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1
一、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家庭语言环境现状调查
1.父母外出务工形式、时间及监护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中，父母一起出去打工的占到了总打工人数的52%左右，父母不在身边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而另一部分留守儿童是母亲出去打工，占了67%左右，而父亲出去打工的在33%左右。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大约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而从小就被留在家里的孩子占据留守儿童总数的63%左右，并且大部分留守儿童都是由祖父母照顾的，由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7%左右，并且有20%的留守儿童的父母都是出外打工超过两年的。另外大约有12%的留守儿童是被姑妈、姨妈照顾。
2.监护人基本情况
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外打工，大部分孩子都是由祖父母照顾。根据数据统计可知，照顾留守儿童的长辈，其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到监护人总数的17%左右；50岁以上的，占到了48%左右。监护人的年龄都偏大，而且由于地区原因，这些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也不高，受教育水平在高中或是中专以下的占87%左右，其中小学文化水平的大约占36%，初中文化的大约占35%，而文盲占16%左右。而父母单独一方出去打工，另一方留守下来，其中父母一方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之下的，大约占65%，而大部分都是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因此，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这对留守儿童的语言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3.家庭经济状况
农村留守儿童是父母为了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外出打工而产生的，所以，大部分留守儿童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可知，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大约有97%是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为了改善家庭生活。而有一部分则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和城市孩子一样的生活，这样的家庭只占10%左右。剩余的86%的家庭，经过打工，每个家庭的月收入为3000～7000元，大约有46%的家庭会把每个月的收入寄回家中，以改善家里人的经济状况，寄回的金额一般在300元左右。而且留守儿童的家里适合学龄前儿童的读物也很少，能够拥有十本以上读物的，仅仅占3%，能够提供5～10本书的，大约18%，而提供1～5本书的则在51%，一本也不能提供的占28%左右。从这些调查结果可知，留守儿童的家庭语言环境情况十分糟糕，急需解决留守儿童家庭语言环境问题。
二、寄宿制幼儿园在促进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
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语言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消除家庭语言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留守儿童寄宿在正规的幼儿园，接受正规教育，同时还可以保证留守儿童的安全，能够促进留守儿童相互之间的交流，保证留守儿童不会受到其他孩童的欺负，让留守儿童更幸福地度过童年，从减轻父母的远离带来的伤害。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2
一、引言
我国研究生培养经历了1985年前的学费全免阶段，1986-1992年的委托培养收费阶段，1993-2005年国家计划内外的双轨收费阶段，2006-2008年的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全面收费试点阶段，2009-2012年的部属院校全面收费阶段，2013年后的全面收费阶段。在此背景下，探讨家庭经济因素对应届生考研的可行性产生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生学费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全国居民按区域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376.0-25954.0元;城镇居民按区域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4390.6-33905.4元;城镇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219.3-61615.0元(详见表1)。[1][2]按现阶段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收费标准，每年硕士生不超过8000元计算，占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82%-52.03%，中西部居民支付压力较大;但就城镇居民而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支付能力相近(详见图1-图3);对低收入户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和机会成本，在没有相关配套保障和激励措施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入学的机会。
三、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背景下的考研意向实例调查
为了获取充足的、真实的数据信息，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某大学应届专业中有意向考研的300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283份，回收率为94.3%，其中有效问卷为280份，有效率为93.3%。问卷调查旨在从各个方面显示，在研究生全面收费的背景下，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会成为学生放弃考研的影响因素。
(一)学生所属地区与考研意愿
抽样调查来自中部的学生占据了样本总数的88.57%，调查结果表明，整个中部地区的样本数据为248人，决定考研的人数为140人，考研率为50.00%(详见表2)，
学生所属地区与考研意愿分布图显示，中部的学生考研的愿望最为强烈，决心更加坚定，东部其次(见图4)。原因在于近年来长江流域一带经济发展较快，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所以，中部地区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来说较为宽裕，其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考研的成本，故这类学生不会因为收费而放弃考研。
抽样调查中，东部地区的学生人数占样本总数较少，仅27人，占总数的9.64%。这类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家境富裕，且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发展机遇更多，因此，考研对他们而言不是“必不必要”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或者“兴趣”的问题。这类群体中有的人会直接选择出国留学，有的人会在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故其考研的愿望不如中部地区的学生迫切。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政策对这类考生基本上没有影响。
本次抽样调查中西部地区的学生人数为5人，占据样本总数的1.79%。样本数据少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低，从表2中可看出，西部地区的学生决定考研的人数为1人，考研率为0.36%，其弃考率远远高于考研率。从图4中可知，西部地区学生的考研意向最低，由于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束缚，不得不放弃考研而选择就业。
(二)户口性质与考研意愿
户口性质与考研意愿关系表显示(详见表3)，在本次抽样调查的280名学生中，185名来自城镇，95名来自农村，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66.1%和33.9%。由此可见，我国高等院校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寒窗学子”，其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当可忧。从表3和图5中可得知，185名非农业户口学生中，有125名决定考研，60名放弃考研，其考研率远远大于弃考率，这是因为非农业户口的学生家庭状况一般较好，家庭年均收入水平较高，能够负担得起子女考研的成本，故研究生收费政策对非农业户口的学生选择考研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在95名农业户口的学生中，选择考研的有45人，放弃考研的有50人，弃考率略高于考研率。笔者认为这类学生通常家庭经济状况较困难，父母多为农民或者务农工人，家庭收入也仅仅能够支付其日常开支。迫于家庭压力，农业户口的学生往往边上学边打工，每年的学费也是靠申请助学贷款或奖助学金来救济。读研的8000元学费对于经济困难的农村学生来说是巨大的开支。
综上，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无疑阻挡了“寒窗学子”的求学之路，挫伤了他们考研的热情与积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类学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考研的风险较大。如果考研失败，便意味着之前投入的考研成本(如参加辅导班的费用、购买资料的费用等)的回报率为零，白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丧失了机会成本和预期收益。倘若考研成功，其家庭也面临着三年的研究生学费、生活费如何支付的问题。故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农业户口的应届生不宜考研，这类群体可以在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待自己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考研。这样一来既实现了自己人生梦想也减轻了家庭负担。
(三)家庭年均收入与考研意愿
参考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社会实践和一般经验并结合湖北省当地的居民生活水平，笔者将家庭年均收入为1-4万划分为贫困，4-7万划分为较贫困，7-10万划分为中产阶级，10万以上划分为富裕。由表4可知，各收入阶层分别占总人数的26.1%、28.2%、23.2%、22.5%。其中，家庭年均收入为1-4万和10万以上的学生中，决定考研的为30人和28人，放弃考研的有43人和35人，弃考率高于考研率。而家庭年均收入为4-7万和7-10万的学生中，决定考研的为42人和53人，放弃考研的人为37人和12人，考研率高于弃考率。本研究中合计考研率为54.6%，弃考率为45.4%。薛敏的研究显示，实行收费是否会放弃读研时，59.8%的学生表示会继续缴费读研，40.2%的学生仍会选择放弃。[3]两者数据基本相近。
家庭年均收入与考研意愿关系图显示(详见图6)，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考研的愿望最为强烈。随着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对负担孩子考研成本的承受力增强，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考研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和优势，其考研的意愿随着收入的上升而逐渐增强。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了小康水平时，学生更希望通过考研来磨炼自己，使自己更上一层楼，此时其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最迫切、考研的意愿最为强烈。当家庭经济状况高于一般居民年收入水平时，家庭的富裕给他们的子女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人生可能性，此类学生的选择不再仅限于考研，也包括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甚至出国留学，所以考研的意愿不再那么强烈，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四、结语
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实施后，考研成本和读研费用对中、高收入家庭没有影响，这类学生考研不会在新政策的环境下因全面收费而弃考。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考研读研费用则是巨大的压力，增加了其考研的风险，降低了其考研的意愿。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3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税费负担较重，农户家庭极度拮据的经济状况迫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同时，由于城市一线生产需要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中青年劳动力，并且没有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因而，农户家庭只能选择“中青年外出务工，老年人留村务农”家计模式。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这种“半工半农”家计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代际分工结构。在现阶段，这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农户家庭无奈的选择，而要解决这种无奈，就应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特别是要废除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能够自由进城，享受城市社会福利[1]。然而，这种批判过于片面，既没有考虑到城市是否有能力长期容纳几亿进城的农民工，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收入是否能支撑起整个家庭在城市的长期生存；同时，一种社会结构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因而，“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也必然对农户个体家庭和我国总体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最近几年，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学者注意到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的多种意义，并且发现了这一结构对农户家庭和我国社会的积极作用。华中乡土派学者认为，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农民个体家庭，至少在现阶段，这是相对理性的、经济的、智慧的选择[2]。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半工半农”结构不仅生产粮食，维护了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而且生产出廉价劳动力，降低了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同时兼顾打工和务农两份收益，生活状况明显改善[3]。贺雪峰教授指出：“在未来三十年，我国农村和农业大致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保证粮食生产，让中国人能吃饱，最好还能吃好，从而保证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第二，继续再生产廉价且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返乡退路，避免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4]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深入研究这一结构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研究方法及个案情况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以家庭作为基本访问单位，采取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选定的个案村庄为山西省北部的Z村。2016年8-9月份，笔者在Z村居住调研长达三十余天，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8月5日至8月10日，笔者对村支书、村主任、民兵连长、村委会会计等共计7名村干部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在村委会查阅了相关资料；8月11日至8月25日，笔者以户为单位，对留村的每一户进行了访问，并对部分外出务工者进行了电话访谈，依据访谈资料，笔者将全村人口划分为71个家庭，并统计了每个家庭的基本情况；8月26日至9月10日，依据前两个阶段的统计成果，笔者随机抽取了20名外出务工超过十年的中青年男性农民工作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中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状况、其家庭进城人员的收支状况、其当前和年老之后的返乡意愿等方面，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份。
（二）Z村的概况及其典型性
Z村位于晋北地区H县西北部16公里处，地处山区，海拔1400米，紧邻陈韩公路，交通较为便利，属于省级扶贫项目示范村。Z村收入完全依靠农牧业及其副业，没有任何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的收入。全村总耕地2050亩，农作物以玉米、黍类、谷类为主，辅之以农户自家养殖牛、羊、猪、鸡等牲畜，2015年全村农业总产值约为223万，净利润约为165万，留村农户户均农业收入超过三万元。
Z村共有132户（363人）登记在册，然而，常住居民仅有54户（100余人），全村有超过2/3的人员外出。通过走访观察，笔者发现Z村农户家庭普遍具有“分户不分家”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如果一对老年夫妇有两个或多个成年子女，若父母健在，其为一个家庭，若父母不在了，子女们则各自为家。若以此为统计标准，全村登记在册的132户可分为71个家庭，其中，4个家庭只有老人（包括?o子女和子女全部在城市安家立业再无返乡可能），49个家庭既有老人又有青壮年劳动力，18个家庭只有年轻人（老人均已去世）。在49个既有老人又有年轻人的家庭中，有44个家庭是老年人留村务农，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有3个家庭的年轻人在乡务农，但仍有其他兼业；另外两个家庭的老人随务工的子女进城，土地流转给他人。18个只有年轻人的家庭全部在外务工，但他们父母健在时均在乡务农。这就意味着，在Z村的绝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在“半工半农”经济模式。因而，对于本研究，Z村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二、“半工半农”结构的社会功能
农村家庭“半工半农”模式是根源于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并且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代际分工结构。一种社会结构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综合华中乡土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一结构的社会功能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农民的生产机制、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机制、城乡社会的维稳机制、农村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
（一）农民的生产机制
在访问中，笔者发现村民们普遍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其年老之后必然返乡务农。若Z村大部分农民工在其年老之后能够转化为全职农民，Z村的农业生产便能够得到保障。通过对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农民工年老返乡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农民工无法彻底融入城市。首先，农民工是失业频率较高的社会群体。在笔者所调查的这20名中青年农民工中，在2006到2015年这十年之内，有16人（80%）有9次以上失业经历，有4人（20%）有6-8次失业经历。其次，农民工年老之后在城市没有任何收入。在这20人中，没有一人在城市有养老、住房、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最后，农民工在城市没有积蓄。在这20人中，有5人（25%）在城市收不抵支，14人（70%）收支相抵。
第二，农业收益对农户家庭必不可少。在1994到2014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Z村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农业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2015年，Z村农业净利润约为165万，留村的54户农业净利润普遍在?赏蛟?以上，户均则超过三万元，这部分收益可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对农户家庭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在留村的老年农户中，年均支出最多的一户也只有六千元，其余普遍在五千元以内，这就意味着Z村大多数老年农户都有一定的积蓄。正因如此，Z村农民工家庭普遍不愿意放弃农村的耕地。
第三，老年人进城必然加重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毋庸置疑，城市的物质生活更远优于农村，但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基础是与之匹配的经济条件。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Z村95%的中青年农民工毫无积蓄，若再加上两位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老人，生活水平必然急剧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据深度访谈资料显示，村民们普遍反映老年人进城之后没有任何收入，即使政府免费赠予他们住房，他们也无法承担每年数千元的物业管理、取暖等基本费用；若留村务农，不仅不必担心衣食住行，还有一定的积蓄。
从全国范围来讲，随着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经越来越小，但其地位和作用却丝毫没有动摇，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能否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能够持续不断地生产出农民，从而保证了农副产品的产量，进而保证了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根本性需求。
（二）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机制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一，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且素质相对较高；第二，我国土地资源相对廉价；第三，我国行政效率较高[5]。后两者是我国政治体制所致，在此不展开讨论。就劳动力成本方面而言，正是“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实现了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得我国制造业成本相对较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
据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具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功能，其并不是体现在直观的劳动报酬方面，而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最直观的劳动报酬而言，由于Z村绝大多数中青年男性农民工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一线工种，其年收入较高时可超过五万元，较低时也有三万元左右；中青年女性农民工则普遍在洗车、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行业务工，年收入通常在两万元左右；可以看出，其家庭务工收入并不低于城市普通职工。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数据了解到，用人单位为城镇职工所缴纳的社会保障金的总额通常可占员工工资的30%，然而，城市社会并不承担农民工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正是因为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承担着农民工家庭养老和住房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老年人留村务农又使其家庭有农业生产的收益，再加上农村劳动力已达到饱和程度，中青年农民工愿意接受极不稳定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工作――甚至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劳动报酬。换言之，如果农民工家庭没有“半农”，举家迁入城市，并且年老不再返乡，就必须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同时，城市必须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必然导致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就当前阶段而言，我国土地资源已不再廉价。在未来几十年之内，我国能否进一步发展，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第二，人均国民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增长。既要完成产业升级，又要实现经济增长，关键在于通过继续生产相对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来保持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从而保持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完成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国民总体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劳动力的素质，同时，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可以说，“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城乡社会的维稳机制
笔者在访问中发现，Z村没有荒芜的土地，也没有上访、偷盗、逃荒等恶性事件，村民精神面貌普遍很好，这就意味着Z村社会较为稳定。究其原因，是因为Z村没有规模较大的特困群体，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大致起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农业收益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笔者在前文提到，2015年Z村留村农户农业净利润普遍超过两万元，户均则超过三万元，但户均年支出不超过六千元。这就意味着即使中青年农民工在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内失业，其家庭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负担。由于农民工是失业频率较高的社会群体，因而Z村经常有回村休养生息的中青年农民工。若从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正是因为失业的农民工可以返乡，我国城市才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社会的稳定。
第二，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近五年来，Z村中青年夫妇务工年收入通常为六万元；若再加上老年人务农的收入，Z村大部分有两位老人、两位中青年夫妇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九万元，基本达到H县普通城镇职工家庭。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普通农户家庭并不奢望极其富裕的物质生活，只要能够通过辛勤劳动使其家庭生活质量达到城市普通职工家庭的水平，他们就会很满意。
从全国范围进行分析，我国目前大约有6亿在乡农民，同时有2.7亿农民工，一旦农户家庭收入过低，必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半工半农”模式的普遍存在，不仅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并且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城乡社会的稳定。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四）农户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
Z村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增加?r民家庭的收入，这也是其实现农民再生产、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稳定社会等功能的基础。正是因为兼得务工和务农两部分收益，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民逐渐乐于接受这一结构的安排，从而稳定了农村社会，进而能够顺利实现农民和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作为农村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其主要表现为增加家庭收入和降低生活成本两个方面。
就提高农民家庭收入而言，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老人留村务农，这就使得农户家庭同时拥有两部分收入，相比全家务农或全家进城，农户家庭收入有了实质性提高。相对于务工和经商，尽管务农的收益较低，但却是农户家庭最根本的收入；农民工在城市工地或工厂普遍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一线工种，其报酬并不低于城市普通职工，这也是农户家庭最主要的收入；对于农户家庭而言，这两部分收入缺一不可。笔者在前文中提到，Z村留村老年农户农业净利润户均超过三万元，中青年农民工夫妇年均收入通常为六万元左右，农户家庭的年总收入基本达到H县普通城镇职工家庭。
与全家进城相比，“半工半农”结构导致家庭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Z村老年农户中支出最多的平均每年只有六千元左右，其余普遍在五千元以内，这无疑远低于城市普通家庭的消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农村消费品匮乏，人情往来方面的花费也远低于城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农户有自家的庭院，没有租房的费用，更没有物业管理费，冬日取暖费也远低于城市，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支出。第三，除用以出售的农作物之外，农户家庭普遍在自家的庭院或耕地里种植一些蔬菜供自家食用，其养殖的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也有一部分供自家食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家庭的支出。
作为农户家庭的增收机制，“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不仅使得Z村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达到了城镇普通职工家庭的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家庭的生活成本，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Z村农户家庭的内在需求，这是其能够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其实现其他社会功能的基础。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4
关键词：农民；家庭养老；特殊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一直是农业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8．07亿人，占人口总数的63．9l％。因此，中国的问题一般可以归结为农民问题或者与农民有关的问题。此次人口普查还表明，我国人口总数已达l2．95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0．37％。我国已经属于老龄化国家。
目前必须要厘清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自身所固有的特殊性。
一、家庭养老的普遍性
古往今来，我国农村养老一直以家庭为主，实行家庭养老。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l0月进行的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农村则有64．2％的老年人依靠家庭养老，农村老人依靠自己的经济收入进行自我养老的占29．2％，其中，这部分老年人还有相当一部分采用家庭养老。只有4．4％的农村老人实行社会养老。薛兴利等人曾对山东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农民实行家庭养老的比例为78．4％，而靠社会养老保险金养老的只占6．8％，其调查结果和全国的抽查基本一致。我国农村之所以普遍采用家庭养老，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实行家庭养老符合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这是我国农民愿意采用家庭养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家们认为，养老既然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就必须遵循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原则，即人们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力图做到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作为这种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农村养老，必然地表现为一种消费支出，也就理所当然地遵循成本收益的比较原则。就以实物供养为主的家庭养老和以货币供养为主的社会养老相比较而言，毫无疑问，当然是家庭养老的效用最优。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1996年农民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700美元，有些地方竞不足100美元，因此，中国农民的现实收入状况内在地决定了农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货币资金去养老，只能寻找最为经济的养老办法。所以，以实物供养、实行家庭养老在我国尤其在农村相当普遍。
第二、实行家庭养老符合中国农民传统的敬老、养老心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经济因素决定以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诸因素对事物的发展往往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马、恩的这一原理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农民的敬老、养老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仅仅“影响着”他们的养老方式的选择。就我国而言，农民选择家庭养老还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因素。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要孝敬”“勤持家”“讲礼俗”“重人伦”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敬老观和养老观，并受到联合国的高度称赞。联合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养老模式是全世界的榜样。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比较愿意采用家庭养老方式赡养老人，老人也希望晚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因而，政府和社会都广泛提倡这种养老方式，并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这并不象哈瑞斯所言，“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说，随着我国的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人们的养老方式也就必然地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了。家庭养老的普遍性表明，至少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还应当以家庭养老为主。
二、农民养老的自我保障性
所谓农民养老具有自我保障性，我认为，主要是指在家庭养老情况下，现阶段我国广大的农村老人可以通过对一定的“口粮田”、“养老田”或“养老山”的耕种或开发而获得相对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从而使老有所养有了较为可靠的物质生活保障，它通常指老人吃饭有了“保障”。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5
七年级第一次家长会对每一位家长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位家长要对这个新集体想有所认识和了解。因此，这次家长会上应以介绍学生组成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等组成）、班干部、课代表等情况、班委会学术成果、教师配备、班级总体的奋斗目标、新的学习阶段学生学习特点等，并对家长提出配合学校教育的具体要求，请部分家长发言（主要关于对学校教育建议、要求、怎样配合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连接分式）等。
新学年或新学期开始，每一个班级根据前学期的总体情况，在班委、组长、课代表配备上作必要的调整，有时因增加科目而配备新的任课教师，这时召开家长会拟对以上个项作一介绍。另外，要多总结、分析前一学期的班级工作的得失，尤其是学生情况分析。要让家长在新学期开始时对学生充满信心。还要尽可能介绍每一科学习特点及成绩的状况，注意要多提希望与建议，少批评、指责，更不可使家长尴尬难堪。最后，请部分家长根据自家小孩特点提出对学校教育的建议与要求。例如，八年级第一学期第一次家长会，我定于第二周召开，这时家长急于要了解刚开学时学生、班级情况及新学期开始与老师共同交流讨论学生进步的可能性、措施等，我在家长会上作下列介绍：一、（a）班委组成、队委组成；（B）组长、课代表配备。二、班委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1）现状分析；（2）采取措施；3、八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发育状况与特点；4、奋斗目标：再争先进，力创一流。三、对家长的建议与要求。四、家长发言。这次家长会后不少家长说：“象这样的家长会开得有意义。”
正常情况下，在期中、期末前召开一次家长会，有利于家长了解考试时间、范围及对学生的具体要求，需与学校配合之处，使得家庭与学校紧密配合，帮助学生抓好复习关，往往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家长会对不同学生进行分类比较，使家长在横向与纵向上多方位、多层次地了解学生，尤其把几个阶段的成绩作比较，使家长了解学生进步与退步的情况，并列出部分重点同学的学习难点等，指导家长与学生共同订复习计划、作息时间表等。针对不同科目作提出具体要求与建议，其中对家长的要求要具体可行，切不可泛泛而谈
学期、学年结束，许多家长总想详细的了解自家孩子通过一学期、一学年的学习的总体情况，有的班主任认为发放成绩报告单就可以了。其实，成绩报告单只能以概抒性语言总体说明，不能过细的分析，家长不能过多的了解孩子的情况。而这时召开一次家长会效果会更好。一般情况下，期末总结家长会我是采取家长、学生同时到会的形式，变家长会、班会于一体。会上全面表扬各种先进事迹、先进个人、表彰各项标兵，以期起到激励先进、鼓励后进的作用，既增强了学生的信心，也给家长带来希望。其中，还要尽可能从各个侧面去表扬，尤其中差生的进步（哪怕是些微的）也不能忽略。假期作业布置要详细，要有利于家长的监督。
不同的家庭或同一个家庭的不同阶段、不同对象，所采取的家教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教育有方，有的家长无计可施；有的灵活多变，有的呆板教条；有放任自流，有的步步监督；有的奖励为主，有的口头表扬为主等等，形形式式各不相同，为了提高家长素质，我召开了多次家教经验交流会。会后，家长反映良好。例如我班孙某，打游戏机、撒谎，从家长手中骗钱、逃学、旷课等恶习较多，家长经验交流会后，其母采取了主动与他谈心，以鼓励为主共同制定目标等方法，使孙某在期中考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6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法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1]1。随着2017年3月我国《民法总则》的颁布，民法典的编纂也正式地拉开序幕。其中，《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一章中，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第112条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以此确定人格权利、身份权利、财产权利的基本权利体系。就此可以说，《民法总则》以民事权利体系作为民法典的轴心，确定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法体系。民法体系下的民法典则是统合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于一体的民法典。事实上，一部体系自洽、内容完善的中国民法典也至少应当包括人格权法、身份法以及财产法等基本内容。但问题是，传统的潘德克吞体系下民法典是财产法典，《民法总则》也是财产法总则，缺乏相配套的调整人身关系的基本规范，尤其是有关身份关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因此，民法典各分编的制度设计在民法总则之中确定财产权、人格权、身份权的民事权利的基础之上不应当再拘泥于传统财产法典的框架，而应当契合总则所确定民法体系。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是如此。
其中，婚姻家庭又是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最为核心性的因素。传统的民法典中高度重视家庭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身份关系和在家庭之外以市场为中心的财产关系。一般而论，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当事人形成婚姻关系后，也组成了家庭，当然婚姻关系只是家庭关系一部分，家庭关系还包括血亲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婚姻关系乃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部分。事实上，婚姻制度和家庭有着相同的根源。因此，通过婚姻制度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家庭属性的认识，进而明确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婚姻以及家庭的基本属性，而后再确定婚姻家庭的基本性质，并以婚姻家庭本质为基础明确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制度构造，进而在民法典之中实现婚姻家庭法体系性构造。笔者拟以此为研究视角，求教于方家。
二、婚姻以及家庭的源流变与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
通过对婚姻的起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婚姻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婚姻作为组建家庭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常态的方式。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家庭起源于婚姻。而婚姻组建家庭后，又推动并构成家庭起源、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稳定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主要形式。就此而论，婚姻家庭是一个整体，两者密不可分。
(一)婚姻的起源、发展、演变与基本属性
“婚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表示社会制度的术语”，有关婚姻的起源可能是一种原始习俗发展而成的。“这种习性首先由习俗所认可，继而得到法律的承认，并终于形成一种社会制度。”[2]33-34
1.氏族社会：婚姻为附属父权之身份关系
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能驱动不仅产生了习惯而且产生习俗和制度。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原始社会中，氏族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尽管随着文明的发展，氏族父权逐渐衰弱[3]768。但一般来说，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父权的观念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以后很长的时间得以延续，此时期婚姻即为从属性身份关系依附于氏族父权之中。
2.近代欧洲：婚姻为民事契约关系
思想启蒙运动后，17世纪的欧洲自然法复兴，父权逐渐让位于契约制度，其最深层次的含义就是“父权即义务”。事实上，思想启蒙时代所形成的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的思想反映在自然法之中，即“一种勇敢迈进伦理之上、宗教之上的理性法”[4]309。在理性主义思潮中，康德最早提出了婚姻契约说，认为婚姻是当事人的契约关系，婚姻合意不仅是婚姻的成立要件，也是婚姻的本质所在，婚姻成立和基础完全依照契约法判断。后法国宪章中明确“法律只承认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
事实上，自然法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制度，即天然地由某种目的决定的，并按照某种结构而设立的产物，婚姻具有完全的契约特征，即婚姻是由社会功能所决定，并且为实现该功能而受到法律的调整，由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婚姻关系[5]5。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都相继地在立法中承认婚姻乃民事契约的属性。尽管婚姻契约说表征着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但是婚姻契约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具浓烈的伦理性色彩[6]27-29。
3.现代社会：婚姻为身份关系
19世纪以后，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褪去，婚姻越来越被视为男女之间具有高度身份属性的结合，因而双方主体在心灵和精神上的联系比契约法的确定更为重要，一般来说，感情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是与精神素质对性爱的影响成正比的。据此可以说，婚姻契约说违背了身份伦理的核心观念，婚姻不应当仅仅基于夫妻之间协议，更多地还有精神情感性因素。现代通说即认为，“婚姻是法律所规定的、将男女双方结合为法律上的统一体的伴侣关系。”[7]26就事实性质而论，“婚姻是一种长期持久的关系”[8]1233，稳定关系反映到法律性质上，即是当事人之间基于情感因素构成的身份关系，婚姻中双方财产关系也是附随于身份的。因此，婚姻本质上应是一种身份关系。
(二)家庭的起源、发展、演变与基本属性
“家庭法学和家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7]2家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文明程度愈发高级，家庭也相应地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9]116。进而言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反映在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性质的变化之上，更多地还表现为家庭所承载的功能的变化。
1.氏族社会：家庭屈服于氏族之下
原始社会中，尽管婚姻与家庭有着相同习俗起源，“的确，这些制度和习惯的作用，在实际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有社会条例或法规；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没有这样的条例或法规。”[2]71可以说，古代社会中的家庭是事实意义上的存在体，并不需要条例或法规预设和授权。事实上，“在早期社会中，家庭和氏族似乎是一种对立的关系。”[10]22-24氏族的纽带和力量越强大，就会削弱家庭的意识，反之，则会增强家庭意识。也就是说，在以家庭本位为主的原始社会中氏族一直压制家庭，此时期家庭意识薄弱，并不存在所谓家庭[11]。直到国家出现后，削弱氏族力量，家庭的纽带才得以加强。
2.近代市民社会：家庭为个人之处所
但“当国家的活力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当各个家庭的人为了追求一个公共的目标而越走越近的时候，当加重的年轻人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于父母的时候，家庭便又失去了它的重要性。”[3]768到17世纪，随着启蒙运动，近代各国纷纷确定了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个人主义意味着否定人本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12]4，传统家父权为主导的家庭结构彻底地瓦解。如此一来，在个人主义否定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同时，家庭社会功能的缩减正好强化了家庭作为个人处所的特征。
近代市民社会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重大转变，它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9]5此时期，个人不断地取代氏族成为法律调整的主体，实现了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意义非凡。但是个人主义把家庭仅仅视为独立他人的个体的处所，对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却视而不见”[13]616。
3.现代市民社会：家庭是社会基本单位
“近代民法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14]2，民法应当回应市民社会中家庭的现代化。19世纪以后，民法中的个人主义理念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衍生出许多弊端(1)。家庭在功能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具有生产功能的家庭企业逐渐转变为消费主体，家庭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强调两性平等的原则以及重视的子女权利。与此同时，家庭关系的强度和其密度也不断增强，家庭在功能上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处所，家庭本身也被视为具有高度身份属性的私人领域，国家法律不能随意干预[15]120-125。
事实上，“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社会里，家庭对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承担着责任。”[16]27现代社会中家庭与个人一样，都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家庭还是个人联合体。“家庭大概是人类社会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的团体构造。”[17]463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单位，具有同居共财的特点。”这种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共同财产以及共同消费的同居共财的行为，使得家庭成为密不可分的集合体以及市民社会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尽管家庭的概念随着不同国家法律确定的亲属范围的变化而不同，但一般而论，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18]51。
毫无疑问，家庭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而言必不可少，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重回市民社会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5]107-116。现代市民社会中的法律也倾向于承认家庭的地位。德国基本法中就明确家庭为父母子女构成的共同体。因此，可以说，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团体)。
(三)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
“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9]5。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不同于人格法的人格价值以及财产法的契约自由，体现为一种伦理精神。婚姻家庭“之所有能体现出理性、平时、传统、宽容的特色”，是因为“蕴含着伦理内涵和发展方向。”[19]
1.婚姻家庭法伦理精神的基础
婚姻家庭的伦理精神“源于人类为维护自身和繁衍家庭和谐有序的内在需求”[20]，即人性。人性不仅包括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包括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动物性”，社会属性则表现为“人的特性”，与之相对性的就是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的精神需求。其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性的本质属性，反映到婚姻家庭之中，即是身份的伦理性。很大程度上，婚姻家庭法中身份的伦理性就人性中所展现的一种精神需求。“对于人性规范或引导，需要婚姻家庭的伦理”，婚姻家庭法“以其合规律性、价值性、明确性、具体细性和强制性来发挥对人性的引导、调控与提升功能。”[21]因此，可以说，人性是婚姻家庭法伦理精神的出发点。
2.婚姻家庭法中伦理精神的内涵
既然伦理精神是以人性的社会属性为基础的，身份法制度的构建，就必须符合人性的逻辑推演，遵循身份关系至善的价值导向。身份法的价值理念不同于人格法的人格价值以及财产法的契约自由，体现为一种伦理精神。而婚姻家庭之所有能够呈现出传统、平时、理性、宽容的特征，正是因为婚姻家庭中蕴含着人性以及伦理的内涵。伦理精神是以人性的社会属性为基础的，身份法制度的构建，就必须符合人性的逻辑推演，遵循身份关系至善的价值导向。是故，婚姻家庭法中的伦理精神应当贯彻于婚姻家庭伦理实体和理性的身份关系中，并体现为亲属法价值目标和行为规则之中。“夫妻、亲子等相互之关系，伦理性色彩特别浓厚。”[22]5也就是说，伦理精神不仅是夫妻、亲子以及其他亲属关系价值、观念，也是其行为准则。事实上，当代婚姻家庭中的伦理精神是建立在近代民法自由、平等基础之上的，是人性中社会属性理性化的体现，并以追求家庭和谐为最终目的。因而，婚姻家庭法伦理精神蕴含着民法的公平、平等、自由基本价值理念以及根植于人性的尊老爱幼、和谐稳定等基本内涵。
其实，伦理精神是婚姻家庭伦理实体在人性假设论的逻辑基础之上而衍生的。婚姻家庭法中的伦理性根植于人性深处情感的本能而呈现出情感性色彩。同时，“任何道德都起源于人性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需要”[23]39，而道德又能契合人性的精神需要，是故婚姻家庭中伦理精神又呈现出道德性色彩。
三、潘德克吞民法体系中婚姻家庭法为财产法的基本定位
传统的民法典中高度重视家庭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身份关系和在家庭之外以市场为中心的财产关系。例如，《德国民法典》就是以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基础构建的法典体系。但问题是，传统潘德克吞体系下的民法典的基本定位为财产法典。遵循财产法典体系和内容的民法典的一个合理逻辑结果就是缺乏调整身份关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内容。
(一)我国民法与婚姻家庭法的关系
中国古代，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以刑为主，并不存在独立的法律部门，婚姻等民事法规淹没在刑事律令之中，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婚姻家庭法。诚如学者所言：“中国婚姻制度，导源于礼，范之以令，裁之以律。违礼则犯令，犯令则入律，入律则有刑。”[24]1
1.清朝至民末：婚姻家庭法为民法部门的组成部分
直至清末，临内忧外患之局，清政府“变法”以“图强”，以《德国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典》为蓝本起草了《大清民律草案》，共五编，其中第四编为“亲属编”[25]18。这是中国立法史上首次将婚姻家庭法确定为民事法律部门的组成部分。后民国政府沿用清朝民事立法模式。
2.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法为婚姻家庭法典
新中国成立后，废弃《中华民国民法》，转而借鉴原苏联家庭法典的立法模式：婚姻、家庭、监护等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中极特殊的法律关系，应为家庭法典，构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即仿照苏联1918年《苏俄婚姻法、家庭及监护法》，确定了婚姻家庭法独立于民法典之外的婚姻法典的地位[26]263-264。此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国家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审判法等法律部门。”[27]19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婚姻法》延续将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法典的立法模式[28]。
3.《民法通则》颁布：婚姻家庭法回归于民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婚姻法开启了‘回归民法’的进程。”[29]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103条规定婚姻自主权；第104条则进一步确定婚姻、家庭受到法律保护。可见，《民法通则》已经改变了独立家事法典的立法模式，将婚姻和家庭等身份关系纳入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如学者所言：“婚姻家庭法和民法的关系在立法体制上得到了解决，确定婚姻家庭法为民法的组成部分。”[30]
4.学术界与立法界的基本共识：婚姻家庭法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自《民法通则》正式承认婚姻家庭法的民法属性后，大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并转变婚姻法律为独立法典的“思维定式”。典型的如梁慧星在其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共设七编，其中第六编即“亲属编”[31]1；王利明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建议稿》共七编，第三编即为“婚姻家庭编”[1]；徐国栋在主持编写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第一编第三分编即为“婚姻家庭法”[32]。由此可见，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的理论论证已经相当成熟。2002年，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典草案》(审议稿)共九编，其中第五编即为“婚姻法”。该草案由于历史原因最终被搁置。直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作为政治任务再次被提上历史议程。2016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民法典共六编，第五编即为“婚姻家庭编”。
观大陆法系诸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民法典组成模式，即婚姻家庭法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尽管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就婚姻家庭法是否独立成编以及在民法典中如何排列安置并无统一的安排，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被纳入民法典之中，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等。第二种独立法典模式，即婚姻家庭法是独立于民法典的家事法典。苏联开创此种模式，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第3条即明确：“家庭关系由专门的法典调整。”后仅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采用。事实上，俄罗斯等国家采用独立法典模式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但新中国采用原苏联模式制定独立婚姻法典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非传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由此明确，民法典的调整范围不仅仅包括商品经济关系还包括家庭关系等非商品经济关系。就此，独立婚姻法典赖以建立的理论模式，即民法仅调整商品经济，非商品经济关系应当由独立婚姻法典予以调整的理论，已经不具有存在的基础。就一般学理而言，亲属关系属于市民关系、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以及身份权的私权属性都表明婚姻家庭法应为民法的组成部分(2)。概言之，婚姻家庭法作为我国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学术基本共识与立法基本共识。
(二)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与婚姻家庭法
1.民商分立立法体例下的民法典与婚姻家庭法
《法学阶梯》共四卷：第一卷内容是人法；第二卷内容是物、财产取得和遗嘱取得；第三卷内容是无遗嘱继承、契约和准契约；第四卷内容是不法行为、准不法行为和诉讼。其中，有关婚姻家庭法内容集中规定在第一卷“人法”之中[33]4-10。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即仿照《法学阶梯》的模式，共设三卷，第一卷人；第二卷财产以及所有权变更；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34]2-9。其中，婚姻家庭法中调整有关身份关系的内容被作为人法归入第一卷之中，调整财产关系的内容则被作为财产的取得方式归入第三卷之中。
法国民法典的体系与概念的表达方式，尽管包括婚姻法与监护法制的人法，继承法与遗嘱，但是它“把全部安排财产归属的归到财产法或物法里，把继承与债法放在财产取得的章节之中”[4]338，这样一来，婚姻家庭法中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被解构在民法典不同部分之中。“法国模式，与其他罗马模式相比较，并不显得是理性主义和体系化精神的标准秉承者。”[35]174
事实上，《法国民法典》是在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背景下编纂的，“民法(droitlaw)仅仅规定个人之间的关系”[35]110，并不承认家庭在内的所有中间团体，故而家庭法在法国民法典并不能独立成编而只能被作为个人法和个人财产法的形式存在。“这与其说是编纂法典，还不如说是弘扬自然法。”[36]148可以说，《法国民法典》中所涉婚姻家庭法既是关于个人身份法，又是个人财产法。但问题是，婚姻家庭法中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具而言之，民事主体之间身份关系并不影响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则依附于特定身份关系。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解释为基础内容，共计五编，结构按照总分则的体系展开，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务关系；第三编物权法；第四编亲属法；第五编继承法[37]5-7。如此一来，充分运用体系化思维，既克服《法国民法典》对婚姻家庭法解构性规定，又“为德国的法典化创立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38]213。整部民法典既是由抽象一般概念和形式逻辑的范畴构成的体系。德国民法典在“物权性的对人权”理论的基础上，以总则的方式以财产法思想为中心抽象出的一般规则。而潘德克吞体系又是以总则为中心构建的法典体系。如此一来，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共性规则，必然应当涵盖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内容。潘德克吞体系设计是从一般抽象规则到具体规定，民法典总则编作为一般性抽象规则不仅仅是宣誓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容纳各个分则共性的一般性规则，各分编则是具体适用规则，从而形式上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民法典总则的共同性规则应当可以适用于包括婚姻家庭法在内的各分编。典型的如，尽管理论上婚姻家庭中财产契约与一般财产契约应当具有本质区别，但《德国民法典》的亲属编第1408条明确夫妻财产契约为合同契约，应适用合同法一般规则予以调整。
2.民商合一体例下的民法典与婚姻法
20世纪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典型代表为：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共计四编，第一编人法；第二编亲属法；第三编继承法；第四编物权法。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共计六编，第一编序编；第二编人与家庭；第三编继承；第四编所有权；第五编债；第六编劳动和权利保护。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则共计九编，第一编自然人法和家庭法；第二编法人；第三编财产法总则；第四编继承法；第五编物和物权；第六编债法总则；第七编特殊合同，第八编运输法；第九编国际私法。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国家的民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法的内容均置于一编之中，同时法典也并未单设置一般性的民法总则。
其实，《瑞士联邦债法典》中设有法律行为一般规定，《瑞士民法典》第7条即规定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同样可以适用。《意大利民法典》序编中涵盖了法源以及一般性法律适用的规定。《荷兰民法典》有关法律行为、以及时效制度则规定在财产法总则之中。不难发现，潘德克吞式民法总则在其他国家（地区）中多是以财产总则或一般性规定的形式而存在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部分学者也认为按照《德国民法典》体系构建“台湾民法典”中的“民法总则编大都是以财产交易为目的。”[39]6尽管《俄罗斯民法典》设有民法总则一编，但是基于俄罗斯的婚姻家庭法已独立为法典的事实，其民法总则编很大程度上就是财产法总则。
就比较法的视角而论，事实上，德国潘德克吞式民法总则主要涵盖两部分内容：第一，私法的一般性规定，包括法源、法律适用一般性条款；第二，财产法总则规定，包括法人制度、物和动物规定、法律行为规则、规则、时效制度。其中，财产法总则规定，构成民法总则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逻辑结构的内容。
由此可见，采用民商合一抑或采用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地区），其民法典本身并没有不能实现对婚姻家庭法的概括性规定，也没有体现有关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价值理念，都只是将财产法的价值理念贯彻于婚姻家庭的制度之中。
(三)民法典体系视角下婚姻家庭法为财产法
毋庸置疑，我国民法典之编纂所采用的德国潘德克吞式结构“使得民法典的体系化程序显著提升，丰富了民法典编制的方法，也完善了民法典的体系”，特别是民法典总分则结构“有助于民法典各种制度的体系化、规范的体系化、价值的体系化。”[40]227-228事实上，潘德克吞式编纂技术借助的是“逻辑推理的经典方法，尤其是不断的演绎，从一般原则开始，由一般到个别，从而获得具体问题的解决。”[41]20另一方面，可以明确的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应回归于民法，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共性规则，必然应当涵盖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内容。潘德克吞体系设计是从一般抽象规则到具体规定，民法典总则编作为一般性抽象规则不仅仅是宣誓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容纳各个分则共性一般性规则，各分编则是具体适用规则，从而形式上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42]191-192。因此，民法典总则编的共同性规则应当可以适用于包括婚姻家庭法在内的各分编。
但问题是，德国潘德克吞式的民法总则编实质上只是财产法的总则，“《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的设置是潘德克吞法学产物，其以私权一般理论为结构主线提取“公因式”所构成的总则编，至多只是一个财产法总则”[43]，我国亦是如此。那么，既然民法总则是以法律关系为轴心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民法典实质上也就是以财产性法律关系为基础架构婚姻家庭法结构和内容[40]240-242。其实，就本质而言，近代民法上的婚姻家庭法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财产法秩序对身份关系进行调整，尽管婚姻家庭法所调整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但却与一般财产关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德国民法典》的亲属编第1408条明确夫妻财产契约为合同契约。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典视当事人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关系为财产契约的一种，婚姻中当事人完全可以按照契约自由原则以及财产法规则，缔约合同，确定所有权归属[44]。
四、以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重构民法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
近性主义思潮中制定的民法典，注重财产法上契约自由价值理念，有关婚姻家庭法精神理念与规则设计并不一致，即以民法典财产法的价值理念构造婚姻家庭法的相关规则，忽视了婚姻家庭中的伦理价值。然而，“家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中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45]，婚姻家庭关系本质上是基于伦理性的身份组合，不应当参杂过多的经济利益。
(一)婚姻家庭本质属性契合现代民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具有人伦的情感因素，因而其存在内发的伦理秩序，重在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和谐[23]6。然而在原始社会中，氏族压倒一切家庭和个人而存在；近代市民社会，又走入极端的个人主义之中；直到现代市民社会，随着婚姻家庭法回归于民法，市民社会中法才具有些许伦理性色彩。
1.近代市民社会中民法的伦理性缺失
近代市民社会的民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法，“法不带有伦理性色彩，法的非伦理性被强调出来”，“市民社会中的法与伦理不仅在形式的存在性上得到区别，在实质上一般也处于严格区别之上。”[46]24近代市民社会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使向人类供应物质商品的组织合理化而进行的运动，无疑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47]50。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法强调商品经济，即以商品作为等价交换的经济，在此基础之上契约自由成为整个经济的乃至市民社会的根本[46]25-27。“等价交换属于利已心的世界，而伦理属于利于他心的世界”，个人主义排斥伦理性，“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来讲本来是异质的，‘外在的’。”[46]27-29因此，尽管近代国家的民法典中规定了有关婚姻家庭法方面等身份法的内容，但内容规定并没有体现出身份权以及身份关系伦理属性，更多地是以商品经济中财产法的观点来审视身份权关系问题。
我国民法体系的构建即是以近代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为中心，婚姻家庭法为民法组成部分亦是如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夫妻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更是以“符合物权法基本理论”来阐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夫妻间的财产规则，完全忽略了夫妻身份关系伦理性的本质[48]。
2.现代民法呼唤伦理性的身份法
但是民法制度的构建，不能完全以契约思维来代替身份权的相关法律关系。尽管法律制度的规则与功能一直在变化，尽管法律是有机的统一体，尽管民法所有制度之间相互关联，但是财产法与身份法仍然有着无法逾越的横沟[49]73。财产法是以契约自由为基本价值导向而构建的，而婚姻家庭法则应以身份人伦属性为基础而构建。因而，尽管财产法制度是私法的根本制度，却无法用财产法理念指导身份法立法。
现代私法是规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言之是关于人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法规。民法之所以关注身份法，不仅因为民法是人法，而是身份关系是构建市民社会秩序的基础关系[50]。然而，近代民法是以强者为前提的，极而言之，由于伦理性的缺失扮演了制造弱者的角色，因此，近代民法不得不改变。现代民法的发展“相对于梅因‘从身份到契约’，可以反过来说是‘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51]66民法上对人向现代法的变迁，可以说是对所有人的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承认到承认个人的准变，即法律人格发生了从自由的立法者向法律保护对象，从法律人格平等向不平等的人，从抽象的法律人格向具体的人格。在其背后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51]32-41。这种倾向是民法中人的再发现或复归的方向。也就是伦理性对民法的必然要求。
3.婚姻家庭为市民社会提供伦理的合理性
身份是伦理关系、人伦秩序中的地位，身份关系在本质上即是人伦关系[52]69。婚姻家庭则是伦理性实体，婚姻家庭法其实就是人伦秩序的法律化而已。婚姻家庭为市民社会提供伦理的合理性，对市民社会作伦理合理性的解释应当寻求到家庭伦理性之中，即每个人都怀着伦理性之爱而建立生命共同体。在强调市场经济建设，忽视诚信和友爱的现代中国社会中，身份关系中所衍生出伦理性理念甚至还可以适用到其他领域之中。诚如学者所言“家庭不仅作为市民社会伦理合理性的根源，而且作为整个伦理合理性本源都是必然的。”[9]278
事实上，伦理都处在一定的人际之中。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伦理生活开始于个人需要并且依赖家庭的时候[9]232。个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更是家庭的成员。人伦社会也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具备的[15]105。因此，无论是个人道德或社会伦理，无论是人类自身或人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规范，都可以也应当从婚姻家庭的伦理中予以衍生。
(二)民法体系之中的婚姻家庭法应定位为身份法
1.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3)
民事法律发展到今天，身份关系不应当再被视为封建时代的产物。“从身份到契约是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自此人格脱离身份而使身份蜕变为伦理关系中的地位。”“身份并非人格，身份权也不是人格权”[53]。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可以明确的是，民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也包括了人身关系。民法通则以及《民法总则(草案)》、《民法总则》第2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中都明确规定民法调整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
2.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其中，人身关系亦包括民事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又可进一步分为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54]7。由此可见，身份关系是民事法律调整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民法既是“‘身份私法’又是‘财产私法’。”[55]48-49尽管身份关系、人格关系与财产关系三者均为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调整的利益性质却截然不同。其中，财产关系调整利益属于财产利益，人格关系中为生命、健康等人格利益，身份关系中则是基于特定主体之间的身份利益[40]98。
3.婚姻家庭关系乃具有“身份利益”的身份关系
所谓身份关系所调整的“身份利益”，是基于特定主体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地位所产生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的某种利益(4)。事实上，身份关系即是基于法律所保护的基于民事主体某种行为、关系所产生的与其主体身份紧密联系的关系[56]。婚姻家庭关系则是以夫妻以及亲子或他人之间的“身份利益”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即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婚姻或血缘结合所产生的稳定关系。因此，婚姻家庭关系实质上也就是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身份关系。
4.婚姻家庭法为身份法的基本定位
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关系，婚姻家庭法即是身份法。毫无疑问，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法，法律性质属于私法，即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57]。婚姻家庭法为身份法，毫无疑问，其调整特定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同时婚姻家庭中，主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财产关系。基于身份关系所形成的团体，具体存在四个不同层面的财产关系：身份团体与成员，身份团体中的各成员，身份团体与外部人以及身份成员与外部人之间的关系[58]。由于我国民法并不承认家庭团体的法律地位，故而也不存在身份团体与成员之间以及身份团体与外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至于身份团体的成员与外部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尽管存在婚姻家庭之中，却不属于婚姻家庭法调整范围。
(三)我国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具有身份属性
1.民法体系下的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附身份的财产关系
我国《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专设三个条款确定夫妻间的财产归属，即第17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确定夫妻共有财产，第18条确定夫妻个人财产，第19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确定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由此至少可以明确，我国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身份团体中各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
事实上，身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应当是附着于特定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而存在，具体的财产关系被特定的身份团体以及团体内部的成员的结构以及团体性规则所影响，导致财产关系丧失与财产法中财产同质性，形成具有家庭组合功能，以服务身份团体为目的的财产[58]。《婚姻法》之中规定因身份关系而产生的给付一定经济内容为媒介的义务，即表现为以身份关系为前提的财产关系。例如，夫妻之间因抚养义务给付金钱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也就是说，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以特定身份为前提，具有强烈的身份关系附随性，并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不能脱离亲属身份关系而独立存在，它是依附、从属于亲属身份关系的，它随着相应的身份关系发生或终止，其内容也反映了相应的身份关系的要求。”[6]54例如，夫妻关系终止，则不能依据婚姻法判定夫妻间财产的归属，抚养给付义务也相应地终止。
2.《婚姻法》与《物权法》调整财产关系的衔接
“附随身份的财产法律行为一经做出即产生物权变动效果，无需另行履行物权变动手续。”[59]《婚姻法》第19条即明确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双方约定一方婚前财产作为共同共有财产，即使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或转移交付，也应当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是该规定与《物权法》确定的所有权归属规则，即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的不动产登记转移，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的动产交付转移的规则是相冲突的。显然，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性规定以及财产关系相对于一般财产法来说，属于特别规定。因而一般而论，附随身份关系的财产法律行为，应当优先适用身份法予以调整，财产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内应当保有其应有的谦抑性[59]。
其实不尽然。事实上，财产法与身份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范围并不一致。《物权法》调整的是婚姻家庭团体成员与外部人之间以及外部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如此，可以明确，婚姻家庭中只在涉及外部的财产关系才需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则。故而，协调婚姻家庭法与物权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首先应当区分团体内部和外部之间不同财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明确不同类别的财产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从而实现《婚姻法》与《物权法》融洽的衔接[40]496-497。概言之，我国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具有特定身份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身份关系以及婚姻家庭中附身份的财产关系。
(四)既有民法体系中婚姻家庭法制度的弊端和重构
第一，婚姻家庭不具有主体地位，但却是事实上的团体。尽管财产法上的团体与身份法上的团体存在实质上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是由两个以上主体构成的团体性组织体。然而，近现代民法中倾向于承认财产法中的组织体的地位，例如，《德国民法典》承认法人主体地位，《意大利民法典》承认企业的主体地位，我国《民法总则》确定了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基于“个人应当独立于家庭”的认识，现代民法中普遍并不认同婚姻家庭组织体的法律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婚姻家庭本质上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所组成的生活单位[6]32。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结合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伦理性身份为基础的，因而也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是以不分彼此，为了对方和子女有必要做出牺牲和贡献，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团体。”[60]并且基于伦理性结合也使得身份法上的团体较之财产法上的团体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因而，婚姻家庭是事实意义上的团体，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婚姻家庭结构本质上具有团体性[52]75-76。
其实，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当代婚姻家庭中伦理理念逐渐商事化[61]。例如，夫妻一方另一方购买某物件，该物品所有权并不归属于被人，而属于双方共同所有。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就确定了夫妻家事权，即夫妻之间可以互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如此，总则中规则，便成为夫妻相互一般规则，但是基于夫妻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一般规则，包括效果、无权、表见并不能适用于夫妻之间。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民事主体制度上[61]。我国《民法总则》就坚持多年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民法传统，将以家庭成员为核心参与商事活动的重要形式———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为民事主体的重要类型。实质上，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就是以家庭的形式参加经营活动或商事活动所产生的特定的组织形态。是故，在社会化转型的今天，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制度的构建不仅要重新认可并定位婚姻家庭的主体地位，而且也还应当秉承人伦的观念，遵循家庭本位、家庭团体性、同居共财的理念并且适当纳入习惯法与道德规范，从而在主体制度的设计上贯彻伦理精神，为家庭功能的重塑与家庭规则的重建提供各方面的支持[62]。值得强调的是，家庭不仅是社会的细胞，更是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由此，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之中应当确定家庭的主体地位并彰显家庭主体的特点。这也正是连接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而统一于民法典之中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婚姻家庭法应以团体本位构建基本制度。近代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个人本位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包括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原则以及个人财产权，即是以个人本位为中心而展开的[2]118。毫无疑问，个人本位原则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家父权，实现了不平等的身份地位转向平等的身份关系，现代婚姻家庭法仍应予以坚持[11]。然而，步入20世纪后，特别是在全民皆商的21世纪，商业高度繁荣，商事规则大幅度侵入民法典，民商事合一化，家庭生活商品化，更加使得身份关系迈向自由化与财产化的个人本位，婚姻家庭沦为物质计算的单位。家庭本位契合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婚姻家庭法应当确立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家庭本位。
第三，身份制度上，以合理范围内的道德准则为基准。法律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学者所言，“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63]400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尤其如此。事实上，婚姻家庭领域中之所以必须要遵循道德规范，则是由婚姻家庭制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64]。在婚姻家庭领域内，由于身份伦理性之属性，婚姻家庭法与伦理道德高度重合。“在基本原则和规范层面上，亲属法与现代婚姻家庭伦理之间存在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关系”，“虽然有些婚姻家庭伦理道德不是亲属法的调整范围，但亲属法调整的确实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所要求的。”[23]203其实，婚姻家庭关系“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与社会的民族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立法时不能超越民族文化和伦理道德。”[65]道德伦理规范在婚姻家庭法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在婚姻家庭法原则上则表现为保护弱势群体。也正是如此，婚姻家庭法“反映出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66]。
第四，财产制度上，实现“同居共财”的现代化。家庭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居间，家庭的共同财产即家产，在财产所属上，家庭伦理相对应就表现为家产制。确定夫妻、亲子或其他亲属同居共同拥有的财产制度即为家产制。其中，共同生活是家产制的基础，而家产制则是家庭共同生活得以延续的保证。“理解家产制的性质，还须理解家产归属于家。如果非要给家产找一个归属，那么只能说家产归属于家，而不是任何个人”，进而言之“家产制是用财产以维持的存在与延续为目的的制度，家产是家庭公共的产业，任何家庭成员不对家产享有排他性的权利。”[67]在家产制的基础上，方能实现家庭养儿育老与相互扶助的功能[23]289-291。事实上，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第10条“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以此确定家庭财产的概念，即明确家产制，但是《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规定又使得家产制成为仅有的法律概念[68]。
五、结语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7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人口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也在不断改善。所以一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都在调整。20世纪70年代，倡导“晚、稀、少”，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11月，十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一、提出“单独两孩”政策的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具有它提出的意义。政策是根据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因此每个政策都具有它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人口增长惯性趋弱，增加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出现了独生子女，包括农村也在内。原来养育小孩为了养老的传统思想也随着社保的加强而慢慢减弱。甚至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作问题等原因，出现了丁克家庭，双方忙于工作，不愿要小孩。导致了我国生育水平稳中有降，人口增长惯性趋弱。1970年我国出生人口2739万人，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净增仅669万人。
另外，劳动年龄人口供给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所以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改善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
2.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
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急剧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环境污染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其影响不言而喻。但是不仅于此。如果女性受到装修及家具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和厨房油烟污染等污染的伤害，很可能会影响到其生育健康，并影响胎儿的发育。所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两孩”，为保持生育水平总体稳定，力在必行。
3.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
由于受到“男孩才是自己的，女孩是在为别人养”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严重受到鄙视与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
对此，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0次至1.93次；如果一个家庭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4.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4.43人降至2010年的3.10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二、“单独两孩”将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每件事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再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会伴随着弊端。“单独两孩”政策亦如此。我们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给我们的公共事业、家庭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1.为公共事业带来了挑战
“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面对当今资源短缺，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原来人口基础上在增加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资源的竞争力将会剧增。对于现在还未就业的，缺乏资源的人来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压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强大竞争。
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减少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俗话说，梦想是美好的，道路确是曲折的。这话一点都不假，“单独两孩”政策的提出，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愿望，可是要实施此政策却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独身子女家庭，原先领了独身子女的奖金，然而“单独两孩”政策出来后，他们也希望生第二胎。可是对于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且领了独生子女奖金的家庭，又该如何处理。给卫生和计生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和挑战。
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单独两孩政策，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对我们而言，是个不利的消息。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
原本我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今哪都还是人满为患的今天，医院排队挂号，车站购票排队，马路堵车等在原来有限的公共设施和保障的情况下，“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会给现有的公共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压力，将会给社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对家庭带来的挑战
家庭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成长环境，家庭的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可以说家庭是孩子塑造健康人格，预防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培养孩子的成本逐步提高。常听到大人说“现在的小孩，就是用钱垒起来的。”现在，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力，学历也成了面试的门槛。为了给孩子有不错的未来，很多家长从胎教就开始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幼儿园、小学、高中、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经济上就给家庭带来了压力。
如果再生第二胎，可想而知，负担至少将会增加一倍。对于两个原本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上面有四位老人，再加上两个孩子，总共要赡养和照顾六个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家庭负担有多重，除了教育外，还有生活上，吃穿住行等。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将会给多少家庭带来新的，承重负担。
二是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挑战。家庭教育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素养如何，与家教息息相关。原本就是独身子女的父母，他们小时候家里就他们一个人，习惯了对独身子女的教育。现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他们面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原本他们就是独身子女，在父母的溺爱中成长，已经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现在面对两个小孩，他们将如何教育。如果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经验来教育的话，他们将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孩奴。
‘单独两孩’政策试试的同时，面对‘4-2-2’的家庭，还应该开办家长学校，让所有家长都能到家长学校接受培训，并实行合格家长认证制度。通过培训，帮助家长掌握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提高建设文明家庭，全面提高家庭素质，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单独二孩”政策的提出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我国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成果。如今“二孩”政策，体现了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都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它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也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这一阶段的人口过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再给我们带来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弊端，对于社会与国家而言，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措施。对于家庭而言，应该理性的对待，不要盲目地跟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不要养育第二胎。作为自己的后代，我们都希望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做不到，提供不了好的成长环境，那就选择放弃。这样不管对我们，还是对社会都是最好的交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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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方芳.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难现象应引起关注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3）.
[3]王伟.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4）.
[4]湛江中公教育网时事政治专栏.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8
时值岁末，《跨越海峡的爱情——杂志2012年专栏作品集》由台海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和台声杂志社献给两岸有情人的一份真挚而温馨的新年礼物。2012年12月22日，两家在北京台湾会馆联合举行《台声》杂志《两岸一家人》专栏专题研讨会暨新书会。《两岸一家人》专栏主人公代表、婚姻家庭专家学者、台湾嘉宾等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民政部副部长、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会长窦玉沛，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组书记、台声杂志社社长梁国扬等领导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全国副会长、《台声》杂志编委会主任杨毅周主持研讨会。
窦玉沛在讲话中说，两岸同根同祖，两岸婚姻家庭是亲上加亲。自1987年两岸民间交流恢复以来，已有33万多对两岸同胞喜结连理，每年还在以1万多对的速度增长。两岸婚姻被誉为是继两岸“三通”之后的“第四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窦玉沛说，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两岸婚姻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结婚的目的由过去谋求生存转向追求美满幸福转变；二是结婚年龄由过去的老夫少妻向婚龄般配转变；三是性别结构上，虽然仍是以大陆女性嫁台湾男性为主，但台湾女性嫁大陆男性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四是在生活方式上，结婚后女性走进家庭向走上社会转变；五是定居地点已从台湾为主，延伸至大陆更广区域。这些变化表明，两岸婚姻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高，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窦玉沛说，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是目前大陆第一家且唯一一家由与两岸婚姻家庭事务密切相关的单位及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以秉持人本理念为宗旨，以服务为先，保障两岸婚姻群体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促进两岸婚姻家庭幸福和谐，开创更美好幸福的生活。
窦玉沛说，保障两岸婚姻家庭的和谐幸福，媒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和台声杂志社在《台声》杂志上合办《两岸一家人》这个栏目，以专栏为纽带，搭建客观反映两岸婚姻家庭真实情况及相关信息的平台，建立两岸婚姻家庭交流的桥梁，开启展示两岸婚姻家庭风采的窗口，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值得鼓励。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9
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学校。因为家风虽是无形的、潜在的，但对孩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对孩子的成长既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又是孩子行为规范的“调节器”，更是陶冶孩子道德情操的天然“熔炉。”好的家风和不好的家风都会影响到后代。家风好，则人心正，父母慈，儿女孝，婆媳睦，妯娌和，子孙贤；家风不好，则父母恶，子不肖，孽孙生。美国的爱德华和珠克两个家庭，家风传至八代。爱德华是博学多才的哲学家，勤奋好学，为人严谨，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他的子孙中有13位当过大学校长，100多位教授，80多位文学家，60多位是医生，还有1人当过副总统，1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议员。而珠克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毕生玩世不恭，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他的子孙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者，400多人酗酒致残或夭亡，60多人犯过诈骗和盗窃罪，7个人是杀人犯，总之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两个家庭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代，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相濡染，相延续，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向两极发展着。所以说，家风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子女的成才与否，而且不仅是一代。
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因此，家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良好家风。
首先要言教。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翻开历史，在我国不知有多少脍炙人口、生动感人的名人家规、家训，感召来者，滋养后人，如周公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孔子的“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伯庐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及的10条家规等均是。
其次是身教。即自己以身作则，作出表率。把孩子培养成人格健全、对社会有益的有用之才，这是家长最重要的责任。古人云：父母亦师；身教重于言教。家长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左右着孩子一生的道德行为。著名翻译家傅雷教育孩子就不止于言教，更注重于身教。他在1962年给傅敏的信中说：“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我对青年人、对自己的要求，除了吃苦（肉体上，物质上的吃苦）以外，从不比党对党团员的要求低；这是你知道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而尤其是修养和品德！”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10
关键词：家庭；教育；比较
一、引言
现今，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同国家之间人才的竞争。正如我们所知，家庭是孩子成才的起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的竞争也是家庭教育能力的竞争。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不断开放，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外来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下，弊端日渐显露，因此，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直到我们独立，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母一起度过的。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担负着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期望，是整个未来世界的主人。父母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是否关心孩子的发展方向，都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一个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一定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能成功地支撑起自己家庭的人。”正如中国儒家学说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国家兴亡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英国思想家JohnLocke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也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三、家庭教育成效的比较
美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家庭事务，他们逐渐就拥有了市场经济思维，十八岁之后他们就独立于父母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做兼职挣钱来支付他们额外的开支。从那些实践活动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促销方面的管理经验以及如何与顾客交流，知道了金钱的来之不易，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中国，孩子们是家庭的中心。孩子们养成了许多坏习惯，正如中国的一句常言所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虽然在考试分数方面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做得好一些，但是中国的孩子，被动地处理问题，依赖他人，社交能力差，责任感差。这些性格特点从大体上而言，与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有关。
四、家庭教育进程的比较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家庭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就像学校教育，它有自己的目的，内容和方式。
1.教育目的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适应多样化的环境，教孩子们如何在社会上独立生存。这种期望不是那么的高。它不是无形的幻想，而是实际存在的，容易把握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追求高文凭，令人羡慕的职业之类的物质方面的收获。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支配下，孩子们也提升了自我决定意识和自信能力。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更趋向于把孩子培养成材，希望他们有前途，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集中精力于学业方面的学习，还有孩子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艺术培训。最终，创造性被制约，这个上天赐予的天赋被扼杀在摇篮里。
2.教育内容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注重孩子们在体格，认知，语言，情操方面的协调发展。例如，当家长去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喜欢带上孩子，刺激孩子对新事物的求知欲。让孩子们接受环境的熏陶。在情操方面，他们引导孩子认知音乐，油画，舞蹈，文化，跟他们一起去博物馆，文化展览馆，鼓励他们参加创造性的活动，使他们感受自然，发现奥秘。
虽然中国家庭教育的内容也划分为四个方面：德育、智育、体育和美学，但是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智力却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在体育方面，父母总是更关注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不让孩子遭遇疾病，危险。在智力方面，他们买很多有教育价值的书，然后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及算术技巧。当孩子们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父母又趋向于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买大量的课外练习册以帮助他们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分数。在审美观方面，越来越多的父母已经意识到特殊技能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窝蜂似地把儿子，女儿送到画画班，舞蹈学校或者请家教教孩子学乐器。一方面，这种做法忽视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这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开支。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两个国家对智力的不同理解。当孩子们回到家了，中国的父母总是问：“你今天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了吗？”或“你今天得了多少分啦？”然而，美国家长问的是：“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问题呀？”或“今天的课有趣吗？”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在美国民主的教育方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孩子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家庭事务。父母鼓励孩子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允许他们不接受自己说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理解。父母是孩子的朋友，能和孩子平等地交流，不仅仅是向孩子学习一些东西，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孩子们的隐私也完全受到保护，不经允许家长不会进入孩子的房间，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孩子们的社交活动。
在中国，孩子们几乎没有发言权。家长认为家庭事务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应该做的就是遵从家规，顺从于父母的意愿。家长似乎是家庭中的权威，于是代沟也易于产生。孩子总是感觉父母不可理解。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很多交流障碍，家长把一切都归结于社会环境与孩子成长之间日益增长的复杂化。根据福州教育学院心理健康委员会对1664个学生家庭的调查数据，偶然的交流占31.4%，有意的交流占2.7%。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家庭占77%，孩子上三四年级的家庭占60%，孩子上五，六年级的家庭占的比例不到50%。
这份调查也证明了许多家长与孩子交流感到很焦虑这个事实。其中，46.1%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更成熟了，14.2%的家长认为很无助，13.2%的家长认为他们无言，6%的家长认为很难跟孩子交流，61.4%的家长感到很安心、舒适、高兴。这对发展孩子的好习惯、性格、青春期健康心理都很不好。孩子们的自由总受到家长的侵犯。例如，他们的书包、日记总是被父母搜查。
五、产生不同家庭教育的原因分析
同样是在现代社会，同样是十分关注家庭教育，为何这两个国家仍然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显著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原因：
1.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地域却简短历史的国家，的确，它只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大约五千万人移居到这个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于是其它国家开玩笑地称它是“融炉”。由于这种多样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能很容易地接受新想法和新文化，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发展的空间相对更大了。
相反地，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被许多传统和习惯所限制。特别是封建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以至于保守的、自闭的想法在文化观念中占大多数。
2.经济体制
美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更多的机会，更少的生存压力，美国拥有一种比较完善的雇佣体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人们不必一生都从事一种职业，由于那些因素，美国人有更广泛的选择工作的余地。在找工作方面他们也很开放。他们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能生存，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们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有像上海、北京、大连那样的大都市，但有许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上。中国处于一个学历优先的社会，生存压力非常大，人们把所有的生活都寄托在工作上，找工作的范围非常窄。家长认为学习上的成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追求一生稳定的好方法，也是理想生活的必需。因此，他们的教育中心就是孩子们的成就。
3.不同的价值取向
美国人珍视他们自己的个性，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他们注重个人利益，拥护个人发展和自我认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根据这种价值，父母倾向于把孩子和他们自己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孩子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父母对自己意愿、兴趣爱好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推崇地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在中国的哲学中，个人价值服从于整体利益，父母丢弃了自我感，重视孩子的“自我”。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生活的未来。他们往往为自己的子女设计现在和将来。
4.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国人是理性化的。美国家庭用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对待孩子，培养孩子的义务和其它的社会义务一样。相反，中国人崇尚道德，家教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孩子的义务是整个家庭而不是社会的。
六、结论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在保持我们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平等和民主，在教育内容上把知识和实践归于同等位置。我们应该更有助于建立孩子们的自我信任和独立，开发他们的潜能以更适宜于我们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
常言道：“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国更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为祖国的花朵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肯定要从家庭开始！
参考文献
[1]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2]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刊社，2003.