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1
论文关键词土地农村土地土地污染法律制度
一、农村土地污染的概念
(一)土地土地是由地球陆地部分在一定高度和深度范围内的岩石、矿藏、土壤、水文、大气和植被等要素构成的自然结构总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对土地作出个明确的定义。就土地的生态价值和自然属性,从有效的防治土地污染的目的出发,可以将土地的涵义界定为“土地是地球表面上由土壤、岩石、气候、水文、地貌、植被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它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活动结果。”土壤是由许多层厚度不同的矿物质成分所构成自然主体。土地的涵义与土壤的涵义不同,土地比土壤的范围要广,土壤只是土地的构成土地许多因素中的一种。
(二)农村土地污染农村土地污染,主要是指农村地区农业用地的污染。从目前农村地区土地污染的实际情况和大家所关注的农村土地污染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污染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化、土壤酸化与盐碱化、工程荒漠化、湿地与优质土壤资源的减少等地退化问题。
二、我国农村土地污染的现状
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的土地污染相当严峻,土地污染面日益扩大,土地染物的种类多,而且污染的数量日渐增高,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新型的复合污染。如:镉米问题、高浓度农药污染蔬菜、地下水等。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污染总体现状是点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层叠。农村土地污染有以下几种:
(一)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化肥、动物粪便、生活垃圾等污染在目前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过程中每年都施用大量农药、化肥,其大部分都是没有被植物所吸收,而是渗入到土地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农药使用量为162.3万吨,为1990年使用量的2.2倍,化肥的施用量已达5107.8万吨,是1990年施用量的两倍;农用薄膜使用量大约193.75万吨,是1990年的4.1倍。豍另外跟国家发改委统计,我国目前农田施用化肥量平均每公顷达360多公斤,分别是德国、美国的1.6倍和3.3倍,其中氮肥的利用率为25%-30%、磷肥利用率为10%-2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平均每亩农田农药量使用为150克左右,是欧盟国家的3倍,在农药使用率上只有30%上下,相当于欧盟国家在农药使用率上的一半。过量的施用农药化肥,会直接导致农田土壤的养分失衡和土壤物理性质的劣化,同时也会对地下水自然造成连锁污染。
在现阶段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农用化学剂大量使用和有效的使用概率底下,使得农村地区的土地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些污染物从单一的污染逐渐演变成点污染和面源污染相结合的新型复合污染。
(二)农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对土地进行污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逐年增加。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基础建设落后和环境保护设施的不到位,对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简单。农村农户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意乱丢,使得农村地区的环境更加严重,从而出现了脏、乱、差现象。据统计,大约每年产生的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基本是全部露天堆放。生活垃圾是由可分解的有机物质、不可分解的物质构成,但是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分解率底。污水灌溉也是农村土地污染的一种重要污染。合理使用生活废水及工业废水中含有的氮、磷、钾等多种植物所需养分,对农业生产增产增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些废水中同样含有重金属、氯化物等许多有毒物质,在没有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于农田灌溉中,致使基本农田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根据我国农业部2006年对全国污灌区调查统计,大约140万km2的污水灌溉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水灌溉区总面积的64.8%,其中,严重污染的占8.4%,中度污染的占9.7%,轻度污染的占46.7%.这些污染对环境生态链上的人而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三)城市的污染物向农村地区转移除农村生产生活所导致的土地环境污染之外,城市污染物向农村地区转移也是构成农村地区土地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市污染物向农村地区转移的主要形式有两个方面:第一,面污染物的企业转向农村地区,随着城市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国家对城市规划设计要求等方面的因素,一些高污染企业纷纷转移农村地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一些生产设备简陋,环境污染物处理能力低下,所产生的废弃物、工业废水、生产生活垃圾等对农村地区的土地加剧的污染。第二,生活垃圾等污染物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随着城市规划建设及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垃圾数量不断攀高,从而大部分城市生活垃圾没有处理就直接运到城郊附近或农村地区,在某些靠近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大部分空置地自然就成了城市垃圾放置地,甚至一些耕地也成为污染物放置地。
(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污染及城镇化污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迅速的发展壮大。农村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扒地而起,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但是同时也给农村地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乡镇企业污染是农村土地污染源的主要之一。乡镇企业中的工业污染大量排放,远远超出农村现有环境生态的承受能力和分解能力。
工业生产后的废渣占用土地,工业生产后废水被迫灌溉当地农田,这都对我国的耕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个工业污染物中含有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致使许多土地中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
三、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农村土地污染不仅制约着农村生态的发展,其农村污染物污染的土地所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也受到污染的影响。这些农村土地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交易市场中严重的阻碍着进出口贸易。土地污染的演变过程难以察觉却,这些污染危害最终指向的是人。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重金属在蔬菜、粮食中的累积,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置于危险位置。随着农村地区经济谋求快速发展,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给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农村土地中的污染物种类不断增多,并且在新形势环境下变化成新型的一种复合型污染物。甚至转向立体农业污染,使得农村土地环境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在土地环境污染立法上,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比较少,在国家层面上没有系统的污染控制法律法规,更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理农村土地污染的环境法律制度。在这个方面法律制度的缺陷致使农村地区土地污染的程度进一步恶化,要想控制农村土地污染这个趋势,保护现有的农村土地自然资源,维持农村土地生态环境,急需在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规上建立健全。
(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建议1.加强农村土地污染防治专项性立法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污染问题需要根本上解决,立法是根本。针对现在农村地区的环境现状以及法律控制不力的情况下,必须要借助于系统的法律制度进行管理。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与规范存在着很多缺陷与不足,不能与现有的情况相协调,必须加以修正和完善。
2.完善农村土地污染防治的执行与监管体制执法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而法律是否有效执行又依赖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制度。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土地环境污染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当少,致使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污染不断加剧扩大。这些都与现今农村地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执行关系密切。诺要使我国农村地区土地污染防治得到行而有效的执行,必须规范好我国农村土地防治行政管理机制。我国目前的行政监管体制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出现“九龙治理”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应该明确行政管理机制中的职权和各自分工,才能够在执法管理中有效的落实,才有效的保护好了农村土地生态环境的安全。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2
利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标的进行出资，以获取出资收益，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方式已经出现。毫无疑问，它对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财产权益将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让、互换、抵押、出租等方面，较少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问题，即使有所论述，也仅局限于表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深层次的、系统的研究较少。目前的立法也未对此做系统规范。河北经贸大学柴振国教授最近的新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就是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流转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面临的困境、出资合同与法律协调及农民权益的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法律完善的建议，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
作者针对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观点：（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应当得到强化，作者提出可用物权法和债权法共同规范该项权利。这种强化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支配力得到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排除妨害力得到强化，他可以对抗土地所有者的非法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优先力也应被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优先于其他权利获得补偿。（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应当拓宽。作者提出了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规定；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应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办法》；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登记制度；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市场。（3）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合同。作者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合同的基本理论、经营权出资合同的性质、合同效力的认定及法律责任等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要认真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法律协调问题。作者研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法律关系、出资的经营模式、现行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立法缺陷，提出了如何完善承包经营权出资法律规范与公司法、物权法的法律协调等问题。以相关法律为基础对经营权出资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了出资行为在我国可供选择的三种经营模式，并就不同的经营模式可能存在的法律障碍进行分析。（5）应当认真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作者探讨了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过程中农民权益的缺损及权益保护的现状，剖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深层原因，分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缺损的制度瑕疵，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中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制路径。
该成果的新颖性还在于：（1）它是我国较早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项研究的成果。（2）采用了较多实证分析的方法，该成果是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课题组进行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调研，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许多较好的建议。（3）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其学术价值在于从法学和经济学层面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为人们从学术角度研究该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参考。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法律协调、农民权益的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及其防控对策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浅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初探浅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状分析浅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刍议浅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风险与防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缺陷及完善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及立法建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及对策浙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的创新及效应苍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含义及法律特征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9]
[15]杨永磊等.关于农地金融的法律思考[J].中国矿业，2010（19）：98-101.
[16]苏庆国，彭克明.论农民增收[J].安徽农业科学，2007（31）：10133-10134.
[17]王明胜.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J].农业经济，2010（08）：73-75.
[18]毛溪浩.如何唤醒农村的“沉睡资本”[n].政研要报，2009（10）：30-33.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4
在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倍受各界关注，因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进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也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用于生活保障的唯一资源，故“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由于农地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其解决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是我国赖以稳定发展之本，因此，对农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从法律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社会发展的科学与和谐；也有利于农民身份的改变、社会保障的实现和基本人权的维护。同时，还可为立法者提供参考文本、为法院审理农地案件提供裁判依据和理论渊源。
（一）本文研究的问题
学术界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法学界对该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甚少。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该领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密切关注，但其研究多是局限于在物权法所涉及的内容方面献计献策，基本上未形成多层次研究的思路和成就。而且，针对农地立法问题，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对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探讨，研究成果更多地是致力于农地立法问题中某一、二个具体制度的设计，而忽视了农地法律制度的整体和谐；第二，未能注意到农地制度并非单纯法律问题，割裂了农地制度与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传统的密切联系，致使研究难以深入；第三，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单薄，不够全面，缺乏对农村基层实际的深入全面了解，从而也难以提出更妥当务实的解决方案；第四，研究视野褊狭，致使从性别视角探讨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问题的成果尚待深入，对从基本人权视角研究农民社会保障立法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同时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用地方面，对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在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关注较少。这种对与农地立法具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群体和特殊问题研究的薄弱，僵化了农地立法问题的研究对象，并导致相关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本文针对法学理论对农地立法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除坚持传统的法学研究的优势之外，还运用社会学的实地调研的研究方式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
1、考察农地立法的国情基础
农地立法尽管牵扯的范围规范，但其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规范，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故必须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对土地权利运行的期盼、现行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农民利益的得失等。因此，我们没有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以流行的法律模式和理论“套”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现实所体现的复杂情况，而是深入田间地头，认真听取了农村普通农民对土地法律和政策的一些朴素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和村干部就农地法律和政策的基本观点。上述素材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国农地立法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国情基础，从而在本文中被加以细致分析。
2、研析“纸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距离所生问题
不为获取资料的便利而限于对时髦的法律词语进行乏味的逻辑演绎，而是知难而进，自觉地采纳了有别于传统经院式、学究式说理与论证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基于法律条文进行规范研究在民法学中是一种主流方式，在我国目前民法学研究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有积极的意义，但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学界对法律制度的实证研究则显得较为欠缺。而缺乏实证研究的成果反映在对农地法律制度中，要么难以被现实生活接受，要么偏离了理论设计的初始目标，而对解决中国的农地问题束手无策。因此，本文不仅关注“纸上的法”，而且更关注“行动中的法”，并将研析这两者之间差距所生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二）本项研究的思路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顺应时代要求，根据我国国情建立农地权利法律体系，完善农地立法无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保障。本项研究将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宏观背景为基础，依循从解释论到立法论的基本思路，充分采用历史实证、法律实证和法社会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实证的田野调查方法，深入了解和分析我国现行农地权利法律制度。具体而言，本文沿着两条路径推进：其一，运用法社会学方法，重点展开针对我国农地权利法律制度体系、全面运行状态的田野调查，通过以问卷抽样调查和对典型对象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广阔的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农地权利法律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运行的实然状态，探寻农地权利法律制度构建的现实社会环境，进而展开其成因、问题与基本对策的探求，这是本项研究展开的主线和基本前提。其二，运用法律实证方法，对我国农地权利现行法律制度初步解读，探求影响农地立法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社会实证研究的成果，探究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应然功能和实然功能之间的距离及其产生的原因。
（三）本文的研究背景和依据
1、本文的研究背景
本项研究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理论上的卓越与艰深，而是以了解社会现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依归，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国以当前指导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律的规定为分析问题的背景。
（1）本文研究的政策背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更是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使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这使保护和实现农民权益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始受重视。可见，我国“三农”政策较之以往更加明确、更加细致、覆盖面更加广泛。
（2）本项研究的立法背景。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地承包法》）是我国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规范，是研究农地立法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更重要的是，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该法律较之于《农地承包法》层次更高，而且内容更完整，其对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均做出了最新的明确的规范。这两部法律是本项研究的最为主要的立法资料。其他有关农地权利的法律规范也是本文分析的对象。
2、本报告的研究依据
实地调查的真实数据和面对面的访谈是本项研究工作展开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分5个调查小组，于2007年5初月至8月初对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区域经济区的10省30县90乡180村1800个农户进行了前后历时4个月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共收回1799份有效问卷和200余份访谈记录以及几十份土地纠纷判决书、调解书等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材料是本项研究的重要支撑素材。
二、农地权利体系构建
农地制度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横跨公、私法，牵涉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在价值取向上，其中的法律问题均应以对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为核心。因为农地权利不仅是农民生存的基础，更是彰显农民人格的内在要求。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农地权利体系意义重大。
1、农地权利类型之梳理与整合
（1）现存农地权利之梳理
根据我国当前法律制度的规范，农地权利类型主要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自留山使用权等。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权利，可谓为建构农地权利体系的基石，其他农地权利类型均为其所派生。可以说，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状况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属于农民集体，但遗憾的是，其在实践中却被有意无意的轻视甚至忽视了。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该权利是当前农民享有的一种重要的土地权利，也是各界最为关注的农地权利，相当一部分民法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制度的设计上，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之弊端的契机。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即乡（镇）村建设用地，是指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资或集资，进行各项非农业建设而使用土地的一种用益物权。它主要包括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该种类型的农地权利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有待大力加强。
宅基地使用权，是村民建设住宅使用集体的土地而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于这种重要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范非常原则，且缺乏可操作性。
自留山使用权。自留地、自留山是农业合作化以后集体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自留地主要是菜地，自留山主要为解决社员的生活用材。自留地只能用来种植农作物，自留山只能用来种植林木，未经批准，不得改作他用。
上述各种农地权利虽然在法律中均有规范，但从农地权利在体系化来看，在构建上却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必要加以整合。
（2）农地权利体系之整合
对现行农地权利进行整合是农地权利体系立法构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对农地权利加以整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将以主体为轴线展开。现分述如下：
第一，农民作为主体。
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在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全体成员的整体利益，由全体成员以集体或集体组织的名义享有土地所有权，并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实行成员的个人利益。由于村集体所承载的行政负担淡化了其私权属性，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地为完成政治上的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同时，法律缺乏关于单个农民作为集体成员一份子通过何种途径参与到所有权的行使中去，分享所有权带来的收益的规范，致使农民未能合理的享有农地所有权的利益。上述情形已经影响到农民对农地所有权归属的期望。
除农地所有权外，农民对集体土地还享有使用权。该种权利是指农民集体土地的使用人依法利用土地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大类。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投资兴办公用事业、工商业（乡镇企事业、村办企业）或农民兴办工商业（各种形式的企业）、以自身居住为目的建设房屋等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而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包括乡村企业和公用事业用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在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列而独立存在的，该种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因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产物，是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人之一份子所应获得的一项财产，是他们就业和获得生活来源的法律手段，也是农民生存权内容的体现。该权利是国家政策、法律规范的重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存在着自留山使用权，其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特殊形式，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承包经营权。就农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权利的自主行使问题；二是无地农民对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期盼。随着法律、政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日益强化和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农民对农地承包经营自的认识更明确。同时，外在社会环境也在改善，村集体和基层政府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自主性的认可程度大大提升，法律上的保护也更为有效。但如何使未承包土地的农民实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仍然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注意到其是对农民居住环境的保障，也具有农民生存权的内容。对于农民而言，该权利是如此理所当然和必需，以至于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审批程序都在实践中被都被打了折扣，引发了“一户多宅”、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根据多元化、“地下流转”等诸多问题。
除上述权利类型外，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还享有若干派生性权利，如征收补偿权、社会保障权和农民的社员权等。征收补偿权是在土地征收中，农民享有国家对其公平补偿的权利。为使农民充分享有征地补偿权，并保障征地补偿权的实现，抵制征收权的滥用，应赋予农民参与协商、谈判的权利以及参与形成合理补偿的权利。关于社会保障权，农民表达出强烈的需求。而健全的社会保障的建立，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由于在农村社会，集体经济实力、财力处于虚无状态；农户自身经济能力十分有限，故要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借助外力，因此，现实要求国家成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力量。可见，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基础性特点，农民应当对国家享有请求提供一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权利。此外，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其还享有社员权，通过社员权的行使，农民参与到集体事务的决策，分享集体的收益。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社员权与集体经济组织纠缠不清，尽管《物权法》对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组织进行了规范，但其实效还有待检验。
第二，集体作为主体。
根据法律的规定，集体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但从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状况来看，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出现了主体虚位、错位，保护不够全面等问题。而且，由于受到以物的“利用”为中心代替以物的“所有”为中心的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淡化所有权的趋势，这对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利益的保护十分不利。
土地使用权是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而设立的，故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法享有相应的收益。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极为稀缺，不管以何种形式占用土地，除经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同意外，还必须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即使对于具有生存权性质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应当考虑适应根据所有权的法律属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样不但利于集体资金的筹集，有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是宅基地使用权有序流转的必要条件。同时，确立集体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收益权，可以加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制度的改革，健全土地利用规划和宅基地使用权管理体制，从而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与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同等对待，还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于应有的法律地位。
集体对土地享有收益权，既表现为设定土地使用权时可收取租金，也表现为在国家征收时获得合理的补偿，同时，还表现为可以设定担保物权。
第三，国家作为主体。
在农地方面，国家拥有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权。在现行法律制度之下，此权力的行使极易导致集体和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而成为农地征收的牺牲品。因此，国家征收权作为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应在实体、程序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另外，为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国家还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权力。
综上所述，农地权利体系包含以下层次与内容：土地所有权为第一层次。农地使用权、土地收益权、征地补偿权为第二层次。取得土地收益的权利，如收取地租。农地使用权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虽属第二层次，但都有征收补偿的权利。因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难以承担起建立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的能力，故政府和社会有义务加以扶持，尤其是在征收土地时，国家更是责无旁贷。当然，这些权利是农地权利体系的主体部分，处于体系的中心，除此之外，整个权利体系内的各种权利作为实体性权利，还必须辅之以相关程序性权利。
2、权利本位下的权利构成要素之齐备化
（1）关于权利主体。农地法律关系涉及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主体。因每一方的权利、义务及行使相互影响，故理清、理顺三者的关系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集体”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因此，充实虚化的农地所有权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以增强抵抗公权力滥用的能力。具体而言，其实质表现为完善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土地所有权的行使问题。现实中，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支配问题上，之所以乡、村干部能够越俎代庖，肆意“寻租”，就是因为在制度上未能实现农民集体实在化，相反，“农民集体”却被抽象化了。要有效地解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应在制度上解决“农民集体”意志的归属和意志的表达程序，也就是要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农民集体所有权之行使必须真正体现该集体全体成员的意志，而不应被个别人、个别组织所操纵。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如何保证每个成员特别是妇女公平享有承包权益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农地承包法》第30条的规定具有不可操作性，在权利主体的设定上存在缺陷。故亦有必要对这些法律规范进行修订。
（2）关于权利内容。基于土地公有制的特性，农地所有权不能转让，但各种土地利用权作为一种财产利益，应当允许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自由有序的流转，以充分保障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当然，根据具体农地权利的类型差异，应赋予其相应的配套权利。
总的来说，农地上权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权利体系，由于该体系的构建源于实践，故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既要从权利构造、运行及救济这个实践的逻辑展开较为抽象的宏观探讨，同时也离不开就各具体权利的不同运行阶段进行专门研究。
三、农地权利的运行机制
无论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规定考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农地权利实际存在的运作样态分析，农地权利的运行都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户三个法律主体和一个村民委员会的复杂联络。围绕着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拥有“公”的权威的国家、作为虚拟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作为农地经营管理人的村民委员会和拥有双重身份的农户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鉴于农地权利之多样性，故根据运行中的阶段性特点，从农地所有权归属、农地利用权、农地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农地征收、征用和农地行政管理制度六个层面对我国农地权利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机制状态进行体系化的分析、研究。
1、农地所有权运行模式：从公权主导回归私权自主
（1）农地所有权公权化的实际运作机制背离了其私权属性。根据民法理论，农民集体对农地的所有权原本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集体和农户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强行介入甚至剥夺其他主体的财产权。然而，虽然农民集体是农地所有权的主体，但其如何行使所有权却是法律上的漏洞，也是实践中的难题，因此，法律专门规定了农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即主要是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而此种情形下，村民委员就具有了公私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最低层级的代表人或人，相对于国家时，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它也是农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人或人，相对于农户时，又以强者的身份出现。这样在农地所有权的运行过程中，农地的实际运作机制呈现出了公权化的色彩，因此，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集体所有权的私权主体地位及其所有权的运作程序是后农业税时代的当务之急。
（2）农地所有权回归其私权的运作机制有其现实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村集体的职能日趋式微，是在现有的农村经济形势下村集体缺乏对农民的影响力导致的。在“国家”与“集体”的认同感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农户对农民集体还是有较高的认同感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建是应该思考在立法设计上如何克服“集体所有”的缺陷。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角度看，不管农户表现出的“个人”取向，还是“集体”取向，其实折射出的是农地所有权回归其私权的运作机制有其现实性。
（3）立法明确界定农民集体独立的私法地位，构建理想的农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农民集体的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作出规定，既然农民集体是宪法确立的农地所有权主体，立法就应赋予其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这样在与国家的利益博弈中，农民集体才更有力量和国家平等相处，并更加充分地保护农户的利益。此外，只有构建出合理的农地所有权行使主体，使其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剥离“公权”化彩色，才能使农民集体既能够在面对国家时不会“示弱”；在面对农户时也不会“示强”。
2、农地利用权：从债权走向物权
农地利用权是通过农地所有权主体自己对农地的利用，或者农地所有权主体将农地使用权让与他人利用来实现的。以集体的形式经营农地的方式属于前者，目前我国仍然存在这种方式，但自改革开放后，农民集体更多的是通过后者来实现农地使用的权利的。出让农地使用权又分为两种情况：将农地使用权让与集体内部的成员，或将农地使用权租赁给集体成员以外的主体，并收取租金。目前在我国最典型、最普遍的做法是第一种情况。
（1）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过程：保护农民利益。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诸多原因，农民相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主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党和政府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以立法和政策的形式进行了修正，其具体的反映即“农地承包期30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规定。在《物权法》通过以前，我国试图以此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使农户与农民集体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然而，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过程中，法律规定、党和政府推行的此种“利民政策”并未得到农户的理解和集体的严格实施。
（2）农地承包经营权效力强化：物权化。一般认为，农地承包期限越长，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体现得越充分，但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土地承包期限的长短有着相互矛盾的心理，即农户既想承经营包地使用权保持稳定，又想在增加人口时随之增加土地。因此，应当重视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但稳定性不一定意味着必须规定较长的承包期限。而且只要规定在一般情形下，土地承包期限届满时可自动续期。这样就可能通过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性。至于农地规模化经营，法律不应过多强行干预，而应由承包经营人自己去选择，这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使然。
（3）农地承包经营人对农地所有人应履行必要义务。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农地承包经营权人自然能对抗农民集体，不过，根据物权法原理，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农地所有权人须尽一定的义务。如根据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农地所有权人应当有权享有因设定农地使用权而应取得的收益，承包经营权人支付租金是其取得农地承包权的前提。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农地所有权人在发包土地时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权利，但根据调查结果，很多村公益事业资金枯竭，如果立法只考虑到农户的双重身份就忽视了其对农民集体的必要义务，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很难说是公平合理。当然，对农民集体收取的租金的使用应当有制度保障。
3、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多元，流转顺畅、形式规范
（1）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应多元化。《物权法》已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物权，这样农地承包经营权本应该可以采用适合于物权的一切方式进行流转，但《物权法》却仍固守原有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实为不当。从民法理论上分析，法律应当通过技术设计，在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流转方式均在考虑之列。
（2）立法设计应有利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畅。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的规定来看，有些规定既有悖于物权法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如转让要经发包人同意，转包、出租等流转方式须备案等。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所有权主体并不针对特定的某个承包经营人，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变动，只须由新的承包经营人去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可，故怎样流转应由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与所有权人无涉，所以，上述规定徒增转让过程中的障碍，也没有得到农户的认同，应予于取消。
（3）为能够促进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因素的产生提供、创造机会。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只是其能够安全、稳定流转的前提和保障，而承包经营权能否大量进入流转状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政策预期和立法预期，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户是否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收入不是主要生活来源；二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较高。在具备前者的条件下，会把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农户为44.58%，在具备后者的条件下，会把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的农户为35.02%，因此，要实现农村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一方面要为农户生活摆脱过渡依赖土地提供和创造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农民土地的收益，否则承包经营权难以大量流动起来。
（4）应加强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规范的实施。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主要是转包和互换，法律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采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调查发现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农户主要通过口头形式来进行流转。由于口头形式流转使得解决纠纷时难以取证，纠纷难以得到合理解决，容易滋生隐患，因而应当加强农地承包权流转规范性意义的宣传，使农户认识到其重要性。
4、宅基地使用权之运行机制
宅基地使用权的运行一般包括宅基地的使用和流转两个方面：
（1）完善宅基地立法，强化宅基地的规范使用。宅基地使用权是村民基于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拥有的法定性权利。但根据调查，在宅基地的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宅基地被改作工商业用地的现象很严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除经依法批准兴建乡镇企业、乡村公益事业或公共实施及村民建房所需土地可以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只能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民个体工商户人手不足，资金单薄，既没有精力来履行手续繁琐的国有土地出让手续，更无财力支付昂贵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来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见，在急于拓展税源彰显政绩的基层官员的默许甚至“牵线搭桥”下，部分不愿一辈子只耕作“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便“欺上不瞒下”的将以宅基地名义取得的土地改作了工商业用地成为必然。
（2）顺应现实要求，取消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条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将其宅基地使用权通过出租、转让、入股等方式让与他人使用的一系列交易行为。据我们调查，宅基地使用权“地下流转”盛行，这种现象源于我国现行法律不符合生活要求的规定。各种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到限制，虽然使可受让的对象大为缩减，但其引发的后果是，一方面有购房需求的人无权购买宅基地使用权；另一方面，有权受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能无偿地申请到宅基地，而不愿意购买他人住宅地。因此，农民要么低价出卖或闲置其宅基地，要么与城镇居民“地下交易”其宅基地。无论上述那种结果都是抱着良好愿望的农地制度制定者们所不愿看到，前种结果要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要么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后种行为和结果不受法律保护，双方一旦发生矛盾和纠纷，法院只能依据上述规定，判定此项交易无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买方的利益，助长了村民在处理宅基地流转案件上的无理行为。其结果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性质没有得到彻此。可见，考虑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合理规范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必然的趋势。
5、农地征收征用、征用法律制度之运行
（1）农地征收征用应从单一制走向二元制。我国在农地征收征用过程中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安全，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垄断了农地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剥夺了农地所有权主体对农地的最终处分权。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限制国家权力，赋予农民集体真正所有权人的资格和能力，使其在农地的交易中能与国家真正处于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界定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然后规定国家只能是公益用地交易的一方当事人；涉及商业用地的交易，由农民所有权主体直接平等地与用地人谈判，这是农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合理对价的制度前提。
（2）农地征收征用之运作均应关注妇女权益保护。无论在公益目的的国家征收征用中，还是在商业用地的农地交易中，出让农地的农民集体作为农地所有权应获得出让农地所有权的对价收益，而农户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享有人应获得出让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收益。在支付和分配出让农地的对价收益时，要考量到农户因失去农地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农地承包权的公平补偿、农民的失地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其中尤其要关注妇女权益的保护。
6、农地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之运行
（1）农地行政管理制度运行的核心在于建立科学、合理和完善的登记制度。国家对农地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从依赖基层政府和农村自治组织的管理发展为专门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部门机关进行管理的转化，各级土地管理部门主要以审批、登记、备案、违法用地处罚等手段为媒介，具体实施对农地利用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管理。就农地的国家行政管理手段而言，农地登记无疑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国家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同时保护权利人对土地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足的农地信息支撑和判断依据。就农地权属登记来说，我国主要有农地所有权登记、承包经营权登记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前者因许多前提条件制约和技术上障碍，现仅徒具形式；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和颁发证书，已制订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予以规范，从调查情况来看，有近2/3的农户领到经营证，表明承包权的登记制度得到了较好实施，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户没有领到。因此，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和发证，仍需加强。
（2）农地登记法律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提高登记工作人员的素质。农地登记是一项严肃的法律行为，其业务性、政策性、技术性和责任性要求都很强，不仅要求土地登记人员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历年来的政策变化，了解用地报批的程序和要求，还要掌握地籍测量知识和计算机的应用。而我国的土地登记制度实施时间还不长，从事土地登记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的训练，他们对土地登记的理解大多建立在自己工作经验的积累上，而且他们在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并不是单一的土地登记，而是承担了土地管理的多个职能，因此，必须对登记工作人员的素质予于强化和提高。
四、农地权利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在权利的归属、运行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对于任何权利的救济无非是对受害人提供一种新的权利，因此，所谓权利救济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赋予新的权利，农地权利的救济也是如此。
1、实体上的农地权利救济
在我国立法上，对于农地权利救济采用的是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化的救济手段，这在《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有明确的反映。但应注意：三种法律手段各有优劣，如民事手段灵活却因强制力不足而缺乏效率，行政、刑事手段虽具强制力而比较效率却又陷于僵化，且还使人常生过度干预市民社会、破坏市场经济基础的担心，故三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因私法和公法理念的差异，在用行政、刑事手段对农地权利进行救济时，须考虑实在法中有无明确规定，不能借口对土地权利进行救济或对农民权利进行保障而僭越法治原则；同时，在私法领域对农地权利提供救济时，需正确对待公法中的禁止性规定的影响。
现行法律对农地权利的行政、刑事救济主要是以对作为权利客体的土地进行保护的方式间接体现的，鲜见对侵害农地权利的行为的直接制裁性规定。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避免公共权力对私法领域的自主运行做成不利影响，但在国家对民事领域干预已经正当化并且农地权利运行并非完全具备意思自治的基础的情况下，对农地权利的直接的行政和刑事救济仍然十分必要。而且，因民事手段强制性差并且效率较低，这对于侵害农地权利的侵权人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发包人，根本不能构成足够的约束，故对特定事项运用行政甚至刑事手段规制就非常迫切。
农地权利的民事救济应当区分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考虑。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农地所有权在私法领域的作用空间非常有限，承担私有制国家土地所有权职能的，在我国则相当于各种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在所有权不能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农地所有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就非常有限，典型的就只有两种：土地所有权边界纠纷和土地征用纠纷。因为土地所有权范围与村行政边界重合并由后者决定，因此土地所有权纠纷也就同时属于村与村的边界纠纷而在边界纠纷解决的程序中一并解决。就农地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产生的纠纷，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作为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以及作为债权的其他财产权利的纠纷，仍可适用传统民法对侵害物权提供物权法上和侵权法上的救济，以及对侵害债权提供债权法上的救济。需要考虑的是农地权利的私法救济的个性，即与其他同一类型的权利相比较而具备的独特的救济方式。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农地权利侵害行为确实具有不同于其他财产权受侵害的特点，并对救济方式以及救济程序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影响。
由我国农地法律制度所决定，农地侵害行为主要发生于熟人之间。这显然不同于作为民法建立的基本认识的“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对交易状况是受善意推定制度保护的，即如不能举证证明当事人为恶意，则推定其为善意；而在熟人社会特别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对交易状况特别是外部特征比较明显的交易客体则不能受善意推定制度的保护，甚至一定情况下还应推定为恶意，须由当事人证明其善意。《物权法》第129条之所以采登记对抗主义就考虑有熟人社会特点，立法者认为该规定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一是农民承包的是本集体的土地，聚集而居的农户对承包地的情况相互了解；二是互换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转让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但这种规定显然也对“善意”的认定产生了影响，在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救济时，如何认定善意，如何确定其标准和举证责任，如何适用善意取得与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其是否与传统民法中理论保持一致，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内容。
2、程序上的农地权利救济
程序上的农地权利救济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一的权利救济机制，这些权利救济机制系针对一般权利而设，体现了普遍性的权利救济要求，如和解、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二是农地权利类型，这些权利是具体化的权利，具有自己的个性，体现了权利的特殊性，在救济机制上也要求有针对性的“具体权利具体救济”。对于第一个方面各种权利救济机制的特点及优劣，属于农地权利救济制度讨论的前提和基础，但却并非本文的重点，因此我们将着力点放在第二个方面。
在农地权利的各种类型中，土地所有权纠纷如前所述因涉及公共权力已经为公法上的程序解决，并且该纠纷一般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要发生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以及同一村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间；宅基地纠纷主要发生在相邻村民和本村村民之间；地役权纠纷一般发生在本村村民或者与双方土地在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农民之间；抵押权纠纷不存在于家庭承包土地之上，而只涉及“四荒”土地；债务纠纷亦一般只发生在本村村民之间。综合来看，农地纠纷主要发生在熟人社会之中。受农地权利纠纷的这一特点影响，其实际救济机制运作反应出一定的特点。调查显示，承包地纠纷的解决途径中，全国平均19.13%为当事人和解，67.19%为村委会调解，两者合计达86.32%；另外，到人民法院诉讼的为1.09%，上访的为1.56%，其他为6.53%.这样的比例确实反映了农民的想法。在对“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解决承包地纠纷最好”问题的回答中，全国平均认为当事人和解的为30.02%，村委会调解的为54.28%，两者合计达84.30%；另外，认为到人民法院诉讼的为6.53%，上访的为1.40%，其他为3.27%.显然，熟人社会中的纠纷更多的由该社会本身去消解，而非直接求助于法律。
这里面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农民自主解决纠纷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我们认为，除非涉及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允许当事人以和解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土地权利纠纷，应当最大限度的允许意思自治，这不仅不会对法治社会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在培养农民对有意识的从事法律行为自己行为负责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法律在这里要做的，只是如何使涉及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具体化，如何清晰和明确纠纷当事人不得通过和解或调解机制处理的法律关系的类型，在这方面，现行法的规定相当粗糙，亟需改进。
3、有关农地权利救济的特殊类型
除一般性的根据农地权利类型进行救济机制的分析，还有两个视角必须予以关注：一是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特殊救济；二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保障的视野来定位农地权利的救济。一切权利救济归根到底都是对权利主体的救济，因此权利救济过程中必须考虑主体的状况；而在现代民法更注重实质正义的背景之下，对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的妇女的权利及其救济机制显然有倾斜保护的必要。妇女在现实中、观念上的弱势以及因“从夫居”传统导致的流动使得关注妇女权利的救济不仅在价值上而且在技术上都有其意义。
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救济还涉及到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因缘于农地在实际上负载的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资料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地权利的救济必须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考虑。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失地保险制度，当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人为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丧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土地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对生活的保障，因此，单单依靠传统民法提供的理论和规则无法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其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保障的视野之中。
五、法律对策与建议
1、应该构建完善的农地权利体系
农地权利体系化不仅在于各个权利内容上的协调统一和无矛盾，还在于农地经济效能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完善的农地权利体系极有可能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我国现行法关于农地权利的规定比较散乱，《土地管理法》、《农地承包法》、《物权法》各自遵循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各自为政的规定，前者侧重于行政管理，后两者则侧重于私法保护，极不协调。但实际上，涉及农地的权利一直就是横跨公法、私法两大领域，而兼及公权、私权两种不同类型。这就一方面要求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不能忽视任何一种类型的权利，以致影响农地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要求在公权和私权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以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
2、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妥善协调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农地法律关系涉及农民、集体和国家三方主体，在特殊的国情以及农民实际上处于三方主体中最弱势一方的情形之下，农地权利体系构建更应当注重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否则，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理论无论如何完美，也没有实际意义。国家作为一方主体，在农地利益关系中主要行使征收征用和行政管理的公权力。对于前者，立法应当明确的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区分公益性用地和商业性用地而设计不同程序，从而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对于后者，应当主要通过完善农地所有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明确权利人的权利义务范围，以备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关于农民集体的权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土地所有权归属上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农民集体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通过限制国家权利介入农地处分权使农民集体成为真正的所有人，通过立法技术剥离农地所有权行使的主体的公权化色彩，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农民行使所有权；二是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农民与农民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仅农地承包经营权而已），否则，在社员与组织的关系上的不对等模式很容易使组织的运作失去物质基础，从而陷于瘫痪，而这最终也不符合集体成员的利益。关于农民权利，最重要的是在家庭承包的形式之下保障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农地权利。
3、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农地的功能具有多元性，既具有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障功能，又因属于生产资料而具有经济上的功能。因为其社会保障功能，所以要求土地分配（即承包）在所有的组织成员内进行，体现了公平的价值；又因为其经济上的功能，所以要求土地权利的构建应当注意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资源的效益，体现了效率的价值。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农民对土地的依赖都不会从根本上得以缓解（虽然会减弱），因此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较之于其经济上的功能应当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相应的，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也就应当更注重于公平原则。受此影响，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必须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才不至于顾此而失彼。
4、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关注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应当关注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对农地权利进行救济的权利本身也应当属于农地权利体系的范畴。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同样，没有救济制度的农地权利体系也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体系。在农地权利体系构建过程中，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角度分别出发，既要注重一般权利救济机制在农地权利制度中的运用，又要注重于具有特别性质的农地权利的救济机制的选择和创造；既注重于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也要注重于农民在意思自治指导之下的自主纠纷解决机制。另外，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对特定农地权利的救济机制不完善或者救济机制不足以完成其所负担的救济功能之时，应当类型化研究和规定权利的救济机制。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5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权利内容配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与表达思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制度构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破解路径浅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所带来的影响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问题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档案管理信息化构建研究论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调查与探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应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规制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途径分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要点与展望“三权分置”：让农村土地活起来浅谈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问题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管理新模式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下的农民股东权保护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198642.
[19]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5.
[20]肖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初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18125.
[21]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2153.
[22]肖鹏.日本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研究[J].亚太经济，2014（11）：6468.
[23]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m].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84.
[24]瑞士民法典[m].于海涌，赵希璇，译.唐伟玲，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31.
[25]日本民法典[m].王爱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43.
[26]关谷俊作.日本的农地制度[m].金洪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
[27]肖鹏.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研究――基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规范性文件的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6（9）：1218.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6
关键词:土地制度;农地制度;综述
中图分类号:F30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60-02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相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1983)认为,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1989)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1989,2003)认为,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张朝尊(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很多学者认为,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1992)认为,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2006)认为,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经济关系,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产权是法权的本源,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即土地法律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刘书楷,2004;卢新海,2006)。一般而言,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2006)则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即包括城市郊区(县)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张安录(2000)、胡兰玲(2002)、程烨(2003)、孙弘(2004)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1987)、安希极(1988)、杨勋(1989)、张朝尊和吕益民(1990)、雷厚礼(1991)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李庆曾(1986)、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1989)、蔡继明(2005)等赞同私有制,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1988)、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1989)、周诚(2000)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曲福田、孙鑫(1991)、张新光、贾金荣(2004)、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2005)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1989)认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1992)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1995)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1997)等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杨小凯(2003)、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2004)等学者认为,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有学者认为,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实效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引言
法律实效，为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程度。法律实效与法律实施的意思相近，但法律实施侧重过程、活动；而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是否被人们实际上遵守、执行或适用。①法律实效与法律效果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法律实效是法律效果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法律实效，才有可能实现法律效果。由此推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实效，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人们是否实际施行以及施行的状态、程度。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这部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这部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瞿同祖指出：“研究法律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②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实效性研究，有其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效性分析
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③而制定的。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两年来，其贯彻落实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2004年，全国92％的耕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98％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70％的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国集体林地以自留山、责任山形式承包到农户经营的占63％。④
（二）有效保护了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全国编制并实施了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16.32亿亩。严格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为了规范土地市场，严禁违法批地用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各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2003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并组成10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联合督查。同时，为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些省市对改革征地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⑤
(三)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初步具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2002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6.4%。为了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配套设施，农业部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同时，正在抓紧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国家林业局起草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各地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施行。⑥
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法律的学习、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与社会调查分析系统”2003年对湖南醴陵、耒阳和浙江建德、永康四个县（市）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无所知，而那些表示知道此法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户又都不知道该法的主要内容，甚至连“承包期内不再调地”和“农户不同意，谁也无权在土地承包期内拿走土地”这两项涉及农民自身权益保护的最核心内容都不知道。⑦一些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全国看，目前还有少数村组没有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些地方因部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产权不明晰，边界不确定等原因，林权证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还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以及以村规民约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
三是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违反土地利用规划，随意扩大征地规模，违法越权审批土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开发园区竟有6000多个，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各种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土地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与变动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在一些村组形同虚设。制定土地承包方案、调整承包地、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时，往往是村组织或个别村组干部“一锤定音”。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更有甚者，借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五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仲裁机制及程序的具体规定。
六是一些地方没有切实遵守30年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整变动承包地的规定。依然推行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
七是一些地方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被非法剥夺。或许是受“平均分配”等农民传统公平观念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后，承包地就被发包方收回，使得继承人无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是一些地方口粮田、责任田的划分仍在进行。目前仍有一些村组以预留机动地的名义划分出大量土地，以招标承包的形式短期（一般是一年）承包给部分农户。三、对其问题的原因与对策的分析和探讨
（一）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农地承包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的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限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原因，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十分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生活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懂法，能否积极、正确地守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淡薄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必然会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实施带来较大阻力。
第二，体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农村土地颁布实施前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来规定，缺乏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完备规范，因此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处于一种疏松而欠缺严密的体制下，导致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调整频繁。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前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界定，长此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这种松散而不稳定的局面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大因素。虽然我国正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行政体制仍不健全，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过大。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带来不少问题。
第三，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法律实施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等，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环境，中国的农村百姓历来奉行“官本位”的文化，人们普遍敬奉行政权力，尚未形成以法律为至高地位，宣扬平等、公正、自由、尊重私的权利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而且一直以来，虽然我国也在倡导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忽视个体利益，但从总体来讲，集体利益的地位在我国明显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至上早已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因此当行政权力以进行总体规划为由不当干预土地承包关系，频繁调整承包地的时候，许多农民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信息环境，在都市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各种信息在迅速地传播。但在农村，信息的传播却慢得可怜。虽然如今我国农村各农户也都有了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媒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农村还欠缺网络、各类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介入。最为主要的，则是农村比较欠缺对信息的积极接受者。虽然不少农民也经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国内国际问题，积极学习技术，增长本领，但是较之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敏感度，这可能要归结于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农民观念中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尤其对于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在他们的观念中，应根据人丁数目均分土地。人死了就要退地，有了新人口则要补地，天经地义。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极力反对。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一些地方对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了，目的无非是“增人的增地，减人的减地”，以迎合农民按人丁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念。另外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歧视妇女的不良思想，使得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形式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对策分析。针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从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意义，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各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认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熟悉和掌握法律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抓紧落实，尽快让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加快林地确权发证工作。对拖延土地延包、超标多留机动地、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控制征地规模，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和受益主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征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快解决一些地方为随意征地，而迟迟不作土地规划的问题。应加快改革征地制度，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为主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应竟一步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尽快制定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对审判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注释：
①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8
1、农村土地违法及管理问题的现状分析
农村土地违法问题量大面广，影响全局。违法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非一时所能解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对症施策。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必须深入农村了解土地违法问题的现状、特点及成因，从而追本溯源，查塞清淤。
1.1农村土地违法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及特点：一是地方政府成为违法用地的主体，一些重点项目未批先占、未供即用现象突出。这类违法用地的特点是面积大、耕占比高。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短期利益的驱使，默许、支持甚至参与违法用地。三是农民违法违规建房问题较突出。四是以新农村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名义进行违法用地。
1.2农村土地管理问题的现状分析。农村土地管理的执法主体主要是国土资源部门，又主要由国土执法监察大队负责对土地违法案件受理。在具体实施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执法力量薄弱。二是乡镇国土所执法资源缺失。三是执法手段缺乏有效性。四是行政处罚执行到位率低。五是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配合。
1.3农村土地违法问题的成因分析。诱发农村土地违法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归结有四个方面：（1）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2）利益驱动，知法犯法。（3）先上车后买票。（4）法律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存在缺陷。
2、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土地违法及管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发展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2.1法律本身不完善，可操作性差。2.2大农业占用耕地缺少规范，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违法造成巨大压力。2.3未批先建是目前土地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2.4土地供需矛盾增大，是导致未报即占的根本原因。2.5土地管理体制不顺，监管执行力度不足，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难以独立行使执法监察的职权，行政处罚的效力不明显。
3、推动解决农村土地违法及管理问题的政策措施和司法主张
解决农村土地违法及管理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从政策层面研究制定解决的措施，又要从法学角度探索可行途径，将行政执法的效率、速度与司法的公正性、公平性有机结合起来，使政策更可行、更严谨、更配套，法律更完备、更具体、更刚性。
3.1健全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土地管理方式如何把严格保护耕地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如何把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与维护农民利益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创新土地制度和管理方法。
3.1.1积极推行国土管理共同责任机制。3.1.2改革征地制度。一是界定政府征地权，主要是公益性征地。二是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切实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3.1.3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3.2探索司法介入的新途径，增强行政执法的刚性。解决农村土地违法问题，很现实的意义在于把违法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国土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致使土地违法占地案件经常出现小案拖大、大案拖沓直至罚款了事甚至不了了之。3.2.1违法占地查处引入司法保全措施。3.2.2实行通知类准行政行为非诉案件审查办法。3.2.3探索尝试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强制执行权。
3.3建立解决农村土地违法及管理问题的长效机制，综合解决农村土地违法问题。解决农村土地违法问题虽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但在当前制度及法律存在缺失的情况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研究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制定配套措施，综合加以解决。3.3.1完善土地立法，力求能在较长时间内提供我国农村土地违法案件处理的充分法律、法规依据。3.3.2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大对有案不报、压案不查责任人的追究力度。3.3.3加强动态巡查和跟踪管理。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9
内容提要:农地权利体系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和债权性农地使用权的权利体系。同时,由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征收征用补偿权、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和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等保障农地权利实现的权利。各项农地权利的运行机理以及法律救济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
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法学界对该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较少。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该领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密切关注,但其研究仅涉及农地物权的单项内容。针对农地立法问题,法学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方面,存在着主张国有化、私有化和坚持完善集体所有制等观点;其二,在农地征收方面,主要着力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的完善和补偿标准的提高;其三,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主要探讨其法律性质以及如何促使该权利物权化等问题。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农地制度缺乏实证的体系化研究。为此,我们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项目农村土地立法问题研究。本文就是依据课题组对我国十个省农地问题社会调查数据和典型素材以及分类研究报告进行综合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本文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按照我国农地制度所要实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以及由此决定的自由、公平、效率、秩序的价值目标,在广泛深入地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农地权利的体系、运行机理以及法律救济作了系统的研究。
一、农地权利体系的梳理、整合与利益实现
(一)现行农地权利类型之梳理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农地权利类型主要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1]等。
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构建农地权利体系的基石,其他农地权利类型均由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派生。尽管《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状况的规定非常明确,即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均属于农民集体,但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却被有意无意的轻视甚至忽视了。根据课题组关于农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状态之认识的调查,认为承包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村民委员会)的受访农户仅占29.57%,其中四川、贵州、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6省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村民委员会)的均低于20%。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已经被严重弱化。这种状况,在本课题主持人组织的2001年教育部“十五”规划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调研中有近似反映,〔1〕5最近5年来该状况并未有明显改变。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该权利是当前农民享有的一种重要的土地权利,也是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农地权利。但在社会实践与法律制度层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都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其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变动这一角度可以把各问题分为以下情况:在取得阶段,如何保障包括妇女在内的新增人口平等获得该基本经济权利,从制度层面解决一户中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的不公平现象;在流转阶段,如何促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主体宽松界定、流转内容自愿、流转方式多元、流转效力肯认、流转纠纷解决等方面全面实现流转自由的问题;〔2〕在土地征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独立征收客体加以充分、有效保护的问题。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及进行各项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等非农业建设而使用土地的一种用益物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涉及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2]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三类用地,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照上述规定,农民个体工商户兴办工商企业的用地,也应在申请经批准后使用国有土地。这种不甚切合本土农村实际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引发了大量规避法律的现象。另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抵押)也受限于法律的规定,既违反了物权法平等一体保护原则,也限制甚至是剥夺了农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利用权的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损害了农民集体及其成员农民的合法权益[3]。可见,该种类型农地权利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亟待加强。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因建设住宅而无偿取得、使用集体土地所形成的独立类型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且包含宪法所赋予农民之生存权这一重要内涵。但对于这一重要权利,我国现行法律的规范却非常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审批程序在实践中也被大打折扣,以致在同一地甚至同一村不公平现象时有出现。
地役权是物权法以专章形式规定的一项较有代表性的新制度[4]。根据《物权法》第156条的规定,地役权是指不动产权利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的效益的权利。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在《物权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是不存在地役权的,但从宽泛意义上看,无论物权法是否颁布,都存在地役权性质的解决方案。由于地役权内容极其宽泛,种类繁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了解地役权的实际运行情况,梳理社会实际生活对地役权的需求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法律上给予回应和解决是我们亟须完成的课题。
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自留地、自留山是在进行农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合作化的过程中,土地由农民私有转化成公有后遗留给农民自用并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类土地使用形式。自留地、自留山“在‘’和‘化’浪潮的推动下,合作化时期留给社员的自留地曾被收归公社所有,从耕作用途上看,它一般被辟为公共食堂的菜园,并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而被下放给社员,时而又收归集体。这种反复在1958-1962年表现最为明显”[5]。也就是说,自留地、自留山最初以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个人私有———的形式遗留了下来,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最终被革除,进而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有权归农民集体,使用权归农民个人。当前除了《宪法》对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有所涉及和《物权法》将之确定为不得抵押的财产外[6],现行法律对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规范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国理应在未来的农地立法中对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明确定位,从而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农地使用权之抵押权。在理论上,我国农地用益物权因流转需要可适用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制度自不待言,但实际上法律却采取了基本禁止的十分谨慎的立法态度,其是否具有正当性,在我们获得调研数据和深度访谈素材后,颇令人深思。我们以为,一个开放的法制建设中的
然而,主张宅基地使用权的放开流转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其由此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或许会消解掉开放流转带来的益处。因此,如何在交易中体现出农民集体作为宅基地所有权人的利益、如何区别对待不同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的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所进行的交易、如何保障农民在宅基地交易中利益得以充分维护、如何防止资本侵入农村后可能发生的农民失地情形、如何在资本的最大收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保障功能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如何在交易中贯彻意思自治和法律调控,如此等等,都需要立法设计者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我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流转体现了自由与限制的博弈和冲突,具体制度规范设计应以调和其中的自由和限制为主要内容,其主要包括以下:(1)宅基地使用权应采用有条件进入市场的模式。即在下列情况下应当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一是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农户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26];二是在房屋继承中,遗产分割后房屋归属者具有非农业户口或者已不具有本农民集体成员资格;三是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农户全家成为其他农民集体成员。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应以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为原则。(2)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本农民集体成员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3)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需区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分别向农民集体缴纳相应费用,以体现农民集体的所有者身份。影响宅基地使用权人缴纳费用的因素主要包括: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原因;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在交易价格中所占比重;宅基地面积与规定的人均占有面积之间的关系等。(4)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出后不得再行向本农民集体申请宅基地使用权。
(四)地役权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从保守的制度立场转至开放的立法姿态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篇10
摘要：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利益的驱动，民间宅基地自发流转的现象越来越多，使得宅基地使用权存在的缺陷日益突出。中国[宋启娟女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1级经济法研究生]现有法律制度限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因此需要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农村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做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已经修建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无上盖物、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个人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取得宅基用地之后,基于宅基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抵押、赠与、置换、继承等形式而在宅基地使用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宅基用地使用权主体的变更。我国《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该规定通过参照式的立法技术,赋予了《土地管理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予以法律规制的权力。之后,2008年党的17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指出,要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该文件直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制度等农村土地的基本问题,使探讨放开和规范宅基地的使用权流转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制障碍
（一）法律依据和规章政策不充分。《宪法》第10条：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做了专章规定，但仅有四款条文，其中第153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可知，部分内容承认宅基地在一定范围内严格流转，部分又对是否流转或禁止不置可否。因此相关法律依据不够充分。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房”。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住房用地管理的意见》：严格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房用地，并且建立在这种土地之上的房屋不予颁发土地使用证书。可知，基本规定宅基地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拥有，限于内部流转，城市居民不能购买。但却又表示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这与允许内部有限流转是冲突的，因此规章政策是不充分的。
（二）地随房走的矛盾。分析相关法律法规可知村民对其房屋享有使用权，即可对其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还可出售、出租；《担保法》第34条：农村住房被允许作为获取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土地管理法》第154条：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随同房屋所有权一并处分，即农民出让房屋时，其下宅基地一并转移。
（三）宅基地使用权特性问题。用益物权的困扰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性之一为它是特定主体的用益物权，即宅基地属于本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其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但从宅基地使用权的实际运行来看，其并不具有完全物权性质。首先，宅基地使用权是以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人为主体，它仍是一种对人权而不具备物权对世权的特性，具体来看，宅基地的申请和分配有严格的身份限制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受让主体也是组织成员，其他只有在户口迁入后才有资格取得。其次，用益物权的特征还包括有用益性、独立性和占有性。但实际上宅基地使用权的运行并不与之吻合。其一，农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的利用受到限制必须履行登记制原则，登记后才有发生效力。其二，宅基地在本集体内转让要经本集体同意，城镇居民不能购买农村宅基地建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能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的宅基地发放产权证，这些都可以看出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立性占有性都不充分。
三、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通过立法确保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现阶段,我国立法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持限制态度的。《物权法》对有关流转问题虽有专章规定,但内容简要,有关流转问题主要规定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中,制度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如一户一宅与财产继承上的冲突。所以要使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立法必须首先改变当前的规定,确立宅基地可以自由流转。依法明确农村宅基地的权利归属问题,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同时,法律应当明确宅基地流转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控制流转风险,确保农民不会无房居住,流离失所。
（二）农村宅基地流转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地位,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法定财产权利,依法受到保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否是农民自己说了算,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违背其意志强迫其流转。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有的地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比较少,流转违背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破坏农村的稳定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严厉打击假借宅基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的性质或用途,侵犯农民的合法利益,的行为。
（三）加快完成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房地产登记的目的在于确权、明权、护权。现行关于农村宅基地纠纷案件，由于缺乏相关登记程序使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存在权属混乱的局面而中国城市土地的流转已经具备了一套完备的管理体制，城市居民住宅合法登记，享有城市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城市房屋在买卖和租赁等流转过程中依据合法的登记程序，能够保障交易的安全。因此，加快完成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不仅能够对农村房产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在农村房产流转过程中能保障房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房产纠纷。
参考文献：
[1]胡峰.农村宅基地流转驱动力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9）：39
[2]曹钰.宅基地怎样实现市场化流转[J].人民论坛，2008（14）：41
[3]郭明瑞.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建议[J].法学论坛,2007(1):19-21.
[4]史为民.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J].理论导刊,2007(09).
[5]郭明瑞.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建议[J].法学论坛,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