要的食品健康知识，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增强整个食品行业的责任意识势在必行。我们要发挥法律、企业、政府、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作用，实行多元化的监管模式。只有这样去做，才能提升治理水平，为保障食品安全建筑坚固的防线。
参考文献：
[1]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