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1
视角一：从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双重政治定位看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进而决定了其担负着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党执政以来的经验表明，领导与执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密不可分的，好的领导需要好的执政作支撑，好的执政必然会带来好的领导。要实现好的领导与好的执政相得益彰，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时代新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党的建设誉为保证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党的建设同样起到重要法宝的作用。十以来，我们党以第一批和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重要抓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重大问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誉。一年多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更加巩固，党领导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更加与时俱进，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党的建设自身规律有了更加科学的把握，同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高度。实践证明，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力度，提高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水平，不仅关系到党领导下的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更关系到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实践，是党执政史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
视角二：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国际视野看
全球化是人类从历史、民族、国家、区域彼此孤立和割裂状态而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性。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波全球化，在前两次全球化进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都与全球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主要标志，中国开始融入第三波全球化进程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正阔步迈进世界舞台中心。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新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问题和困惑紧紧交织在一起纷至沓来，不可避免地给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比如，中国制造如何向中国创造飞跃？中国故事如何进行国际表达？中国道路如何获得国际认同？中国声音如何获得国际尊重？等等。这些看似发生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具体领域的现象、问题和困惑，实际上包涵着如何提高创造能力、博弈能力、“做局”能力、讲故事能力等新的能力要求，上升到战略意义上则是对执政党的执政思维、执政艺术、执政水平、执政绩效提出的新挑战。应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如果仍然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中，一味地依赖陈旧思维，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推进制度变革的勇气和智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视角三：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看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这个总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的目标要求，其中第六个紧紧围绕就是：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党执政条件下，没有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和执政能力现代化，很难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这个大背景、大视野下审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任务还十分繁重，离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制度建设滞后、制度执行不力、制度规制不科学、制度实践不可持续等问题还相当突出。比如，如何保持党管干部和扩大民主之间适度的张力；如何权衡党的决策体制和政府决策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如何在反腐败的同时加强对党的权力自身的制约和监督，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强烈呼唤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十以后，中央及时制定颁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以此为契机，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整体谋划、有序推进，有利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实现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的同步推进，并在改革进程中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坚强保障。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2
将改革进行到底·时代之问个人观看心得体会500字
为迎接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深入反映党的十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央电视台承担制作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播出以后，让我对深化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7月17日晚，专题片第一集《时代之问》播出，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对于这个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深刻作答了时代之问。
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权威、全景报道。全片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集中反映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各主要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的过程，并关注了各领域的改革实践，既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又讲述了生动的改革故事。该片突出反映了党的十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启并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非凡历程，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专题片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回答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往哪儿改”“为谁改”“怎么改”等问题，很解渴、很生动，通俗易懂。”看完之后令人精神振奋、心潮澎湃。
将改革进行到底·时代之问个人观看心得体会600字
为迎接的胜利召开，7月17日晚8点，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时代之问》在央视播出。《时代之问》是整部专题片的开篇，也是总论，不仅大量的体现思考改革、部署改革、亲力亲为推动改革的珍贵画面，还展示了以“四梁八柱”为主体框架的全面深化改革大厦，系统阐释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往哪儿改”、“为谁改”“如何改到位”等重大理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决策亲历者的生动讲述，记录了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生动感人的改革故事。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3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新挑战
一、如何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深化社会改革阶段的关键作用
第一，对社会的整体优化功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所谓的意识，指的就是思想层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方面起到完善左右，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虽然，治理现代化包含治理制度化和法制化，但是，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形式就是德治和法制。前者属于思想建设，意味着精神范畴，后者属于政治建设，意味着政治范畴，二者在不同的范畴里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相互促进，对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相联，缺一不可，这就表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作用，因为它是以德治国的基石，同时对依法治国起着引领作用，表现为对大众的普法宣传，弘扬法制教育，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对深化社会总目标起促进作用的具体体现。
第二，对人民价值取向具有指导、调节功能。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激励、导向和调节等作用上，人的知识层面是不同的，在面临问题时方法也不同。在表扬一些同志思想觉悟高，指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导向作用，而在面临诱惑时，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关系，这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的调节功能。
二、如何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深化改革阶段取得实效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以“两个巩固”为任务、坚守主阵地，传播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我国现阶段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出价阶段。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国在旧制度中必然存在这不合理因素，但不会瞬间褪去，而新制度的发展也必然面临挑战。所以，斗争不可避免，要如何实现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调动广大人民的力量，鼓励人民改革奋进的决心，必须要坚持巩固“两个牢固的根本任务”，弘扬主旋律。
第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改革参与主动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集聚改革的第一任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为了实现全价值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作用也要全方位实现。倡导自由、竞争、高效、平等和绿色健康发展；实现专业化、具体化、程序化发展；提高精神文明、软实力；达到文明、富强、安定有序；引领节约、低碳、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出行；加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科学性。深化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行化和法制化。因此，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改革参与的主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极具改革的第一任务。
三、怎样创新深化社会改革阶段之思想政教育的方法
第一，建设信息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高一个新台阶。社会市场化、管理现代化、信息透明化在实现全面深化社会改革过程中，竞争愈加激烈。而信息化千差万别、影响自然复杂多样，不仅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对网络内容的引导，理论教育的应用、实践教育的实施等等，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建设，才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评估、实施体系具体方法的重置，既有利于深化社会改革，又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提高一个新台阶。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4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被视为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央国家机关直接参与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担负着重大责任。走在前、作表率，是中央对中央国家机关的一贯要求。特别是面临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中央国家机关更要模范带头。
第一，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凝聚改革共识。改革历来艰难，最大限度凝聚起改革共识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人类历史长河，每次重大改革无不历经种种艰辛，无不克服重重困难。无论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等等，无不都是这样。35年来，我们国家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靠的是改革，尤其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现在改革正处于深水区、攻坚期，顺利推进改革，首先要凝聚改革共识和力量。中央国家机关要从自身做起，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思想和行动更好地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部署上来。要加强改革舆论引导，利用在线访谈、党报党刊、党建网站等多种渠道回应需求、解疑释惑，正确引导舆论，推动形成人人思改革、谋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破解改革难题。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六大方面部署了改革的核心任务，包括60项具体改革任务。可以说每一项任务都是“硬骨头”，都有难点需要攻坚、突破。这些任务涵盖了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目前各部门承担改革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都已经划定。要通过课题研究、集体攻关、专家咨询等方式，深入研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比如，如何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如何持续发展经济，做到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如何不断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和铸造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社会公正的“天平秤”；如何建设好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如何推进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等。这次论坛也要围绕这些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第三，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树立担当精神。“两会”期间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总理也强调，“推进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精神不足，是改革的大敌。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不能站在全局高度敢于碰硬，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困难等待观望，推动改革仍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与改革的要求都是格格不入的。敢于担当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格，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的试金石。特别是面对改革中的深层次难题，不论是稳增长、保就业，还是调结构、促改革；不论是打造经济发展的“稳定器”，还是落实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守护社会公正的“天平秤”，都要有直面矛盾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决不能被困难所吓倒。
（作者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本文为作者在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致辞）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5
a“6选3”2018年的“新选择题”2016年4月，黑龙江省政府印发《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标志着我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实施方案》出台后，黑龙江省又相继出台了《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和《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作为对《实施方案》的细化和补充。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型招考模式，家长和学生产生疑问：6选3，该如何选择?高中学校也面临更大压力：6门必修课程全员走班制如何开设，如何指导学生科学选择?B北京模式或成中考改革新样板据了解，自2007年黑龙江省进入新课改以来，在课程改革方面已积累了很多经验，但面对新形势如何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高中教育仍面临考验。“这也对我们的初中教育提出课题：该如何深化初中教育改革，让孩子具备足够的能力去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王媛说。为此，王媛做了一番调查。2016年4月，北京市教委正式中考改革方案，从2018年起，考试科目调整为：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等9门课程。学生可以从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等5门考试科目中选择3个科目参加考试，物理、生物(化学)须至少选择一门。去年年底，在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中考改革的重要意义，把中考改革作为2017年的工作重点，研究制定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大政策措施。“以北京为例，我们看到了未来中考改革的一个雏形，可以说是与高考改革接轨的一套完整体系。”王媛认为，探索建立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逐步形成全面考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作为本次改革的目标，必将推进初中深化课程改革的实施。C课程分类培养“全才”和“专才”针对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王媛提出建议，首先应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学生。“在课程实施中，学生会出现分化;未来学生面对高中全面的走班选课，初中教育中应帮助学生做足准备。”王媛说，学校要完善课程体系构建，即要开齐开好国家规定的课程，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一门课程，防止群体性偏科。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考虑在学科方向分类与水平分层(按学生发展水平分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增加参照考试科目的分类分层。同时，王媛认为，探索建立多元录取招生制度，为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学生提供多种渠道也是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必要措施。“中考改革，招生学校是高中，仍然是基础教育，面对的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要更加强调全面性、基础性，不宜过度强调甄别选拔，而是提供选择、合理分流。”王媛建议，在中招制度改革中如能有效借鉴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是拓宽人才成长通道的有益探索。多把尺子，多个通道，就会多一批人才，为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学生提供多种渠道。名词解释新高考《黑龙江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从2018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2021年将进行首次新高考。在考试科目与分值上，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原综合科目考试改为在史地生政理化6科中自选3科，每科目满分百分，高考总成绩750分不变。选课走班“选课走班”的标准模式是，日常管理仍在一个固定的班级，称为行政班，但由学生自由选择上课内容和学习的教室，学生走班上课的教室为教学班。不同班级的学生，根据自己所选科目到不同的教室上课，需要时自习也会在教学班上，未来学生将不再有固定的班级。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6
海内外对这次三中全会期待很高，决定内容和我的预期基本吻合。应该说经过长时间调研、讨论，全党智慧达成了共识。
《决定》透露的信息中，有六点值得关注：
第一，明确了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就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有两个概念第一次提出，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二是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两个概念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总目标做了定位。
第二，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这沿袭了十的改革思路，是在十改革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详实的改革方案。
第三，此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特别强调注重法律权威、加快完善司法制度改革、保证司法独立、审查独立。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概念，这是一个新方向。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法治中国，如果不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不能保证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独立性，社会公平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四，在强调全方位改革的同时，特别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进一步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改革重点。过去我们只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这一次强调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重点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在这个框架下，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构建市场关系，是整个改革的核心点。
第五，在社会改革层面上，特别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加大改革力度，关注民生、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这都是当前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也是三中全会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领域。我认为在这些能为普通老百姓带来实惠的领域，改革力度比较大。
最后，在组织架构上有了重大突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过去主要是在发改委里讨论改革问题，而这一次在各方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推进深化改革，这一组织构架上的创新影响深远。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意味着中央将全面综合处理国家安全问题，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通过此次的三中全会《决定》透露出的改革信息，应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如何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体系是不是科学合理，是不是和现代化趋势相吻合，这非常重要。治理体系本身需要完善，应该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可能搞倒退的制度，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这是一个很宏大的改革命题。不管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文化制度，那些与现代化治理体系不吻合的内容都需要调整。
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非常有内涵的提法。作为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如何低成本地治理国家，比如政府机构不要过于庞大，人员不能过多；政府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能不能与时俱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执政党能不能适应互联网发展，具不具备相应的水平等。
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我认为这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因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
行政体制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六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依然很突出。全面深化改革，从上到下至少面临三大问题：
一是结构不尽合理。我们是计划经济政府转向市场经济政府，转型过程中，政府最大的特征是管理经济事务部门相对较多，分工较细，导致职能交叉，职能重叠，引发政事多门，多重管理。如何使政府结构更加优化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二是政府管理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至少有四个：一是职能转变滞后。我们在1988年就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经历了二十五年转变政府职能的历程，但是转变政府职能到现在仍然困扰我们。二是政府自身改革滞后。比如说“三公消费”，即公车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国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地方就开始探索公车改革方案，到现在探索已将近三十多年，公车改革基本还没破题，老百姓不满意。三是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腐败的温床。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审批许可，但相对而言，我们的审批过多，审批程序不规范，审批出大量的暗箱操作，审批出自由裁量权很大。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行政审批结构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怪胎，这个怪胎是要“吃人”的，我们有多少优秀官员一个个地在怪胎面前败下阵来。如何使审批更加合理科学是我们改革的重点难点。四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我们欠老百姓的欠账还比较多，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增加对民生的投入，但即使如此，我国现在用于民生的支出占整个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还不到30%，大概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这说明我们对老百姓的欠账还是比较多的。
三是政府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老百姓不信任。主要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等问题比较突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网络监督异军突起。面对庞大的网络力量，如果说政府在一些关键点上做得不好，或者不能让公众满意，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的话，则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六大举措助力转变政府职能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在中国启动，未来改革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到2020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第一次对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做了清晰的界定：这就是“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中国把建设服务型政府最终落脚点定在人民满意上，人民是不是满意是我们评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最重标准，这是有重要政治内涵的。
从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来看，我们确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政府改革框架，转变政府职能无疑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确立的改革举措，都有很具体的改革选项和操作路径，这与过去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强调转变政府职能但很多情况下将之虚化形成了很大的差别，这次行政改革被认为是“内涵式改革”，也主要指这一点。
为了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我们采取六大举措：一是政府向市场放权，也就是通过政府向市场放权，从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在社会事业管理中的作用；三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四是要优化政府职能配置，要按照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来管理这样一种原则，重新理顺每一个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权限，包括部门和部门之间要建立权责清晰的责任体系；五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六是构建政府基础性制度，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包括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公民代码制、组织机构代码制等三大基础制度。通过这六大举措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职能真正转向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上面来。
行政体制改革的四大难点值得重视
当然，在推进这轮行政体制改革中，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转变政府职能的艰难性。认真研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改革的难点重点，特别是阻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我国政府的实际情况看，有四个难点值得重视：
第一是理念。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公共治理理念需要重新认识：一是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是营造环境的主体，只有企业和公民个人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二是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如果政府官员没有这样清晰的法律意识，就可能出现权力滥用甚至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说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在法律条文上是相反的。在法律条文里，规定老百姓都是不能做什么，但规定政府就是只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政府能够做的，政府都不能做，否则就可能出现越位错位问题。三是我们要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说到底是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
第二个难点是审批制度改革能不能到位。如果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能到位，或只是走个过场，那恐怕我们很多改革内容都难以落到实处。
第三个难点是政府部门利益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一些政府机构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权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所以部门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都可能落空。
第四个难点是政府自身改革问题。比如说政府的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三公消费”的有效遏制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以及行政管理费用的有效遏制问题等。对于政府存在的这些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过去也有过很多改革，但成效都不尽人意。因此，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改革才能有实质性进展。
以政府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联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和中间点
经过35年的发展以后，中国迎来了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我称这个结构性转换时期为改革机遇战略转折期。过多依赖破坏环境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再也走不下去了，改革已经不能只靠经济改革。此次全会就提出，改革核心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经济改革起牵引作用，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改革少了哪个方面都不可以。既要完善市场体系，又要转变政府职能，共同牵引改革。
以政府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联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和中间点：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后端，可以带动经济体制进入关键领域，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行政改革的推进，甚至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程度和力度；而前端则促进政治要素改革，如反腐败的深入，司法公平、从严治党、转变作风等，同样也离不开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不仅仅指经济领域，也包括行政领域；说我们要准备付出改革的成本，改革没有坦途，也不仅仅指经济层面，也包括行政层面乃至政治层面。
在我看来，全会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是很严峻的。中国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改革任务，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产生的影响力，可能和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力同等重要，而就中国所面临的局势而言，甚至更加紧迫。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7
姜: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务院出台了16号文件。个人认为16号文件不仅仅是针对体育产业，还涉及了体育改革诸多问题。可以说16号文指出了我国体育改革的大方向。那么，在体育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为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确立可行的方向?
于:体育法治方向是个很宏大的话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我们还是将体育法治建设置于当前体育改革、体育治理的大背景下和相互关系之中，结合起来谈。刚才已概述了国家对改革、治理和法治整体推进的背景与环境，所以，加强体育法治建设，就要把握住与深化体育改革、与体育现代治理的内在契合关系，将体育法治和体育改革紧密地联接起来，努力构建二者互为推进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深化体育改革也好，体育法治建设也好，都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要建立二者紧密互动、共同发力的持续化、常态化的工作局面。一方面，体育法治建设是深化体育改革和推进体育现代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体育改革和体育治理的现代化，必然是体育的法治化。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体育现代治理的日益推进，必然为体育法治建设提供了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和体制模式的目标与动力，奠定和增厚着形成法治体育局面的社会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体育法治建设要实现对深化体育改革和推进体育现代治理的引领和保障。法治既具有目的性意义又具有工具性价值，建设法治体育不但是深化体育改革和推进体育现代治理的重要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法治为体育改革和现代治理凝聚共识，为其铺设法治的途径和轨道，提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营造法治环境与法治秩序。
2 依法治体，怎样在体育领域解决依法治权的问题?
姜:就法治而言，规范权力的运行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权责法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行政管理部门的权责法定问题。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政。这就涉及了体育领域各主体之间的权责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与体育行业协会之间的权责问题。以往我们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今后的改革要实现行业协会的脱钩。那么，在改革过程中，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与体育行业协会或者体育社会团体之间的权责如何划分?哪些应该由政府部门负责，哪些应该交给体育社会组织?他们之间的这种权责划分是否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体育领域的治理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于: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治中，法治即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现代法治无不是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成长。在我国改革和法治的双向推进中，权力的支配地位和膨胀特性，决定了改革一定要转变政府职能，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法治权。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改革和法治的重点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对依法行政多次作出重大决定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对其的法治力度又进一步增大。除了铁腕反腐外，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成为显著的切入点并有着较大的动作。在体育领域依法治权，我认为，从体育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就是要认真落实中央“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要求，从有所不为和有所为这两条并行的路径上，改革体育行政部门的法治作为。一方面，体育部门要简政放权，不该管的要坚决放开。现在的体育社团与行政脱钩工作正在试点推进，群众性和商业性赛事审批已经取消，还有一些过去直接由体育行政部门审批或确认的事项，也会逐步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来承担。但有些体育部门似乎还没有从大量体育活动和赛事的具体操作中解脱出来，很多资源还是直接把控在自己手中，像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这样极具社会性的社团工作很多还是由行政把持而形同虚设。这方面改革必须深化。另一方面，体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行政职责，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该加强的一定要加强。针对体育领域而言，一些体育行政部门长期疏于公共行政，在有限的行政执法事项中仍消极不作为，不能真正做到对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特别是职能转变和审批改革后，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各种指导服务和保障上，这都对体育行政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大量的体育社会组织尚未培育起来，体育赛事审批改革后的操作规范和秩序保障还未很好衔接，体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提升也不是一蹦而就。对此，要从理念能力和制度规范等多方面解决问题，同时在治理消极懒政的行政问责乃至依法追责方面应持有相应的力度。
3 体育行业协会等体育社团的发展壮大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空间?
姜:刚才我们谈到了体育社会团体的问题。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体育社会团体在体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家的体育立法中都对体育社会团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所以国外许多体育发达的国家都有较为成熟、高效的社会团体。体育法治下的体育多元共治也离不开体育社会团体。请于教授谈谈在体育改革与体育法治建设过程中，我国体育行业协会等体育社团的发展壮大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空间。
于:当前的行政法治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都共同指向了社会力量的激活和社会组织作用的发展。体育具有较多的超意识形态性和跨文化性，十分显著的民间化色彩，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和各个国家构筑起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我国的体育组织系统中，体育社会组织在形式上也同样具有绝对的多数。因而，早在1995年颁行的《体育法》中，就有了在一般法律中少见的社团专章内容。但体育社团实体化发展实践的缺乏，使得有关法律规定尚不完善，而且有限的规定也难以保证落实。在当前进入深化体育改革和加强体育法治建设的新周期中，体育社团的改革是必须突破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体育社团中，除了大量基层的活动性组织，还有着诸多行使行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团，包括奥委会、体育总会等综合性的社团、各类人群性体育协会、不同行业性体育协会、各种体育项目协会等。这些社团正是当前深化改革、与政府脱钩的重点。然而，就社团改革的法治环境和推进力度而言，不但国家在社团法和社团管理条例的出台上仍较迟缓，而且在全国性体育社团改革中也只启动了几个项目协会的试点，对整个体育社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尚未见到，体育社团脱钩后的发展方式和保障措施还不明朗，像中国奥委会、中华体育总会这样的社团改革还始终没有官方涉及，各地一些体育社团改革的探索也未得到更大的反响。在体育法治建设日益加强、明确改革要于法有据的当下，如何提供基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怎样在具有法律效力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中有序推进，是当前深化体育社团改革、促进其发展壮大必须满足的法治需求。
姜:通常来说，体育行业协会有自治权，因为它要有管理权，对整个行业进行管理，那么行业协会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又如何呢?比如说，最近中国篮协要成立LBa联赛公司，那么就意味着它们也直接介入到市场经营中了，而姚明联合一些俱乐部作为市场主体成立了中职篮公司，那么如何看待行业协会介入市场经营活动的问题?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里面国家已经再次明确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的行业协会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机构能否将手伸到市场中去?
于: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和分析。第一，关于中国篮协与姚明“中职篮公司”这个事情正好反映了现在我们中国体育改革缺少整体的顶层的设计，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现象。因为我们国家在二中全会对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按照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走向法治化从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都代表了一个特征“全面”，所以我们现在的战略布局就有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通过这些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我们体育领域的“全面”怎么体现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在体育产业上有规划，足球改革也开始试点了，但是总体上怎么走，当然国家体育总局在国家总的改革背景下也拿出了一些社团进行试验，但还没有看到一个总体的设计，我目前也不好做出评论。但是在大的改革背景下，我们体育也已经明确了取消赛事审批等事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局部性，一项一项的改革。体育改革的总体设计还没有看到。从目前社会上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来看，我们对中国体育总体的改革方向、步骤和总体部署还没有看到比较清晰的东西。所以，这就使社会上有很大的积极性，我们上次看到姚明要成立中职篮公司后，中国篮协马上就发出信号要成立LBa公司。后面怎么发展呢?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感觉这还是一种被动式的，被倒逼的改革。我们期待着国家有关部门做好这种总体的顶层的设计。这是我刚才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协会本身的性质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的性质是公益性的，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提供的是公益的产品，但是它要利用这个市场来发展这个行业，为会员争取更多的权益。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普遍的做法，如国际奥委会，瑞士议会确认了它的民间团体法律地位，但是国际奥委会如何去履行它的职能要靠市场行为，可以为它获得发展的保障。当然，理论研究在这方面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来看，社会团体要依托于市场来壮大自己，发展行业，最后还是造福了社会。但是，由于社团本身的公益的性质，决定了社团本身不能直接操作，而是要建立经济组织，建立企业主体，所以，这个和改革发展并不矛盾。只是要在法治框架下，特别是在社团法的规定下运行，当然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社团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要修改，但现在也迟迟没有出台。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期盼。要使社团的发展于法有据，不仅仅是靠政策，而且是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职责边界，使社团能够依法运行，包括依法推动市场主体来为整个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活力和资源。
4 体育法治如何为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保障?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8
《决定》文本中的治理
“治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更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决定》还在多处论说中提到了“治理”，并且展开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论述。
具体而言，在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决定》文本包括十六小节、总共六十条的内容。作为一个关键术语，“治理”在《决定》先后出现了24次，分布在第一（2），第二（7），第四（总）、（14）和（15），第五（总），第八（29），第十一（40），第十二（42），第十三（总）、（47）和（50），第十四（总）和（53），共14处。从构词方式来看，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也有不同的情形。更确切地说，总共出现24次的“治理”，实际上有16种构词方式。除了国家治理（重复2次，但其中1次又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府治理（2次）、法人治理结构（3次）、社会治理（3次）、社会治理体制（2次）有极少重复使用以外，其他的用法竟无一重复。这表明，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的分布既多且广，而构词方式更是复杂多样。
同时，这些构词方式以及位置分布又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学特征。如果综合考虑词语依存和概念依存的关系，关注治理作为一个关键性概念的使用方式，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从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看，包括有治理作为关键词的段落，总字数为2037，而《决定》文本的总字数，除简短的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共有21428字。也就是说，有关治理的论述，所在的自然段的字数相当于全文的1/10左右。但从自然段的分布来看，却涉及总共16个小节中的9个小节，进入了6项分论中的5项，60条具体论述中的10条。就此而言，作为关键词的治理，其分布又是相对均衡的。也就是说，作为关键词，尽管治理所出现的频率远低于那些名列前茅的高频词，如与改革直接关联的关键词，包括改革（137）、市场（81）和经济（74），以及改革矛头所向的关键词如机制（183），体制（115）和体系（68）等，但其分布却相对广泛。
其次，从中央文件所强调的“五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体系来看，治理作为关键词在其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治理在这五大领域均成为重要的关键术语，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治理在这五大领域中具有一种重要的联结作用。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的使用又有相对聚集的一面。如图1所示，治理在社会建设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相关论述也最多。这无疑说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在社会建设领域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决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同时，这一描述性结果实际上还提示着另一种反向观察，《决定》文本中没有提到治理问题或没有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所使用的领域，主要是《决定》文本所新增的“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领导”两个论题范畴。在这两个论题领域，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由下而上的服从，显然要远重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包含着的多元参与和平等互动的内涵。
再次，以24次的频率出现在14处且体现为16种构词方式的“治理”，可以用图2所示的矩阵加以归纳。治理作为关键词而与其他实词组合而成的词组所指称的对象物，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又可以划分为与路径和战略有关的方略问题以及与技术、手段和策略有关的方法问题。分析发现，在治理的4种构词方式中，宏观和方略维度交叉形成的五种构词方式，正是《决定》文本首次以正式的政治文件方式加以采纳的关键术语，并且进一步上升为重要概念的名词组合。一向作为学术概念的“治理”，第一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更高层次和法理高度，成就了改革理论和改革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的表述既多且泛，实际上还突显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又一种独特的优势。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关联性、包容性和跨域性，是其他那些政治名词或与执政活动有关的术语，如统治和管理、执政与施政、领导与引领等，所无法替代的；同时，这也突出了治理所具有的普适性和普遍性，这更是那些内涵的狭隘和外延的逼仄的术语和概念所无法比拟的。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提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空间和学习能力。
关于治理问题的框架性理解
必须指出，《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由此形成了有关治理理论的一个完整框架。当《决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应当从这个总目标的设定出发去理解和解读《决定》的基本逻辑和全部内容。
文本形式上的定位尽管可以加深理解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意义，但还必须对《决定》文本进一步解读以弄清治理作为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框架关联。这种解读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综合解读《决定》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以归纳和综合的方式，发现和呈现这些论述中的逻辑关联；二是系统解读《决定》的全部论述，依据治理理论的概念体系，分析和梳理这些论述之于治理理论体系的关联特征和嵌套关系，进而发现和呈现《决定》文本所阐发的治理理论。
就此而论，《决定》文本中最为引人注目且日后必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至深且巨的论说无疑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表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表达，但显然又有不同的侧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要完善和发展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现行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即革除现行制度中那些有碍于制度持续完善和长久发展的弊端和弊病；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就是要在过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行的制度，革除那些处于深层结构和交错状态的弊端和弊病。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对于以往所强调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非物质层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强调了在改革开放取得非凡物质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建设的新目标；相对于以往所推行的渐进性、单维型改革策略，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以“国家治理”主题突显全面深化改革的统摄性、配套性和持续性，要统筹兼顾和协调推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相对于以往注重国家发展的总量规模、数据指标和物化形态，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激发活力、鼓励创造和公平分享，这是要造就社会大众心情舒畅、精神欢愉、工作创意、生活惬意的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设定，《决定》还全面论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新年伊始，又发表文章，强调“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完整地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体系，图3即是根据这些论述而生成的一个空间化概念图示。从中可以看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健全和配套发展，将是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重点所在，其核心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法规建设，其关键就是民主治理。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国家治理体系。
实施和运用完备的制度法规从事国家事务的管理，包括治党治军治国，包括完成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包括处置内政外交国防事务的职责，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按章办事、依法办事，履行作为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国家治理能力就体现在这样的履职执政行为之中，政府治理首先就要治理政府。同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科学有效的治理还意味着要实现全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要有一系列方式方法的健全和完善，要注重解放思想，解放社会活力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依据治理的概念框架来阅读《决定》文本，当可发现，《决定》对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国家与社会”和“政府与市场”两大关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论说。从事治理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所谓良好的治理，必须妥善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这三大结构性要素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家治理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对于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政府”无疑具有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以往长期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强大，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仍然为“国家-政府”带来了丰富的施政资源和实力，而且还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市场与社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处理市场与社会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一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决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在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决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也正是在这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的根本任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和条件，而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逼和牵引，社会体制改革的挑战和压力，汇集在一起，共同指向了“国家-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而言，《决定》着重在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提供了处理上述两对核心关系的系统方案。易言之，对于“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成为了支配和贯穿《决定》基本内容的逻辑线索。《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和改革事项，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妥善处理“国家-社会”与“政府-市场”这两个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就当下的治理现状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有待全面研究和系统解决的国家治理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繁复且艰巨的改革工作。例如，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如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效能，如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公众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以凝聚最广泛的民众意见，如何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完善制度建设以保证人民民利，如何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等等。《决定》对这些问题均作出了实质性的回应。
概括言之，在国家层面，要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把司法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政府层面，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加大反腐力度；在市场层面，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决定》已经列出的这些改革决定和改革事项，必将在未来年代里决定性地改变“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关系，必将极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9
【关键词】改革干部法治【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识码】a
改革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和现实的重任，在中华大地纵横激荡，艰难推进。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以来，改革推进已经30多年。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干部作为改革的中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十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掀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需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的改革型干部想改革、谋改革和善改革。如何将这样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何评价和重用这样的领导干部，改革型干部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都显得尤为迫切与特别重要。
要全面深化改革，有着各种需求。在各种需求中，对于改革型干部的需求无疑是最为急迫的。我们需要大量的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领导干部。什么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中央和有关部门还没有统一的阐释。在我看来，所谓“想改革”就是要志在改革、热衷改革，对改革有期待、信心和决心，能够把改革作为自己的目标与使命，愿意为改革而努力奉献，并愿意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所谓“谋改革”，就是要为改革而谋划、思考，为改革画蓝图、出主意、想办法、找出路。所谓“善改革”也就是要善于改革，找得到改革的路径，用得对改革的方法，达得到改革的目的，具有深化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智慧与方式方法。
以改革为标准来衡量干部、评价干部
要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就必须选拔具有改革意识的干部。现实中的确有许多干部具有改革意识，但是也必须看到还有许多干部缺乏改革意识，甚至害怕改革，谈改革而色变。要在众多干部中选拔出真正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更新干部选拔和评价标准，以改革为标准来衡量干部、评价干部。我们不仅要看一个干部有无改革的愿望，还要看一个干部有无改革的行动。有的干部长期以来，习惯于混日子，醉心于搞关系，拉小团伙。不得罪任何人，不敢做任何虽然有益国家和人民但却遭致个别人、少数人反对的事情。宁可不改革，也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做不思改革的“好好先生”。当然实际生活中，改革者往往成为牺牲者。如果不断让改革者牺牲，改革就会被平庸所扼杀，改革就无法得到推进，甚至必然招致失败。
如果说现实中确实缺少具有改革意识并能大胆改革的干部，那么我们更缺少的是如何准确选拔和正确评价这些干部的科学方式。事实上，我们长期混淆了不同干部的评价标准。该让人民选举的政务官长期未能让人民选举，不该让部下投票的事务官处处让部下投票。我们必须明白，对于政务官，必须要让人民来选择，由人民来决定，人民不拥护的，就让他走人。但是要注意的是评价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根本就代表不了人民的少数人。对于事务官，我们必须用工作来评价。怎么使干部测评科学化，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干部选拔与评价标准。要以改革为基础和核心来重构干部选拔与评价的体制、机制和方式。让改革型干部能够被使用、被重用，而不是被中枪，更不是成为改革的祭品。
改革型干部必须特别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
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法治搞改革，必须既坚持改革，也坚持法治，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领导干部肩负着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的双重重任。法治与改革并不矛盾。古往今来，变法就是将法律与改革进行有机结合的先例。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乃至等，莫不如此。今天的领导干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就必须具有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方式。
尤其是想改革、谋改革的干部，必须特别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法治对于改革者及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法治为改革者提供创新手段。现在我们努力使改革于法有据，正在谋求依法进行改革。对于改革中已经成熟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改革中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措施，也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获得授权。推动深化改革的干部，必须熟知相关法律并能很好运用法律来推动改革。其次，法治为改革者提供推进程序。改革的推进要循序渐进，改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依法进行。法治本身就包括着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要求。作为改革者不仅要注重实体的法律规定，也要注重程序的法律规则。改革的目标一旦确定，程序就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再次，法治为改革者提供护身法宝。改革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也必然会遭致许多人的反对。有时反对者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一些改革者的落马，往往是因为其改革措施没有法律规定作为根据，或者其改革过程没有法律程序作为保障，出现了改革中的瑕疵，授人以柄。改革一旦出现失误，利益受损者就可能群起而攻之，使改革者“出师未捷身先死”。改革者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运用法治推动改革的同时，也运用法治保护自身。法治应当成为改革者的护身法宝。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①李步云：《论法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如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篇10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动员令，表达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信心，闯深水、涉险滩，一系列抓要害、动真格的改革相继推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是新形势下中央对科技工作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曾经深刻地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8年前，科技体制改革从拨款制度改革、建立技术市场起步，为冲破计划经济樊篱撕开了一道口子。上世纪末又以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为突破口，对科技力量布局进行重大调整。党的十以来，科技体制改革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进一步聚焦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关键问题，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努力增强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见证了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的发展轨迹，改革为提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科技体制改革面临新的问题新的考验，不但要涉过深水区中的“激流险滩”，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要努力建设一个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大势，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扎扎实实地完成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任务。
改革需要凝聚共识。共识从哪里来？必须从中国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中来。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让科技第一生产力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让科技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既需要“仰望星空”、占领制高点的“世界一流”，也需要更多与生产生活“接地气”的创新实践。要让更多的科技人员走出学术象牙塔，深入到基层一线去，为企业发展壮大解决急需的技术问题，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科技实惠。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青年创新人才，让全社会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