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3:06:38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1

2018年5月30日，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了《2018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12个方面对全球互联网趋势作出判断，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应用、大数据应用和监管、技术创新和就业、个人数据开发利用和隐私保护、全球互联网领导力、互联网领域研发和资本支出等方面，见解独到。深入分析该《报告》对我国的启示，大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对我国意义重大。

《报告》的主要亮点

（一）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日渐触及天花板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设备和用户数增长率均趋于停滞或放缓。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同比增长率，2010年超过70%，2017年为零增长。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13%左右减少到2017年的7%左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36亿，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报告》认为，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将越来越难。

（二）大数据促进互联网服务提档升级

《报告》显示，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和使用，让低价服务变得更好。Facebook、pinterests、Spotifys、netflixes等社交、新闻资讯、音乐、视频类网站或app，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他们通过对集体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分析来优化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令用户感受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使用时间将随之增加。这些网站或app的订阅用户增长率也出现了较快增长。

（三）技术创新未造成大规模失业潮

《报告》认为，近70年来，新技术促进了GDp的快速增长，而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自由职业。2014年—2017年，美国自由职业者增速是总劳动力增速的3倍多。二是按需工作数量庞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比如，Uber2017年增长率达到50%，其全球有300万名司机，其中美国有90万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17小时，每小时平均收入为21美元。

（四）用户在个人利益和隐私保护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

《报告》认为，大部分消费者会为了利益而分享个人数据。咨询公司德勤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79%的线上消费者愿意为“明显的个人好处”而共享个人数据，超过66%的在线消费者愿意和朋友亲属共享个人数据。当利益不明显时，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通过卸载应用、改变隐私设置、关闭Cook?ies、停止访问某些网站等方式，来保护个人隐私数据。

（五）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的领导力快速提升

《报告》从企业、用户、智能手机等方面对比了美中两国在互联网领导力方面的变化。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力在快速提升。从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名20强看，5年前，美国9家，中国2家；目前，美国11家，中国9家。从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全球份额看，中国2007年为零增长，到2017年实现占比40%，美国2017年占15%。此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大型互联网企业具有丰富的产品服务生态，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互联网企业用户规模看，美国Facebook的22亿和Google的20亿，明显领先于中国腾讯的10亿和阿里巴巴的7亿，且Facebook和Google的非北美用户占绝大部分，腾讯和阿里巴巴的用户主要集中在中国，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仍显滞后。

（六）美国科技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和资本支出

《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风险资本融资和美国上市科技公司ipo发行交易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科技公司在美国所有行业中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最大、增速最快，两者占营收的比重从2007年的13%增长到2017年的18%。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中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排名前5的企业均是互联网企业，其中，亚马逊、谷歌、英特尔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较2016年分别增长高达45%、23%、11%。

几点启示

（一）互联网应用加大了全球数字鸿沟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很难再继续增长，但普及的用户应用还在继续深化，导致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机遇，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而不发达国家未能驶入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与发达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网络覆盖范围、互联网服务资费、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背景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加剧了上述现象。缩小数字鸿沟，推进互联网普遍服务，需要从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互联网服务资费、提升教育知识水平多方面协同发力。

（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供给侧服务质量

《报告》显示，得益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利用以及高度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户愿意为服务付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用户互联网服务的结合，大大优化了用户服务供给质量，促进了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服务提档升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供给侧质量，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重要路径选择。

（三）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释放了就业红利

《报告》显示，过去的技术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失业，总体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技术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工细化，部分传统产业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衍生出不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对就业人员需求持续减少，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分工细化对就业人员需求增加，相互之间此消彼长，使全社会失业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对人才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产业工人不断掌握新的产业技术，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四）隐私保护和用户体验是产业创新发展矛盾体

《报告》显示，当个人数据开发有助于提高用户体验时，用户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来提高其服务体验；反之，当个人数据利用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时，用户对隐私的保护就比较关注。依据服务需求，用户在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无论政府加强数据治理还是推动产业发展，都须注意用户需求这一特点，过于严格或固定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都不利于产业创新和用户服务体验的提升。

（五）互联网产业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报告》显示，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在网络领导力方面，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全球前20大互联网企业中，中美两国几乎平分天下，与5年前相比，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和融合效应，对各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各国在互联网产业方面的比拼，最终将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显著和深远影响。

（六）研发和资本投入是驱动产业创新的双轮

《报告》显示，科技公司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美国最高，其两者支出所占营收比例从2007年的13%增加到2017年的18%。在过去20年间，美国科技公司创新持续加快，主要得益于研发支出和资本投入双轮驱动。纵观全球网络科技企业，频繁投资和并购促进了包括人才等优质资源的聚集，而快速增长的研发支出使得企业争先恐后为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美国的网络科技公司紧紧抓住这两点，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策建议

（一）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包容性发展

一是持续推进宽带通信网络普遍服务，加快网络的升级改造，加快推动5G试商用和大规模部署，以多种方式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满足农村、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的网络接入需求。二是持续推进宽带普及提速降费，提高互联网资费的可负担性，为老百姓(603883，股吧)提供用得上、用得起和好用的互联网服务。三是加快推进互联网无障碍服务，加大互联网无障碍终端和服务供给力度，不断满足不同知识和技能背景的人士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

（二）以互联网创新应用助推产业供给侧改革

一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服务模式创新，创新移动服务、个性服务、在线服务、远程服务、o2o服务等多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客户服务新需求，释放场景应用红利。二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组织模式创新，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筹等网络平台服务，提高企业对产业资源整合能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三是以互联网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精准营销、个性化定制、网络制造等新商业模式，以需求侧的深度挖掘来助推精准供给。

（三）加强互联网相关教育培训力度

一是提高全民信息素养，推进互联网应用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互联网应用技能作为全民基础技能来培养，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二是优化教育人才结构，加大互联网技术、应用、融合、管理、治理和安全等各方面创新人才的培养，满足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对产业人才结构变化的需求。三是加强产业工人互联网应用技能培训，完善定期培训机制，发展在线培训服务，强化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训，提高产业工人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能力。

（四）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开发促进产业创新

一是制定合理的隐私保护监管政策，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依据国内产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完善个人数据采集、流通、开发和利用政策，加大隐私保护和监督检查的执法力度，提升数据保护水平。二是鼓励在尊重个人数据保护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加强对个人数据的开发利用，促进服务优化、体验提升和产业创新。

（五）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应用互联网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发展以数据为创新驱动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方向发展。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助推实体经济服务模式、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全方位变革创新，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创新、资源整合和要素优化等能力。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2

(2012年第3季度)

报告概述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研究方法

3.相关概念

报告正文

1.中国网民规模增速减缓

2.中国移动网民规模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

3.中国网民人群属性保持基本稳定

a)性别结构

b)年龄结构

c)学历结构

d)职业结构

4.中国网民上网习惯向移动化发展

a)上网设备情况

b)操作系统情况

c)浏览器情况

d)上网地点情况

e)上网时长

5.中国网民网上活动更加碎片化

6.中文互联网网站数量增长强劲

7.中文互联网网站仍然是中小网站的天下

8.中小企业是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主流

9.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巨大

10.互联网广告已超过报纸成为第二大媒体

11.中国网盟广告增长迅猛

12.网盟广告首次超过搜索成为电商第一流量来源

13.中国互联网广告主行业分布top1020

中国互联网发展概括与展望

法律声明

报告概述

研究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互联网也发展迅速，网络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未来十年整个中国都将搬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三网融合将增加整个社会对互联网依赖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是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机遇的部分。

为了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和《电子商务发展“十二五”规划》，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服务中心(CeCaDigitalServiceCenter)联合各方专家、各个机构，充分采集并聚合各个方面资源，形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白皮书报告》报告。

研究方法

本报告采用多维度调查数据综合计算方式实现，调查数据来源：样本组监测、在线联机调查、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行业访谈。调研数据权重：样本组监测(30%)、在线联机调查(10%)、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50%)、行业访谈(10%)。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3

总理的工作报告对“互联网+”战略描述得相对简单，这让小米创始人雷军感到不够解渴，他用手机逐字逐句把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中对此的名词解释发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也有媒体给出了更直观的解释，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雷军可能不知道的是，众多学者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当日中午便在“创新2.0研究群”中对“互联网+”展开了热烈讨论。新华网《学者热议的“互联网+”概念》一文对当时情景做了详细介绍。

“谈的‘互联网+’很有意思。”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宋刚博士开场就表达了对这一新名词的兴趣。

“‘互联网+’提出的背景与思路，有点类似美国的工业互联网理念。”北京大学博士、高级工程师、超图软件先进技术实验室主任黄骞说。他进一步引申说，“互联网+”是希望用国内相对优质与国际领先的互联网力量去加速国内相对落后的制造业的效率、品质、创新、合作与营销能力的升级，以信息流带动物质流，也会与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相结合，推展整体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各种传播渠道中，显而易见的是，“互联网+”火了。

中国新闻网对总理的“互联网足迹”进行了盘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去年一整年，接见了不少it界人士，其中包括互联网企业的Ceo，也包括90后创业青年。据媒体统计，上任两年来召开的7次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中，其中共有7位来自互联领域的企业家。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曹国伟、张朝阳、刘强东、雷军等互联网大佬都曾与面对面交流。

今年1月17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方面专家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总理对我说，雷军，你来说说，听说小米已经成了大米。”在回忆这次座谈会时，雷军后来对媒体表示，总理的这句调侃让他印象深刻。

“我向总理建议，把互联网列入国家战略，利用移动互联网台风口，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雷军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理认可了互联网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价值。”

在被当做国家战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受到政府的最高规格重视是几个月前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简称“乌镇峰会”），这是中国目前举办的最高规格的互联网大会，由中国互联网官方主管部门主办。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国召开乌镇峰会的一个主要考量就是，要主动争取互联网时代的世界话语权。

中国政府网刊文对“互联网+”战略的缘由做了三个层面上的深入探究：第一，政府看到了大数据等机构互联网行业最热领域的重要性，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二是政府希望互联网成为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成为提升实体经济生产力的重要工具；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希望互联网将来能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服务。

“‘互联网+’将成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这样的话题也被媒体热议。

“尽管美国有工业互联网，德国有工业4.0，但相较于这些国家，由于我国尚处在工业化阶段，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我国工业信息化和现代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互联网+’行动计划有望将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如此分析。

曾任新京报、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的黄利明也撰文指出：“互联网+”的概念，缘起于腾讯小马哥之口，借势于小米雷布斯的风口论，接地气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电商跨越。这个概念，丝毫不亚于德国提出的工业4.0。

当前，我们既面临“创新2.0”“工业4.0”的新时代、新机遇，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新困惑，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各种挑战增加，正是在这种新常态背景下，“总理开出了‘互联网+’的药方”。《为什么开出“互联网+”的药方？》此种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这使我想起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这是3月15日，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的一个精彩回答。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4

一、会计信息化的改革与发展分析

（一）可拓展商业语言

目前，在对会计信息化可拓展商业语言研发中，研发人员探讨的主要内容是相关技术的开发、商业语言内容与类别的采纳以及可拓展商业语言对会计信息化业务造成的影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我们已经可以初步认识到可拓展商业语言在技术层面的突出表现，但是距离建立完善的技术体系还有一段路需要走。例如，目前的可拓展商业语言分类标准还无法完成准确表达语意的要求。因此，在可拓展商业语言的研发中，需要重视精确语言机制的构建工作，通过完成?τ诨峒葡喙?a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27.html"title="应用论文"target="_blank">应用中语意的统一解释来完成可拓展商业语言的形式?。此外，在目前的可拓展商业语言研究中，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通过本体与部分论的方法来实践语言的形式化。

（二）云平台构建

云平台的构建中，云会计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这是会计信息化的一种重要应用形式，也是企业管理中会计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云会计是指基于互联网的使用，将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会计核算、管理以及决策功能整合于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综合互联网信息管理技术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理念的现代化管理手段，云平台的计算是云会计的基本内核。此外，云平台的构建还体现在企业财务信息资源的共享中。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网理念的运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公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企业信息化管理中云平台构建会计信息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企业财务信息共享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目前，关于企业财务信息化的资源共享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云平台应用的优势方面，对于信息共享的规则以及具体实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三）it审计实施框架

云计算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创举，可以为企业、会计审计以及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等与大数据相关的决策提供强大而有效的技术支持，但是受到云计算平台的影响，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也无法得到保障，会计审计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充分发挥云计算在it审计中的优势，确保云会计的效果也是目前业内研究的重点。云平台与传统的会计服务软件存在显著的差异，以云计算为基础的it审计不能照搬传统会计服务软件的框架，需要根据云计算的特点和it审计的特殊性，构建全新的it审计实施框架。必须要认识到基于云平台的会计审计的发展，应对传统的会计审计测试方法进行改进，从而降低it审计的风险性，对aiS内部合理性进行严格的控制。会计云服务对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要求比较特殊，在会计it审计实施框架的构建中，可以借鉴CoBit标准，密切关注流程中每一个环节，提高风险控制能力，通过it审计框架的实施，推动会计云平台的建设和云会计的进一步发展。

二、会计准则变革和财务报告功能拓展

（一）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影响

我国于2006年颁布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CaS），之后具体准则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订，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比较显著。会计准则变革对变革的经济后果分析预测包括非预期效益和预期效益两个方面。首先可以从资本经营层面对会计变革的影响进行分析，明确企业投资行为在会计准则变革下作出的应对，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一般属于非预期的。从经济风险管理控制角度分析非预期效应传导路径后发现，会计准则变革将会对辐射范围内的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针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应对则是一种非预期效应。除了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外，会计准则变化还会对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会受到会计准则变化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属于预期效应，且这种变革对企业的融资效率的影响要显著低于投资效率。

（二）财务报告可比性和功能拓展

“互联网+”的经济环境对于财务报告的功能范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应对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式，财务报告的功能也进行了拓展。会计准则对于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影响是传统会计行业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分析重点，而除会计准则外，其他的因素对财务报告可能造成的影响一般不会进行过多的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审计人员工作方式和审计风格的不同也会造成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差别，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同一会计工作作出的财务报告也会存在较大的区别。大数据时代下，必须要形成统一的财务报告形式和审计风格，因而相关财务监管部门需要对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格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地区财务状况和经济发展形势制定地方会计规范，对事务所的财务报告审计风格进行约束，提高不同企业、不同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的可比性，进一步提高会计行业的规范性。FaSB对会计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财务报告的功能也应当进行合理的拓展。可以将叠加模式作为财务报告期望功能的扩展模式，即在一套传统的基础财务报表之上叠加一张辅助财务报表，对基本财务报表的功能进行补充。

（三）所得税会计准则和计量属性

现阶段，我国所使用的会计准则比较复杂，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企业财务报表内容和汇报间隔进行了规定。企业需要对每个暂时性的年度财务变化状况进行追踪和记录，企业财务人员要严格按照税法和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账目进行记录，这在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会受到影响。一些企业为了提高盈利，避免St行为，采取了递延所得税的方式，这也说明我国所得税准则还是存在较大的可操纵性的，与此同时，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各种计量属性实际运用中，相关问题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必须要对这种不完善的所得税会计准则进行改革，使其更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确保会计准则改革的实效性，在修订会计准则前需要明确各计量属性的定义，对不同的计量属性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之下的运用方式进行限定，确保计量属性运行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基本财务报表的计量属性一般是交易价格，或者是历史成本，现有的价值以及公允价值等都不作为财务报表中独立的计量属性，但是在实际的财务报表应用情况下，计量属性也可以作为交易价格的估价方式而存在。除了基本财务报表之外的其他财务报表的计量属性内容比较多，可以是现行成本、现值以及可变现净值，等等。

三、管理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一）管理会计的系统信息化建设

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网理念在我国社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代特征，管理会计必须要立足于互联网思维，积极进行信息化的系统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的频繁交流，在网络环境中往往充?m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的能够对企业或组织的会计处理提供十分积极的帮助，有的则是一些错误虚假的信息。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管理会计中，需要重视起对有效数据的收集与处理。通过云平台与云计算对有效信息与有效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大数据时代，一方面给予了管理会计的发展环境，不断对管理会计的信息化发展提出新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管理会计的相关理念以及会计处理方法能够与信息化的相关理念以及技术实现结合。在企业或组织中，信息化程度越高，那么在管理活动中对于管理会计的要求也就越高，需要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会计工作能够充分结合信息化。因此，管理会计系统信息化建设是企业现代化管理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需要立足信息技术与管理会计的有效结合，来探讨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工作。

（二）管理会计的专业人才

目前，在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中，存在着重视财务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而忽视了管理会计的队伍建设的情况。这就导致我国企业目前管理会计的人才数量相对较少，而随着管理会计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这一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应当从以下方面来实现管理会计的专业人才的建设工作。首先，应当从教育领域重视起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在高等教育院校中提高管理会计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不断为社会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应用型管理会计专业人才。其次，在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应当提高管理会计相关知识的考核比重，以此来提高会计从业人员对于管理会计的重视，这是促进会计从业人员正确认识管理会计重要性的有效手段。最后，在企业或组织当中，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培训制度，通过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不断培训来提高其对管理会计的认识与掌握，从而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

（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构建

会计准则的恰当运用可以为企业财务工作成效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保障。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管理会计想取得突破与发展，必须要对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扩充和完善，为会计管理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推动会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成果，缺乏与我国国情的联系。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时期，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差异都比较明显，管理会计的工作的重点也不同。因而，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必须要加强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建立内容中国化、方法国家化、可操作性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5

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年，是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20年；是跨越发展、驱动转型的20年；是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2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年，是安全发展、依法治理的20年；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20年。

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分十一章节：

一、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20年

回顾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年历程，总体上经历了基础初创期、产业形成期、快速发展期，而目前正处于融合创新期。

二、互联网成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大公共基础设施

体现在四个方面：宽带网络规模建设水平国际领先；骨干网络持续演化升级；应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互联网关键资源拥有量大幅增长。

三、中国互联网技术产业实现创新跨越发展

体现在三个方面：网络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智能终端制造业加快赶超；新技术应用不断培育形成新业态。

四、互联网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全面推动互联网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基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电子商务引领互联网经济发展，网络零售交易规模跃居全球首位；互联网信息服务创新活跃，移动互联网成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加速器；“互联网+”驱动产业融合发展。

在“互联网＋”驱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报告中提到，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驱动线上线下(o2o)互动融合，旅游、租车约车、餐饮外卖等服务业基于o2o模式的产品种类和服务形态日益丰富，o2o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活跃的领域。

并且，余额宝、百发在线、微博钱包、微支付、京保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个体网络借贷(p2p)、众筹等一批新兴业务，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丰富了人们投融资渠道和方式。

五、互联网有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注重利用互联网的普惠、便捷、共享特性，加快推进社会化应用，体现在：电子政务打造在线政府；互联网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社会共享；互联网推动医疗健康服务精准化、个性化；互联网促进人的均衡发展。

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繁荣发展

中国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这表现在：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网络信息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互联网传播力影响力明显提升；互联网积极传播中国声音。网络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七、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坚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在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加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网络安全制度体系日益健全；网络安全技术产业体系初步建立；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显著增强；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网络安全意识明显提高。

八、网络空间法治化加速推进

中国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加强网络立法，严格网络执法，引导全网守法，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互联网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网络空间生态治理规范有序；网络法治意识和网络素养明显增强。

九、互联网治理体系在探索中逐步完善

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不断调整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表现在：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调整完善；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治理模式初步形成；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十、互联网发展的中国经验

20年来，中国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道路，形成了宝贵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为民服务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开放合作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基本政策；坚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6

［内容提要］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新闻传播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传播领域由“小众”到“大众”的飞跃；第二次是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飞跃，它为“新经济”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众化”(贵族化)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已经具有了“大众化”倾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成熟，其报业发展也屡遭挫折。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报纸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且售价低廉，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期，报业的经营、资本的流动、企业的竞争等均处于无序状态，保证报业正常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具有初步的形态，其发展也十分不稳定。以美国为例。3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有过34种售价一分钱的廉价报纸，其中约20种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即便是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如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其发行量也不过几万份，与后来的大众化报纸不可同日而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最终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并掌握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的舆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之后，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才进入了黄金时期，“小众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完成。如同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输出标志着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一样，新闻传播领域中由“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顶峰。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封建限禁的取消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是近代大众报纸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化报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民主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这就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经过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将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言论自由的重要负载物——报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世纪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出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报纸的“大众化”过程完成之后，言论出版自由才更多地由一种制度和理念进入实践层面，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报纸不再接收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报社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而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权。在内容方面，报纸以各类新闻为主，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并给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此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公器”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倡导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贯彻；与此同时，经过自身的实践，报界对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原则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第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报纸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的报纸靠的是封建王朝的特许，政党统治时期的报纸靠的是党派资助，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离开报纸拥有者的扶持和资助，它们就不能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之时，它以19世纪“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为起点。和以前的报纸不同，它们不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而实行企业化经营，以降低售价、刊登广告、扩大发行作为生存之道，由此而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推介产品、扩大销量，在此过程中，作为大众信息载体的报纸愈发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发行量大的报纸就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而广告又刺激报纸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这样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其结果是数额巨大的广告费源源而来，成为报纸的一项主要收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剧，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大量刊登广告，大小广告共占报纸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在其总收入中，30%来自报纸发行，70%来自广告。广告“养活”了报纸，成为它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刊登广告，推销产品，报纸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它启动消费，平衡供需，促进市场繁荣，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四，推动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在封建社会，报纸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既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它也不过是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与普通民众无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报业资本迅速集中，出现了报业垄断组织“报团”，由此形成了媒介产业化的格局。媒介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是：报业跨地区(以后是跨国界)经营，形成若干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金融资本介入报业，通过控制新闻资源控制市场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上个世纪之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等等。到了20世纪末，这些报业集团更是滚动发展成为财力雄厚、多角延伸、跨国经营的媒介产业集团。例如，全球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在报刊、图书出版、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全面出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迪斯尼公司不但拥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网、数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和出版电影、图书和音像制品，还经营卡通玩具和大型游乐场等。媒介的产业化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更大的规模。这是因为，产业化是各种资源的优化和强化，它有助于报社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有助于报纸稳定售价，扩大发行，争取到更多的广告；有助于报业经营者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而这些正是大众化报刊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带动了传媒业的勃兴，使它在之后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由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时代进入了印刷媒体与电子传媒并驾齐驱的时代。受众的面更广了，传播速度更快了。70年代末期，卫星直播电视出现(80年代初进入实用阶段)。卫星电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能力，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交换和传播可以即时进行。9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地面电视都在加速实现数字化。数字广播电视使卫星新闻采集、覆盖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使费用降低，操作简便。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重大的一步。从印刷媒体到电子传媒，从单一的电波信号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其中的每一步都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它们都是大众媒体，都是对“大众化”不同程度的演绎和拓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播；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反馈的不确定性。直到这个世纪之交“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播的百年历史才被重新改写，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第二次飞跃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美国军方为防止苏联攻击其命令控制系统而研制开发的，90年代以后才被广泛运用到科研、教育、商业等民用项目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已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1亿台个人电脑和10亿用户。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它不但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特优势。它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是变点对面的传播为点对点的传播，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多极传播，从而有力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信息流通的迅捷化和无障碍化。互联网的兴起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流通方式。因此，无论就新闻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无疑都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首先，它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100多个月持续增长的景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并用“新经济”来描述由这些因素所引致的新的经济格局。由此可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之上的经济形态。互联网与新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它以其便利、迅捷、无远弗届的优势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商务运作方式、市场交易方式，进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它不但催生了新经济，就连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的“网络经济”的称谓，对此就是最好的诠释。近年来，网络经济在世界各地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因特网产业以每年1。74倍的速度增长，因特网产业的销售收入1998年达到3014亿美元，1999年达到5070亿美元，首次超过汽车、民航、电信等传统产业。欧盟国家中与网络有关的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移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多数国家的上网率和网络服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涉及网络技术。在亚洲，“网络小虎”已逐渐取代“亚洲小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政府通过放宽对通讯行业的限制，通过废除垄断、引进外资来满足便携电话、因特网的发展需求，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主导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第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报道新闻、提供娱乐，而迅速扩展到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中，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了31%左右，而到2005年，这个比重有可能上升到98%。拿美国来说，1997年它的网络消费总额是24亿美元，1999年一跃而增长到202亿美元，两年增幅近8倍。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易趣”网注册用户达到近50万，日成交项目5000余项，在线商品22000多件，月交易额达2000多万人民币，成为个人物品竞标的第一网站(1)。“8848网上超市”则是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成功的实践者，可以预见，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电子商务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压缩中间环节，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最早开发、使用因特网的国家，它也最先享受到网络经济带来的高回报和高效益。这种“高效益”被概括为“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其增长幅度为战后50年所罕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两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货膨胀率低(2)。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享受到这种高回报和高效益。第三，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由“小众”到“大众”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演进，更意味着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大众传播时代，尽管受众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意志、愿望、要求、兴趣等也声称被充分考虑到，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质，受众参与传播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作为一个集合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为媒体所确知的。这就使媒体与受众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媒体是主动的一方，受众是被动的一方，媒体报道新闻，受众接收新闻，传播过程的黑箱始终没有打开。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它把信息的获知权和传播权向大众开放，使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或建立个人网页的形式自由发表言论(甚至以个人网站的形式新闻)，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总之，网络是开放的，这里没有权威，没有总裁，也没有谁说了算，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这就彻底打破了只有官方机构或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才能创办媒体的神话，使信息传、受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诚然，网络传播在创造空前的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也为种种不良信息创造了发表的自由，这是十分矛盾的。限制这种自由，网络不成其为网络；不限制这种自由，网络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的“世界”。所幸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展的步伐，抢占信息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注释：(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4)同上。(5)《新经济革命》第4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7

［内容提要］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新闻传播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传播领域由“小众”到“大众”的飞跃；第二次是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飞跃，它为“新经济”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众化”(贵族化)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已经具有了“大众化”倾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成熟，其报业发展也屡遭挫折。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报纸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且售价低廉，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期，报业的经营、资本的流动、企业的竞争等均处于无序状态，保证报业正常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具有初步的形态，其发展也十分不稳定。以美国为例。3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有过34种售价一分钱的廉价报纸，其中约20种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即便是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如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其发行量也不过几万份，与后来的大众化报纸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最终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并掌握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的舆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之后，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才进入了黄金时期，“小众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完成。如同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输出标志着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一样，新闻传播领域中由“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顶峰。

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封建限禁的取消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是近代大众报纸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化报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民主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这就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经过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将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言论自由的重要负载物——报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世纪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出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报纸的“大众化”过程完成之后，言论出版自由才更多地由一种制度和理念进入实践层面，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报纸不再接收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报社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而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权。在内容方面，报纸以各类新闻为主，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并给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此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公器”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倡导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贯彻；与此同时，经过自身的实践，报界对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原则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第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报纸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报纸靠的是封建王朝的特许，政党统治时期的报纸靠的是党派资助，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离开报纸拥有者的扶持和资助，它们就不能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之时，它以19世纪“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为起点。和以前的报纸不同，它们不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而实行企业化经营，以降低售价、刊登广告、扩大发行作为生存之道，由此而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推介产品、扩大销量，在此过程中，作为大众信息载体的报纸愈发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发行量大的报纸就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而广告又刺激报纸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这样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其结果是数额巨大的广告费源源而来，成为报纸的一项主要收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剧，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大量刊登广告，大小广告共占报纸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在其总收入中，30%来自报纸发行，70%来自广告。广告“养活”了报纸，成为它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刊登广告，推销产品，报纸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它启动消费，平衡供需，促进市场繁荣，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推动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在封建社会，报纸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既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它也不过是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与普通民众无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报业资本迅速集中，出现了报业垄断组织“报团”，由此形成了媒介产业化的格局。媒介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是：报业跨地区(以后是跨国界)经营，形成若干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金融资本介入报业，通过控制新闻资源控制市场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上个世纪之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等等。到了20世纪末，这些报业集团更是滚动发展成为财力雄厚、多角延伸、跨国经营的媒介产业集团。例如，全球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在报刊、图书出版、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全面出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迪斯尼公司不但拥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网、数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和出版电影、图书和音像制品，还经营卡通玩具和大型游乐场等。

媒介的产业化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更大的规模。这是因为，产业化是各种资源的优化和强化，它有助于报社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有助于报纸稳定售价，扩大发行，争取到更多的广告；有助于报业经营者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而这些正是大众化报刊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带动了传媒业的勃兴，使它在之后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由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时代进入了印刷媒体与电子传媒并驾齐驱的时代。受众的面更广了，传播速度更快了。70年代末期，卫星直播电视出现(80年代初进入实用阶段)。卫星电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能力，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交换和传播可以即时进行。9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地面电视都在加速实现数字化。数字广播电视使卫星新闻采集、覆盖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使费用降低，操作简便。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重大的一步。?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传媒，从单一的电波信号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其中的每一步都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它们都是大众媒体，都是对“大众化”不同程度的演绎和拓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播；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反馈的不确定性。直到这个世纪之交“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播的百年历史才被重新改写，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第二次飞跃

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美国军方为防止苏联攻击其命令控制系统而研制开发的，90年代以后才被广泛运用到科研、教育、商业等民用项目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已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1亿台个人电脑和10亿用户。

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它不但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特优势。它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是变点对面的传播为点对点的传播，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多极传播，从而有力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信息流通的迅捷化和无障碍化。互联网的兴起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流通方式。因此，无论就新闻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无疑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100多个月持续增长的景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并用“新经济”来描述由这些因素所引致的新的经济格局。由此可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之上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与新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它以其便利、迅捷、无远弗届的优势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商务运作方式、市场交易方式，进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它不但催生了新经济，就连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的“网络经济”的称谓，对此就是最好的诠释。

近年来，网络经济在世界各地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因特网产业以每年1。74倍的速度增长，因特网产业的销售收入1998年达到3014亿美元，1999年达到5070亿美元，首次超过汽车、民航、电信等传统产业。欧盟国家中与网络有关的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移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多数国家的上网率和网络服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涉及网络技术。在亚洲，“网络小虎”已逐渐取代“亚洲小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政府通过放宽对通讯行业的限制，通过废除垄断、引进外资来满足便携电话、因特网的发展需求，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主导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报道新闻、提供娱乐，而迅速扩展到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中，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了31%左右，而到2005年，这个比重有可能上升到98%。拿美国来说，1997年它的网络消费总额是24亿美元，1999年一跃而增长到202亿美元，两年增幅近8倍。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易趣”网注册用户达到近50万，日成交项目5000余项，在线商品22000多件，月交易额达2000多万人民币，成为个人物品竞标的第一网站(1)。“8848网上超市”则是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成功的实践者，可以预见，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电子商务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压缩中间环节，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最早开发、使用因特网的国家，它也最先享受到网络经济带来的高回报和高效益。这种“高效益”被概括为“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其增长幅度为战后50年所罕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两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货膨胀率低(2)。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享受到这种高回报和高效益。

第三，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

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由“小众”到“大众”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演进，更意味着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

大众传播时代，尽管受众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意志、愿望、要求、兴趣等也声称被充分考虑到，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质，受众参与传播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作为一个集合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为媒体所确知的。这就使媒体与受众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媒体是主动的一方，受众是被动的一方，媒体报道新闻，受众接收新闻，传播过程的黑箱始终没有打开。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它把信息的获知权和传播权向大众开放，使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或建立个人网页的形式自由发表言论(甚至以个人网站的形式新闻)，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总之，网络是开放的，这里没有权威，没有总裁，也没有谁说了算，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这就彻底打破了只有官方机构或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才能创办媒体的神话，使信息传、受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

诚然，网络传播在创造空前的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也为种种不良信息创造了发表的自由，这是十分矛盾的。限制这种自由，网络不成其为网络；不限制这种自由，网络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的“世界”。所幸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

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

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展的步伐，抢占信息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

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

(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8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风险;治理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升至4.4%，已达到全球领先国家水平，并预测，2013年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升GDp增长率0.3至1个百分点，带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7%至22%？q？。该报告依据的真实性待解，但互联网概念下投资拉动确有成效。

在互联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经济新生态之际，“互联网+”经济风险治理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关风险理论的研究虽然众多，但是针对现实风险治理应用技术研究却是十分不足，现对“互联网+”经济风险及治理应用技术一一进行分析研究。

一、“互联网+”经济风险根源分析

当前互联网基础设施、终端设备等高速投资发展时期，中国增加iCt（信息和通信技术）投入，其中互联网基础建设是核心。在过去的20年，中国对iCt技术的投入平均每年增加8.8%，从而带动GDp总额每年增长1.0%，如表1所示。过去20年，中国每年因iCt投入而增长的GDp已经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的工业国或金砖国家，比如比美国高2/3，是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3倍，中国通讯设施历史发展落后，欠账较多，互联网为中国实现通讯赶超提供发展机遇，带动中国巨量该领域投资。

由于投资拉动效应，外加通讯短板欠账消除，“互联网+”经济推动市场化、释放经济潜力巨大。

然而，“互联网+”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不能神话，政府经济治理制度设计需要将现实与神话区别开来，回归理性。我们可以从世界上最先进的互联网和iCt经济体――美国窥见一斑。关于美国网络技术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比研究结论清晰地解释了为何扩大互联网应用与iCt投入存在密切联系的原因，帮助我们理性认识“互联网+”经济实效性。

深入分析发现美国在互联网和iCt高速发展的34年里，经济效率有阶段性提高，但不具有长期持续性。1994年至2001年，美国的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值――3.6%。发展原因是该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当然投资拉动反应滞后段时间，大约1年左右。美国投资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23.1%，互联网泡沫后则投资略有下降，然后在2005年达到22.9%。这时主要是信息产业基础投入加大，美国随后这方面的投资减少导致了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从图1中对比清楚地看到美国劳动生产率随资本投资激增发生的变化。3年后，投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6，4年后高达0.89。当资本投资减少时，劳动生产率也随之下降。这表明，并不是互联网理念或者纯网络技术直接导致了生产率提高，仍是投资拉动成效。

分析历史数据可能会因具体经济市场化存在差异因素有所偏颇，那看看当下美国经济发展动力问题。2014年5月，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Yellen）坦言，美国正在面对“较为疲软的生产率增长”。据CnBC报道，摩根大通旗下基金部门首席市场策略师戴维・凯利指出，美国经济增长迎来了第七个年头，但是增长速度却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最慢水平。在2014年，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不断创新叠加推出，美国政府制度创新网络产业激励不断推出，领先世界各国实施治理体系，但美国生产率增速仍如蜗牛般缓慢，仅为0.5%。凯利发展预测，2年内美国将耗光经济发展动力。由现实数据清晰地表明，仅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提高生产率，美国推动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就是对互联网过度依赖的产业风险的理性认识。互联网仅作为一种创新技术、创新资源，不能依网永逸。

而反观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现实，存在很多不良现象：电商只是实现传统店铺利润集中向电商平台转移，反而出现实体店铺倒闭潮;网上营销舞弊、欺诈、假货盛行、税源流失，借助互联网运行的企业处于不盈利状态等问题;互联网渠道平台过度垄断，打压注册商户生存空间，对经济贡献未能抵消带来其他领域亏损数据;p2p网贷平台普遍关门跑路等。

从以上“互联网+”经济发展分析不难发现，“互联网+”经济风险根源在于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到“互联网+”仅是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技术环境、生态等，适应社会诉求的科技创新应用拉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没有创新性的互联网普及应用对经济发展成效不大。这对中国“互联网+”经济风险防范政策制定有着重大启示与借鉴意义，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互联网+”经济风险及治理

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国网民因网络诈骗、垃圾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导致的经济损失估计为1093亿元。其中，网购令网民权益损失最严重，网民遭受损失的范围广，平均损失规模大，曾在网购中遭受损失的网民比例高达65.3%，平均经济损失为176.2元。网络欺诈盛行不仅侵害个体利益，更严重危害了“互联网+”经济公共安全秩序。

1、互联网服务垄断风险及治理

数据显示，SK电讯当时的Lte-a商用网络的平均数据传输速度已达102mbps，是同期美国平均家庭宽带速度的10倍。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因政策制度导致产业垄断后果，网速世界排名在80位以后。根据akamai公司的《2014年第四季度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韩国宽带网络的平均连接速度为22mbps，这一速度相当于美国的2倍，中国的6.5倍。而且，相比国民收入，韩国的网络资费标准也并不高，对于一般韩国家庭而言，每月平均仅须花费20000韩元（约110元人民币）就能轻松享受百兆宽带网络，这不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月收入的1%。如今免费的高速wi-Fi信号覆盖整个首尔城，平均网速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发达的网络带来了大量的“经济红利”，形成“互联网+”经济良性循环。发达的网络，高速互联网速才能实现与商业、金融、娱乐、教育、交通、医疗等领域和行业的充分融合，释放出巨大的“互联网+”效应，互联网大量的增值服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收益源。由此，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严重垄断导致巨大基础差距已成为对国家互联网产业战略巨大垄断制约，排斥技术创新进步，已然成为压榨市场红利的可怕黑洞。国内网速不是基于技术创新滞后，也非技术障碍导致，而是垄断。

打破垄断体制是提高网速的必然出路，提高网速仍需系铃人政府以权力清除垄断，进行推行产业治理制度创新，清除垄断产业制度，落后产业制度体制改革比总理喊话提速降费更有效久远。国家应对信息基础实施产业重大技术进步强制推广应用，如4G、5G宽带技术，政府优先发放牌照，发放范围不限于现有垄断企业，对构成竞争潜在主体倾斜投放牌照，如5G授予华为、电网、广电、铁路、卫星通讯等对现有垄断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主体，必要时扶持资助发起组建新产业市场竞争主体;对虚假网速欺诈行为，制度设计参照境外惩处赔偿原则，立法授权免除使用费用并惩罚性加倍赔偿;为消除政府审批导致迟滞先进技术使用，立法授权创新主体自动取得许可，更应重罚问责造成垄断迟滞技术进步的中央部委;在中国，高层问责人事调整更会高效消除垄断推动产业发展。国有垄断势力导致网络产业服务基础设施的落后，客观上就是为美国谷歌卫星宽带覆盖中国提供机会。

2、网络欺诈等互联网安全风险及治理

中国垃圾邮件、网络攻击量全球第一，互联网安全性成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政府治理应着力消除网络安全环境隐患，确保“互联网+”经济交易安全，营造安全可靠网上经济健康环境，以安全、有序的治理服务推动“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网上诈骗、欺诈、侵权等犯罪更侵蚀网络交易安全信用，导致网上交易行为不可信，网上失信普遍性将导致“互联网+”经济基础动摇，“互联网+”产业一切推广应用将处于飘摇状态。树立网上信誉与交易安全，需要制度系统设计保障，没有“互联网+”经济安全环境治理，则其他举措无从谈起。

全球最大的内容传递网路服务提供商akamai则在其的《互联网发展状况安全报告》中指出，2014年全球的恶意流量攻击行为中，有43.0%由中国发起，几乎是剩余前十名国家的总和。流量攻击（DDoS）是目前最难防御的网络攻击之一，据美国最新的安全损失调查报告，流量攻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各种网络攻击行为中是最为严重的。流量攻击之泛滥，暴露出的是中国区用网环境的恶劣，以及网民信息安全长期得不到制度保障的糟糕现状，暴露政府互联网治理管理体制机制问题。“互联网+”风险先行势必祸害“互联网+”经济发展成为必须解决首要治理问题。网上环境是现实社会环境反映，线下经济欺诈、失信必然网上扩大恣肆，线上线下同步共治才能净化“互联网+”经济环境，线下治理无序难有线上规范有序。

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社会经济活动法治文化深入，“互联网+”经济风险无中国严重。我国网络风险与线下风险形成叠加效应，更应重视“互联网+”经济风险全面治理，针对网络风险采取有效系统治理制度设计，净化“互联网+”经济环境提供制度保障，以政府善治维护“互联网+”经济运行秩序，同时兼顾全员共治积极性制度设计引导。现有惩处制度机制软化，是长期治理无序制度根源，政府失信、垄断企业欺诈、利益集团把持立法制度设计都是社会全员失信文化源头。

3、互联网金融风险及治理

当前网络金融热点领域出现网贷倒闭风波，网贷风险首先在“互联网+”经济信用环境问题;其次是网贷机构从业人员风控能力;再次网贷制度治理规范风险回避设计技术性不足。网贷利于消除资金中间环节，利于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融资发展，风险系统治理才能保障新型产业生存发展，否则遗留更多社会金融隐患。网贷治理制度应设置第三方监管账户制度，脱离监管专用账户资金汇集一概作为诈骗刑事惩处，欺诈网贷客户违约立法制度设计，参照信用卡违约追刑责一样保护该行业发展，仅要求行业风控提高，不进行环境净化和制度保障，市场风险会不断扼杀该金融业态创新。网贷行业应在现有制度环境中经信交易模式技术创新，善用现有制度体制化解违约风险，借用第三方银行托管，以注册客户银行账户透支模式委托银行发放贷款，对失信客户直接以信用卡犯罪途径追回违约贷款本息。等待制度环境完善不如自我业务模式流程创新，创造性善用现有社会制度环境，推动制度治理过度等待完善期间先行尝试，创新商业技术模式率先获得创新红利。

三、“互联网+”经济风险政府兜底设计

为打破互联网交易平台垄断弊端，地方政府应当开设政府网站经济板，对注册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安全制度设计保障模式，消除网上交易欺诈、不诚信行为惩处力度，对交易双方利用交易系统政府兜底保障信誉，开展资金众筹互助金融服务，促进交易安全完成，减少“互联网+”经济对传统金融信贷依赖，对垄断网络平台具有选择权，扩大社会信用激活市场交易。对“互联网+”经济系统风险和欺诈风险政府应兜底承担治理制度设计，可消除社会网络交易风险恐惧，网络环境下个人维权困境消除就是政府兜底风险治理策略。政府以国家力量打击清理网络风险制造主体，消除网络舞弊、欺诈等对个体侵权行为，以国家力量主导才能净化“互联网+”经济环境。政府治理在风险责任上回避承担难以形成有效治理环境。政府兜底非经营风险承担，是维护“互联网+”经济交易安全环境治理之义务，树立市场秩序信誉，高效负责公共服务利于推动网络创新业态发展，也是“互联网+”经济最好的政府安全保证书，唯有政府网络安全保证才能在网络时代满足市场主体交易安全诉求，制度性保护创业创新主体，实现民众网络社会经济生活安全，最大限度地促进、维护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通过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来鉴别及检举医保等欺诈的行为不仅为其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医疗保险金，而且还了解到骗保企业之间是如何相互竞争并不断壮大业务的伎俩，为针对治理提供依据。美政府称，医疗诈保花费一美元，得到的回报是8美元的保费回归。可见美国互联网违法治理重在利益剥夺惩处制度设计技术，对各国互联网犯罪违反行为打击具有借鉴意义。美国治理欺诈不但没有增加政府开支，反而实现反欺诈投入盈余，国内反将欺诈治理作为政府负担，足见我们网上治理技术体系无效、能力低下，政府治理组织人员素质存在问题。该差距更多体现的是治理观念、技术应用措施落后。治理未必会亏损成本，治理制度设计适当可实现更大利益获得，包括对违法行为网络治理获利模式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机制设计深化网络欺诈打击，震慑欺诈行为人，打击欺诈获利除依靠国家力量，可多元化依赖社会力量授权社会组织打击并让该类组织获利，如网络欺诈治理制度授权2013年12月26日成立中国“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360公司反欺诈公益权，授权互联网组织以互联网技术消解反制网络违法犯罪，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立法制度设计上授予社会组织、个人参与网络违法行为治理依据和利益补偿，让网络反违法、欺诈成为全民网上猎杀游戏运动，以利益引导多元共治净化网络环境。

因此，在中国寻求全国“互联网产业革命”时，应充分重视美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美国互联网产业泡沫教训。互联网提供通讯、大数据资源、云计算、新工业，商业、服务等管理、技术、模式创新路径、手段，如同发明电，没有电的创新应用，电本身不会带动社会发展一样。“互联网+”经济风险是创新技术带来经济社会转型困境。政府治理应及时预见其风险对社会各领域影响，引导化解风险，合理减少经济转型损失。真正实现“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尚待互联网之上进行各领域创新发展，唯有治理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才能成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

注释

？q？麦肯锡合理研究院.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R].第1-10页。

参考文献

[1]孙文远：网络经济风险刍议[J].现代经济探讨，2005（6）.

[2]杜雷鸣：中国网络经济风险管理初探[D].四川大学，2005.

[3]陈爱平：网络经济的风险应对机制及发展对策[J].经济与管理，2006（3）.

[4]展绍暖：网络经济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分析[J].经济视野，2012（10）.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9

合理区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

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两会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5%-7%。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目标20年来首次设区间。总理强调，之所以设置一个弹性更大的目标区间，是考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有6.5%-7%的增速就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考虑了诸多因素的区间目标，更有张力，更有弹性，也更具操作性，为宏观经济腾出了更灵活的调控空间，体现了创新政府调控的新思路。

新经济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是“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经济既是指互联网、新能源等具体产业，更是指一种形态，即“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常常是混在一块的，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众创空间则进一步打破了专业界限及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划分界限，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其中也孕育着“新经济”样态。

供给侧改革既做“加法”又做“减法”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是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三是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一批光网城市，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三大战略建立横向纵向经济轴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这三大战略奠定了我国未来若干年的区域结构发展大格局。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在多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最明显的是交通一体化；“一带一路”逐步推进，企业有了更宽的国际视野，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长江经济带则引领“绿色发展”，努力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导向。

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安排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同时将实施三项举措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稳增长深挖需求潜力

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6.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补齐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00亿元；探索基础设施等资产证券化，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完善ppp模式，用好1800亿元引导基金。

“互联网+”树立九大风向标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了“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绿色生态行动方向，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则由“互联网+”益民服务大框架中剥离上升为相对独立的行动方向，构成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九大风向标。

工匠精神助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各界均对“工匠精神”表示了认可与支持，认为弘扬“工匠精神”将有助于带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而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将带动产品及企业更加具备创新性更加追求极致化体验，更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并倡导整个社会尊重工匠尊重品牌，形成良好的价值风尚。

国企改革实施股权多元化

2016年是国企改革大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与市场化选任方式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金融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启动投贷联动试点；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时启动“深港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绿色发展重拳治理雾霾和水污染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一是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增加天然气供应，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发展扶持政策，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在重点区域实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强化环境保护。二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三是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10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仅要帮助它们节流，例如减税减负，更要开源，帮助它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晓林告诉记者，当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困难在于“销售难”，因此，自己今年的政协提案，就是建议推动中小企业转变营销方式，大力发展互联网搜索营销，解决中小企业“销售难”的问题，并通过对企业网络营销专业人才的培养，来提升就业，推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国家传统经济向互联网经济的转型。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4000万家的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的60%左右，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他们是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有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平均每分钟就有两家中小企业破产消失。

“中小企业虽然有很大的活力，但面临的竞争却非常激烈。”李晓林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着融资难、招工难、和销售难“三座大山”，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缺少客户没有生意是最大的问题。因此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扩大市场范围、寻找更多商机。

在李晓林看来，中小企业能够投入的营销费用非常有限，它们没有能力与大企业竞争昂贵的电视广告、户外广告、报纸和杂志广告，它们需要更精准、更有效的营销方式。

而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的营销载体，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营销推广平台，其中搜索引擎营销更以高投资回报的特点成为传统营销渠道的重要补充。CnniC《中国企业互联网应用状况报告》显示，在中国建立了网站的企业中，有45.1%的企业通过搜索引擎拓展业务，搜索引擎推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最主要的互联网营销手段。

李晓林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目前已经有不少中小企业利用搜索营销推广扩大客户群、增收创富的成功案例。

北京一家名为“东创金辉”销售小吃车的企业，通过百度搜索推广，销售量实现了从每月十几台到五六百台的指数式增长，一年毛利能有100多万。而这些小吃车1年间接带动的就业岗位有1万多个。现在像东创金辉这样在百度上推广的中小企业已经有30多万家。

甚至在农村，搜索推广的效应也开始显现。在山东临沂的莒南县，经营苗木的商户从传统的展销会、报纸广告等方式转变为搜索营销后，苗木销售收入和客户数比过去增加了1倍多。以一个行政村南高庄村为例，每天苗木的销售额就有40多万元，其中80%的客户都是搜索引擎带来，每天等在村口运苗木的车辆排起了长队。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十篇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1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2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3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4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5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6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7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8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9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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